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ibao01

: @xxibao01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擅长驾车，射术超群；多才多艺，技能出众；文思敏捷，能言善辩；坚决果断，敢做敢为。五种美德集于一身，休说继承智氏家业，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羿这样的神话人物有一拼。然而荀申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智果的反对，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荀宵。荀申对此不理解：荀宵面相凶狠，人们看到他都怕，你怎么会推选他呢？智果回答：荀宵凶狠，是狠在表面，荀瑶却狠在内心。荀瑶有五种美德，独缺仁义。长得漂亮，武艺高强，能言善辩，才艺出众，敢于任事，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戾之气。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瑶继承家业，智氏必亡。荀申考虑再三，还是立了荀瑶为世子。智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改了族谱，宣布脱离智氏，自称辅氏。这就意味着，此后智氏家族不论兴废存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会拍着大腿，称赞智果是个聪明人。但在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他们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瑶的带领下越来越强盛，甚至超越了荀跞和荀申的时代。公元前472年，荀瑶以亚卿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在犁丘与齐军相遇。战前，他亲驾战车巡视晋军，战马突然受惊，朝着齐军阵营狂奔。以荀瑶的驾车技术，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于是他放马疾驰，一直冲到齐军营垒前才掉头。此举极大鼓舞了晋军士气。在后来的战斗中，荀瑶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擒获齐将颜庚，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公元前468年，荀瑶伐郑。齐国权臣陈恒（即田恒，古代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率军救援郑国。荀瑶得知消息，主动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国的灭亡（陈国于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灭），郑国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说），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是为了替陈国报仇。但是您却跑来救援郑国，让我感到很不理解。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主动撤军了，恕不奉陪。”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陈恒阅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只得提笔回信说：“老是欺负别人的人，不得好死！”不消说，荀瑶很快赢得了晋国人的好感。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伟岸的身躯，机智的谈吐，一往无前的勇气，货真价实的战功，还有调弄敌人的闲情逸致。他宛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晋国，连赵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公元前464年，荀瑶再度伐郑，赵鞅派世子赵无恤随行，担任荀瑶的副手。赵鞅的本意，一是让无恤亲历战场，获得经验和名声；二是向荀瑶表明，晋国日后必定是荀瑶的天下，请他对无恤多多关照。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但是，荀瑶对赵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为意。据《左传》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并不顺利。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郑，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攻势一度受阻。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荀瑶命令身边的无恤出战，带领敢死队强攻新郑的南门。听到这道命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强攻更是险上加险。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箭垛保护自己，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越过护城河，极易伤亡。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笨办法。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无恤来担当。这倒不是说无恤不能冒险，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去当敢死队长的道理。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恤身上，看他如何应对。无恤只说了三个字：“主在此。”主在此，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可软可硬，大有乾坤——软一点说，“有主将在，我不敢争先。”硬一点说，“你是主将，为什么不自己去？”总之就是我不去，你看着办吧！荀瑶盯着无恤看了几秒钟光景，突然操起案几上的一个铜酒壶，朝无恤狠狠砸去，发疯似的骂道：“懦夫！贱人！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无恤躲得快，再加上众将死死劝住，荀瑶非将无恤砸死不可。无恤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家臣都很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瑶拼命。无恤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父亲立我为世子，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强权之下不屈服，不妥协，但也不乱来，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事情到此，本来应该过去了。但荀瑶显然不解恨，从郑国回来后，他专门找赵鞅谈了一次，一本正经地建议赵鞅废掉无恤，另立世子。赵鞅听了，一脸错愕，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过于颟顸（mānhān）还是过于跋扈。要知道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岂容他人插手？更何况赵鞅现在是晋国上卿，智氏家族虽然强盛，荀瑶也不过是个亚卿，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荀瑶却没有关注赵鞅的情绪变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绝，极力向赵鞅证明：不废无恤则赵氏必亡。可是赵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站在竞争者的角度，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对他越有利吗？赵鞅半眯着眼睛，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荀瑶这个人，从骨子里头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质，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外柔内刚的无恤来对付他，倒是没错了。赵鞅睁开眼睛，老练地打了几个哈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将荀瑶打发走了。新郑城下的这场冲突，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埋下了伏笔。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其实赵鞅选择无恤为继承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鞅骨子里头是个旧式贵族，对一切传统事物抱有一种温婉的敬意。他当权的时候，晋国公室已经极度衰落，大权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开始他也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立了嫡长子伯鲁为世子。那时候，无恤还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众多兄弟中，地位最为低下（是以荀瑶称之为贱人）。赵鞅即便不立伯鲁，恐怕也轮不到无恤。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来到赵鞅府上。赵鞅将自己的儿子都叫出来，让姑布子卿给他们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摇头说：“您的儿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将之才。”赵鞅很紧张：“照您那样说，赵氏岂不是没希望了？”姑布子卿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儿子？”赵鞅赶紧叫人将那小孩带进来，拍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这个是我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无恤。”姑布子卿站起来说：“这位才是真正的贵人。”赵鞅说：“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孩子的母亲，是我从狄人那里买来的奴婢，一点也不贵！”姑布子卿高深莫测地说：“天命所赐，虽贱必贵。”赵鞅再问时，他便笑而不答，飘然而去。赵鞅将信将疑，但是从此之后，便开始注意观察无恤的言谈举止，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有一次，赵鞅将自己总结的一些人生格言书写在竹片上，发给儿子们学习。过了些日子去检查，其他人都背不出来，只有无恤倒背如流，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自己的见解。赵鞅很惊奇，便问无恤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无恤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掏出那几块竹片，说：“我每天将父亲的教导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温习，自然记得牢。”这件事无疑大大增加了无恤在赵鞅心目中的分量。过了一些年后，无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赵鞅将儿子们全召到跟前说，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它，就有重赏。大家赶紧驾车出发去寻找，唯有无恤慢慢吞吞，不紧不慢，最后一个出发。几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归。无恤回来之后，却对赵鞅说：“我找到了。”“哦？”赵鞅很高兴地说，“在哪？”无恤说：“您所谓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常山之险，吞并代国。”代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东北与河北西北交界之处，是白狄人建立的国家。赵鞅为了拉拢代国，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无恤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如何吞并代国来扩大赵氏的地盘，同时获得代地盛产的良马。这么多儿子去找宝贝，只有无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经过这件事后，赵鞅下定决心，废除伯鲁，改立无恤为世子。公元前458年，赵鞅去世。无恤办完丧事，还没脱掉孝服，就带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县），请姐夫代王前来相聚。代王欣然赴会，他把这次宴请当作无恤上台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阴谋。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无恤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失去父亲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够看出不对劲的地方——父亲去世不久，就算是装也得装出悲伤的样子，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但是代王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无防备，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随从也喝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上来一队光膀子的精壮厨子，一人拿着一个长把铜勺，给客人分羹。无恤咳嗽一声，用宽大的袖子将脸遮住。代王还没反应过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铜勺重重一击，立马脑浆迸裂。他带来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数杀死。无恤迅速兴兵北上，轻而易举拿下代国。如果要问无恤这一票捞得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赵氏的后人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代郡，下辖区区三十六个县而已。无恤的姐姐听到代王被杀的消息，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当无恤派人接她回晋国，她哭泣道：“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忘记杀夫之恨，是不仁；因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杀。所谓磨笄，就是将发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怜悯这位刚烈的女子，将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张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称后妃自杀殉国，典故就出于此。无恤为了姐姐的死，很是内疚。那时候伯鲁已死，无恤便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赵周，称之为代君。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告诉天下人，赵无恤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赵氏。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赵鞅死后，荀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上卿，三位亚卿分别是赵无恤、韩虎（韩不信之孙）和魏驹（魏曼多之子）。荀瑶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大事。公元前458年，荀瑶谋划进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国，交通极为不便，战车无法通行。荀瑶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作为礼物，载在牛车上送给仇由国君。仇由人欢欣鼓舞，在山中开辟道路迎接。道路开好后，晋国大军随着那口大钟一拥而入，消灭了仇由。公元前457年，荀瑶剑指中山。中山地处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的国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山军中有一种“力士”，身穿铁甲，手持铁棒，“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战斗力极强。但是荀瑶显然不怕中山力士，一举攻下了穷鱼之丘（今河北省易县），后来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县），使中山遭受重创。公元前456年，荀瑶又命韩虎、魏驹率军讨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间的戎人部落，攻取卢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将戎人在伊、雒之间建立的大小政权全部摧毁。这一次行动的意义重大，“自是中国无戎寇”，解决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原的戎患。应该说，荀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人甚至认为，若荀瑶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必能成为晋国中兴的名臣。但是很显然，荀瑶的志向不在于晋国中兴。他将三位亚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原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归属问题。这些土地，自从二氏灭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瑶提出，现在公室人才凋敝，难以管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给四大家族来管理。三位亚卿都无异议——谁会有异议呢？当然，有一个人很有意见，那就是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出公（晋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晋出公是他儿子）。晋出公一怒之下，向齐、鲁两国发出密函，请求他们发兵“清君侧”，讨伐四大家族。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大家族联手起来，将晋出公赶出了晋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出公出逃后，一个名叫姬骄的公室子弟被立为国君。姬骄是晋昭公的曾孙，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公孙忌跟荀瑶的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荀瑶选中。姬骄在历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记》的记载中，他一时被称为晋哀公，一时被称为晋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称为晋敬公。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谥号，没有人花心思去考证。荀瑶现在成为了晋国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实力远在另外三家之上。从公室瓜分来的土地，智氏获得最多，超过其他三家的总和。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兴土木，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宫殿落成之日，家臣都来祝贺。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来。荀瑶半带着醉意，不无炫耀地问士茁：“这房子壮观吗？”士茁回答：“壮观是壮观，但是下臣总觉得有些担忧。”荀瑶说：“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士茁说：“下臣为智氏掌管文书，看到书上说，高山峻岭，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质不肥。您这房子造得太壮观了，我怕它不太适合居住。”士茁这些话，记载于《国语》。该书还煞有介事地说，荀瑶的宫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荀瑶的致命伤，绝不是他喜爱豪宅。喜爱豪宅有什么错呢？家大业大了，建所大房子难道不应该吗？荀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目中无人。有一次荀瑶从卫国出差回来，韩虎和魏驹设宴为他接风。好好的一场宴会，却因为荀瑶戏弄韩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长）段规，最后不欢而散。事情具体经过，据明人冯梦龙杜撰，是荀瑶喝醉了，对韩虎说：“我曾经查遍史册，天下与您同名的，只有齐国的高虎和郑国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个人。”韩虎无言以对，段规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站起来说：“君子以礼相待，不直呼其名，请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开玩笑。”那段规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韩虎身边，头顶还不到韩虎的胸部。荀瑶也不生气，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小朋友知道个啥，这不是你玩儿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给吃了！”说完一阵大笑。段规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不敢发作。韩虎则佯装喝醉，闭着眼睛说：“智伯说得对啊！”然后告辞而出。荀瑶被称为智伯，是他自己要求的。当时的习俗，地位高的卿大夫一般尊称为“子”，如韩虎被称为韩子，魏驹被称为魏子，鲁国的三桓也被称为三子。荀瑶显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便给自己进了个“伯”——伯者，诸侯之长也。荀瑶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宴会结束后，家臣伯国向荀瑶进言：“您今天得罪了韩虎和段规，以后得防着他们一点，否则的话，必有灾难降临。”荀瑶不以为然：“是不是有灾难，那要看我高不高兴。我不发难，谁敢对我发难？”伯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上说，一个人屡犯错误，结怨于人，虽然矛盾没有显露，也要加以防范。《周书》上说，怨恨无大小。君子注意细节，所以没有大难。今天您在宴席上戏弄了人家，又侮辱他的家臣，还认为他们不敢发难，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连蚊子蚂蚁都能害人，何况是韩虎、段规这样有实力的人！”荀瑶嗤之以鼻。韩虎算得上有实力吗？也许有，但是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四大家族中，韩氏的地盘最小，军力最弱，荀瑶只消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韩虎掀翻。段规就更不值一提了，众卿饮酒，他一介家臣，五等残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转机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转向共和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和平光复势不可当，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章太炎何以成大师近代中国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因而使近代中国历史画卷多姿多彩，壮丽灿烂，人才辈出，恍若两千年前百家争鸣情景再现。一大批学术大师前所未有集中呈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时代。在这些大师中，最耀眼的大师无疑属于章太炎。如果从当今中国学术回溯，现在文史哲各重要领域中最活跃成绩最大的人，很可能就是章太炎的第三代、第四代或第五代传人。这就是章太炎的魅力，是章太炎的伟大。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与其学术成就有关。章太炎的学问涉及众多学科，他不仅对传统中国旧学经史子集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下过苦功，而且处在特殊的转型期，章太炎也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学问下过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学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长项，也是他并不陌生的领域。因此，章太炎的学问融合了中西学问之长，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一个关键点。从现代中国学术发生学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比如对《文心雕龙》等历代文论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门下弟子；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不论是人类起源、中国人种来历，还是从先秦到近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或其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等人所做的工作；至于现代哲学，没有人会否认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对中西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还有巨大学术贡献是现代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即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其实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起开创的。显而易见，章太炎不仅是传统中国旧学问的殿军和终结者，而且是现代中国新学问的开创者。这是同时代其他伟大思想家、学者所不具备的。为什么章太炎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在于章太炎自幼年时代就因机缘巧合放弃了科举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阅读。而他又是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恰恰又不断遇到合适的指导者。传统说法总是强调“十年寒窗”，其实从章太炎的经历看，他毫无功利心的静心阅读长达二十几年，甚至接近三十年。这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相比当然就不一样了。康有为也曾有过认真读书的时代，但他还是很早就为了科举考试而无法静心读书；严复更不要说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时代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梁启超，少年成名，聪颖早慧，这是他的优势，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缺憾。章太炎的成功告诉我们：读完所要读的书，然后就可以随意说出你想说的话。读书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有意义。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有可能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同时代的章太炎的师辈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有学问的革命家”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而且所谓“有学问的革命家”就必须要求章太炎对现实世界有个“普世关怀”。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就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君宪先锋严复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君宪先锋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只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君宪主义危机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率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君宪成为历史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的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了，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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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bao01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应该找句客套话来收尾的——诸如天气很热，到晚上大概会舒坦些啦——只是他那神情显得对她的描述很感兴趣。他的工装裤很干净且刚刚熨过。他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上面。他的小臂肌肉圆鼓鼓的，使得她要重新考虑从他的面容得到的印象：他像是营养不良。“你见过那样的蝴蝶吗？”他摇了摇头，但显然认真思考起她的问题，因为他蹲在了她面前。“别让我耽搁了你赶路。只不过……唉，我的天，这景色太妙了。”他表示有同感地微笑着，并向她刚才指着的地方看去。后来他站起身，掸了掸裤子后面——虽说他并没有坐到草地上——开口问道：“我穿过这里可以吧？”“当然。随时都行。现在这儿没人住。这宅子原来的主人输掉了房子。这房子挺好的，是吧？我们在考虑也许不时地住一住。我丈夫……”她明知道自己在唠叨，可他好像诚心诚意地仔细听着每一个字眼儿。她终于闭上了嘴——为自己傻乎乎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再也说不下去了——便又一次请他随时都可以抄这条近路。他谢了她就离开了院子，步子很快地在树木间走着。多薇目送着他的身影融进笼罩在宅院外的一片阴影中。她再也没见到那样的柿色翅膀。然而他倒是回来了。先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来往一次。多薇总是忘记问斯图亚特或是别的人他可能是什么人。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当鲁比来了亲友时，他们通常不像人们过去那样出席礼拜仪式并被介绍给教众。她没法问他的年龄，但估计至少要比她年轻二十岁，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对他的来访保守秘密。事实上，每次他来时，她都要说废话。那些她不懂的事情留存在她脑子里。高兴的事，烦恼的事，与世界大事无关的事。不管她说什么，他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出于无法解释的理由，她鬼使神差地知道，一旦问起他的姓名，他就不会再来了。有一次，她给了他一片涂了苹果酱的面包，他吃光了。她越来越频繁地找理由待在圣马太街。倒不是希望见到或寻找他，而是满足于知道他曾经来过或将会来到这里——闲聊一会儿，吃点东西，在燥热的午后喝上一些凉水。她唯一担心的是别人会提起他，和他结伴，或者宣称早就和他有交情了。没人。他似乎只是她的。因此，在卡尔瓦里山与年轻人争论的那天晚上，多薇把钥匙插进这座不能赎回的住宅的锁孔。她为斯图亚特非锁门不可而心烦，又因会议不愉快的转折而不安。她希望坐下来喝上一杯热茶，读些诗或几段圣歌，把思绪集中到让每个人都气愤的事情上来，因为说不定她的朋友会在一早经过。他要是真来了，她就问问他的意见。但她已决定不喝茶也不读诗了，做过祈祷之后便爬上了床，可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妨碍了她入睡：撇开放弃财富不谈，一个有钱人能是好人吗？她也要问问她的朋友这个问题。如今，后院终于可爱多了，至少足以接待他了。他第一次来时，那里还是一团乱，没人过问，垃圾遍地——成了猫、蛇、走失的鸡的家园——只有珊瑚色的翅膀还值得一看。她只好亲自动手来整理。K.D.找出种种难以想象的借口推托不干。何况这种活计是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比莉·狄利亚曾经是她的帮手。她原来只想过让那些小伙子出手帮忙，所以比莉的热心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不过也有些不对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没人见过那姑娘，而她母亲帕特·贝斯特则对一切问题都封了口。多薇心想，还为镇上对她父亲的态度生气呢。虽说比莉·狄利亚没有到会，但她的观点是清楚的。她还是个长着深玫瑰色皮肤和棕色头发的古怪任性小姑娘的时候，就对什么事情都撅嘴——只对花园的事情除外。多薇很想念她，而且不知道比莉·狄利亚对改变大炉灶的铭文是怎么想的。“当心他皱起的眉毛”？“是他皱起的眉毛”？她认为，“他皱起的眉毛”对任何年龄的人或任何一代人都足够了。对那句话加以说明，具体化或确定，都是无益的。唯一需要确定的，都已发生了。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得问问她的朋友。然后再告诉索恩。与此同时，那种抓挠的声音消失了，而在睡眠的临界点，她知道了罐装豌豆照样挺好的。斯图亚特放下窗户，还吐了口唾沫。他挺小心的，防止风把唾沫再吹回脸上。“对我宽容一些。”这是那些年轻的傻瓜当真要在大炉灶上涂的标语。就像他的外甥K.D.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建起这座镇子付出了什么，他们受到保护以防备什么，他们不必面对的羞辱又是什么。斯图亚特像往常一样，一回到通向他的牧场的县级公路就把车子开到最快。他仔细琢磨着“当心”和“是”之间的区别，以及若是老爷爷，会如何解释这种区别。他本人其实倒无所谓。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该或不该加以改变，而是米斯纳牧师通过怂恿这一想法得到了什么。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心想米斯纳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傻瓜。愚蠢，甚至可能危险。他想不出这一代人——米斯纳和K.D.这一代——该不该被牺牲掉以成全下一代。曾重孙一代可以加以培养和磨炼，就像他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这一代做过的那样。当年没有休息，也没有宽容。期望高并得到实现。没有谁比那些优秀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回想起他哥哥埃尔德·摩根从利物浦回到新泽西在一个港口上岸的前前后后。那地方叫霍伯肯。时间在一九一九年。上火车之前哥哥在纽约市周围遛了一圈。他看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争论。埃尔德说，从她的服装他猜她是个街头妓女，自然流露出对她职业的轻蔑。起初他觉得自己与那两个叫嚷的男人有一种关联。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在那女人脸上打了一拳。她倒了下去。也就在那一刻，那画面的色彩从日常样子猛地转换成了黑白色。埃尔德说，他口中发干。两个白种男人转身走开，撇下失去知觉的黑人女子趴在便道上。埃尔德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白人改了主意，又回来朝她的肚子踢去。埃尔德浑然不知自己在跑，直到他到那跟前把那男人拉开。整整十个月，他一直在奔跑和战斗，仍然没法摆脱自发的暴力倾向。埃尔德一拳击中那白人的下巴，接着又连续出拳，直到第二个白人向他打来。没分出胜负。都鼻青眼肿了。那女人始终躺在便道上，这时一小群人吵嚷着叫警察，埃尔德吓坏了，赶紧跑开，就这样一路穿着军大衣返回了俄克拉荷马，唯恐有个军官会看到他那身撕扯过的军装。后来他妻子苏珊娜给他洗净、熨平和修补那身军装时，他要她拆掉缝线，让上衣口袋悬着、衬衫领子保持着破口、纽扣耷拉着或是缺失。但要保持血迹是太迟了，于是他把血污的手帕和两枚奖章一起塞进裤兜。从此他再也无法从脑子里清除那白人的拳头打在黑人妇女脸上的情景了。不管他对她所操的职业有何想法，他一直惦记着她，为她祈祷终生。苏珊娜挑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但摩根家的男人们胜利了。埃尔德照他的要求被埋葬了：身穿军装，扯破的口子显而易见。他没有原谅自己抛开那女人跑掉，也不指望上帝会为此对他高抬贵手。而且他做好了准备，等候他质问事情的始末。斯图亚特喜欢这个故事，不过，他知道这事起因于保护一名妓女并为她祈祷，又感到不自在。他对白人没什么好感，但他能明白他们的想法，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冲动，仿佛那一拳是他自己击出的。斯图亚特停好车，进了住宅。他并不希望屋里的床铺上没有多薇，并且又一次想弄明白她为何如此频繁地留在镇上。这是徒劳的，他拿她没办法。他看到了那两条牧羊犬，牵着它们去看人们靠双手能够把活计干得多么漂亮。他们都是当地人，他认识他们的父亲和妻子；他们参加同一个或邻近教堂的活动，而且和他一样对那种“对我宽容一些”的念头反感。他的苦涩感又一次油然生起。他要是有儿子，他们一定会是体现正直的优秀楷模，会笑话米斯纳有关成年人的观念：顶嘴，改铭文——仿佛词句的魔力与成为男人所应有的阳刚之气相关似的。斯图亚特拴好狗，打开了马厩。他喜欢在凌晨四点骑上“夜间”，四下转一转，直到天明。他酷爱在草原上遛马，一切都那么宽广开阔。他给“夜间”备好鞍，如同往常每一次都有新鲜的奇妙感：在自己的土地上，你绝不可能有像老爷爷和老爹，以及所有那七十九个人离开俄克拉荷马州菲尔立后会有的那种失落感。他们徒步前进，彻底地失落了，而且还愤懑不平。但除去孩子们的脚的状况，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应该算是健康的。不过孕妇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休息。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的妻子塞列斯特，他的祖母明迪小姐，以及他自己的母亲贝克都带着孩子。看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姐妹或女儿失去了曾经一直呵护着她们、伴随着她们成长的住所，真是一种耻辱。羞辱比怨恨尤甚，它威胁着要折断他们的骨头。斯图亚特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给他讲的故事的全部细节，不必费事就可以想象出那种耻辱。就拿多薇来说吧，每次流产之前，都用手按着后腰，眯起眼睛看着肚子，总是那样看肚子里的胎儿。若是某个衣冠楚楚、夸大其辞的男人对她说“从这儿走开”，而他，斯图亚特却对此人无能为力，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即使在目前，在一九七三年，骑着“夜间”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任风吹着马鬃，一想到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他仍想开枪打人。七十九个人。他们的全部家产都绑在背上或顶在头上。年轻的都轮换着穿鞋。停下来只是为了歇口气、睡一觉和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甘蔗渣、树叶和带糠麸的杂碎粮食煮成粥或做成饼，有时打点野味，有时加点蒲公英之类的绿草。梦中想的是屋顶、鱼、饭、糖浆。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梦想的是带纽扣的干净衣服和有两只袖子的衬衫。他们走成一列：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走在前头，老爷爷当时已经瘸了，被人用一块板子抬着，跟在队尾。离开菲尔立之后，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也不想遇见什么人，以免那些人对他们讲什么或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他们躲着车队，尽量靠近松林和溪床，一路向西北趱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理由，只是想到离菲尔立最远的地方去。第三天夜里，老爷爷叫醒他的儿子列克特，示意他起来。他沉重地撑着两根木棍，从宿营地走开去，悄声说：“你，随我来。”列克特回去拿了他的帽子，便跟上他父亲缓慢而艰难的脚步。他惊讶地想，老人家可能打算在半夜到镇子里去，要不就是找一处农场，那里的山丘中有黑糊糊的土屋。可是老爷爷把他带进松林深处，此处的松脂气味起初十分宜人，不久就让他头痛了。夜空被繁星点缀得通明，新月反倒黯然失色，似是一片闪亮的羽毛。老爷爷站住脚，吃力地呻吟着跪了下去。“我的天父，”他说，“撒迦利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先知，曾劝犹太人重建圣殿，《旧约》中有《撒迦利亚书》。此处老人有这样一个名字，寓有深意。）在这儿。”随后的几秒钟他一语不发，接着便开始哼着发出列克特从未听过的最甜美、最凄楚的声音。列克特跪到老爷爷的身边，父子俩就这样整整跪了一夜。他不敢碰老爷爷，也不敢打扰他那哼哼唧唧的祈祷，可是他没法一直跪着，就向后跪坐着，缓解一下膝盖的疼痛。又过了一会儿，他干脆坐到了地上，手中拿着帽子，低着头，竭力恭听着，清醒着，理解着。最后，他仰卧到地上，观看着树顶的串串星光。那令人心碎的乐声吞噬了他，他觉得自己从地上飘起几英寸。他后来发誓说，他没有睡着，一整夜都在倾听和观察。他身处松树的包围之中，与其说看着不如说感觉到天空在地平线上退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声响之大如同一个巨人在走路。老爷爷始终纹丝不动，也没停止哼唱，这时却一下子沉默了。列克特坐起身，四下打量。脚步声像是雷鸣，他却判断不出来自何方。天光逐渐扩展，他已经能辨出树干的影子了。父子俩同时看到了他。一个小人儿，身材之矮与脚步声极不相称。他正从他们身边走开，身穿一套黑色西装，右手食指钩着上衣搭在肩头。他的衬衫在宽宽的吊裤带之间闪着白光。老爷爷没撑拐杖也没哼上一声就站了起来。父子俩一起眼瞅着那人从天空最白的部分走出去。他一度站住脚扭回身来看他们，但他们看不到他的面貌。他重新迈步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他左手提着一个小包。“快去，”老爷爷说，“把人集合起来。”“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列克特说。“快去！”列克特跑开了。大家都起身后，列克特领他们来到他和老爷爷待了一夜的地方。他们看到他就在那儿，站得比树还直，拐杖抛在一边，背对着升起的太阳，周围看不到走动的人，但洗涤过撒迦利亚面孔的平和散布到他们的精神中，让他们感到了宁静。“他和我们在一起，”撒迦利亚说，“他在引路。”从那时起，行程有了目标，连最轻微的怨言都没有了。那个行走的人不时地出现：在河畔，在山顶，靠着石头。只有一次，有个人鼓起勇气问老爷爷还会走多久。“这是上帝安排的时间，”他答道，“你不能开始，也不能结束。还有，他不会替你做你的工作，所以，昂首挺胸地迈步走吧。”就算那响亮的脚步声还在继续，他们也没有听到。没人看到那个行走的人，除了撒迦利亚，有时则是个孩子。列克特也再没见到他——直到行程结束。直到二十九天之后。在听到警告他们走开的枪声之后，在田间的一些黑人妇女给了他们吃的之后，在两个牛仔夺走他们的枪支之后——所有这些都动摇不了他们坚定的平和心绪——列克特和他父亲都看到了他。当时已是九月份了。别的旅行者都会小心翼翼地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因为没有目的地，而且冬天即将到来。不过，即使他们忐忑不安，也没有表露出来。列克特躺在高高的草丛中，等着一个粗陋的夹子弹起——他希望是野兔、土拨鼠，甚至是金花鼠——这时就在前方，越过草丛中的一处岔口，他看到了那行走的人站在那里四下张望。随后那人蹲了下去，打开他的包，在里面摸索着。列克特盯了一会儿，然后便在草丛中向回爬，接着跳起来跑回营地，老爷爷刚刚吃完一顿冰冷的早点。列克特描述了他见到的情景，父子俩就朝设夹子的地方走去。那个行走的人还在那儿，把一些东西从包里取出来，又把别的东西放回去。就在他们的盯视之下，那人开始退去。当他彻底消失时，他们又听到了那种脚步声，重重地走向他们无法确定的方向：时而在背后，时而忽左忽右。也许是在头上吧？后来便突然静了下来。列克特向前爬去。老爷爷也在爬，想瞧瞧那行走的人留下了什么。他们还没爬出三码远，就听到了草丛中窸窣的声响。夹子那里，诱饵和拉线都没动，却有一只珍珠鸡。是只雄的，正扑腾着漂亮的羽毛拍打绳套。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便离开那儿，走到他们认为那行走的人抛撒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的地点。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草中的一处凹地。老爷爷俯身下去碰了碰，又把一只手压在按平的草地上，闭上了眼睛。“这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当然啦，那儿不是。反正还不是。那地方属于印第安领地中的一个家庭，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谈判和在土地上的劳作，最后才算不费分文地交割清楚。从植物繁茂之处来到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他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天空笼罩着大地，看到野草直长到他们的臀部，真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在父辈们看来，这象征着奢侈——丰饶的灵魂和无边的自由，而且没有敌人可以藏身的险恶密林。这里的自由不是你指望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或乡村舞会那种娱乐，也不是大人老爷的残羹剩饭。这里的自由是由大自然主持的一种考验，人类每日都得经历。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通过了道道考验，就能成为人中主宰。或许撒迦利亚不想再吃一次架在棍子上的烤野兔或冷的野牛肉，或许他被白人从办公室排挤出来之后拒绝了由有色人种建立的家园，所以他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汹涌滔天将两人完全围困了起来。“开挖！”我怒吼一声，洞中的狴犴仰头咆哮，晖儿和S对准指定的煞位举锹就挖，大股凌厉的煞气来势汹汹地涌进天罡弱水印阵，波涛立刻化作锋利的水刀疯狂地交错切割着。一声高亢的鸣叫自水阵中传出，巨大的朱雀驮着韩笑冲天而起，双翅挥舞间骤起的火焰从天而降，一时间狂暴的水火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激战相搏，惊动天地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久战不下，朱雀突地怒啸一声，双翅一摆，硕长的火尾暴涨数倍，急剧甩动中有如一个巨大无比的火把直冲地下。弱水印阵的部分土台印符在火尾的狂扫中崩溃散落，滔天的水势立刻消减了下来，朱雀趁势张口喷出大蓬火焰，整个弱水印阵顷刻瓦解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风紧，扯呼～～”林岳怪叫一声，冲进洞中，我和莫炎紧跟其后。朱雀得意地摆动双翅，俯冲而来，眼见就要掠进洞中。轰地一声，洞旁的山壁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长藤猛然冲出，长藤的顶端赫然长着一个宽阔的大口，像是一只变异的老虎。一股胜过方才百倍的煞气直冲而来，朱雀猝不及防被凭空击出数十米，空中翻滚多时后一身的火羽散落殆尽，立刻现出了莫曹的人形。这才是真正的白虎煞，之前莫炎用灵火逼出了狴犴的肃杀之气，加上林岳的怪虎藤种，在弱水印阵消耗了朱雀的精力之后，突袭终于取得了结果。韩笑！他怎么不见了？！……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午时前的几分钟。主峰扇子陡，老田正艰难地举起舜帝铜锥，他望着天空中的太阳，口中低低地说着什么。韩笑的身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他身后。“对不起，您必须死。”韩笑歉意地笑道。……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午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浮在空中的莫曹再度化作朱雀，展开双翅飞掠扑来。老田，我们尽力了……朱雀即将接近的瞬间，整座山峰突地陡升起来，朱雀急急返身避开，险些撞在了山峰上。远处的主峰扇子陡猛地下沉，这……这里才是真正的主峰吗？！一声巨兽的低吼响起，巨大无比的龟蛇之相笼罩着整座山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午时。韩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先前的伪装掉落在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艰难地喘息着，那双眼睛比常人多了一层白色膜瓣，韩笑知道，那是一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特征。女孩的嘴唇嚅动着，微弱地重复着两个字，渐渐地欣慰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角。韩笑听出那是一个人们常用的称呼。“爸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午时。老田颤抖着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容暗淡失神。“龙脉已定固在了这里。”他冲着空中的朱雀道，“如果你不死心，我可以陪你同归于尽。”说着他挺直了腰板，眼中猛地神光暴射，隐约间空中传来惊涛骇浪之声。朱雀并没有进攻，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便转身挥翅而去。我知道老田一定是利用玄武神兽幻化改变了我们视觉中的主峰和第二峰。但我不知道，为了保证父亲能安全定固龙脉，老田的女儿乔装后死在了韩笑手下。……“看来这次我是难逃风爷的责罚了。”莫曹在山脚下仰望着雪山，心中不又叹道。“田然死了女儿，定固龙脉时又毁了玄武神兽，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我们只是损失了南龙气脉，这绝对不亏。”这声音是在莫曹的耳中响起的，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风爷说的是。”莫曹恭敬地回道。（第二篇《藏穴》完）第三篇奇门题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通地之事，依地之明，与人之法，顺人之情。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自然之道动，故世间吉凶生。三才定世天地人，浑沌不知是为神。天有九星，曰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地有九宫，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人有八门，曰休，死，伤，杜，开，惊，生，景，神有八神，曰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迎三奇，日月星；得六仪，戍已庚辛壬癸；遁六甲，子戌申午辰寅。八卦甲子玄机鬼藏，万事可定唯不变矣，若穷则变，若变则通。——《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一、鲁班厌胜风和日丽的日子很适合出游。当然，出游并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留心，也许在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处足以让你舒适享受的地方。绿地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午后阳光微醺，大脑中的意识弥漫开来。……“我看不透这东西，林岳和莫炎也看不透，如果你也看不透，那就永远藏起它。”老田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那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物件，样子很像旧时人们放在家中的泰山石敢当。不过，这块普通的物件却在我手里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历过，但发生时还是吃了一惊。在浮动中，一连串的文字倏然飘出，那是…………“啪”，一样东西丢在了身上，正巧砸中胃部，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脸上不禁有些扭曲。“老凡，身手不错啊，三十多的人了还能鲤鱼打挺。”林岳坏笑着走了过来。“臭小子……你……”我被砸的不轻，一时间说话都有些困难了。“林岳你玩过头了啊。”晖儿满脸不快地说着，走来帮我揉捏着痛处。“从云南回来都三个多月了，老凡这家伙总吊着个脸。”林岳捡起丢在地上的橙汁道。“砸他算轻的，我都想揍他了。”“死小林子。”S冲林岳小腿踢了一脚，“你以为全世界都和你那么没心没肺啊？！”“哭丧脸有用吗？！老田和他女儿能活过来吗？”林岳冲着S反驳道，眼睛却看向我这边。“今天出来散心的，别吵了。”我幽幽道，“没事，我只是在思考那本书和那个人的事。”“书上的内容你慢慢消化吧，至于那个幕后者，莫炎也在调查。”晖儿柔声安慰道，“亦凡，别太逼迫自己了，急于一时未必就能解决问题。”……《闻风拾水录·奇门篇》，来自老田交给我的物件，见到那些文字飘出时，他笑了，笑得很欣慰，那笑容永远的凝结在了他的嘴角。老田死了，死于心力衰竭。在他逼退莫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那只是回光返照。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这也是为什么老田的身体会日渐衰弱的原因。在定固龙脉的那一刻，他已拼尽了全力。林岳在施救时发现他背后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星散地分布在老田身上各处，精通医术的他也不禁迷惑不解。莫曹、韩笑、陈子浩……在他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可怕势力呢？……“我就说过，嫂子那手艺绝不是盖的！”林岳含糊不清地说道，满是菜肴的嘴鼓得像只夏天的蛤蟆。“今天有一半菜是S烧的呢。”晖儿微笑着说道，“嗯，就是你吃得最多的那些。”“浪费啊～～”S瞥了一眼饿死鬼投胎似的林岳，“某些人吃人参果都不会觉得好吃的。”“我又不是猪……咳……咳……”林岳正想反驳，却被还未咽下的食物呛得不住咳嗽，一时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有这么按门铃的吗？跟催命似的！”林岳挣扎着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一肚子怨气全部发在了门外的不速之客身上。“大概有什么急事吧。”晖儿起身向门口走去，一旁原本假寐的狴犴忽地跳了起来，冲着门口发出呜呜的声音。门开了，晖儿一脸茫然地带进三个人，那是三名警察。“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一下证件，“哪位是王亦凡？”“我就是……”我起身应道，这些警察来我家做什么？“王亦凡，你涉嫌盗挖古墓、走私文物及蓄意谋杀。”那名警察拿出一张文件，“现在正式拘捕你，这是拘捕令。”屋里的空气顿时凝结，这三名警察是如假包换的大活人，应该不会是伪装的，但他们又怎么会了解到我在云南的那些经历？而且如此高标地给我罗列了三项重罪！“我们必须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那名警官继续道，“这是搜查令。”麻利的动作下，我被铐上了手铐，两名警员熟练地四处翻查着，林岳安静地躲在一边，眉毛已拧作了四条。晖儿和S询问着为首的警官，对方一付无可奉告的表情，只是提醒她俩可以跟回警局协助调查。“找到了。”那枚滇王金印被翻了出来，负责搜查的警员有些兴奋，这是文物也是证物，眼前是真正的人赃并获了。……拍照，指模，例行公事……审讯室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略带稚气的脸上挂着懒懒的笑容。韩笑？！瞬间我便明白了被捕的原因，有韩笑在，那些事情的资料足以给我编定无数罪名了。“别以为我身上这套警服是假的。”韩笑调皮地笑道，“大案要案我也参与破获过不少呢。”“直入主题吧。”我盯着韩笑的眼睛冷冷道，他的辖区不在本市，不远万里的前来定罪应该是另有阴谋。有时候，计谋远胜于强大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可怕之处。“想请你帮忙找样东西。”韩笑点起一支纸烟，悠然地吐着烟雾道。“你觉得我会答应吗？”我冷笑了一下，手铐从腕间脱落。“嗳，冷静点，这里是警局。”韩笑的脸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如果你冲出去，外面会有一群勇敢的警察拦截你。”和警察正面冲突，这显然是种不明智的做法，牵涉无辜之外便是让韩笑等人坐收渔利，何况晖儿他们……“咔”，韩笑熟练地再次给我戴上了手铐：“囚徒博弈的上选是‘合作’。”“你们想要我找什么。”知己知彼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何况我的处境并不有利。“去趟文成刘基墓，找本书。”韩笑的笑容更加璨烂了，“其余的三爷会告诉你。”盗墓？！这群人在龙脉藏穴上功亏一篑，现在却做起了盗墓的勾当，他们要找的书难道比龙脉还重要？……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分外压抑，一辆深蓝色的轿车飞速地开出了市郊。“这回搞大咯，老凡，咱们亡命天涯吧。”林岳后排伸着懒腰道，“不过，先帮忙解决下民生大计。”“就知道吃，撑不死你。”S和怀里的狴犴一同向他呲牙。“亦凡，能拿的现金我全带来了。”晖儿轻声道，“不过，我们该去哪里呢？”“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我脑中有些混乱。当林岳从拘留所的地下钻出来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即将犯下一个大错，但在他连推带搡之下，却还是选择了逃离。S到市局找熟人帮忙的时候，狴犴发现了韩笑，她匆忙通知了晖儿和林岳，于是便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不过，我就此将成为畏罪潜逃的重大通缉犯。……“是的，他们刚离开市区，四个人都在一起。”公路边的树林里，一辆熄火的警车停在黑暗中，车中亮着一个红点，闪动的火光依稀映照出韩笑的脸庞。“漫无目的地瞎开车，很容易被路岗查到。”韩笑调皮地一笑，“看来我得帮你指路了。”……“韩哥，那啥……俺老婆不能白给吧……哦，成！谢谢啊！”……我压低了头上的棒球帽，避开油站工作人员的视线，将车子驶向公路。望着远去的车尾灯，那人咧嘴一笑，迅速脱下工作衣，闪进了黑暗中。……“靠，还米其林呢，这就爆胎了。”林岳牢骚道，扭曲的面容像极了瘪陷的轮胎。“你像个男人吗？就知道抱怨！”S丢过一个背包，“背上，咱们步行。”……“亦凡，前面有车。”“你好，能带我们一段不？”“嗨，上来吧，这会露水重，别站风头里客气。”“我靠，这可坐不起，敞篷的，还是东风牌啊。”“闭嘴吧你，爱坐不坐，你跟着跑也行。”“我上还不行吗？”……“到了。”拖拉机停在了一户农舍前。我们跳下车斗，踏上地面的双脚依旧可以感觉到方才的颠簸震动。拖拉机的主人叫常五根，一个黝黑憨厚的庄户汉子，这里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林岳不住叫饿，其实不仅是他，我和其他人也已饥肠辘辘，连夜的奔逃使人特别容易饥饿。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打尖，常五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说是给我们煮点饭食。常五根的家属于典型的庄户房子，两上两下的青瓦房简朴洁净，将我们让进中屋后，他便一头钻进东侧的灶间忙碌了起来。晖儿和S因连夜疲惫的关系，倚在桌边渐渐打起瞌睡来。林岳跨坐在长条凳上，眼睛死死盯住灶间。常五根端来稀饭馒头的时候，这小子立刻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屋外的天空遍布朝霞，四处响起忙碌的声音，一派农耕早起炊烟袅的景象。平淡无奇的生活，忙碌辛勤的劳作，突然觉得这一切离我十分的遥远。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听着一愣，那是一种痛苦的呻吟，依稀还夹杂着某些奇怪的声响。“你们家有病人？”林岳将嘴里的半个馒头咽下肚，四处张望道。“嗯，是我老婆。”常五根满脸愁云道，“不知咋地就病了。”“哈，小林子，你报答人家的时候到了。”S怂恿道，“这个最能吃的是个中医，让他帮你老婆看看。”……“老凡，不对劲，你跟我上去。”约摸半支烟的功夫，林岳从楼上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异常。楼上是两间大房，敞开的那间显然是常五根和他老婆的卧室，一名女子正躺在木架床上。“怎么这么大味道？”房内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恶臭，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鼻，跟着林岳走近床边。常五根的老婆看上去比较壮硕，但此刻却被疾病折磨得毫无生气，如果不是她还在呻吟，我很容易会误把她当作一具死尸。那股腐臭来自她口里，随着呼吸呻吟遍布了整间屋子，我惊异地发现，在她的呻吟声中夹杂着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啃噬骨头的声音！“脉搏正常，呼吸正常，除了脸色和口臭外，她基本就是个正常人。”林岳低声耳语道。“惹上了恶性虚灵？”我自忖道，“她的体内似乎有东西作祟。”林岳点点头，将常五根支去楼下取水，翻手捻出一根药草揉碎了将草汁滴入常五根老婆的口中。常五根的老婆突然从床上弹起，手脚诡异地扭曲着，不住乱颤，喉间咕噜着怪异的声音。“呃……”奇臭无比的液体从她口中喷了出来，床上立刻污了一大滩，一团白色的物体落在了被面上。那是一条古怪的白色小鱼，头尾都是一个长着满口利齿的鱼头，扁梭形的身体上遍布着粗糙的鳞甲。“幸亏遇到我们，不然她死定了。”林岳摇头道，“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会把这条清道夫吞下去的？”汩罗鱼，木性虚灵，喜欢藏匿在河底淤泥中，啃噬水下尸体上最难分解的骨骼部分，所以林岳会称它为清道夫。常五根收拾床褥的当口，林岳悄悄地将那条汨罗鱼丢进了窗外的河道中。……“你老婆是怎么发病的？”我向常五根问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翻修屋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常五根回忆道，“后来和木匠吵了一架，隔天我出门办事回来就变这样了。”“木匠？你们家翻修了哪些地方？”晖儿突然问道。“楼上那两间大屋、房柱还有大梁。”常五根如实道。“S，房柱和大梁的连接部分是不是叫木斗？”晖儿转向S问道。“是啊，确切的说是房柱和横梁间连系的木块。”S奇怪道，“问这个干嘛？”“亦凡，那里可能有古怪。”……房子的大梁贯串了楼上的两间大屋，一头架在西侧的山墙上，另一头则用一根粗大的房柱子支撑。房柱就在灶间的墙边，一旁放着吃水用的水缸。常五根拿来一把木梯，林岳顺着梯子爬上了房梁，在木斗处摸索了两下，翻出一个暗格，从里面掏出一条刻着奇怪文字的木鱼来。木鱼赫然是汨罗鱼的造型，鱼身两面分别刻着“勾陈”和“白虎”两个篆字。“嫂子，你怎么知道木斗里会有这东西的？”林岳掂着手里的木鱼道。“我们公司翻修时曾和装修公司有口角，当时一个同事就提醒说，这些行业里有不少能人的，当心被报复。”晖儿笑了笑，“常大哥说他老婆曾经和木匠吵过架，我突然想到他们正好在翻修大梁，一气之下可能会在上面布鲁班术。”“鲁班厌胜？”我听着一惊，抬头看了看大梁的走向，立刻招呼常五根和林岳拿着梯子上楼。卧室的大梁上翻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同样刻着篆字——“天禽”。“厌胜”又称“魇镇”，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归属于民间常说的“鲁班术”。鲁班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奇术，相传为工匠祖师鲁班所创。据说因为古时的工匠地位低微，于是很多苛刻的无良雇主会对其肆意欺压，克扣工钱，当他们感到深深不忿时便会在施工期间以厌胜术进行报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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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bao01八旗军的头颅在关宁铁骑脚下被踢得滚来滚去，血污和沙砾凝固在一起，糊得死人的五官难辨。八旗军惨败。只见明军骑兵在城下发威，炮兵在城上发威，袁崇焕令士兵红夷大炮、木龙虎炮、灭虏炮一块上。激战中两军尸横遍野，从早晨到中午，明军死战不退，后金伤亡很大，死几千人。满桂也身中数箭，坐骑受伤。后金军无法靠近城池，甚至无法打到城下，死伤惨重。袁崇焕率军杀出，其部下一箭射中阿济格右肩，阿济格险些落马。皇太极说：“这个袁蛮子是厉害，怪不得我爸败在他手里。”随后他下令停止进攻。当后金军在宁远城下激战时，锦州守军趁后金主力不在。势单力薄之际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大破后金，获胜后迅速退回城内。皇太极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于是他率军从宁远撤退，全力围攻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一声令下，数万后金军发起冲锋，明军用红夷大炮和滚木礌石来对付后金军，后金军经历惨痛的伤亡后才打到城下壕沟边，壕沟很深，必须将云梯架在壕沟上，晃晃悠悠踩着云梯才能过去。后金军密集地拥挤在壕沟边反倒成了城上明军的活靶子，在火炮轰击下纷纷倒毙，尸积如山。农历六月相当于公历七月，此时东北的天气虽不像现在这样炎热，但身穿铠甲的情况下冒着炮火发起进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最终皇太极只得下令撤军，此战结束，史称“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欣喜地奏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分崩虏骑如潮泻，鼓声雷动宁远下。长围虹亘百余里，靴尖踢处无宗罅。将军神武世莫伦，怒须张戟双目眦。剑锋扫虏秋箨卷，纷纷聚蚁无坚屯。尸沉马革亦何畏，流矢薄身惊集猬。大呼直欲尽敌止，风雷疑是军声沸。胡奴走尽壁垒开，一城士女欢如雷。十年积馁一时破，虏马应自忘南来。捷书飞入明光里，天子披之当色喜。安得将士皆如此，恢复两河须臾尔。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战前手忙脚乱，想搬救兵，等到敌人真的大军压境时，他却能坚决抵抗，并用正确的战术将敌人击退，可见有时候，人是需要压力的，只有把他的所有指望都堵死，才能激发出他的潜能，让他去拼。总之，此战袁崇焕不救锦州，有过，守住宁远，有大功。但是战后，魏忠贤将袁崇焕在宁锦大捷中的功劳排在第八十六位，且朝中东林党人都被魏忠贤诛杀殆尽，袁崇焕愤然辞职。说到这，我们该好好讲讲魏忠贤了，明宫三案中的移宫案跟魏忠贤有关，熊廷弼先是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得到启用，后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杀，孙承宗也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免去兵部尚书的职务。前文丁卯之役的时候，全国都在为魏忠贤建生祠，人死后才建祠庙，除非大家对于特别爱戴的人才在生前修建祠庙，像对一个人进行全国性建生祠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忠贤这一个例子，那么魏忠贤究竟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神通广大呢？第十二章“爱国贼”魏忠贤的兴衰1625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五个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胆气壮了不少，高声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霉！”其余四人一听这话，谁也没敢多说话，胆小的一位还劝他谨慎，没想到这个人却说：“魏忠贤虽然横，难道还能把我的皮剥了吗？我怕什么？”其他几个人没说话。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数十名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照诸位旅客的脸，然后把在一起喝酒的那五个人都捉走了。其中四个人被摁着跪在地上，只见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的那个客商手足四肢都被钉在一块门板上。魏忠贤对这四个人说：“这小子说我不能剥他的皮，现在姑且一试。”魏忠贤让手下的小太监用沥青把那个人的全身浇了一遍，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一时间，焦煳味、肉香味飘散于空气之中。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魏忠贤让人用锥子把人皮剥下来，整个人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见自己的皮立在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此刻，另外四个人被吓得都快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也会如此。这时，魏忠贤并没杀他们，而是给他们每人五两银子压惊，然后把他们放了。此事出自明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幸存录》的下卷，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这个算卦的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耳闻目睹。魏忠贤，1568年出生，河北肃宁人，农民出身，但精通射箭，能左右开弓，喜欢骑马。十七岁那年娶了媳妇，生了女儿。按理说男人自从当了爸爸，应该有责任感了吧，可是魏忠贤却从此开始天天赌博，几年下来就把家中财产输光了，一次债主逼上门来要债，魏忠贤环顾四周，发现家徒四壁的家中并非一无所有，因为还有两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被自己玩剩下的女人自然没人要，于是魏忠贤把女儿卖了，还清赌债。如果说到此为止，魏忠贤从此金盆洗手，老老实实种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事了。赌博这种事让人上瘾，只要有一次尝到甜头，就会赌下去，多次失败后，就会想着只要再赢一次就不干了，可是等到真赢了之后，就又欲罢不能了。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对赌博严厉打击，李斯制定的秦律规定，赌博的人轻者脸上刺字，重者“挞其股”，把你屁股打得皮开肉绽，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坐着赌博了。宋朝赵光义则规定只要赌博，一律处斩（《宋史·太宗纪》载：“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忽必烈规定赌博者轻者杖刑，重者流放，他对赌博的人说：“朕已用我的兵力征服你们，你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果你赌博，你就是拿朕的财产来做孤注一掷的输赢了。”《金陵锁志》记载朱元璋为了治赌博，把南京城所有赌徒聚在一起，让他们在秦淮河畔赌博，赌徒们都很高兴，有人赌赢了一大笔钱，要出去买吃的，此时却被朱元璋的士兵挡住，士兵说：“皇上有令，只许赌，不许吃饭。”最后所有赌徒都被饿死，从此南京城没赌博的了。明朝前期一直禁赌，到了魏忠贤所处的明末，辽东烽烟四起，中原流民遍地，压根儿不会有人禁赌了。赌博成了所有想不劳而获的人发家致富的捷径。继续赌博的魏忠贤终于有一次输光了所有，连裤子都卖了，他躲进街上的酒馆，被人揪出来当街痛打一顿，差点丢了性命，魏忠贤情急之下说：“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作为一个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挣扎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黯淡，参加科举吧，自己不识字，靠辛勤劳动致富吧，自己吃不了苦，靠其他方式往上爬吧，自己在上面又没人。此时，也许，“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这句话倒是唯一的出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还不如进宫当太监，把这也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但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阉了下边，第一，你不是爷们了，这辈子再也无法享受女人了，也不可能再有后代了，如此失去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第二，据说当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地方随便埋了，做永远的孤魂野鬼。但是，假如入宫当太监，魏忠贤有希望逐渐接近皇上，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依旧这样下去，则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命运与命根二者中，魏忠贤选择了命运。魏忠贤最后决定阉割当太监。许多人对这方面感兴趣，但又无法亲身经历，下面让我们根据清代笔记《宸垣杂识》来介绍一下当太监的过程。关于太监阉割过程，历朝历代都差不多，无论如何都是割去关键部位，所以清代记载的明朝太监阉割法照样靠谱。愿意当太监的要有地位的太监引荐，然后立下婚书，把自己当女人嫁到皇宫，交十两银子。在春末夏初做阉割手术，因为手术后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还不能感染，所以选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净身前要斋戒三天，做手术前操刀者问：“你是自愿净身吗？”“是。”“假如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绝不后悔。”“那么你断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关系吧？”“毫无关系。”随后被阉割人把《自愿阉割书》念一遍，然后被蒙上眼睛，手脚像“大”字一样被捆得结结实实，于是手术开始了。先给被阉割人喝臭大麻汤麻醉，之后用胡椒汤将被阉割部位清洗消毒，然后就把该割下的地方砍下来，再用麦秆插入尿道，手术就结束了。被阉割人醒来后一开始感觉自己全身跟没了一样，等麻醉劲逐渐下去后就发现自己其他地方都还在，只有下边跟没了一样，其实也的确没了，当麻醉劲完全消失后会感到剧烈疼痛，操刀者用猪苦胆敷在伤口上缓解疼痛，之后让被阉割人再喝臭大麻汤，让他泻肚，减轻小便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手术后三天内不许喝水，再往后被阉割人胡须脱落，声音变尖，就成了太监了。这是变成太监的急性方法，还有慢性方法，那就是在男孩还是婴儿时，揉搓男孩的睾丸，每天三次，每次用力到男孩痛哭为止，这样做就破坏了男孩的生殖机能，时间一长生殖器就萎缩了，也成了太监。太监的玩意儿被割下后用油炸透，包好，再放进器皿里，太监死后跟身体一起埋了。中国古代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这个东西跟自己一起下葬，也勉强算完整的人。做手术共需要五两银子，合人民币大约四千块钱，魏忠贤连裤子都输光了，还能做得起手术？所以他只能挥刀自宫。通过我的介绍，您会感到阉割手术是很复杂的事，然而魏忠贤却做成了，可见此人如生在现在，有进医科大学学外科的潜质。挥刀自宫后的魏忠贤入宫当了宦官，注意，不是太监，因为要想当太监可没那么容易，太监是宦官的最高级别，明朝宦官级别分为：太监、中监、少监、监丞、长随、当差、火者。宫内历来按资排辈，初来乍到的魏忠贤自然是当火者了，火者的工作当然不是救火也不是放火，火者的工作是扫地、打水、刷马桶、开大门等等。魏忠贤“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酌中志》）。这正是魏忠贤的优点，在宫中傻吃傻喝，看起来还傻实在，长相忠厚老实，比自己级别高的太监让他干吗他干吗，别人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乎。他的做法看起来傻，其实这是最精明的表现，宫中关系错综复杂，即便你反抗又能如何？只有看起来厚道，能被人信任，别人才有可能把机会给你，你才可能借机改变命运。果然宫中负责伙食的太监魏朝看中了魏忠贤，把魏忠贤拉到自己门下。魏朝负责伙食的人是王氏，也就是王才人，王才人后来生了个孩子，叫朱常洛。朱常洛二十三岁时有了儿子——朱由校，此后魏忠贤就天天陪着朱由校，和朱由校在一起玩耍。假如历史就这样平静地发展下去，那么估计现在就没有人听说过魏忠贤这个名字了，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立朱由校为太子。魏忠贤一下子成了太子身边的太监，顿由熊市变为牛市。二十九天后，朱常洛吃红药丸吃死了。他儿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三十天内换了三个皇帝，魏忠贤由皇孙身边的太监升级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三代人的辈分升迁只用了三十天，这其实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快的皇位更迭。战国时秦昭襄王死后其子继位，三天后秦昭襄王之子暴卒，秦始皇他爸异人就继位了，三天内换三个皇帝。对于这种速度的皇位更迭，想事先投机者压根儿不可能，受益者往往只能靠运气，魏忠贤就是如此。其实如果单单是陪明熹宗一起玩大，魏忠贤不可能日后代替皇帝批奏折，因为陪明熹宗长起来的太监多了，魏忠贤绝非跟自己关系最好的。关键时刻魏忠贤跟一个女人拉上了关系，这个女人叫客印月，史称客氏。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从小明熹宗就吃着她的奶长大，自然奶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明朝宫中有一种叫“对食”的传统，就是太监和宫女结为夫妇，您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就是这样。深宫寂寞难耐，宫女又不能出去，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跟太监做个伴。毕竟，身边没有男人的话女人一般是会寂寞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既然皇帝离自己太远，找个太监在一起生活也不错。当然，“对食”一段时间后就出事儿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氏、吕氏与太监“对食”，朱棣勃然大怒。贾氏、吕氏惧祸，上吊自杀。朱棣并不罢休，拘捕与贾氏、吕氏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最终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朱棣下令将这三千宫女凌迟处死，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的妙龄宫女被剥下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随后被刽子手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雪白的皮肤上鲜红的血格外刺目，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直到被砍得露出白骨和内脏朱棣才罢手。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有宫女临死前当着朱棣的面说：“你年老体衰，不能照顾我们（他照顾得过来吗？），宫女与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此时雷电打到宫殿檐角，宫女以为苍天有眼要阻止朱棣暴行。然而朱棣不为所动，继续屠杀。此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对食现象已基本不存在，再往后，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懒，管好自己床上能睡的女人就完了，剩下的宫女与太监“对食”的事就都充耳不闻了，到了魏忠贤时代更是如此。一开始与客氏对食的太监正是魏忠贤的老上级魏朝，魏忠贤把这些年在宫中挣的全部家当拿出来去搞定客氏，隔三岔五请她吃饭，“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每顿饭六十个菜，酒足饭饱之后，魏忠贤便与客氏翻云覆雨了。有人会问，魏忠贤一个太监，有何本事颠鸾倒凤，其实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魏忠贤同时代的人宋起凤在《稗说》一书中记载，“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换句话说，魏忠贤没有割干净，有时还是能干一票的，毕竟是他自己阉割的，不像宫中其他太监那样经过了严格手术，就靠这一点，魏忠贤就比魏朝有竞争力。很快魏忠贤拿下了客氏，与客氏一起将魏朝充军，并派人在半路干掉了魏朝。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搞定了客氏就彻底搞定明熹宗，自然，贪玩的明熹宗就让从小陪自己长大的魏忠贤代替自己处理朝政。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身为司礼监秉笔的魏忠贤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文，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明熹宗朱由校跟元顺帝一样，都喜欢干木匠活，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都精巧绝伦。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里工匠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一个人就能搬动，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表情各异，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明熹宗做完后还派太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明熹宗更加有成就感，此后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为了干木匠活而废寝忘食。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于是自己就亲自动手做傀儡戏的道具。他做的傀儡戏木像有男有女，约高二尺，均涂上五色油漆，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钉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

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何：我母亲原来当过护士，解放以后一直就在家，1958年曾经参加工作，搞过粮行，还当过劳模，那会儿叫妇女积极分子。老太太业务特别棒，算盘好。她算盘好到什么程度？几个人在柜台上，老百姓都说，我们都上王姐那儿排队去。我听老太太回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苦练杀敌本领。那会儿咱们的糙米卖1毛4分8，白面呢，1毛8分4，老太太回家就念，她念的是大扒皮，她把所有的斤数她都念熟了，1看5，5斤就是9毛2，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7毛3分6，9毛2，这我都是听老太太念叨，我到现在……所以谁要买面，说你给我来这13斤面，10就是1，3呢，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1再加上5毛5分2，“叭”，就全出来了。把钱给人一找，人拿这牌直接就约(称)面去了。特麻利。这跟文化历史无关，就是老太太这业务。我也记下了。还有啊，我给您讲一个苏州码注198。知道什么叫苏州码么？定：不知道。何：这苏州码使到两个地方。有的家里老钟老表上头有苏州码，不是阿拉伯数字，也不是罗马字，它是把咱们汉字拆开了，偏旁部首。您比如说吧，789的9，是写个文，2，写戳道。所以有时候人问：“您贵姓啊？”说“我姓刘，我姓9吊2”，9吊2，那9，过去不是花铜子儿么，9吊钱，“噢，您姓刘”。据说啊，两个横上头有一竖，往上翻我翻不出来。还一处使到哪儿呢，这是咱们北京，外地有没有啊，那个门牌，那个蓝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街道不是都换的红牌么？有的街道红牌贴上了，蓝牌还没来得及摘，上头还有苏州码儿。我这是讲故事，据说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上头有女真人趴在井上，你说什么话我都给你听了走，这爷儿俩一琢磨，什么都让他们听了怎么办，这俩都是才子，这俩把汉字的偏旁部首这么一拆，这爷儿俩就写文字就不说话了，这之后就传下来了。为什么叫苏州码，这咱们不知道。苏州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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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后的再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8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上面这篇口述访谈做于8年之前，躺在病床上正在做化疗的何先生虽然谈锋甚健，作为访谈者的我却多所顾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他说得尽兴就好，其他问题就不必深究了。此次拣出这篇整理稿再读时，便有天马行空却不落地之感。我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整整8年没有再与何先生联系。好在通过张莉女士和安双成先生注199的再次相助与安排，我终于再次与何先生见面，并再次为他做了访谈，使我有机会对诸多上次未曾谈及的问题，譬如他如何学习的满语、他的父母双亲以及诸多亲友的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问询，终使这场访谈落到了实处、接到了地气，也终于可以将其作为宗室后人中的又一个实例，收入到我这部“府门儿”之中，这让我甚感庆幸。何秉钧书法作品一何先生那年病愈出院之后，便每日以书画尤其是满、汉两种文字的书法自娱，8年来不仅乐在其中而且颇有成就，还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我为他身体的康复、精神的充沛而高兴，并将他近年用满、汉文撰写的两篇书法作品附在书中，以示我的祝福。

1.宗谱与满文满语

定：咱们今天还是从头说起，好吗？我问过安先生，问他怎么跟您认识的，他说是您到一史馆去查你们家的家谱。您是先去查的《爱新觉罗宗谱》，然后再去查的档案的《玉牒》？何：查的《玉牒》。定：那《玉牒》和《宗谱》里面都有你们家吗？何：有有有。我知道我的祖上的旗，知道我祖上是谁。《玉牒》在早时候是使线穿的，纸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是糙的那种。定：我知道，我看过《玉牒》。何：上面是满、汉两文，分成18格……定：行行，这我都知道。那也挺费劲的吧？何：安先生拿出同治朝的那本，一打开，谁呀？穆宗毅皇帝，就一本，他没后人嘛。我说就这么薄么？我们家人可多啦，不对。查查人多的吧，乱糟糟的，抱出好些个来。定：你们家族是代善的后人？何：礼亲王第四子。定：咱们看看能顺到第几代啊，您父亲？何：我父亲这都没入过《玉牒》。祖父当年谱名啊叫松锡，后来民国时候改叫何锡昆，拿那个锡呀做一个名，后来说不能姓张姓李啊，祖宗牌位是和硕礼亲王，得了，写一个和吧，拿到衙门去了，人就说不行，这哪儿对呀，和珅，也是旗人，你改吧，就改了何。定：可是您的辈分我不清楚。何：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毓字辈，恒字辈，要搁我的话不是毓字辈就是恒字辈，可是这两个字辈都挺含糊的。因为我们排名啊不是像别人似的按康熙的35子。你看某某某的儿子改了名字了，叫金启什么，我说那哪儿对头啊。某某某说了，我祖上啊是第三祖索昌阿的后人，第三子是索昌阿，第四子才是觉昌安，宁古塔贝勒，这您记得吧？严格地说，觉昌安的后代才算宗室。定：他们算觉罗。何：觉罗！他们家是远支儿，就是觉罗(juēluo居落)，现在都念觉罗，红带子。我们呢，叫宗室。我一去(张莉珊家)，那老太太：“我们是皇族注200”，我说“您皇族啊？我是宗室”，“哎哟，那您是哪位王爷的后代呀？”口气就变了。她听我说话啊，咱们说话在行，过去谁说皇族啊，说宗室就知道，黄带子，对吧。定：老太太还这样哪？我见过她。何：我为什么记得她的名字叫张莉珊呢，我给她开过方子，我给她开过药。开完到门市部给她取药去。写这个(名字)她能报销。定：我书里写她的名字叫张寿蓉。她的娘家的名字。何：您记住了，最近一支是宣宗成皇帝的，道光爷，道光爷的第七子是奕，奕的后代，最近支儿的应该就是溥仪皇帝，他是宣宗成皇帝的后代，偏旁走支儿地都挂着呢，您看溥字辈儿的全是立人：溥仪，溥儒，全是立人。载字辈的，全是三点水儿：载涛、载洵。到了毓字辈，全是山字儿，毓峨，您不是这个，您别胡说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排辈相当严格。还不用说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注201我们都是各支排各支的。宗人府让各支单排。你像肃亲王的后人金璧辉，她父亲叫善耆，她叔叔叫善旌注202，镇国将军。定：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去查你们家的家谱的？何：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哪，又会满文。定：您那时候已经会满文啦？何：我一小儿就会呀。祖父教的呀。我的满文是祖父教的，是家传哪！定：不是安双成先生教您的？何：不是！他们说过北京市有多少多少人会满文，我说这里头不包括我。我是家传的。定：就是说您祖父满文就挺好的？何：我祖父13岁的时候进宫了，不是家里就散了么，宗人府分配到乐部当差的时候，就跟着师傅，13岁，就让他学宫里的规矩，那天是跟着谁呀？光绪，上颐和园，光绪就跺着脚：“yabu！yabu！yabu！”我爷爷说：“皇上说什么哪？”师傅说：“让快走哪！回去好好学去，咱们衙门里头都有满文师傅！”跟着清文师傅学去。回来，就跟着清文师傅开始学满文。定：那就是说原来他在家里是说汉文的。何：在家里头十几岁他不会，(满文)这是到乐部学的。定：就是说你们家也已经说汉文了。何：对对。定：学满文就得专门有师傅了。何：我祖父是进宫当差，在乐部学的。乐部对我祖父要求特别严，别人就念念书写写字就完了，我祖父就得天天儿学汉字，学满文，学蒙文，拉弓，骑马：“出去，练去！”，跟别人不一样，培养对象就是。定：他蒙文也好？何：蒙文没有满文好，都是老师教的。定：那他怎么会想起教您满文来呢？何：哎，我看家里那么多满文书，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说：“满文，清文。”我说怎么念呢？“你愿意学吗？”我说愿意学，他说那哪天学吧。定：那您父亲会吗？何：我父亲哪，恍恍惚惚。为什么说恍恍惚惚呢？他没专门学过，他知道几句，就是眼巴前儿的，像出门在外了行什么礼，请安了，这个知道，磕头“hengkile”啊，走“yabu”啊，这个知道。在宫里头，原来那个赞礼郎，不是满汉两口吗：“跪～”，“niyakūra～”“叩～”，“hengkile～”，“起～”“ili～”。宫里都是两口。我祖父在宫里当差呢，就这么学的。过去呀，满蒙的官员必须要学满文，写字必须要写满文。定：您会满文这事除了安先生别人有知道的吗？何：……我跟安先生在一块儿就是提高，怎么说提高呢？因为哪儿不懂啊，哪儿别扭了，哪儿发音不好，他帮我读读。定：这是人家安先生的母语啊。何：对，哪哪儿不明白了，他一点。定：那您知道不知道还有别人像您似的也是家传的？何：不知道。何秉钧书法作品二

2.父亲家、母亲家

定：上次聊天时没聊到您父亲，咱们补充补充。何：我父亲是这样，喜欢呢，一个吃喝玩乐，还一个呢，——这都别往上写啊。定：你父亲他们哥儿几个？何：应该说是3个，我父亲是老大。老二给出去了。定：给出去，为什么？何：是这么给出去的。我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叫曹惠清，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俩人哪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就那么好。定：好就连儿子都给？何：你听着！他就喜欢我父亲：“哎哟真好，赶明儿上我家来当儿子得了。”我爷爷说：“你别着急，再有我就给你一个。”后来呢，正好我那二叔啊，就出生了，他上家里来逼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父亲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也不行，你当初说了，你说话得算数啊，这么着。定：就真给了？何：给啦，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受不了苦，家里俩妈呢，俩妈疼他呀，你想想。他一个亲妈，他爸爸还一个姨太太。曹惠清他俩媳妇儿，家里又住洋楼，没孩子。这不是给过去了么，后来我二叔长到十几岁，我太太死的时候儿，我父亲上家去找他去了，说跟我回去吧，咱妈死了。这么着回去了，回家了。反正啊，我祖父讲话，说咱们本身也不姓何，那家不是姓曹么，咱们旗人本身就指名为姓，爱姓什么姓什么得了。我还有一老爹，20多岁就死了，肺痨，就是肺结核。我见过那老爹，老爹是双棒儿，另一个老爹是4岁的时候，让一个本家的姑姑抱着没留神，“吧唧”就掉地上就摔死了。定：啊？！何：没留神。这本家姑姑叫金文英。定：把人家孩子摔死了人家能答应吗？何：那也……这是本家的人。她没抱住。定：怎么那么二百五啊？何：谁知道，金文英嘛。定：那您二叔后来干吗？何：二叔啊，他本身在铁路上当扳道工。解放以后还当了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身的爱好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拉胡琴唱京剧，拉胡琴拉得好，而且还一个什么？摔跤！嘿，你看这两个根本不贴谱。定：还是挺爱玩儿的，这都是旗人的本事。这曹惠清是满人还是汉人？何：汉人，跟我祖父好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他们家那好东西：“哎，你看看这个，这如意，哪哪朝的，给你送来啦”。那个又什么：“给你吧。”定：那你们家有不少好东西。何：都是他送来的。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还都上我这儿来。我也

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4月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HamiltonKing）。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1904年4月28日至1909年3月11日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1.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2.4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第三条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1.孙逸仙博士。2.孙博士。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Sun”。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附录《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

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

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准死不准退，进攻！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

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Ｗ_w_ω_.Τ_Χ_t_捌_０.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Ｘ``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

成几截落在了地上，那三只螳螂则展翅飞入了莫炎的手中倏然不见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分多钟的事情，但带来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晖儿和S看着那恶心的蛊虫忍不住大呕起来，而我的脸色也不由得一阵青白。莫炎的牙齿似乎发出了几声响动，抚了下砖壁转而望着我道：“这块石壁你没问题吧？”我缓了缓神，冲他点头示意，一边用黄土加固两边和顶部的石壁，一边聚起四个足球大小的金属球。那金属球对着碎石壁来回高速振荡了数十下，猛地飞射上前，轰隆一声在石壁上撞出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洞来。灰土弥散开去，莫炎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我拉过晖儿和S逐一送出洞外，最后一个垫底也钻出了通道。另一通道的不远处，老庚头正冲着我们趴在地上痛苦地挣扎，莫炎已经蹲伏在身旁，手中聚起的灵火球不断怒涨，猛抬手狠狠地击在他背上，哇地一声惨呼，一股血箭自老庚头口中喷出，溅落了一地。二、灵骨之匙眼看老庚头口吐鲜血死了过去，我已来不及制止莫炎，暗自埋怨这家伙的脾气也太过急躁了，这老头既然出手害人，肯定是土司龙脉守秘的一份子，如果留下活口或许还可以套出一些重要消息来，可现在却等于是掐断了线索。正准备上前搭话，莫炎却挥手制止我前行，手中三只碧色螳螂再度出现，猛扑地上的血迹，原来在血迹中正翻滚着一条比刚才粗大数倍的蛊虫，只见碧色螳螂交错飞舞了几次，那蛊虫便在螳臂下碎开了。“刚才杀了子蛊，老庚头体内的主蛊反噬了。”莫炎起身召回碧色螳螂道。原来他是用灵火球逼出老庚头体内的主蛊，而不是击杀他。莫炎踢了踢地上的老庚头，那老头低声哼哼了几下，颤抖着爬起身，跪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冲着我们叩头作揖，口中已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磕完没有？”莫炎一脸死气地对老庚头说道。“老汉被乌云遮哈了眼咯，让癞蛤蟆舔过了心，不该对客人们下蛊虫子哟～～”老庚头继续磕头如捣蒜，满脸老泪纵横，那样子倒令人有些于心不忍了。莫炎弯下腰，瞪着老庚头的眼，一字一句地说道：“说出钥匙在哪，或者死在这里，自己选一个。”老庚头似乎没有听到莫炎的话，自顾坐起身子靠在石壁上嚎啕大哭，口中支吾的言语根本听不清楚，晖儿有些不忍地抱住了我的手臂，对那老头似乎有些同情。“小心他的手！！”S忽地在一旁喊了起来。喊声未落，莫炎已飞起一脚将老庚头踢飞到一边，紧跟而上抓住衣领生生地将他提离地面，左手自腰间掏出一根银色的绳索快速地在老庚头身上捆了一个结，一甩手叮地一声将绳索另一端钉入了通道顶部。也不知这绳索是什么材质，更不晓得莫炎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老庚头就这么张手张脚地被悬挂在了半空，挣扎地晃动着。莫炎退后数步，双手张合数次，面前凝聚的火光中跳出一只活泼的小猪，跑动间却又有些像羊，随着他一声呼哨，那小东西竟欢快地腾起身来一口咬住了老庚头的耳朵，嘴巴猛地拉长，好像已经钻入了耳孔，啧啧有声地在吸食着什么。“莫要用蛊虫子钻老汉的耳朵哈……”老庚头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他根本看不到被放出的这只虚兽。也许是为了照顾身边的两位女士，莫炎没有让这只虚兽现形。“这也未必太狠了吧。”望着老庚头痛苦的样子，我有些不忍。“老汉哈……愿意……带……”老庚头残断的语句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只有一阵扭曲的喉音在那里格格作响。莫炎上前自老庚头的怀中拿出一个信封，我记得那是他进屋前交给老庚头的，瞥视间依稀是一叠纸钞。S在老庚头坐过的石壁边观察了一会，回头说道：“这里有块石砖凸起了一点，估计是什么机关，刚才那老头就是想搬动这里。”“土媪会告诉你老庚头所知道的一切，所以你大可不必让他继续带路。”我叹了口气，刚才那只虚兽便是土媪，是一种生活在地下专门吸食人脑夺取记忆的虚兽。莫炎奇怪的望了我一眼，冷冷道：“再让他带路，我宁可撞死。”一句话弄得我有些难堪，相较之下我确实显得有些妇人之仁了。晖儿颤声道：“莫炎是用虚兽杀了老庚头？不过这样也太狠了啊。”“没办法，他死好过我们死。”S的话有些满不在乎，可在绕过老庚头的尸体时却又有几分害怕的样子。此刻莫炎已让土媪现了形，那小东西欢快地在队伍前面跳动着，S和晖儿有趣地看着土媪，但在知道是它杀了老庚头之后便立刻敬而远之了。莫炎不时地在口中发出支吾声，土媪则报以相同的声响，变换的声调应该是在互相交谈。老庚头对通道十分熟悉，土媪按照他的记忆很快找到了地图上标记的下层入口。入口处的地上盖着一块青石板，上面遍布着粗大的金属尖刺，一具骸骨扭曲着伏在石板上，几排尖刺穿胸而过将它牢牢钉住。这应该是以前潜入的寻宝者，在不知情状况下触发了机关。莫炎听土媪支吾了几声，绕过青石板，在通道尽头的石壁上摸索了一下。石壁上刻着一对张翅互搏的雄鹰，莫炎在左边鹰咀上拧动了几下，又将右边的鹰眼按了下去，一阵轧轧声响起，那石壁向着左右徐徐裂开现出了一个黑漆漆的门来。莫炎向内踏入一步，我们正想跟上，却被他抬手制止。当他走出第三步时，地上的青石板发出了格地一声脆响，支立的金属尖刺全部缩了回去，整块青石隆隆升起，我们这才发现这青石板根本就是一块两人多高的巨石。闪身退出石门，莫炎绕回了巨石前面，那巨石上竟与先前的地砖一样雕刻着花腰十二神的图案。按照土媪的提示，将十二神的砖块扣出，重新排列了位置，巨石后的石门轰然关闭。一阵缓慢的震动过后，整块巨石平移成了一段阶梯。“跟我上去。”莫炎稳稳地踏上了阶梯，我们紧跟在他身后，那只土媪则早已迫不及待地三蹿两蹦到了顶端。脚刚踏入阶梯顶部，头顶的石壁嘎然移动，阶梯徐徐上升中众人已置身于一个溶洞。借着火光，我回头张望了一下，背后是一处山壁，我们正是从溶洞的一处地下升了上来。溶洞中遍布着奇异的苔藓类植物，不住地散放着磷磷的蓝光，洞顶垂下的钟乳石参差错落，最长的竟有十来米。“按钟乳石的长度来看，这里应该有上万年的历史了。”我感叹道。“确切来说是十多万年，钟乳石的生长速度是十年一毫米，这里最长的有十多米，那就需要近十多万年。”晖儿估算了一下道。“我对石头没兴趣。”莫炎满不在乎地丢了一句，跟着土媪走向溶洞正中。晖儿冲我吐吐舌头，拉着我跟了上去，S则不停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走动中弯腰拣起了一块石头。莫炎在前面突然停下了脚步，似乎看到了什么，紧走上前从他身后望去，平整的石地上竟有几个半人深浅的石穴，每个石穴中都端坐着一具骸骨。转身走到一边地势较高处，举起火把，眼前的景象直直地将我惊呆了——整个溶洞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这样的石穴，而每个石穴中都有一具端坐的骸骨。“这会不会是历代安平土司的坟墓？”晖儿问道。“应该是。”莫炎指了指边上的一个石穴，“那具骷髅穿的就是土司服饰。”如此庞大的葬坑生平还是第一次见到，阴冷潮湿的溶洞中遍布着这些骸骨石穴，那情景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慄。“老庚头的记忆里没有这里。”莫炎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我们吓了一跳。“怎么会？！他知道怎么来这里，却又没进来过这里？”晖儿难以置信道。“土媪是这么告诉我的。”莫炎摇了摇头，“因为他怕这里。”“这里有古怪。”S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边，手中拿着一块灰白色的钟乳石，“这些石头不是一般的碳酸钙成分，倒像是骨质的。”还没有看清S手中的钟乳石，莫炎便一把拿了过去，只看了一下眼睛便眯缝了起来，手上青筋一暴，那石块竟被粉粉捏碎！“公孙和晖儿站到我俩中间来！”莫炎低声说道，手中甩去残留的粉末，两团灵火已熊熊燃起。晖儿拉着S，顺从地站到了我和莫炎的中间。看着莫炎如临大敌般的表情，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耳部极力听取起溶洞内的动静。“这个溶洞的石壁和钟乳石都是骨粉凝成的。”S低声向晖儿说道。“怎么可能？！”晖儿被S吓了一跳，“这……这需要多少人的尸骨啊！”“这些骷髅身上有东西在蠕动，四周的苔藓里也有东西。”耳中传来的感觉在眼前形成了一些模糊的影像，微弱的空气流动却令我无法探求究竟。“真的是僳僳族的骷髅蛊。”莫炎的声音一凛。“骷髅蛊？什么东西？”即便是废话我也必须问，现在的情形下只有莫炎一人知情是无法掌控局面的。“僳僳族最古老狠毒的蛊术。”莫炎一改常态地急速说道，“附在骷髅身上可以行动杀人，我只听说过，今天是第一次见识。”咯咯的一片怪响，莫炎的语声未落，石穴里的骸骨都活动了起来，一时间无数的白骨爬出石穴，在苔藓磷磷的蓝光下显得惨白异常。莫炎抬手抛出数个灵火团，击中了几具骸骨，白骨飞散中几条蛇一样的白色东西落在了地上，怪异地扭动着渗出一滩鲜红的液体。这应该是骷髅蛊虫，刚才我觉察到的蠕动物体就是它们。意识转动中，我迅速搜索周围的金属，想要化出武器来攻击。但金属并未如想像的那样聚集，我突然醒悟，这周围尽是凝聚的骨粉，加上厚实的岩壁，哪里有金属能聚集？！情急之下滚滚黄土聚起面前，固实成砖块大小砸向骸骨，配合着莫炎的灵火，蜂拥而来的骷髅蛊不断化作纷飞的碎骨。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奋战下终于将涌上的骷髅蛊全部打散，面对满地白骨两人不禁筋疲力尽地瘫坐下来。“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我满是疲倦地骂道，“一堆死人骨头守护的东西都没见到，还差点让它们给分尸了！”晖儿拍了拍我，无声地指了指溶洞顶上最大的一根钟乳石，那石头几乎已垂到了地面。在那周围散布的白骨是数量最多的，看来骷髅蛊是在保护那里的什么东西。正想起身过去查看，忽然“啪”地一声，一条肥大的骷髅蛊虫掉在了身边，我条件反射地一脚踩了上去，这恶心的怪虫只扭动了几下便瘫软在了那里。“苔藓里还有一批蛊虫！”S在一旁叫道，只见洞顶洞壁间不断地有白色蛊虫掉落下来，蠕动中不少散落的骸骨竟又聚合成形，缓缓站立了起来。我一阵发寒，立刻用黄土在众人周围造起了一个坚实的土室。隔着土壁，不断地可以听到啪嗒声，如果不是黄土的保护，恐怕我们现在早已被掉落的蛊虫包围侵蚀了。突地一下，土壁上被打开了一个破洞，那些成形的骷髅蛊已经聚集在了土室外，不断地挖掘攻击着土壁。莫炎深吸一口气，双手开合了数下，火光在眼前不断闪动起来，看来他是要放出攻击型的虚兽了。但在接连挥动下，眼前却没有出现任何的虚兽，土室外的攻击也并没有减弱，我突地想起，自发现石坑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那只土媪，难道……“这里也布了蚀灵蛊。”一向没脾气的莫炎居然跺了跺脚，转而对我道，“你为什么不用驭金？”“这里全是骨粉和石壁，没有土壤提炼金属！”我一边狂堵着被拱开的土壁，一边无奈道。“亦凡，你现在用的不是土吗？！”晖儿在一边提醒道。土生金，我脑中一亮。当初少昊之子之所以能用柳枝对付我的土质壁垒，正是用水性生出的木性。心下意念一动，土壁中蓬然聚出无数金属弹丸，我猛一挥手，那弹丸砰地向外飞射，土壁四处迸裂，围攻的骷髅蛊和蛊虫在弹丸土块的飞击下被全部震开。金属弹丸在空中倏然聚成上百把半月弯刀，旋动着在那些骷髅蛊之间飞舞起来，一时间碎骨、断虫、红色液体冲天而起。莫炎在一旁聚起了一个庞大的灵火球，飞动着将碎断的虫尸烧了个干净。晖儿和S则拿着我丢过的战刀，砍刺着紧贴地面攻击而来的蛊虫，在头顶飞速旋转的巨大螺旋刀则将那些不断掉落的蛊虫切得粉碎。“那些苔藓好像是蛊虫的巢穴！”激战中，莫炎向我叫道。眼看面前的骷髅蛊与蛊虫消灭殆尽，我聚出数十个狼牙刀盾，旋转着在遍布苔藓的洞壁上碾压起来。尖刺、刀刃在转动中仿佛一只巨大的饿狼，用利齿和脚爪将洞壁周围的苔藓尽数卷起绞碎。无数大大小小的白色蛊虫在石壁上四处逃散，却还是被绞动着的狼牙刀盾切碎碾烂。灵火球不失时机地在洞壁间滚动，清理着残留的蛊虫和虫尸。在整个洞壁被狼牙刀盾彻底碾压了一遍后，莫炎双手猛然拍合，那巨大的火球轰地炸向四壁，一片飞灼的火焰将整个洞壁舔舐了个干净。托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巨大的钟乳石前，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在接近地面的一处，有个圆盘形的标记，上面圈形地写着一排文字。莫炎似乎懂得这些文字，一边观看，一边喃喃地自语着什么。沉默了片刻，我问道：“这些文字是不是在指示龙脉之地？”莫炎细想了片刻，再次看了看文字：“这上面写的是：‘盘古足下，灵骨之匙。’”“盘古足下，灵骨之匙。”我重复着这句话语，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根钟乳石，忽然发现那钟乳石像似一根巨大的胫骨，这根胫骨是盘古的遗骨吗？莫炎顺着我的目光好像也发现了什么，弯腰在钟乳石的正下方用战刀挖掘来，那下面的石地并不很坚硬，在战刀的挖掘下石粉四处飞溅。没几下便听咯地一声，刀尖碰到了什么。丢开战刀，莫炎用双手拨开石粉，从地下捧出一个笆斗般的超大头骨来。那头骨的天灵盖上赫然有着与巨骨上一样的标记，莫炎用灵火在头骨上轻灼了一下，确定没有任何危险后，慢慢地将头骨的顶盖掀开，里面竟放着个白色匣子。取出匣子细看，匣体入手沉重，四面光滑，坚实无比，不知什么材质做成的，一条细缝在匣体的顶部形成了一个圆型。莫炎与我对视了一下，彼此的眼光中都充满了疑问，这匣子怎么才能打开？晖儿在一旁看了片刻，开口道：“这好像是古代的智力匣，可以让我试试吗？”莫炎看了看她，递过匣子，晖儿小心地把匣子放在了地上。我在一旁小心地观察着，意念下意识地紧绷，只要一出现异常，便准备用金属将匣子包住，避免晖儿受到伤害。只见晖儿左手扶着匣体，右手按住圆型的内部，左右转动试了试，继而用力向顺时针方向转了一下，那圆型竟应声而动了。等转到无法再动时，晖儿双手捧住匣体，垂直拎起，一个圆柱体的部件从匣体上脱离了开来，四边赫然有着几道齿扣，原来这个匣子是用绞合齿扣拧合的。晖儿将圆柱体拿了起来，双手左右用力拧动，只旋转了几下，便分作了两截，中空的柱体内露出一卷布帛。随着布帛的展开，众人的呼吸几乎在那一刻停止了下来：那是一张古朴的山水绢画，而绢画中包裹着的竟是一段白骨。三、山鬼引路无论怎么变换角度或是折叠拼图，眼前始终还是一副淡雅的落日山水图。如果不是晖儿一再提醒，那幅绢画恐怕已经被我和莫炎拆成碎片了。“也许只是拿来包裹白骨的。”莫炎有些泄气地放下绢画。S翻看着那段白骨，一边在电脑上操作，不时地与晖儿在那里低声议论着，饶有兴致的样子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我收起绢画，拍了下莫炎：“真要是什么秘密地图的话，一时半会也看不出来的。现在找个出口先离开这里，出去再想办法也不迟。”莫炎点了点头，起身环看四周，鼻子抽动了两下，在石坑间几个起落跳到了溶洞的一处。一团灵火从他手中射出，撞在洞壁上直直没入。一阵微微的震动，悉索的剥落声中，地上落下了一堆白色的粉屑。“最薄的石壁也有五十米以上的厚度。”莫炎摇了摇头。我有些莫名道：“你不从进来的地方找机关，打探石壁厚度干嘛？”莫炎翻了个白眼：“打斗的时候那里早塌了。”将信将疑下，我来到入口，伏地仔细探听了一下，下层通道中果然没有空气流动的迹象。刚才的打斗虽然激烈，但也不至于引起地下通道的坍塌。“这里的布局很奇特，完全是上升式的设计。”S合上笔记本电脑道。晖儿手上拿着一张白纸正画着什么，听到S的语声抬起头冲我招了招手，莫炎见状也跟了过来。“刚才我们是从哀牢山的山腰进入通道的，根据先前通道地图的走势我和S估算了下，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一侧的某个山顶部位。如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xxibao01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望进入政界。另一个人虽然也是复社成员，但他属于不同地方文人的团社或是另一地区的名士。举例说，倘若你与苏州或太仓关系颇深，那么你就比来自昆山或吴江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清政府或科举及第（见下表）。这样，与有势力的恩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自有朋党以来即已为人所熟悉的各种现象重新出现，但是旧的控制明朝高级文官机构的政治联盟并没重建。事实上，大学士们越来越成为皇室的文学侍从，而不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典型品官。在多尔衮手下，他们丝毫不能独立于摄政王的意愿之外。1649年，即在一名前复社成员殿试中了状元的同一年，多尔衮命令负责编纂《太宗实录》的大学士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正在撰写的编年史中为摄政王的武功粉饰润色。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和宋权等大学士们并不打算维护传统认可的史馆的独立性，乖乖地照办了。苏州府复社成员表表注：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一书，列有苏州府、太仓州、长洲、吴县、吴江、常熟及昆山等地复社成员共330人，其中188人事迹不明，亦无评语，另有142人有事迹及史评。本表所列即此142人，注明他们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取得功名，以及是否出仕清廷。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迄今为止，除皇帝外，已经没有人能在任何方面与多尔衮相匹敌了。摄政王本人甚至已开始以帝王自居。1650年，他的王妃过世，多尔衮时年39岁，遂纳其侄子豪格的遗孀为妃。豪格这时早已被逼自缢身死。同时，摄政王还像天子一样，征朝鲜公主为妾。他把日常政事大多交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处理，自己则开始追求更多的优雅燕闲。1650年7月31日，下令说：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北京作中国首都的历史悠久，将政府中心迁移别处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查询辽、金、元三朝的历史，他确认它们在长城以北的边地也有都城。所以他决定在热河的某地建一座城池和宫殿，以使自己可以在燕山一带“避暑”。这个供他夏天避暑的都城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摄政王并不想使臣民负担过重。然而各省所加派的白银仍达250万两，或者说是全国一年税银总额的12％。清廷还下令从整个北方征丁兴工。这年冬天，多尔衮率大队人马出长城行猎。12月5日，在喀喇城附近，皇父摄政王病倒了。三天后，尚可喜从复明分子手中夺取了广州城，在帝国遥远的南方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多尔衮这时无法得知此事，他的病情每况愈下。1650年12月除夕日，这个满洲人“洪业”的主要缔造者在喀喇城溘然长逝。多尔衮过早谢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震惊了顺治朝廷。几天后，即1月8日，多尔衮的灵柩还京，清廷迎祭以天子之礼。灵柩庄严地进了东直门，过玉河桥，穿过街道。众官沿道排列，其内眷则侍立于各府第门道内，身着素缟。许多人哭了，但几乎没有人会料到，数周之后，这个曾经权势无比的摄政王的英名会受到公开的斥责，而他的侍臣们则锒铛入狱。不过多尔衮正式下葬后不久，建造陪都的工程就草草宣布停止。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同上书，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四卷，第5页。?同时，清廷为贝勒确定官阶。后来贝勒事实上指第三等封爵，而前两等均称“王”。?根据吴秀良的说法，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审议机构”。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鳖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克拉迪尼：《论清代的内院制度》，第419—42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当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合议之时，卿臣欲与满洲诸王说话，则须下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8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0—13页。1644年，作为新政府继承明制的一部分，多尔衮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翰林院，次年，并入内三院。此后，翰林院一直隶属内三院，直到1657年才恢复其行政独立性。从1662年到1670年，它又被并入内三院。“除了它的官吏职衔名称有些变动外，这种合并没有改变它的职掌。1670年，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到1906年被废罢为止。”吕元驄：《翰林院》，第3—4页；参见同上书第215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29页。?新政权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官僚政治的混乱大大地削弱了明王朝。清人所继承的明朝政府有两个特点受到人们的抨击：第一，大臣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职责推诿给别人。户科给事中朱之弼对这一习俗有如下的描述：“国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诿。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然则迁延日月，行外察报而已，不然则卸担于人，听督抚参奏，不然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第二个遭到指责的缺陷是各部曹间实际职能的混乱。清朝大臣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分清各部曹的职责，因此，对未能将事务正确归类以送往有关部曹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多尔衮刚被封为摄政王，就废除了由满洲诸王分管六部的惯例。虽然这项措施可能首先是针对多尔衮的主要对手豪格的（他当时控制着户部），但这也加强了多尔衮对官僚机构的个人控制。多尔衮为确保由他自己一派的人出任六部及内三院的要职，费尽了心机。例如，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巩阿岱，和后来另一侍臣谭泰一样，被安置在吏部的一个要职上。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1—2页；参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3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68页。?同上书第二十卷，第241页。时为1645年10月15日。?吴秀良：《中国的交通》。?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同上书，第114页。?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驄：《翰林院》，第12—13、24页。?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同上书。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82页。冯铨为北党之首，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南方著名官员的交往。他与钱谦益特别亲密，有传闻说钱谦益在政治上欠着冯铨一笔人情债，因为他曾两次求助于冯铨：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他受到弹劾，需要贿赂一个冯铨认识的太监时；另一次是钱谦益参加清政府后需要保护，以对付批评他的人时。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除前述有关陈名夏的段落外，可参见《贰臣传》第十一卷“本传”，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17页。关于陈名夏与多尔衮拥护者（谭泰、巩阿岱、锡翰等）的关系，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页。?当阮大铖开始派人逮捕复社成员时，方以智乔装成郎中逃到了中国东南部。他在南方拒不参加福州的唐王政权。此后，又回到了安徽。方以智次子方中通娶的是陈名夏的三女儿。而陈名夏之子也娶了方以智弟弟的一个女儿。这个资料是威拉德·彼得森博士提供的。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3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29页。?谈迁：《北游录》，第38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例如，1646年，他推荐他的同乡、同年进士金拱敬任吏部考功郎。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1—22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六六卷，第7页。?谈迁：《北游录》，第369页。?除了学说满洲话（他天天学习满文）外，冯铨还特别注意与辽东“旧臣”拉关系，尤其是与范文程，他俩已经到了亲近融洽的地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因为清廷对推行剃发令极为优柔寡断，许多官员无法断定政府真正的意图何在。某些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官吏则已经决定剃发蓄辫，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执行的。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二卷；参见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7—9页。?清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1663年，诏改科场条例，康熙皇帝就批评了王安石所创之八股文，予以贬责（王安石改诗赋之试为经策之试，八股文则始于明朝——译音）。吕元驄：《清初乡试条例》，第392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一卷，第3—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东华录·顺治朝》第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娅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唱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这两首都是情歌。当他正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窗户突然被关上了，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使马基雅维里的雅兴多少有些被搅乱，心里浮起一片疑云，怀疑是不是女仆在偷听他的歌唱，被走进来的女主人所惊动，为了不让女主人发觉她因为偷听对面房间的男人唱歌而疏忽了要做的正事，赶紧关了窗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通过精心引导的对话他发现那个被打开窗户的房间正是巴托罗缪和他年轻妻子的主卧室。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宫里。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公爵，也没有见到他的秘书们。于是他就和那些在宫里逗留，显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攀谈了起来，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闻。这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得出一个印象，这些人至少知道有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件本身暂时还是保密的。正在这时他碰巧遇见了巴托罗缪。巴托罗缪告诉他，他本来和公爵约好了见面，但是到了时候公爵又突然不能见他了。“我们在这儿是浪费时间，”马基雅维里用他那特有的、讨人喜欢的亲切态度说道，“让我们去饭店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玩纸牌，如果你下棋的话，我们可以杀上一盘。”“我喜欢下棋。”在去往金狮饭店的路上马基雅维里问他为什么今天城里面每个人都那么忙碌。“我也是没个头绪。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情况。”巴托罗缪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气恼，马基雅维里猜想他这次讲的是真话。他自视甚高，当他发现他并没有获得公爵完全信任的时候，他觉得十分丢面子。“我听说，若是公爵企图保守某个秘密，就是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了解这个秘密。”马基雅维里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和他的秘书们在一起。传令兵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外派遣。”“很明显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信使从佩鲁贾过来。”“是信使，还是一个装扮成信使的人？”巴托罗缪很快地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只是问问。”到饭店的路并不远。他们叫了一大壶酒和一副象棋。马基雅维里棋艺不错，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巴托罗缪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故意让棋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输给巴托罗缪，从中取乐。巴托罗缪豪气昂扬，于是边喝着酒，边向马基雅维里指出他哪里犯了什么失误，以及对付敌人所应该采取的策略。马基雅维里于是责备自己缺乏远见。在返回他们各自的寓所的路上巴托罗缪问道：“我岳母说她今天早晨听到在你的房子里有人唱歌。歌喉相当不错。是你还是我年轻的表亲皮埃罗？”“皮埃罗的嗓音比我好，但今天唱歌的确实是我。得知卡特琳娜夫人没有嫌弃我的努力，实在是十分荣幸。比亚乔，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经常用唱歌来打发时光。”“我的男低音唱得不错。”“皮埃罗唱男高音。我们仨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如果你不介意寒舍的简陋，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唱歌，将是我极大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顺便给我们的好朋友塞拉菲娜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对于这个巧妙地抛掷出去的鱼饵，鱼儿会咬吗？还没有看出征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一次。这将唤起我对青春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士麦那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总是歌唱个不停。”“耐心，”马基雅维里对自己喃喃自语。“耐心一些。”回到寓所，他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来，他开始玩一种叫作“耐心”的扑克游戏。他一边玩着牌，一边在脑子里翻腾着巴托罗缪告诉他的事，以及他从塞拉菲娜那里听到的情况。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执行这个计划却需要一些创造力。他越是想起奥莱莉娅，他就越是欲火中烧。一想到他有可能替巴托罗缪生个孩子，而且最好还是个巴托罗缪十分希望要的男孩，他就心痒难耐。“这种机会可不是常有的，”他思忖道，“当你在做一件好事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很明显他必须取悦卡特琳娜，因为没有她的话他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困难在于如何才能与她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以便在整个计划中获得她的支持。她是一个肉感的女人，马基雅维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心想也许他应该劝说皮埃罗和卡特琳娜上床。皮埃罗年轻，在她那样一个年纪她不可能不为此心怀感激。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让皮埃罗成为那个女仆的情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的需要。人们传说卡特琳娜年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如果有一件事马基雅维里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当一个女人自己已经丧失魅力的时候，她就开始当起鸨母来了。他想，性的本能之一就是，当一个人年事渐高，以至于性的享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时候，会以幻想身临其境而体验这种快乐。另外，她为什么要操心巴托罗缪的荣誉？奥莱莉娅能有后代也符合她本人的利益。但是那个提莫提欧神甫那边又该怎么办呢？他是他们家的一个忏悔神甫，是这一家子的朋友。也许有必要去见一下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能够派上好的用场。马基雅维里的思路被百叶窗上的一声敲打一下子打断了。他没有动，只是抬头仰望着窗户。敲窗的声音很低，而且很谨慎地又重复了一次。他走到窗口，稍稍开启了一些百叶窗。来人用低低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姓名。“费里奈利。”“请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只有我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打开了门。在夜色中他只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费里奈利，也许你还记得，就是马基雅维里抵达伊莫拉之后第二天就会面的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会计。他蜷缩在一件披肩下面，一条围巾遮住了他的面孔，他溜进了门，跟着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他在桌子旁坐下，紧紧地挨着马基雅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抬高自己的声音，只用耳语就可以和马基雅维里谈话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请讲。”“如果我透露的情况对执政团的长官有用的话，你们会给我一笔慷慨的酬谢吗？”“绝对没有问题。”“一个骑着驿站快马的信使今天到了宫里。叛乱分子相互之间终于签定了协议。他们决心与本蒂沃留一起，保卫博洛尼亚，使那些被赶下台的贵族们在他们原来的领地上重新恢复权力，并相互保证不与公爵单独讲和。他们决定招集七百名军人，一百匹快马和九千名步兵。本蒂沃留将要攻打伊莫拉，维泰洛佐和渥西尼则是预备向厄比诺进发。”“这确实是个新的情况。”马基雅维里说道。他又是高兴，又是兴奋。变幻的局势使他感到振奋，他期待这个大戏中精彩的一幕出场，想亲眼看一下公爵会如何对付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另外还有一件事。维泰洛佐和公爵暗通款曲，向公爵提出，如果他能够从公爵那里获得保证，他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在卡斯泰洛的领地的话，他可以加入公爵的阵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只需知道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了。他了解维泰洛佐。一个阴沉，多疑，情绪不定的人，极其容易发怒，也非常容易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染上的梅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性可言。谁能了解那个遭受折磨的脑袋里在谋划些什么邪恶的计划？马基雅维里于是请会计打道回府。“我能请您为我保守秘密吗，尼科洛大人？如果被人发现我向您透露了上述情况，我的小命恐怕就难保了。”“我知道。我不会宰掉一只下金蛋的鹅的。”第十三章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变得很快了。接到厄比诺造反的报告之后，公爵派了两个西班牙籍的将领，唐·乌哥·达·蒙卡达和唐·米盖尔·达·科莱拉去镇压叛乱。这两个人将部队的总部设在普哥拉和福松布朗两地，大肆抢掠周围的地区。他们攻陷城镇，屠杀了绝大部分的居民。在福松布朗，女人们将她们自己和孩子们投入河中以逃避士兵们的暴行。公爵把马基雅维里召来，用一种十足的幽默来描述这些战果。“看来天时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不太有利。”他冷笑着说。公爵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教皇派到佩鲁贾的使节一到佩鲁贾，渥西尼就跑过来见他。渥西尼向他保证他将忠于教皇，请求教皇原谅他以前的行为。马基雅维里想起了费里奈利告诉他的有关维泰洛佐的事。“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道。“书记官大人，请您开动脑筋。这只能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想通过佯装依然有可能同我讲和来换取一些时间。”几天以后维泰洛佐攻下了厄比诺城。公爵于是再次召见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预期会见到一个被这个坏消息搞得心烦意乱的公爵，但是这事他连提都没提一下。“和平常一样，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与贵国政府及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事务，”他说道。“我收到了一封我派至锡耶纳的人寄来的信。”他开始大声地朗读。信是奇瓦利埃·渥西尼寄来的。奇瓦利埃是渥西尼这个高贵而有权势的家庭的一个私生子，现在正为公爵效力。他和那些搞阴谋的头头们进行了商谈，他们表达了他们愿意和公爵重归于好的心意，而且表示，如果公爵可以放弃攻打博洛尼亚的计划，而代之以专攻打佛罗伦萨的领地，他们愿意重新归顺公爵，出兵协助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你看我对你有多么信任。”他念完信之后补充道，“我对你们的政府抱有真诚的信赖。相应地，贵国政府也应该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一改以往的态度。他们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马基雅维里不知道这番话中有多少可以让人相信。渥西尼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十分欢迎任何可以使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复辟的机会。如果他们向公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从情理上讲确实不无可能。马基雅维里猜想公爵没有接受渥西尼的建议，主要是害怕让法国人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内幕透露给马基雅维里，是为了让执政团觉得欠了他的人情，应该考虑重新与他签署一个雇佣协议。不久之前，公爵用武力威逼执政团签署了这一协议，然而危机解除之后，执政团方面收回了这一成命。这一反复使公爵十分恼火。雇佣协议是用来聘用一个雇佣军首领的，有一定时限的协定。根据协定，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公爵将会领到一笔薪水。这笔钱他用来支付他手下人的饷银，剩下的部分归他本人所有，这笔落入他私人腰包的金钱也很可观。两天以后叛军向公爵手下两位西班牙将领率领的军队发动了攻击，将后者击溃。唐·乌哥·达·蒙卡达被俘，唐·米盖尔·达·科莱拉负伤逃到了福松布朗的要塞。这就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挫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消息在伊莫拉遭到了封锁。原因就像马基雅维里向执政团报告的那样，公爵宫廷中的事情，除非已经打算让人知道，否则是不会有所泄露的。但是马基雅维里自有其办法发现他要了解的事情。当他听说某种情况后，他就进了宫，请求晋见公爵。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进了会客厅。他想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充满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公爵目前是个什么状态。目前的形势简直就是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不可能指望他的敌人们对他手下留情。但是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他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谈论叛军。“我不想吹牛，”他说道，“但是我预期，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都将证明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我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了解，所有他们那帮子人。而且我根本看不上他们，维泰洛佐名声在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他做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他的借口是他患有梅毒。事实是，他除了骚扰劫掠那些不设防的地区，抢掠那些没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之外，他什么都不行。他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和一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对于这个面临毁灭却依然有着不可屈服的斗志的人，马基雅维里不由得从内心生出一番敬意来。他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本蒂沃留以及博洛尼亚的诸侯们压在他的北方边境上，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肯定会从南方向北推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遭到优势兵力的协同攻击，他无法逃脱彻底被歼灭的厄运。瓦伦丁诺公爵从来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衰落和死亡将为共和国解除掉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潜意识之中，与他本人的意志正好相反，有一种隐隐的希望——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希望公爵能从他目前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从法国收到来信，”公爵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从信上我了解，法国国王已经指示贵国政府，向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协助。”“我没有听说这一消息。”马基雅维里说道。“是的，你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你应该向你的上级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给我派遣十个骑兵中队，另外你可以补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和他们建立一个坚固和永久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层同盟关系，他们可以预期享有我的援助和好运能够带来的所有的优势。”“我一定按照阁下吩咐的去办。”公爵并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埃尔纳地方的主教——他的表弟，还有一个秘书。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佛罗伦萨的使节。这种沉默和注视的目光会使一个比马基雅维里紧张的人感到不自在。即使是马基雅维里，也必须调动他的自制力来保持镇定。“我从各种渠道获得报告，”公爵最后开口说道，“报告说你的政府正在鼓动博洛尼亚地方的领主们向我宣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就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么是为了在和我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马基雅维里竭尽他的所能露出微笑，让他那副一向冷漠，间或严峻的面容挂上最大程度的亲切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阁下，”他回答道。“我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从来不缺乏对教皇和您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我也不相信那些报告。但是善意的释放只有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时才更有说服力。”“我确信，我国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显示我们的诚意。”“如果它明智的程度和它拖延的程度一样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基雅维里内心战栗了。在他一辈子中，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出如此的冷酷和凶狠。第十四章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马基雅维里一直忙于从各种人那里搜集情报。这些人包括巴托罗缪，费里奈利，还有公爵身边的人。他不能彻底地相信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且他也清楚，瓦伦丁诺公爵周围的亲信只会告诉他一些他们想让他知道的事。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是，那些叛乱的将领们，近来一直毫无动作。公爵到处招兵买马而集结的部队尚未到达，而且，尽管他在叛乱的地区还控制着一些要塞，人们很难相信他可以经受一次决心坚定的进攻。现在就是进攻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但是叛军什么也没有做。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叛军的进攻。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困惑：渥西尼家族派了一个代表来见公爵，代表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走的。马基雅维里费了不少劲去了解这个人来访的目的，但是一无所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执政团方面就公爵请求派兵支援的要求做出的答复。为了要探听一下虚实，他于是请求晋见公爵。他在去宫里的路上心里有些发慌，因为他即将告诉公爵的消息是，佛罗伦萨方面无兵可派，佛罗伦萨方面可以给予的仅仅是再一次保证他们对公爵的善意。马基雅维里已经领教过公爵发怒的样子，知道场面会十分凶恶，于是他鼓足勇气，准备以坚毅不屈来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所以，当他看见公爵对于他带来的这一消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大大地吃了一惊，觉得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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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bao01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