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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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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爱免费视频一区二区三区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意见。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湖南巡抚(省委书记)端方、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徐世昌、商部右丞(商务部副部长)绍英带着大清国的希望走入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道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随从打扮的人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那人答道:泽公爷(载泽)府里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我是新进府的!说话间,此人已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背向卫兵的一转身间,他的手悄然摸进怀中,眼角余光飞快地捕捉到了五大臣的座位。正当此人欲掏出怀中的撞针式炸弹时,不料恰逢火车的机车与车厢挂接,车身被撞得猝然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抛掷已自动引爆,轰然一声巨响,弹片与血肉横飞,紧靠着他的三名仆役亦被炸死。五大臣因距之较远,仅绍英伤势较重,徐世昌受轻伤,其他人基本安然无恙。这个“随从”,当然就是北方暗杀团分舵主吴樾。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时国人都认为,清朝目前颇有起色,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改革,就还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而吴樾和陈独秀是坚决的推倒重来主义者,对,就是革命派。他们显然不想让清朝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决定阻止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后虽说少不了军警出动,全城鸡飞狗跳。但吴樾单枪匹马,又粉身碎骨,从何查起?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案。不过,吴樾的小算盘在把阴谋当盐吃的慈禧眼里根本就算不上计谋。慈禧很清楚这起刺杀案背后的玄机,她把受伤的绍英和徐世昌换了下来,又凑齐五大臣,按照原计划出发。别了,科举制袁世凯在忙着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同时,也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1905年,袁世凯的对头王文韶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身体老化,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退休。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文韶的滚蛋,是一个废除科举的好机会。没有恋栈科举的王文韶带头阻挠,一个连政体都舍得改造的慈禧还会畏惧废除科举吗?袁世凯深信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废除科举的人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尘土!1905年9月2日,袁世凯把张之洞、端方等名气很高的封疆大吏拉上自己的战船,联合上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袁世凯领衔主演,张之洞、端方等黄金配角搭戏,一群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摆出一副不废科举就要亡国的架势,慈禧哪好意思不认真对待,哪好意思不给面子。同日,慈禧下诏,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传承一千三百年、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日子吧!也记住袁世凯的努力!随后,袁大官人再接再厉,宣布在直隶省内,女子可以读书。从此,女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读书识字。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袁大官人如春风般温暖的关怀下,于1906年正式成立。很可惜,学堂成立后没有什么生源,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儿或女人抛头露面,风言风语的多丢脸!袁大官人有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劝解,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终于答应入学读书,为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在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家眷的广告效应下,众多家庭纷纷丢下脸面包袱,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送入学校学习。一年多以后,学校的生源终于稳定了下来。像邓颖超、郭隆珍、刘清扬、许广平等著名人士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成立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说明袁世凯本人对女性还是十分尊重的,说他积极宣扬女权、是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也不为过,可算是我国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自己的行为不太说得过去:一妻九妾。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三位是妓女。如此看来,袁世凯同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官僚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管理理念。不管如何,到现在为止,袁世凯依然是神勇与智慧并存,他有勇气,并且善于发现机会,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方向!第十三章孙中山“劫赌款”

                      广州大劫案

                      1905年是精彩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再接着讲第三件大事,不过这第三件大事是由一场劫案引发的。时间回到十年前……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在广州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管制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头条新闻。这起“劫案”是横跨境内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干的,巡警逮捕了四十多名案犯。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解释一下,“闱姓”是一种彩票,清末盛行于两广,是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一种赌博活动。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打探到彩票发行当局已积攒票款数百万,所以就想打劫赌资,进攻彩票当局所在地——广州西关(今荔湾)。其中主犯杨衢云在香港招了五百人马,分批进入广州城。幕后主使孙文在广州找了三处地方安排他们居住……本定初九(重阳节当天)动手,但人手没有到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就被巡警捉拿破案。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案”,而是武装暴动,即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不过谭钟麟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赌款劫案,他有两个理由:一来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这几百万的赌款去的,目标明确;二来这帮人大都是绿林好汉,来自江湖,是有案底的,说他们这么快就转变成了革命党,有点不太让人信服。朝廷对这起劫案中涉案人员的看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劫案中又见到了久违的孙中山。说句实话,孙中山选择的暴动时机不可谓不妙。年初,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清国朝野震动,谁有心思注意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动静?所以,孙中山才决定“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为他的同志们形迹可疑,被巡警发现,因而彻底失败。这一次,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陆皓东被捕就义。但陆皓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日后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标志。认真说起来,革命早期的起事失败一般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消息泄露。不知道是他们中间有叛徒,还是民众心向大清,又或是他们太高调了。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队伍不太好管理,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中人。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不守时,才给了谭钟麟一个机会。下面就来说一说在这起劫案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林好汉们。黑道风云200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此处要谈的江湖,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名字,或许看过《鹿鼎记》的人会有一些印象——“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的暗语、武功高强的总舵主陈近南、混上了堂主位置的韦小宝……没错,它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天地会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大概出现于清初,或许是因为要反清复明,又或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正就冒出了这么个强力的黑社会武装组织。还好,这一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很强。虽说清朝统治者一向很心虚,总觉得自己是塞外小族,人少力量小,对于有反心的非法组织总是坚决取缔。可惜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中央集权还做得不到位,能力有限,手脚伸不到最基层的乡村去,而乡间的实际当权者——乡绅们又对这种破坏性不大的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天地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死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歼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在极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的挑唆下,一有机会,还真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越扛越红,比如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都有他们的影子。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曾国藩,作为晚清帝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居然也为天地会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前文说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懂得进退的谨慎之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很担心受慈禧猜忌,于是主动裁减自己的嫡系——湘军,除部分人员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但曾国藩没有料到,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因此大量湘军只好散落民间,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越发壮大了。家大业大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三合会”、“青帮(清帮)”、“哥老会”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致公堂”、“三点会”、“小刀会”、“匕首会”之类的小分支也是数不胜数。其实无论是三合会或是青帮、或是哥老会,乃至于那些小帮会,仍属于天地会这个大系统。只是各个地方的帮会再也没有了统属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是谁都不买谁的账,各做各的龙头大爷,只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力量太分散,打出去的力量就不够强。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天地会一系的帮会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强度永远战胜广度,就如同找到一个富矿来挖,远比在各个贫矿中这儿挖一块、那儿挖一点强得多。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机会又来了。清末,随着一系列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仅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分摊下来的赔款也让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人们对清朝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这时,一些精英人士站了出来,四处倡言革命,不过这些精英人士的声势虽大,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三无”书生:无权、无钱、无兵。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便成了精英人士唯一的选择。自然,联合现成的反清力量——天地会系统,便摆上了他们的工作日程。毕竟帮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最重要的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力量很好、很强大。岳王会扛把子陈独秀曾经对青帮做过一次调查。他说:青帮是上海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团体,无孔不入,他们老头子(首领)的命令效力强过官府,上海的秩序安宁也操控在他们的手里……上海只有三百万的人口,青帮会众却在五十万以上。幸好,从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政治家们的口才一向很好。以孙中山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搞定帮会还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公开加入了海外华侨组织的天地会分支致公堂,黄兴也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至于蒋介石,虽然只是青帮的普通成员,但他有当龙头的兄弟陈其美、老师黄金荣罩着。自从革命与帮会产生了亲密关系,帮会就有了特别的称呼“会党”。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在武装起义时能冲锋破敌,真是尽其所能,不过会党也有它的劣根性——破坏强于建设。不知道孙中山他们能不能把会党打造成一支铁血之师?孙中山的小宇宙爆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亡了!逃亡是革命党人的必修课程,试问谁人不跑路,谁人不在路上跑?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家们就在路上奔跑。不过这一次,孙中山的逃亡历程应该会很艰辛。慈禧很重视孙中山的这次造反行动,老太太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我要活剐了他!因此,她派出了大批暗探跟踪追捕,并通报所有驻外使馆缉拿孙中山。因为害怕大伙出工不出力,据说老太太还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追缉的力度挺大,孙中山的逃亡之路自然很艰辛,基本上成了环球旅行。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孙中山,逃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日本,还好那时出国没有签证之类的麻烦,去日本甚至比回广东老家还方便。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竟是为了逃命。但他并未在日本多待,随即转往美国。1896年秋天又逃到了英国伦敦。这一逃就绕了地球大半圈。说到这里,就要谈一谈孙先生身上最伟大的特质——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在所不惜。孙先生实在是把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发挥到了极致。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一歇,考察一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找一找救国真理,顺便筹点活动经费。没想到,尽职尽责的朝廷密探早已经盯上了他。在他到达英国之后的第十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就被逮住了,关在清朝驻英大使馆。细节决定成败,孙中山的生命本该就此结束,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他:他信仰基督教,每天都要抽空做祷告。使馆里的两个仆人:一个叫科尔的男仆,一个叫贺维夫人的女仆,恰好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这二位偶然发现了孙中山的这个习惯。看在孙中山同是皈依上帝的分上,帮了孙中山一个忙:把孙中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康德黎收到消息之后,不仅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把此事通知了伦敦新闻媒体。这个康德黎先生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利用舆论导向制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出面解决此事。事情就像康德黎预料的那样,一时之间,伦敦报界大肆报道孙中山蒙难事件,用词触目惊心,比如“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革命者被诱拘于伦敦”……在媒体的刻意炒作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清朝驻英大使释放了孙中山。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又呼吸到了伦敦自由的空气。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等待采访的记者一拥而上,而他则被簇拥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记者随答随写,其疾如飞……当时,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名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他伦敦脱险的新闻。这还不算完,孙中山还出了一本英文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inLondon)。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事件是孙中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要说之前的孙先生,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乱臣贼子”,可是借此机会,他不仅争取到了国际友人、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同情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正名了!从此,“孙文”这两个字传遍世界,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国际政治巨星孙中山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过都不如名人效应光环的包装。1897年,惊心动魄的伦敦事件结束后,孙中山载誉来到了日本,因为好兄弟陈少白、郑仕良也在这里。与一年前来日的恓惶无助相比,他这一次的心情毫无疑问要轻松得多。孙中山预感到,这一次也许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日本安定后不久,有两个日本人带着1897年度世界畅销大作《伦敦蒙难记》找上门来。孙中山比较吃惊,心想:你们是哪一路英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还好这两个日本人迅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我们叫宫崎寅藏、平山周,在看过《伦敦蒙难记》之后,非常佩服您的人格魅力与革命情操,希望能追随您为革命效力。既然是革命友人,孙中山自然是非常欢迎,自此三人结为好友。随后在他们的介绍下,又有两个叫犬养毅、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加入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爱爱免费视频一区二区三区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做个好人吧。只消看着我好了。我已经十七天没合眼了。”“去床上行吗?”“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吧。没人看着,我就不想睡。”“在地上?”可是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像个孩子。吉姬站起身,四下张望着厨房,慢慢地吞咽着蛋糕。至少此时此刻这儿没有死人。灵柩车的响声变低了,然后便滑走了。这座贪官豪宅的每一英寸道出的都是恐惧而不是成就。房子的外形活生生像个弹头,曲线在北端聚成一点,那里原先安排的是客厅和餐室。那个贪官大概相信他的追踪者会从北边来,因为一层客厅和餐室的所有窗户都排列得很紧凑,如同瞭望孔。南端的两个房间带有他的设计痕迹:一个超大的厨房和一间供他做富人游戏的房间。从两间屋子都看不到什么室外的景色,但宅邸的两个进口有一个开在厨房。一条游廊从北端绕过弹头的尖端,沿着外墙一直延伸,经主要入口,直抵弹头平直的底部——南端的开放部分。除去几间卧室之外,人们在宅子里看不到日出,也没有观赏日落的最佳点。因此,光线总是会误导人。那人准是预计在他的堡垒里会有很多聚众狂欢的时间:八间卧室,两大间浴室,一间和整个底层面积相同的地下贮藏室。他想让他的客人们尽情享乐,连住多日也不想离开。他在款待客人方面下的功夫和他本人一样既无才智又无情趣——主要靠饮食、纵欲和玩闹。经过两年遮遮掩掩的修建,在他正如自己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的警官逮捕之前,总算召集了一次骄奢淫逸的聚会。在出席他这次空前绝后的聚会的客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后来参与逮捕他的行动的执法官。当这座豪宅以出售的方式捐赠给教会时,四位任教习的修女住了进来,她们一丝不苟地取消了反映他兴致的明显装置,却无法掩盖他的恐惧心理。那封闭式的易守难攻的“后部”,那突出的用来瞭望的“尖端”,那由什么妖魔雕像(那个妖魔造型被修女们当即搬走了)残存的爪子护卫的入口门洞。一扇快要散架的厨房门是留下的唯一容易坏损的遗存。吉姬把有限的食物尽量填满肚子之后,便在宅邸中溜达,此时,那醉酒的女人仍然躺在地板上沉睡。吉姬立刻看出了那些改动:餐室变成了教室;客厅变成了祈祷室;游戏室变成了办公室——还有台球和球棍,但没有了球台。随后她发现了修女们尚未完成的变更痕迹。从过道天花板垂下的枝状大烛台都是裸女造型,缠在藤上的发卷原本是贴到脸上的,已经被除去了。前厅里一层层的绘画中剥落出给可爱小婴儿喂奶的画面。乳头状的门把手。堆在壁橱里的印刷画中,穿着旧时衣服的流浪汉们半裸着,一边喝酒,一边互相逗闹。地下室楼梯下有几尊裸体雕像,其中的一两尊是维纳斯。她甚至还找到了从水池和龙头上拆下来的黄铜制男性生殖器造型,这些东西被扔到了一个盛木屑的箱子里。看来,修女们尽管对那些金属件的露骨很反感,但对其材料还是珍惜的。吉姬摆弄着那些物件,按照设计,转动睾丸便会从阴茎中流出水来。她吸了最后一口大麻烟卷,便把烟头放在游戏室里一个雪花石膏制的阴道里。她想象着,男人们大概挺高兴在这种样式的烟灰缸里掸雪茄,或许把雪茄放在上面,不用看也知道,那燃着的烟头产生的烟灰会慢慢形成一个精巧的形状。她避开那些卧室,因为不知道哪一间是那个死人的,但是当她使用其中一个卫生间时,却看到如厕的行为总会在某一面镜子中映现出来。这些牢固地嵌进墙砖的镜子,大多已被涂上了油漆。低下头去验看撑着浴缸的美人鱼形的支脚,她注意到由地砖围着的一块厚木板上装着把手。她能够伸手够到并且抬起那把手,却推不动厚木板。她突然又感到饥饿难忍,便返回厨房吃东西,并且照那女人要求的去做:做个好人,看着她睡觉——因为那女人如同一个古代因药力产生幻觉的人那样生怕独自醒来。她吃完了通心粉、一些火腿和另一块蛋糕,这时地板上睡着的那女人动了动,坐起了身子。她用双手捧着脸待了一会儿,然后才揉起眼睛来。“感觉好些了吗?”吉姬问她。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了墨镜,戴上。“没有。不过总算歇了一会儿。”“唉,那就是好些了。”那女人站起来。“我想是吧。谢谢你——谢谢你待在这儿。”“没什么。宿醉是挺难受的。我叫吉姬。谁死了?”“一个爱的人。”那女人说,“我有两个,她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噢,对不起,”吉姬说,“他把她运到哪儿去?就是灵柩车里的那个人。”“远着哪。到一个为她命名的湖那儿去。棒极了。是她要这样的。”“这儿还住着谁?这么些吃的东西不是你做的吧,嗯?”那女人在一个深平底锅中放上水,摇摇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吉姬吉姬吉姬吉姬吉姬。这是青蛙叫的声音。你妈给你起的什么名字?”“她吗?她给我起了她自己的名字。”(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那是……”“格蕾丝。”“格蕾丝。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吗?”没有。根本没有。若是曾经有一天早晨,仁慈和好运逃之夭夭,优雅(格蕾丝原文为Grace,意为“优雅”。)本身可能还得保持。然而优雅又从何而来,来得有多快呢?在察觉到和随之跟过去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空间,优雅到底能不能够溜过去呢?是那个把胸部像浅盘里两个烤蛋糕一样献上的沮丧女人,把那男孩眼中的兴奋劲全部吸引过去了。吉姬看着他想尽量不去凝视,然而一次次都失败了。他说他名叫K.D.,说话时一个劲儿欣赏她的脸蛋和胸口衣服的开口处。对方这种劲头是她所期待的,此时在心中浮现并激起快乐——通常都是如此。但她想起一小时之前醒来时看到的那幅画,当即就了无情绪了。吉姬不愿睡在刚刚死过人的二楼,便在由游戏室改装成的办公室里挑了一张皮沙发。由于没有窗户,又指望不上不再有的电灯光,这间屋子倒有利于长时间地沉睡。她一上午都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午后,可屋里仍然昏暗,比她入睡时也亮不了多少。在她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蚀刻版画,前一天她在宅子里四处巡视时竟然没有看到。此刻,借着从过道里透进来的微弱光亮,那幅画隐隐约约地进入了她的视线。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满脸颓丧的表情,一双眼睛透出乞求的神色,伸出的双臂捧着一只浅盘,那是她奉给一位爵爷的贡品。吉姬踮着脚尖走过去,凑近细看那个面孔上似乎写着“我放弃了”的女人是何许人。在镀金画框的一个小嵌板上镌着“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字样。吉姬笑了——铜制的男性生殖器在箱子里,奶头样的布丁却暴露在盘子里——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因此,当她前一天在镇上见到的那个小伙子把汽车停在厨房门附近并按响喇叭时,她对他的兴趣已经到了厌烦的边缘了。她站在门洞里,边吃涂了果酱的面包,边听他说话,并看着他眼中的斗争。他的笑容很可爱,嗓音也很动人。“我在这一带开着车子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儿。我想你或许还没走。”“谁告诉你的?”“一个朋友。呃,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你指的是那个开灵柩车的人?”“噢,唔。说你改了主意,不去火车站了。”“这地方消息传得倒挺快的,尽管别的事都慢慢腾腾。”“我们可以随便走走。想乘车兜兜风吗?你想多快就能多快。”吉姬舔掉拇指和食指上的果酱。她向左边的菜圃看过去,觉得瞅见了远处有金属闪烁,或许是一面镜子的反光,又像是州警的墨镜。“给我一分钟,”她说,“我要换件衣服。”在游戏室里,她穿上了一条黄色的裙子,上身是一件深红色的衬衣。然后她查了一下她的占星表,把她的东西(和几件纪念品)塞进背包,上车后把包扔到后座上。“嗨,”K.D.说,“我们只是兜一小圈。”“好吧,”她答道,“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还会改变主意。”他们在蓝天下行驶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吉姬乘火车或长途汽车时并没有好好观赏过风景。在她看来,外面没什么风景可言。不过坐在英帕拉车里高速行驶,更像是乘DC-10飞机巡航,除去天空再无其他——不可忽视的、专门定制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天空。也说不上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呼吸,而且所有的眼神都意味深长。“这裙子是我见过最短的。”他又绽出了那可爱的笑容。“迷你的,”吉姬说,“在现实世界里,叫作迷你裙。”“穿这种裙子,是不是招人盯着你?”“盯着。开着车追好几英里。造成撞车事故。说话犯傻。”“你一定喜欢这样。想想也是,穿这种短裙的目的就是如此嘛。”“你介绍你的衣服,我会介绍我的。比如说,你在哪儿买的那条裤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没有。听着,你要是想抬杠,就把我拉回去。”“不。不,我不想抬杠,我只想……兜风。”“是吗?开多快?”“告诉过你了,尽我所能。”“开多久?”“你想多久就多久。”“多远?”“一路。”米基说,沙漠中那对情侣挺狂热。他说,你从任何角度看去,他们都背衬着天,动啊,动啊。吉姬想,骗子,不是这片天。这里的天比什么都大,包括一个用托盘盛着她乳房的妇女。玛维斯把车驶进靠近厨房的车道时,刹车踩得太猛,她的包从座位上滑落到了仪表盘下面。坐在园中红椅上的人是全裸的。她看不到那人被帽子遮住的脸,不过知道没戴墨镜。她离开刚刚一个月,后面的三个星期都等不及要回来了。她自忖,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母亲。是康妮。在刹车的吱吱声中,阳光中的人动也不动。只是在她关上凯迪拉克的车门时,那人才坐直身子,把帽子向后一推。玛维斯叫着“康妮!康妮?”,匆匆跑向园子边缘。“你到底是谁?康妮在哪儿?”那赤裸的女孩打了个哈欠,捋了下刘海。“玛维斯?”她问。玛维斯知道人家认识她,至少还跟她说了话,心里松了口气,便压低声音说:“你这副模样在这外面干吗?康妮到哪儿去了?”“什么模样?她在屋里。”“你没穿衣服!”“是啊。那又怎样?你想抽烟吗?”“她们知道吗?”玛维斯的目光瞥向房子。“女士,”吉姬说,“你是在看以前从没见过或你没有的东西呢,还是你是个穿衣癖或什么?”“你来啦。”康妮朝玛维斯大张着手臂走下台阶,“我想念你。”她们拥抱着,玛维斯听到了那女人抵着自己胸口的心跳。“她是谁,康妮?她的衣服呢?”“噢,那是小格蕾丝。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来的。”“去世了?什么时候?”“到今天已经七天了。七天。”“可我带来了东西。全都在车里呢。”“没用了。反正对她是没用了。我的心都碎了,如今你回来了,我有些想做饭了。”“你们一直没吃东西?”玛维斯向吉姬冷冷地扫了一眼。“吃过一点。葬礼食品。不过现在我要做些新鲜饭菜了。”“东西有的是,”吉姬说,“我们简直碰都没碰——”“你把衣服穿上!”“你亲亲我的屁股!”“去穿吧,格蕾丝,”康妮说,“去,像个好姑娘的样子。你穿上衣服,我们照样喜欢你。”“她听说过日光浴吗?”“现在快去。”吉姬走时,轮换着两颊让玛维斯亲吻,十分夸张。“她是从什么石头底下爬出来的?”玛维斯问道。“嘘,”康妮说,“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她的。”玛维斯心想,没门儿。根本没门儿。母亲走了,但康妮还好。我在这儿快三年了,这栋房子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不是她。她们除去没有互相打耳光,什么都做了,最后连耳光也打了。而推迟这一不可避免事情发生的是被遗弃的爱,以及一个穿着过于紧身的衣服的少女敲纱门。“你们得帮帮我,”她说,“非帮不可。我被人强奸了,何况现在都快到八月份了。”只有一部分话是真的。西尼卡有什么东西在玻璃窗上抓抚。又是一声。多薇转过身来俯卧着,每次听到那声响都不肯向窗外看。那不是他。他从不在夜间回来。她故意让脑子去想日常琐事。明天做什么晚饭呢?摘园子里的豌豆没什么意思。用罐头装的就可以了。斯图亚特的嘴里没有一颗味蕾能够分辨出差别来。他的腮帮子里填了二十年的“蓝孩”,先是让他的口味狭窄到只喜欢吃辛辣的,后来干脆一味只吃胡椒了。他们结婚时,多薇就确信自己的烹调手艺满足不了丈夫,人们都知道他比他的双胞胎兄弟迪克挑剔多了。哥俩打仗回来之后,就想吃南方的家乡饭,三年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夸大了猪油使饼干变得比雪还白的可能性和玉米粥中酸涩的奶酪所起的作用。他们退伍回家之后,迪克嘬着猪骨髓,或嘎吱嘎吱地咬碎鸡骨头,心满意足地哼着,可是斯图亚特却记得一切都不一样。难道丁香料不该浸到肉里面,而不只是蘸在外面吗?至于炸鸡块——不该放点儿维达利亚或西班牙洋葱吗?出嫁那天,多薇面朝花卉图案墙纸、背对窗户站着,这样她姐姐索恩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多薇提着她衬裙的褶边,索恩则拽着缝口。衣裙轻微摆动,使得她的腿后直发痒,但她坚持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无论在黑文还是全世界都没有长筒丝袜,但结婚时光着腿显然是对上帝和仪式的大不敬。“我估计他在餐桌边不会满意的。”多薇对她姐姐说。“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他总是夸奖我的烹饪手艺,但随后就建议下次该怎么改进。”“别动,多薇。”“迪克不这么对你吧,嗯?”“不这样。他的挑剔在别处。不过,我要是你,就不担心。只要他在床上满意,饭菜就算不了什么了。”接着她们哈哈大笑起来,索恩不得不把缝口重新弄一遍。如今,一九四九年时隐现的难处已经被烟草解决了。她用的是园中新鲜的豌豆还是罐头装的豌豆已经没有关系了。女修道院的胡椒辣得像地狱之火,成了她做菜不可缺少的调料。种植豌豆的麻烦也就不存在了。在罐头装的豌豆中加一茶匙白糖和一块黄油就挺不错的,因为他在菜上撒的紫黑色胡椒把清淡的口味一扫而光了。晚熟的南瓜就是一例。这些天的夜里,每当多薇·摩根想到她丈夫,想起的几乎总是和他失去的东西相关。他的口味是她惦记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与他(以及所有鲁比人)的看法相反,斯图亚特获得的越多,损失的也就越明显。斯图亚特于一九五八年以最高价出售牛群,而在全州教堂文书的竞选中失败,原因是他公开蔑视在俄克拉荷马城中药房里静坐示威的学生。他甚至还写了一封充满憎恨的信给那些组织学生的妇女。他的立场并未使她吃惊,因为早在十年前他就叫瑟古德·马歇尔(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08-1993),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此前曾任总检察长。)为“具有煽动性的黑人”,为的是后者在诺曼处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种族隔离投诉一事。一九六二年,牧场上钻天然气井达一万英尺,他的腰包由此填满,他们的土地却缩小成一个玩具牧场,而他也损失了作为美景的树木。他过早地谢顶,味蕾也不那么灵敏了。小损失终于造成大难:一九六四年他四十岁的时候,仙女的诅咒成真,夫妻俩获知他们都不会有孩子了。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用他的话说,他已经在马斯科吉的房地产交易中“发财”了,多薇也不必奇怪他现在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损失,因为他已经在有关大炉灶灶口上所写词句的争斗上输给了米斯纳牧师一场。多薇心想,一场争论部分由一些小人物的谈论推动:每家屋门后面调皮或惹麻烦的年轻人。阿涅特从学校回家后不肯下床。哈珀·朱里家的男孩米努斯自越南回来后每个周末都喝得醉醺醺。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不见踪影。杰夫的妻子斯维蒂为没人开的玩笑笑了又笑。K.D.和住在女修道院的那姑娘一起厮混。更不消说其余一些人的顶嘴、板脸和公然挑衅了——他们想把大炉灶命名为“如此这般的地方”,并已经确定上面原先的词句是什么,惹得斯图亚特和迪克勃然大怒。多薇曾经和她姐姐(也是妯娌)谈过这事,也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安娜·弗拉德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积聚了足够多的钱财,就可以理解最富有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K.D.的婚姻如此热衷的原因。反正帕特是这么看的。不过,这九个完整家庭的姓氏后面,她都记下了自己挑选的小记号:8-R。这是煤矿最深层八层石头的简略名称。这些黑人肤色蓝黑,身材高大而优雅,他们清澈的眼睛毫不流露对那些不像他们这些八层石头的人的真正看法。就是那些曾经住在路易斯安那的人的后裔,那块土地开始属法国,后来属西班牙,后来又属法国,后来被卖给杰斐逊,最后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他们始终住在那地方,说的是由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混在一起的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是那些在南北战争之后,尽管白人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留在路易斯安那充当佃农去干活,却蔑视和躲避白人的黑人的后裔。就是那些德高望重者的后裔,他们有三个孩子被选进州立法机构和县办公室:在未经法律程序也没有劣迹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无缘无故地被逐出政府时,拒不相信他们所猜测的是导致他们找不到别的脑力工作的真正原因。几乎所有被逐出或请出办公室(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佐治亚)的黑人在一八七五年的清洗之后,找到了虽然影响较小但还算白领工作的活计。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的黑人以街道清扫工的职业终其一生。可是他们(撒迦利亚·摩根和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在路易斯安那,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在密西西比)却沦为赤贫阶层,成为农工。在重建一个国家的五年辉煌岁月之后,是十五年祈求在棉田、伐木场或稻田干汗流浃背的辛苦活的生涯。他们大概猜疑过但没敢说出口,他们不幸之不幸就在于他们有别于同种黑人的唯一特征:八层石头。在一八九○年,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一百二十年了。于是他们便分别背负着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以及他们腐蚀不掉的价值,走上了“出逃”的道路。他们从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走到俄克拉荷马,来到了他们仔细地叠在鞋里或塞进帽檐里的广告上描述的地方,结果却是被轰走。这一次他们总算彻底清醒了:他们十代以来始终相信,他们力求弥合的分界线处于自由与奴隶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通常,但并非总是:白人与黑人。如今他们总算看到了一个新的区分:浅肤色和黑肤色。噢,他们原先就知道,在白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区分,但他们以前从未想到,这会在黑人中间产生后果,严重的后果。严重到他们的女儿在当新娘时会被别人回避,他们的儿子成了挑剩下的,有色人种被人看见与他们的姐妹交往会感到尴尬。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族纯净的标志反倒成了污点。那种分裂让撒迦利亚感到惊悸,是因为他相信那样会掏空他们,而如今已成为更加危险的邪恶,因为如果他们分裂,并被不是纯种的人轻视,那么,如同死亡一样确定无疑的是,前十代人定会搅扰他们子孙的安宁,永不停息。帕特确信,当八层石头的后代男性恰如撒迦利亚所担心的,确实分散了,进了军队,也就此一了百了了。应该一了百了嘛。他们称作“不承认”的拒绝,无异于一次灼伤,到一九四九年其疤痕该不痛不痒了吧?噢,不然。那些在那场大战中幸存的人一回到家乡,马上看到了黑文变成的样子,听到了其他黑人士兵被割掉睾丸的事件,以及勋章被红脖们(对美国南方农民的贬损称呼。)和南部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方政权。)的子孙们从胸前扯下的例子——认为这就是“不承认”的续篇。简直就像看到一支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厌战的士兵们!不欢迎你们回家!于是他们再次行动。恰如当年的跋涉者在第一次遭到冷拒之后绝不再找另一个黑人居住区一样,这一代人不参加组织,不进行城市战斗。他们巩固了八层石头的血统,并如以往一般高傲地进一步向西迁徙。新一代的父辈:迪肯·摩根、斯图亚特·摩根、威廉·卡托、爱斯·弗拉德、阿伦·普尔、内森·杜波列斯、摩斯·杜波列斯、阿诺德·弗利特伍德、奥西·比彻姆、哈珀·朱里、萨金特·波森、约翰·西赖特、爱德华·桑兹和帕特的父亲罗杰·贝斯特——他是第一个破坏了血统规矩的人。没人承认他的存在,是在密西西比那伙人注意并记住“不承认”来自浅色皮肤黑人之时被承认的人。蓝眼睛或灰眼睛的黄褐色皮肤的人,穿着优质西装。不过,如故事所说,他们心地善良。给过他们食物和毯子,为他们凑过钱,但在拒不让八层石头再多歇一夜这一点上却是毫不动摇。故事接着说,撒迦利亚·摩根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禁止妇女吃那些食物。朱普·卡托把毯子留在了帐篷里,上面整齐地堆着他们凑下的三美元九美分。但索恩说,她奶奶塞列斯特·布莱克霍斯偷偷溜回去,拿了吃的(但是没动那钱),又悄悄把吃的传给她妹妹萨莉·布莱克霍斯、比蒂·卡托和普蕾斯·康普顿,再分给孩子们。规矩就这么立下了,并且默默地历经悸动的生活,因为人们从不提起它,只在撒迦利亚铸在大炉灶上的词句中有所暗示。不仅仅是一个规矩,还是一个谜:“当心他皱起的眉毛。”句中的“你”(被视为)这个呼语,不是对信仰者的命令,而是对不承认他们的那些人的威胁。他一定是花费了数月的心思才想出了那句话——不过如此——有着多重含义:显示严厉,敦促遵从上帝,却狡黠地不明指不言自明的代词,也不特指皱眉可能会引起什么后果或者这后果发生在谁身上。因此米斯纳组织的那帮十几岁少年想把它改成“是他皱起的眉毛”,其实比他们更具洞察力。瞧瞧他们对米努斯都做了些什么吧:强迫他退回或送还他带回家来结婚的女人,那个从弗吉尼亚来的沙色头发的漂亮姑娘。米努斯失去了(或者被迫放弃了)他为她买下的房子,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尽管他们都把他周末酗酒归咎于他对越南战场的记忆,尽管在让他给他们理发时拿他取笑,但帕特知道绝望中的爱是什么样子,这是她亲眼看到的。她相信她曾经在米努斯的眼睛里,也在她父亲的眼睛里看见过,那被他生意上的冒险可怜地掩盖着。帕特在翻过K.D.的那些页之前,在页边空白处草草写下:“有人打了阿涅特。据乡亲们说,是女修道院的女人吧?要不,就像人们缄口不语所表明的,是K.D.打的?”随后,她拿起了记载罗杰·贝斯特情况的档案。内封上的标注是:罗杰·贝斯特娶狄利亚为妻她写道:“爸爸,他们不恨我们,因为妈妈是你的第一位顾客。他们恨我们,是因为她的模样像南方穷白人,而且注定会有像我这样白人长相的孩子。尽管我嫁给了比利·卡托,一个像你、像他们一样的八层石头,我却把肤色传给了我的女儿。你和大家都知道会是这样的。注意看看,许多与西赖特家的男孩结婚的桑兹家的女孩,多么在意要他们的孩子一定要与别的八层石头家庭成婚。我们是第一批看得出来的肤色突变的人,但还有与肤色无关的看不出来的东西。我知道所有相恋的男女都愿意有教士主持的婚姻,而且许多人办到了。但也另有许多人采用的是费尔里·杜波列斯所谓的“接收”办法。一个年轻的寡妇可能接收一个单身汉的住房。一个丧偶的光棍可能询问一个朋友或远亲,他能不能接收一个没什么指望的年轻姑娘。就像比利的家庭。他母亲弗恩生于布莱克霍斯家,被他外祖母的叔叔奥古斯特·卡托接收了。或者换句话说,比利的母亲成了她自己叔祖父的妻子。或者也可以说:我丈夫的父亲奥古斯特·卡托也是他外祖母(比蒂·卡托·布莱克霍斯)的叔叔,因此也就是比利的曾叔祖父。(比蒂·卡托的父亲斯特尔·卡托接收了一个叫奥尼斯蒂·琼斯的女人。应该是她坚持要给她女儿命名为弗伦德希普,听到那孩子后来一直叫比蒂大概很生气。)由于比蒂·卡托嫁给了彼得·布莱克霍斯,而她女儿弗恩·布莱克霍斯又成了比蒂叔叔的妻子,而且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比利·卡托的外祖父——唉,你能看出血缘规矩出的问题了。我知道,乱了辈分,何况,奥古斯特·卡托在接收小弗恩·布莱克霍斯时已经是老人了。要是没有布莱克霍斯家点头,他是绝对娶不成这门亲的。而如果他因为婚外配偶而名声不佳,或者接收这种方式不仅令人不满,还可能造成彻底驱逐,让私通双方打点行囊离开也是活该的话,他也是绝对得不到点头的。伊坦·布莱克霍斯——德拉姆最小的弟弟——和一个叫索拉丝的女人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可以通过他的姓氏来解释家族谱系),而米努斯的母亲玛莎·斯通的案例(尽管哈珀·朱里说不准他认为他妻子跟谁好而背叛了他)则被坚信是如此。所以奥古斯特·卡托不受诱惑或不想在两家之外去寻亲,便向托马斯和彼得·布莱克霍斯兄弟俩提亲,要娶彼得的女儿弗恩。很可能是由于他的高龄,她只有一个孩子,即我的丈夫比利。不过,布莱克霍斯的血统存在着,这就使我女儿比莉·狄利亚成了索恩和多薇的第五代表妹?因为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托马斯·布莱克霍斯和萨莉·布莱克霍斯的兄弟,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正是索恩和多薇的父亲。好了,萨莉·布莱克霍斯嫁给了阿伦·普尔,并有了十三个孩子。阿伦本准备给其中一个取名叫迪普,可是萨莉刚好犯了一阵病,于是阿伦就以别人想不到的更可怜的幽默,给他取了迪帕的名字。(“迪普”原文为Deep,意为“深的”,“迪帕”原文为Deeper,意为“更深的”。)十三个孩子中另有两个是比莉·狄利亚所爱恋的,其中的不对劲不仅在于数量和血统规矩,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帕特在最后几个字下面画了线,然后便写下了她母亲的名字,也在下面画了线,并用一个心形圈起来,继续写道:“妇女们真的尝试过了,妈妈。她们当真试过了。凯特的母亲凯瑟琳·朱里,你记得她的,还有费尔里·杜波列斯(她去世了),以及娄恩、多薇·摩根和查理蒂·弗拉德。但当年她们谁也不会开车。你大概相信,她们内心深处是恨你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说不定没有一个人呢,因为她们请求男人们到女修道院去求助。我听说过她们所做的。多薇·摩根边哭边出去找人,挨家挨户地找:凯瑟琳的丈夫哈珀·朱里,查理蒂的丈夫爱斯·弗拉德,萨金特·波森(那个无知的黑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姓是皮尔森呢)。所有的借口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哪怕他们的妻子请求他们,他们也会找到借口,因为他们看不起你,妈妈,我知道。而且他们也鄙视爸爸娶了个没有姓的妻子,没有亲人的妻子,长着阳光般肤色的妻子,有损种族的妻子。两个接生婆都遇到了麻烦(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孩子的腿朝下呢),而她们只想在女修道院找到一个修女。费尔里小姐说,她们当中有个人曾经在医院工作过。凯瑟琳·朱里到索恩家去看迪克在不在。他不在家,倒是多薇在。是多薇去了西赖特家,又到了弗利特伍德家。去了步行可到的每一家。摩斯·杜波列斯住得很远。内森(他会跨上“硬货”,飞驰到耶稣那儿去求救的)也是。斯图亚特、普尔、桑兹和别的人家也是。最后他们得到了普立安牧师的同意。但在他把鞋带系好时,已经太迟了。费尔里小姐从你的床边跑到普立安家,隔着门大声叫嚷——她累得敲不动门,气得不想进屋——并且说:‘你可以把鞋再脱掉,牧师!还可以把你的布道袍备好,这样你就来得及赴葬礼了!’说罢她就从那儿走了。“爸爸回来前,大家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尸体能存放多久,而不管有没有父亲、有没有丈夫,你们俩都得下葬。但爸爸第二天回来了。来不及像样地守灵了。于是你就成了他的第一件工作,而且也是他做得很出色的工作。你很漂亮。臂弯里抱着婴儿。你准是挺为他骄傲的。“他没有埋怨别人,只是责怪自己,为的是出席殡葬学习毕业典礼一事。我们曾经争论过,他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些八层石头不愿意带个白人进镇子,也不肯开车出镇到一个白人家里求援;可以说,他们对你的白皮肤恨之入骨,想出了各种不能去的理由。爸爸说了很多,说不只是一个妇女死于生产。我说,谁呢?那位母亲不是一个人死的,还有一个婴儿:要是女孩,你们打算给她取名弗斯汀;要是男孩,就按爸爸大哥的名字叫理查德。婴儿也死了。那是个女孩,妈妈。弗斯汀。我的小妹妹。我们本该一起长大的。帕特丽莎和弗斯汀。也许肤色太浅了,但我们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了。我们会结伴。我没有姑姑或叔叔,记得吧,因为爸爸的兄弟姐妹全都死于他们所说的支原体肺炎,但实际上那应该是一九一九年的流行性感冒。所以,我嫁给比利·卡托,一方面因为他长得漂亮,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使我开心,还(主要地?)因为他有卡托家和布莱克霍斯家黑夜一般的皮肤,以及布莱克霍斯家笔直的头发。就像索恩和多薇的头发一样,还像伊斯特和斯考特的一样。可惜他死了,比利死了,我便带上我的浅肤色但不是白肤色的婴儿,搬回到你的漂亮小房子,房后就是殡仪馆和你的墓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教着孩子,他们跟别人一样,用爸爸的姓氏称呼我为贝斯特小姐,我叫帕特·卡托的短短日子就此结束了。”她的这些话早已写满了那页纸的背面,于是就换了张新纸,继续写下去:“我还可以告诉你,除去你和K.D.的母亲,住在鲁比的人都还健在。请注意我说的是住在鲁比的人。他们当真骄傲地相信他们有福气,这全是因为在一九五三年以后,人全都死在欧洲、朝鲜或镇子以外的什么地方。连斯维蒂的孩子们也都还活着,而上帝知道,他们本来没理由活下来的。嘿,这事虽然听起来荒唐,我却相信这种永生的要求是这个镇子与爸爸的殡葬生意格格不入之处。因为他只能干等着人在战场上阵亡,或者死在女修道院那边或在别处发生的事故中,除此之外,他的汽车只能用做急救车而不会充当灵柩车。(比利死的时候,除去‘影响’没什么可埋葬的,那还包括一枚金戒指,扭曲得无法伸进一根手指。)他们认为爸爸理应遭到非难,因为他率先破坏了血统规矩,而他们若是为了阻止爸爸成功就拒绝死亡,对此我也认为不是不可能。事实上,阵亡事件和发生在其他镇子的死亡事故(费尔里小姐死于回黑文的路上;爱斯·弗拉德死于丹比的医院,但葬在黑文)就是爸爸接下的所有的活,可远远不够。急救车的活儿也不多,所以我就努力工作,让他相信,镇上为我教书付的钱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他不必以他的股份向迪克的银行借款,也应该忘了加油站这一切。”帕特把两手叠在脑后,靠到椅子上,心里琢磨着,当更多的人像内森或娄恩一样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那时,她父亲的手艺会不会派上用场?或者,他们会不会做他们走出路易斯安那后在路上做的事?一倒下便就地埋了。也许他们是对的?死神是不是被拒于鲁比之外呢?帕特丽莎此时已经累了,想要睡觉,但她一时还不能不去想狄利亚的事。“从天上到这里,妈妈,有很长一段路呢。你和我,妈妈,身处那些瘦得皮包骨、皮肤黑得发蓝的人当中,无论他们还是他们的妻子都不看你长长的棕发,你有蜜色亮斑的眼睛。爸爸和你说过没有,不必担心你的头,那没问题?记得他们怎样需要你吧,利用你到商店去买日用品或是一听奶,而他们却挤在店外墙角处躲着?那是你的肤色唯一可以利用的长处。别的场合都只能惹麻烦。提醒他们黑文何以存在,一座新镇子何以建起来取代它。白人制定的‘一滴血法’(1910年被列入田纳西州法律,规定任何人身上只要流有一滴黑人血液即被视为黑人。),如果没人告诉你它的存在,你根本不知道如何遵循。我们开车穿过一座镇子或者有警车在附近时,爸爸就让我们从座位上下来,趴到车子的地板上,因为对一个陌生人讲你是有色人种是没用的,说你是他太太只能更倒霉。索恩或多薇也是新娘子的时候,跟你有过女人间的谈话吗?你觉得你又怀孕了,她们也怀孕了,你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

                        目前她有办法分辨的不同自我。她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这确实是她写的。卡伦用3张黄色横纹活页纸写下她对这些“他我”的描述,字迹干净整齐,很有条理。克莱尔(7岁,女孩)喜欢玩游戏。不会绑鞋带。喜欢巧克力牛奶。需要拥抱。怕黑。霍尔顿偶尔会安慰她。霍尔顿(34岁,男性)很懂得保护、安慰别人。帮忙藏匿“坏脾气”。负责决策。身材高壮,有男子气概。左撇子。会开车,偶尔打保龄球。凯瑟琳(34岁,女性)个性实际有效率,负责调解纷争。喜欢看书,热爱古典音乐、歌剧。吹竖笛。帮卡伦3安排邀约。卡伦博(21个月大,女婴)爱哭。不会说英文,但能说极有限的匈牙利语。非常痛苦,没精打采,悲伤,不能走路。朱莉(13岁,女孩)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腿。畏惧男人,害怕看见血。有人抽烟便无法呼吸。不能走路。坏脾气(年纪不详,男性?)坏脾气讨厌大家。身上总是有割伤、淤伤、刺伤。讨厌窝在女人的身体里。若卡伦3化妆、穿漂亮衣服,坏脾气就会伤害她。经常处罚、欺负别人。若卡伦3说出宗教虐待的事,坏脾气也会处罚她。西德尼(5岁,男孩)喜欢找乐子,偷东西,唬人、骗人。爱哭。常害卡伦2和卡伦3被丈夫找麻烦。受过虐待。桑迪(18岁,女孩)有暴食症的问题。常吃垃圾食物。视力不好,常盯着窗外,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有自杀倾向。爱花钱却无力偿付。常害卡伦3惹上麻烦。安静、忧伤。卡伦1(10岁,女孩)极为敏感,个性害羞。就读圣克里斯托弗天主学校。受虐儿。不想长大。经常剧烈头疼。讨厌父亲和母亲。孤单。害怕噪音。讨厌粗鲁或爱开玩笑的人,讨厌圆点花样,讨厌椰子。总是遮盖自己的胸部。卡伦2(21岁,女性)念过大学,兼职当秘书。嫁给乔希,育有两个小孩:詹姆斯和莎拉。没有痛苦,不会头痛。天生快乐,热爱人群。好妻子。卡伦3(30岁,女性)接受贝尔医生的心理治疗。沮丧,有自杀倾向。经常头痛。莎拉出生后才觉醒。所以来找我的是卡伦3!凭着这几张不起眼的小纸条,许多谜题都解开了。现在,我知道卡伦身上至少有11个可彼此区别的独立人格——有些人称其为“分身”。他们有名字,年纪不同,不仅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每个分身的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此外,由于克莱尔的信,卡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分裂的内在,也越来越熟悉其运作方式,所以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她讨论了。过去4年来——更确切地说,是卡伦这一辈子——这套内在系统一直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持续运作,因此连我也骗过去了。我知道她有“分离”的症状,也知道某些行为表现很可能起因于多重人格障碍,但我们不像现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当时缺乏细节的补充。现在,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内在了。我相当感兴趣,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这很重要,否则卡伦会起戒心,或者她会为了取悦我而继续配合演出。我得保持镇定。无论她如何表现,我都要敞开胸怀接纳她。这真是一趟心灵冒险旅程!1993年12月,卡伦告诉我,她越来越花心思观察其他部分的自我了。她开始转述内在发生的事件给我听。“你的意思是,你看得见他们?”我问。“勉勉强强,”卡伦指着眼前的空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听得见他们说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嗯,克莱尔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卡伦说,“一个叫霍尔顿的在照顾她。如果霍尔顿被克莱尔绊住,他就没法儿开车,只好换另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控制局面,弄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卡伦想了一会儿,眼睛往左上方看。“礼拜一我们一整天都在转换身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碰见一位妇人,我不认识她,但她却很自然地跟我说话,显然已经认识我好多年了。我只能假设她应该是我某个分身的朋友。我们来到一家店,西德尼偷了一件圣诞饰品,凯瑟琳帮他付钱。真是累死人了。”我注意到她常用“我们”而非“我”,似乎现在她比较倾向从“集合体”的角度看待自己。“我体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爱和关注——渴望有人摸摸他们,不带恶意地拥抱他们。”最后这一句听来像是对我的请求,要我“触碰她,拥抱她”,但我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从莎拉与詹姆斯身上体验这种接触与拥抱吗?”我问。“我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克莱尔什么也感觉不到,”卡伦说。她不打算轻易放过我,我想。“你跟你丈夫身体接触时,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丈夫娶的是另一个部分的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得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但我想鼓励她继续观察其他分身的活动。“假如你能多了解其他分身的生活,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我还不太了解他们,”她说,“但我感觉其中几个相当熟悉我身上的所有角色。也许你根本不应该找我谈。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生命里的过客。”尽管卡伦认为她身上有其他更适合跟我对谈的角色,我还是把卡伦3视为治疗对象。然而,我也没有任何依据足以判断卡伦3是不是最具主导性、最原始的人格,因为我只认识卡伦3。※※※※1993年最后一次诊疗时(适逢我休假前),卡伦给我一封霍尔顿写的信。这封信字迹圆润工整,但有些颤抖。我想起霍尔顿是左撇子,所以我猜信是卡伦用左手写的。亲爱的贝尔医生:麻烦你帮我应付这些孩子。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些孩子需要你的程度远大于他们需要我的程度。可能的话,是否能告诉他们你休假时打算做什么?里头真是一团乱。克莱尔哭个不停,西德尼老是偷一些小玩意儿,卡伦2一直在开空头支票,朱莉和卡伦1频频闹自杀,“坏脾气”不断企图说服卡伦3把我们通通给杀了。宝宝在睡觉。凯瑟琳和卡伦2尽可能置身事外、保持镇定。家里的圣诞装饰都是卡伦2弄的,她也把卡伦1和卡伦3买给大家的礼物都包好了。我出来只是为了做决定,开车,试着不让大家惹上麻烦。你能帮我吗?霍尔顿我不确定该怎么回复。我该怎么做?该怎么传达我的回答?我能帮上什么忙?目前我还找不到与卡伦内在人格沟通的直接通道,但照情况看来,我可能必须响应霍尔顿的要求。我把之前搜集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书籍拿出来复习,再度确认我应该直接跟卡伦的分裂人格进行接触,以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我了解理论,但理论不等于实际。目前已揭露的事实令我有些无力招架。但坚持下去似乎是继续挖掘真相、找到途径与霍尔顿沟通的唯一选择。※※※※1994年1月初,卡伦形容枯槁、满脸憔悴地出现了。她冷得发抖,快步走向座椅。她的外套单薄,无法拉拢前襟。我期待地望着她。她知道轮到她上场了。“我有好一大段时间完全空白,”她说,“我可以跟其中几个分身同时出现,尤其是凯瑟琳、桑迪和霍尔顿。亲戚来我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凯瑟琳忙着张罗、招待客人。到了晚上,我会做梦,梦中尽是发生在白天、我遗失时间时的事情。”这也许是进展,我想。但我指指她手臂上的伤口。“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卡伦告诉我,“‘坏脾气’下了最后通牒,叫大家除夕晚上都得死。我想也许跟这件事有关。”有一天,卡伦拿她父亲的病例报告给我看。我回想起她父亲虽已认罪(猥亵卡伦的侄女),但因生病而得到缓刑。报告记录她父亲治疗肝癌(不是结肠癌)的过程,不太乐观。医生认为癌症将夺走他的性命,而且就快了。卡伦仍希望她父亲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抱歉。马丁的健康状况使卡特里娜重新联络往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些曾参与虐待卡伦的暴行。卡伦开始接到怪电话。她很害怕这些人会找上她,因为她把秘密告诉我了。“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问起我娘家的姓,然后大笑挂断电话。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个了。他们吓坏我了。有人威胁我,假如我再继续找你谈,他们就要伤害我。我好害怕。我怕他们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卡伦不自在地移动身体。我怀疑那些曾虐待卡伦的人是否还活着,我猜他们大多都已过世。“你得去找弗莱厄蒂警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我建议道。“好。”卡伦离开办公室,我摇摇头。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将成为另一个让卡伦害怕来找我的理由。※※※※1994年4月20日,我正式担任医疗保险计划[3]医疗部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多年来,我一直想进入医学行政领域,想成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在我担任伊利诺伊州精神医学会主席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大约长我10岁、职场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在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他鼓励我争取这个职务,当他的工作伙伴。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再次回到学校一样;尽管工作本身不涉及精神治疗,却涵盖整个医疗领域。当他首次建议我申请时,我拒绝了。我讨厌医疗保险计划。我只知道,这个医疗保险计划不会付给医生足够的报酬。但他继续跟我沟通,感觉颇有触动。我彻夜思考,明白医疗部副主任应该是个比科主任更好的职位,于是我签字同意了。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后,我的工作并非处理病人个案,而是管理整个医疗系统。归我管辖的病人从100名变成230万人;我不曾见过这200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的工作不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制定提供医疗照顾的相关规定。这份工作带领我迈向职场生涯的下个里程碑。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每星期仅有一天半的就诊时间,只能留下几名病人——卡伦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转走病人确实令我不好受。有些人已跟我认识好些年,虽然我尽可能提早通知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关系确实有失公平。大家都很难过。我会想念我的病人。每天总有个一两次,我和病人会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刻,共同感受到一股强烈、深刻的联系与感动。在这一刻,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适应的感觉,洞悉他们长久以来被教导、被逼迫从事某些行为,进而协助他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相对的,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的好处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最新医疗技术,决定保险可涵盖或补助至何种程度,同时还得检阅各式各样的病例报告。我希望这份新工作能一直刺激我、砥砺我继续学习。※※※※卡伦仍经常毫无预兆地遗失时间。分身们的表现还算称职,大多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她的角色;但这种断断续续的人生令卡伦倍感困扰,因此我想设法跟隐藏在她体内的其他人格说话。教科书中的标准技术是催眠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尝试与病人的分裂人格沟通。我们很难说清楚催眠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催眠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相关医学研究也有上百年历史,但催眠仍无法测量,也没有诊断或测试方法可确认被催眠者正处于催眠状态。磁共振显像及正电子断层造影结果也显示,催眠和闭上眼睛运用想象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研究显示,被催眠者与未被催眠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英文单词“催眠”乃是某法国医生于1820年借希腊文单词“睡眠”创造出来的,但催眠不仅不同于睡眠,甚至跟睡眠完全扯不上关系。研究脑波图可发现,催眠中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指示上,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但也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某个更接近潜意识、平时不易触及的区域。催眠感受性可借心理学测量进行评估,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对催眠感受性更是出名的敏感;换言之,他们极易进入催眠状态。即便如此,为卡伦施行催眠仍令我焦虑;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害怕自己能力不足,不够专业。对病人而言,催眠是天赋;在治疗师眼里,催眠是艺术。催眠也将我长期维持的治疗方向完全倒转过来。从开始到现在,我总是尽可能让卡伦主导谈话内容,不影响也不干扰她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状态或反应。然而,一旦使用催眠,我必须反被动为主动,引领她度过催眠状态,并试图促使她专注于我的说话或暗示。虽然我会尽可能不给予暗示,但与以往的互动模式相比,这种改变仍颇具意义,值得注意。想到这里,我认为是尝试的时候了。我知道卡伦已准备好,我比较担心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提议先练习放松,让卡伦适应放松与回归——更深入内在,与潜意识里的自我接触。引导进入催眠状态较常用的技术是要求被催眠者想象一处安全、自在的环境,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卡伦根据童年记忆选中她的安全基地:位于前廊衣橱后方某块石膏嵌板下的管道间。有一次祖父修水管,从楼梯下打开这块小区域。卡伦说,只要躲在这里,绝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也常把宝贝娃娃、珍爱的玩具全塞进去。日后当我为她施行催眠时,此处就是我要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做得很好的。”1994年4月21日那天,我们开始了。“别担心,咱们可能得试好几次才会成功。”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我相信我能成功催眠卡伦。但我不确定的是:一旦我真的催眠她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在一点,找个舒服的姿势,”我说,“然后把眼睛闭上。”卡伦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放松。我不确定咱们俩谁比较紧张。我猜应该是我。“深呼吸……感觉你的手脚渐渐放松……再是腿和手臂……所有的压力都从你的手指脚趾流出去了……你的肩膀和脖子都放松了,你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观察卡伦的肢体语言,确认她正跟随我的指引,也确定我的指示并未超出她放松自己的能力。我缓慢轻柔地重复这些指令,看着她逐渐瘫软在椅子上。“你感觉自己深深坠入内心深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发现你在那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像是真的……你看得见颜色与纹理,一切都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这里很安全,没有人能伤害你。”我停顿了好一会儿。“你在吗?”卡伦缓缓点头。“我在,”她拖长音调含糊响应,好像在说梦话。“你看见什么了?”我问。“我看见我的两个洋娃娃,‘破烂安’和‘破烂安迪’……”“还有别的吗?”我问。“我的毯子和我的书。”我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以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开始为现在以及往后的催眠设定架构,“可是你的安全基地还有另一扇门。穿过这扇门,我们会见到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你看见门了吗?”“看见了,”卡伦缓缓说道。“你可以形容它的样子吗?”我问。“门很小,上了好多道锁,”她说。上了锁?这个有趣。“如果你愿意,你觉得你有办法把锁打开吗?”卡伦停下来,表情看起来不是很确定。“我想可以吧,”她终于说道。“等你觉得够自在了,尽管上前开锁,看看门外。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一边催眠一边编造情境,但是我得帮卡伦建构一套机制,让她能见到她的其他自我。我坐回椅子,等待卡伦完成这趟必要的任务——但也要她愿意才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我耐心等她把门打开,我的声音必须保持平静、有自信。我仿佛已等待好久好久了。“我往外看了,”卡伦说,然后又停下来。“你看见什么了吗?”“我看到几个人影。”“可以描述给我听吗?”“……不一样……身材不一样……有高有矮……小孩子?”“有几个人?”卡伦不语。她正在数吗?“11个,”她说。“还有呢?”“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男人,他很高,他说他叫霍尔顿。还有小克莱尔跟凯瑟琳。凯瑟琳很瘦,年纪比较大。有个男孩叫‘坏脾气’,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女娃。霍尔顿用手捂住‘坏脾气’的嘴。”我被发生在卡伦身上的事给迷住了。但我也注意到她有些局促不安,微微扭动,好像她越来越不舒服

                        加以笼络的。阿加皮托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将会立刻接见他。于是他们爬了一段楼梯,马基雅维里被带到了一间装饰华美的套间。套间四周镶嵌着浮雕,并且有着一座硕大的石砌壁炉。壁炉上方的雕塑是卡特琳娜·斯福查的手臂,这个无所畏惧,但不幸的女人如今做了公爵的俘虏,正被关押在罗马。壁炉炉膛里的木头正在熊熊燃烧,公爵背对着壁炉站着。房间里唯一的旁人是胡安·博尔贾,蒙里埃尔的主教,教皇亚历山大那个魁梧而狡猾的侄子。他坐在一张高背的木雕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脚尖正对着壁炉中的火光。马基雅维里朝公爵和主教弯腰行礼。公爵优雅地走向马基雅维里,握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椅子上。“书记官大人,你一路旅途劳顿,想必是又冷又乏,”他问道,“你吃过饭了吗?”“是的,阁下。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我以这样一副旅行者的装束来晋见您,实在是失礼了。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是我不想耽搁向您转达共和国方面的意见。”他于是呈上了国书。公爵略微地看了一眼之后就交给了他的首席秘书。切萨雷·博尔贾长得英俊不凡。他身高超出一般人,肩膀宽阔,胸脯结实,腰身细瘦。他一袭黑衣,更衬出他鲜艳的容貌。他右手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除此之外唯一的装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赐给他的圣·米歇尔项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经过仔细的梳理,披在肩膀上。他留着一排髭须,络腮胡子则是精心修剪为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直而精巧,浓眉之下有着一双俊秀而无畏的眼睛。他的嘴巴长得十分有形,显得十分性感。皮肤光洁,熠熠生辉。他步态庄重,但又十分优雅。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种帝王般的气息。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罗马城里普通的女人和一个肥胖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的,用无耻的贿赂手段爬上教皇宝座的西班牙神甫相结合的产物,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出众的王子才能够具备的仪表举止。“我请求贵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来见我,是因为我想了解我与贵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他斟酌着用词。马基雅维里于是开始阐述他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套说辞。公爵虽然倾听着,马基雅维里还是明白地看出,公爵将他根据执政团的旨意而释放出的善意和保证看作是一堆没有用的空话。马基雅维里讲完之后,公爵没有作声,出现了一小会的冷场。公爵往后靠在椅背上,左手抚摸着胸前的绶带。他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冷漠的口吻。“我的领地和你们的领地之间有着一条很长的边界。我有责任尽我所能保护我的领地。我十分清楚,你们的城邦对我不怀好意。你们曾经试图挑拨我与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你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一个刽子手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你们必须决定,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与我为敌。”他的声音有如音乐,轻快而不低沉。声音中有一种特质,不是尖酸,而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言辞之间透出的傲慢不逊让人很难容忍。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卑贱的仆人。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十分了解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子。“我能够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除了您的友谊之外,别无他求。”马基雅维里不温不火地回答着,“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您允许维泰洛佐侵犯我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也怀疑您的友谊是否确实真诚。”“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维泰洛佐纯粹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从您那里领取军饷,也服从您的指挥。”“那次征战开始时,我毫不知情。进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我的支援。我不会假装我为这一事变感到遗憾。相反,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佛罗伦萨人对我失信,他们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是恰当的。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时,我下命令给我的将领们,叫他们撤军。为了这件事,我把他们给得罪了,他们现在正阴谋推翻我。”马基雅维里想,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醒公爵,他之所以下令撤退部队,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下达了一个不容耽搁,不许违抗的命令。“你们咎由自取。维泰洛佐入侵你们的领地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基雅维里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如果你们没有愚蠢到拷打和处决保罗·维泰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兄弟维泰洛佐向你们寻求报复,你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并且,由于我阻止了他一路蛮干下去,他现在跟我作对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爵所说的意味着什么。佛罗伦萨对比萨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围困。但是后来局势逆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执政团将失败归因于其将领的无能。于是他们召集了两支当时服务于法国国王路易的雇佣军,两支部队分别由维泰利两兄弟,保罗和维泰洛佐率领。执政团任命保罗为总指挥。雇佣军发动了一场战斗,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正当部队要蜂拥入城之际,保罗·维泰利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说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把握比萨城会有条件地投降。虽然他这么为自己辩护,执政团确信保罗是在对他们耍手段,于是派了两个官员,表面上是去送钱给两兄弟,但实际上是要去逮捕他们。保罗·维泰利当时驻扎在卡锡纳城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位专员要求保罗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以便商讨战况。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逮捕了他。然后,他被带到佛罗伦萨,被砍了脑袋。砍头之前,保罗被用了酷刑,但是他坚拒任何罪名。“保罗·维泰利是个叛徒,”马基雅维里说道,“他通过一场公正的审判,被认定有罪。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他是否清白或有罪并不重要。将他处决则是一件莽撞的事。”“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声誉,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有力的处置。我们有必要昭示天下,佛罗伦萨还是有勇气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让他的兄弟活着?”马基雅维里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这确实是一个痛脚。“我们派了人去请维泰洛佐,准备把他带到卡锡纳。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当时卧病在床。他要求我们的人给他一些时间穿衣服,然后就设法溜了。这件事搞砸了。许多事情你得让你手下的人去完成,这些人有时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换了是你,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公爵发出一串轻快和愉悦的笑声。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芒。“当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实施时,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变得不可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错误。当维泰洛佐从你们的手指缝隙间溜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将保罗带到佛罗伦萨,将他安置在维齐奥宫中最好的套间里,而不是将他投入大牢。然后你们就应该审问他,无论有什么证据,都宣布他无罪。然后,你们应该恢复他的部队指挥权,增加他的薪水,然后授予他共和国所能授予的最高的荣誉勋章。你们应该让他相信,你们对他仍然有着完全的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将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会小心行事,以证明你们对他的信任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雇佣军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你们完全可以给维泰洛佐一笔丰厚的赏赐或待遇,让他无法拒绝。他于是会重新和他的兄弟联合,当你们成功地稳住了这兄弟俩的时候,用一点小计谋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将他们迅速地,不加审判地结果掉。”马基雅维里脸红了。“这样的欺诈行为会对我们佛罗伦萨美好的声誉造成永久的损害。”马基雅维里大声抗辩。“对付叛徒必须要用相应的欺骗手段。治理国家依靠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美德加以身体力行,而是需要依靠胆大心细和果断无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官进了房间,在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耳边说了几句话。瓦伦丁诺公爵对这个打扰有些不满。他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阁下正忙着,”阿加皮托说道,“他们得等一会儿。”“什么事情?”公爵劈头问道。“两个加斯孔战士抢掠老百姓的财物,被逮了个正着。他们连同赃物一起被带到了这里,卫兵们正看管着他们。”“让法国国王的臣民等待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公爵说着,带着浅浅的笑容。“把他们带进来。”军官走了出去。公爵转过头来对马基雅维里亲切地说:“我必须处理一件小小的公务,还请你多多包涵。”“我的时间完全由阁下支配。”“我相信你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书记官大人。”马基雅维里从公爵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我很幸运地在斯卡佩里亚地方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饭。”“我一直期望人们可以在我统治的地区安全地旅行,就像安东尼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你在这里会有机会亲眼见到,我已经除掉了那些给意大利带来灾难的,各式各样的土皇帝,并且通过明智的管理,情况大有改善,老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人们喧嚷的声音。接着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头一个是那个先前已经进来过的人,在他身后是两个男人,穿戴考究,马基雅维里猜想他们是本城的显贵人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老,另外一个则是中年。她们身旁站着一个外貌体面的老年人。不一会一个士兵进来,手里拿着一对银制烛台,另一个士兵则手里拿着一只镀银的高脚玻璃杯和两只银制的餐盘。这两名士兵穿着公爵所领导的部队的红黄两色的军装。接着,半推半拉地进来了另外两个人,双手被捆绑在身后面。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怪异服装,站在公爵的一群士兵当中,活像一对恶棍。一个是皱着眉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额头上有条青黑色的伤疤。另外一个则是面容光滑的男孩,脸色病黄,带着惊恐游移的目光。“走近些。”公爵说道。两个人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什么罪名?”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两个妇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她们的房屋,盗走了一些银器。“你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你的财产?”两个显贵男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道:“布里吉达太太是我的表亲,我很熟悉这些器皿。这些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证实了前面那个人的证词。公爵转身对那个陪着两个妇人来的老年人说:“你是谁?”“乔克莫·法布罗尼奥,阁下。我是一个银匠。这两个被抓起来的人将这些银器卖给了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福力那个城市抢来的。”“你肯定是这两个人?”“肯定,阁下。”一个军官说:“我们把乔克莫带到了加斯孔兵营,他没费多少劲就把这两个士兵指认了出来。”公爵锐利的两眼盯着银匠。“是不是这样?”“当我听说布里吉达女士的房子遭到了盗窃,她的烛台和银盘被偷了,我就起了疑心。”银匠回答道,脸色灰白,声音颤抖。“我立刻找到了伯纳尔多先生,告诉他两个加斯孔战士卖了些银器给我。”“你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责任感?”银匠一时语塞,他吓得瑟瑟发抖。“伯纳尔多大人是位执法官员,我曾经为他做过不少事情。如果这些物品是偷来的,我不想拥有它们。”“他说的是实情,阁下。”执法官伯纳尔多说道。“我去检查那些银器,一下子就把它们给认出来了。”“它们是我的,阁下。”两个女人中那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急切地叫嚷着。“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它们是我的。”“安静些。”公爵转过去注视着两个加斯孔士兵,“你们承认你们偷了这些东西吗?”“没,没有。”男孩尖叫着。“这完全是搞错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做这件事。银匠完全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把他带走。拷打他几个回合,他就招了。”男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别,别那么做。我受不了的!”“把他带走。”“我招供!”男孩喘着粗气说道。男爵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把头转向另外那个士兵。“你呢?”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士兵将头扭在一边,显出不屈的态度。“我没有偷它们。我只是拿了它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攻占了这个城市。”“说谎。你们没有攻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根据当时意大利的战争规则,如果一座城市被攻陷,士兵们可以随意抢掠,并且可以拥有他们抢到手的财物。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话,投降城市的市民要付出一笔费用,来补偿使用这些雇佣军夺取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些相关费用。一旦市民们付了钱,他们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了。这条规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使得市民们愿意投降。为了对领主的忠诚而战死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公爵宣布了他的判决。“我的命令是部队露天宿营,不许占用民宅。而且若有侵犯民众的行为,将判死刑。”他转脸对那个军官说,“在黎明时分将他们吊死在广场上。让部队了解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且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让两个士兵看守尸体直到中午,让市里面的传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一下民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领主的公正处置。”“他在讲什么?”那个年轻士兵惊恐万状地问道。因为公爵对那两个加斯孔士兵说的是法语,对那个军官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个年长一些的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听到了这个年轻士兵的问题,于是用法语重述了一下他的判决。“你们将在黎明时分被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男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下子跪了下来。“请发发慈悲,”他尖叫着。“我太年轻了,不能去死啊。我不想去死,我害怕。”“把他带走。”公爵说道。男孩被拽着站了起来,他不连贯地嘶叫着,泪水从眼睛中流出。但是另外那个,面庞由于愤怒而扭曲着,聚集起嘴里所有的唾液,用力唾在了那个男孩的脸上。两个人被推搡着出了房间。公爵扭头朝着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说:“确保给他们提供一些宗教上的安慰。如果这两个人在去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没能够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的话,我的良心会很不安的。”一丝微笑浮上他的嘴唇。首席秘书出了房间。正在兴头上的公爵,开始对着他的表弟红衣主教说话。当然,这些话也是讲给马基雅维里听的。“这两个人既是恶棍,也是蠢货。把那些在城里偷来的东西在同一个城里卖掉是一件无法宽恕的愚蠢行为。他们应该把东西藏起来,等到了一个大城市,像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然后再卖掉。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了。”此时他注意到银匠还在门边上停留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可以还给我那笔钱,阁下?我可是一个穷人啊。”“你为了那些个物品付了相应的价钱吗?”瓦伦丁诺公爵温和地问道。“我付了这些物品能值的价钱。那两个流氓要的价钱是可笑的。我必须得挣个利润才行。”“让这件事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首先确认东西来路正当,然后再把它们买下来。”“阁下,我实在是无法承担损失这么多钱啊!”“滚。”公爵粗暴地吼了一声。声音是如此地野蛮,吓得那个银匠应了一声,就迅速地退出了房间,像个受惊的兔子。瓦伦丁诺公爵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放声大笑。接着他有礼貌地转向马基雅维里。“我必须请求您多多包涵刚才的打扰。我认为有必要给予老百姓一个迅速而公正的判决。我也想让生活在我所统治的地区里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有了冤屈,可以随时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执法无私的人。”红衣主教说:“对于一个刚刚征服了一些地区,而想保有对那些地区统治的君主来说,这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你不去触动人们私下里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公爵随意地评论着。“只要你不去糟蹋他们的女人,侵犯他们的财物,他们就会很好地安于他们的命运。”马基雅维里平静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甚至带着几

                        爱爱免费视频一区二区三区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那桐官服照注208张寿蓉、张寿崇为姐弟,他们的父亲绍曾是那桐的儿子。对金鱼胡同那家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大宅门,我选择5人做了3份口述。这5人分别是那桐的孙子孙女、五服以内的堂孙女,以及这个堂孙女的亲戚蒋家姐妹注209。这就好像一颗石子入水泛起的涟漪,一波一波荡漾开去,观赏水纹的时候,如果能在看石子入水之余,也看看由它激起的整个水波动态,方才有趣。何况它的边缘,很有可能是另一波水纹的中心。注210张寿崇(1921—2002),生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其父绍曾(1892—?)一直未任过高职,与其祖父那桐共同在那家花园生活。张寿崇也在祖父家的这所花园里长大成人。在天津公学、天津新学书院读完小学、中学。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燕京大学停课后,1942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未谋职业。其间曾出资兴办福兴汽水厂,后因资金和管理问题停产,1951年转让。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这样的经历在北京市各区县政协中罕见。张先生在东城区政协工作的40年间,一直致力于保护文物、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和民族古籍等工作。1984年又积极筹办北京市第一个满文班,该班于1984年开课。张先生曾发表《那家花园话旧》《满族史料拾零》《有关满族的社团组织回顾》等文。编辑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晚年整理出版祖父那桐的日记并将日记捐赠给北京市档案馆。该日记在他去世后,是由他的子女完成捐赠仪式的。我与张先生相识于1985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上。因工作上的关系,又因我母亲与他是大学同学,于公于私都有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委拟编写民族志时,他指名令我加入,因此而往来频繁。我曾跟随他到北京香山的健锐营和大兴南苑的满族聚居区参观考察,可惜的是因各种原因,这些成果都未能发表。注211张寿蓉、张寿崇姐弟在清华园(图中牌坊上“清华园”三字为那桐所题)(张寿崇提供)张先生一直跟随祖父在那家花园长大,经历自非一般人可比。但我因为与他过于熟稔,因为总觉得会有很多与他长谈的机会而一次次地拖延,直至有一天听到他溘然长逝的消息,才意识到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也是在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了许多他生前从未与我讲过的、令我感叹唏嘘的坎坷隐忍的经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悼念,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这篇口述是本书诸篇口述中较早的一篇,本以采访张寿蓉为主,我是在张寿崇先生的陪伴下到张寿蓉女士家中做的,谈话间二人多有互相提醒互为补充之处,所以一并罗列于此。张寿蓉(以下简称蓉):我1919年出生,今年80了。我没有满族的名字,就有个小名叫“枣”,小枣。那桐是我祖父,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刚记点事儿吧,他就半身不遂了,我就记得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说话就“嘞嘞嘞”地说不清楚。我就是早起来请安去,下了学以后过去作个揖,看一眼,就出来了。张寿崇(以下简称崇):我家不算贵族,算官僚。我家的老姓是叶赫那拉,老家谱上说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我们说姓那,是因为我祖父的名字是那琴轩那桐,到我父亲就姓绍了。实际到我们这辈应该用“寿”,我家不论男女都按寿字排。姓张是民国以后改的,其实应该姓章,因为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边,叶赫那拉氏第一个出名的叫章嘉,注212我们家谱里是章嘉,后来民国时期排满,汉人里姓张的不是比姓章的普遍么,就用了这个张。蓉:我母亲家里的事就不太知道了,就知道姓奚,那阵儿最出名的,反正后来自杀的那个裕禄注213不是她大爷就是她叔叔,好像是差两辈儿,不是直系下来的。崇:好像满族有个姓是喜塔腊,所以她娘家就姓奚。其实按官位说,裕禄比我祖父高,他们哥儿仨都是大官。他们是真正的八旗,不是内务府。我们家多少是内务府后来抬旗,我祖父已经做到一品大员,当然就抬旗了。蓉: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了。我的姥爷我就没见过,他做什么官我也不知道,他庚子时候殉了,自杀了。姥姥也是我很小就病死了,那时候觉得这殉了不是什么好事,就都不提。我们也不上姥姥家去,我母亲也不常去,因为父母都没有了,就知道有一个婶儿,就是庆王的四格格,陪着慈禧的,相片里老有。她是我爷公的妹妹,从这边说是我姥姥,叫九姥姥,从那边又等于是我的姑太太。我上我母亲家去也就是去见这个九姥姥。崇:这说的就是三家儿了,四格格是我母亲娘家的婶儿,也是我三姐(指张寿蓉)结婚以后庆王府的姑太太,这三户都是一品大员。注214蓉:我祖父的前一位夫人姓赵,大概就是民人,汉人。生了四个女儿,没男孩。第二个太太就是续弦的这个,就是我祖母,姓邓,是汉军旗人,家里也是有名的,盖动物园的诚玉如那是我们的舅姥爷。注215她头一个生的是男孩,就是我父亲,跟着下边也生了四个女孩。两个都是正太太,我祖父没有姨太太。崇:我家没有姨太太,没有丫头,没有抽大烟的,所以才能延续到现在。要有就不行了,反正一抽大烟,再有姨太太,再有使唤丫头,就完了。我们家是从困境中起来的,经过一段波折,咸丰时候肃顺和柏葰相争引起的那个科场案,我曾祖父就被牵涉,所以我家就很困难,到我祖父才又起来。我祖父那时候上朝连靴子都不肯穿,先走路到那儿然后再穿靴子,生活困难到我家老姑太太在家里打带子。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家。蓉:我这八个姑姑,大姑我就没怎么见过,那时我很小。注216二姑嫁给蒙古八旗人,言菊朋他们家的。三姑嫁给皇族了。注217五姑爷是我公公,五姑就是我婆婆,那时候可以亲上加亲,姑做婆婆。六姑就是我婶,姐儿俩嫁给哥儿俩。崇:那时候庆王是总理大臣,我祖父是协理大臣,在外交上是这么一个关系,在朝里最后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一把手,一个二把手。注218我们七姑嫁给铁良家的,注219八姑嫁给杨儒,注220到俄国当钦差的,那是汉军旗。蓉:我父亲那阵儿在中国银行做个不要紧的事儿,接电话,好像接线生似的。崇:他主要是股东,董事,中国银行就是接着大清银行,一脉承下来的,我家是大股东。注221我曾祖父哥儿好几个,就都不在一块儿了,我们家三代同堂,也算大户了吧。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帝制以后变化很大。蓉:反正那些事也不让小孩儿知道,小孩儿也就是吃喝玩乐而已。那阵儿军阀打仗,是不是炸张作霖哪?我们就往外跑呗。崇:军阀混战嘛,跑过两三次。我们是天津有个家,注222北京有个家。我们家在(北京)苏州胡同也有房。苏州胡同也算是好地方,离东交民巷近,中国兵不能进,北洋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到苏州胡同就不能派兵进去了,外国兵放哨就放到苏州胡同。我们主要就这仨地儿,金鱼胡同假如说不安定了,就跑到苏州胡同,还不安定就奔天津,奔天津租界里住。我们是如此,北京这些个大户差不多也都是如此。上到溥仪,下到铁良,没有说天津没有家的,再往上肃王什么的就去大连、青岛了,摄政王也到天津去,都是这样。真正不进租界的那很少了,除非他没落了。蓉:我们小时候也跑过。乱了,没有客车了,就坐运兵的铁皮车,也钻过铁道。那时的房子也不算贵,家里有钱的主儿都买得起,就置一所,两边跑呗。解放以后就都卖了。我们家姐儿7个,4个男孩4个女孩,中间死了一个女孩,所以女孩是3个,都是一个妈生的。我大哥是属耗子的,比我大3岁。二哥现在还有,在天津,比我大一岁。一个弟弟属猪的,比我小4岁。大姐比大哥小两岁,大姐完了是二姐,我是女孩里最小的。没了的那个是我姐姐,两三岁时得传染病死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可能是虎列拉什么的。1920年那桐的全家照注223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家里就跟《春》了、《家》了那种书注224里头很像,大家庭。父母都忙自己那点事,我母亲要管理家里的事,还要出去应酬红白喜事,一天见不了两次面,早上请个安,晚上说个明儿见,一天就完了。孩子多,也管不了,生下来就雇奶妈子,吃奶妈的奶,不像现在跟父母这么近。奶妈抱走就归她了。所以奶妈是太要紧了,好像就是受她们的教育。我们管奶妈叫嬷儿,就比叫老妈子强多了,府门都叫嬷儿,谁是谁的嬷儿。长辈的用人叫“达”,是宫里的叫法。我奶妈是顺义县的,她二十几岁来的,比我母亲大一两岁吧,自己的孩子让人给看着,一年也就回去一趟,十几天。她从我小时候到我结婚,一直跟着我,那阵儿叫陪房。我结完婚以后她又给我哄了3个孩子。后来得心脏病死的。她一辈子,跟我的时候比跟她丈夫多。像我这样一直到结婚生孩子还跟着的太少了。崇:像我的奶妈就不行了,反正奶妈走了以后有看妈,老有一人跟着。蓉:我虚岁6岁就念书了。那阵儿我哥哥他们上学校,也让我去,我一听就害怕就哭,家里说那就甭去了,就在家里读私塾,请老师来。哥哥是在学校念完了还得在家里念。我那阵儿也糊里糊涂的。反正按老式规矩,9点钟上学,11点半才下课,下午一点半上学,5点下课。开蒙在北京,几年后上天津,老师也跟着。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儿念“四书”。我们头一个老师是山东人,简直就是哄小孩儿。后来的高老师学问好点儿,就教点诗什么的。还学过几天英文。我父亲三十几岁就半身不遂了,我就陪着他,也没上学也没出去,一直到结婚。崇:我们中学全在天津念的,只有暑假回北京玩儿来。蓉:我13岁就订了婚了,13岁就等于12岁,我生日又小。等了这么几年,到虚岁17岁就是现在的16岁就结婚了。我先生是庆王府毓字辈的,溥字辈完了不就是毓字辈嘛,他比我大两岁,结婚时虚岁是19岁。那阵儿都是19岁就结婚了。他1984年死的。他就是上学,完了高中毕业就工作,没上大学。先在外国公司做点事,然后就在保险公司,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照相机厂。我结婚时公公上头还有爷公呢,爷公就是庆王爷载振。崇:农工商部尚书,出使英国的那个。注225蓉:他们家那派头!原来好几个姨太太呢,死的死走的走,我结婚时就剩一个了。我公公哥儿仨,一个小的是姨太太生的,这哥儿俩是一个母亲的,就娶了我们家那俩姑姑。注226他二婶就是我六姑。那时候讲门当户对,没有悬殊太大的。我丈夫就哥儿一个,有俩妹妹,他们这支挺稀。那阵儿他们的王府还在北京,定阜大街,我结婚以后在那里住过一阵儿,还有宝座,就是皇上过去坐的那椅子,那时候就等于是一个摆设了。天津的那是住宅,老宅子很大,光地窨子就好几十间呢。注227我们在天津结的婚,他们的房和我娘家的房离得不远,就隔一条街,两处一说合就给了。他们家境那时候也挺好,清朝倒台了也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人家十分之七。还有渤海大厦。府门跟我们普通的门不一样,他们家规矩礼数特别多,丫头也特别多。咱们这儿随便磕头不是磕仨头么,他们得磕六个头。我那阵儿是个小姑娘,16岁,什么都不懂,结婚时规矩也不懂,就找懂这种事情的一个老太太,胖赵。今日的天津庆王府(定宜庄摄于2009年)崇:就好像伴娘,她就懂这个,对于两家的情况都熟,规矩礼数她全都知道,到时候就提醒新娘子: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行什么礼,儿媳妇过门早上应该什么时候请安去,晚上应该什么时候回屋,都得听那胖赵的,她都给你递话儿,等于听她导演。胖赵一肚子没有别的学问,就是这个。北京有名的府第她都去,溥仪结婚她就陪着皇后。蓉:她一递话儿呢,甭管对不对,人家也就都觉得对了。她像司仪似的,在旁边搀着你,该请安的请安,该磕头的磕头。各家她都去,你可以给她钱,找她,用一个月还是多少日子。府门的规矩,普通人家的规矩,民家的规矩,她都懂。我和我大嫂都请的她。崇:长得就像电影里的胖黑奴,嘻嘻哈哈,人非常聪明,见的也多。大家门儿,你找我也找,越来越熟,她肚子里就像有本经似的。北京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男的有女的,女的就这个胖赵是最厉害的。新娘子遇到谁捣乱,她也能给搪(搪塞)一气。她也待不了多长,也就待一个月,报酬也相当高。蓉:我结婚时还按老式规矩,坐轿子,他(指弟张寿崇)还扶着我那个轿杆儿。他和轿杆儿高矮差不了多少。注228崇:弟弟得送姐姐去,扶着轿杆儿。我就等于到我姑姑家。蓉:我婆婆就是我姑姑,多少也好点儿,怎么也有个原谅劲儿吧。不过那大家庭也够呛,磕头请安、抽烟倒茶的事特别多,还不能和他们一块儿坐,老得站着,出门也得说一声儿。虽然是姑姑也还得按规矩走。不过我那爷公对我特别好,老拿我当小孩似的,老说你下去吧,别跟这儿站着了。老头每天起得很晚,到下午三点多才起,吃饭还得递漱口水什么的。后来就好多了。第二年我就有小孩了。我4个孩子,17岁生我大女儿,我年龄太小还难产。3年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又3年以后生了第三个,俩男孩挨着。我一直也没工作,就这么样下去了。十年以后了,到1952年又有了这女儿。崇:大的变化是解放战争。天津解放和北京解放不一样,天津是战争解放,这些户在解放前已经很紧张了,国民党到处占房,这些人就都被由老宅子里撵出来,再租一间房住,我们也是这样。国民党就进驻,算是给赶出来了吧。跟着就解放了。我们家房就卖了。庆王府就没算卖,移交给共产党了。蓉:也说不清楚,房子都交了,那时候就兴这个,就像现在兴人人买,那阵儿就兴人人交。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文化大革命”。我大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十三公子袁守安,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他们离婚了。二姐夫是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后人。注229我大嫂是卓王的后裔,姐夫的哥哥叫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注230就住在什锦花园,已经没什么蒙古人样儿了。二嫂是杨儒的重孙女。我姑姑嫁的那个是庶出的,杨四老爷之子杨朗之。崇:我爱人是军机大臣世续的后人,就是保溥仪的那个世续,他家姓索勒豁金,注231属朝鲜。四弟媳是汉人,大银行家岳潜斋的女儿。注232蓉: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先要尽可能找满族,然后就是门第。那时候汉人不愿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爱爱免费视频一区二区三区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这些契约注有首领姓名、所属纳贡人数目及其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贡品数额。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页。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也许属于前封建主义的新权威。“这种权威的新的特性,看起来似乎与首领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汉族人将他们视为其部落的代表,以便为汉族社会和满族部落社会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和常规。汉族人将其视为中间人这一事实,加强了首领对其部落的权威。于是世袭原则得到强化,从而使首领家族得以永远保持其权威,而使其他部落成员永远屈居臣属地位。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部落首领发动反对外来统治的反叛。此类边疆现象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些现象在藏族历史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将其同其他地区的边疆史——例如苏格兰高地部族的历史——加以比较,将是十分有益的。”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6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89页,及其《探微集》,第4页。?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可追至猛哥帖木儿,他被元朝封为千户,奉命统治松花江地区,且世代传袭。努尔哈赤之父、祖皆被明朝拜为地方官,并曾三次随李成梁进京。薛虹:《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0—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7页。以上及下文所述细节多引自和田清:《清太祖崛起》、《明初女真》及郑天挺:《清入关前》。?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96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0—113页。?关于满族人利用婚姻联盟的问题,见郑天挺:《探微集》,第56—61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6—79页。?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分掌大权。1611年,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页。埃尔文极为轻视满族骑兵的作用,说他们在作战时只充当预备队,位于披重铠执利刃的前锋部队和披短甲执弓箭的二线部队之后。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107页。但也有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即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能凶猛地冲破明军阵地,又能迅速避开强敌。满族八旗兵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亲军,皆为满、蒙马步弓箭手,负责保卫皇帝;骁骑,皆为骑兵弓箭手;前锋,多为满、蒙马步弓箭手,也有一部分使用云梯、火枪和火炮;护军,有马步弓箭手和火枪手;步军,皆为步兵弓箭手。郑天挺:《探微集》,第173—174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18页。?关于努尔哈赤招纳蒙古部落首领的问题,见匡顿:《游牧帝国》,第282—28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4页。?弗朗兹·米切尔认为,“八旗”制度是由汉人创议建立的,而戴维·法夸尔则强调这一制度受到蒙古的影响。虽然努尔哈赤身边当时确有一位重要的汉官,名叫龚正陆,但无迹象表明是他导致了八旗制度的形成。戴维·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4页。?1621年以后,后金军队的名称皆用汉族名称,满、汉官吏的职位名称也是如此。而“旗”则是有意用来表达一种兼有军政和民政双重性质的组织。1630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引自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21页。这种旗的组织,也是将松散的女真社会置于其统治者更为直接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政治手段。一部可怕的战争和生产机器形成了,其代价是普通部落成员对汗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汗可将他们从一个贵族名下拨归另一个贵族。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4页;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5—27、58—5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2—14页;戴维·M·法夸尔:《早期满洲国家的蒙古因素与汉因素》,第12—14页。?“谙班”(amban)意为“大臣”。贝勒原指女真各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原贝勒的后嗣仍可使用贝勒头衔。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11页。?此时,满族人也懂得了世袭继承权的原则。为了检验其长子的能力,努尔哈赤于1613年将大权委托给褚英。不久,褚英诸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皇太极)奏称,褚英逼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1615年,努尔哈赤遂将褚英处死。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8页。?五大臣全是努尔哈赤穆昆的成员,包括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页。?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8—199页。1594年,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通婚。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良好。?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3页。?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1—123页。?17世纪10和20年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119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7页。?这被1605年的宽甸事件所证明。当时李成梁企图撤回满族统治区的全部汉族居民。郑天挺:《探微集》,第22—23页。中国、朝鲜和蒙古在满族文献中都被称为“固兰”(gurun),即国。除版图大小、财富多寡不同之外,它们基本上受到同等看待。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9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1—35页,1609年8月30日条。?弹劾熊廷弼的是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当时熊廷弼提出,朝中“言官”大多不切实际,以为打败夷狄易如翻掌。他强调说,边防状况实际很糟,而边将要求授权同夷狄进行随机应变的谈判,又受到言官不负责任的非难。《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5—43页,1609年9月8日条;第二八三卷,第20页,1609年12月27日条。?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页;又见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49—50页。此时,努尔哈赤确实公开承认了明朝皇帝的主权。郑天挺:《探微集》,第17页。?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就担心赫图阿拉一带粮草不足,而这一地区已经推广了精耕细作。“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明朝)人畜,何以为生?”努尔哈赤问道。1615年征服叶赫,及1618年攻占辽东,可能使其粮草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36页。迫使满族寻找新的粮草来源的压力,肯定因“小冰河时期”的异常寒冷而有所增强。在20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即1923—1954年间,黑龙江水域从11月中旬便进入封冻期,比正常年份至少提前了两周。当时黑龙江流域的无霜期只有80天(江北)到140天(江南),农作物一年一熟都很困难。17世纪,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大清满洲实录》,第196—199、201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赶忙退走。但后金军紧追不舍,张承荫说:“战也死,不战也死,不如跟他拼命,即便死了,我也是大明忠臣。”于是掉头迎战,后金军不防他杀个回马枪,许多人被杀。俄而一声鼓响,后金军万箭齐发,箭如飞蝗,张承荫死于乱箭之下。张承荫是第一个与后金作战战死的总兵。此战后努尔哈赤围攻清河,守将邹储贤坚决抵抗,千名明军炮兵用火炮杀伤后金军,后金死千余人。努尔哈赤令工兵手拿厚板挡着脑袋,冒着炮火,顶着箭雨,在城墙下挖墙根。城东北角被挖开大洞,后金军攻入。邹储贤退守城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邹储贤说:“你既然投奔了后金,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朋友情义了。你快走吧,不然我就放箭了。”邹储贤最终战死,明军万人阵亡。与此同时明朝的各路援军或遭到拦截,或畏缩观望,或中途撤退,或停滞不前,坐看清河失守。打下抚顺和清河后,努尔哈赤将一名明军俘虏割掉耳朵,让他作为信使去报信,代替自己向明朝宣战,他强硬表态:“如果明朝以为我没理,可约定日期开打,十天半个月后都行,如果觉得我占理,那么可以向我交纳布帛,息事宁人。”此时的明朝统治者宛如一个坐在马车里的孩子,他手里抓住拴在车内的两条绳子,就以为他在驾驭车辆,而实际上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车辆早已在贪官的腐蚀下报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朝的后果可想而知。抚清之战后,努尔哈赤对群臣说:“人们都说神仙和佛是善良的,然仙佛虽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为也。必勤修善行,才能与之相合。君主奉天命治理国家,修明政教,举世享太平之福,则一人有道,万国安宁,比仙佛强多了。人皆知鬼魅之邪恶,然而鬼魅虽恶,遇到阳寿未尽之人也不能加害,必须阳寿已尽,才能被鬼魅加害。如果君主无道,导致盗贼蜂起,黎民有死亡之忧,是一人失德,祸及万方,其恶甚于鬼魅。明万历帝罔念友邦,兴兵构怨,皇天震怒,万众被杀,其害与鬼魅有何异?”努尔哈赤可谓完全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发布七大恨后主动侵略大明的抚顺和清河,却说是万历兴兵来打你,脸皮的确够厚。当天,努尔哈赤还说:“从来国家之败亡,不是财用不足,都是因为骄奢淫逸所致,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国完颜亮,都是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饮,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圣训》)后世史家据此认为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事实上,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远出后人所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时,努尔哈赤曾对各位贝勒说:上天养育万物,公而无私,非者非,不以国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国小而弃之。朕观历代帝王,最初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备尝艰辛,而后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遂声闻于天而登帝位。汉高祖本来是泗县亭长,奋力于行伍间,平定祸乱,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侍辽国天祚帝,差点被杀,卒能奋志修身,收服渤海国,灭辽称帝。明太祖父母双亡,栖身佛寺,历尽艰危,终成帝业。这些都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不忍弃之。周宣王时,有童谣说:厌孤箕服,实亡周国。后来周幽王宠幸褒姒,紊乱国政,西周灭亡。秦始皇雄踞西陲,吞并海内,修长城防御边界,信方士访求神仙,自称一世二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宗招降纳叛,构兵开衅,被金国击败,父子被俘,身死于外。金国完颜亮违背天常,荒淫无道,获罪于天,最终被杀。元顺帝不畏天威,不治国政,排斥贤能,信任奸佞,致使盗贼蜂起,国祚衰亡。这些都是天厌凶德,不因为国家强大而庇护之。现在明朝君臣自恃强大,蔑视上帝(按:努尔哈赤并不信天主教哦),任意生杀,妄启边衅,助叶赫部侵略我疆土,毁坏我房屋,抢夺我庄稼,肆虐无已。朕观古今典籍,国虽大,而历数将终,则君臣庸暗,纲纪倒持,最终灭亡。国虽小,而运祚方兴,则民物繁盛,寝以昌炽。总之这些都是因为天命。现在明朝灾异屡见,君臣不务修省,终必遭天罚。纵然国大兵强,岂足以凭恃?一个人能引咎修德是上策,文过饰非则是下策。后世子孙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鉴前代之所以失,迁善改过,上合天心,则可以永享国祚!从周朝说到自己的对手明朝,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深厚的中国历史功底和汉文化造诣,这绝不是一个北方普通“蛮夷”所能达到的。但是明朝在抚清之战败后,才拿努尔哈赤当事儿,才刚知道重视这个可怕的对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万历皇帝派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兵分四路,共十二万大军(此外还有叶赫部和朝鲜各一万多人助战),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围剿努尔哈赤。出兵祭旗时那头牛可能是牛魔王下凡,刀捅了三次才把牛捅死,誓师大会上大将刘招孙骑马舞槊,因槊柄腐朽,槊头一下子飞了出去。誓师大会上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军心士气自然是有极大打击,其实对于这种事,关键在于因势利导,誓师大会上出问题是常事,比如武王伐纣的誓师大会,遇到大风把旗杆折为三截,正在军心浮动之时,姜子牙说:“这是天洗兵,帮我们冲掉浊气。旗杆折为三段是启示我们兵分三路。”结果周军士气大振,兵分三路攻灭纣王。如果我是杨镐,一定会说:牛被捅了三次才死预示着我军要跟努尔哈赤经过三次战役才能彻底歼灭他,槊头飞出去预示着我们在剿灭努尔哈赤的战斗中努尔哈赤的人头就会像这个槊头一样飞出去。这样一说,自然会士气大振。看来作为主帅,随机应变的口才也很重要。万历对于杨镐的任用可谓所托非人,杨镐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曾被日本人打得大败,临阵脱逃,可是他却谎称胜利而上奏。后来在辽东当官时他乱杀边民来冒功,被御史参奏后革职,而此番万历皇帝居然让他当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赐给他尚方宝剑,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想的。有人会说,万历皇帝昏庸无能,自然是所托非人,但在历史上万历皇帝其实被人误解很大,他堪称一代英主,绝非昏君,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说到。杨镐在出征前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给努尔哈赤。因为在杨镐看来天朝大军打努尔哈赤是没问题的,所以来了个光明正大。努尔哈赤的兵力虽然只有明军的一半,但他知道明朝的虚弱,他想戏弄下杨镐,便派人与明朝议和,他的议和条件很是奇葩,只要明朝给自己三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三千匹绸缎,自己就不跟明朝打。杨镐一看,我兵力是你的两倍,我还要给你钱,你当我傻?于是大军继续挺进,直捣努尔哈赤首都赫图阿拉。得知敌军情况后努尔哈赤有四种方案选择:(一)坚壁清野,隐藏主力。(二)负隅顽抗,死守硬拼。(三)分路抵御,各自为战。(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经过仔细权衡,决定用第四套方案,他说:“任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那么努尔哈赤是怎么对四路明军各个击破的呢?咱们一个个看。先看西路,即抚顺路。杜松是此路总指挥。他是一员虎将,经常进攻蒙古,前后百战,每战必胜。蒙古人被他打怕了,听说明朝太师最大,就叫他杜太师(明朝生前就是太师的只有张居正)。虽然如此,但他气量狭小,比如他曾跟人吵架,一气之下当了和尚,后来还俗,接着打仗。后来他吃了败仗,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了,可他感觉没消气,一赌气烧了军需库,因此被罢官。此次重新启用他,是戴罪立功。他一心想生擒努尔哈赤,因此尽管此时正下大雪,他因立功心切,令士兵冒雪前进,到了浑河,就是努尔哈赤想当年率四个人击败八百名敌军的地方,杜松脱了衣服,赤膊渡河,众将请他披甲,他说:“披着铠甲杀敌不是爷们。我从参军到现在,都不知道铠甲有多重。”于是他率军渡河,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浑河上游使河水决堤,河水暴涨,许多士兵溺死。龚念遂所部的辎重营因渡河困难,留在河对岸,杜松率军到了对岸,见有小股后金军,毫不犹豫地将其击败,后金军逃进山谷,他怕有埋伏,禁止追赶。这个山谷就是萨尔浒山谷(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杜松留一部驻守此地,自己率一部进攻萨尔浒山旁边的界藩城。努尔哈赤见状,就派长子代善率军守界藩城,自己亲率四万五千人进攻谷口的明军。两军相遇后立即开战,霎时阴云密布,天昏地暗,咫尺不辨人影。明军点起火把作战,由于平时疏于训练,许多箭镞射在柳树上,而后金军见明军点着火把,在黑暗中更为好认,于是一枚枚箭镞射向明军,明军死伤惨重。后金军乘势冲锋,刀砍斧剁,如同切菜砍瓜一样杀得明军七零八落。激战中,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异常显眼,时而挥刀乱砍,时而盘马弯弓,连斩数人,明军弓箭手瞄准皇太极射去,可皇太极盘腿跨蹬,在马背上一倒,回首射出旋身箭,把射他的弓箭手射死。随后他抡起战刀,虎虎生风,飞蛇似的箭镞还没近身,他早已左拨右撩把箭镞拨落在地,掉在地上的箭镞如秋天的高粱地,然而就是无法伤到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与萨尔浒山谷前的明军激战时,杜松赶到距界藩城不远的吉林崖,在此安营扎寨。杜松大营战车环列,挖堑壕树栅栏,外面摆放火器,后金军铺天盖地而来,明军于是施放火器,震耳欲聋的巨炮和火铳将后金先锋部队炸得血肉横飞,仰攻的后金军处于不利的地势,此时杜松忽听见身后杀声突起,原来是代善率军杀来。杜松急令后队改前队,与敌混战。双方不分胜负,杀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此时界藩城内的后金军也杀出,杜松忙令前队再改为后队迎敌。正在你死我活的拼杀时,森林中又冲出一支人马进攻杜松。杜松已腹背受敌,哪里禁得住三面夹攻。只见一支暗箭飞来,直中杜松心脏,他应声坠马而死。主帅已亡,明军更加混乱。很快,冲上来的后金骑兵便以凌厉的攻势控制了吉林崖山头,铁甲骑兵趁势冲入明军战阵,像一把利刃插入明军心脏,顿时万马奔腾,嘶鸣鼎沸,明军如波开浪裂,在驰突纵横的八旗铁骑下被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发挥了骑兵作战的全部优势,几乎在瞬间便使明军大营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战后,努尔哈赤赶来,立马山下,在凛冽的寒风中挥刀呼叫,他自己也为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激动起来。西路军全军覆没。那么这第三支部队是哪来的呢?原来是努尔哈赤干掉山谷的明军后派来的。乾隆这样说此次战斗:“我军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遂大破其众,(明军)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世祖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西路完了,下面轮到北路,也就是开原路了。北路指挥官是马林,他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文人,却当上了总兵。至于马林的作战水平,想必你已清楚,他打仗不行,但懂文学,能写诗,写得一手好字。听说杜松的下场后,马林把军队一分为二,他自己驻守尚间崖,潘宗颜驻守斐芬山,他用战车围起来挖了战壕,还有杜松的那个辎重营,统帅是龚念遂,三个营构成品字形。努尔哈赤尽管兵力是马林的三倍,但还是集中兵力先干龚念遂营。努尔哈赤率一千精骑,从龚念遂所部薄弱的一隅冲出一个缺口,随后后金军像潮水般涌入,全歼敌军。努尔哈赤在歼灭龚念遂所部后,一刻不停,继续进攻马林本部,明军发鸟枪、放巨炮迎战,后金军冒着明军的炮火猛冲,尸体堆积如山,接着两军混战厮杀,冲杀声和惨叫声组成了悲壮的交响曲。不久,明军火药用完,该后金军发飙了,后金军很快控制了明军阵地,他们的刀架在明军的脖子上了。后金军骑兵驰骋,利刃飞舞。正在激战之际,马林见势不妙,临阵脱逃,他的两个儿子死于乱军之中,群龙无首的明军更加混乱,死尸堆满了山谷,该部覆没。努尔哈赤随后把潘宗颜所部一锅端了,北路军全军覆没。北路完了,该东路了,也就是宽甸路。东路主将是刘,他参加过抗倭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打了两个。他善用刀,他的刀一百二十斤,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此外他还精于骑射。先说射,一次他让人在板上用墨乱点,他能在远处用弓箭将所有墨点处射中,再说骑,他让人牵来几十匹马,他一嗓子喊下去马都过来了,又一嗓子喊下去马都退了。不光如此,他还能喝,每次临阵都要喝酒一斗多,兴奋自己的神经。看起来刘是个猛人,然而他却缺乏一个大将最需要的品质——稳重。我始终认为稳重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最可贵品质,只有稳重才能对事务的把握恰到好处,而之所以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则因为有充分的准备,自己胸有成竹。单纯有才智的人未必能成功,而稳重则是什么时候用自己的才智,如何用自己的才智的问题。中国人对年轻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稳重。中国话里的“老练”、“老实”、“老马识途”、“老骥伏枥”,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最看重的就是稳重。此时杜松、马林全军覆没,在对另外两路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刘居然率军出发了,这岂是一个稳重的军事家所为?刘率领他的连大炮都没有的队伍继续前进,此时粮食也吃完了。他在无奈地率军前行时,一个努尔哈赤派来的假冒杜松所部的使者来了,使者传达杜松命令,让刘与他会合。刘说:“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假使者说:“我们主帅因为事情急才这么做。”“那为什么不点烽火呢?”“边塞之地点烽火不便,不如我骑马来更快。”刘这才相信,于是率军与杜松会合,走着走着,见山上有一军龙旗飘扬,他想这不是努尔哈赤吗?当即横刀跃马杀上山来,努尔哈赤派兵迎战。在刘綎的刀下许多后金军身首异处,刘想仰攻费劲,不如诱敌至山下,于是率军下山。后金军也追下来,杀得难解难分,双方都有些疲倦,只有刘越战越勇,虽两臂受伤,仍毫无惧色。忽然一支手举火把的部队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刘从火光中望去,见一杆大旗“杜”,大喜,说:“杜松来了,是天助我灭后金了。”话未毕,一将已到马前,头戴金盔,身穿铁甲,正是明将,只是刘不认识,刘刚要问对方是谁,来将问:“您是刘吗?”“是。”刘话音未落,来将手起刀落,削掉刘半边脸,砍死刘。原来是代善全歼杜松军后,得了许多盔甲,他教军士改扮明军,杀刘的人就是代善。刘死后,他那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的步兵被后金铁骑杀得片甲不留,尸体绵延数十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蔡济恭在《松山杏山之间京观累累,追忆刘都督富车战亡不禁长城一坏,胡马饮江之叹,慨然有作》中,豪气干云地表达了刘綎殉国的哀思:我有三尺芙蓉剑,我有百斛葡萄酒。剑以出匣击大荒,酒以停车洒丛莽。刘公壮略安东土,乱杀倭寇如杀狗。天半麒麟为公起,肘后都督金印绶。建酋虽骁一胡雏,泰山压卵何有乎?天不祚明公战死,官军血流边草涂。公在两间为鬼雄,鞭霆驾风慑群胡。至今京观屹相望,冤气矗天天为瘿。安知不有东征士,同葬此中啾啾呼。如今未暇为尔悲,茫茫桑海悲黄图。倚剑酹酒一悲歌,回风吹尘暗平芜。刘这一路被歼灭后,后金兵乘胜而前,杀至富察甸,遇到康应干部明军几千以及一万多朝鲜军。后金军很快杀尽了数千明军。朝鲜统帅姜弘立见势不妙,在关键时刻一咬牙,一跺脚,一捶胸,一顿足,最终决定向后金投降。二十七年前朝鲜即将亡国时大明全力相援,而今朝鲜军见死不救反而向后金投降,人格卑下,由此可见一斑。朝鲜军队投降后金后,还把战败后与大部队失散的数百明军尽数交与后金军队,真是缺德带冒烟的。明军游击将军乔一琦血战三天三夜,刚刚在朝鲜军营吃碗冷面,就被朝鲜军以刀相逼,喝令他出营向后金军投降。乔一琦大叫一声,跃身投崖而死,为国尽忠。努尔哈赤很鄙视朝鲜人的做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麦克白夫人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麦克白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群臣敢不从命。班柯鬼魂重上。麦克白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麦克白夫人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麦克白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麦克白夫人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麦克白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洛斯什么怪象,陛下?麦克白夫人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列诺克斯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麦克白夫人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麦克白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麦克白夫人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麦克白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麦克白夫人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麦克白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麦克白夫人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麦克白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第五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女巫甲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赫卡忒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⑤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女巫甲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第六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列诺克斯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贵族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醋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列诺克斯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贵族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列诺克斯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贵族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第四幕第一场山洞。中置沸釜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斑猫已经叫过三声。女巫乙刺猬已经啼了四次。女巫丙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炭火将残蛊将成,猩猩滴血蛊方凝。赫卡忒上。赫卡忒善哉尔曹功不浅,颁赏酬劳利泽遍。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女巫乙拇指怦怦动,必有恶人来;既来皆不拒,洞门敲自开。麦克白上。麦克白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众巫(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麦克白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女巫甲说。女巫乙你问吧。女巫丙我们可以回答你。女巫甲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麦克白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女巫甲母猪九子食其豚,血浇火上焰生腥;杀人恶犯上刑场,汗脂投火发凶光。众巫(合)鬼王鬼卒火中来,现形作法莫惊猜。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麦克白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女巫甲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第一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麦克白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女巫甲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第二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第二幽灵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虐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麦克白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众巫静听,不要对它说话。第三幽灵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麦克白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众巫不要追问下去了。麦克白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女巫甲出来!女巫乙出来!女巫丙出来!众巫(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如影而来,如影而去。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麦克白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女巫甲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麦克白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列诺克斯上。列诺克斯陛下有什么命令?麦克白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列诺克斯没有,陛下。麦克白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列诺克斯确实没有,陛下。麦克白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列诺克斯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麦克白逃奔英格兰去了!列诺克斯是,陛下。麦克白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第二场费辅。麦克德夫城堡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麦克德夫夫人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洛斯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麦克德夫夫人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洛斯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麦克德夫夫人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洛斯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麦克德夫夫人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洛斯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麦克德夫夫人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麦克德夫子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麦克德夫夫人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夫人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麦克德夫子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麦克德夫夫人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麦克德夫子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麦克德夫夫人嗯,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怎么叫做反贼?麦克德夫夫人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麦克德夫子凡是反贼

                        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爱爱免费视频一区二区三区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同上书,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同上。?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同上。?《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论语·述而》。?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同上书第八卷,第18页。?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俘虏的财物和牲畜后,干脆用泥土和石块堵死了大约251个山洞,把那些人全部闷死了。随后,豪格的部队转而进攻南明,但豪格很快就被调往陕西,去统治那个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巴泰,在1645年夏季继续控制了那个重要地区。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地方史讲授提纲》,第36页。关于1646和1647年以后在靠近满家洞地区的莘县的起义,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4—55页。?同上书,第68页。?见前引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9—7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1615年,准塔的父亲扈尔汉也是满族的一个部落大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2页。?同上书第十五卷,第167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0页。归德的明军总兵凌駉拒绝投降,但是多铎毕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座城市。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50页(第一五一卷,第24页)。我不知道李成栋投降的确切时间,在5月4日他还在与清军作战。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根据顾炎武的记载,刘良佐在1645年6月8日投降,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9页。?李成栋的部队很快就充当了清军进攻扬州的先锋,并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嘉定大屠杀,镇压了那里的勤王武装。据说刘良佐有10万或者更多的部队,在1645年占领整个江南过程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正是他们在以后摧毁了江阴城。刘良佐后为汉镶黄旗成员,由于他的贡献而加入贵族行列;后来他与谭泰一道为满人去征服中国南部,并因而荣任御林军官。这些高官显职以及他在1661年担任江南巡抚证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他的巨大信任,以及对他在征服战争中的汗马功劳的赞赏。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4—5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8页。在得知童氏在世的消息后,刘良佐派妻子去接她。这位妇人告诉刘太太,她今年36岁;她19年前做了宫女,生了一个叫金哥的男孩,现住在一个叫宁家庄的地方。刘夫人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并劝她丈夫相信童氏不是一个骗子。从这以后,童氏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在她所经过的城市中,官员们皆以皇室礼遇之。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在他继承父王王位之前,他曾娶了一个姓黄的女子,她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其次妃李氏,据说死在洛阳。童氏说,她妈妈曾卖过一些女人用的小物件给前福王即弘光皇帝父亲的宫女。她妈妈曾带她进宫,因而与福王年轻的嗣子发生了关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她自己没有抚养过这个儿子,但是她希望维护继黄妃和李妃之后做他合法妻子的权利。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7—168页;刘约瑟:《史可法》,第106页。?弘光称她为“妖妇”。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同上;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妃子。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11页。不过有些材料说,她最后又说她的丈夫是周王世子。她误以为就要登基的是周世子。斯特鲁弗:《南明》,第24—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1、710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又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4—225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一些传闻说,她是绝食而死的。她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2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4页。?见《明史》,第3069页。一些人因为被怀疑与童氏有关,在史可法军营中被抓了起来;但是对她的严刑审讯并没有导致太多的冤狱。?来自贵州的越其杰在因为贪污而被流放之前,曾是同知。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97页;又见《明史》,第3069页。?孔希贵、高第、王之纲都是那时投降多铎的河南地方军官的最著名事例。孔希贵曾被派往归德与金高的起义军作战。高第作了清的将军,曾受命镇压河南大顺军余部。曾在史可法手下效力的王之纲,当清军南进时正守卫着开封。他慑于敌威逃至江宁,又投降了多铎,负责平定徐州。参见《贰臣传》第六卷,第10—11、12—13页;第十卷,第25—26页。这个时期投降的河南官僚名单,见《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70页。至于陈潜夫,当南京陷落时逃走了,并跑到了绍兴投奔了鲁王,任太仆寺少卿和监军。他招募了300名战士,进入清军后方。1646年他和他的小部队被包围消灭了。他自杀而亡,时年37岁。《明史》,第311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应为85页——译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15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根据一种传闻,为了其安全,吴三桂曾把太子安排在高梦箕的父亲高起潜家。高起潜知道,南明朝廷会加害太子,准备谋杀他。他的儿子高梦箕为此很害怕,把皇子带到苏杭地区。但是,太子还是被一些人认了出来,高梦箕因而觉得最好还是把太子在世的情况上奏,以保全自己生命。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另一种说法是,高梦箕的仆人木虎在阴历腊月(1644年12月29日至1645年1月27日)从北向南的路上认出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到了高梦箕家。高梦箕曾把他悄悄送到杭州的侄子那里,但他的侄子管不住太子的傲慢、胡闹与皇族派头,高梦箕很吃惊,于是把他带到长江岸边的金华的一个隐身处。但那里的外人又很快就知道了太子的住处,因而众人喧哗不断。高梦箕除了上报年轻太子的下落外已别无选择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当他听到这个自称皇太子的人的消息时,弘光深为感动。他谈到前皇帝为社稷而死时,哽咽不止。后来他说,如果这个太子能对所有南明官僚证明他是真的,那么就迎其入宫,并把他当作弘光自己的太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刘约瑟:《史可法传》,第123页。这个故事是由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后来告诉他的看守者、禁卫军官杨时甫的。不过根据其他传闻,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告诉他的审讯者,他曾被李自成在离京后带到潼关。兵乱之中,李自成在转移途中让明太子从他手里溜掉了;随后太子被发现并被带到了吴三桂的兵营。吴三桂收留了他一段时间,但很快他担心收容明皇太子一事如被多铎发现便会引起误解。于是太子被送到一个佛寺去了,想必他又是从那里南去杭州。陆圻:《纤言》,第34—35页。徐鼒的《小腆纪传》认为,吴三桂曾要求多铎是否把太子送回北京,多铎不同意,而是命令吴三桂向西追击李自成。因此吴三桂把慈烺交给一个太监照顾,但是太子却设法跑了出去,躲入一个寺庙。见刘约瑟:《史可法》,第131页。?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4页。?同上书,第155页。是阮大铖建议马士英这样做的。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5页;顾芩:《金陵野钞》,第44—46页。太子的师傅刘正宗和李景濂问他曾在宫中何处读书,结果他误把端敬殿当成了文华殿。又问他是先阅读还是先听讲,他误答为先阅读。接下来又问他阅读后抄写哪篇文章,他说是《孝经》,而没有答《诗经》。又让他试着写些东西,他只写了10个大字,但没有写其他小楷。最后,他记不起来阅读和讲授后他们有多少次在一起搞清疑难,也记不起来上过多少门功课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3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0—11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4—129页。?这个布告见《东华录》,但是日期几乎早了两个月:顺治元年12月15日(1645年1月12日)。引自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3页。?孟森认为,这可能是满族方面的一点差错,那个证据实际上来自崇祯的另一个妃子任氏。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5页。?据张岱说,太子曾被李自成俘虏,北京失陷时他跑掉了。后来他又被大顺军抓住,但是他的真正身份没有被认出来。他被迫为他们的战马打草,做了两个月的阶下囚,后来趁卫兵警惕放松,逃到了周奎家。张岱:《石匮藏书》,第45—46页。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他身着紫衣跟随马后。当左懋第初次北使时,他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6页。?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辗转来到南京的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太子,这一说法的支持者们在这个特殊事件面前遇到了难题。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满人在故意制造假象。刘约瑟认为,清朝的最大担心是老百姓仍然相信大明光复的可能。他们知道太子已经逃往了南方,除了那些真的相信这种光复可能的人,还有更多人抱有这种希望。因此,满人故意制造了一起假案,提到了公主的眼泪,但接下来又说这个人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这样就可使自己从老百姓对他们杀戮储君的谴责中解脱出来,而同时又足以使人相信,那个冒充者其实就是太子,而他现在已经死在了北京。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在一封与他侄子的来往信件中,高梦箕提到已把太子送到了福建。于是弘光皇帝怀疑存在着一个想在更南的地方建立另一个皇权的阴谋;并且因为高梦箕是史可法的一个代理人(为他的军工厂采买硝石),史可法似乎也与之有关。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9页。?同样,据左懋第的情报,一个皇室成员告诉他,太子有一些胎记,而且小腿上有一个黑痣。但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这些足以表明身份的标记。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21页。?他声称的叔父高阳王昺,是在1567—1572年期间在位的穆宗的女婿。?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435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2—133页。?魏斐德:《清人征服江南时期中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12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页。正史的编辑者并不承认他的可信性,见《明史》,第4112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5页。关于南方太子为什么是假冒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5页。我接受孟森的权威观点,他认为北方的冒充者是真正的明太子,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0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3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7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0页,引自克劳福德:《阮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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