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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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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国产精久久久久久久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说说吧。”“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是吗?”“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啊。”小心理学家回答。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乐事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不是你的?”“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你认为我想要一个。”“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我在努力中。”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亚洲国产精久久久久久久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

                      )年轻的已婚妇女,有一个孩子。突出孩子。(e)已婚妇女,有兼职工作,两个孩子,既要管家又要管丈夫。就这些。几周前,我的眼里根本就看不见老年人。吸引我目光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是那些年轻的、有魅力的、衣着考究的、英俊潇洒的人们。而现在,好像以前那张图上覆盖上一张透明胶片,年老的、体弱的,一下都显现了出来,都在那儿。我差点就对乔伊丝说:“可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老的。”但这是陈词滥调,显而易见,枯燥无味。我都能听到她说:“哦,简娜,我们非要这么乏味、这么毫无城府吗?他们买咱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她总是说,他们买咱们,我们必须让他们想买咱们。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很疲倦,开口就说:“把咱灌满。”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女士,我很乐意把您的车灌满。”福勒太太进厨房去拿饼干的时候,我也跟了进去,看着她拉过一张凳子,站上去打开吊灯。我打量着那些破损的电线,潮湿的墙壁。后来我对她说:“我会让我的电工来一趟,不然你会送了自己的命的。”她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然后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一句她梦想有人会对她说的话,但此刻这对于她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她希望这一个时刻,还有我,能消失。她说:“我一直过得挺好。”怯怯的,似在哀求,带点愠怒。我说:“让你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真不光彩。你的电源,那就是个死亡陷阱。”听到我的话,她扑哧一笑。“死亡陷阱,是吧?”我们哈哈大笑。但是我很心慌,心中有个东西挣扎着要奔,要逃,逃离眼下这个状况。我觉得被困住了。我是被困住了。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承诺。没明说。但那就是个承诺。我回到家,开门的时候,对面的门轻轻打开:彭妮太太,特地等着呢。“打扰一下,”她喊道,“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我只好向你求助啦。”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啦?”“我出去的时候忘了买黄油,那个……”“我去给你拿,”我说着,猛地一下冲进我的屋子,拿了半磅黄油,塞进她手里,说了句:“不用谢。”然后我又冲回自己家,嘭地把门摔上了。我是故意摔门的。她有黄油,我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她有儿有女,如果他们不愿意照看她的话,该她倒霉。又不是我的责任。我心生烦躁,需要甩掉点什么——福勒太太。我把浴缸放满水。我把今天穿的所有衣服收好,准备拿去洗衣店,一根线头都不放过。我能闻到我的皮肤上、头发上净是福勒太太家的馊味。那晚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住在我的浴室里的。或许它就是我家。搬进这里的时候,我照抄了原来那个套房里的浴室设计,不差毫厘。但是起居室和卧室,还有书房,我却没有特意打理。弗雷迪以前开过玩笑,说他的情敌是我的浴室。我的油漆是特别调制的,象牙白,泛着一点粉红。我铺了西班牙瓷砖,十分精致亮丽,珊瑚红,绿松石青,还有赭石黄。浴缸是蓝灰色的。有的时候一间房是完美的——不需加一丝,也不需改一毫。乔伊丝看到我的浴室后,想要拍照登上杂志。我说不行,这简直就像给人拍了裸照。我每天早晨都泡澡,还有每天晚上。我躺在浴缸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浴缸里读书,脑袋和膝盖搁在防水枕头上。我有满满两架子的浴盐和泡沫浴块。那晚我躺在浴缸里,水冷了就添热的,我看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结实白皙。没有肥肉。千万别有!但是结实。现在还没开始松弛下垂。嗯,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那次我对弗雷迪说,好,我现在安排要一个吧,可是没怀上。对这件事,他乐呵呵的,挺不错。我不知道他心底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想要孩子,但是不知道他有多想。我那时是刻意不去弄清楚的,我觉得。我走出浴缸,裹着浴巾,站在门口,看着浴室,想着福勒太太。她从来都没有过热水。一直住在那肮脏的洞窟里,只有冷水,一战开始前就那样了。要是当初我没有回应她就好了,我一整晚都在想如何脱身。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着什么可怕的劫难。因为我知道我要照顾福勒太太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我给电工打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一切。我去上班,消沉,甚至恐惧。当晚电工打来电话说福勒太太冲他尖叫,你想要干什么?他就走了。我说明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他是六点钟到的,她打开门,臭气污秽扑面而来,我看到了他的表情。然后他有些放肆,但是很友好地对她说:“哎呀,你昨晚给了我好一通臭骂,是不?”她缓缓地审视他,然后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让开路,进了她的“起居室”,留我在外面告诉他要做些什么。我本该留下来陪她的,但是我带了活儿回家的,便这么告诉了她。“我没让你惹这个麻烦事。”她说。我挣扎了一番,然后抱了抱她。“哎呀,好啦,脾气别这么坏嘛。”我说,然后就走了。她眼里有泪。而我,我正拼命忍住不作呕,她那馊味。还有其他的味道,一股刺鼻的甜味,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吉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能修的都修了,换了新电线和几个开关,高度是她够得到的,还给她加了盏床头灯。他告诉我要多少钱——我就知道不会便宜的。我说我会给他寄支票。沉默。他想要现金:考虑到我可能还会请他去给福勒太太做事——这个想法很吓人,好像我承认自己将永远肩负什么可怕的负担——我说:“要是你现在过来一趟我就给你现金。”“没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后他到了。他接过钱,站着等了会儿,然后说:“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她不应该那样过。”我说:“她不想进养老院。她喜欢现在这样。”吉姆是个好孩子,不笨。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就像我一样。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不知道还有人是那样过日子的。”我,世故、阅历丰富的长者,说:“那你知道得太少了。”他还是逗留着,困扰,羞愧,但固执,“那么老的人有什么用?”他说,然后,飞快地加上,“哎呀,我们有一天也要老的。那就再见啦!”以抵消他刚才所说的,抵消他所想的。然后就走了。出于周到的考虑,他说了我们会老,不是我会老: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就是老的,已经老了。然后我坐下来,开始思考。他说的就是人们都会说的:他们怎么不去养老院?把他们放到一边去,别碍手碍脚的,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不用总记挂他们!他们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以前这么想,这些人干吗还活着?然后,那一刻,我开始想,我们如何估量自己的价值?工作?电工吉姆没问题,电工绝对是第一类的人物——如果你能叫得动他们的话。那妇女杂志的副主编呢?没有孩子的副主编?乔伊丝呢?主编,有一个女儿,不和她说话。她说她都懒得鄙视乔伊丝,因为什么理由我忘了。还有一个儿子,难相处。我真烦透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矫情,唯我独尊,这些青少年。乔姬姐姐呢?嗯,她挺好的,有孩子,有丈夫,参加慈善工作。但是十五年后的乔姬姐姐会怎么样?统计数据表明,她那时将是个寡妇,子女不在身边,住公寓,对谁都没用。那时人们又如何评价她呢?我的弗雷迪(如果他还活着)呢?绝对是个圣人,能容忍被宠坏了的、长不大的妻子。但是十五年后呢?我能看见一个老头,瘦削、幽灵似的、灰头土脸,或者肥胖、皮肉松弛、头发灰白,拎着买来的东西从这条街晃到那条街,或者站在街角,一脸茫然。我们应该根据人们拥有的美好想法来评判他们?如果我现在的想法不美好,十五年、二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呢?莫迪·福勒有什么用?按人家教我的衡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毫无用处。彭妮太太呢?招儿女、全楼的人,特别是我的厌烦——我根本没法搭理她这种人。蠢女人,那种“当初我是在印度待过的”装腔作势的口音,偷偷酗酒,故作“文雅”,不诚实。是啊,彭妮太太怎么说?她若死了,世上也没一个人会为她掉一滴眼泪。我付钱把吉姆打发走以后,又泡了那种长澡。这样泡过以后,好像以前的我就漂走了,淹没了,从松针香油泡沫、爽肤沐浴液、海风离子水里浮出的是一个崭新的我。那晚上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为了福勒太太的幸福生活伸了一回援手,她不会指望有人会帮她这么大的忙。这也就足够了。我以后根本不会靠近她了。因为如此左右为难,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难受极了。我回想了我是怎么长大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很有趣,你可以说我们家很讲道德。宗教呢,是温和的那种。但是家里绝对洋溢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气氛: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是好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没人教过我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没人教会我什么是战争,但这是家庭之外的事。没人教我饮食要节制,我得自己教自己。也没人教过我早上该怎样才能起床,我工作后,在我需要做的事当中这是最困难的。我也从来不知道,在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何对自己说不。我们想要什么,父母从来不会拒绝,只要这东西存在。战争!是不是因为战争,因为物资如此匮乏,所以孩子们想要什么父母就会给什么?但是有一点我是要感谢妈妈的,只有一点。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对她说:“这个要谢谢你。至少你教会了我,如果我答应了什么,就一定得遵守诺言。如果我说我会做什么,就一定得做到。这不是什么多了不得的人生发展基础,但也算是点什么了。”谢谢你。于是下班后我去了福勒太太那儿。一整天我都在想我那美妙的浴室,沐浴,我对这一切的依赖。我在想,我一个月里花在热水上的钱就足够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了。但是当我带着六瓶甜黑啤、几只玻璃杯去找她,站在门边喊:“嗨,我来啦,让我进去吧,看我带来了什么!”然后穿过那糟糕的走廊时,她却站在一边,脸皱成一团,充满怨恨。因为她的新电路和新享受,她想要惩罚我,但我才不会给她机会呢。我大步走来走去,粗手粗脚,发出砰砰的声音,把甜黑啤倒出来,给她看玻璃杯。等到我坐下来的时候,她也坐了下来,欢快,面带微笑。“你看到我的新靴子了没?”我问她,把脚伸出来。她弯下腰仔细打量,嘴笑得直打战,狡黠得很。“啊,”她声音低低的,几乎是在说悄悄话,“我真喜欢你的打扮,我觉得它们真好看。”于是那晚就是这么过的,我把身上穿的一样一样地展示给她看。我脱掉我的毛衣,站住不动,这样她就可以绕着我转,呵呵地笑。我那天穿着我的新背心式胸衣,中国绉纱。我撩起裙子,给她看里面的蕾丝。我脱掉靴子,好让她拿在手里。她哈哈笑着,十分尽兴。她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衣服。她有一条特别喜欢的裙子,灰色的府绸,上面有粉色的花。她去看姑妈的时候就穿它。这原来是她父亲情妇的裙子,对她来说也太大了点,但她还是收了下来。“我可怜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东西那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后来,我就只能捡人家不要的了。但是这件衣服实在漂亮,实在漂亮,我喜欢自己穿上它的样子。”我们聊了五十、六十、七十年前的裙子、衬裤、衬裙、背心式胸衣、凉拖、披肩、紧身衣。福勒太太都九十多岁了。她讲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她父亲的那个女人的事情,她自己拥有一家酒吧。福勒太太的母亲去世后……“她是被毒死的,亲爱的!她给她下了毒——嗯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脸上都写着呢,但就是她毒死了她,还差点毒死了我。她搬到我们家来。就是圣约翰森林的那栋房子。我就是家里的用人,从早累到晚,他们就寝前,我还要给他们送里面掺了威士忌和奶油的麦片粥。她会坐在壁炉的一头,穿着点缀着羽毛的时髦红睡衣,我父亲坐在另一头,穿着丝绸浴袍。她会对我说,莫迪,你今晚有劲儿吗?然后她会脱掉那些满是羽毛的东西,扔开,只穿着紧身胸衣站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做那样的紧身衣了。她是个大块头的漂亮女人,十分丰满,我父亲就坐在那里,笑容满面,扯着胡子。我得给她松胸衣系带。苦差事啊!不过比起她出门前梳妆打扮时,把她又是拉又是塞地弄到那胸衣里头去,还是轻松多了。而他们从不会问我,莫迪,你自己不想来一勺粥吗?不,他们自己吃得喝得和国王一样好,他们什么都不缺。她要是想吃螃蟹或者鳎鱼或者龙虾,他就会派人去买。但从来不会问,莫迪,你要点吗?但是她越来越胖,结果便是:你想要我那件旧的蓝色丝绸裙吗?我当然想要!她的一条裙子够我做一条连衣裙和一件衬衫,有的时候还够再做一条围巾。不过我从来不喜欢穿她的衣服,不是真心喜欢。我觉得那都是从我可怜的母亲那儿偷来的。”我很迟才回到家。我躺在浴缸里,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那些老式服装做一篇专题。我和乔伊丝提了这事,她看上去很感兴趣。她好奇地看着我。她不想问问题,因为那会儿我的某种神情在警告她住口。不过后来我向她描述一件粉色丝绸便宴服,那衣服是一战前一位酒吧女老板的——这位女士,据福勒太太说,毒杀了她情人的妻子,还试图毒杀她情人的女儿——还有那件点缀着黑色鸵鸟羽毛的紫红色绸缎晨衣,这时她还是说了一句,“这些老式服饰,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噢,我还有个秘密的生活。”我对她说。“看起来的确是。”她轻描淡写,心不在焉地应道,我已经渐渐开始熟悉这种口气。昨晚我又去了莫迪那儿。我问她:“我能叫你莫迪吗?”但是她不喜欢这样,她讨厌乱套近乎,不讲礼数。于是我就不提这事了。我走的时候说:“那至少叫我简娜吧,拜托了。”所以现在她叫我简娜,但别人得称她福勒太太,以示尊重。我请她给我描述所有那些老式衣物,好登在杂志上。我说我们会为这些专业知识给她付酬的。但这是个错误,她十分震惊,很受伤,叫道:“哦,不,你怎么能……我喜欢回忆旧时光。”于是这事我也不提了。我想把事情办得合乎规矩,到头来却犯了多少的错啊。我遇事做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错得离谱,比方说为我的浴室感到羞愧,还有我们的杂志。昨晚,我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向她描述我的浴室,再小的细节也没放过,而她坐在那儿,笑容满面,满心欢喜,不时提问。她不嫉妒。不。但有的时候她脸上一副阴郁愤懑的表情,没有明说,但我知道过会儿她会有话说给我听的。她说起更多关于圣约翰森林那栋房子的事情。我都能看见!结实的深色家具,舒适的设施,上好的食物,还有饮料。她父亲有一栋小房子,正好位于“他们”要让帕丁顿铁路穿过的那块地上,或是别的什么这一类的事。于是他从中大发了一笔。她父亲以前在贝尔街角有一家小店,卖五金,还免费给穷人煤和面包,天冷的时候店里会有一大锅为穷人准备的汤。“我以前特别喜欢站在那里,满心为他感到骄傲,接济那些穷人们……”然后就是好运降临,转瞬间,大房子、温暖舒适,然后父亲几乎夜夜不归,父亲喜欢去纨绔子弟聚集的地方,去赴宴,去剧场,去音乐厅,在那里遇到了她。莫迪的妈妈伤透了心,然后被毒死了。莫迪说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说那是最好的童年,连女王本人的都不可能更好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花园里苹果树下的秋千,未修剪的草地上长长的草。“我会坐在秋千上,自己荡,一荡就是几个小时,荡呀,荡呀,嘴里唱着我会唱的所有的歌,然后可怜的妈妈出来叫我,我冲进她怀里,她给我水果蛋糕和牛奶,亲亲我,然后我又跑回秋千那儿。或者她会把我姐姐波莉和我打扮好,我们一起上街。我们有一便士,一人买一块巧克力。我会一小口一小口地舔着吃,心里想着千万不要碰上熟人,不然就得和人分享。但是我姐姐总是把她那块一口吞掉,然后就缠着要吃我的。”“你荡秋千那会儿是几岁,福勒太太?”“哦,我应该是五六岁……”这些根本说不通。贝尔街五金店的后面肯定不会有一个芳草萋萋的花园吧?而当到了圣约翰森林时,她那会儿就过了听着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到了一边,夫诸则悠然地望着众人,与我相视间眼神还是那样的温和。这就是当日那只夫诸,莫炎随即又是一挥手,夫诸便消失在眼前。我注意到他的手掌上闪过一团隐隐的火光,那种感觉不像是平日常见的火,想来应该是他饲虚一派的某种能力。“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少昊之子的意思应该是用火分散穷奇的水性,使它吸收的人类土性精气剧涨,以土克水的原理将之化解。”既然形势已定,我便直入主题地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从少昊之子让我观察的方位,穷奇聚集精气元胎的部位应该是在南面它的颈部位置。虽然南为火位,但应该用什么样的火去分散水性我还没有想到。”“莫先生,您是否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晖儿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着,我刚才话语正是想引出莫炎的见解。“你们直接叫我的名字,我不过才四十三,这么称呼显得年纪很大似的。”莫炎摇头道,“穷奇身上的地水是上古水神共工留下的,要想与它对抗的话,只有火神祝融的天火才能办到。”“火神祝融?!”莫炎的话引得我们四人齐声惊呼,这简直是登天之作!这个上古传说中的神袛已距今数千年之久,要想请他老人家出来帮忙只怕大师级的人物出马也未必可行。“莫炎老兄,我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林岳第一个按捺不住了,“您别玩玄的啊!火神祝融可不是咱们养家了的宠物,吹个口哨就蹦出来帮忙的。”“你先听清楚,我并没有说过要请神。”莫炎淡淡的答道,林岳的怪话并没有引起他任何的情绪。“莫炎,你的意思是布局?”以局克局,以局降物,莫炎的说法提示了我,“‘祝融焚天局’的布局方法我看过记载资料,但对局中的主柱还不是很能参悟,你是想用这个局吗?”“少昊之子就是坏在多话,给你这个一触即发的弹簧脑子太多的机会。”莫炎尖锐的言语间不无赞许,“说的没错,是‘祝融焚天局’,局中的主柱说透了并不玄妙,只要把他放进去就可以了。”随着话语,莫炎的手指向了一个人,一个正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人。二十、升解林岳指着自己的鼻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整个脸部表情凝成四个大字——“莫名其妙”。莫炎没有多说什么,双手上下对错地平合于胸前,做了一个拉拔的动作,一股淡淡的火焰凝在了手中。火光闪动中,一只灵巧的白色小猴出现在了他的掌上。莫炎口中嘀咕了几句奇怪的言语,手中的小猴听懂似地点了点头,跳到地下对着众人打量起来。不一会,它眨了眨眼,三蹿两蹦地上了一个人的肩头,抬起前爪指着着那人的脑袋吱哇地叫了几声。“这猴崽子干嘛呢?!”林岳极度不爽地摆下头,小猴则乖巧地立即逃回了莫炎的手中。“金睛白猿,天下异种,其性为风,通晓阴阳,知得古今。”莫炎抚着手中的小猴,悠然道,“王亦凡,你应该知道它的来历和作用,其余的就不必我多说了吧?”这只白色小猴正是上古神兽中的金睛白猿,它与白泽、角瑞同属善类神品中的智囊。白泽对天下虚灵最为熟悉,曾为黄帝作天下神鬼图;角瑞的消息最为灵通,懂得八方语言,一度为五帝纵观天下;而眼前的金睛白猿则最了解阴阳五行,所以曾有“莫笑白猿自修持,尽知藏风得水事。”的说法。“刚才白猿比划了一个上圆下方的木星手势,你们之所以选中林岳,是因为他属木命?”我反问道。“对,简单的说,‘祝融焚天局’需要木命人做主柱,当柴禾。”莫炎干脆地说道。“等等,等等,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没人跟我解释啥的,就这么拿我当干柴去烧那只穷奇了,救命啊~~”林岳在一边号着。“别急,莫炎只是打个比方。”我安慰道,“局中你为主柱,引发祝融真火,继而才能造成焚天的势头。”“引火的柴禾而已,以你那种格相的木命是不会有事的。”莫炎淡淡道,白猿则表情严肃地吱哇了两声表示赞同。晖儿与S在一旁被白猿的样子逗乐了,林岳苦瓜般的脸色转作了无奈,颇有深意地瞪了莫炎一眼,低头默许了这个决定。“先走了,后天午时,城南高尔夫球场会合。”莫炎起身做了个道别的手势走向门口。“呃,你不和我们一起准备布局吗?”我急忙挽留道。“我不懂布局排阵。”莫炎一脸诚恳道,“这个局我是听别人说的。”“不是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立即减轻了他之前话语的份量,似乎有点玩笑开过头的感觉了。“信不信由你,至少那老狐狸不敢骗我……”话音未落,莫炎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王亦凡,这怪人你怎么招惹来的?”S发作道,“神神秘秘的说了几句,变只猴子出来就把林岳当御用柴禾了,到最后还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亦凡,莫炎的话可信度大吗?”晖儿走到我身边,“让林岳到那个局里做主柱,会不会有危险?”“‘祝融焚天局’的主柱不会有危险,这点可以肯定。”我解释道。“得了,都别多说了,不摆平穷奇大伙都玩儿完。那索性就按莫炎那家伙说的办,反正老凡你布局,我这百十来斤就全交给你了。”林岳打断了问答式的对话,一付慷慨就义的架势。“你小子想死还没那么容易。”我笑着给了林岳一下,两人的眼中尽是会意。……城南高尔夫球场,本市最大的一个豪华娱乐场所,来这里练习的人大多是一些富商权贵,平日里并不很热闹,但眼前的样子似乎过于平静了。今天便是与莫炎约定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提前两小时到达了目的地。驶进球场停车区的时,没有工作人员前来招呼,偌大的球场一片死沉,隐隐间我发现四周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感觉。正疑虑间,莫炎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示意我直接将车开进球场,自己则毫不客气地挤进了后座。依照罗盘的指示,我将车停在球场中的一个位置,这里便是布局的正位。“这里怎么死气沉沉的?人都蒸发了?”S跳下车四周张望了一下。“不知道,大概是咱们的莫炎老兄把这里买下来了吧。”林岳帮着我搬出后尾箱里的材料,一边答道。“嘿嘿,是不是你用什么好玩的东西把人都弄没了?”S对着莫炎道,“你养的虚灵很多吧?”“我让魇狸去四处跑了一圈。”莫炎在空气中嗅了嗅,随口道。“身上气味能让人马上进入梦乡的一种虚灵,长得和狸猫差不多。”我看了看身边解释道。“那我们怎么还醒着?”S好奇道。“因为……”我皱着眉头,“它正在我们周围边跑边放屁。”“差不多开始布局吧。”莫炎望了望天上的太阳,打断了对话。飞动的金属圆盘在地上划出了一个偌大的圆圈,圆心正中霍然聚起了一座数米高的尖椎形土堆。莫炎按我的交待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四根粗大的树干,依照方位两根一排地埋在了圆圈的东南、西南两侧。自中心后退七步,我筑起了一个半人高的方形土墩,随着脚下有规律地移动,每相邻七步便出现一个与此相同的土墩,总共七个,排成了一个大大的勺子形状。每个土墩上面各放着一个瓷碗,碗体深深地嵌入土中。一阵翻动,尖椎土堆前沉出了十字排列的五个浅坑,我从一旁的纸箱中拿出五个包裹着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并让他们一人一坑地站好。“现在已经是午时,可以开始了。”扑扑的声响中,五只活杀的公鸡落在了坑里,强烈的阳光照射在鸡血上泛出一阵殷红。一小时后,土坑被掩埋成了五个尖头的小土堆,一切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祝融焚天局,木柱双龙为火神纵横座驾,前有浴血雄鸡呈朱雀拜火,后有土星北斗筑底以腾升火势,正中火星尖屯则固主柱冲发极阳。全局布置完毕后,需要在午时吸收正阳之气,激发浴血雄鸡的朱雀拜火的小局,之后便是等待下一个时刻的来临。“心宿,古人称之为‘大火’,东方青龙之心,木龙火心取之不祥。”莫炎突然冒出一句,一行人等正吃着带来的便当,听到他的言语不由得都愣了一下。“心宿是开局的三火之一,会有什么问题吗?”我咽下口中的食物道。“只是想起别人说的话而已。”莫炎望了望林岳,便不再说话。……沉寂中,时间缓缓地移动着,漫天的星斗终于取代了太阳,闪动着布满了整个天空。“等土墩上的七盏灯全亮,我就把手里的油灯点着,面向正前。”林岳第三次重复了这句话,我点点头无声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别搞气氛,我又不是去死。”他咧嘴一笑,转身站上土堆,做了个OK的手势。土墩上的瓷碗内盛满了煤油,在晖儿和S的移动中粗大的灯芯逐个被点亮了,当最后一个土墩上亮起火光时,林岳的手中的油灯也冒起了一簇火苗。“你去左翼,我管右翼,一会可能不太平,我们俩当回保镖。”莫炎低声对我说道,说话间我们分别在两侧站立,静静地等待着局势的变化。天空中传来某种异动,一颗红色的星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渐渐地在我眼中聚出一道夺目的细线直射林岳手中的油灯,那火苗猛然灼升半尺,嗤嗤有声地晃动起来。与此同时局前五个土堆的尖头上也耀出红色的光点,在不足一寸的高度上汇作一道红线连向油灯,那半尺高的火苗又是一蹿,足足涨出一尺的高度。整个圈内一片红光冲天而起,在七星土墩间回旋掠过,围绕一周后向着前方疾射去。不多时,耳畔传来一阵低低的嘶吼声,像闷雷似地在胸腹间轰爆开来,我不由一阵气血翻涌,顿时觉得五脏六腑像错了位一般。“天地人三火汇聚,祝融焚天局引起穷奇的反应了。”莫炎翻手燃起一团淡色火焰,甩手抛入空中,那火焰在半空爆裂成一片火花渐渐散开。深吸一口气,我定神望去,半空中隐隐出现一只巨大而狰狞的虎头,那就是穷奇!它摆动着脑袋不停嘶吼,脸上尽是痛苦和愤怒。“它现在很痛苦,也很愤怒。”我说道,“今天之后,它就可以真正解脱了。”“同情心还是放在完事之后再说,现在反击的力量……”莫炎冷冷的话语被一阵寒气打断了,穷奇头下的位置涌来一股黑蓝色的光芒,避开红光迂回地向着局内攻来。“晖儿,你和S守住局后的七星灯,不要让它们灭掉!”七星灯一灭,局内的祝融天火便会四泄,那时穷奇的地水之气直接攻入局中,水火相交之间我们连骨头都不会留下。喊声中,我迅速在圈外聚成一道半围的土墙,将地水之气堪堪抵挡在了外面。晖儿和S低伏着身子,在土墩间注视着七星灯的火苗,不断地拨弄着灯芯防止熄灭。莫炎也不敢怠慢,抬手转身在土墙上布下了一圈一人高的火焰。那淡色的火焰看似很弱,与墙外的地水之气交碰之间却发出了震耳的嗤喳声,大片的白色烟雾在空气中弥漫着,使人仿佛置身于火山蒸汽之间。穷奇又是一阵大吼,局中的红光在吼声中再度暴盛,但地水之气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反倒更为汹涌地漫延起来。土墙的高度节节攀升,几乎将整个局包围了起来,莫炎的火焰则攀附在土墙上防止溢入的地水之气。即便如此,冷热交加的感觉还是变本加历地向我们袭来,尤其是土堆上的林岳,此刻的脸色已是半边赤红半边青紫。“祝融天火的力量不该这么弱!”莫炎的喊声在一片嘈杂中传来。现在的局势完全不利于我们,难道是遗漏了什么?!环视间瞥见七星灯的火苗,那火势不断上窜,竟超过了林岳手中的主柱油灯。难怪祝融天火如此不敌,原来是土盛火败了!脑中一片通明,一转念四周的土墙顿然消失。“穷奇在和我们玩心理战!”我冲莫炎大吼,“撤掉火焰,别让你的灵火掺杂到祝融天火里!”莫炎毫不犹豫地摆手撤回了灵火,静立在那里注视着圈外咆哮扑来的地水之气。局内的红光猛地大闪数次,竟而暗淡了下来。一阵炙热的感觉蓬然而生,红光竟有种半粘稠的感觉,身周流动着的仿佛是火山中的岩浆。祝融天火!这便是成形了的祝融天火,它蠕动着聚成了一团,在局前渐渐形成了一个硕大的鸟形。隐隐的长鸣中,一只朱雀自局中飞起,在它暗红的双翼挥动下,汹涌而至的地水之气全然化作了飘渺的白雾随风飘散。朱雀在空中盘旋了数圈,长鸣一声,猛然挥翅直冲,化作一道暗红的箭镞飞射向庞大的穷奇。一阵嘶吼轰鸣,空中不断地弥漫起团团白雾,其间隐约夹杂着无数黄色光点自空中飘飞散落向城市的各处。“穷奇吸食的精气已经散落出来,它的本体支撑不了很久。”莫炎说话间有些气喘,刚才的水火互搏耗去他不少的气力。“也许我们高兴的太早了……”就在莫炎话语未落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足以打消胜利喜悦的景象——水牛般大小的穷奇正怨毒地在局前注视着我们!莫炎见状下意识地嗅了嗅,立即甩手打出一个火球,那火球奇妙地悬在半空,发出了淡淡的光芒。光芒下,穷奇的身形更为清晰,头部的虎纹已被灼烧出几处斑痕,一对肉翅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了两块残缺的根骨支在体外。它甩动了两下蛇尾,口中低低地发出了一阵喉音,眼中的怨毒愈加深了。“你比少昊之子预料的要聪明。”莫炎对着穷奇说道,“竟然可以散去土性精气,保住本魂元胎。”听到话语,穷奇张口怒吼了一声,虎扑一下窜入了局中,它的目标不是莫炎和我,竟然是站立在土堆上摇摇欲坠的林岳!未等我反应过来,莫炎已先一步拦住了穷奇,双手开合间身前多出了四只长着利爪的猪形虚兽,口中如狗一般地吠鸣着扑向穷奇。“土兽狸力!”这四只操土阻水的狸力并不是上前扑抓穷奇,而是环绕奔跑着将它逼住。跑动中,狸力那粗大有力的脚爪不住地刨起泥土,很快便潜入了地底,而穷奇的身周则围起了一道土圈。地面一阵波动,穷奇脚下的泥土突地崩溃出一个大坑,四只狸力自地下跃出,飞速地用脚爪将堆起的泥土填入坑中,它们是要活埋穷奇?!“灵火入地诀!”莫炎左手叠在右手背上,五指交相扣拢,大喝一声击向地面。坑中一阵火光闪动,填平的泥土猛然翻动,火光中泥土的颜色尽数化作金黄。看来莫炎是要用灵火造出的土来震杀水性的穷奇,趁着这个空档,我探视向局后,七星灯处的晖儿和S已躲在了土墩后面,两人所幸无恙。转身来到林岳面前,刚想去扶他,却被脚下的大震弄得险些摔倒。空中爆散下无数泥土,坑中的穷奇不知何时跃上了地面,身后的蛇尾暴长数尺,如铁鞭般扫向四只狸力。莫炎不及召回,只见穷奇几个起落瞬间便将周遭的狸力抽断作数块。我不及细想,迅速在穷奇身边筑起了四道土墙,意念狂催中一个方形的壁垒将穷奇死死地禁锢了起来。莫炎翻手一分,手背贴紧地面,掌心向天,双手食指中指收拢,猛地抬起:“灵火飞天诀!”顿时强光四起,我加力收紧黄土,只听砰地一声大响,壁垒如炸弹般爆裂开来。一阵灰土飞扬后,地面上现出了一个放射形的凹坑,那穷奇早已被炸得不知去向。“总算摆平这家伙了。”S拉着晖儿来到近前,兴高采烈地欢呼道。莫炎和我双双瘫坐在地上,疲惫地对视了一下,眼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欣赏和赞许。晖儿在一旁关切地探视着我身上的灼伤,S转身去扶林岳,后者则摇手示意自己没事。就在众人喜悦间,一股阴寒的气息慢慢地在凹坑内聚拢,等我觉察的时候,穷奇竟再度出现在了面前,它的身旁流动着比刚才更为黑蓝的光芒。这家伙是不死之身吗?!疑问中带着懊恼,我站起将晖儿拉向身后,莫炎也机警地翻身跃起,一付如临大敌的架势。“它在聚集地水之气。”莫炎低声道,“没有土性精气的克制,地水之气会更厉害。”“林岳,还得麻烦你撑一会。”我沉声说道,林岳的状况不容乐观,似乎方才的水火相搏中,他被力量的反噬伤了内脏。“死不了~~”身后传来他那玩世不恭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十分的坚定。与莫炎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摆手间在穷奇的身周布下了一道飞火印阵,凹陷的泥土上呈现出七道深深的飞火印。莫炎将双手合拢胸前,食指曲绕在中指之上,指端向前缓缓推出:“灵火烈风诀!”一股夹杂着火焰的疾风扑掠向飞火印阵,飞火印爆闪出七道刺眼的光芒,疾风突转着将光芒散布开去,形成了一蓬灼热的烈焰裹住了穷奇。黑蓝光芒仿佛有生命一般地围绕着穷奇的身侧,抵挡着烈焰的侵袭,张合吞吐的气势竟渐渐占了上风。呼地身后传来一阵灼热,回首望

                      亚洲国产精久久久久久久号称呼,少有真名: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神一元(也叫神一魁)、老回回(马光玉)、不沾泥(张存孟)、红军友、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闯塌天(刘国能)、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人、乡里人、活地草、革里狼、左金王、曹操(罗汝才)、关索、混天星、过天星(张天琳)、独行狼、蝎子块、一字王、射塌天、混十万、可天飞、混天飞、点灯子、王老虎、金翅鹏、一条龙、满天星、混天猴、上天龙、马老虎、独头虎、上天猴、黑煞神、飞山虎、一只虎、撞天王、翻山鹞、整齐王、紫微星、托天王、十反王、小秦王、混世王、上天王、一连莺、一盏灯、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通天柱、爬天王、抓地虎、滚地龙、滚地狼、紫金梁(王自用)。看着这些名字,想必您已经眼花缭乱了,这些人当中真正需要您记住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他跟李自成同年出生,1606年的一天,他父亲所在的村子一个叫罗自颖的人做梦,梦见帝君说:“把天煞星带上来!”小鬼押着一个又高又瘦,脸色微黄的厉鬼前来,帝君说:“我命你投胎到张禄家中,不得有误!”厉鬼应声,忽然不见。罗自颖醒了,他去村子里打听,果然有一个叫张禄的人生了个儿子,十二年后罗自颖见到了张禄的儿子,这个人与罗自颖在梦中梦见的一模一样,他又高又瘦,面微黄,外号黄虎,他就是张献忠。张献忠小时候也念私塾,他天生力大,经常欺负同学,没一个人不恨他,罗自颖想打死他,但每当产生这个念头,准备第二天打死他时,头天晚上肯定做梦,梦见有人说:“张献忠是来应劫数的,切莫为难他。”罗自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事出自许啸天《明代宫闱史》。这种故事其实无非是后来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后好事文人编出来的,不足为信。张献忠年轻时说:“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于是他参军了,他刚当兵就犯了死罪,在行刑前将领陈洪范看张献忠相貌威武,于是放了他,但张献忠知道,自己在军队混不下去了,就在此时,1628年陕西大旱,发生大饥荒,民变四起,张献忠也加入其中。崇祯皇帝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农民军。由于刚刚经历前面我们讲过的己巳之变,各路精兵都在北京一带,杨鹤便主张对农民军以招抚为主,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崇祯也深知农民正因为没饭吃才造反,于是同意了杨鹤的意见。神一元、点灯子、满天星等人全都接受了招抚,当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自然是坚定的“革命派”,依旧与明军作战。不过神一元等接受招安者也都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而崇祯只拨款十万两白银赈济,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根除问题。在此情况下,朝内“主战派”压倒了杨鹤这样的主和派,指责杨鹤花钱却干不成事,崇祯于是将杨鹤罢官,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文韬武略,他一上来就剿灭了几股拒绝招安的农民军,而后神一元等人降而复叛,洪承畴正愁不能解决这些人,于是借机来个一勺烩,将神一元所部攻灭,神一元、可天飞等人被杀。洪承畴本着“你不投降我灭了你,你投降我杀了你”的原则,将陕西农民起义军基本剿灭,农民军于是逃到山西。崇祯四年(1631年)不沾泥向洪承畴投降,其部下因为洪承畴杀降,大多不愿投降洪承畴,于是跟着李自成走了,李自成率所部投奔了高迎祥的农民军。1632年,李自成率军在晋南一带活动,1633年李自成等各部进至河北磁州一带,崇祯调左良玉和曹文诏两面夹击农民军,左良玉仗打得一般,真正厉害的是曹文诏。此时任山西总兵的曹文诏本来是熊廷弼的部下,熊廷弼死后成为孙承宗的部下,己巳之变时他参与收复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皇太极走后他就被调来镇压农民军,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千关宁铁骑。除一千关宁铁骑外,崇祯调拨给他的只有两千人,曹文诏就拿这三千人与山西的二十多万农民军交战。曹文诏率三千人与上天龙的一万多人开打,上天龙被斩杀,一万多人全灭。而后曹文诏率军三千与混世王两万人交战,混世王被斩杀,两万人崩溃。接下来曹文诏面对的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紫金梁等各部,他们在一起有七万人,曹文诏十五天内七战七胜,斩杀六万人,紫金梁战死,其残部万人尽归李自成,至此李自成已有两万多兵力。之所以曹文诏如此能打,其实无须多交代,因为有关宁铁骑!在明军围剿下,李自成等各路农民军转移到河南怀庆、济源、涉县、林县等地,明军左良玉等各部将其包围,此时农民军东西北三面是明朝大军,南面是黄河天险,于是高迎祥、张献忠、闯塌天、李自成、罗汝才、薛仁贵(外号)、刘备(外号)、鞋底光、满天飞、逼上路、一块云、三只手等各部都投降了。曹文诏当然力主要把这些农民军全部干掉,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率军南侵,于是曹文诏被调到大同去抵挡皇太极了,这下农民军起死回生了。农民军投降后,明军自然不知道他们是诈降,不少士兵还与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卖与对方。李自成等各部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往年河南境内的黄河是不会冻冰的,而这年冬天一反常态,河面冰坚如石,农民军纵马狂奔,整部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一下子出现在中原大地。这种天气原因导致其中一方喜从天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不只一次发生。1276年,忽必烈派大军攻陷临安,灭亡南宋时,宋恭帝带着文武大臣出降。宋恭帝与元军约定的受降日期为钱塘江大潮涨潮的日子,想借大潮将元军卷走,与元军同归于尽,不成想连续三天大潮不至。1646年清军大将博洛率军从杭州向南明鲁王朱以海的部队进攻,来到钱塘江边,清军无船,可是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这年却突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江中许多地方都干了,于是清军骑兵直接冲过钱塘江。再比如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淮河时也没有船,但赶上淮河旱灾,而且大军所过之处正好是当年淮河水最浅处,于是大军徒步渡过淮河。总之,天气的确数次改写了历史,但许多事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李自成等各部在黄河北岸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大军合围后很容易将其全歼,只要农民军被歼灭,东北女真不可能灭掉大明的。总之,明朝就这样因为天气原因错过了第一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李自成各部死里逃生,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作战经验,中原四战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以河南为中心,向东杀进安徽,向南杀进湖广,向西杀进四川。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战争。河南跟陕西一样有灾情,当地饥民大量投奔了农民军,农民军实力更加壮大。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为改变各省明军互相观望的态势,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负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明军对农民军的围剿。陈奇瑜一上任,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立即就有了起色,李自成被迫转移到汉中,陈奇瑜在汉中车厢峡包围李自成,赶上连下四十天大雨。车厢峡四面是悬崖峭壁,号称猿鹿无径,人根本无法攀登,明军从山上砸下巨石,投掷火把,李自成所部死伤惨重。而连续四十天的大雨则使得李自成部队的弓箭因湿透而松散,刀枪生锈,战马因为没有草料而死亡过半。李自成不得已乞降,陈奇瑜居然同意了,四年前神一元降而复叛,一年前在河南黄河北岸农民军降而复叛的教训仿佛就在昨日,而陈奇瑜居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还真的以为李自成是真心投降。陈奇瑜派人来接收整编李自成的队伍,每100名农民军陈奇瑜就派出一人来登记,李自成这些“投降”的部队走到宝鸡县时突然翻脸,将这些监降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捆绑,一百个杀一个还不容易?势不可当的李自成率军再次杀回河南。此时河南的各路农民军已有二十万人,声势浩大,“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连营数十里”(乾隆年间修《嵩县志》)。只要李自成被歼灭,张献忠难成大事,而后金在东北孤掌难鸣,那么大明是不可能灭亡的,由于陈奇瑜的手软,大明错过了第二次免于灭亡的机会。得知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消息,崇祯大怒,将陈奇瑜撤职,任命洪承畴当五省总督。大家都知道洪承畴能打,于是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这十三家农民军在荥阳开会,讨论农民军如何与洪承畴作战的问题,史称“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敌的战略方针,就是把农民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和明军作战,把农民军的主力放在明军兵力薄弱的东面,也就是安徽。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同意,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指导作战。李自成、张献忠进攻安徽,张献忠攻安徽白水,刚打下来,还没来得及抢劫,就有人来报说李自成率军赶到,张献忠说:“咱拼死把城攻下,他是来赶现成的吗?”随后他下令关闭城门,在城内将所有年轻女人奸淫,李自成兵临城下后见城门紧闭,大叫开门,张献忠的部下在城上喊道:“张将军有令,城内正在厮杀取乐,不准任何人马进城,必须把城中人杀尽才能开门。”李自成大怒,要攻城,被谋士牛金星阻止,这是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第一道裂痕。但张献忠此时其实对李自成还是不愿翻脸的,张献忠曾对汪兆龄说:“李自成英雄也,不好酒色,粗茶淡饭,能和部下同甘苦。咱老子喜欢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还喜欢玩娘们,所以人家骂老子酗酒耽色。很多地方老子比不上李自成,只怕他真当了皇帝,咱老子还在穷忙呢!”正月十五,张献忠选定这个大家都在闹元宵的日子,派兵化装后打着进香的旗号大摇大摆就进入了凤阳城,而后一声号炮,火光冲天,凤阳被攻陷。张献忠进入凤阳后一把火将朱元璋祖坟烧毁,又一把火烧了三十万棵树。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长得俊俏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饮,张献忠就让这些小宦官为他吹吹打打,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张献忠索要。张献忠不给,李自成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张献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官们鸡奸后送给李自成。李自成看见小宦官们个个捂着屁股,很是不爽,而后问乐器在哪儿,宦官们说张献忠给砸了。李自成大怒,拔剑把十二个小宦官全捅死了。从此李自成跟张献忠彻底撕破脸。就因为十二个小太监和乐器就跟除自己外实力最强的农民军撕破脸,我们可以据此说李自成对音乐热爱?当然不是,由此事足见李自成难成大事,他可能一时成为弄潮儿,但终究只是历史过客。凤阳祖陵被毁,崇祯震怒,令洪承畴与农民军决战,但农民军却兵分三路,李自成率军离开安徽,一路向西,杀进陕西,转入甘肃,明军大将曹文诏战死,而后李自成回师率军攻破咸阳,进逼西安。张献忠率军攻入湖北,其他各路部队渡过黄河北上进入山西。崇祯此时意识到,大军进入河南,农民军就进入陕西,大军进入陕西,农民军则进入河南湖北,总之是抓不到农民军主力,于是改变战略,采用划分战区重点围剿的方针。崇祯任命卢象升为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负责中原战事,任命洪承畴负责陕西、甘肃战事,此外还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围剿起义军。这样布置果然见了成效。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三人各有千秋,洪承畴文韬武略,擅长以谋略取胜,卢象升和孙传庭则分别苦练精兵,卢象升打造的部队叫天雄军,天雄军士兵由于都是老乡、朋友、兄弟、家人等等,往往一个人战死,就可以激发大部分人的愤怒,所以战斗精神极强,一旦遇上敌人,就紧紧咬住打到底。孙传庭打造的部队叫秦兵,专门募集出生于秦岭的人当兵,或许是受了秦岭的气候影响,秦兵骨子里就秉承着一种彪悍的个性,正如秦兵的山歌所唱:“山歌子来把山头,阎王见我也发愁。孔夫子见我就下马,皇帝见我也低头。”卢象升的天雄军、孙传庭的秦兵与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并称为大明末年最能打的三支劲旅。崇祯九年(1636年)陕西巡抚孙传庭将高迎祥困在秦岭一带,秦岭通向关中平原只有三条道: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六百多里,出口就是西安;中间的骆谷通道,全长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长五百多里,出口即陕西郿县。昔日诸葛亮每次北进中原都是纠结在这三条道上,高迎祥选择走子午谷,这条道虽然最长也最艰险,但是只要杀出,就可直扑西安。孙传庭早有预料,他在子午谷的出口处黑水峪设伏,高迎祥一出子午谷就遭到了孙传庭秦兵的伏击,闯王高迎祥被俘,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农民军蝎子块率所部投降,孙传庭杀蝎子块全部降者,其余各部农民军推举李自成为闯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使李自成的农民军所过之处备受拥护,与此同时李自成还打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旗号,就这样,他越做越大。卢象升也屡战屡胜,“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一次作战中卢象升额头被射中一箭,卢象升拔出箭镞接着打,砍杀敌军数人。于是农民军中盛传卢象升“遇即死,不可犯”,碰见卢象升就得死,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农民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假如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三人一起,农民军被扑灭只是时间问题,然而1636年皇太极率军大举南侵,自喜峰口入关,连克昌平、宝坻等十六座城池,于是崇祯急调卢象升率天雄军驰援,这样的话,中原地区起义军的压力减轻,农民军复振。1637年杨鹤之子杨嗣昌(此人字文弱)上奏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看起来十面网密不透风,而实际上织网需要人,需要大量能打仗的士兵,这就需要钱。崇祯丝毫不考虑这些,病急乱投医的他就觉得能说会道的杨嗣昌有旷世之才,于是启用他为兵部尚书。杨嗣昌到任后,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熊文灿在福建任上,用大量金银财宝招抚了郑成功他爸,也就是大海盗郑芝龙,关于郑芝龙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熊文灿。崇祯曾派太监去考察熊文灿,熊文灿设宴招待,席间太监说到中原“流贼”祸乱,熊文灿酒壮怂人胆,借着酒劲说道:“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带兵剿贼,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太监一听话已至此,便露出了真面目,“我来此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吾觉熊公有旷世之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一句话,让熊文灿酒醒了大半,然而为时已晚,皇帝的钦差太监足以代表皇帝,经太监奏报,崇祯任命熊文灿总理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与熊文灿部下左良玉在南阳激战时,被左良玉一箭射中眉心,张献忠拔出箭镞,脸上鲜血如注,他忍着剧痛拈弓搭箭,要射死左良玉,结果左良玉先下手为强,又一箭射中张献忠的手指。十指连心,张献忠疼得不行,左良玉纵马前来一刀砍中张献忠的脸,此时张献忠部下孙可望救驾,才杀退左良玉,不然天杀星张献忠此时就能毙命了。(《流寇长编》第十卷,戴笠著。此戴笠乃清初人,非军统之戴老板。)张献忠死里逃生,逃往麻城,而左良玉的不断进攻最终打残了张献忠的部队。此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身子,两指在地上画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口中发出一种来自地下般的声音:“灵火引魂诀。”地上的阴阳鱼图案飞速转动起来,环状火焰呼地飙升,三股暗色气流缓缓自被困的搬头尸脚下冒出,快速涌入图案中。搬头尸的抖动一波高过一波,靠近莫炎的那两个肌肉已经开始剥落,项上的头颅更是摇摇欲坠。瘦小男子的情况比他俩稍好些,但脸上的青筋也已发紫暴起。难怪方才莫炎一直不动,原来早已布下了引魂的灵火诀,但发动需要时间,因此才一再拖延。可明明知道引魂诀需要时间,却为何不早些发动呢?一声嘶叫,瘦小男子哇地呕出一滩淡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地后竟似有生命般地直冲火环,所到之处紫色火焰立即熄灭,愈发之势下,阴阳鱼图案也被这淡金色液体吞噬而尽。莫炎身子猛震,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几个倒翻向后闪去。噗地闷响,眼前顿时腾起一片淡金色的雾气,围炉堆砌的石块在雾气中如冰块般融化。“想不到世上还有比我阴狠的角色。”瘦小男子抹了抹嘴,两具体无完肤的搬头尸已闪在了他的身旁。“承蒙夸奖。”莫炎冷冷地回道,手下一放一招,数道黑色火焰飙射过去。瘦小男子喷出一口涎沫,堪堪抵住火焰的攻势,掌中一翻飞出几支黑色竹签,直射莫炎周身。手上的牛筋绳已被晖儿解开,我正要上前帮忙,两具搬头尸却鬼魅般地闪到面前,张开大口,喷出一片红丝。看来它们要拼命玩真格的了,脚下一块金属圆盘托起了身形,我避开面部腾身迎去,鬼丝全数打在了苦聪蛛衣上。说也奇怪,这鬼丝竟是牢牢地粘在苦聪蛛衣上,心下一喜,催动圆盘飞速转动,那些鬼丝便团团缠绕起来,只一会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偌大的红丝线轴。啪啪,红丝似乎已被绞尽,两具搬头尸摇晃着站立不稳。蛛衣里衬起了一层金属薄片,猛撑之下我自蛛衣丝团中脱身而出。挥手间数道钩链飞卷着将两具搬头尸绞碎,尸块中两条黑色蚕虫扭动着身体渐渐僵直。莫炎那边的战局似乎有些不利,瘦小男子口中的淡金涎液与灵火势均力敌,但他双手间不住放出竹签、短箭和暗镖,而且每件器物上都是沾染着灰暗的黑色,显然是沾有剧毒的。一块金属板立在莫炎面前,飞射的暗器撞落了一地,那淡金涎液不断喷在上面像是具有腐蚀性,很快就溶出了一个大洞,我忙不迭地补上一层黄土方才稳固了战局。一旁喘息的莫炎似乎有些体力透支,看来引魂诀被破令他大伤元气。瘦小男子发现同伴已被我分尸,攻势随即停了下来,双臂一振掷出两个火药球将横在面前的屏障轰倒。“两位果然高人。”瘦小男子笑得有些暧昧,“能这么快放倒我那些不成器的手下。”“现在说这些基本就是废话。”我冷然答道,暗中向晖儿和S示意架着老田躲开。“嘿嘿,说的也是。”瘦小男子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龙脉不是你们能碰的,识趣的话立刻回去,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哈哈……”我一阵狂笑,心下却对龙脉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们的厉害吧?”原本是我随口一诈,那瘦小男子却愣了一下,满面狐疑地对我们打量了起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像你这种炮灰根本不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我继续套词道,“让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家伙在这里拖延时间,你家主子早就溜之大吉了。”瘦小男子脸上一展,满面奸笑地冲我咧了咧嘴:“风头里说话也有闪到舌头的时候。”这下轮到我愣神了,难道刚才的话语中露出了破绽?莫炎暗暗碰了我一下,口中低声道:“你攻它头部。”话语未落,数道条形火焰灵蛇般窜向瘦小男子,火焰的颜色竟是混杂了绿、紫、黑、红四色。莫炎这次的攻击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眼前的这个瘦小男子需要如此严阵以待吗?心下虽有疑问,手中却是不停,几层金属细网空降到了瘦小男子的头上,锯齿钩链也蛇般盘向他的头颅。瘦小男子不躲不闪,张口又是一口淡金涎液喷出,这次喷出的涎液却不似之前那样集中,而是散射成了雾状,金属细网在雾状涎液中瞬间溶解,就连加粗的锯齿钩链也被烧灼出了无数凹痕。四色火焰在雾状涎液前忽地闪让开来,自两侧绕向瘦小男子的背部。一阵烟火似地闪动,眼前猛地炸开大片火光,瘦小男子的身躯在火焰中突然爆开!心中本是一松,但很快又迅速收紧,遍地焦黑的碎片中,那瘦小男子的头颅正完好无损地冲着我们咧嘴大笑。更为骇人的是,头颅下部竟伸出了六只粗大的节肢长足!节肢交错移动,尖锐的足趾摩擦在竹条铺就的地板上,响起一阵令人发怵的悉窣声,整个头颅就像是一只超大型的蜘蛛快速地向我们扑来。此行一路而来,虽然经历的诡异恐怖已令我们的神经几乎免疫,但眼前这只东西实在是叫人消受不起。我下意识地牵动锯齿钩链,脚下却不由得一阵酸软,小腿微微颤抖了起来。锯齿钩链迅速交叉,上下错动地企图将那头颅切碎。但长了六条节肢的头颅灵敏地超出了想象,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频频躲过攻击。跑动中,一支利剑般的尖刺自头颅后部笔直竖起,慢慢弯向正前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推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双手一合,突地一招“灵火灭神诀”,只是这次他却无法喝出口诀来了。鲜红的火焰骤然烧向头颅,那东西躲闪不及被火舌燎了个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臭迅速弥漫在空气中,头颅立刻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叫。刺鼻呛人的烟雾散去,那头颅在火舌的袭击下无法保持原有的灵敏,正撞上锯齿钩链的封锁,喀喇几声便碎裂开来。胜利在望的高峰我已不敢再攀爬,可即便有了心理准备,面对的事实还是将我重重地打击了一回。碎开的头颅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虫不断嘶叫着继续冲来。如果说之前的事件将我的知识领域完全拓展了,那现在的事件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彻底扭曲了。那只巴掌大小的怪虫有着一个乌龟般的外壳,六只节肢长足锐利如刺,尖锐分节的长尾弯曲向前,那样子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活化石生物——鲎,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节尾却像蝎子。“饬金人面蝎!”莫炎的声音竟然颤抖了起来,语声中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只饬金人面蝎已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尽快解决它,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锯齿钩链在饬金人面蝎的勾尾袭击下早已断成了残条,接着飞去的半月弯刀也迅速溶解在它喷出的淡金涎液中。黄土包裹、铁板围剿,我几乎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招数却被饬金人面蝎一一化解。慌乱间,我瞥了一眼莫炎,他竟呆滞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面前的饬金人面蝎吓傻了似的。晖儿和S大声呼喊间,饬金人面蝎已迫近面前,背壳上赫然是一张扭曲的鬼脸,脸部那黑洞似的嘴中不断涌动着淡金色的涎液。反正也是一死,我横下心来,抛出七张落雷印纸,心中默念落雷诀,数道金属细柱将我和饬金人面蝎围了起来。这是天罡七印中最狠绝也是最无奈的一招,施术者以落雷印法将雷电引入金属器物布局的阵中,以狂雷锐金之势把阵内的一切销毁干净,自然作为施术者的我也是在劫难逃。雷声隐隐正待发动,全神贯注在阵法上的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正抓向我的腰际……十二、疑云魅影腰下一紧,一双血手自身后箍了上来,急急回首却发现是莫炎!尚不及反应便被他拦腰抱起,一个仰腰后甩,生生将我抛出了阵外。落地生痛,我顾不得身上的摔伤,爬起身来想继续冲进阵内,却看见屋角的蜘蛛已悄然将饬金人面蝎围在了当中,屋顶上垂下十多道蛛丝,硕大的狼蛛在空中纠缠着迅速织起了一张大网。“王亦凡果然猜错了。”莫炎此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样的主子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饬金人面蝎嘶嘶作声,口中一阵翻涌,淡金涎液立刻喷出。空中狼蛛立刻抛下数层厚的蛛网,迎头遮住了它的大口,将淡金涎液一并盖了下去。莫炎口中嘘声急促,地下的狼蛛纷纷涌上,无数的蛛丝将饬金人面蝎裹了个密不透风。屋顶的狼蛛也逐个落下,蹲伏在丝团上张开口器,往里不住地吐注着什么。丝团急剧抖动,饬金人面蝎的节尾突然穿出,几只狼蛛猝不及防,被节尾蜇中,当场翻落毙命。莫炎的嘘声已尖锐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剩余的狼蛛继续裹起饬金人面蝎,蜂拥着上前吐注着。我这才看清,这些狼蛛所吐的是一种黄色的粘液,依稀记得那应该是狼蛛特有的消化液,其腐蚀程度堪比鲨鱼的胃液。噗地一声,丝团完全爆开,大量的淡金涎液四散开来,满地的狼蛛顷刻被烧得肢残体破。若不是急忙用黄土包裹保护,只怕我和莫炎也难逃此下场。饬金人面蝎气势汹汹伏在那里,身上的硬壳已残碎了多处,六条节肢也断去两条,那蝎子般倒竖的节尾早是摇摇欲坠。莫炎一阵猛咳,嘴里喷出大口的鲜血,但这次他已不是在施放什么灵火诀,而是内伤吐血了。我一手扶着莫炎,眼睛紧张地盯着饬金人面蝎,那家伙一付豁出去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走来,身上的裂口不住往外流淌着淡金涎液,喀喇声中坚硬的外壳开始逐渐贲裂。“它想爆体……”莫炎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下来,这只只能以怪物来称呼的饬金人面蝎竟然是想要同归于尽,但面对着它我却已是黔驴技穷了。“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凄柔的歌声,饬金人面蝎在歌声中行进突地一滞,竟向着歌声的来处转了过去。此刻唱歌的不是别人,而是正扶着老田的晖儿,这柔和却凄凉的音律似乎曾在哪里听过,却不复记忆。嗯?晖儿身边的S去那里了?!砰砰枪声响起,饬金人面蝎身中两枪,整个身体顿时裂出一道大缝,S躲在不远处的屋角,正端起第二把猎枪。饬金人面蝎中枪恼怒,身下动作反而快了许多,但毕竟身体残破,还未爬行几步便又中了两枪,这下它的身体完全断了开来,无力的足尾不停颤动着,身上的淡金涎液也开始渐渐褪色。S并未作罢,又端起了老田的铜炮子猎枪,轰地一片火光,那只令我和莫炎头痛不已的饬金人面蝎在这原始的火药武器下化作了一堆烂酱。小心地确定并无危险后,我将莫炎扶到竹床边靠好。晖儿和S也扶过刚刚苏醒的老田,两人的脸上早已是满头大汗,S的头发更是像水中漂过一般。莫炎挣扎着望了一眼地上的烂酱,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晖儿,口中微弱地问道:“刚才是什么歌?”晖儿拂了下额头的湿发,轻声说道:“越人歌。”莫炎低叹一声,对我说道:“你我拼尽全力,却比不上晖儿和公孙急中生智……”语声渐弱,脑袋歪斜地垂在了我的臂上。心中一惊,伸手摸了下他的颈部动脉,好在还有脉搏,看来只是受伤虚脱。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我取出一块老参片,塞进了他的口中,临出发前林岳死活要我带着的东西,这会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会功夫,莫炎便又恢复了意识,但已虚弱得无法开口。为防再有意外来袭,休整片刻后众人便收拾好东西,连夜离开了竹楼。离开时,老田放了一把火,说是要烧尽那些东西的残渣以防日后生变。心下赞同中我在竹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火土墙,一则阻挡火势不至被人查觉,二则防止引发山林大火。夜路难行,莫炎基本是靠着四人的轮流架扶才勉强得以行进,疲惫不堪的一行人翻过山坡后便已瘫软在地了。“王……王亦凡……”S喘的几乎断气,“你……能不能……变个车子什么的……”我一脸苦笑,要知道驭金操土虽然用的是精神力量,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就现在的体力而言,别说聚出成形的东西,就是放上一堆金属弹子和泥球我也无法让它们滚动起来。老田却是五人中显得最轻松的一个,虽然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但行动间的硬朗迅速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看了看疲惫的我们,他转身钻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不多会便捧回了一堆藤蔓,撸去杂叶熟练地编织起来。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看样子似乎有了办法,晖儿和S凑近帮忙打起了下手。“女伢子,刚才你唱的是越人歌哈?”老田向晖儿问道,手下不停地交织着,“那时候你咋想起来唱这个咯,有啥道道不?”“我只是想到了‘四面楚歌’的典故。”晖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亦凡拾水的时候,我和S讨论到一个疑点……”原来那时晖儿和S对刑天猎首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对付少昊之子时,我曾用到“遁神聚魂局”,其中对“三长两短”的解释让S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于是她便翻查了欧冶子的一些资料,并搜集了欧冶子所铸宝剑的图片。刑天猎首剑的发现让S有些似曾相识,和晖儿商议的时候她从电脑中找出鱼肠、胜邪的图片,两人惊讶的发现刑天猎首剑的造型竟与这两把越国传世名剑十分的相似。加上之前出现的越人鬼丝和我曾提及的庄蹻王滇,她们更是怀疑刑天营实质上是越人的精英部队。但这样的猜想毕竟太过突兀,单凭外形相似就加以断定未必有些武断,两人只是互相讨论了一下便内部消化了。激战时,两人一边照顾昏迷的老田,一边暗自着急,眼前的形势令她俩完全插不上手。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晖儿冒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之前的设想成立,饬金人面蝎的意识中必定残留着越人的思维。效法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用“越人歌”这首古朴的歌曲吸引饬金人面蝎的注意,再由S三枪轮换攻击,即便不能杀死饬金人面蝎,至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机会。没想到这大胆一试倒成了救命的良药,她俩发难之时正碰上我和莫炎落败,一举成功灭除了饬金人面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S脑袋上冒着问号道,“你怎么会唱‘越人歌’的呢?”“呵呵,这应该感谢冯导的那部电影。”晖儿冲我眨了眨眼,“喜剧导演难得拍场严肃戏,却教会了我这首救命歌。”闻言我不由一阵哂然,那部片子叫好叫骂的都有,但现在看来却是要感激一下了。“好聪明的女伢子哈。”老田手中一拉,一张宽大柔韧的藤架就此完工了,“不过那只鬼蝎子不怕两位兄弟的法术,却倒在咯你们枪下,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哈。”老田和我扶起地上的莫炎,小心地让他躺在了藤架上面,一人背起一角的藤条,莫炎便呈四十五度地斜靠在了藤架上。走动几步,拖动藤架,行动间竟是省力了许多,只要注意避开突起的山石,躺在上面的莫炎是不会有太大的颠簸的。“枪弹为金,弹药为火。”莫炎躺在藤架上幽幽道,“金、火相克却逆生。”“那只饬金人面蝎是土金混合的怪物?!”我闻言就是一惊。“鬼丝蚕为火、盾鞭蝎为土、金蚕蛊为金。”莫炎咳嗽了两下,“咳咳,火炼金入土……”“少阳冲金,中阴调停,是故水火不得侵,刀兵不能伤,聚散金汁液,摧坚于无形。”我接上话头。这饬金人面蝎居然是依照逆五行中的少阳中阴法培养成的怪物,不但继承了鬼丝蚕的柔韧、盾鞭蝎的阴毒、金蚕蛊的霸道,还能依靠三行的相冲相克自行制造无坚不摧的淡金涎液,那帮搬头尸身后的主子究竟是何方高人?“莫炎,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话间已接近山下村落,我和老田放下藤架稍事休息。“云南之行有蹊跷……”从受伤起莫炎就一直在叹气。“找你拔龙角找茔地的富商是什么人?”我满腹的疑问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你怎么又偏偏选上了这么个龙脉?”“咳咳,那人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资金直接打到我账上。”莫炎咳嗽着掏出一部手机。接过手机,我差点栽个跟斗,这么个出土文物似的莫炎居然用的是NokiaN93?!“你认识了然?!”在他指点下翻看邮件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这老狐狸是筑壤一派的高手。”莫炎的话令我更为吃惊,“这条龙脉就是他给我的资料。”“难道了然是在给你下套?!”我狐疑道。“不可能,他虽然是老狐狸,咳……”莫炎又是一阵猛咳,“但绝不会害我。”这下我彻底晕了,饲虚的莫炎,筑壤的了然,一团迷雾的龙脉,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可不管怎样,现在却必须走下去,一来S身上的山鬼巫时间有限,二来如

                      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知道恐怕会受到重罚。这可是自己眼下最想要的东西。伸夫又翻看了一下就赶快合起书来,真心感谢岛野的好意。八初中生里的明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自然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如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连模样也长得帅,那就近乎完美了。而且,如果能以“我没怎么用功”的态度跟所有的同学都轻松交谈的话,那就更受欢迎了。不过,这类明星多为态度严肃认真的孩子,因为老师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或许堪称体制派明星。与此不同,学习成绩较差的所谓反体制派中也有明星。他们大都附属于差生团伙和不良少年团伙,是校方加以注意的学生。他们既然标榜为反体制派,就要不分好歹地反驳一切,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并博得喝彩,搞些奇思异想的恶作剧引得同伙们哄堂大笑。其中还有人早已俨然混世魔王,貌似深知男女和世间之事,得到一般同学们的仰视。岛野君正是这种反体制派团伙中的明星。他父亲就曾经是帮派分子,而他自己也是留着大人发型、猫腰驼背,架势就像帮派中的喽啰一样。当然,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学生,都不会对老师施加暴力。即使因为做坏事暴露受到训斥,也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落后生或许更善于看场合行事,也显得更有大人样。总而言之,通过接近岛野君,伸夫感到心情振奋起来了。伸夫以前在优等生团伙中也有好几个亲密朋友,而接近不良团伙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又是在那个团伙中都被刮目相看的岛野君。在接近岛野君之后,伸夫感到自己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虽说如此,他却不想直接加入他们的团伙。就算被他们接纳,以伸夫的膂力和魄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倒不如还像上次那样,在岛野考试不会做题时悄悄告诉他,以这种方式助他一臂之力较为妥当。伸夫为自己能给岛野君提供帮助感到高兴。虽说膂力和魄力尚有不足,但在学习方面却多少有些自信。只要从这方面接近岛野君,伸夫既不失体面,也不会被卷入他们的团伙。这且不说,岛野君给他的书确实充满了刺激性。那本书封面只在淡粉色软纸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既无作者名称亦无出版社名称。而且书页用的是草纸誊印版,多处还有手绘插图。虽然号称书籍,却是只有三十页的所谓自制手册。可是,书的内容却从开头就充满了性描写,而且从第一页就直接进入男女秘事。虽说封面上写的“源平盛衰记”,可里面却几乎没有历史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平清盛[3]以各种方式与朝臣家的公主及戏子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源赖朝、源义经和静御前[4]登场,反复多次地发生淫荡行为。伸夫虽然以前也看过几本黄书,即使标题和目录特别抢眼,但关键的性爱场面却含混不清。与其相比,这本书从男女对话到淫声浪气都描述得十分逼真,充满了冲击力。伸夫回到家里开卷阅读,于是浑身冒汗脑袋发胀,根本无法着手学习。“原来如此啊……”伸夫一口气读完书后发出感叹。男女在做那种事时会说这种枕边话,做这种淫荡事,发出这种尖叫!那些以前只是在想象中考虑的事情突然以天然的色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伸夫惊讶不已。“真够刺激呀……”伸夫嘟囔了一句,随即想起了岛野君的面孔。“那小子们总是在看这种书啊……”他们常常在上课时传看书籍,大都是在历史、社会等老师不会指名提问的课堂上,就把那些可疑书本压在课本或笔记本下边偷看。伸夫他们也隐约有所耳闻——那都是特别黄的黄书。不过,那种书绝不会传到一般同学手上,大都是在以岛野君为中心的七八人团伙之间。伸夫虽曾想看那些书却没能说出口,因为如果说出“让我看看”并真的看了的话,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伸夫想看那种书却害怕加入他们的团伙,就在远处望着他们偷偷看书的情景。尽管如此,依然偶然会有团伙之外的人偷看到那种禁书,安井君也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在暗中巧妙地讨好他们,并在上课时偷偷传看。“真够刺激!看着看着脑袋就不对劲儿了,根本听不见教书先生的声音。”安井君难掩兴奋地说道,“看过那个,就觉得街上卖的黄书简直没法儿看了。”安井君明明只是扫了几眼,可说起话来就像成了大人。伸夫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真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可在周围吵吵闹闹的课间休息当中,那种事情就是问了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而且,伸夫看到安井君越来越得意,心里也很窝火。真想有一天不受任何干扰好好地看看……这个希望现在终于得以实现,而且结果比想象中更富于刺激性。那小子们上课时看的就是这种书呀!伸夫刚开始读时浑身血涌上头,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可他们却边读边嗤嗤偷笑,合起书来还坦然自若地谈论。明明是同龄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坦然自若呢?岛野君的态度更令伸夫惊奇,只有他从未在上课时看过那种书。虽然其他同伙看得入迷,可他却要么若无其事地听老师讲课,要么交抱臂肘打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腻了黄书,所以对此几乎不屑一顾。那小子到底是与众不同。伸夫对岛野君那种成年人般的态度钦佩有加,同时对岛野所营造的帮派圈子感到了几分向往和畏惧。九从伸夫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到毕业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日本处于战后最混乱的时期。粮食匮乏,大米实施配给制,无论去哪里都是凭票供应。流浪汉屯聚街道,车站的长凳总是被他们占据。由于在澡堂里稍好的鞋子和毛衣都会被偷走,所以必须收进衣筐锁在存衣柜里,然后把带皮圈的柜门钥匙套在手腕或脚腕上。街上几乎没有路灯,偶尔在市区装上灯泡,可当天就会被偷走。自行车失窃事件频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贫困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性欲却不会衰减。不,岂能衰减,在贫穷中崛起时,性的欲望总是更加强烈。伸夫清楚地看到出卖肉体的女子是在上初二的时候。从薄野[5]的繁华街尽头南五条一带向东向西几百米,都可以看到那些女子就站在街边的暗处。在黄昏稍迟时经过那里,就能看见烫了头发、脖间缠着花哨纱巾的女子们倚在路灯下抽着烟招呼过路的男人。据说她们多数都是以占领军为交易对象的娼妇,但好像也有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伸夫曾听朋友说,他跟父亲一起路过那里时,父亲还被那些女人叫住过。“在大白天都有人跟占领军亲嘴呢!”依然是消息灵通的安井君如此告知伸夫。伸夫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禁不住诱惑想去那个有站街女的地方看看。亲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实在话,伸夫还没有看到过现场实况。听说在外国经常搞这种事情,但他还没跟老外打过交道,而且父母当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搞这个。即使伸夫不在场,父母也不可能搞这个。“上次吧,还有个女人在我眼前撩起裙子穿袜子呢!”女人露出光腿穿袜子的姿态实在够刺激。当然,这种程度的动作姐姐似乎也会做,可姐姐的样子看了却不会引起兴奋。“那些娘们儿来回溜达,好像都有自己的地盘呢!”伸夫听安井君这样说,心里就期待他带自己去,可安井君却根本没那个意思。虽说如此,伸夫却不愿主动请求安井君“带我去吧”。学习方面暂且不论,一旦在性方面向对方求教,感觉就像从此拜在了对方门下。如果学习落后还能努力赶上,但性知识落后的人可能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九月底的星期天,伸夫趁上街去了一趟薄野。时间已过五点钟,周围有些昏暗,风有些凉。从站前大街下去,走过五条时行人骤然减少,前方只能看到街角杂货店的灯光和“三和旅馆”的红色霓虹灯。霓虹灯的斜对面是稻荷神社,神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前面向右拐是在昏暗中延伸的石墙。听安井君说,占领军的“伴伴女郎”就在沿墙路边。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却看不到那种打扮的女子。是不是时间太早?伸夫环视周围继续向前,这时右边小巷里出来一个女子。她的头发烫得像蜘蛛窝,肩挎皮包走向站前大街。伸夫目送那个女子远去,后边一辆人力车疾驰而来,又有个女子提着篮子在瑟瑟凉风中缩着肩膀走了。周围普通民居之间似乎坐落着几家旅馆,却不见行人来往,只有秋风穿过夜幕降临的街道。难道安井君说的不是这里吗?伸夫有些扫兴,再次环视周围,却见街角杂煮店旁暗处站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右手夹着香烟,另一个把左脚轻轻蹬在石阶上。在昏暗中也能看到她们涂着浓厚的口红,身穿花哨衣服,显然不是普通女子。两人刚才像是在谈论什么,当伸夫走近时就停下来望着这边。伸夫顿时感到恐惧,随即快步离开她们。径直走了四五十米回头再看,已经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身影。伸夫怀着一半放松一半被忽悠了的心情朝行人较多的电车大街赶去。说实在话,伸夫并不清楚所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过几本黄书以及厕所涂鸦之后,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干的事情,女性身体局部的解剖图也记得很清楚,甚至能随手画出图来。但是,说到在现实当中去找女人买春,他却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交涉,在房间里只有两人时该怎么做。即使他知道要把自己那个东西插入女性的下体,但具体步骤却无从知晓。他独自去观望伴伴女郎也只是出于对她们外貌的好奇心,近乎于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当然,他丝毫不想接近对方。虽说如此,他对受到对方的藐视却有些不满。自己确实还只是个初中生,但至少也该打个招呼吧?可她们却向自己投来充满狐疑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个小屁孩怎么误撞到这种地方来了?虽说如此,可如果她们真的打了招呼,伸夫也许会一溜烟地逃走。因为他仅仅被两个女子盯着看,就会感到后脖颈被抓住一般惶恐不安。伸夫更加佩服能够花钱找那种妖艳女子买春的男人了。自己一看到那种女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而成年男人真能摁住那种女人满足欲望吗?倘若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根本做不到。如果自己真能做那种事情的话,感觉该会有多棒呀!伸夫即使真的看到了伴伴女郎,依然仅仅感到她们都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性。伸夫即使拥有足够买春的金钱,也是只看一眼就感到满足,憋闷的欲望重又返回孤独而谨慎的自慰世界中去。确实如此,如果是自慰的话就不必那样操心费神,也不必考虑对手如何。只有自慰是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的、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从初二那年秋季开始,伸夫对自慰开始产生疑问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做这种事情会使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担心并非刚刚产生,从初识自慰起就存在于大脑的角落里,只是当时被意外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无暇思考其善与恶。然而,如今却已不同于当初,最可怕的就是自慰行为带来的昏昏沉沉的虚脱感。当然,在射精的瞬间会产生升天般飘飘欲仙的快感,可到达巅峰之后的抑郁状态却相当严重:突然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仿佛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空虚感笼罩全身。在昏沉之中感到惶惑不安,好像以前所学的东西全都忘掉,记忆力再也不能恢复。事实上伸夫第二学期的成绩明显开始下降。当然,这也未必能够完全归咎于自慰行为。伸夫在暑期常去游泳场,还帮母亲外出采购粮食,在自家小院里帮着做农活。他对很多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博览群书、初次观剧,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相当投入。虽然诸多原因都有关联,但自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夜晚,独自在房间里触摸那个部位,学校的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消失在远方。而且在自慰之后浑身瘫软,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开始学习,有时嫌麻烦就直接睡觉了。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可小觑,其实在某本书中就载有关于自慰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的自白文章。岛野君他们学习成绩较差或许就是因为自慰过度……伸夫还有一个担心——过度玩弄会使阴茎发育迟缓。伸夫还没跟同学们比过,在小学低年级时做的那些事情暂且不提,上初中后就不能再搞那种儿戏了。不过,在澡堂和游泳场的更衣室里,他却偷看过同龄伙伴的那个物件。乍看上去自己的似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虽然不大也不算太小,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根据某本书中介绍,男性最重要的是勃起时大小如何,跟平时的状态没太大关系。还有一本书中介绍,把明信片卷起的状态就是日本人阴茎的标准尺寸。伸夫重新观察自己裆间翘起的物件。看样子并没有明信片卷起来那么大,毕竟现在还是初中生。再过四五年高中毕业时,应该能够达到标准。不过,另有书中介绍“太早过度自慰对阴茎发育不好”。这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早熟的岛野君他们就应该都比较小。但是,伸夫认为他们的并不算小。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的同伙相原等人曾夸口说“因为太大碍事还得用兜裆布勒紧”。难道这些记述都是为了劝阻自慰行为?就像小时候有人想阻止就吓唬说“刚吃完饭就躺下会变成牛”一样。但尽管如此,写那种事仅仅是为了劝阻吗?虽说是黄书,却也是较为正统的《夫妻生活》花边新闻,所以未必是虚构。如果它不再长大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伸夫愈发忧心忡忡了。尽管在现实当中不可能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伸夫还是希望长得更大些。这个愿望并非现在刚刚产生,懂事之后的男孩应该都有。不过,那个部位的体毛发育却并不迟缓……近来去澡堂时就会看见同学们都开始捂着下体,从更衣室到浴池、从浴池出来坐在池边都一定要用汗巾捂住下体。这既有阴茎长大的原因,更是由于阴毛也开始长出。在自己那个部位长出体毛之后,少年不知何故会产生既骄傲又害羞的奇妙感觉。在切实感到自己由此终于接近成年人的同时,又觉得那个部位变得猥亵不堪。“哎,你那儿长出来了吧?”在一个月之前,安井君曾经这样问过。当时,伸夫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想明确回答“长啦”,又觉得安井君接下来会说“那就让我看看”。他还感到突然问起长毛的安井君总爱暴露别人的弱点,心里便有些不快。“岛野君吧,说他那儿已经漆黑一片了。”“你真的看见了?”“是相原君说的,所以不会有错儿!”伸夫想起当时的对话就独自点了点头。果然是早摆弄的家伙长毛也早……尽管比不上岛野君,但伸夫长毛的时间与常人相仿,所以他那个物件的大小或许也与常人相仿。伸夫如此安慰自己,但仍未完全放下心来。“再不能做那种事儿了!”伸夫在心中告诫自己,却几乎没有信心严格实行。十初中时代给伸夫心中留下了几段性的回忆。那些事在当时还模糊不清,并不觉得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感到有些奇怪,因此没有产生过深入思索的冲动。然而,心中感到奇怪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长期留在记忆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那些事本身确实印象深刻。明确地讲,那个时期伸夫非常胆小。家里房子本来并不很大,可他晚上却不敢独自去厕所。另外,在冬天傍晚独自留守家中时也会忐忑不安,感到会被雪的魔力抓走。他白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撒欢闹腾,看上去实在想象不出一到晚上就会如此怯懦。母亲常常叱骂他说“亏你还是个男孩子……”。确实如此,在大四岁的姐姐和小七岁的弟弟眼里,他简直太软弱了。可是,在那个时期伸夫脑袋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东西。例如,他在夏祭期间去杂耍戏棚看到了地狱图画和妖怪,在书中读到了鬼故事,听大人和同学们讲了奇怪现象,还有对死亡世界的胡思乱想……林林总总交织重叠。当伸夫晚上进被窝之后,它们就像养熟的小兽般悄悄来到枕边。小弟之所以能满不在乎地自己去厕所,是因为他年纪还小真不知道那些惊悚故事。而姐姐似乎由于女性所特有的迟钝,对惊悚故事不屑一顾。可是,伸夫在上初中后见闻骤增,也随之听到了很多惊悚故事。而且,他一旦听过便轻易不会忘掉,还会从中展开更加恐怖的想象翅膀。明明胆小却越想看更可怕的东西,于是变得越来越胆小。伸夫记得,当时听说有的家庭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他还感到特别羡慕。因为如果大家睡在一起,即使深夜有强盗潜入也不会害怕。而且厕所离得很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亚洲国产精久久久久久久

                      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分消遣的心态。他毫不怀疑,整个事情不过是一出排练好的戏,不过他尽量不显出他的这个想法。他心里很清楚,瓦伦丁诺公爵是绝对没有胆子去吊死两个法国国王的士兵的。也许他们现在早就被释放了,并且拿了一笔用来补偿他们刚刚所经历的这些麻烦的赏钱。第二天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加斯孔部队了。马基雅维里猜想,这出戏事先就安排好了,因而他可以向执政团报告,公爵对于他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是多么地有效率。尤其值得报告的是,方才公爵无意之间提到的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地方。公爵关于部队可能会开拨到这个地区的暗示,实际上是个隐隐约约的威胁。对于一个头脑诡谲如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房间里一阵沉默。公爵一边轻轻地捋着自己的胡子,一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感到,公爵是在琢磨这个佛罗伦萨政府派来与他谈判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基雅维里不想与公爵对视,于是低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是在思忖指甲是否应该修剪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而处于困惑的状态是不舒服的。因为正是他负责处理了当年那件公案,最后导致保罗·维泰利的处决。意识到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后,他曾经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他的那些紧张又迟疑的上级,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正是他,命令专员从重从快地办理案子。也正是他,在维泰洛佐逃跑之后,仍然敦促对维泰利处以死刑。但是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不能确定公爵到底了解多少。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公爵谈论那件事不理想的结局,不过是想显示他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且幸灾乐祸地向马基雅维里当面指出,他当年的措置并不显得称职。但是公爵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如果他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佛罗伦萨的使节了解他对共和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实在是有些不太可能。更加有可能的动机是想借此动摇马基雅维里的信心,从而使他能够俯首贴耳。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他看了公爵一眼。看来公爵正在等待着与他的目光对接,然后再开口讲话。“书记官大人,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活人。”“你要我走开一会吗,表哥?”红衣主教问道。“不需要。我相信你的谨慎,就像我相信书记官大人的一样。”马基雅维里合上了嘴,目光注视着公爵,等待着公爵开口。“渥西尼几乎是跪着求我去攻打佛罗伦萨。我对于你们的城邦完全没有恶意,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贵国政府的先生们如果要和我修好的话,他们必须在我和渥西尼弥补分歧之前有所作为。我们都是法国国王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必要彼此也成为朋友。我们两国的领土接壤,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让对方处处方便,也可以使对方处处不方便。你们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雇佣军将领所率领的雇佣军,而我这边却有着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并且,我的将领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你的那些将领并不见得比我们的更可靠,阁下。”马基雅维里冷淡地回答着。“我有另外的,对我来说忠诚可靠的将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阴谋推翻我的蠢货是哪些人——帕格洛·渥西尼,一个蠢人而已;那个认为我对博洛尼亚有企图的本蒂沃留;那个唯恐我夺取佩鲁贾地方的巴利昂尼;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还有那个染上了梅毒,成了废人的维泰洛佐。”“他们势力强大,而且阴谋作乱”。“他们所有的动作我全都知道。条件成熟时我会果断出手。请相信我,在那些人的脚底下,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要扑灭这燃烧着的火,所需要的水比他们拥有的人更多。请您理性一些,书记官大人。厄比诺目前在我手上,等于是我控制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是我的朋友,教皇打算将他的外甥女安吉拉·博尔贾嫁给基多巴尔多的继承人和侄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城邦对我而言具有战略意义,我永远也不会攻打他。我必须拥有这块地方以便我能够执行我的计划。我不会感情用事而坏了我的大计。我能够向你们提供安全保证,使你们免于敌人的威胁。如果我们可以步调一致,依靠我的部队和你们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加上教皇作为精神领袖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是意大利最强大的力量。到那个时候,我们非但不用向法国国王缴纳大量的硬通货来换取他的保护,而且法国人会把我们看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力量。现在是你我两方建立同盟关系的时候了。”马基雅维里非常吃惊。但是他还是语气委婉地回答说:“我看到阁下议论之力量。没有人可以将这些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和更有说服力了。很难见到像阁下您这样一位行动果断的将军,而且思维缜密,口才出众。”公爵微微一笑,作了一个稍带否定意味的手势。马基雅维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知道他接下去要说的话不是公爵所想听的,但是他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了下去。“我会写报告给执政团,向他们汇报您方才告诉我的这一切。”“你这是什么意思?”公爵大声说道。“事情非常紧急,必须立刻决定。”“我没有权力来签订协议。”公爵一下子站了起来。“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正在这时,房门忽然被打开了。不过进来的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他完成了公爵交待办理的事情以后回来了。不过房门一下子被突然打开还是让马基雅维里受了些惊吓。马基雅维里不是神经紧张的人,但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吓了一跳。“我来阁下这里是因为阁下请求我国政府派人来与阁下洽商。”“但我要的是具备充分授权的使节。”到目前为止,公爵对马基雅维里还是待之以起码的礼节,但是现在,他两眼冒火,大步走向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团是在耍我。他们派你来,正是因为你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他们这种改不了的逡巡不决使我非常恼火。已经超出了我能够容忍的底线。他们打算试探我的耐心到什么程度?”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红衣主教,说了一句打圆场的话,公爵粗鲁地告诉他,让他住嘴。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发雷霆。他用词刻薄,粗暴,并且充满嘲讽。他看上去完全失控了。马基雅维里则是无动于衷,他毫无惧怕,带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公爵。最后公爵又重新坐回了他的椅子。“告诉你的政府,他们大大地冒犯了我。”“我国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阁下您。他们指示我向您转告,您手下那些叛乱分子请求我们的支援,我们已经严词拒绝了。”“在我看来,这不过就是和平常一样,骑墙观望而已。”这句话说得并不错。但是在马基雅维里听来,觉得不甚愉快。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国政府并不喜欢渥西尼和维泰洛佐。我国政府争于和阁下您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我必须敦促您说得更详细一些。最低限度,我必须告诉我国政府您盼望看到的协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的会谈就到此为止吧。你们逼我和叛乱分子谈条件。如果我同意渥西尼的建议,一起攻打佛罗伦萨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使他们俯首贴耳。”“佛罗伦萨正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马基雅维里尖锐地指出说。“他向我们保证,在必要时,可以提供四百名枪骑兵和足够数量的步兵。”“法国人许诺时很慷慨,为的是要换取他们不断索取的金钱。钱一到手,他们则是很少兑现诺言。”马基雅维里知道这话说得也不错。佛罗伦萨人受够了国王路易的贪得无厌和两面三刀。他有好几次在收了钱以后,迟迟不派部队。再三拖延之后,最后只派出了原先所许诺的部队数量的一半。公爵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佛罗伦萨人必须接受公爵开出的结盟的条件(但是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公爵是个毫无信义的人),否则的话,他就要和那些企图造反推翻他的雇佣军将领们联合起来攻打佛罗伦萨。讹诈!情况是紧急的。马基雅维里在沮丧中,想找出一两句话来讲,以便给后面的谈判留条后路。但是公爵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你还在等什么,书记官大人?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他甚至没有对马基雅维里的鞠躬告辞有任何表示。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着使节下了楼。“阁下是个急性子的人,不习惯被人顶撞。”他说道。“确实如此。我总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吧。”马基雅维里尖刻回答着。第六章皮埃罗和信使已经在警卫室里等着了。当大门准时地打开后,三个人出了大院,走进了广场。照料马基雅维里的仆役把他带到了金狮饭店。他们再三向饭店打招呼,告诉他们这顿饭是特别用来招待佛罗伦萨来的使节的。而这位使节一向胃口不错,对吃也很讲究。酒是当地农村自制的,虽然不能跟托斯卡纳地区的酒相比,但是颇有酒劲,马基雅维里于是乎放开怀来,喝了个痛快。他回头思考着今天他和公爵的一番交锋,他认为,总的说来,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好。瓦伦丁诺公爵的怒气似乎暗示着他有些紧张,而他坚持要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立刻建立联盟关系又预示着他明了他目前的处境危险。马基雅维里对于整个接见过程欠缺礼仪一事颇无所谓。从他接受使命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不能奢望别人对他礼若上宾。吃饱喝足,打了几个饱嗝之后,他让信使告诉他去下榻的修道院的路该怎么走。有鉴于他的重要身份,修道院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皮埃罗和信使就只好在走廊上铺着的一块草垫子上将就着睡了。和他们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的还有其他一些暂住的客人。他们对于不用露天睡觉这一点好处,已经是谢天谢地,非常满意了。但在上床休息之前,马基雅维里给执政团写了一封信,信里面他介绍了今晚和公爵见面的一些情况。信使将在明天破晓之际将信带回佛罗伦萨。“你最好写封信给比亚乔,以便他能够转告你的母亲,你已经顺利抵达了。”他向皮埃罗吩咐道。“还有,让他给我寄一本普鲁塔克的著作来。”马基雅维里随身带了一本但丁的诗集,此外就只有一本李维的《罗马史》了。皮埃罗写完信之后,马基雅维里不由分说就取了过来,开始读信:“尼科洛大人整个上午都没怎么说话。我想他是在思考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打搅他。但是当他吃完晚饭后,他说起话来是那样机智,清晰和富于哲理,我都几乎以为我们还在斯卡佩里亚,还没到伊莫拉呢。他认为我嗓子很好。我希望下次信使能把我的笛子带来,如果可能的话。”“写得不错。”马基雅维里说道。“你让比亚乔传递给你母亲的口信十分得体。现在,辛劳了一整天,让我们抓住机会睡个当之无愧的觉吧。”第七章马基雅维里需要的睡眠时间并不多。所以天一亮他就醒了。他把皮埃罗叫过来,帮他穿好衣服。他的旅行用的装束被折叠好了放进了鞍囊之中。他穿上了一件平时常穿的、黑色的衣服。他不打算在这个修道院里就这样住下来,因为他需要一个能让他在必要的时候秘密会见客人的居所,而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的访客和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十分地引人注目。信使已经在回佛罗伦萨的路上了。马基雅维里由皮埃罗陪着,向金狮饭店走去。伊莫拉是个阳光明媚的小城市,没有一丝痕迹显示出这个城市刚刚换了主人。当他们穿过狭窄曲折的街巷时,他们经过了许多正在张罗忙活各自生意的商贩,这些商贩看上去心满意足的样子。你获得了一个印象,即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秩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时不时行人们必须为一个骑着马的人,或一队驮着柴火的驴子让出路来。一个男人牵着几头母驴慢慢地行进,用一种习惯性的叫卖声叫卖着对孕妇有好处的驴奶。一个干瘪的老太婆从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叫住了这个驴奶贩子。不一会老太婆就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拿了个大杯子。一个叫卖针头线脑的小贩,用刺耳的声音叫卖着走过。金狮饭店所在的那条街有着好几间店铺。马鞍铺子里有一个客人,理发店里有个男人正在理发,鞋店里一个女人正在试穿鞋子。所有的这一切透露着一股兴旺,不是奢华繁荣,而是一种令人舒服的小康景象。另外,街上完全没有乞丐。他们走进了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给他自己和皮埃罗叫了一些面包和葡萄酒。他们将面包在酒里蘸一下,让面包有些味道,然后将面包吃下,将剩下的酒喝完。就这样填饱了肚子,他们来到一家理发店。马基雅维里修了一下面。理发师用掺了香精的,散发着浓烈香气的水喷洒在他的黑色短发上,然后进行梳理。与此同时皮埃罗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我想我也需要修个面,尼科洛大人。”他说。“还可以再等上几个星期。”马基雅维里回答道,带着浅浅的笑容。然后他转头向理发师说道,“给他头上洒点香水,然后梳理一番。”他们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了。马基雅维里于是和理发师询问,他想要拜访的、一个叫巴托罗缪·马泰利的先生的寓所在哪里。理发师告诉他们该怎么走,但是他给出的指南实在是太复杂了,马基雅维里于是乎问他,可不可以麻烦他给找个向导,领他们前往。理发师于是走到他的店铺门口,喊了一个正在街上玩的淘气的小男孩,让他给马基雅维里他们带路。他们穿过了一个主广场,广场的一侧是公爵所占据的王宫大院。因为今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所以广场上挤满了农民的摊位,他们带来了各种水果蔬菜,鸡,肉类和乳酪。还有那些出售铜器,铁器,布料,旧衣服和其他物品的商贩的摊位。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或讨价还价,或正在交易,或只是走马观花而已。集市上一片喧哗嘈杂之声。这是一派十月的蓝天之下的,快乐的熙熙攘攘的景象。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广场,他们听到一阵铜号声,顿时喧闹的声音平息了不少。“这是发布消息的人,”小男孩激动地叫嚷着,他抓着马基雅维里的手就开始跑,“我还没有听到他要宣布的消息呢。”有几个人向前拥了过去。马基雅维里沿着他们前往的方向放眼望去,在广场的另一侧,他看到了一个绞刑架,有两个人给吊在上面。但这并不是马基雅维里所愿意关心的,所以他就从那带路男孩那里抽回了他的手。那个带路的男孩完全忘记了他应该做的事,撒腿就朝他的兴趣所在奔了过去。消息发布员开始大声宣告他要讲的事,但是他距离马基雅维里太远了,以至于马基雅维里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于是有些不耐烦地转向一个正在站着看护着自己摊位的胖大女人。“出了什么事?”他向她问道。“那个消息发布员在说些什么?”她耸了耸自己的肩膀。“不过是两个小偷,被吊死了而已。根据公爵的命令,到今天中午之前,每过半个小时来一趟。他告诉大家,他们之所以被吊死,是因为偷盗了公民的财物。这两个人是法国士兵,他们说。”马基雅维里差点流露出震惊的神色,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必须眼见为实才行。他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从人堆里挤了过去,他推挤着人,也被人推挤着,但是两只眼睛却死盯着绞刑架上的两具尸体。消息发布员说完了他要宣布的事,从竖着绞刑架的平台上走了下来,面无表情地慢步走开了。人群散开了一些,马基雅维里终于可以靠近了些。终于没有疑问了——尽管他们的面孔被绞绳可怕地扭曲了,这两个人确实就是那两个加斯孔士兵。他们在前一天晚上被带到公爵面前,由他审讯并给予了判决。那个年长一点的就是当晚那个皱着眉头,脸上有一道疤痕的人。那个年轻的就是那个曾经有着惊恐游移目光的士兵。事实证明这不是他原来所想像的一出喜剧而已。马基雅维里顿时僵站在那里,沮丧地看着这一幕景象。这时,他的小向导拍了拍他的手臂。小男孩懊悔地说道,“我真希望他们送这两个人上绞架的时候我正好在这里。等大伙听到消息时,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不是给小孩子们看的。”马基雅维里魂不守舍地回答了一句。他的心思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被吊死,”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

                      ,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的,打个电话就完了。在天津后来就有电话了……反正《那桐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晚上吃张治”注276,这没人能懂。其实张治是个厨子(众笑)。今儿晚上把张治请来做饭,这就叫吃张治。请厨子来家给他们做。厨子是各家都去做。后来我们家的厨子就是张治的侄子。注277定:就是说他不是你们家固定的厨子,你们家要做饭的时候就把他从外边请来做?奎:对。原来张治那会儿是这样,后来他侄子不是了,就是跟我们这儿做饭了。那样的厨子很多,都不是北京的,是天津的了。定:《那桐日记》还有一说,说今天送谁谁一桌席,或者谁谁送来一桌席,注278这个您知道吧?怎么个送法啊?奎:这送一桌席啊,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有几种做法。在天津就有一次,是那家(那桐家)他们做好了,铁扒牛肉,大铁扒,装在一个圆笼里头,提搂着,上我们这儿来。这种送也有。或者是花钱请张治,上你们家做去。不过那时候一般送席不是这样,是送席票。大红纸儿,写着席一桌,什么什么席一桌,多少多少钱。子:这省事这个。奎:你拿着这席票去,庆丰楼的票,你到庆丰楼去吃,贵宾楼的票,你到贵宾楼去吃。定:就跟咱们现在送餐劵似的。奎:对对。一般是那样,送实物的就比较少了。这送席票太普通了,生日啦,娶媳妇聘姑娘啦,什么都可以送席票。大宅门谁家里都存一大摞。定:(笑)也就你们家存一大摞,人老百姓家肯定不会存一大摞。奎:这网(指关系网)不是还有嘛,互相传。都不太贵,好像一般都是四块钱一张,那会儿四块钱哪儿值钱了。定:这四块钱一张是什么概念呢?奎:四块大洋。子:四块大洋能买多少东西呢?奎:这我不知道,不管。不过那席票也是越来越不值钱。开始的时候吃得好。子:开始吃鱼翅,后来就变成胖头鱼了。定:你们家跟京剧界的关系也挺密切的?注279奎:很密切,没跟您说么,梅兰芳他爸爸他们都来。梅巧玲那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都来。注280我这儿还有梅巧玲的照片呢,明老太爷(明善)不是内务府大臣么,就管他们。他们都得进宫里唱戏呀,这种关系。后来就散了,没那么多的关系了,就是有几个人,贯大元注281这个,来还给磕头,念旧,保持旧的一套。后来其他的人来,富连成的,张君秋啊,马连良啊,就不是那个关系了。那是因为我六叔在银行,一块儿吃饭啦,跟我们就不照从前似的了。定:你们家有戏台吗?奎:没有,就为了宫廷排演搭临时的,拿木板搭一个小戏台,那不是演戏,是唱八角鼓注282的。八角鼓班啊,也不是一个人唱这八角鼓,包括很多,唱一段八角鼓,唱一段大鼓,说一段相声,曲艺嘛,什么都有……定:您家信佛吗?奎:信佛不是我们这支儿,是我三祖父那支儿,天天念经有佛堂,我三祖父跟喇嘛来往多,上雍和宫,雍和宫喇嘛也来。我祖父也见他们。他不是照三祖父那么信,可是对佛也敬。我也受一点影响,崇拜喇嘛,藏传佛教。到我这儿我到雍和宫去也还是很恭敬的。这也是几年前了,现在也去不了了。从小我们供的就是三座佛。定:三世佛?奎:不是。三座大佛,怎么讲我说不上来了。是从我祖父那儿下来的。不是像咱们庙里供的药师佛什么,是一个红脸的,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定:度母啊?子:对对,白度母,什么度母。奎:“文化大革命”时候毁了。

                      7.关于索家的传说

                      定(问子):你们家这么多逸闻你都听说过吗?子:我20岁就参加工作了,一直在轮子行,就是民间运输业,这帮人的嘴啊,是不饶人。我一进厂,胡同口这三轮车社的工人就开始说起来了,说这可了不得这个,他们家怎么着怎么着,是地下金砖三尺,玉瓦溜溜溜溜,是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再加上我一填简历,我奶奶是爱新觉罗,好家伙我是没好日子过呀,“文化大革命”你猜我干吗去了?让我管给车加油,拿根管儿,得先搁嘴里吸一下啊,开始吸的时候一喝喝一嘴,一打嗝三天都是那汽油味儿!定:反正你们家故事挺多的,不是说宫里最高级的翡翠最后都流落到你们家吗?注283奎:说我们家有玉玺吧?玉扳指儿?玉镯子?我没见过。定:对(众笑)。说是从宫里赏的还是拿的就不知道了。奎:那就不知道了。我跟您说啊,这分两部分,我祖父确实有一部分,可是我祖父跟古玩商一点联系都没有。跟古玩商有联系的,是我五爷爷那边,我五爷爷会倒腾古玩。定(问子):您现在也玩玉器?子:我喜欢看,我没有啊。说我们家的玉器多,说价值连城连宫里都没有。问题是我没看见过啊。谁知道分家分到哪儿去了。定:你们可留神点儿,别哪天来个打劫的。子:早劫完了!奎:全抄完了……说到我这辈吧,我如果有存的东西啊,恨不能就赶快把它卖了,它在咱们这儿也不会生利也不会生财,它长价,长什么价我也不懂,您没上我那屋,我那屋破着呢,墙皮都掉了,我说拾掇也没用啊,我不是住得挺好的吗。它不妨碍我吃,不妨碍我喝,没必要。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定:你们家是阔过,好东西见得多了,所有的富贵就看得都淡了。奎:我们由大房子搬到小房来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定:不用扫地了。奎:对(众笑)。子:这跟人生的实践还真有关系,你处在这种环境你就这么看问题,你处在那种环境你就那么看问题。角度不一样还真的不一样。定:这都是大家子弟才有的……子:豁达。我们认为最没用的事是老头最关心的事儿(众笑)。我们认为好东西他都无所谓。现在最惦记的是孙子,这是一心病。奎:就这事跟我有关,别的都跟我无关,一蹬腿儿就完了。子:这可是心里话。定:其实真是,您父亲的想法就对,过眼烟云。奎:不过这些话啊,有人不懂,听不懂。定:这我能理解。奎:所以我今天才跟您说。
                      附录一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节选)注284[访谈者按]奎垣先生提到,他父亲存耆在解放后为北京市政协、区政协等处写了大量材料,但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是硕果仅存的几篇之一,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中,如今热衷于追究光绪死亡原因的人不少,此文也经常被人转抄采用。而我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在这里的原因,倒不是对光绪之死有多少兴趣,而是可以从中透露增崇家与内务府诸大臣如奎俊、景丰、继禄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中的情况。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注285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迟疑异常的神色。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叔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府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注286吗?”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注287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注288我的姑丈、内务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注289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注290医士“终日不得闲”。注291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生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颜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回事?偶尔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注292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注293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一进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注294熬白菜”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注295,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词,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祛祛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下略)
                      附录二“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当铺刘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经“闪亮登场”了,这是一个凭借为增崇家做买卖起家并致富的汉族商人家庭。刘家再豪富,也算不上当时的“大宅门”,我将刘汝舟口述放在“宅门儿”中,是因为这样的商人与当时的宅门儿有着无法割断的互依互靠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商人和他们依傍宗室王公时的心态,对于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便会是不全面的。清朝圈占北京内城,一度使内城成为旗人盘踞的大兵营,但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给于民间,也就不能阻挡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汉人入城的脚步。这些凭借与旗人做生意而得以进入京城的汉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计与当权的王公贵族官僚拉拢关系,并最终精心编织起一张复杂细密的关系网。与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商人的关系网中,“利”的因素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刘家与增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两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受、评判并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态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只有两相对比才能读出兴味来的。东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贵族的大本营,能够在东城买房安家的汉族商人均非等闲之辈,非有过得硬的势力与财力不可,刘家如此,同仁堂乐家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这些商人之间也相互通婚,刘先生所述他四姐与同仁堂乐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刘先生,也是通过乐家人即乐曙青先生的引荐——因为他们是亲戚。再回过头说,同仁堂乐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准,对着那幽灵射出一排子弹。听到震耳欲聋的扫射声,看守精神病院和被关盲人的士兵们几乎都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甚至没来得及穿好衣服。中士已经开始指挥,出了什么鬼事;一个瞎子,一个瞎子,哨兵结结巴巴地说;在哪里;在那里,哨兵用枪筒指了指大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士兵们已经准备好,手持步枪,排队等候命令。打开探照灯,中士下达命令。一个士兵爬到汽车上。几秒钟以后,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大门和建筑物的周围。你这个笨蛋,一个人都没有,中士说,他正要再说上几句军营里的俏皮话,却看见大门下边一摊黑色液体在强烈的探照灯照耀下正朝四面扩散。你把他结果了,他说。然后,他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便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但眼睛都还盯着那摊在人行道的小石子间流动的黑色血污。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中士问;肯定死了,一排子弹正打在他脸上,士兵回答说,现在他因为出色地表演了好枪法而暗自高兴。这时,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喊起来,中士先生,中士先生,您看那边。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在探照灯的白光下,站着一伙盲人,一共有十多个。不要往前走,中士吼叫一声,如果再迈一步,把你们通通打死。在对面建筑物的窗口,一些被枪声惊醒的人正透过玻璃惊恐地朝这边张望。这时中士喊道,那边过来四个人把尸体抬回去。因为盲人们既看不见又不能数人数,于是六个人开始往前走。我说的是四个人,中士歇斯底里地咆哮。盲人们互相摸了又摸,两个人留下了。其余四个人开始沿着绳子前行。6我们必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医生说。此时已是上午,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尸体弄到里面的围栅旁边,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他。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脸和头颅被打烂,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她也知道在整栋大楼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只找到一根铁棍。铁棍也许有用,但不足以刨坑。受传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全都关着,她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要么试图掩饰已经失明,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不该绊倒的时候绊倒了都会被识破。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一个伪装办法,现在妻子可以说了,我们能不能请求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好主意,我们试试吧;大家都同意,对呀,是个好主意;只有戴墨镜的姑娘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一言不发,这时,她要说的一切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这全是我的过错,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能给她带来安慰,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我们都能预想到它的一切后果并认真加以考虑,先是眼前的后果,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接着是可能的后果,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即使开始做了,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假设以一种整饬均衡的形式,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而无从证实也无法表示祝贺或请求原谅的永无止境的日子。有人会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或许吧,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需要埋葬。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出于良心的痛苦,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一个士兵便大声喊,站住。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即使是强硬的恐吓,他朝空中开了一枪。他们吓了一跳,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躲进天井的阴影里。之后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而在必要时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她说,需要一把铁锹。大门那里,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军人。是个中士,但不是原先那一个,你们想干什么,他大声说;要一把铁锹或者锄头;这里没有,你们回去吧;我们必须掩埋尸体;不用埋,让他在那里腐烂吧;要是让他腐烂,会污染空气;就让他污染吧,你们好好享用;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能流动到我们这里,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那个中士失明了,已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不消说,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设施规模也较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女人说得有理,中士又考虑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作为预防措施,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已经把整整两大瓶氨水倒在那摊血上,现在蒸发出的气体还让人们泪流不止,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终于,中士宣布,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呢,医生的妻子乘机提醒;食物还没有到;仅我们这一边就有五十多人,我们都在挨饿,你们送的那点食物起不了什么作用;食物的事与军队无关;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过向我们提供食物;你们回到里边去吧,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站在门口;铁锹呢,医生的妻子还喊了一声,但中士已经不见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宿舍里的扩音器响起来,注意,注意;住宿者们兴奋起来,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其实不然,是关于铁锹的事,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不许成群结伙,只来一个人;我去,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医生的妻子说。刚刚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她就看见了铁锹,从摆在地上的样子和距离大门较近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铁锹应该是从外边扔进来的,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医生的妻子想,在哪儿呢,她问;下台阶,我来告诉你怎么走,中士回答说,很好,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朝前走,对,对,站住,稍稍往右,不对,是往左,转得少一些,现在往前走,一直走你就能碰着它,往南,再往南,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往北,往北,过头了,再往南,一直往南,现在向后转,好,现在按我说的做,不要像水车辘轳一样转个不停,好,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你不用担心了,她想,我能直接回去,其实怎么走都行,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总不敢来这里边抓我。她把铁锹扛在肩上,像农夫下地一样径直朝宿舍门口走去,一步也没有走偏。中士先生,您看到了吗,一个士兵叫起来,她好像有眼睛一样;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很,中士十分有把握地说。刨坑颇费力气。地被踩实了,很硬,挖下几指深就遇到树根。他们轮班挖,先是出租车司机,然后是两名警察,接着是第一个失明的人。面对死神,我们最希望看到仇恨能失去力量和毒性。当然,人们常说旧仇难忘,文学作品和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现在,在这深院里,确切地说,并没有仇恨,更谈不上旧仇,是啊,比起偷车贼失却的生命来讲,偷一辆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他这副惨相,无须看见就能知道,这张脸上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挖到三英尺深时就再也掘不动了。倘若死者是个胖子,肚子必然会露在外面,但偷车贼是个瘦子,简直骨瘦如柴,而且这几天一直没有吃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坑足以掩埋两个像他这样的人。没有人为他祈祷。可以给他竖个十字架,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这样说是因为内疚,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死者生前说过对上帝和宗教之类的事是怎么想的,虽然她的主意不无道理,但大家认为还是沉默为好,况且应当考虑到,做一个十字架比表面看来要困难得多,还有,就是竖起来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因为所有失明者都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他们回到了宿舍,除了围栅那边的旷地以外,盲人们在一切常去的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他们只要胳膊往前伸,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摇动,任何地方都能走到,那些最有才干的盲人甚至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前额视力的功能。医生的妻子就是个这样的例子,她能在这让人头痛的房间和走廊里活动,辨别方向,遇到拐弯时能恰好地转身,遇到门时能立即停住脚并且毫不犹豫地开门,无须数床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床前,真是异乎寻常。现在她正坐在丈夫的床上与他交谈,像往常一样声音压得很低,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相互之间总是有话可说,而另一对夫妻则不同,这里指的是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重逢的激情过后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话,因为在他们那里也许现在的悲伤超越了从前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习惯的。而斜眼小男孩一直在不停地说着肚子饿,虽然戴墨镜的姑娘已把自己的那份食物省下来给他吃。他一连几个小时没有打听妈妈了,但可以肯定,等到吃过饭,肉体摆脱了简单而紧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私的躁动之后,他还会想念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还是由于某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反正早饭还没有送来。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医生的妻子偷偷看了看手表,快下午一点了,难怪几个盲人已忍不住胃液的催促,到天井里去等着,那里既有这个宿舍的也有另一个宿舍的人,他们这样做出于两条再好不过的理由,一些人公开说是可以争取时间,另一些人藏在心里的话是谁先到谁就能多吃一点。总共不少于十个盲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外边大门的动静,等候着送来众人期盼的饭盒的士兵们。而对面一排房子里那些受传染者,担心靠近在天井里等着的盲人会突然失明,所以不敢出来,但有几个人正从门缝里朝外窥视,焦急地盼望着轮到他们的时刻。时间慢慢过去。几个盲人等得不耐烦,干脆坐到地上,后来有两三个人回到宿舍去了。不一会儿,传来大门清晰可辨的吱呀声。盲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朝他们判断是大门的方向涌去,你碰我,我绊你,一片混乱,但突然又都感到模模糊糊的不安,停住脚步,紧接着又乱糟糟地向后退,至于为什么,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更无法解释,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清楚地听到在武装人员护卫下来送饭的士兵们的脚步声。夜里那场悲剧产生的印象尚未消除,送食物的士兵们约定,不像原来那样送到各个宿舍门前伸手可及的地方,而是放在天井里。再见,用餐愉快;让那些家伙自己解决吧,士兵们这样说。从外面耀眼的光线下突然进入阴暗的天井,一时间他们没看清那伙盲人。但马上就看见了。随着一声声恐惧的号叫,他们把食物扔在地上,像疯子似的往门外跑。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两个在外面平台上等着的武装人员反应敏捷,堪称典范,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他们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把子弹打了个精光。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身上中了许多枪弹,纯粹是浪费军火,而这一切又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又一个,好像永远倒不完,就像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如果我们仍处于一个士兵需要为自己射出的子弹作出解释的时代,他们会在国旗下发誓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卫,而且还是为了保卫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遭到一伙人数占优势的盲人威胁的手无寸铁的战友。这时他们也立即朝大门方向仓皇撤退,看守的其他士兵哆哆嗦嗦地在一个个铁栅栏间伸出步枪为其掩护,仿佛那些还活着的盲人竟然要报仇雪恨,向他们发动进攻。一个向盲人们开过枪的士兵吓得脸色煞白,他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再到里边去,他确实没有再去,就在同一天傍晚换岗的时候他也成了盲人中的一员,好在他是军队里的人,否则就会去与平民盲人在一起,成为那些侥幸没被他开枪打死的人的伙伴,若果真如此,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置他。中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我们知道,多次这样说过和这样想过的不乏其人,幸亏残存的一点宝贵人性使他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食物放在半路上,由他们来取,我们监视着他们,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举动就立即开火。他走到指挥部,打开麦克风,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苦思冥想在其他类似场合听到过的话,最后才说,军队为不得不用武力镇压一次暴乱行动感到遗憾,这次暴乱导致了极为危险的形势,对此军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过错,现在通知你们,从今天起改为到大楼外面去取食物,如果还像刚才和昨天晚上那样出现企图破坏秩序的情况,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他停顿一下,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才好,结束语肯定是准备过的,但此时他忘得一干二净,只好一再说着,我们没有过错,我们没有过错。大楼里,激烈的枪声在天井有限的空间里产生雷鸣般的回响,造成一片惊慌。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士兵们要冲进各个宿舍,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一番,把盲人们一扫而光,以为是政府改变了主意,决定采取从肉体上集体消灭的方法,于是有人钻到了床底下,有些人仅仅由于害怕一动不动,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最好,健康不佳还不如没有健康,既然注定要死,那就快点死吧。行动最快的是受传染者。枪声一响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但后来枪声平息,他们又鼓起勇气返回屋里,凑到开向天井的门口。他们看见一堆尸体,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河在石板地上缓缓流动,仿佛有生命似的,还有那几盒食物。饥饿催促他们往外走,那里有渴望已久的食物,当然,根据规定那是给盲人们送来的,给受传染者们的随后送到,但现在,让规矩见鬼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并且,先下手为强,历朝历代五湖四海的古人都这么说,而古人在这类事情上绝不愚蠢。不过,饥饿只给了他们前行三步的力量,理智出现了,告诫他们危险正在那些没有生命的躯体上,尤其是在那些血液里等待着鲁莽的人,谁能知道盲人们坏死的肉体正在散发什么蒸气,分泌物和有毒的瘴气呢。他们已经死了,什么事也不会干,一个人说,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别人放心,但这句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不错,盲人们是死了,你们仔细看看,他们一动不动,也不呼吸,但是,谁能说这种白色眼疾不是一种灵魂疾病呢,既然这样,当然这是假设,那么那些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不过,食物摆在那里,不可抵御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胃在陈述它的理由,理由充足,不肯顾及其他,哪怕是对它有利的事。从一个饭盒里流出的白色液体正在慢慢接近那摊血水,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牛奶,牛奶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受传染者当中走出来两个人,两个最勇敢或是最听天由命的人,这两种品质并不总是容易分辨清楚,他们径直朝前走,就在贪婪的手几乎碰到第一个盒子的时候,另一排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几个盲人。想象力能量极大,在这种病态中似乎更是无所不能,因此那两个深入敌阵的人觉得死者们好像突然从地上站起身来,不错,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瞎,但毒性要大得多,因为复仇之心无疑使他们更加激奋。两个人只得小心翼翼地悄悄撤回他们那边的门口,可能盲人们出于悲悯之心和敬重之情会首先处理死者的后事,如果不是如此,也但愿他们因为看不见而丢下一个饭盒,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实际上受传染者人数不多,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请求盲人们这样做,求求你们啦,发发善心,至少给我们留下一小盒,刚刚出了这种事,说不定他们今天不再送食物。盲人就是盲人,当然是摸索着往前走,拖着两只脚,不时绊一跤,但似乎极有组织,知道如何有效地分工,一些人开始踩着黏糊糊的血和牛奶把尸体拉出来往围栅那边搬运,另一些则一个一个地拿起饭盒,士兵们共扔下了八盒。盲人当中有个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同时在各处忙碌,既帮助搬运又指挥男人们,对一个瞎眼的女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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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唐通陕西总兵
                      董学礼陕西副将
                      白广恩陕西总兵
                      南一魁陕西副将
                      骆养性河北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祖泽溥辽东副将
                      孔希贵奉天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刘芳名宁夏总兵
                      徐起元安徽左都督
                      胡茂桢陕西总兵
                      高第陕西总兵
                      贾汉复山西副将
                      马宁甘肃参将
                      高斗光山东总督(凤阳)
                      王永吉江苏总兵
                      王国宝山西总兵
                      鲁国南顺天副将
                      任珍河南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马得功辽东总兵
                      马勇陕西副将
                      田雄北直隶总兵
                      常进功辽东副将
                      高进库陕西副将
                      刘良佐北直隶总兵
                      刘泽洪北直隶副将
                      许定国河南总兵
                      吴六奇广东总兵
                      王之纲北直隶总兵
                      陈世凯河北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人数
                      左都督9
                      都督2
                      总兵17
                      副将21
                      地方总督9
                      总计58
                      文职人数官品
                      大学士2正五品
                      尚书6正二品
                      侍郎12正三品
                      大理寺卿1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3正四品
                      詹事2正三品
                      翰林学士6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2正六品
                      御史7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5从七品
                      郎中5正五品
                      道丞3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11未入流
                      总计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人数百分比
                      北京1763%
                      省府519%
                      415%
                      县或州1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人数百分比
                      山东1224%
                      北直隶714%
                      南直隶612%
                      河南510%
                      510%
                      山西510%
                      江西36%
                      四川36%
                      浙江24%
                      云南12%
                      辽阳1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68%
                      南方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76%
                      北人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汉八旗满蒙八旗
                      79%21%
                      直隶州84.30%16%
                      88.20%12%
                      94.10%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直隶州
                      顺治时期8%8%
                      康熙时期20.30%18%
                      雍正时期15.70%19%
                      乾隆时期23.70%20%
                      嘉庆时期21.50%17%
                      道光时期23.50%14%
                      咸丰时期20.10%15%
                      同治时期19.30%9%
                      光绪时期20.60%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5%26%

                      意见。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湖南巡抚(省委书记)端方、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徐世昌、商部右丞(商务部副部长)绍英带着大清国的希望走入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道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随从打扮的人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那人答道:泽公爷(载泽)府里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我是新进府的!说话间,此人已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背向卫兵的一转身间,他的手悄然摸进怀中,眼角余光飞快地捕捉到了五大臣的座位。正当此人欲掏出怀中的撞针式炸弹时,不料恰逢火车的机车与车厢挂接,车身被撞得猝然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抛掷已自动引爆,轰然一声巨响,弹片与血肉横飞,紧靠着他的三名仆役亦被炸死。五大臣因距之较远,仅绍英伤势较重,徐世昌受轻伤,其他人基本安然无恙。这个“随从”,当然就是北方暗杀团分舵主吴樾。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时国人都认为,清朝目前颇有起色,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改革,就还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而吴樾和陈独秀是坚决的推倒重来主义者,对,就是革命派。他们显然不想让清朝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决定阻止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后虽说少不了军警出动,全城鸡飞狗跳。但吴樾单枪匹马,又粉身碎骨,从何查起?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案。不过,吴樾的小算盘在把阴谋当盐吃的慈禧眼里根本就算不上计谋。慈禧很清楚这起刺杀案背后的玄机,她把受伤的绍英和徐世昌换了下来,又凑齐五大臣,按照原计划出发。别了,科举制袁世凯在忙着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同时,也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1905年,袁世凯的对头王文韶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身体老化,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退休。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文韶的滚蛋,是一个废除科举的好机会。没有恋栈科举的王文韶带头阻挠,一个连政体都舍得改造的慈禧还会畏惧废除科举吗?袁世凯深信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废除科举的人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尘土!1905年9月2日,袁世凯把张之洞、端方等名气很高的封疆大吏拉上自己的战船,联合上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袁世凯领衔主演,张之洞、端方等黄金配角搭戏,一群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摆出一副不废科举就要亡国的架势,慈禧哪好意思不认真对待,哪好意思不给面子。同日,慈禧下诏,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传承一千三百年、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日子吧!也记住袁世凯的努力!随后,袁大官人再接再厉,宣布在直隶省内,女子可以读书。从此,女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读书识字。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袁大官人如春风般温暖的关怀下,于1906年正式成立。很可惜,学堂成立后没有什么生源,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儿或女人抛头露面,风言风语的多丢脸!袁大官人有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劝解,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终于答应入学读书,为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在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家眷的广告效应下,众多家庭纷纷丢下脸面包袱,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送入学校学习。一年多以后,学校的生源终于稳定了下来。像邓颖超、郭隆珍、刘清扬、许广平等著名人士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成立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说明袁世凯本人对女性还是十分尊重的,说他积极宣扬女权、是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也不为过,可算是我国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自己的行为不太说得过去:一妻九妾。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三位是妓女。如此看来,袁世凯同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官僚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管理理念。不管如何,到现在为止,袁世凯依然是神勇与智慧并存,他有勇气,并且善于发现机会,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方向!第十三章孙中山“劫赌款”

                      广州大劫案

                      1905年是精彩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再接着讲第三件大事,不过这第三件大事是由一场劫案引发的。时间回到十年前……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在广州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管制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头条新闻。这起“劫案”是横跨境内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干的,巡警逮捕了四十多名案犯。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解释一下,“闱姓”是一种彩票,清末盛行于两广,是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一种赌博活动。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打探到彩票发行当局已积攒票款数百万,所以就想打劫赌资,进攻彩票当局所在地——广州西关(今荔湾)。其中主犯杨衢云在香港招了五百人马,分批进入广州城。幕后主使孙文在广州找了三处地方安排他们居住……本定初九(重阳节当天)动手,但人手没有到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就被巡警捉拿破案。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案”,而是武装暴动,即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不过谭钟麟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赌款劫案,他有两个理由:一来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这几百万的赌款去的,目标明确;二来这帮人大都是绿林好汉,来自江湖,是有案底的,说他们这么快就转变成了革命党,有点不太让人信服。朝廷对这起劫案中涉案人员的看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劫案中又见到了久违的孙中山。说句实话,孙中山选择的暴动时机不可谓不妙。年初,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清国朝野震动,谁有心思注意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动静?所以,孙中山才决定“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为他的同志们形迹可疑,被巡警发现,因而彻底失败。这一次,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陆皓东被捕就义。但陆皓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日后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标志。认真说起来,革命早期的起事失败一般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消息泄露。不知道是他们中间有叛徒,还是民众心向大清,又或是他们太高调了。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队伍不太好管理,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中人。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不守时,才给了谭钟麟一个机会。下面就来说一说在这起劫案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林好汉们。黑道风云200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此处要谈的江湖,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名字,或许看过《鹿鼎记》的人会有一些印象——“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的暗语、武功高强的总舵主陈近南、混上了堂主位置的韦小宝……没错,它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天地会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大概出现于清初,或许是因为要反清复明,又或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正就冒出了这么个强力的黑社会武装组织。还好,这一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很强。虽说清朝统治者一向很心虚,总觉得自己是塞外小族,人少力量小,对于有反心的非法组织总是坚决取缔。可惜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中央集权还做得不到位,能力有限,手脚伸不到最基层的乡村去,而乡间的实际当权者——乡绅们又对这种破坏性不大的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天地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死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歼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在极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的挑唆下,一有机会,还真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越扛越红,比如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都有他们的影子。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曾国藩,作为晚清帝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居然也为天地会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前文说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懂得进退的谨慎之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很担心受慈禧猜忌,于是主动裁减自己的嫡系——湘军,除部分人员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但曾国藩没有料到,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因此大量湘军只好散落民间,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越发壮大了。家大业大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三合会”、“青帮(清帮)”、“哥老会”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致公堂”、“三点会”、“小刀会”、“匕首会”之类的小分支也是数不胜数。其实无论是三合会或是青帮、或是哥老会,乃至于那些小帮会,仍属于天地会这个大系统。只是各个地方的帮会再也没有了统属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是谁都不买谁的账,各做各的龙头大爷,只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力量太分散,打出去的力量就不够强。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天地会一系的帮会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强度永远战胜广度,就如同找到一个富矿来挖,远比在各个贫矿中这儿挖一块、那儿挖一点强得多。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机会又来了。清末,随着一系列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仅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分摊下来的赔款也让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人们对清朝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这时,一些精英人士站了出来,四处倡言革命,不过这些精英人士的声势虽大,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三无”书生:无权、无钱、无兵。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便成了精英人士唯一的选择。自然,联合现成的反清力量——天地会系统,便摆上了他们的工作日程。毕竟帮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最重要的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力量很好、很强大。岳王会扛把子陈独秀曾经对青帮做过一次调查。他说:青帮是上海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团体,无孔不入,他们老头子(首领)的命令效力强过官府,上海的秩序安宁也操控在他们的手里……上海只有三百万的人口,青帮会众却在五十万以上。幸好,从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政治家们的口才一向很好。以孙中山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搞定帮会还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公开加入了海外华侨组织的天地会分支致公堂,黄兴也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至于蒋介石,虽然只是青帮的普通成员,但他有当龙头的兄弟陈其美、老师黄金荣罩着。自从革命与帮会产生了亲密关系,帮会就有了特别的称呼“会党”。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在武装起义时能冲锋破敌,真是尽其所能,不过会党也有它的劣根性——破坏强于建设。不知道孙中山他们能不能把会党打造成一支铁血之师?孙中山的小宇宙爆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亡了!逃亡是革命党人的必修课程,试问谁人不跑路,谁人不在路上跑?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家们就在路上奔跑。不过这一次,孙中山的逃亡历程应该会很艰辛。慈禧很重视孙中山的这次造反行动,老太太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我要活剐了他!因此,她派出了大批暗探跟踪追捕,并通报所有驻外使馆缉拿孙中山。因为害怕大伙出工不出力,据说老太太还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追缉的力度挺大,孙中山的逃亡之路自然很艰辛,基本上成了环球旅行。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孙中山,逃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日本,还好那时出国没有签证之类的麻烦,去日本甚至比回广东老家还方便。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竟是为了逃命。但他并未在日本多待,随即转往美国。1896年秋天又逃到了英国伦敦。这一逃就绕了地球大半圈。说到这里,就要谈一谈孙先生身上最伟大的特质——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在所不惜。孙先生实在是把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发挥到了极致。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一歇,考察一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找一找救国真理,顺便筹点活动经费。没想到,尽职尽责的朝廷密探早已经盯上了他。在他到达英国之后的第十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就被逮住了,关在清朝驻英大使馆。细节决定成败,孙中山的生命本该就此结束,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他:他信仰基督教,每天都要抽空做祷告。使馆里的两个仆人:一个叫科尔的男仆,一个叫贺维夫人的女仆,恰好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这二位偶然发现了孙中山的这个习惯。看在孙中山同是皈依上帝的分上,帮了孙中山一个忙:把孙中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康德黎收到消息之后,不仅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把此事通知了伦敦新闻媒体。这个康德黎先生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利用舆论导向制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出面解决此事。事情就像康德黎预料的那样,一时之间,伦敦报界大肆报道孙中山蒙难事件,用词触目惊心,比如“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革命者被诱拘于伦敦”……在媒体的刻意炒作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清朝驻英大使释放了孙中山。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又呼吸到了伦敦自由的空气。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等待采访的记者一拥而上,而他则被簇拥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记者随答随写,其疾如飞……当时,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名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他伦敦脱险的新闻。这还不算完,孙中山还出了一本英文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inLondon)。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事件是孙中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要说之前的孙先生,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乱臣贼子”,可是借此机会,他不仅争取到了国际友人、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同情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正名了!从此,“孙文”这两个字传遍世界,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国际政治巨星孙中山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过都不如名人效应光环的包装。1897年,惊心动魄的伦敦事件结束后,孙中山载誉来到了日本,因为好兄弟陈少白、郑仕良也在这里。与一年前来日的恓惶无助相比,他这一次的心情毫无疑问要轻松得多。孙中山预感到,这一次也许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日本安定后不久,有两个日本人带着1897年度世界畅销大作《伦敦蒙难记》找上门来。孙中山比较吃惊,心想:你们是哪一路英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还好这两个日本人迅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我们叫宫崎寅藏、平山周,在看过《伦敦蒙难记》之后,非常佩服您的人格魅力与革命情操,希望能追随您为革命效力。既然是革命友人,孙中山自然是非常欢迎,自此三人结为好友。随后在他们的介绍下,又有两个叫犬养毅、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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