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被迫倫在線觀看

强被迫倫在線觀看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

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

强被迫倫在線觀看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强被迫倫在線觀看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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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不知道。”“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苏秦赶紧谢恩。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燕王哙说：“为什么？”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

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强被迫倫在線觀看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些黑胡椒。他二十九岁。她三十九岁。她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康瑟蕾塔不是处女。她当年如此感激不尽地接受了玛丽·玛格纳像鸽翼般伸向垃圾堆的援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在小小九岁的年龄就不得不屈从于肮脏的猥亵。但是在那只白手握住她自己的脏手之后，她再也没有结识过任何一个男性，也没有产生过那种愿望，这样的状况可能正是经过三十年独身的日子之后，她会受到这种爱的冲击的原因。他说了什么？跟我来吧？他们怎么叫你的？半配克（英制固体容积单位，1配克等于8夸脱，约等于9升。）多少钱？或者，他第二天是不是又露面了，想再买些黑胡椒？她是不是朝他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或者，是他朝她走来？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他稍带惊奇地说：“你的眼睛像薄荷叶。”她是不是吐出了“你的眼睛像是世界的初始”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只封存在她的头脑里？她是不是真的跪下来抱住了他的腿，还是她仅仅想这么做？“我会还给你篮子，不过还的时候可能晚了。打扰你没事吧？”她不记得回答过什么没有，但她的面容肯定告诉了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当晚他来到那儿，她也在那儿，他拿起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眼前没有半配克容量的篮子。沙，沙，沙。他们坐在他的卡车里，驶出砾石车道、狭窄的土路，然后在一条较宽的柏油路上加速，两人始终没有说话。他似乎是为了机器高兴才驾驶的：引擎的吼叫被封闭在钢铁之中；汽车偷偷摸摸地分开了近处的黑暗，又跳进了远方的黑暗——一直伸展到无法预见的地方。在康瑟蕾塔的感觉中，他开车走了好几个小时，两人仍然没交换一句话。危险，再加上必须集中注意力，他们反倒平静了。她不晓得也不在意他把车驶向哪里，或者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朝着不可预见的目标疾驰，坐在比把他们分开的黑夜还黑的他的身边，康瑟蕾塔让翅膀舒展开，并从石头般冰冷的子宫壁上脱离。在风对向日葵既不是帮助也不是威胁的地方，在月亮并非时间、天气、播种或收获的语言，而是一种为他们俩设计的初始世界的特色的地方。他终于放慢了车速，拐进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路，那儿的郊狼草刮擦着篱笆。他在路中央刹住车，准备把她抱在怀里，其实她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又不说话了。他们做爱时发出的声音像是语言，表示出其语源，可实际上是无法记忆、无法控制也无法翻译的。在天亮之前，他们互相推开，犹如被捕之后，分别面临着没有假释的监禁判决。在她打开车门下车时，他说：“星期五。中午。”康瑟蕾塔站在那儿，他把车倒出去。整整一夜，她都没有片刻机会把他看清。但是星期五。中午。他们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事、干事、干事。她双臂搂在胸前，屈膝蹲下，弯着腰。她在愉悦的包裹中摇晃着，额头都触到地上了。她溜进厨房，在罗伯塔修女面前装作刚才在鸡舍的样子。“哎，怎么回事？鸡蛋呢？”“噢，我忘了篮子了。”“别以为我是好骗的，注意啦。”“没有，修女。我不会的。”“全都一团糟。”“是，修女。”“好吧，那就动动吧。”“是，修女。对不起，修女。”“什么事那么可笑？”“不，修女。没什么。只是……”“只是？”“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圣马太日。”“我说的是今天星期几。”“星期二，怎么了？”“没什么，修女。”“我们需要你的智慧。不是混乱。”“是，修女。”康瑟蕾塔抓起篮子，跑出了厨房。星期五。中午。太阳把所有的人都逼回石墙后去透透气。所有的人，除去康瑟蕾塔，还有她希望见到的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只有忍着酷暑，只用一顶草帽保护自己不致被太阳当作铁砧。她站在车道的小弯处，大宅子尽收眼底。这片土地像屋顶一样平坦，像婴儿的嘴一样张开着。是个暴露无遗的地方。要是罗伯塔修女或玛丽·玛格纳叫她或者要她解释，她就编些话——要么就什么也不说。她还没看见他的卡车来了但先听到了，车到了跟前又开了过去。他没有回头，但做出了信号。他的手指离开方向盘，指向前边的远处。康瑟蕾塔向右转，随着车轮的响声向前走，后来，卡车驶上柏油路，车轮声便不响了。他在路边等她。在车里，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认真又仔细，随后两人都笑了。他把车开到一块休耕地高岗上的一间烧毁的农舍跟前。车子碾过须芒草和繁缕，在一个破烟囱的黑洞口后停了下来。他们俩手挽手在荆棘丛中踩出一条路，来到一处浅沟。康瑟蕾塔马上瞧见了他想让她看的东西：两棵合抱生长的无花果树。当他们能够说出完整的句子时，他盯视着她，说：“别要我解释。我解释不了。”“没什么可解释的。”“我想在生活中向前走。许多人依靠我呢。”“我知道你结婚了。”“我想保持现状。”“我知道。”“你还知道什么？”他把他的食指放进她的肚脐眼里。“我比你岁数大。”他把目光从她的肚脐眼移到她的眼睛，笑着说道：“没有人比我老。”康瑟蕾塔哈哈笑。“当然不是你。”他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你出生之前。”“这么说，你就全部属于我了。”“噢，是啊。”他轻轻地吻了她，然后撑起胳膊。“我旅行过。全去过。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什么东西会拼凑成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你看过你自己吗？”“我正在看着哪。”他们在那里约会的整个期间，树上始终没有出现无花果，但他们对蒙土的叶子的阴凉和饱经风霜的树干的护卫还是感激不尽。他带来的毯子，他们尽量躺在上面。后来，他们彼此看到了干燥的地面在身上造成的伤口和青紫。康瑟蕾塔受到了质问。她拒不回答，让问询变成了哀伤。“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出什么事呢？没人说过我会出什么事。”“别傻了。你知道我们都会照顾你。一直都会。”康瑟蕾塔撅起嘴，装作忧心忡忡而且显得不可靠的样子。她得到的保证越多，就越要坚持离开，如她所说“自己一个人过”。这种急切大多在星期五催促着她。在中午前后。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在九月间外出办事去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和如今仅有的三个无精打采的学生继续打点、清理、学习和祈祷。其中两个学生，克拉丽莎和潘妮，看到康瑟蕾塔时开始窃笑。她们都是十四岁的小骨架的姑娘，长得一双善解人意的明眸，能够突然变得茫然起来。她们在这里住着就为了摆脱这地方，由于临近结业，她们的情绪都相当兴奋。近来，她们开始把康瑟蕾塔看作南方邦联的一员，而不把她视为要毁掉她们生命的敌人。她们用修女们禁止使用的语言相互耳语，她们顶替了康瑟蕾塔的职责，负责收集鸡蛋。她们还除草和洗刷。有时候，她们从教室的窗户探出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个她们认为年龄大得足以当她们祖母的女人，不论什么天气她都要站在那里等待那辆雪佛兰卡车。“有谁知道吗？”康瑟蕾塔的拇指指甲围着那活生生的男人的乳头转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答道。“你老婆呢？”“不知道。”“你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有人看见我们了吗？”“我看没有。”“那怎么会尽人皆知呢？”“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康瑟蕾塔坐起了身。“你们是两个？”“不是。”他闭上眼睛，再次睁开眼时，却看着别处，“只有我一个。”九月份过去了，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油彩：几英亩几英亩的豆蔻黄、焦橙，几英里几英里的赭黄，时而天蓝时而乌黑的铁线莲，衬着令人伤感的紫色天空。十月来临，原先长着小萝卜的地方，葫芦在膨胀。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回来了，被那些教士、律师、职员和牧师气得要命。她们带来的消息根本不是新闻。除去她自己之外，大家的命运全在圣皮尔那里决定了。那个决议会迟些送到。玛丽·玛格纳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本在考虑的问题之列，但她拒不肯换到一处宁静的家园。还有这处房产的维修问题。所有权在女资助人基金会的手里（如今落到其主席手中），因此这处房产并非归教会所有，故此，争论就在于是否要缴纳当前和追溯的税款。其实，对纳税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教的州里，为什么要由一伙没有男性控制的外来天主教妇女掌权并享受特殊待遇。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这片土地上尚未发现有什么自然资源，这使得基金会不可能卸掉这个负担。她们不可能说走就走，对吧？玛丽·玛格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解释。又有一个姑娘跑了，但最后的两个，潘妮和克拉丽莎，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因为她们的前途——至少是未来的四年——呈现在她们眼前：那是在某个穿西服套装的老头子的手中成形的。她们垂下了漂亮的头，庄严地默许了；可以肯定，她们逃出这些修女的手心所需的助力已经到来了。不过，康瑟蕾塔对玛丽·玛格纳的话有些漫不经心。反正她哪儿也不去。如果有必要，她可以住在野地里，或者更好些，住进那座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家的烧毁的房子里。如今她已随他去过那里三次，在翘起的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过，鼻子里嗅的是十二年前的烟味。那周围甚至看不到一排树，感觉那房子似乎建在撒哈拉沙丘上，没遮没挡的，当年它就这样在风的肆虐中，把自身尽情烧掉了。火是不是在半夜起的，孩子们还睡在里面吗？要不就是火苗初升时，屋里没人？是在做丈夫的远在六十英亩之外的地方捆柴、烧荒、清理、播种的时候吗？是在做妻子的正在院里弯腰洗着盆里的衣物，绺绺垂发搔着她前额的时候吗？要是那样，她大概要泼出一两桶水，呼叫着孩子，冲进屋里尽量抢出些东西，把她够得到、抓得着的一切都堆到院里。他们肯定有一个铃铛、一副生锈的三角铁——一件可以敲响的东西，以警告别人这逼近的危险。丈夫到来时，烟会呛得他流泪。但只是烟呛的，因为他们不是会哭泣的人。他一定是首先顾及血脉，领孩子们到安全地带或放他们自己跑走，这时才记起他没有上财产保险。除去摊在院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连房子西北角处，靠近厨房的向日葵也化作了灰烬，原先，妻子在厨房里搅拌玉米粥时是抬眼就能看到那些向日葵的。康瑟蕾塔翻看着抽屉，田鼠曾在里面咬啮过丙烷气的发票。她看到了风是如何把烧成炭的家具弄成丝织物状态。幽灵占据了人们逃跑出去的空间。一种烧成灰的人物的造型。一个八英尺高的男人，在壁炉附近盘桓。他生着牛仔那样强健的双腿和下巴，能够面对他们及时回答地产方面的问题。他抬着黑色的长手臂，手指向左指着天空——那儿有一处墙坍塌了，要求他们赶紧离开他的领地。离这个伸着手指的男人不远，淡淡地刻在墙上的是一个长着三英尺长的蝴蝶翅膀的姑娘。对面墙上刻着的人在康瑟蕾塔看来是渔民，但那个活生生的男人说不是，那更像爱斯基摩人的眼睛。“爱斯基摩人？”她问道，从脖子上把头发理到一边，“爱斯基摩人是什么样的？”他放声大笑，遵从牛仔的要求，把她拉开，跨过颓墙的瓦砾，回到那条沟里。在两棵无花果树的撑持下，他们拥抱在一起，办完了事。在十月中，他有一周没有来。一个星期五到了，康瑟蕾塔在土路和柏油路连接处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她本来要继续等下去的，但潘妮和克拉丽莎过来把她领走了。她想，他准是死了，而且没人告诉她这消息。她一整夜都辗转难眠—躺在食品间她的小床上，或在黑暗中趴在厨房的桌子上。早晨她眼看着活生生的世界随着他的不在而消散了。她胸口堵得厉害，心脏无力地跳动着。她的血管好像变成了起皱的赛璐珞管子。她胸中的沉闷迅速加重，让她无法顺畅地呼吸。最后她决定弄个明白或者找到他。在那一带，星期六是个忙碌的日子。每周一次的长途车响着喇叭，把走在县级公路中间的她轰开了。康瑟蕾塔跳到路边，继续前行，她没编辫子，散发在汽车尾气的吹拂中飘起。几分钟后，一辆油车驶过她身边，司机隔着车窗叫着什么。半小时之后，远处有亮光闪烁。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还是他？她的心跳动着，开始把血液汩汩地送回她的赛璐珞血管。她不敢让嘴角泛起的笑容扩展到脸上，也不敢迎着慢慢驶进视线的车辆停住脚步。是啊，亲爱的上帝，一辆卡车。而且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个人，我的耶稣。车子现在慢下来了。康瑟蕾塔转过脸来，看着车子停下，欣赏着那个活生生的男人的面孔。他从窗口探出身来，满脸微笑。“想搭车吗？”康瑟蕾塔跑着穿过马路，绕过车头，转到右侧车门处。她一到那里，车门就打开了。她爬进车，并且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女性要申斥和发泄二十四小时绝望的欲望，或至少装出样子，让他为自己对她造成的痛苦道歉、解释，以赢得她的原谅——这样的本能阻止了她，使她没有听凭她的手伸进他的腿裆。他当然是一语不发。但和星期五中午接她上车时的沉默不同。那种沉默不语充满了许诺。轻松。不言自明。这种沉默不语却是枯燥的，是一种酸涩的哑口无言。随后她注意到了那种气味。虽然一点都不令人不快，但不是他身上的味道。康瑟蕾塔僵住了。后来，由于不敢看他的脸，她便斜眼瞅着他的脚。他穿的不是黑色的高帮鞋，而是牛仔靴，这使她相信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个陌生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身体，却不是他。她想尖叫，想跃身出去跳到路上。要是他碰她一下，她会跟他动手的。她来不及想到其他，因为他们已经驶近通往女修道院的土路。她刚要把门打开，那陌生人却刹了车，慢慢把车停住了。他探身过来，手臂擦着了她的乳房，抬起了车门把手。她快步下车，转过身来看。他触了下他的帽檐，笑着说：“随时。随时都可以效劳。”她退着走开，紧盯着他那张脸。她虽然不想看，但还是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双纯洁但充满仇恨的大睁着的眼睛。那次事件并没有阻止无花果树下的约会。下一个星期五他来了，穿着原来的鞋子，发散着正常的气味。他们争论了几句。“他做什么了？”“什么都没做。连我到哪儿去都没问。只是开车把我送了回来。”“他做了好事。”“怎么？”“为我们俩都帮了忙。”“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了‘想搭车吗’，后来又说了‘随时’。像是他还要再用车送我似的。我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可能是吧。他干吗要喜欢你呢？你想让他喜欢你？”“不。噢，不，不过。”“不过什么？”康瑟蕾塔坐直了身子，紧盯着烧毁的房子后面。有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迅速钻进了烧成炭的装雨水的桶中。“你跟他谈起过我吗？”她问。“从来没跟他谈起你。”“那他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他大概不知道。说不定他根本不认为你那样子是要进镇子。”“他没有掉转车头。他在向北开。所以我才以为是你。”“听着，”他说，蹲下身子扔着石子，“我们得有个信号。我没法每星期五都露面。咱们想个招儿，让你能知道。”他们没想出有效的办法来。最后，她说她每逢星期五还是要等，但只等一小时。他说，我要是没准时来，就根本不会来了。他们俩有规律的约会，在他的双胞胎兄弟露面之前，曾经把她的饥渴磨钝了。而如今约会变得没有了规律，那种饥渴又锋利了。即使如此，又有两次他把她带到了无花果树坚持生长着的地方。她当时并不知道，那第二次便是最后一次。那是在十月底，他把烧毁的房子的一部分用一条马鞍毯围起来，他们俩躺在一条军用垫被上。头顶苍白的天空正被接近的黑暗包围着，这景色他们即使观看也是看不见的。因此，当落雪让她的头发发亮、使他的湿背发凉时，他们才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谈起他们的处境。囿于天气和环境，他们主要谈的是地点问题。他提到向北九十英里的一座镇子，但又立刻改了口，因为没有一家汽车旅馆或别的旅馆肯接待他们。她建议就在女修道院，因为到处都可以藏身。他哼着鼻子表示不快。“听着，”她悄声说，“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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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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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金沙遗址博物馆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数量众多的象牙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金沙遗址象牙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奇特的乌木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金沙遗址乌木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黄金面具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金沙遗址黄金面具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本身的“画像”呢？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黄金冠带金沙遗址黄金冠带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强被迫倫在線觀看究的修订本最近已经发表。见邓尔麟：《嘉定忠臣》；又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研究这个问题同样还可以引用《东堂轶札》，见《明清史料汇编》第十六卷，第1137—1172页。朱子素的《嘉定县乙酉纪事》和他的《嘉定屠城纪略》大致相同，但后者有更多的关于征服平定的材料。关于嘉定抵抗运动的一般情况，见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1、86—87页；《明史》，第3114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3—284页；《嘉定忠臣》，第282—28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1—27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1页。?同上书，第1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293页；《嘉定忠臣》，第284—289页。?同上书，第273页；《嘉定忠臣》，第29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4页。这发生在8月9日。?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9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97—301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2—2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3—194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36—45、63—66、85—93、145—15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页。?同上书，第15—17页，第87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99—109、13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29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27、35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19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11—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9—300页。?李成栋起先派浦峤去嘉定，但是结果表明在葛隆—外冈军事联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无法接管这座城市。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6—12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310—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0—301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0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9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132页。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当时以这样的笔法来描绘太湖：“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你道有多大？东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带三州。哪三州？苏州、湖州、常州。东南诸水皆归。一名震泽、一名县区、一名笠泽，一名五湖……吴人只称作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现出没于波涛之间。”见冯梦龙：《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页。这个出问题的地区在太湖的东南角。长白荡在陈墓外面。此时成了土匪活动中心的泖湖位于太湖和松江之间。明代地图比现代地图给出了更为清楚的界限，标明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许多河道和一些从太湖流向松江的小湖。?他们的船建造得像是竹条制成的翼面。这种高度机动船在今天的湖上仍可看到，一天便可驶出300浬。在秋天，船手们夜里上岸，躲进树林，准备突然出来进行抢劫。在浙江太湖南面尤其是这样。在多山的长兴县（湖州府），居民们完全以劫掠为生。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第109—110页。?顾公燮：《销复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又见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2页。1659年的宜兴地方志第六卷中的一份材料记载说，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由于掌握了秘密的功法而敢于在大白天里进行抢劫。一个当地的军官想抓住他们，他们两人“旋转火矛”，将其打倒在地。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7页。陆世钥得到了另一个叫沈自柄的秀才的帮助。?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吴易被史可法选入幕府。他的名字有时被误写成吴杨。顾沅：《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明史》，第33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2页。?土国宝可能是大同人，尽管后来清朝的史学家昭梿说他是投降了洪承畴的太湖土匪。昭梿还说，土国宝后来想联系郑氏家族进行起义。不过，清当局风闻此事后，故意切断了他部队的供给。当土国宝因此想从苏州逃跑时，他被抓获归案，他的妻子在钟楼上吊自杀。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18页；还可参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9页。顺便说一句，土国宝把16世纪拙政园的花园（今位于苏州市博物馆后）变成了总兵的住宅。董春：《中国的花园》，第234—238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7—229页。?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4页。松江抵抗运动的史料来自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32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0—244、365—366页；《明史》，第3113页；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957—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0—1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以及查继佐：《国寿录》，第76页。?陈子龙离开南京朝廷后，在1644年的10月至11月间回到了松江，料理家族墓基的建造，到1645年初完工。在把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继母埋葬之后，陈子龙举家搬至距省会西北几里地远的津浦县附近。那时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他病重的祖母、妻子、他的三个妾和几个儿子。艾维四：《陈子龙》，第133—134页。?何炳棣：《进身之阶》，第232—2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第二十八卷，第13—24页。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和江南家族的迁徙，见前“论”第二十二卷，第1—15页。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上法，江南地区从东晋（317—419）以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想的合法性。罗杰斯：《淝水之战之谜》，第5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24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当时有一传闻，说史可法从扬州逃了出来，在太湖统率着一支军队。另外的传闻说，刘泽清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南进以帮助江南。所有这些传闻都是假的。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0—271页。?李待问是1643年的进士，也是董其昌的挚友。查继佐：《国寿录》，第57页。沈犹龙（1616年的进士）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担任过福建和江西的巡抚，并在黄斌卿的帮助下平定了张普薇起义。郑芝龙向他投降后，他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和兵部右侍郎。尽管弘光政权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他拒绝接受。《明史》，第3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7—28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但是陈子龙的传记并没有赞扬他有这样的领导作用。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明史》，第31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黄家瑞为1634年进士，以后出任淮阳巡抚。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8—9页。?8月1日松江的这场抵抗运动，不论是一个预谋的叛乱，还是简单地发泄报复，它很快地失去了控制，是无疑的。人们指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南明政权时期做过史可法的军事顾问和负责军需官员。在南明军队败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军中，甚至可能接受这些军队将领们的命令。比如，杨文驄在他率军南进之前可能在苏州见过吴易。不过，局势十分混乱，以致于这几个推选出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和什么时候协调行动。这部分地因为他们很少知道清军在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像侯峒曾所说：“吾等不知敌军所在。神灵保佑，只有待敌而动，所谓骑虎难下矣。”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2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82、276—27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根据他的本传，陈子龙本人联络了在嘉兴的前吏部尚书徐石麒、嘉定的侯峒曾、黄淳耀、钱默和蒋若来，昆山知县杨永言、黄南阳和朱天麟，以及江阴、休宁、平湖、太仓和长州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甚至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前，荆本彻就已是南方防守战略的有力支持者了。他反对史可法北进收复首都的战略，建议将南方变成南明复兴的基地。在崇明岛，一个不太有名的明义阳王投奔了他，他是由最初在苏州投靠杨文驄的太监李国辅带到这里来的。荆本彻也得到商船专家沈廷扬的支持。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6—277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尽管吴志葵从来没有真正占领上海，但是荆本彻抢劫了这个城市周围的乡村。?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黄蜚是一个边地人，也是一名军士，他被辽阳著名的将军黄龙收为养子。在黄龙被满人杀死在辽东旅顺后，黄蜚接替了他的领导权。南明时期，史可法派黄蜚去南京南面的芜湖接受黄得功的指挥，他们因同姓而互称兄弟。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0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2页。?《明史》，第3113页；又见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5—36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根据一份记载，黄蜚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他认为他在江阴城没有个人的关系。另一份可相印证的记载说，吴志葵带着镣铐被带到了城墙下，喊话要抵抗者投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254页。不过，一些人认为，黄蜚在春申浦战斗中被杀害了。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1页。吴淞百姓投降了李成栋，在当地的武举冯嘉猷的带领下把武器交给了占领军。李成栋把这座城交给旗人徐贞甫。不久，徐贞甫的统治就遇到了吴之潘的挑战，他是当地的一个武装首领，曾经逃往崇明岛，后来又带着4000多人和100艘战船杀了回来。不过，吴淞百姓对这支海盗式的船队没有给予丝毫的援助。他们后来被抓获，在一次受百姓欢迎的公审后被处死。?自称楚朝、建号元神的崇明头领荆本彻邀请冒险家潘复担任上海的头领。他杀死了清朝知县陶涣，抢劫了这座县城。这时他想拉拢一些居民参加他的队伍以支持松江复兴明朝，但遭到了拒绝。松江抵抗运动失败之后，潘复逃往上海，参加了海盗“麻子顾三”的队伍。后来他投降了清朝。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3页。?《南明史料》，第4—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及其《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7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3页；“万补”，第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陈子龙扮装成和尚逃出了城。那时他的祖母已经90岁了。金泽位于江南与浙江交界处的清浦县西36里外。陶庄位于嘉兴县西北36里。?南京陷落之后，南明复明分子的主要希望是以河南鲁王为核心建立另一个政权，鲁王曾经是史可法最先选择的对象。不过，在1645年7月1日他成为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时，已经受到了博洛指挥下的多铎旗军的围攻。因为知道没有取胜的希望，鲁王未经抵抗便投降了，杭州落入清人之手。复明分子于是又转向唐王，他被郑鸿逵从杭州护送到福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27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8页。他的儿子夏完淳1646年在鲁王处任职。他后因与主张在海岛上建立朝廷的人意见不一而辞职。在1647年对乡绅复明分子的大搜捕中，夏完淳（年仅18岁）被捕遇害。?关于江阴防守及其后来的失败，见魏斐德：《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侯世禄曾起而响应松江的起义。不过，吴志葵嫉恨侯承祖，因而没有与之合作。同样，在松江失败以后，侯承祖下决心在松江南面的金山建立一个根据地。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0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0页（第一五三卷，第20页）。?这个城的居民背叛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他们引导李成栋的部队从水路进入金山城。侯氏父子宁死不屈。“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食禄二百八十年”，据说这位世袭的参将这样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2页。?在定海，荆本彻又与黄斌卿发生了冲突，黄斌卿最后杀死了他，并且把他的部队收编到自己的水军中来。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2页。多铎早在1645年8月14日就报告说，江南和浙江各省已被征服。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8页。?开元，俗姓熊，又称正志，他是明朝进士，在明朝灭亡之前做过给事中。在江南征服以后，他举行削发仪式，成为弘株和尚的朋友，并在苏州西面的灵岩山的华山招收门徒。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关于三峰和尚和其他佛教徒隐居的事例，见同上书，第一七四卷，第7页；第一六八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1页。?万寿祺的家有几千顷耕地、花园和其他财产。他的宅院可与王侯相比。《皇明遗民传》第二卷。?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27页。“年少”是万寿祺的字。?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3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的亚瑟·

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逐鹿中原，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恨当世无直道……”冯玉祥进一步评论道：“隐约之间，可以看出：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之后，是非常的愤慨。”张勋给段祺瑞的这封信，翻译成现代国语，是这样的意思：“……我张勋为什么要搞复辟？因为我深深知道：中国的国情，只适合搞君主体制。即便是号称远见卓识的你（段祺瑞），也对共和心怀不满好久了，你们刚刚拥戴我带兵入京，立即就翻脸了……你们只知道争夺政权，没有一个是为了中国大局考虑的，你们嘴巴上说的是正义，实际上都是孬种……这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啊……”平定张勋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依照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之中的回忆，冯国璋上任大总统之后，派了恽宝惠到荷兰公使馆去慰问在使馆内避难的张勋。当时，张勋对恽宝惠狠狠地抱怨，并说了这样的话：“我这次搞复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北洋各个实力派背信弃义。就算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也有信给我（主张复辟）！”张勋的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也背信弃义了。经过梳理以上正反两方人员基本上互相吻合的证人证言，我们似乎可以基本上理清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关键事实和发展经过。令人震惊！原来竟然是这个样子的：1.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段祺瑞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3.张勋开出条件：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清帝复辟。4.上述各主要军事力量假装同意，签名赞成了张勋的复辟建议，引诱张勋出兵。张勋见此，有恃无恐，出兵推翻黎元洪搞了复辟。与此同时，大家同意复辟的签名表（黄缎子）被收买、销毁。利用完张勋之后，段祺瑞突然发兵“讨逆”，打败了张勋。张勋有苦难言，身败名裂。就这样，张罗了短短12天的“张勋复辟”事件，落下了帷幕。张勋为什么有苦难言？因为那块写满了北洋军头的签名的黄布——“黄缎子”——被北洋集团收买了而且还销毁了。也就是说张勋唯一能证明自己搞复辟是“经过大家同意”的那份证据被销毁了。当然有苦难言，哑巴吃黄连。读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当中，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牵头，利用了忠勇有余、权谋不足的张勋，假装同意张勋搞复辟，引诱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事后，又销毁了各省同意复辟的签名录，翻脸发兵打倒了张勋，并让张勋这个憨汉子，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骂名。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为何不直接发兵打倒黎元洪，而非要让张勋去打黎元洪，自己再来打倒张勋，偏偏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呢？我认为“中华民国”号称“共和”，段祺瑞作为一国总理，如果自己直接起兵推翻总统，于共和精神不符，因而很容易遭到舆论的抨击，也会失去民心。所以，段祺瑞利用张勋入京，推翻黎元洪，自己再来推翻张勋，这样绕一个弯，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丑角让张勋去当，英雄让段祺瑞自己来做。“张勋复辟”事件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国民军”包围紫禁城。此时，18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尚在宫中玩乐，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毫无知晓……被赶出紫禁城之后，一切荣华富贵，顿时都成了镜花水月、过往烟云。鲜为人知的是：在冯玉祥的背后，让溥仪彻底失去“宝座”的幕后“黑手”，原来却另有其人……中国的近代史爱好者，大概都知道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将溥仪从紫禁城里驱逐出去的这件事。依据在辛亥革命中所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是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但是，清廷倒台十二年之后，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走了。对于这件事，一般人都知道冲到前台的冯玉祥。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站在冯玉祥后面的更高级拍板人，却是另有其人。首先，让我们回到当时事发的现场，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1924年11月5日的清晨，天蒙蒙亮，鹿钟麟、李石曾等“国民军”将领，奉冯玉祥之命，带着一份《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拥兵策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紫禁城，要驱赶溥仪出宫。当时，出来接待鹿钟麟、李石曾一行的是清朝的老臣子绍英。绍英从鹿钟麟手中接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一读，就知道来者不善。当时，绍英的心怦怦地跳。糟了，这回皇上要被赶出皇城了。十万火急。但是，绍英毕竟是饱经风霜，他假装镇定自若的样子，彬彬有礼又绵里藏针地质问李石曾：“李将军，您不就是我大清重臣李鸿藻的公子吗？你们李家，深受我大清恩德，今日何以忍心，要如此相逼？”李石曾冷笑着答道：“对，我是李鸿藻的儿子，我从小是吃清朝的饭长大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我早就放炮赶人了，哪里还会对你们这么客客气气地说话？”绍英见李石曾的口气毫不通融，遂快步往回跑向溥仪汇报：“不好啦！鹿钟麟带兵来，要赶万岁爷出宫啦！”溥仪大惊失色。这件事情，也来得太突然了!溥仪一家人，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事到如今，溥仪还是希望能有个商量。于是，他命令绍英继续往返斡旋，幻想能有所转机。绍英频繁出入，汗流浃背地跑了好几趟。宫里的后妃、太监、宫女们乱成一团，真如世界末日一般。很快，鹿钟麟就失去耐心了，他决定吓唬人。于是，鹿钟麟当着绍英的面故意转了个身，对手下的兵说：“你叫外边，先别开炮，再等二十分钟！”绍英一听这个，面色立即发黑，他立即扭头，往回就跑，火速告诉溥仪：“万岁爷，万岁爷，要开炮啦，要……要……要开炮啦！”溥仪一听大炮都架好了！顿时吓得两腿发软，立即答应鹿钟麟同意搬走。于是，溥仪一家子的全体人员，用了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准备逃命。大清最后一位皇帝十分狼狈，颜面荡然无存。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有名的“驱赶溥仪出宫事件”。鹿钟麟是冯玉祥的部属。因此，对于这个事件，历史爱好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冯玉祥干的事情。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批判。可是，无论赞扬还是批判，人们似乎都忽略了站在冯玉祥身后的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其实是一股更大的政治势力。那么，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支持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这股政治力量，他们又是谁呢？原来，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拍板批准了驱赶溥仪出宫行动的政治势力，不是别人——正是一群国民党人。对此，史料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证据。例如，冯玉祥事后，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透露：他是向当时由国民党人士所掌控的“摄政内阁”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并由“摄政内阁”讨论通过后才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势力批准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对于这件事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率领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我开始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内，竟然还有一个前清的小朝廷，这真是民国的耻辱，留着这个小皇帝，等于给中外野心家留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把柄，实在不妙。于是，我在征得摄政内阁的同意之后，下令鹿钟麟去执行了把溥仪驱逐出宫的任务。”可见，冯玉祥在原话中说得很明白：他在派兵驱逐溥仪出宫之前，征得了“摄政内阁”的首肯——是“摄政内阁”批准他驱逐溥仪出宫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说“摄政内阁”是一股“国民党势力”呢？这就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摄政内阁”的来历了。原来，在此前不久，刚刚打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内战中，国民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段祺瑞三方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在国民党、奉系等势力的策反之下，突然倒戈，投向“三角同盟”阵营，并直接导致了曹锟、吴佩孚的战败。一不做二不休。冯玉祥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效忠”，悍然将自己原本属于直系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即国民党部队的意思。杀入北京之后，冯玉祥立即拥护了一群国民党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称作“摄政内阁”。这就是所谓“摄政内阁”的由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个所谓“摄政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有些什么人：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交通总长：黄郛（国民党的人）内务总长：王永江（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海军总长：杜锡珪（和国民党渊源较深）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农商总长：王迺斌（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教育总长：易培基（和国民党渊源较浅）参谋总长：李烈钧（国民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摄政内阁”里面，十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国民党势力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职位国务总理黄郛就是国民党的人，而黄郛也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很明显，所谓“摄政内阁”，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国民党势力把持和操控的临时中央政府。如前述，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的自白中，也写得很明白，他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之后，征求了摄政内阁的同意，才派人去执行驱逐。换言之，驱逐溥仪一案真正拍板的决策人，并不是冯玉祥自己，而是站在冯玉祥背后，以黄郛、王正廷、李烈钧等人为首的这一群国民党势力分子。“摄政内阁”作出驱逐溥仪的决策之后，向溥仪签发了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签署人，一共有四名：黄郛、王正廷、李书城、张耀曾，这四个人，全部是国民党的人。换言之，无论是从冯玉祥的证言来看，还是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历史文件来看，驱逐溥仪的，都是把持了“摄政内阁”的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而冯玉祥，则仅仅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行文至此，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它的全文是什么样的：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公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兹与前清皇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特公布之此令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落款：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什么叫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所谓《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就是一份由“摄政内阁”单方面强行废除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毁约书”。说到这里，请容我在此给各位作一个梳理和总结，各位看了下面这个梳理和总结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更是一目了然了。1.1924年秋，爆发了第二次直（曹锟、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冯玉祥属于直系。2.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策反了冯玉祥，冯玉祥于是倒戈，直接导致直系战败。3.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寓意“拥护国民党的军队”，挥师杀入北京将总统曹锟赶下了台。4.接着，冯玉祥拥戴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组建了一个“摄政内阁”，把持了中央政权。同时，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主持国事。换言之，冯玉祥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人了。5.随后，冯玉祥冒出一个想法——驱逐溥仪，但由于他深知事关重大，而他自己只是一个军人，不敢擅自决定，于是，他将这个提案，提交给由国民党势力所把持的“摄政内阁”来讨论。6.由国民党势力掌控的“摄政内阁”经过讨论之后，拍板、决策了驱逐溥仪的议案。7.冯玉祥得到“摄政内阁”的批准之后，立即派出鹿钟麟、李石曾带兵将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可见，在驱逐溥仪事件的前前后后，冯玉祥所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站在他的背后真正拍板、决策的，是垄断了“摄政内阁”的一股国民党势力。可是，当时的废帝溥仪及其幕僚，并不知道此中的内幕，以为驱赶自己出宫的，仅仅是这位“莽夫”冯玉祥的作为。依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的记载，短短两个月之后，这群清廷贵族，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指责冯玉祥践踏《清室优待条件》，并向孙中山诉苦，进而请求孙中山为他们“伸张正义”，不料，孙中山却复函，对这群清廷皇室进行了坚决地拒绝和驳斥。孙中山在当时，是这样驳斥清廷皇室的：“你们清廷皇室，在1917年的时候搞（张勋）复辟，就已经是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在先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指责冯玉祥撕毁《清室优待条件》？”可见，身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的这个举动也是大力支持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黄郛、王正廷、张耀曾、李烈钧这一群国民党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底气，做出了“驱赶溥仪出宫”这个在当时震惊中外的决定。

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我们的历史爱好者们似乎都知道，孙中山大公无私，不准其哥哥孙眉从政。可是，孙中山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从政？是只有大公无私这个原因吗？还是除此之外，同时也有别的隐情？通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人世间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我们探讨历史，尤其需要认真。解读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而更应该探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人们似乎都知道，1912年，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热潮中，孙眉从广州北上南京，找到自己的弟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弟弟索要官职。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对自己亲哥哥的这个要求，坚决予以了拒绝。历史爱好者读到这一层，显然可以得出孙中山“大公无私”的结论。应该讲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毕竟，孙中山是拒绝了其兄长的非分之请。要知道，孙眉对孙中山，不但有着兄弟之情，而且还有着养育之恩。这个事情，如果换了你、我来做，还真未必能做得更好。但是，孙眉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商人，平生经营生意，对政治一无所知，所以，孙中山不给孙眉封官，显然是正确的，只是，这件事除了“大公无私”这个因素以外，恐怕同时也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隐情。那么，孙中山到底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担任政治职位呢？当年的同盟会成员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以及革命同志冯自由，对于此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更深一层的隐情。原来，在辛亥革命当中，由于清帝宣告退位了，南北达成了和平，那么，顺理成章，革命军就必然要裁军、解散。毋庸讳言，裁军往往意味着断饷，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裁军了，就有许多革命军人失业。当时身为革命军一分子的某些广东民军，为了逃脱“被裁撤”的命运，他们利用个人关系，说服了孙眉，要求孙眉担任广东都督，并借以照顾广东民军，而使广东民军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并借机发展壮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