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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A视频免费播放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们在一起谈过你们都有什么感觉吗？煮茶治痔疮，互相偷偷地给盐舔、给铜锈吃吗？我怀比莉·狄利亚的时候特别想吃小苏打。你怀我的时候也一样吗？别的有孩子的年长妇女，比如已经有四个孩子的阿伦的老婆萨莉，给你出过主意吗？爱丽丝·普立安呢——她丈夫当时还不是牧师，但他已经听到了召唤，决定做牧师了，因此他们在还算年轻时应该有些慈悲心，有些圣洁的感情。他们是不是当即就欢迎你，还是等到大炉灶被重新安装好，或在下一年潮流回来时给你洗了礼，以便他们能够与你直接交谈，与你面面对视呢？“在那次锡安山祈祷野餐活动中爸爸对你讲过什么？就是为驻扎在田纳西基地的有色人种士兵举行的那次。你们俩是怎么弄明白对方所说的话的？他讲路易斯安那话，你说田纳西话。音乐完全不同，声音来自身体的不同部分。准是像听两个不同的作曲家记在乐谱上的抒情曲。但当你们做爱时，他一定说了我爱你而你听懂了，这也是真的，因为我看到过从那时起他眼中的绝望神色—不管他想出了什么投资生意。”帕特停下笔，揉着中指上的茧子。由于握笔太紧，她的肩和肘都疼了。她听得见穿过房门、走道对面她父亲的鼾声。像以往一样，她希望他能做个高兴的梦——能够缓解白天不快的梦，能够补足他不快乐的日子的愉快的梦。除去娶了她母亲，她想不出他还破坏了什么规矩，使他得巴结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他有一次曾向她描述从军队回来时黑文的那副样子。他说，他坐在他父亲的门廊上咳嗽，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他在为我们哭泣了。他父亲福尔顿·贝斯特和他母亲奥利夫都在屋里悲伤之极地读着他给G.I.比尔基金会填好的申请书。他想接受高等教育，好进医学院，可他又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别的全都死于流行性感冒了。他父母无法忍受去设想他再次离家外出，或者待在除去心性各方面全都会永久衰灭的镇子里。他正在前前后后地看着主街水泥路面上的裂缝时，爱斯·弗拉德和哈珀·朱里朝他走来，说是有个计划。迪克和斯图亚特·摩根有个计划。听完计划是怎么回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在战争中怀上他孩子的长着淡褐色眼睛和淡棕色头发的姑娘写了一封信。多亏他没跟他们说起我们。不然的话，他们会像后来劝阻米努斯那样不让他结婚。说不定他知道他们会反对，所以只是捎信给我们。“亲爱的狄利亚，快来吧。马上来。这是汇款单。我会有不少麻烦，让我无法心安。你们全都到来之前，我会是个疯汉……”我们到达时，他们的下巴大概都气掉了，不过除去斯图亚特，没人直接说什么。他们根本用不着说什么。奥利夫上了床。福尔顿不停地哼哼唧唧，还一个劲儿揉着膝盖。唯独斯图亚特有胆子大声说出口：“他把我们撇下的破烂捡回来了。”多薇嘘住了他。索恩也是。费尔里·杜波列斯则骂着他：“上帝不喜欢丑陋的方式。当心他也会不认可你所爱的呢。”这番话多薇一定想过很多，直到一九六四年那番咒骂变成现实。可惜她们都是些女人，她们的话是很容易被那些勇敢的好男人在上天堂的路上忽略的。他们也去了那里，最终心满意足地看着那破烂被埋葬了。反正是大多数吧。也有一些还留存着，用一种他们长辈永远达不到的智慧教育他们的子孙。帕特舔着牙，把贝斯特的资料放到一边。她挑了一个笔记本，既没做标记又没写引言，继续写下去。“她不肯听我的话。一个字也不听。她在丹比的一家诊所工作——我想是当清洁工吧，但她看上去像个助理护士，因为她必须穿制服。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的意思是说，她说她在一个好人家的房子里有一间屋子，但我不信。反正不是全信。普尔家的一个男孩——也许是他们两个——去看了她。我知道这个，是因为那家最小的女孩狄娜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哥哥指给她看了一座用圣诞老人和许多圣诞灯缀满前廊的房子。嗯，那肯定是鲁比之外的一处地方。她在说谎，而我宁可让蛇咬，也不愿意有个撒谎的孩子。我不想过分伤害她。我不知道我伤害过她。我只想制止那张撒谎的嘴，别告诉我她什么都没干。我看见他们了。三个孩子全在大炉灶的背后，她就在中间。再有就是我，在附近洗床单。”帕特放下笔，不写了，并且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把她眼见的和她怕见的隔开。床单和那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在不该有血的地方有了血，或者在该有血的地方没有血呢？那是一年多以前，她觉得一切都在她的记忆中被淡忘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间发生了打架的事件。事后，比莉·狄利亚跑掉了，在女修道院里待了两周零一天。她在上午课间回来了，当时帕特正在教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她没待一会儿就要走。母女俩说了些愤恨的丑话，可谁都不敢离对方太近，以免像以前那样由动口而动手。她和普尔家的一个男孩走了便一去不回，直到今年年初才说及她的工作，写下她的地址。从那时起，帕特见过她两次：一次在三月份，另一次在阿涅特的婚礼上，那天她既是伴娘又是女傧相，因为阿涅特没有别人可找了，而且别的姑娘也不想得到和比莉·狄利亚一起走过通道的荣幸。或者只是帕特这么想。她只出席了婚礼，没去招待会，但她在大炉灶处看到了那些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目睹了全过程，什么也没漏过她的眼睛。她看到了她们。她看到了普尔家的那些男孩，也看到了比莉·狄利亚坐下来和其中一个姑娘像老朋友似的聊天。她看到了普立安牧师、斯图亚特·摩根和那几个姑娘争论着。等她们开车走了之后，她还看到了比莉·狄利亚把她的花束扔进安娜的垃圾桶里并走开了，阿波罗和布鲁德·普尔紧随其后。比莉·狄利亚第二天就开着她自己的车走了，没和她提一句婚礼、招待会、女修道院姑娘的事或别的什么。帕特竭力想记起，那熨斗是怎么到了她手里的，又是什么话使得她抓着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通用公司生产的叫作“皇室悠闲”的电熨斗，跑上楼去，砰地打到了她女儿的头上。她这个最重温情的母亲，只差几英寸就把女儿杀死了。她这个人宠爱孩子，不仅要保护他们不彼此伤害，还要保护他们不受那些背后中伤她女儿的太心狠的家长们的伤害。她这个人曾经要求自己要理智，要态度温和，要有判断力和自尊心，这次却从楼梯上摔下来，磕得周身青肿，只得停了两天的课。她上过学，也自修过，心里很清楚人人都知道那个长着浅色皮肤、没有姓氏的女人的杂种女儿不仅可爱，而且十分有用，价值不可估量。她在努力弄清自己怎么会抄起熨斗的过程中，才明白过来，还早在比莉·狄利亚是婴儿的时候，她就多少把她当成一种责任了。她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帕特丽莎·卡托那样的淑女了。是因为当街脱掉短裤那件事吗？比莉·狄利亚当时才三岁嘛。帕特深知，她女儿若是个八层石头，他们也不会抓住那件事来对付她。他们也就是看到什么是什么——无非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做了件傻事。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但这个沉寂的夜晚，她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她是保护了比莉·狄利亚还是牺牲了她。她是不是还在继续牺牲她呢？她手中提着电熨斗跑上楼梯去揍的，是活在八层石头心目中的小姑娘，而不是她女儿。帕特舔了舔下嘴唇，尝到了咸味，不知那泪水到底是为谁而流。内森·杜波列斯，鲁比公认最老的男性，对听众表示了欢迎。他跟堂弟摩斯争论了一番每年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事，然后说西蒙·加里牧师是个更恰当的人选。但他最终还是被镇上的人说服了，因为加里牧师讲话太长，何况又不属于鲁比初创家庭，他搬来这里不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与朝鲜战争有关。内森高大结实，和蔼可亲，连斯图亚特·摩根都佩服他。他娶了埃尔德·摩根的女儿摩丝为妻。由于他们的孩子都死了，他特别爱惜别人的孩子：主持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野餐，精心指导节目排练的时候兜里揣着咳嗽糖和提神丸来救急。此刻，还带着刚跨下来的马的气味，他爬上讲台，环视着听众。他清了清喉咙，却大吃一惊：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全都想不起来了，而脱口说出的似乎适合别的场合。“我五岁的时候，”他说，“我们离开了路易斯安那；我六十五岁的时候，跳进了卡车，离开黑文来到这个新地方。我知道，要是摩丝还健在或是我们的四个孩子有一个还活着，我就不会那么做的。你们都认识我的孩子们，他们——一个不剩地——在一九二二年被龙卷风夺走了。我和摩丝在一块陌生人的小麦地里找到了他们。但我从来没后悔来到这儿。从来没有。这片土地上的蜜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的都甜。我在一些地方砍过甘蔗，地里土的味道就像甘蔗，这种土还真不少。不，我从来没后悔过一分钟。但现在我心里有伤心事，也许在我主诞生的这个季节，我会弄明白那是什么。我嗓子眼里的干渴，眼睛里存着的泪水。我知道我见识的岁月超过了上帝通常应允一个人的年限，可这种嗓子眼里的干渴是新鲜的。眼里的泪水也是。我把这情况想了一遍，我能想出来的只有我不久前做过的一个梦。”在倒数第二排，娄恩·杜波列斯挨着理查德·米斯纳坐着，米斯纳的另一边是安娜。她前倾着身子瞥了一眼安娜，想看明白她是不是也走了神。安娜莞尔一笑，但没有转头看她，于是她便靠回去，忍受着老内森又一个支离破碎的梦境。内森用手指捋着头，闭着眼，仿佛想把细节理顺。“在豆畦里向我走来的是个印第安人。沙伊安人，我相信。豆蔓嫩绿。开满了豆花。他看着豆畦，摇起头，满脸难过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糟透了，水不好；还说水多的是，可惜是臭的。我说，瞧瞧这儿，瞧瞧所有这些花，依我看就像是头等的庄稼。他说，最高的棉株不一定结最好的棉桃；再说，那些花颜色不对头，是红的。我看了一眼，确信花在变粉，然后变红。就像血滴。有点让我害怕。但我回头看时，他已经走了。花瓣又成白色的了。我琢磨着那景象就像今晚我们在这儿打算再讲一遍的故事。那表现了我们庄稼的力量，要是我们明白的话；但也可能伤了我们，要是我们不明白的话。而且会让我们沾上血污。愿上帝降福给纯净和圣洁，愿什么都不能拆散我们大家、都不能把我们从降福的主那里带离。阿门。”内森离开讲台后，在一片如果不是感激也是善意的唧咕声中，理查德·米斯纳趁机对安娜耳语了一些话，便离开了座位。他希望缓解一下刚涌起的幽闭恐惧症，自从他和三十八个人一起被关进阿拉巴马的小地牢以来还没出现过这种症状呢。当年他本人甚是狼狈，又是出汗又是恶心，那模样把他的狱友都吓坏了。那是一次无情的教训：不管他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多么急切地期待着危险的对抗，一间拥挤不堪的地牢还是能够在十多岁的少年面前毫无怜悯心地羞辱他。此刻，在这间坐得满满的校舍里感受到窒息的围攻，他就来到了帕特·贝斯特的身边，站在过道里，从门洞看着里面的演出和观众。在她身后，沿墙摆着的一张长桌子上堆放着糕点和混合甜饮料。“你好，牧师。”帕特没有回头看他，只是调整了一下站位，给他在门洞里腾出地方。“晚上好，帕特。”他边说边用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水，“在这外边感觉好一些。”“我也是。从这儿可以看清一切，而不必抻着脖子从两顶帽子中间去窥视。”他们从观众的头上看过去，这时，用高级棉布做的大幕——洗得干干净净且仔细熨过——抖动起来。一群穿着白色长袍的儿童从两页拉开的大幕之间鱼贯而出，他们一本正经的面孔和光亮无瑕的头发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只是偶尔齐膝的袜子滑落到脚踝或蝴蝶领结歪到右边，造成了点小破坏。他们向凯特·戈莱特利看了一眼，一齐吸了口气之后，便开始唱起：“噢，神圣之夜，明星闪烁……”唱到第二段时，理查德·米斯纳向帕特凑过去问：“我问你一件事没关系吧？”“没关系。说吧。”她以为他要请她捐助，因为他在筹钱的问题上一直有困难（就他希望的数量而言）。他想集资支援在诺曼被捕的四名少年的法律辩护，那几个十多岁的孩子被控犯有私藏毒品、拒捕、纵火、扰乱治安、煽动等一系列罪行，这些指控可能超出法律范畴而达到针对说“不”或想这么说的黑孩子的地步。理查德·米斯纳告诉过他的教众，他们在监狱里关了快两年了。在传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了。审判日就要确定，而需要付给律师的服务费虽然已有着落，但还要再努把力。到目前为止，理查德只收到了妇女们的捐助。妇女们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少年的母亲的痛苦，而不是她们儿子处境的不公。然而，男人们，如弗利特伍德、普立安、萨金特·波森和摩根兄弟，都始终坚决拒绝。显然，理查德没有足够审慎地阐明他的请求。他应该设立一个浪子儿孙基金，而不应仅限于政治目的。那样的话，他站在卡尔瓦里山教堂门外继续请求时，也就不会从那些一辈子摆弄枪支的男人嘴里听到“我不赞成暴力”或者“不守法的小黑鬼拿着枪又没有家教，理应关进监狱”。这话当然是斯图亚特说的。不论理查德如何一再解释他们没有枪，他们的游行也并不违法，那些男人的钱袋依然不肯打开。帕特已经想好，要是牧师直接请求，她就倾力捐助。想到他需要她的慷慨，她还是很高兴，因此当听到理查德·米斯纳脑子里想的满不是那么回事时，她不禁有些厌烦了。“我正在设法摆平普尔家的事态，而且我想，如果你不介意，我也要和比莉·狄利亚好好谈谈。今天晚上她来了吗？”帕特手托着臂肘，转过脸来看着他。“没法帮你，牧师。”“你肯定？”“我敢肯定，不管那儿发生了什么事，都同比莉·狄利亚无关。何况，她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搬到丹比去了。”她本想就此对他不客气地闭口，但提到她女儿与普尔家那些男孩的关系，她就控制不住了。“她的名字被提到了一两次。可是威斯顿·普尔不肯再跟我继续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把那个家拆散了。”“他们不喜欢打听，牧师。这是有关鲁比的事。”“我明白，但像这样的事总会不胫而走，涉及的就不只是一家人了。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事情很清楚：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就组织一个代表团来处理，使人们不致彼此反目。这都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也是解决问题的成员之一呢。”“我知道。”“这个居民区曾经像蜡一样紧密。”“仍然是这样。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不过平时他们就各顾各的了。”“你不会指的是‘我们’吧？‘我们各顾各的’？”“如果我是这个意思，你会不会要我解释一些事情？”“帕特，求你了。不要曲解我的话。我不过是想起来，《圣经》班的年轻人在谈起他们的家长时，总是说‘他们’。”“《圣经》班？更像战争班。从我听到的来看，有种军事性质。”“军事性质，也许吧。不是军队性质。”“不是黑豹党（美国的一个黑人激进组织，始创于1966年。）的幼苗吧？”“你是这么想的吗？”“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好吧，我来告诉你吧。与这里大多数乡亲不同的是，我们读报、读各色各样的书。我们坚持下来了。不错，我们讨论过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是防御。”“他们懂得其中的区别吗？”他用不着当即作答了，因为掌声和欢呼声已经响起，而且一直延续到儿童唱诗班的最后一个人消失在幕布后面。有人关掉了天花板上的灯。黑暗中全是轻轻的咳嗽声。大幕通过润滑充分的滑轮徐徐拉开。在侧灯的照明中，四个戴毡帽、穿着极肥大西装的身形站在桌边，点着特大张的钞票，身后拖着巨大的黑影。每张面孔都遮着黄白相间的面具，上面画着闪亮的眼睛和咆哮的大嘴，红得像是刚刚割破的伤口。那张桌子的前脸上贴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小旅店”。他们在招牌上方不停地数着钱，弄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衣装破烂的神圣家族排成一行走了上来，缓缓地迈着两步一并的台步走向他们。七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

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国产A视频免费播放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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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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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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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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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国产A视频免费播放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娅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唱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这两首都是情歌。当他正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窗户突然被关上了，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使马基雅维里的雅兴多少有些被搅乱，心里浮起一片疑云，怀疑是不是女仆在偷听他的歌唱，被走进来的女主人所惊动，为了不让女主人发觉她因为偷听对面房间的男人唱歌而疏忽了要做的正事，赶紧关了窗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通过精心引导的对话他发现那个被打开窗户的房间正是巴托罗缪和他年轻妻子的主卧室。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宫里。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公爵，也没有见到他的秘书们。于是他就和那些在宫里逗留，显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攀谈了起来，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闻。这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得出一个印象，这些人至少知道有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件本身暂时还是保密的。正在这时他碰巧遇见了巴托罗缪。巴托罗缪告诉他，他本来和公爵约好了见面，但是到了时候公爵又突然不能见他了。“我们在这儿是浪费时间，”马基雅维里用他那特有的、讨人喜欢的亲切态度说道，“让我们去饭店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玩纸牌，如果你下棋的话，我们可以杀上一盘。”“我喜欢下棋。”在去往金狮饭店的路上马基雅维里问他为什么今天城里面每个人都那么忙碌。“我也是没个头绪。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情况。”巴托罗缪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气恼，马基雅维里猜想他这次讲的是真话。他自视甚高，当他发现他并没有获得公爵完全信任的时候，他觉得十分丢面子。“我听说，若是公爵企图保守某个秘密，就是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了解这个秘密。”马基雅维里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和他的秘书们在一起。传令兵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外派遣。”“很明显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信使从佩鲁贾过来。”“是信使，还是一个装扮成信使的人？”巴托罗缪很快地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只是问问。”到饭店的路并不远。他们叫了一大壶酒和一副象棋。马基雅维里棋艺不错，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巴托罗缪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故意让棋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输给巴托罗缪，从中取乐。巴托罗缪豪气昂扬，于是边喝着酒，边向马基雅维里指出他哪里犯了什么失误，以及对付敌人所应该采取的策略。马基雅维里于是责备自己缺乏远见。在返回他们各自的寓所的路上巴托罗缪问道：“我岳母说她今天早晨听到在你的房子里有人唱歌。歌喉相当不错。是你还是我年轻的表亲皮埃罗？”“皮埃罗的嗓音比我好，但今天唱歌的确实是我。得知卡特琳娜夫人没有嫌弃我的努力，实在是十分荣幸。比亚乔，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经常用唱歌来打发时光。”“我的男低音唱得不错。”“皮埃罗唱男高音。我们仨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如果你不介意寒舍的简陋，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唱歌，将是我极大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顺便给我们的好朋友塞拉菲娜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对于这个巧妙地抛掷出去的鱼饵，鱼儿会咬吗？还没有看出征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一次。这将唤起我对青春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士麦那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总是歌唱个不停。”“耐心，”马基雅维里对自己喃喃自语。“耐心一些。”回到寓所，他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来，他开始玩一种叫作“耐心”的扑克游戏。他一边玩着牌，一边在脑子里翻腾着巴托罗缪告诉他的事，以及他从塞拉菲娜那里听到的情况。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执行这个计划却需要一些创造力。他越是想起奥莱莉娅，他就越是欲火中烧。一想到他有可能替巴托罗缪生个孩子，而且最好还是个巴托罗缪十分希望要的男孩，他就心痒难耐。“这种机会可不是常有的，”他思忖道，“当你在做一件好事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很明显他必须取悦卡特琳娜，因为没有她的话他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困难在于如何才能与她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以便在整个计划中获得她的支持。她是一个肉感的女人，马基雅维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心想也许他应该劝说皮埃罗和卡特琳娜上床。皮埃罗年轻，在她那样一个年纪她不可能不为此心怀感激。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让皮埃罗成为那个女仆的情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的需要。人们传说卡特琳娜年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如果有一件事马基雅维里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当一个女人自己已经丧失魅力的时候，她就开始当起鸨母来了。他想，性的本能之一就是，当一个人年事渐高，以至于性的享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时候，会以幻想身临其境而体验这种快乐。另外，她为什么要操心巴托罗缪的荣誉？奥莱莉娅能有后代也符合她本人的利益。但是那个提莫提欧神甫那边又该怎么办呢？他是他们家的一个忏悔神甫，是这一家子的朋友。也许有必要去见一下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能够派上好的用场。马基雅维里的思路被百叶窗上的一声敲打一下子打断了。他没有动，只是抬头仰望着窗户。敲窗的声音很低，而且很谨慎地又重复了一次。他走到窗口，稍稍开启了一些百叶窗。来人用低低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姓名。“费里奈利。”“请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只有我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打开了门。在夜色中他只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费里奈利，也许你还记得，就是马基雅维里抵达伊莫拉之后第二天就会面的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会计。他蜷缩在一件披肩下面，一条围巾遮住了他的面孔，他溜进了门，跟着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他在桌子旁坐下，紧紧地挨着马基雅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抬高自己的声音，只用耳语就可以和马基雅维里谈话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请讲。”“如果我透露的情况对执政团的长官有用的话，你们会给我一笔慷慨的酬谢吗？”“绝对没有问题。”“一个骑着驿站快马的信使今天到了宫里。叛乱分子相互之间终于签定了协议。他们决心与本蒂沃留一起，保卫博洛尼亚，使那些被赶下台的贵族们在他们原来的领地上重新恢复权力，并相互保证不与公爵单独讲和。他们决定招集七百名军人，一百匹快马和九千名步兵。本蒂沃留将要攻打伊莫拉，维泰洛佐和渥西尼则是预备向厄比诺进发。”“这确实是个新的情况。”马基雅维里说道。他又是高兴，又是兴奋。变幻的局势使他感到振奋，他期待这个大戏中精彩的一幕出场，想亲眼看一下公爵会如何对付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另外还有一件事。维泰洛佐和公爵暗通款曲，向公爵提出，如果他能够从公爵那里获得保证，他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在卡斯泰洛的领地的话，他可以加入公爵的阵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只需知道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了。他了解维泰洛佐。一个阴沉，多疑，情绪不定的人，极其容易发怒，也非常容易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染上的梅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性可言。谁能了解那个遭受折磨的脑袋里在谋划些什么邪恶的计划？马基雅维里于是请会计打道回府。“我能请您为我保守秘密吗，尼科洛大人？如果被人发现我向您透露了上述情况，我的小命恐怕就难保了。”“我知道。我不会宰掉一只下金蛋的鹅的。”第十三章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变得很快了。接到厄比诺造反的报告之后，公爵派了两个西班牙籍的将领，唐·乌哥·达·蒙卡达和唐·米盖尔·达·科莱拉去镇压叛乱。这两个人将部队的总部设在普哥拉和福松布朗两地，大肆抢掠周围的地区。他们攻陷城镇，屠杀了绝大部分的居民。在福松布朗，女人们将她们自己和孩子们投入河中以逃避士兵们的暴行。公爵把马基雅维里召来，用一种十足的幽默来描述这些战果。“看来天时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不太有利。”他冷笑着说。公爵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教皇派到佩鲁贾的使节一到佩鲁贾，渥西尼就跑过来见他。渥西尼向他保证他将忠于教皇，请求教皇原谅他以前的行为。马基雅维里想起了费里奈利告诉他的有关维泰洛佐的事。“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道。“书记官大人，请您开动脑筋。这只能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想通过佯装依然有可能同我讲和来换取一些时间。”几天以后维泰洛佐攻下了厄比诺城。公爵于是再次召见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预期会见到一个被这个坏消息搞得心烦意乱的公爵，但是这事他连提都没提一下。“和平常一样，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与贵国政府及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事务，”他说道。“我收到了一封我派至锡耶纳的人寄来的信。”他开始大声地朗读。信是奇瓦利埃·渥西尼寄来的。奇瓦利埃是渥西尼这个高贵而有权势的家庭的一个私生子，现在正为公爵效力。他和那些搞阴谋的头头们进行了商谈，他们表达了他们愿意和公爵重归于好的心意，而且表示，如果公爵可以放弃攻打博洛尼亚的计划，而代之以专攻打佛罗伦萨的领地，他们愿意重新归顺公爵，出兵协助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你看我对你有多么信任。”他念完信之后补充道，“我对你们的政府抱有真诚的信赖。相应地，贵国政府也应该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一改以往的态度。他们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马基雅维里不知道这番话中有多少可以让人相信。渥西尼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十分欢迎任何可以使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复辟的机会。如果他们向公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从情理上讲确实不无可能。马基雅维里猜想公爵没有接受渥西尼的建议，主要是害怕让法国人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内幕透露给马基雅维里，是为了让执政团觉得欠了他的人情，应该考虑重新与他签署一个雇佣协议。不久之前，公爵用武力威逼执政团签署了这一协议，然而危机解除之后，执政团方面收回了这一成命。这一反复使公爵十分恼火。雇佣协议是用来聘用一个雇佣军首领的，有一定时限的协定。根据协定，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公爵将会领到一笔薪水。这笔钱他用来支付他手下人的饷银，剩下的部分归他本人所有，这笔落入他私人腰包的金钱也很可观。两天以后叛军向公爵手下两位西班牙将领率领的军队发动了攻击，将后者击溃。唐·乌哥·达·蒙卡达被俘，唐·米盖尔·达·科莱拉负伤逃到了福松布朗的要塞。这就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挫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消息在伊莫拉遭到了封锁。原因就像马基雅维里向执政团报告的那样，公爵宫廷中的事情，除非已经打算让人知道，否则是不会有所泄露的。但是马基雅维里自有其办法发现他要了解的事情。当他听说某种情况后，他就进了宫，请求晋见公爵。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进了会客厅。他想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充满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公爵目前是个什么状态。目前的形势简直就是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不可能指望他的敌人们对他手下留情。但是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他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谈论叛军。“我不想吹牛，”他说道，“但是我预期，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都将证明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我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了解，所有他们那帮子人。而且我根本看不上他们，维泰洛佐名声在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他做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他的借口是他患有梅毒。事实是，他除了骚扰劫掠那些不设防的地区，抢掠那些没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之外，他什么都不行。他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和一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对于这个面临毁灭却依然有着不可屈服的斗志的人，马基雅维里不由得从内心生出一番敬意来。他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本蒂沃留以及博洛尼亚的诸侯们压在他的北方边境上，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肯定会从南方向北推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遭到优势兵力的协同攻击，他无法逃脱彻底被歼灭的厄运。瓦伦丁诺公爵从来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衰落和死亡将为共和国解除掉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潜意识之中，与他本人的意志正好相反，有一种隐隐的希望——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希望公爵能从他目前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从法国收到来信，”公爵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从信上我了解，法国国王已经指示贵国政府，向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协助。”“我没有听说这一消息。”马基雅维里说道。“是的，你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你应该向你的上级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给我派遣十个骑兵中队，另外你可以补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和他们建立一个坚固和永久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层同盟关系，他们可以预期享有我的援助和好运能够带来的所有的优势。”“我一定按照阁下吩咐的去办。”公爵并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埃尔纳地方的主教——他的表弟，还有一个秘书。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佛罗伦萨的使节。这种沉默和注视的目光会使一个比马基雅维里紧张的人感到不自在。即使是马基雅维里，也必须调动他的自制力来保持镇定。“我从各种渠道获得报告，”公爵最后开口说道，“报告说你的政府正在鼓动博洛尼亚地方的领主们向我宣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就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么是为了在和我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马基雅维里竭尽他的所能露出微笑，让他那副一向冷漠，间或严峻的面容挂上最大程度的亲切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阁下，”他回答道。“我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从来不缺乏对教皇和您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我也不相信那些报告。但是善意的释放只有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时才更有说服力。”“我确信，我国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显示我们的诚意。”“如果它明智的程度和它拖延的程度一样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基雅维里内心战栗了。在他一辈子中，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出如此的冷酷和凶狠。第十四章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马基雅维里一直忙于从各种人那里搜集情报。这些人包括巴托罗缪，费里奈利，还有公爵身边的人。他不能彻底地相信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且他也清楚，瓦伦丁诺公爵周围的亲信只会告诉他一些他们想让他知道的事。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是，那些叛乱的将领们，近来一直毫无动作。公爵到处招兵买马而集结的部队尚未到达，而且，尽管他在叛乱的地区还控制着一些要塞，人们很难相信他可以经受一次决心坚定的进攻。现在就是进攻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但是叛军什么也没有做。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叛军的进攻。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困惑：渥西尼家族派了一个代表来见公爵，代表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走的。马基雅维里费了不少劲去了解这个人来访的目的，但是一无所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执政团方面就公爵请求派兵支援的要求做出的答复。为了要探听一下虚实，他于是请求晋见公爵。他在去宫里的路上心里有些发慌，因为他即将告诉公爵的消息是，佛罗伦萨方面无兵可派，佛罗伦萨方面可以给予的仅仅是再一次保证他们对公爵的善意。马基雅维里已经领教过公爵发怒的样子，知道场面会十分凶恶，于是他鼓足勇气，准备以坚毅不屈来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所以，当他看见公爵对于他带来的这一消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大大地吃了一惊，觉得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11月12日电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日，美国新任众议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临时融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停摆，该法案中并未包含向乌克兰或以色列提供资金的内容。据报道，与在特定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的普通持续决议(CR)不同，约翰逊宣布的这项计划分为两步，将为政府的某些部门提供资金直到1月19日，其余部门则延期至2月2日。路透社称，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计划中不包括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等补充资金。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该提案“只是一份会带来更多混乱和停摆的处方”，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用一项遭到两党成员抨击的不严肃提议浪费宝贵的时间”。据此前报道，美国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主导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为45天，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这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可能发生的停摆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国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NBC援引消息人士称，预计众议院将留给议员72小时阅读法案文本，最早将于14日对该计划投票。大连11月12日电(记者杨毅)针对近日“知名网络博主在大连遭遇‘鬼秤’”一事，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日发布相关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近日，某知名网络博主先后到大连的多个市场探访，称其在个别商户处遭遇“鬼秤”，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该系列视频发出后，引发诸多网友关注和讨论。本月9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4起案情通报，沙河口区福之源生鲜超市等3家店面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目前已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严厉查处。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涉嫌在经营中使用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定，已将该秤送至国内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和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发布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通报称，该商户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依法严厉查处。据报道，该飞机是10日晚间在进行训练作业时坠毁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军方称“没有发现敌对活动的迹象”，强调这起事故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或以黎边境发生的冲突无关。该司令部也没有透露坠落的飞机型号、是否有人员伤亡以及机组人员状况，“出于对受影响家庭的尊重，我们目前不会透露有关涉事人员的进一步信息。”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的具体归属，美国空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多个中队，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吴杰是一名“90后”文物修复师，机缘巧合下学习了文物保护专业，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经修了10年文物。曾经的他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浇花都能浇枯萎的人。但如今，吴杰可以日复一日坐在操作台前，从事一天仅完成一毫米修复的极细致工作，他却依然乐在其中。在吴杰眼中，修复文物可以与文物对话，与古人一起穿越过去。从锁子甲中可以看到战火的洗礼，感受到战士身披锁子甲英勇战斗的痕迹。吴杰认为，修复文物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他们要做的不是让文物更精美，而是首先要保护它，用科学的手段延续它的寿命。吴杰希望投入自己的“青春时光”从事修复文物的“千年时光”，让文物无声地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洛杉矶11月11日电(记者张朔)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主办的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美国40余州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海外少林弟子、少林功夫传习者与爱好者济济一堂、以武会友。这是继2013年“北美少林文化节”之后，少林寺时隔十年再度在美举办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钰等各界人士出席考功大会开幕式。释永信在致辞时表示，少林功夫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传承圣地，中国嵩山少林寺和六大洲少林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2023-2024世界六大洲少林功夫考功大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体现少林功夫健身、明心、和谐的价值，增进全世界少林功夫习练者、爱好者的彼此理解、友谊与合作，共同传承好少林功夫。王太钰在致辞时说，释永信方丈亲率武僧团到北美出席少林功夫考功大会，体现了少林寺对海外弟子的关爱和重视。他表示，希望海外少林功夫传习者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做出贡献。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至12日在洛杉矶举行，包括首届“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少林功夫段品制晋段培训认证、少林功夫公演等。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幕的“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是重头戏。记者在大赛现场采访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释延续时了解到，约500人参加本届大赛，最小的参赛者年仅6岁，还有一些参赛者已年逾花甲。他们按年龄分组，在少林拳术、长兵器械和短兵器械等项目上一争高低。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同少林寺武僧一道参加“不朽少林”公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14岁华裔少年张锴，当天身着绣有“少林”字样的中式练功服参赛。“我出生在美国，学习少林功夫快9年了。”他说：“我很喜欢少林功夫，也喜欢中国文化，希望今天能拿到奖牌！”11月12日电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甘肃、新疆北部等地有雨雪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等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关注雾或霾天气对交通出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过程12日至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累计降温4～8℃，其中，广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降温8～10℃、局地10～12℃；最低气温出现在13日至14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位于黄淮南部至江淮北部一线，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2～4℃。12日08时至13日08时，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青海东部和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13日08时至14日0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北部和西部、青海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中央气象台11月12日0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作为我国居民肉篮子的主要部分，猪肉价格一直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公斤，比9月7日的22.35元/公斤下跌8.3%。“猪肉供给充裕，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自9月份第1周以来，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3元/公斤，跌幅达9.5%；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6元/公斤，跌幅达6.1%。10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5.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1.2%，同比下跌38.5%。全国仔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累计下跌7.51元/公斤，跌幅达22.7%。10月第4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5.63元/公斤，同比下跌45.4%，跌幅进一步扩大，已经跌至2021年同期水平。“11月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8.25元/公斤，比上月同期19.65元/公斤下降7.12%，比去年同期的32.0元/公斤下跌42.97%，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大幅下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朱增勇认为，由于猪肉供给充裕，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母猪淘汰力度加大，消费回落。部分地区仔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从供给来看，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1月至9月，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127.38万吨，同比增长4.4%，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给充裕。生猪价格9月初即开始下跌，国庆节后跌幅加大，除了生猪出栏季节性增长外，北方一些地区养殖户避险情绪提升，短时增加生猪出栏量也有影响。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上周，日均上市量为1902.14头，比10月初的日均1088.86头大幅增加74.69%，比去年同期日均1361.86头增长39.67%。猪肉价格下跌，那生猪养殖行业如今是什么状况？“猪价持续下跌，生猪养殖由9月份微幅盈利转为微幅亏损。”朱增勇说。近期虽然饲用玉米价格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降低了养殖成本，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自10月中上旬开始，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0月份，猪粮比价为4.46∶1，比上月下降0.13个点，生猪养殖头均亏损约10.42元。好消息是，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比如，牧原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已经控制在14元/公斤以下，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表示，今年年底成本要控制在14.5元/公斤，明年有望将全年平均成本控制在14元/公斤以内。11月8日，国内生猪期货2401主力合约以15710点报收，如果以此价格计，在全行业亏损的时节，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利润依然不错。未来猪价走势如何？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供给充裕，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朱增勇预计元旦前猪价将季节性上涨，但明年上半年猪价存在下跌风险。从供给端看，生猪出栏将逐渐进入高峰期，生猪出栏活重增加，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应充裕。从需求端看，冬季腌腊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猪肉消费进入旺季，带动供需关系改善。随着避险情绪逐渐稳定，生猪出栏节奏将会回归常态，元旦前猪价将以季节性上涨为主。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猪价上涨空间不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40万头，比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高出3.4%。同时，母猪生产效率也在提升，一头母猪比上年多提供约0.5头肥猪，下半年仔猪供给量增长，预示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仍然较高，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猪价将会逐渐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目前，生猪养殖大势是产能过于充足，猪价反弹难持久。按照目前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推算，猪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反转。压栏硬扛不是办法，顺时出栏才是首选。适度压缩产能应尽快提到养殖场的议事日程上来。”刘通说。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伴随玉米大豆及中稻收获进入尾声、南方晚稻收获加速推进，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达96.2%，基本实现丰收到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克服局部地区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种植面积增加，产能基础不断夯实。今年秋粮面积连续第四年增加，预计达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大豆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比去年增加500万亩左右。大面积单产提升落地见效。今年我国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综合施策，重点推广玉米大豆增密、精准肥水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关键措施。初步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3%。目前，各地秋冬种正有序推进。截至11月10日，全国冬小麦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其中，西北地区播种基本结束，黄淮海地区九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七成半，西南地区过六成。全国冬油菜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半，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播种基本结束，西南地区过九成。各地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持续提高播种质量。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以下简称“CPSE安博会”)和全球数字城市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在6万平方米的数字城市产业展区中，随处可见AI摄像头和AI综合数据分析图，而行业大模型在展会上也出现得更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AI大模型如今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安防行业则成为AI的“第一着陆点”，丰富的感知设备和数据维度，让这一领域更加成为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试验田。而中国企业在智能安防领域的“领跑式发展”，也为安防产品“出海”奠定基础，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安防行业又迎来了一轮革新，将成为民众更好的“隐形守护者”。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数字孪生、视觉分析：智慧安防营造安全、舒适社区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大到天地传感，小到社区“最后一公里”，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加速向“智慧城市”转变，计算机视觉(CV)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门禁卡、防盗报警等智慧安防领域率先实现了商业化。“相比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更加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居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社区环境，让孩子茁壮成长，让老人尽享天伦。”英特尔中国区物联网及渠道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郭威告诉记者，之前的摄像头只是“看得见”，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看得懂”。据了解，智能视觉分析通过对采集社区中的人、车、公共设施等管理对象的视觉数据进行智慧化的数据洞察，实现“入侵”“攀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停”“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水域入侵”“占道堆物”等方面的识别需求，在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在3秒内通过AI应用对图像进行识别并判断该事件是否违规，并在5分钟内处置完成，从而营造更智能、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公共环境。“地面沉陷、暴雨成灾、交通拥堵等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利用时空大数据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可以推动城市升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向记者介绍了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当于萧国的楚国侨民。楚庄王是个宗族观念很重的人，当场回复萧国人说：“千万别杀他们，我愿意退兵！”可是，萧国人听到宋国派大夫华椒为将，正联合蔡国人前来救援，觉得有所倚仗，加上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料想楚国人也呆不了多久，便又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给杀了。楚庄王大为震怒，命令部队包围萧城。那年天气特别冷，中原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楚国士兵来自南方，虽然也作了御寒的准备，面对这样的冰雪天气，还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有的士兵冻伤了手脚，有的士兵则得了伤寒，士气相当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巫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庄王，楚庄王于是亲自巡视三军，走遍所有的营寨，所到之处，与将士们促膝谈心，亲切地拍着士兵的肩膀鼓舞斗志。据说，不只是被他拍过的士兵能量倍增，连全军将士都感觉到暖流通过，如同身上盖了又厚又软的丝棉被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楚军顶住了严寒，将萧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随着城内粮食一天天减少，萧国人的斗志也一天天被消磨，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某天清晨，楚军将领司马卯正在巡视阵地，听起城墙上有人打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贵族打扮的人。“将军，将军，麻烦您叫申叔展前来和我说话。”那个人扯着嗓子喊道。“你认得申大夫？”司马卯问道。“认得，认得！您跟他说，故人还无射在此，他一定会来。”城上这么说。司马卯派亲兵跑到申叔展营中，没过多久，申叔展驾着马车赶来了。一看到城上那人，申叔展就激动起来：“还无射，果然是你啊！”“没错，叔展别来无恙？”还无射也连连招手。“咳，这个时候别客套了。你那里有麦曲吗？”申叔展问。“没呢。”“有山鞠穷吗？”“也没有。”“那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看到枯井就有救啦！”“哦，你在井口放一根草绳，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那个人就是我啊！”麦曲就是酒曲，乃酿酒之物；山鞠穷则是一种草药。司马卯在一边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楚军发动总攻，攻入萧城。因为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的事，萧国人害怕楚军屠城，四散溃逃。申叔展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垂着一根草绳的井，于是放声大哭。还无射在井中听到申叔展的声音，顺着绳子爬上来。漫天战火中，两个老朋友紧紧抱在一起。据说，这口枯井位于安徽萧县，直到唐朝仍有人见过。平心而论，还无射凭借与敌国将领的交情为自己谋求生路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们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友情，足以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深受感动。由于感受到楚国扩张带来的压力，公元前597年冬天，就在萧国沦陷后，晋国的先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和曹国的一位大夫在卫国的清丘（地名）举行了会盟，盟约为：“恤病，讨贰。”也就是救援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会盟结束，宋国马上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因为陈国早已经臣服于楚国，宋国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间接向楚国挑战，也是履行清丘盟约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宋国人用力过猛了。同盟国中，晋国和曹国对这次行动均持观望态度，而卫国更是出人意料地派兵救援陈国，公然与宋国对抗。对此，卫国大夫孔达表示：卫国和陈国世代友好，先君卫成公与陈共公更是交情笃深，曾经约定互为救护。现在宋国无缘无故进攻陈国，卫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晋国因此而惩罚卫国，他孔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死谢罪。《左传》对于清丘之盟的评价是：“只有宋国可以免受谴责。”意思是只有宋国忠实地履行了盟约，其余三个国家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卫国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盟约。事情真的应该这么看吗？其实不然。我的意见是，其余三个国家固然不厚道，宋国也不见得有多高尚。首先，清丘之盟对宋国最具有实际意义。四个结盟国家之中，晋国是楚国的死对头，也是唯一可以与楚国抗衡的国家，卫国和曹国则是看着晋国的眼色行事，但这三个国家离楚国都很远，在楚庄王的火力范围之外。而宋国则离楚国比较近，又刚刚在萧城之役中与楚国对着干，得罪了楚国，随时可能遭到楚国的报复，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清丘之盟在这个时候举行，极有可能是宋国的提议，而晋国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顺水推舟附和了宋国的提议。其次，清丘之盟后，宋国马上攻打陈国，师出无名，殃及无辜，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对陈国的战争，将晋国再度拉下水，形成晋楚两国的军事对峙，从而避免宋国与楚国单打独斗。这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为了将阿拉伯国家拉拢过来对付美国，不停地向以色列施放飞毛腿导弹，打的是同一套拳。只可惜，晋国人也不是傻瓜，怎么可能被宋国人牵着鼻子走？公元前596年夏天，楚庄王果然再次出兵北上，进攻宋国。晋国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清丘之盟“恤病讨贰”的约定，至此完全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晋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年前的邲之战，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基本崩溃，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就算晋景公想帮助宋国，想必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吧。但盟约就是盟约，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既然签了字盖了章，还喝了血酒，就应该履行责任。国际社会对晋国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嗤之以鼻，晋国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晋景公越想越恼火，将一肚子气都撒到代表晋国签订清丘之盟的先谷身上。当年秋天，西北的赤狄部落侵略晋国，打到了清原。晋景公找了个借口，说赤狄入侵晋国乃是先谷暗中通敌所致，再加上去年邲之战的失败也与先谷有很大关系，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先谷诛九族之罪。先谷的曾祖父先轸是晋文公、晋襄公年代的重臣，曾经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和殽之战，一生尽忠公室，死而后已；先谷的祖父先且居子承父业，也曾在晋襄公年代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主政时期，先谷的父亲先克担任中军副帅，是赵盾的助手；先谷本人也担任了中军副帅。先家历代担任军政要职，四世四卿，可谓名门贵胄，盛极一时，没想到最终毁在了先谷的手上。《左传》对此评价：“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认为先谷是咎由自取。从先谷在邲之战中的表现来看，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为了挽回国际影响，也为了给正在孤军作战的宋国人一个交代，晋景公派使者来到卫国，谴责卫国背弃清丘之盟救援陈国的行为，而且威胁说：“如果没看到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就派兵讨伐。”孔达倒是乐天知命，对卫穆公说：“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社稷，就将罪过全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请杀了我以求解脱吧。我身为国家的重臣，面对大国的责备，难道还能将责任推给别人吗？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了。”公元前595年春天，孔达自缢身亡。卫穆公派人将这个消息遍告诸侯，说：“寡君有不善之臣，挑拨我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伏罪，谨致通告！”自古弱国无外交，卫穆公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安抚国民愤怒的情绪，卫穆公将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并让他继承了孔达的官位。休养生息了两年之后，晋国似乎恢复了元气。公元前595年夏天，晋景公亲自带领大军讨伐郑国，并且将这个消息事先遍告诸侯。但这次出征仅仅是虚张声势，晋景公在边境检阅了部队之后，全军就打道回府了。按照荀林父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诸侯显示晋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郑国施压，好让郑国人自己主动来认罪。郑襄公确实被吓得不轻，但是他没有向晋国投怀送抱，甚至也没有暗送秋波，而是轻车熟路地跑到楚国，找楚庄王哭鼻子去了。楚庄王好言安慰了郑襄公一把，要他不用担心晋国大军压境，因为只要他立场坚定，楚国就是郑国的坚强后盾，绝不会像晋国对待宋国那样背信弃义。郑襄公感激之余，又向楚庄王提出，想派公孙黑肱取代两年前入楚为质的公子去疾。楚庄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搏弈中，楚庄王就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庄家，对于玩家提出的小小要求总是予以理解，也不吝于将高利贷借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敢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一定会穷追猛打，直到人家求饶。如果你想对楚庄王的个人气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大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唐·柯里昂。在给郑国打气的同时，楚庄王酝酿了一次外交活动。他派出两路使者，一路以公子冯为首，途经郑国，出访晋国；一路以文之无畏为首，途经宋国，出访齐国。他给公子冯和文之无畏同时下达了一道霸气十足的命令：“你们分别从郑国和宋国过境，但是不可向两国政府请求借道。”言下之意，你们就把这两个国家当做自己领土，大摇大摆地过境就行了，不必理会他们的统治者。这道命令对于公子冯来说倒没什么，以郑襄公现在的态度，郑国差不多也就是楚国的一部分，公子冯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还将被当作上宾对待。但是对于文之无畏来说，这道命令无异于一道催命符——且不说仅仅在一年之前，楚国还与宋国发生了战争，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早在二十多年前，文之无畏本人就因为过于强硬，深深地伤害过宋国人的感情。公元前617年冬天，楚穆王与宋昭公在孟诸湖会猎，时任申县县公的文之无畏担任司马。因为宋昭公没有按楚穆王的命令携带引火之物，被文之无畏追究责任，当着众人的面将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拖下来暴打了一顿，宋国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楚庄王要文之无畏再度前往宋国，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修好，而是要他故意激起宋国人的愤怒，这不是要他送死么？文之无畏当然知道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耳聪目明；宋国人昏聩无能。公子冯没有什么危险，我则必死无疑！”“是嘛？”楚庄王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宋国人敢杀你，我就带兵讨伐宋国，一定替你报仇。”楚庄王此言一出，文之无畏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像是围棋中的一颗棋子，被楚庄王放置在对手的地盘之中，以此造成一个“劫”。对于宋国人来说，这个“劫”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文之无畏过境，等于默认了楚国的宗主权，放弃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果杀了文之无畏，则给楚国制造了一个战争的借口，楚庄王将打着为文之无畏报仇的旗号，再度侵略宋国。文之无畏将自己的儿子申犀引见给楚庄王后就出发了。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文之无畏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请楚庄王看在自己为国尽忠的份上，照顾好他的儿子，维护好他的家业。文之无畏到了宋国，宋国右师华元果然对当年孟诸湖之辱记忆犹新，对宋文公说：“楚国派使者经过宋国而不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国的领土，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杀了楚国使者，楚国肯定讨伐我国，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于是命人将文之无畏抓起来杀了。按照周朝的礼节，就算是天子的使者过境，也必须向该国借道，颇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意。宋国这样对待文之无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的反应只能用“狂怒”二字形容。只见他一甩袖子，拍案而起，光着脚就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叫：“马上集结军队，出发攻打宋国！”内侍拿着鞋子和佩剑在后面追赶，直到前院才给他穿上鞋子，到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宝剑。楚庄王一直走到郢都的大街上，左右两广护卫部队才急急忙忙跟上来，让他坐上戎车——说句题外话，楚国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是被楚庄王这种风风火火的脾气给磨练出来的。同年九月，楚国大军进逼到宋国的首都商丘城下。宋国人虽然早有准备，但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楚国大军，只好一边守城，一边派大夫乐婴齐为使者前往晋国求救。宋国地处今天的河南，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当乐婴齐历经重重风险穿过楚军的防线，又经过楚国的盟国郑国的地界来到绛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出于对盟国的义务，晋景公这一次都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命令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救援宋国的事宜。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夫伯宗给晋景公泼了一瓢冷水，将他的满腔热情都扑灭了。伯宗是这样劝告晋景公的：“古人曾经说，鞭长莫及。老天正眷顾楚国，即使晋国现在很强大，能够违背天命与楚国争锋吗？有句谚语说，高调低调，不过是一念之间。河流湖泊容纳污浊，山林沼泽包藏毒害，美玉难免也有瑕疵，国君也经常要忍受耻辱，这就是天道啊！请您务必忍耐，以待时机。”晋国与宋国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一个正与楚国打得火热的郑国，伯宗说“鞭长莫及”倒也不虚。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天正眷顾楚国”，楚国人现在兵强马壮，郑国、陈国、许国都争相向楚国献媚，连远在山东的鲁宣公也不甘落后，派大夫公孙归父前往宋国，向正在远征宋国的楚庄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晋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派兵去救援宋国，恐怕很难占到便宜。晋景公考虑再三，听从了伯宗的建议，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心里想，既然不能给实质性的帮助，至少也应该给宋国人一点精神安慰吧！于是乎，他派了一位叫做解扬的大夫前往宋国打气，也就是要解扬跑到宋国人面前去吹牛说：“晋国大军倾巢而出，很快抵达宋国，你们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投降！”怀里揣着晋景公的空头支票，解扬就出发了。经过郑国的时候，郑襄公派人抓住了他，并且送到宋国前线的楚军大营。楚国人一见解扬，哟，熟人啊！这不是十多年前北林之役中被俘虏过的晋国大夫吗？前几年刚被放回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楚庄王得知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他派人对解扬说：“如果你将晋侯要你说的话反过来说给宋国人听，我不但饶了你性命，而且许你荣华富贵。”解扬开始不受楚国人引诱，经不起再三劝说，立场不够坚定，一来二去地就应承了。于是解扬被带到了商丘城下，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国人喊话，他扯着大嗓门就朝城内喊道：“晋侯大军正前来救宋国，你们不要屈服，援军马上就要到啦！”楚国人一听，赶紧又将解扬绑起来，拿臭袜子堵住他的嘴巴，送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很生气，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又不遵守诺言，是什么理由？不是我言而无信，是你背信弃义，赶快去领受刑罚吧！”解扬这传话的任务也完成了，绑着就绑着也不挣扎了，等楚国人拿掉臭袜子，他才不慌不忙回答道：“我听说，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国君的事，叫做义；贯彻落实国君的命令是臣下的事，叫做信；以信用承受道义并付诸实施，就叫做利。谋划大事而不失其利，保护社稷，则是卿大夫的职责。我受君命出使，宁死而不辱使命，难道可以因为威逼利诱而背叛吗？我之所以答应您，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罢了。”也许是解扬在楚国当俘虏那几年与楚国人建立了友谊，楚国众将包括楚庄王的几个弟弟都为他求情。楚庄王也感叹道：“一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又有什么错呢？”于是释放了解扬。收到晋景公开出的空头支票之后，商丘城内的士气明显高涨起来，居然又支撑了几个月。楚庄王本来想打一场歼灭战，结果变成了持久战。掐指算来，楚军出国作战已经大半年，而商丘城仍然屹立不倒。加上劳师远征，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形势对楚军极为不利。楚庄王将几位主要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大家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有可能给晋国可趁之机，不如撤军回国。楚庄王于是下令收拾家当，准备拔营起寨，文之无畏的儿子申犀拦在楚庄王车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神色凛然地说：“我父亲虽知必死，却不敢放弃王命，反倒是大王没有遵

而言，这些协议我可以签，也完全可以不签，我一向不主张彻底粉碎渥西尼：如果教皇去世，我在罗马城里必须要有些朋友。当帕格洛·渥西尼来见我的时候，他的抱怨之一就是拉米洛·德·罗尔卡的行径，我答应他我会让他满意的，在这件事上我言出必行。维泰洛佐则是另一码子事。他就是一条毒蛇，他尽了一切努力破坏我和渥西尼之间达成协议。”“也许您说得更直接一些会更好。”“完全可以。我希望你能写上一封信，给你的主子，告诉他们法国国王很有可能命令他们恢复向我提供保护费。如你所知，这些保护费是他们毫无道理，毫无理由地停止了的。一旦法国国王下了命令，他们是会照办的。依我看来，自觉自愿地去做某件事比被强迫去做要好得多。”马基雅维里停顿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他知道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会带来危险。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用一种尽可能讨好的口吻说道：“阁下用兵和交友都显出过人的智慧，但在保护费这件事上，阁下不能够和那些穷得只有自己和几个喽啰可以出卖的雇佣军首领相提并论。阁下是意大利的实力派人物之一，我们和您结成联盟，才符合您的身份，而不是将您像雇佣军一样对待。”“我会把这笔保护费看成是一种荣誉。”公爵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我说，书记官大人，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些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安排。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因为友谊和你们的城邦结成一体。你的主子拒绝我的请求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藐视。我很有信心地说，我可以为佛罗伦萨效力的能力不逊于任何人。”“我要斗胆指出，如果阁下掌握了佛罗伦萨四分之三的部队，那么对我的政府而言，她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这么说你是怀疑我的诚意啰？”“完全不是。”马基雅维里回答时竭力装出一副热诚的样子。“但是我的长官们处事都很谨慎小心，他们不会采取一步他们可能会后悔的行动。他们是想和所有的人保持和平。”“书记官大人，你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唯一能够确保和平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我毫不怀疑我的政府会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你是说通过雇佣其他的军事首领来为他们效力？”公爵尖锐地问道。这正是马基雅维里在寻找的一个机会。他了解瓦伦丁诺公爵易于在瞬间发怒，一旦发泄完怒气之后会不屑地打发走发怒的对象。马基雅维里想尽快离开此地，顾不上会不会惹公爵发怒了。“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确实是他们的意图。”让他惊奇的是，公爵大笑了起来。他从椅子上起身，背对着火炉，带着十足的愉快心情回答马基雅维里。“难道在当前这种风云变幻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可以保持中立？当然他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当两个相邻的国家开战的时候，其中那个和你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会认为你有义务出手相助，而一旦你未能履行你的义务，他会对你不满。另外那个国家会因为你的胆怯和缺乏勇气而鄙视你。这样一来，对于其中一方而言，你是一个没有用的朋友，对于另外一方，你是一个无足畏惧的敌人。“保持中立是一种这样的情况：中立的一方可以帮助一方，也可以帮助另一方。但是到了最后，他会发现，他不得不加入混战，而在此之前，如果他早早决定加盟一方的话，他会显得十分果断，而且有尊严。请相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方而加盟，永远会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因为到最后总有一方会得胜，而得胜的一方会对你造成威胁。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谁还会来救你呢？你会举不出任何理由来让别人援助你，而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向你施以援手。获胜的一方对一个无法信任的朋友不会觉得有任何用处。被打败的一方也无力向你施援手。而且即使他可以的话，他也不会救你。因为在此之前，如果你发兵驰援就能救了他，但是你却按兵不动，看着他被人家打败。”马基雅维里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听公爵讲有关中立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希望，到此为止，公爵已经讲完了他要讲的话。但是他意犹未尽。“不管战争的风险是什么，保持中立的风险更大。中立将你变成了一个仇恨和唾弃的对象，早晚那个觉得可以动手将你收拾的人会对你下手。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帮助其中一方赢得了战争，尽管战胜的这一方会力量强大，使你有所畏惧，但是你是同盟国，所以胜利的一方欠你人情，你也使得这个战胜国不得不与你保持友好的关系。”“难道说，阁下凭着自己的经验，会认为，人们对于往昔所受到的恩惠是如此感激涕零，以至于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力量加害于恩主的时候，他们会由于感恩而心慈手软？”“胜利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一个战胜者可以背弃自己的朋友。最好还是公平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但是如果你支持的那一方失败了呢？”“这样一来你对于你的盟友来说就更为重要了。他会尽全力来协助你。一旦时来运转，你们就可以同享富贵了。所以，无论你如何看，中立是愚蠢的。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如果你能够将我在此分享的一点治国之道传达给你的主人，将会是一件明智之举。”说完这些话，公爵重新坐回椅子中，一边伸出手来烤火。马基雅维里，鞠了一躬，正准备退出，公爵又开口向阿加皮托·德·阿马利亚说道：“你有没有告诉书记官大人，他的朋友波那罗蒂在佛罗伦萨被耽搁了，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这里？”阿加皮托摇了摇头。“我不了解此人，阁下。”马基雅维里回答道。“没关系。就是那个雕刻家。”公爵看着他，眼中带着笑意。马基雅维里猛然间猜到了这个人可能是谁。他曾经写信向比亚乔要钱，比亚乔在回信中告诉他，钱会由一个叫米开朗琪罗的人带来。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公爵的这句话意味着他的物品被搜查过了，而且明显是在塞拉菲娜的帮助下。他庆幸自己已经将重要的文件存放在了安全的地方。在他的住所他只放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其中包括比亚乔的来信。“佛罗伦萨有许许多多的雕石匠，阁下，”他冷静地回答道，“我不可能认识他们所有的人。”这个米开朗琪罗是个有本事的人。他用大理石雕了一个丘比特，埋在地下，不久之后石像被挖出来后，被认为是件古董，圣·乔治奥主教买下了它，但是当他发现这是一件赝品时，就把它还给了卖主。最后它到了我的手里，我把它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了曼图亚侯爵夫人。”“阁下准备向他订做一件雕刻品，以便和莱昂纳多[1]为米兰公爵所制的那件媲美吗？”这句巧妙的回答颤抖着穿过空气，公爵身边的秘书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一齐看着公爵，看他会如何应付。那件弗兰切斯卡·斯福查骑着马的雕像，被许多人认为是莱昂纳多的代表作。当特雷福尔齐奥元帅攻入米兰城时，这件雕像被毁于兵灾。弗兰切斯卡的儿子，罗德维科·伊尔·摩罗，那个为雕像开光的人，一个像切萨雷·博尔贾那样的僭主，被赶出了城邦，如今是罗克斯城堡中的一名囚犯。马基雅维里这句话是明白无误地向公爵指出，他的处境是多么地危险，而且，一旦他的好运抛弃了他，他会摔得多么地惨。公爵大笑起来。“不是那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让这位米开朗琪罗先生去做。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实在是太差了，我预备让他来绘制一套新的筑城计划。既然你提到了莱昂纳多，我想让你来看一下他为我绘制的肖像。”他向一位秘书做了一个手势，秘书随即离开了房间，很快就拿了一叠文件进来交给了公爵。公爵于是一张一张地拿给马基雅维里看。“要不是你告诉我这是你的肖像，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画的是你。”“可怜的莱昂纳多，他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天赋来把一幅肖像画得像本人。但是作为绘画，我认为它们还是有价值的。”“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认为以他的才能，让他浪费时间来画画和制作雕像还是太可惜了。”“我敢向你讲，他一旦为我服务，将不会再从事画画和雕刻这类的事。我曾经派他去庞比诺排干一些沼泽地，后来他还去了切斯纳和切塞纳提科开凿过运河和建设过一个海港。”他把肖像画还给了秘书，用一种优雅的方式把马基雅维里打发走。马基雅维里不无醋意地注意到，公爵优雅的风度，一点也不比法国国王差。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他走出了公爵的办公室。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马基雅维里使尽了办法企图赢得这位首席秘书的信任，他和科隆纳的一个显贵的罗马贵族家庭有亲戚关系，这个家族是渥西尼家族的对头，所以马基雅维里估计阿加皮托有可能倾向于佛罗伦萨政府，因为渥西尼也是佛罗伦萨人的敌人，他不时地捅一点消息给马基雅维里，后者就根据其可能性的大小判断其真伪。当下他们正在穿过用来举行各种仪式的礼堂。阿加皮托突然拉起马基雅维里的手，说道：“请到我的房间来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时间不早了，我又生了病。我明天再来吧。”“随你的便，我想给你看公爵和叛乱首领之间的协议。”马基雅维里心里一震。他知道文件已经送抵了伊莫拉，他正想尽方法企图一睹为快。执政团迫切需要了解条约的内容，为此他们还写信来催促马基雅维里，斥责他不够尽责。马基雅维里只好徒劳地向执政团申辩说，他已经尽了全力，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尽数汇报给了执政团。不过他没有告诉执政团方面，在公爵的宫廷里，秘密保守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公爵会如何行事，直到他采取了行动人们才恍然大悟。正在此时钟又敲响了：他已经让奥莱莉娅等了足足两个钟头了，煎鱼肯定是彻底毁了，那只肥肥的阉鸡估计也在炉子里被烤成了焦炭。他此时饥肠辘辘，因为自从中午之前吃过东西以来，他还没有用过食物。有人曾经说过，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食物的渴望是两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人们屈服于这两种本能，又有谁可以加以责备呢？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佛罗伦萨的安全在危险之中，它的自由在危机之中。“那好吧。”他恼火地想着，估计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如此之多的个人利益。阿加皮托带着他走了一截楼梯，开了一扇门，把他带进了一间小房间。房间里，靠着一侧墙壁放了一张床。房间里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点着，光线很暗。阿加皮托从油灯上点燃了一支用动物脂肪做成的蜡烛，并请马基雅维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旁边的一张书桌子上杂乱地摊着一些文件。他靠在椅子上面，舒服地跷起了二郎腿。他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时间对他完全无关紧要。“之前我之所以没有给你一份协议的抄件是有原因的，我待会儿就会告诉你这个原因。由于相同的原因，我也没有抄送费雷拉公爵或任何人的代理人。公爵和帕格洛·渥西尼起草了一件他们之间同意的文件，帕格洛就拿着这份文件去见军事首领们，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他可以代表公爵和他们也签署一份协议，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得到公爵的授权。但是他刚开始做这件事，公爵重新又审阅了一下文件，发现文件中缺少了一条照顾法国的条款。”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其不耐烦的心情听着对方这番话，他想要的是看到协议，如果可能的话，拿到手，然后离开。但是当下他只好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陈述。“最后那项条款终于拟妥，公爵命令我去追赶帕格洛大人，并让我告诉他，除非他接受这项追加条款，公爵将不会签署文件。我追上了他，他很干脆地拒绝了，但是谈了一会儿以后，他同意将该项追加条款和其他人分享一下。但是他觉得大家不可能接受这个条款。然后我就离开了他。”“追加条款的内容是什么？”当阿加皮托回答的时候，他的嗓音中带着笑声。“如果它被接受了的话，那就开启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溜出这个协议，换句话说，我们将可以不受协议约束；如果协议不被接受的话，那就会打开另外一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我们可以昂首阔步地前进。”“看上去公爵对于惩罚那些曾经威胁他的城邦的人比对和平更有兴趣。”“你不要糊涂，公爵从来不会让他个人的愿望干扰他的利益。”“你答应过要给我看协议。”“这就是。”马基雅维里迫不急待地开始读文件。根据文件的条款，公爵与这些叛乱的首领同意从今往后和平共处，结成联盟。他们将保留各自对他们部队的指挥权，并听命于公爵，并为此从公爵那里领取和以往一样的报酬。并且，作为信用的保证，他们每个人将派遣一个儿子去公爵那里做人质。而且，他们规定，每次和公爵一起安营扎寨的时候，只可以有一位将领随同驻扎，并且时间之长短由公爵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同意将厄比诺和卡麦里诺还给公爵，作为交换条件，公爵将保护他们的领地不受侵犯，但这并不包括来自教皇或法国国王的进攻。而前些时间法国国王进攻了他们。这就是瓦伦丁诺公爵所坚持的追加条款。而这一追加条款，正如阿加皮托所说的那样，让整个协议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一点即使一个孩子都不会看不出来。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联合锡耶纳的佩特鲁齐正在和教皇签署另外一项协议。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又将文件读了一遍。“这些人怎么能指望公爵会原谅他们对他造成的伤害？”马基雅维里读完之后不禁浩叹。“而公爵又如何能忘记这些人将他推入的那些危险境地？”“这叫欲擒故纵。”阿加皮托引用了一句成语，脸上泛着笑意。“你可以让我把这份文件带走，以便我誊抄一份吗？”“我不可以让这份文件脱离我的监管。”“我保证明天就把它送回。”“这是不可能的。公爵随时都可能会调阅这份文件。”“公爵一直在向我保证，他对佛罗伦萨诚挚的友谊。让我的政府了解这份协议的内容，这一点十分重要。请相信我，你可以为他们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我国政府均不会忘记。”“我从事国务活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一个君主或政府会有什么真心诚意的感恩。”马基雅维里继续敦促他提供方便，最后阿加皮托答应道：“你明白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我钦佩你的才智，正如我仰慕你的品格。我就破个例，我可以允许你在这里誊抄一份文件。”马基雅维里吸了一口凉气。这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才可以完成，而时间正在飞快的流逝之中。古往今来还有另外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被置于这样一个窘境吗？眼下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只能听凭当下环境的摆布了。阿加皮托让出了他在桌边的位置，给了马基雅维里一张纸和一支崭新的羽毛笔。他在床上躺下，看着马基雅维里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抄录着文件。当他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他听到更夫吆喝报时的喊声。紧接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时正值午夜时分。阿加皮托和他一起下了楼，当他们抵达宫殿正中央庭院里的时候，阿加皮托叫来了两个卫兵，让他们擎着火把，送马基雅维里回他的住所。这个时间天上正下着冷雨，漆黑的夜十分寒冷。当他们到达之后，马基雅维里付了一点小费给两位士兵，将他们打发走，然后打开了门。他一直等到再也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以后，又转身出门，将门锁上，又悄悄地溜了出来。他穿过胡同，按照原先商量好的方式轻轻地叩门。然而无人回应，他又敲了一遍，先敲两下，停顿一下，敲一下，再一停顿，然后又敲两下。他等待着。一股阴冷的风从巷子深处吹来，一阵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尽管他裹得挺严实，用一条围巾包住了脸，以免夜里的晦气被吸到肺里，但是他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是不是那几个女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皮埃罗应该在吧？他告诉皮埃罗一直等到他来为止，而直到目前皮埃罗还没有让他失望过。皮埃罗一定已经向他们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迟到的原因。而且再说，对于那两个女人而言，尽管她们与马基雅维里动机不一样，但是她们也应该明白是万万不可以失去这次机会的。这次约会对她们的重要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马基雅维里的热切程度。从宫里回来的路上，在经过巴托罗缪家豪宅的时候，他注意到房

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国产A视频免费播放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2003年8月1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定：出版了吗？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

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定：在什么地方？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某院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定：有多少个木桶？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定：天津也有在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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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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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国产A视频免费播放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