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线亚洲精品。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七十五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五卷，第5页。?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金之俊最终被鳌拜等辅臣免职，因为他的儿子与侄子都被列入了1661年奏销案的名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79—85页。?除1646年制订推行的“大计”制外，顺治还于1653年规定对京城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察”。吕元驄：《翰林院》，第55—57页。?皇帝已于1652年10月6日罢去55名主管财物库的宦官；同年11月2日，工部的113名宦官也被免职。郑天挺：《探微集》，第9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7页。?同上。六个月后，宦官机构中又增加了第十四个衙门。郑天挺：《探微集》，第94、104—105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3页。1653年8月26日，御史图赖上章说，淫雨不止，京师大水，都与建立宦官衙门有关。他认为皇帝既然已有一群奴仆作为亲随，就不再需要宦官了。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道：“衙门虽设，全由管事满臣掌之，宦员无权。”郑天挺：《探微集》，第97页。但是，顺治坚信宦官可由正规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这却被证明是不对的。不到30年时间，康熙皇帝虽然与某些宦官交情不错，却称他们“无异于最下贱之虫蚁”。他不得不因他的仆从在卫兵进屋时还高卧不起，而对他们予以训诫，到了1724年，又不得不下诏禁止穷困潦倒的旗人净身入投宦官衙门。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第12—13页。?同上书，第3页。十三衙门在紫禁城的西面，位于西华门内的皇城中，今明清档案馆的新建筑就在此地。虽然当时它还不像在清朝盛时那样，有庞大的机构（1662年，即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有官402人；1722年，939人；1796年，1623人）但它在顺治朝，作为一个平衡宦官各衙门间关系的控制机构的作用，被估计过低了。普雷斯顿·M·托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尤其是第21—30页对清代宦官衙门做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1655年7月31日，皇帝令工部竖起一尊铁碑，碑上刻写着魏忠贤一类宦官与外廷官交结的手法，并传称日后犯者将严惩不贷。1656年4月14日，顺治还废罢了一个六个月前才置立的专掌玺印的特殊宦官机构。掌管玺印之责移交给了正式的文官。郑天挺：《探微集》，第97—98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3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8—99页。?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凯斯勒的数据与此不同。他声称在1651年，所有总督及22名巡抚中的17名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8页。?据凯斯勒所说，从1644至1722年，80％的督抚为旗人，其中多数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8—189页。?总督平均任期的长短，也因其是否为旗人而有所变化。有清一朝，汉军旗人任总督者平均以三年半为一任，而一般汉官则仅为两年八个月。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2—123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页。?同上书，第12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64页。?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88—89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73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21页。关于永历政权内讧问题，见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07—114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3—124页。洪承畴所统率的军队既有汉人，又有满人。这支军队后由洛讬与多尼统领。最重要的汉将之一是降清的张勇，他并不是旗人。张勇是南京政权灭亡时率部径赴九江向阿济格投降的，时年仅30岁，被授为游击将军，派往西北。在1648年镇压白帽回民起义时骁勇善战，颇著时誉，屡受褒奖。1658年，归洪承畴麾下。1661年平定云南后，担任此省的提督。两年后，开赴甘肃，戍守西北边境，抵御厄鲁特蒙古人。三藩之乱期间，他不顾足上有伤行走不便，为国守边尽忠。张勇的忠贞，实际上是清朝最终获胜的一个关键。后来噶尔丹驱动青海蒙古与西番土著回人东犯甘肃边境，被张勇击退了，清廷因此封他为侯。《贰臣传》第二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67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94—196、201—20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页。永历皇帝的逃亡路线，与后来的缅甸公路大致相合。1659年3月，永历皇帝及随从646人于八莫上船，沿伊洛瓦底河至缅甸都城阿瓦。余人陆行，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遭到了屠戮。永历皇帝自己于6月底抵达阿瓦。缅人得到了清廷文书，令其拘执永历皇帝，遂于王宫河对岸设营以置之。后猛白取代其兄自立为缅甸国王，便把永历随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掉了，已患气喘病的永历帝被留了一条活命，但处境极为凄惨，只有四个家庭成员、几个宦官、一个跛足文官以及百余幸免于难的妇幼陪伴着他。斯特鲁弗：《南明》，第125—128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8页。关于洪承畴的安民政策，见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196—198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6—20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60页。甚至那不愿宽恕“贰臣”，并暗示了洪承畴某些“过失”的乾隆皇帝，也称这位著名的满族人的合作者为“大贤”。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9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8页。李定国于1662年8月初，在云南与老挝的边境地区病逝。肖尔：《南明政权》，第210页。?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

力和修为。莫炎的表情已是千变万化，这段事实给他带来的打击远胜过当年眼见莫曹杀害父母，其实茶马古道的血案完全是由他先祖的行为导致的。“既然龙脉已经被无间轮回局封入另外一个空间，那莫曹为什么还要继续他先祖的计划？”我的脑中依旧问号重重，“何况，即使莫曹是个天才，但除非他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否则根本无法将龙脉复原。”“野心大了什么都敢做，再说莫曹已经懂得操控虚灵改变地貌。”了然对我的怀疑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劳什子书上知道的东西未必可靠，无间轮回局的可怕你亲眼见过吗？”说着，手指一弹，了然嘴上多了一支烟卷，狠狠地吸了一口后，又对我们说道：“莫曹已经弄到了狎兽和炎毒凰，你们也看到炎毒凰的涅蜕，接下来他就是要利用饲虚一派的绝技将无间轮回内的龙脉引回本处。”出家人的打扮的了然叼着烟卷，那样子看来有些滑稽，这倒也符合我想象中的形象，但想象归想象，眼前看去总有几分怪异，尤其是那老烟枪般潇洒的吸烟动作。“他会在哪里动手？”莫炎追问道，脸上阴沉的可怕，现在对莫炎来说已不止是报仇那么简单了，他还必须为先祖犯下的错误赎罪。“抚仙湖。”了然吐出一片烟雾，眼睛凝望着众人，我察觉到那眼神似乎特别关注着某人，难道他算出了这人之后会与此事件有关联？……重返玉溪，我们的目标便是形如伏羲之首的抚仙湖，一路上了然不再搭理众人，独坐在那里不住吸着纸烟，出家人的打扮在佛教盛行的云南司空见惯，并没有引起旁人多大的注意。“亦凡，了然的烟瘾怎么那么大。”晖儿偷笑着对我说道，“出家人四大皆空，他让我想起那个济癫和尚了。”“呵呵，出家人也不乏酒肉和尚，佛祖心头坐就行了。”我不禁笑道，“了然的性格比较古怪，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高人异品吧。”虽然如是说，但晖儿的话让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了然的行为举止似乎预示着什么，是我过虑了还是其中确实存在问题呢？莫炎在旁边自顾休养，闭目凝神心无旁骛；林岳和S两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但总是瞟着了然，眼神有些茫然；老田一路忙碌着，取茶送水，默默地照顾着大家路上的饮食，他的朴实憨厚让人不禁感动。……黄昏时分，玉带河畔，巨大的怪石边。了然并没有带我们前往抚仙湖地域，而是来到了这条分隔抚仙湖和星云湖的隔河。河边的这块怪石相当巨大，不规则的外形像似一个狰狞的虎头，阔张的虎口正对着两湖的分界线。老田曾和我们说起过，这块怪石被称为“界鱼石”，抚仙湖盛产的抗浪鱼本来以抢水激浪为快事，但到了界鱼石边，却像遇到了什么屏障，纷纷调头；星云湖盛产的大头鱼顺流而下，到了此处，同样会折头逆水上回，因此便有“彼此知禁，从不过界”的说法。“夸张，这也太神奇了。”S看着水中返回的鱼群一脸惊愕，“就没人知道为什么吗？”“老人们说过，这石头像虎头哈，老虎是百兽之王，鱼儿也怕咯。”老田抚着石头道。了然一言不发地看着怪石，听到他们的对话嘴角不由露出一丝微微的笑容，好像对这个传说不以为然。四下已没有什么人，落寞的夕阳开始躲进山峦，了然看了看周围，手掌猛地叠起，大力按向怪石凹下的一处。他的手掌上隐隐裹着一层淡色光芒，柔和但蕴含力量，耳畔突地传来一声威武的低吼，那声音近乎于虎狮的混合，又带着一丝龙吟的高亢。怪石在这一刹那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那酷似虎头的眼窝部位闪现出两个亮点，但稍纵即逝，如果不是因为我站在恰好的位置上，几乎就会忽略掉这个变化。一阵强大的胁迫感传来，我完全分辨出怪石里隐藏着的力量，那竟然是……“龙子狴犴？！”莫炎的鼻子灵敏地觉察到了，“难怪说‘南龙孕法’。”怪石里隐藏的虚兽就是狴犴，龙生九子的一子。自古民间就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说法，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误区。这形形色色的九子并不是“龙”这种动物所生，天坑里的毛龙是生物，但这九子却是虚灵。因为九子根本就是龙脉孕育出来的。《闻风拾水录》上的记载表明，所谓“龙生九子”是指龙脉地气孕育出的多种不同性质的虚灵，这些虚灵因沾染龙脉地气，被古人称之为“龙子”，但事实上它们和传说中的“龙”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外形各异。“南龙孕法”是古代风水堪舆学说中一个有些缥缈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不解，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只因南龙地脉孕育而生的狴犴。狴犴是一种原则性极强的虚灵，它生性公正，极好狱讼之事，因此古时候一直被作为律法的象征。看来这条南龙地脉的地气秉性中带着较为深厚的肃正之气，因此也就孕育了狴犴，难怪秦始皇在律法方面如此苛刻，想必也是受到了南龙地脉之气的影响。了然双掌一错，再次击上怪石，石中的狴犴一阵躁动，我只觉得眼前一花，怪石边上突地多出了一只有趣的猫科动物。众人惊愕之下却又不禁有些哂然，那便是狴犴，体形不大，有点像放大两三倍的家猫，一身美丽的纹路媲美虎皮，面部带着酷似人类的严肃表情，可是这表情和它那张漂亮的猫脸搭配起来倒有些小孩子故作老成的意味。狴犴迈了两步，警惕地看着我们，眼光郑重地逐一在众人身上扫过，忽地身子一伏跃向其中一人。“啊～～”发出惊叫的是S，惊吓中不由坐在了地上。那只狴犴是扑向她的，但并没有做出伤害的举动，而是温顺如猫地用头蹭着S的臂膀，露出一付亲昵的神态。“狴犴无私，极好公正。”了然看着S若有所思道，“公孙能得到狴犴的亲睐，足以证明她是个无私的人。”“得，搞半天石头里有这么只大猫。”林岳坏笑道，“难怪鱼都不敢乱游，怕入猫口了。”林岳说的是玩笑话，但也不是全无道理，狴犴身为龙子，一身肃穆之气，鱼一旦接近便会感应到，于是才会出现纷纷调头，不敢越界的奇观。但这只狴犴为什么会在这里呢？龙子都是存在于龙脉地气的关键部位，可狴犴却是在龙脉地气最不起眼的边眼位。疑惑之下我纵观四周，抚仙湖和星云湖的构形在听风能力的辅助下全然浮现在脑中。伏羲之首……嗯？！星云湖是龙尾！从上看去这龙脉是将头尾露出，而全身隐藏于地下的。我眼前一亮，风水堪舆典籍中曾不止一次提到过，气势庞大的龙脉会分出七个部分，即干龙、支龙、真龙、假龙、飞龙、潜龙、闪龙，唯有真龙部分才会显出龙形，而且这一部分也是龙脉地气最旺盛的地方。看来狴犴正是在此孕育出来的，应该是龙脉地气被迁移后，它无所适从，所以也就留在了这里。狴犴自龙脉孕育而出，与龙脉地气的感应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它可以看作是一个龙脉的微缩体，了然难道想用狴犴影响龙脉？或者是……“莫曹要想引出龙脉只能在这个真龙部分下手，要拦截他，就必须靠这只大猫。”了然看着狴犴道，“狴犴孕自龙脉，血脉相连，一会听我吩咐，将力量作用在它身上就是。”说罢，又对S道：“狴犴懂人话，它只和你亲近，你和它说带我们去龙脉的空穴。”S半懂不懂地对狴犴复述了了然的话语，那狴犴低头对着岸边吼了一声，众人脚下都是一沉，恍惚中竟已穿越了地表直入湖底。也就在那一瞬间的功夫，我发现了然的身周闪过一道怪色火光，那色彩似曾相识。“嗯？”与此同时，身旁的莫炎发出了一声不易察觉的惊疑声。二十七、偷龙转凤了然身上的怪色火光不但引起了我的注意，同样也使莫炎发出了惊疑声，因为那正是之前在韩笑和莫曹身上出现过的。莫炎与我对视了一眼，神色间有些狐疑。我暗地摆手，让他静观其变，对于了然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何况现在已身处抚仙湖底，没有弄清状况前并不适合追究根底。林岳的身子抖了一下，我一直注意到他的袖口有两片小小的嫩绿色叶片，但此时那叶片突地焦黄了。他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依旧和S看着周围的景象，一付惊叹的模样。只是在一个回头的动作间，眼睛的余光有意无意地瞟向了然，双手背在身后做了个十指相扣的动作。“了然有问题？！”林岳那个动作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从中学起，我俩就一起玩闹，有时候会碰到老师责罚，所以经常暗地串通口供。这个动作的含义就是：他对了然不放心。众人现在身处的环境便是抚仙湖底，这是一个奇怪的湖底洞穴，确切地说，这里只能算是个深坑，只是被封了顶而已，四周没有什么特别。呼吸间，氧气十分充足，整个洞穴被一种金色光芒照得通亮，那是狴犴身上发出的，它用这层光圈将众人完全包裹了起来，看来这就是我们能在密闭的洞穴里呼吸自如的原因。洞穴的底部很平坦，大约有数百米见方，正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三块交集的圆形石块，形状并非十分规则，像似有人刻意摆放的。在外围的附近散落着一些方形的石块，我暗地数了一下，有九块，摆放的位置恰恰很巧妙地形成了一个九宫位。“三环九宫？！”我不由得一愣，这布局好像和什么有关，但因脑中顾虑太多，一时无法想起。了然慢步走向正中，看了眼地上的圆形石块，悠然道：“莫曹的朱雀化形极伤元气，所以我们才能抢先一步。”“接下来还要狴犴做些什么吗？”S问道，她一直抚着狴犴，后者似乎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不由低低发出吼叫，身体后退弓起。“公孙，你让狴犴站在这些石块的中间。”了然头也不回地说道，“王亦凡、林岳、莫炎和我分列四周，其余人都闪开。”了然话音未落，如临大敌的狴犴突地安静了下来，好像对他十分畏惧。林岳冲我一眨眼，又冲了然的手上努努嘴，我这才发现，他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短木杖，乌黑短小，隐隐有着一股肃杀之气。是风狸杖！杖头那个特殊的诡异狐狸头让我一惊，这把木杖出现的朝代不详，曾有记载如是说：“鸟兽随指而毙，有所欲者，指之如意。”难怪狴犴会安静下来，了然手中的风狸杖虽然不足以杀死狴犴，但对它而言也是一个足以威胁的物件。“老爷子，您和我们几个说说，接着该怎么摆弄？”林岳咧嘴一笑，佯装上前询问，身子随意地阻在了了然和狴犴之间。“我也想知道。”莫炎的身上腾然冒起熊熊的烈焰，站到了了然的另一侧。“是啊，您先说说下步骤和要领，我们几个造诣不深，怕到时出错。”我笑着站到了然的面前，和林岳莫炎二人形成了一个三点夹攻的阵势，老田和晖儿则正好被挡在我身后。“年轻人做事喜欢张扬，并不是件坏事。”了然看着我们的阵势，眉毛一扬，“但也要有个尺度，你们这样围着我，该不是想严刑逼供吧？”“瞧您这话说的，哪儿敢呐，咱们这不是在请教您吗？”林岳甩开贫嘴，身后的一只手却示意S退后。不仅S，晖儿和老田也察觉出气氛不对，三人聚在了一起，那只狴犴则乖巧地跟在了S身边，一付温顺家猫的模样。“请回答我们的问题。”莫炎不喜欢多话，但他的表情和身上逐渐高涨的火焰已说明了许多。“很多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照我说的做就是。”了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如果你们不信我，那也没办法，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说着，他的脚下开始出现一层光芒，双脚渐渐陷了下去，但只没入了脚背便被黄土牢牢裹住，身子钉在了那里。“我很佩服你的心理素质，但应变能力还差了点。”我摇了摇头，“要是你刚才的表现不是那么僵硬的话，我们就真的相信你了。”“哦？呵呵，这话怎么说？”了然不怒反笑，一脸有趣地反问道。“话不说穿，恐怕你还会装下去。你在扯雀魔塘出现时我就有些奇怪，为什么莫曹的鬼炎消失的那么快，而且根本感觉不到你的力量。你身边总是有一层雾气，紧贴在皮肤上，那又是什么？”我缓声说道，“你放出的只是一只黑色大龟，但莫曹却叫出‘玄武神兽’的名号，以他的修为不可能不知道玄武是龟蛇之相。召唤狴犴的时候，你的手法和莫炎很像，进入湖底时你身上又出现了只有莫曹师徒才有的怪色火光，这倒怪不得你，因为那是自保的一种自然反应。”说到这里，我顿了顿，两旁的莫炎和林岳都已蓄势待发，暗聚力量下，我一字一顿道：“最主要的是，你有着特殊的吸烟动作，韩笑！”“呵呵，精彩精彩……”“了然”拍掌笑道，“难怪师父说你聪明，我不该小看你。”蓬然一阵火光掠过，面前的“了然”浑身燃烧了起来，转眼间身着警服的韩笑乐呵呵地站在了那里，不同的是，他的身影有些虚无，仿佛一团跳动着的火焰。“想逃？我让你丫再贫！”林岳啐了一口，韩笑身周突地冒出一个巨大的花苞，张合之下将韩笑猛地吞了进去。噗，花苞外围上了一层火焰，莫炎面色阴寒地挥了两下手，那层胶着状的火焰将花苞包裹着，热力直透内部，却没有损坏花苞。“呜呜……”身后突然传来狴犴的叫声，那声音充满敌意，愤怒之极。我惊觉转身，却正迎上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他的双手正拉着一条火焰形成的长索，长索的另一端是一个硕大的透明火球，晖儿、S和老田已被困在了火球中，那只狴犴正冲着莫曹低吼，但却不敢上前扑咬。莫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并且抓了晖儿他们作为人质，而我们三人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家伙难道是神吗？！“能不能放了我徒弟？”莫曹礼貌地说道，一边扬了扬手中的火焰长索。眼前的莫曹与那日有些不同，气定神闲中多了几分儒雅，当时的凌厉气息已荡然无存。猝不及防的威胁让我们不得不妥协，事实上即便我们不放过韩笑，对莫曹而言也只是多些手脚罢了，毕竟我们都是手下败将。而且是在他和韩笑做戏的情况下。林岳和莫炎立刻撤回，韩笑若无其事地走到莫曹身边，恭敬地一欠身，转而望着我们一脸调皮的笑着。“麻烦大家了，按我徒弟刚才说的做吧。”莫曹歉意地躬了躬身，眼角扫了下身后的火球，“那里不太适合长时间逗留，勉为其难才必须这样。”说着叹了一口气，韩笑嘴角一挑，几步走到狴犴面前，挥动风狸杖，像赶羊似的将狴犴驱赶到中间的石台上，自己则站在石台的一侧叠手作势。韩笑的行动简单迅速，但却多了一个小动作，在经过火球时，他瞥了一眼火球中的S，眼神充满着关注，正如他假扮了然时的那种神态。莫曹看了看我们，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手上长索微微一颤，火球外腾起的火焰顿时高涨了起来，晖儿他们在火球内显得酷热难当，张口叫喊中却听不到声响。莫炎恨恨地瞪了莫曹一眼，腮骨鼓动了几下，脚下迈步走到了圆形石台的另一侧。林岳看了看我，嘴角一撇，一付无可奈何的模样，随即也跟了过去。不再多想，我走到石台前，站在了剩下那个空位，四个人两两相对，将狴犴围在了当中。“辛苦各位了，下面请照我的话去做。”莫曹客气地说道，“大家意想自己的能力集中在双目间，然后透射到狴犴的身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请不要停止。”三环九宫……聚力狴犴……我突然醒悟，三环便是三三之数，听辨之下那九块方形石块上竟刻着无间轮回盘！在风水堪舆的易数学中提到过，三与八、九与六均为反数。无间轮回局是八八之数辅以六处无间轮回盘，而现在莫曹以三三之数辅以九处无间轮回盘，这也就意味着他建立了一个反向逆行的无间轮回局。加上我们四人的力量，作用在与龙脉地气相通的狴犴身上……原来他是想用这种方法将被封禁的龙脉地气引回抚仙湖！……狴犴在四人的力量下通体金光大盛，摇头摆尾中不住焦躁地刨着石台，莫曹单手一挥，一只浑身桃红点点的大鸟展翅出现在狴犴上空，盘旋两圈后俯冲向石台，身子巧妙地越过狴犴瞬间融入了石台中。周围的九个无间轮回盘闪起五彩光芒，石台紧跟着震动起来，狴犴的低吼已换作长啸，一股强大到令我害怕的力量自石盘中源源不断地涌来。“默念玉龙，心想白雪，你们尽管全力施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入耳中，诧异之下我几乎要回头张望。“不要多想，两个丫头很安全，你们抓紧就是。”那声

天堂在线亚洲精品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他说什么了？”“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三天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莫迪的一天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中哪位神佛促使我默下了一本天书？心下疑惑，眼睛却不断地蚕食着纸张上的文字，在全数通看之后我和晖儿再度茫然对视了起来。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稿啊？！从开篇文字来看《闻风拾水录》的记载内容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前，行文意思之间似乎说明了它一直是延续相传的，有些篇章语句甚至可以看得出是经过不同朝代的人整理重排而成的，但究竟是怎样传承却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说明。书中大致说的是一些传说中的珍奇鸟兽、山魈灵怪的习性和彼此的关系，还有些是有关五行相生相克及关乎风水的原理解释，其间夹杂着几个写在方框里的篆字，像是图章之类的东西。通篇之乎者也的文字简洁间透露着某种神秘的寓意，若非自幼古文功底扎实，恐怕很难得知其间的奥妙，但即便如此却也令我看得头晕目眩。“这……这是什么书稿啊？”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语下意识迸出，对视间大脑还沉浸在方才的恍惚之中。“亦凡，这是你写的啊。”晖儿茫然而惊异地说道，“一小时不到的功夫，你足足写了几十页，难道这些文字你自己都不知道？”“几十页文字……”这疑问几乎在大脑中第一时间产生，可答案却不是我这个“作者”能够提供的，“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东西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亦凡，别急，先冷静一下。”晖儿一脸不忍地抱住了我，“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相信，都能接受。”说什么？现在能说什么呢？难道是……我深吸一口气，缓声地将在S家见到的恐怖情景和医院的诡异事件向晖儿讲述起来。看着她脸色间的变幻和微颤的身体，几番不忍中还是继续了下来，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自口中消失，两人又是一阵无语。“黑色的小蛇会不会就是首尾相连的一行行文字？”晖儿突地问道。“也许是的，至少现在看来可以这样理解。”思维渐渐被晖儿的话语带动了，“那方形的物体现在想来或许就是书本之类的东西。”“太诡异了，梦中所见的天书，内容全部都是强行灌输在你大脑中的。”晖儿难以置信间又有些感叹，“就像计算机加密储存的数据，输入导出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现在这会，脑子里的那些文字的记忆非常深刻，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似的，之前却一点都没有。”“这也太玄妙了……”晖儿身体忽然一震，脸色倏然苍白，“那你看到S身上的怪物也是……”“但愿那不是真的……”也许是太过注意自身状况的关系，我俩完全忽略了S身上那条诡异的怪物，“可这么诡异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镜子！那面镜子后来你放在哪里了？”晖儿望着我若有所思地问道，“送你去医院以后，S和我一直等到早上才放心离开。去她家拿包的时候，那面镜子没有了，我们还找过一阵。”“不记得了，好像在发病的时候那镜子就消失了似的。”回忆中的片断有些模糊，“记得之前是拿在手上的，掉落下来的话也只会在我们坐的地方。”“镜子和信……”晖儿像是想起了什么，“亦凡，那信和镜子会不会和这些事情有关系？”“不管是不是有关系，你我都无从着手求证。”轻叹间心情凝重了起来，“至少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值得担心的倒是S。”……“看样子还是活蹦乱跳的，害我们那天白担心。”S的语调还是那么冲人，不过声音却比往常低了十六度。“亦凡的同学医术很不错的，这回也亏得是他帮忙。”晖儿笑道，“S你的脸色比上次差了很多，身体不舒服可别硬撑啊。”脸色差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此刻的脸色绝对可以和S匹敌——因为那张狰狞得足以杀人的面孔正嘲弄地在我身侧晃动。自望见S第一眼，一种跌入冰窟般的寒冷便牢牢地裹住了身体，无论如何刻意回避，那只怪物却还是映在了眼底。如果不是事先潜在的心理准备，只怕当场便会惊呼出声。跟着晖儿走进屋子，我一直保持着散涣的眼神，以此逃避那个恐怖且令人作呕的影像，心中茫然的盘算着不知答案的疑问。除去以耳朵听力因病有些障碍来搪塞S的好奇之外，我几乎沉默到完全隐藏了自己的存在。S依旧像往常一般坐在我和晖儿之间，虽然显得有些精神不振却也和晖儿谈得起劲。那蛇身依然如当日那样盘附在她的身上，虽然不像镜后透出的影像那样清晰，但也足以令我完全分辨出它的存在。竭力地伪装下，一付视而不见的表情浮现在了脸上，可心中的颤栗却始终挥散不去，况且那只怪物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停地晃动着头部扭曲着身体对我一再探视，那诡异的眼神和恐怖的脸部形成了天下最为残酷的刑罚。“老婆，S的身体不好，还是让她多休息吧。”既然眼前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日所见非虚，留在这里也未必能找到解决之道，还是寻个借口早些离开这里，更何况我也无法继续忍耐那令人作呕的骇人怪物了。“切，你这家伙来了就一言不发，我和你老婆聊得起劲呢。”S不满道，话语间那怪物的头颅摆动了一下，一段身躯已盘上了S的脖颈，头晕的表情立即出现在她的脸上。“S，没事吧？你还是多休息休息，我们也不打搅了。”晖儿关切地说道，对方则无奈地点了点头。离开S家，颤栗阴寒的感觉渐渐退却，大脑中漫无目的地搜索着各种正统教育下的常识条目，苍白无力地想寻找出某个解决的方法，但这一切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答案。“应蚺，木旺金虚，人首蛇身，面如妇人，乌睛利齿，喜食人脑髓，夜半辄呼人名，应之，附于人身，当下无恙，七日后，子时现形，开脑吸髓，虽深室密椟，不能藏也。”伴着脑中闪现的文字，我轻声地诵读出来。“亦凡，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晖儿在一旁莫名道，“你一直不出声我都不敢问你怎么了。”“S身上的怪物，是应蚺。”我答非所问道。“什么？应蚺……”晖儿望了望我凝重的表情，回过神来，“你是说你看见了……上回那条蛇一样的怪物？！”记忆里刚才那段文字是《闻风拾水录》中的一段记载，这段对应蚺的描述正好印证了在S家的所见所闻。虽然不知大脑中是怎么跳出这个记忆残片的，但却有了一种溺水者抓到了绳索的感觉，或许就此真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是的，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确实看到之前的那个怪物。”将车驶进车库停下，我正色地说道，“而且刚才那段文字应该就是对这个怪物的描述，仔细翻阅一下那本书稿，也许可以找出对付它的办法。”……“呵呵，那明天给你带来。拜拜～～”晖儿挂上电话，一脸恐惧地冲我点了点头。刚才的电话是我让晖儿打给S的，假说家里有人送来些调制好的风味猪脑，问她要不要尝鲜。“从来不吃动物内脏的S听到电话后是不是口水直流似的？”我问晖儿。“嗯，她非常的感兴趣，像是最好马上送去似的。”晖儿担忧的说道。“那东西最喜欢吃脑髓，S估计就是受它的影响，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我看了看手中的书稿，“‘七日后，子时现形。’这么算来的话，明晚子时就是它袭击S的时候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S吗……”晖儿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办法？办法不是没有，可怎么去做就很成问题了，我暗暗叹了一口气。自进门后便翻阅了整篇书稿，很快找到了刚才所说的关于应蚺的文字描述，与先前的记忆完全吻合，而至于它的天敌则是——金翅天龙。“金翅天龙，金盛火败，有翅能飞，长三寸三分，遇蛇虫飞于颅上，吸其脑髓而食，故克之。”我连拍几下额头，烦躁道，“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揣摩这段说明了，但还是找不出方法。古代把蜈蚣叫作天龙，这金翅天龙应该是种有翅膀的金色大蜈蚣，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根本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呢？”“亦凡，你别急，我们再想想。”晖儿劝道。“算了，我去找找林岳，中医学上蜈蚣的药理名称也叫‘天龙’，这小子学医都学成精了，也许他会知道点什么。”我无奈的做了个手势，这下可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林岳已经睡的迷迷糊糊了，在电话里简短说明了两句之後，我便驱车前往他的宿舍，原本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哐哐哐……”在门被砸倒之前，林岳一脸睡意的应门出来了。“你老兄是不是用飞的啊？这么快？！”看来这小子接了电话之後又睡过去了。“得，别站这里，进屋说！”我连推带搡地把林岳“塞进”他的房间。“王亦凡，你最近是不是撞上什么了？上回莫名其妙的犯病，差点死过去，害得我鞍前马后的帮你抽液针灸，忙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回又大半夜的跑来和我说要找什么‘金翅天龙’？我说你没事儿吧你？”林岳听我说明来意后，眉毛立即又变成了四条。“去你的乌鸦嘴，谁有工夫和你瞎掰呢？”我根本没心情陪他耍贫，“反正告诉你，靠这东西救命呢，要是知道就快说，不知道的话我立马闪人。”“唉，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居然误交你这么个损友，害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啊～～”林岳一脸苦相的打开笔记本电脑，从包里拿出一个移动硬盘接上，灰头土脸的检索起来。我点上一支烟，拉过凳子坐在一边，作监工状。“金翅天龙……这东西有点玄乎，几百年都没人问津的东西。”林岳一边嘀咕一边在键盘上敲打着，“靠，这里上百G的资料与之相关的还不到千分之一。”“废话真多，你小子查出来没有？”心急的时候我就跟个包工头似的，这一点公司的下属估计比林岳更能体会。“这不正在查嘛？着什么急啊你。啊……有了，金翅天龙！”“怎么说？！”我一脑袋差点撞进液晶屏，“有没有说怎么找它？！”“小心点，这可是新买的电脑！”林岳一付守财奴的嘴脸，在确定电脑没有任何损伤后半死不活的说道，“别看了，都是梵文，你看了也白搭。”“啊？！”眼前呈现的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天城文，面对这印欧语系的老祖宗，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了，“你小子还真能搜集，找一堆看不懂的资料做摆设啊？！”“我说的是你看了白搭，可没说我看了也白搭啊。”林岳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招牌式的坏笑。三、灵灭如果现在就把拳头砸在这张满是坏笑的脸上的话，估计今晚的唯一希望也要破灭了，所以只能强压怒火，用温柔的可以杀人的语气和林岳打起商量来。“梵文这么复杂你也能懂，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啊。”这话连自己听着都言不由衷，“那能不能快点翻译一下，看看有没有方法找到金翅天龙？”“我看看，嗯，这段文字是天竺的一位高僧笔录的，很清楚的介绍了金翅天龙的习性、药理作用……”“先别理你的老本行，看看有没有说捕捉的方法。”看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我不由着急地打断了林岳的话，S的生命还有不到二十三个小时了！“怕了你了，这上面的确有说捕捉和使用的方法，不过翻译起来有些拗口。”林岳拿出纸笔，“我帮你誊在纸上自己看吧。”也不知道是方法的描述原本就很简单还是林岳的梵文功底确实了得，十分钟后林岳就交出了功课：“取活鸡一只，开膛，不放血。取盒子一个，盒子的材料需不入五行，左右各打九个孔。把鸡放进盒内，黎明前埋在极阴之处。鸡鸣之后取出，即可捕捉到金翅天龙。”我暗暗咬牙，这小子翻译的还真绝，药方不像药方，菜谱不像菜谱。算了，反正可以看懂，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就先告辞了，改天请你吃饭！”我揣好纸条，便要离开。“哎，等我穿件衣服。”林岳打开柜子拿出件防寒大衣，顺手又翻出一副手套。“干嘛？你也要出去？”我一时没回过神，这小子难道要跟着一起去？“靠，你老兄要抓的可是蜈蚣啊，大半夜的又要收集材料又要找地方的，多少也得有个人帮帮手。”林岳瞪着眼跟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你总不见得带着老婆去干这变态活儿吧？！”“你小子，关键时侯还挺够朋友的嘛。”我锤了林岳一下，心里仿佛轻松了许多。“没办法，交友不慎啊，上了贼船咯。”林岳感叹地摇摇头，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鞋盒大小的黑盒子，“那段文字末尾有句标注我没写上：‘有缘者得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几率大，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和这传说有缘还是没缘。”“管什么有缘没缘的，试试看吧。”我看见林岳又拿出一把电烙铁插在了插座上，“咦？你拿烙铁干嘛？要走就别磨蹭啊！”“急糊涂了了吧你。”林岳拿着发烫的烙铁在黑盒子上比划着说道，“盒子的材料要不入五行，这进口皮带的礼品盒正好管用，不过得先打好洞。”听到这话才恍然大悟，这小子果然细心，这黑盒子是有机玻璃制成的礼品盒，正好符合不入五行的要求，而且用电烙铁在盒子上烫洞的话也是又快又稳，我不由得对林岳暗暗佩服。“行了，咱们下楼吧。”不一会林岳便完成了任务，用报纸包好了盒子，顺手打开房门，两人一路小跑下楼。“去哪儿？”坐进车子，林岳劈头问道。“顺道先去城北我家附近的菜市场，现在三点左右，那里的鸡贩子应该是开始杀鸡的时候了。”我一边盘算一边说道，“然后从城北到城外九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旁边有条河，应该可以找到所谓的极阴之地。”“嘿嘿，行啊你，这会儿条理倒是挺清晰的。”我苦笑了一下，林岳连夸人的话都显得那么损。我们从鸡贩子手里买下了一只个头不大的童子鸡，刚好可以放进那个原本不大的盒子里。三倍的价格使得鸡贩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话，麻利地将鸡活杀开膛，几乎没浪费什么血就丢进了盒子。飞速行驶下，很快到了目的地。车停在了小山北侧的一棵松树下，我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从后备箱拿出一把防陷铲，拉上林岳迅速地向山脚下的一处跑去。目标是山脚下的一处凹壁，前些年和晖儿在一次野炊时无意发现的。这是由于复杂的地壳运动造成的一处凹痕，仿佛两只人手一般的山壁形成了一个恰好容纳四五个成年人的空间。凹壁的上层有树木遮盖，周围被山岩隔离，阳光很难照射进来，可谓阴森之极。“前面还说你老兄条理清晰，怎么转眼就糊涂了？”刚要下铲挖土，却被林岳拉住了，“这个位置应该不是极阴位，我们去那边。”半信半疑地跟着走到凹壁的外侧，林岳看了看边上的河水，又拉起我的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走到两棵槐树之间，跺了跺脚说道：“就在这里挖。”山北，水南，槐树……该死，我立马在林岳所指的位置挖掘起来，心中一阵懊恼。“山之北为阴，水之南亦为阴，槐为阴木，三阴汇聚即为极阴之地。”《闻风拾水录》中的五行风水格局曾经提到过这类识别方法，可在忙乱间却没有回忆起这重要的片断，差点挑错地方。不过，林岳这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想到这里不禁望了望一旁正在收拾盒子的林岳。“别看我，我可不懂什么风水学说。”林岳笑嘻嘻地做了个怪样，“中医采药的时候必须熟悉药物的生长环境和地理位置，极阴之地的说法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看来当初没报考医科大学，损失的还不仅仅是一点点啊。我一阵无语，低头猛挖，不一会，一个足以容纳盒子的浅坑便挖好了。看了看时间，三点三十六分，马上就要到黎明了。我和林岳小心地将盒子放入坑里，盖上浮土。为了不惊动可能出现的金翅天龙，同时也为了御寒，两人躲进了停在附近的车上，焦急地等待着。在一阵极度的黑暗后，东方闪现出一丝曙光，我几乎是在听到鸡鸣的同时跳出了车子，冲向掩埋的地方，迅速地挖出了盒子。“我看看，我看看。”林岳一边轻声说着一边从我手中拿过了盒子，从两侧的孔洞中向盒内望去，但很快就失望的摇了摇头，“看来我是无缘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抓到。”一阵山风吹过，不由得心头一凉，但仅存的侥幸心理促使我不甘心地从林岳的手中拿过了盒子。就在并不抱什么希望的张望下，依稀自孔洞中看到几只浑身金色的多足昆虫在盒内缓缓爬行，那背部似乎还隐隐地贴着象蝉翼似的翅！一阵激动，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眼花后，便迅速地将盒子用报纸包好，起身走向汽车。“喂，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

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天堂在线亚洲精品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现在，她不曾再遗失时间，不过她真的非常疲倦。我想知道她的人格融合是否完全成功，于是，我们约好几天后见面。另外我也叮咛她，如果有需要，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再见面时，卡伦抬头挺胸，但步伐缓慢，眼神满是疲惫与宽慰。她拉长了脸，一屁股坐在老位子上。“今天我觉得好多了，”她虚弱地微笑。“我不懂自己以前为什么介意他们的存在。我不断想起有趣、好玩的往事，而非他们给我惹的麻烦。”卡伦眼眶红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孤岛上，一切又重新开始。下一步该往哪儿去？我觉得我好像昏迷了大半辈子。”“你会为他们哀悼吗？”“我不知道如何表示哀悼，”她淘气一笑。“也许我应该穿得一身黑，上墓园去，见见亲朋好友？”我们都笑了。“这好像迈尔斯说的话，”她说。“我也想念迈尔斯，”我说。“是啊。昨晚我买完东西回到家，我丈夫问我为何去这么久；我说，我在第21排货架跟人搞上了——我想都没想就蹦出这句话。”我再次与她一同大笑。接着，她略带哀伤地望着我。“我得用别种方式来了解他们，”她说。“我想多了解他们一点。除了融合前的短暂时光，我从来不曾真正见过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你’，”我说，“但我知道他们还在。”“嗯，我知道。现在我喝巧克力牛奶，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喜欢。我拥有许多新的记忆，但我还没全部想起来。”“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过去所有的经历跟完整的个体彻底融合。”“希望能有好结果。”卡伦摇摇头，“自从霍尔顿融入后，我想起更多属于每一个人格——特别是男性人格——的个人经历。你知道这些男性人格从来没去过洗手间吗？他们没有阴茎。所以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得换女生出来。迈尔斯最想变成男生。曾有好几年，他和另外几个男性人格把我的胸部缠起来，尽可能把胸部弄平。还有几个人格是过敏体质。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但霍尔顿一清二楚。”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纸，“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只是一直写，不停地写，无奈就是写得不够快。”我接过她的笔记，请她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卡伦才刚离开，我迫不及待读了起来。1998年4月29日与霍尔顿融合（最后一位）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晚上10：45，好精彩的一天。借着你的协助，我终于是完整的“一个人”了。我无法想象未来，只求我能乐观以对。我好害怕跨出下一步——不管该往哪去——我害怕极了。幸好往后一路上还有你陪着我，我真心诚意感激你。现在，我想写一下今天的生活。记忆已开始涌入，我可不想忘了与霍尔顿融合的感觉。今天早上醒来的不是我——是霍尔顿。我发现我已办好汉普顿旅馆的住宿手续了。再度遗失时间，我多少有些不高兴，但我知道把今天安排妥当对霍尔顿有多重要。我想霍尔顿一定非常非常关心我。驾车前往你的办公室的路上，我试着要自己别去想今天有多重要。但就在车上，我猝然感受到这念头的冲击，吓得要命，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我在你的办公室外坐了半个钟头，设法鼓起勇气走进去。我怕自己没有多重人格就活不下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走进你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没有人逼我融合，这是我的选择，而且也该是时候了。今日不做更待何时！霍尔顿准备好了。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与霍尔顿融合后，我驱车前往旅馆；在路上，我做了白日梦——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从来不曾在开车时分神，不自觉地抵达目的地。以前万一我在开车时不够专注，我会直接转换、遗失时间。晚上8点左右，记忆开始浮现；接收30分钟后，我沉沉睡去，睡了20分钟又再度醒来，接收更多记忆。这个过程反复持续了一整晚。与你通过电话后，我骤然想起这次融合的始末。我一度希望霍尔顿跳出来说：“咱们再等一天吧。”虽然我知道这次肯定不好受，但我还是接受霍尔顿融入我的事实；于是记忆如洪水般淹没我，我一整天都处于这种状态。我想起每一个人格的姓名、年龄，以及他们存在的目的。我得知霍尔顿对你，对治疗，对痊愈的所有感想，也拥有他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我忆起你和霍尔顿的多次谈话，感受到他的失落（因为他即将失去你们的友情）；这让我好悲伤、好难过。我能感觉霍尔顿的冷静与耐心，也和他一样爱上驾车兜风——特别是夜间兜风；在夜里，世界是如此宁静、如此美丽。许多新记忆填补了旧记忆的缺口。我开始想起哪个人格负责承受哪些虐待。他们瞬间转换的能力令我惊讶。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只需各自承担一小部分的痛苦。他们确确实实是在掩护我。我不懂自己为何如此难受。我不仅失去他们，似乎也无法理解他们“一天24小时都与我同在”这种说法；若真如此，为什么我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好希望他们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一一致谢。现在我不再遗失时间，而且说真的，我对自己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今天去店里买东西，我竟然认识每一个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再也不需要假装，硬撑，等待另一个分身跳出来救我。你觉得我曾好好表示过我的感谢吗？希望他们知道，我真的在乎。我想我确实不太清楚该如何传达我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自己的内在致谢？有这个可能吗？现在，我是完整的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完整。我就是我。※※※※到了5月13日，卡伦睡得比较好，记忆自发涌现的速度也日益趋缓，反倒是生活中的零星事件偶尔会勾起她的回忆。比方说，她母亲打电话来，问她记不记得那天是父亲的生日，请她载她去墓园。霍尔顿早已料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有人提起与某段记忆相关的人和事物，卡伦一定会想起来。现在的她似乎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此外，她偶尔也会以“阅读报导”的方式获取某些记忆。好比说，她会突然理解州际公路的标志如何编码；这些记忆与情绪无关，完全是霍尔顿个人获得的知识而已。卡伦也想起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还有霍尔顿在每晚聚会时与众人的谈话内容。许多记忆皆未附带情绪，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摸索，感受这些事件。莫非这些感觉被消除了？我告诉卡伦，或许这就是霍尔顿：极度实事求是，较少诉诸情绪和感情。过去卡伦不曾问过是谁帮她打扫房子、谁帮她准备孩子的午餐、谁帮她出门采购；现在她想起当时是如何办到的了。她觉得还有好多事想不起来，记忆仍有许多空白。治疗即将结束。卡伦突然默不作声，表情有些困窘；我问她哪儿不对劲，她说她觉得怪怪的，却又无法确切形容这种感觉。没多久，她笑了出来，说她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她不习惯“独自”跟我聊完这一整段时间。我想了想，猛然理解过去这几个月来，她在每次治疗时最多只跟我聊10到15分钟。如此说来，今天确实聊了很久。※※※※1998年5月底，卡伦再次拜访；看得出来，卡伦变了。我很难明确指出究竟哪里不一样，但她似乎更像个人了。她的身体语言变得更丰富，语调的转折也变多了。改变虽不明显，却令人震撼。“现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记忆，”她说。连她的笑容也变得复杂难解了。“有好多东西我都必须重新学习，真不可思议。我知道答案都在我心里，正等着我重新发现。”卡伦热切地对我微笑，“我错过好一大段人生，但我觉得自己好像重生了。”“卡伦，你才刚走过一段非常重要且震撼的人生经历，但接下来还有好些工作要做。你得经过一切完整融合，才能真正成为你。”卡伦神情哀伤。“我还记得，好久以前有个分身曾经说过：‘我的人生38岁才开始。’再过几天，我就要39了，我为自己定下一个新目标：等我40岁，我要感觉到完整的自己。所以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好体验这种‘完整’的感觉。”她停下来，凝视窗外。“但这真的好难，”她又继续，“无法分离，没有分身，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解决生活中的大小琐事。我永远都不想忘记他们。他们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还有未来的我。”她不说话，闭上双眼，然后慢慢转过来看着我，“我好想仔细描述我的感觉，可是我太累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我说。我看着她，突然感到敬畏：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对我微笑，“那就下次吧！我还有好多话想告诉你呢！”尾声1998年8月中旬，卡伦和我出门兜风。薄暮时分，夕阳逐渐西沉，夏日暑气渐渐散去。卡伦的老家离我办公室很近，只需穿过交通繁杂的市区，我们足足开了30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她带我去看她成长的环境，还有童年受虐的地点；我们聊起我对这些地方的看法。我必须亲自走一趟，亲眼看看这里。离开高速公路，我们向南驶去。现在，这里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聚居地，但是在1937年，卡伦的祖父刚搬来的时候，这儿以德国裔、波兰裔和爱尔兰裔人居多。转个弯，我们向东走，直直开往她家。这是栋3层楼的砖造房屋，外观毫无特别之处；虽然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间屋子，但整条街的房子都是这个味道。这一带是20世纪上半期建造的平价住宅区，居民主要是附近工厂或牧场畜舍的工人。卡伦一家子住在公寓底部，祖父母住一楼，二楼是阁楼。我们在门口并排停车，卡伦靠着窗户，往里头窥看；米白色的油漆层层脱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头。“窗子和门边的油漆都剥落了，”卡伦看着屋子说，“看起来好像受伤的脸。脸上有血，混着泪水。”卡伦为我指出对街的冰淇淋店，还有街尾转角的殡仪馆。我们继续往前开，然后左转。卡伦家旁边的街角就是新教教堂。以前她想逃离家时，常躲在通往教堂地下室的楼梯间。她父亲的咆哮总是清楚地传进神父耳里——尤其是在没开冷气的夏天，因为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敞开的。神父会打开上锁的栅门，走进小巷子，心里明白他待会儿就会在楼梯底下看见小卡伦。他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带点牛奶和饼干给她。再过3条街就是天主教学校和教堂。学校是一栋3层楼红色砖造建筑，建于20世纪初。穿过学校，教区神父的寓所就挤在学校与教堂之间。“我从学校走到神父寓所大门，在那儿，”卡伦指给我看，“然后可以从寓所走廊进入教堂地下室，”卡伦指指围绕在寓所外，通往教堂的走廊，“进入教堂后，里头有楼梯通往地下室。”我感觉得出来，这么做对卡伦而言并不容易。她说她已经有好些年没回来，这儿的一切似乎变小也变脏了。然而，旧地重游给卡伦带来相当大的刺激；当我们逐一拜访过去的事发现场，我仿佛看见往事也重新在卡伦心里轮番上演。转过弯，我们沿着公园前行。她带我去看湿地和她常坐的几张长凳；小时候，如果她弟弟吉姆逃出家去，她总会在这儿找到他。如果卡伦有办法躲开暴怒的父亲，她会躲在保护雕像的矮墙底下。雕像在公园另一角，离她家有段距离，但至少还是在公园的范围内。我们继续在她家附近开车绕行，迂回向北走。每个街角都有酒吧，每隔两条街就看得到一家殡仪馆，另外还有小杂货店、面包店和五金行。过去生意兴隆的各式小生意现在倒的倒、关的关。距卡伦家两条街外有家贩售色情照片和黄色电影的照相馆，照片和电影主角全是卡伦与附近的孩子；现在，那里变成一家美发沙龙。我们掉头回卡伦家，转进她家后面的小巷子。来到车库，她指给我看那间灰灰的、沿主屋搭建出来、以铁板和木材混合盖成的小屋——啤酒窖。她曾在那儿受过数不清的伤害。我们再次经过殡仪馆与车库入口，来到尸体防腐室。她父亲及父亲的朋友曾在这儿把虐待她当成娱乐。开车绕回她家正前方，住在这条街的几名年轻人不怀好意地瞪着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却在调查他们的住家环境；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于是便建议卡伦打道回府。我想她也看够了。上高速公路前，我们经过通往化学工厂的旧入口。这路钻过一条宽而低矮的陆桥底下，陆桥上是载客与载货铁道。桥下通道很暗，仅有出入口的灯光提供微弱照明；卡伦说，她小时候这里连灯也没有，总是很黑很黑，非常恐怖。我想象此处应该立个牌子：“入此门者，莫存幸念。”[1]我们开车钻过桥下，从通道另一端出来；工厂不见了，眼前只剩一大片被围起来的水泥地。卡伦望着空空如也的厂房旧址，告诉我停车场的位置，还有通往工厂后门的小径。那天晚上，卡伦做了噩梦。她的老家突然有了生命——窗子是眼睛，门是嘴，她被吸进房子里。她拼命挣扎，但那股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她只好屈服。我去找她，但她已嵌入墙壁，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我听不见她，也看不到她。后来，她在我的协助之下终于挣脱那栋房子。醒来后，卡伦觉得恶心又肮脏，立刻跑去冲澡，冲了许久才停下来。※※※※数个月转眼过去，卡伦努力抵抗，想摆脱母亲的钳制，粉碎她无止境的金钱与劳务需求。在卡伦经常遗失时间的岁月中，她时而妥协，时而拒绝母亲的要求；现在她是个完整的人了，但她对待母亲的方式完全没变。唯一的差别是，她在妥协时已不会转换人格了。卡伦身上仍有迈尔斯与桑迪的影子。偶尔，她会拿出迈尔斯的力量，抵挡母亲的要求；偶尔——尤其是她没自信的时候——她会扮演桑迪的角色，无法对母亲说不。这方面，卡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她仍得花上好几年时间摆脱不成熟的亲子模式：付钱买回母亲的爱。除了与母亲发生冲突，卡伦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与暴力相向的丈夫分手。卡伦深知，如果她想彻底告别各种形式的虐待，她必须切断与施虐者的关系。这趟漫长的独立之旅包括挂急诊、向警方报案、丈夫遭到逮捕并在库克郡监狱蹲了3天等大小事件。我请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律师——出面协助卡伦，而我的好友仅象征性索取一点费用。2001年万圣节，判决最终裁定，卡伦离婚了。离婚后，她丈夫仍持续骚扰她，找她要钱，请她帮忙；卡伦偶尔还是会心软，但她仍坚持与他保持距离，切断与他有关的一切人际关系。法院判她丈夫必须支付孩子的教养费，他也很少支付。卡伦原本在某非营利机构兼职担任接待员，现在已是正式员工。她不但能体会拜访者的心情，并且不可思议地了解他们的问题，这让许多人不得不提早到访，只为了跟她说话，上一堂“咨询前的咨询”。尽管卡伦工作能力强，值得信赖，经常主动多做事，她依然害怕犯错，也怕别人大声吼她。她仍隔三差五找我帮忙，我试着引导她把工作当成例行公事看待，而非每日的宗教审判。有趣的是，同时应付多项业务可是她在职场的拿手本领呢！然而，融合仍无法抹去虐待对身心造成的影响。虽然卡伦已于1998年4月完成人格融合，她和我仍继续并肩奋斗，度过另外8年时光。当卡伦遭遇日常生活的挑战与挫折，她依然容易丧失信心，感到绝望，因此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强化她面对挫折的复原能力。我很幸运，能守护这位女性自我成长，逐渐成为慈悲、有爱心、亲切又善良的人，并且看着她摆脱过去阴影，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迎向幸福未来。2006年4月底，我们约好在6月30日那天，为多年治疗划下休止符。日子一天天越来越近，我们细数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她内心的所有回忆。卡伦有点担心，但她也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治疗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早已心知肚明，她只是喜欢听我说而已。最后的诊疗日终于到来，卡伦提早两个小时抵达我的办公室。赴约之前，她先开车在旧市区（我住在这儿）绕一绕，结果迷路了。她发现自己停在赛奇威克街的小公园旁边——“没有荡秋千，没有小孩，没有干扰，”她是这样说的——然后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仔细思考“终止精神治疗”对她的意义。来到我的办公室，卡伦在老位子坐下来；尽管这个动作她已做过无数次，但今天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早已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天堂在线亚洲精品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作者谨识201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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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解题

本书以府门儿与宅门儿命名，其中的府门儿即王府。在清朝，就是爱新觉罗宗室居住的府第，是清代京城中最显赫的宅邸。清朝取消了明朝分封诸王于各地的形式，王府都建在北京城。所以，凡爱新觉罗子弟，除了少数留居祖先发源的盛京(即今沈阳)之外，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京师。清廷在将八旗官兵按旗分置的同时，也给宗室王公赐予府第。虽然宗室王公也分别属于不同的旗分，但他们的府第却不受本旗地界限制，选择的都是环境较为安静和宏敞的地方，许多是依明朝宅第改建。皇城西北的什刹海周围与积水潭以南，这片京城最风光旑旎的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据统计，京城的清朝王府，在西城的有十分之七，东城只有十分之三，而东城的这十分之三中还包括一些蒙古王公的府第。大部分满洲王公都居住在西城，这是所谓“东富西贵”中“西贵”的含义之一。众多王府的存在，遂成为清朝京城一景。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部介绍王府规制、坐落的专书，我关心的是居住在或者曾经居住在其中的那个独特的人群。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爱新觉罗家族13朝12位皇帝和他们众多的王妃皇后，以及他们那些拥有众多妻室与妃妾的子孙，在京城繁衍出近10万的人口，构成一个庞大的、独特的群体。这个被当时人称“黄带子”的群体，在清朝时的崛起、兴盛与衰落，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统治的成败，而清朝覆亡之后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是近代北京乃至中国社会中饶有兴味的一个剪影。将爱新觉罗家族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近年来颇引起清史学界的兴趣，也有多部高水准的专著问世。注2本书与这些专著的区别在于，作为一部口述史，本书所述的时间段是且也只能是在清亡之后。清亡之后这个家族成员各个不同的命运，是本书的重心。我想通过口述展示的，是在清亡之后，这个群体之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具有的不同遭遇、不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对那个创下丰功伟绩的共同祖先的不同认知。具体地说，是他们怎样看待这个家族当年的辉煌和荣耀，怎样看待家族中种种复杂甚至残酷的矛盾纷争，以及如何看待这个家族和自己的命运。这可能是以其他研究方式难以进入的问题。也正因为这并不是研究这个家族的“正史”，所以我用“府门儿”取代了诸如“爱新觉罗家族口述史”这样的标题。当然，由于时局动荡，大多数该家族成员早已离散，王府多已不存，沿用此名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然而，无论爱新觉罗家族如何神勇，但他们能够打江山坐天下，凭借的也不仅是他们这一族一姓之功。早在努尔哈赤初起之时，就有额亦都等异姓贵族与他同生共死；及至入关夺取政权，更少不了诸多满洲臣僚的拥戴支持，以及作为左膀右臂的蒙古王公贵族的鼎力协助。他们与爱新觉罗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声气相求，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互缔婚媾，日久遂结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的关系网。既然谈到爱新觉罗家族，就不能不涉及这个群体中人的社会关系及婚姻家庭。那么，对了解这些满蒙王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后人对这一切的记忆与心态，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便是我将对满蒙贵族后裔的访谈与对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访谈放在同一本书中的原因。至于定名为“宅门儿”，首先是因为在旧日北京，只有这些既富且贵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才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大宅门，而如同仁堂甚至比同仁堂更有钱的所谓“京城八大首富”，他们的居处再豪奢，与这些府第也不可同日而语。再次，由于口述更能体现的也是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而不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官场上的经历，称为“宅门儿”，也许更合乎这几份口述的本义。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抗日战争再到“文化大革命”，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始终与腐朽的清廷和伪满洲国纠缠在一起，成为“卖国投降”的代名词，大批成员隐姓埋名，流散各地，府门儿早已不是他们的居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清宫戏泛滥屏幕之后，“康乾盛世”的记忆在国人中被重新唤醒，成为“强国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身从此再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为一种荣耀，于是滥竽充数者有之，冒名顶替者亦有之。好在这个家族还保留着自入清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族谱，这是本书用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该家族成员的重要凭据之一。为此，我除了将清代爱新觉罗家族族谱的简介置于本书前页之外，还在部分访谈的开篇注明了被访者在族谱中的支系与传承。再者，清代皇族有严格的封爵制度，这是每篇口述的被访者都必然会提到的内容，为避免一再解释的烦冗，我将封爵制度也列成表，与对族谱的介绍一并置于书前。

(二)清代皇族族谱简述

清代爱新觉罗皇族因血缘宗支关系与身份、地位、权利的区别，分成两大宗支：一为宗室，专指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位下的子女，为本支。系黄带子。二为觉罗，即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所生的子女，为旁支。系红带子。二者虽属同宗同族，但在政治地位上和经济待遇上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和差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皇族爱新觉罗的族谱，主要有如下几种。

1．宗室《玉牒》

清朝职掌皇族事务的机构是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位列六部和内阁之上。由宗人府编修的《玉牒》是统计宗室人口，了解宗室各支辈分、生卒年月、婚丧嫁娶、封赠革爵等情况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材料。《玉牒》分满、汉两种文本，分别成编，男女分册。每种文本均有男竖格本、男横格本和女竖格本、女横格本。男竖格本内类项包括：排行名次、人名、生卒年月日时、生母名、生母身份(嫡妻或侧妻或妾)，生母之父的官职和名、授职封爵或革爵年月、终年岁数、其嫡妻、继妻、妾名，各为何人之女。男横格本仅反映宗支内的辈分关系，只书人名和排行名次。女竖格本类项与男本大体相同，有宗室女聘嫁成婚年月，额驸名及卒年月。《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80年)始修，以后每隔九年一修。最后一次修牒为民国十年(1921年)。清修《玉牒》前后共二十八次。

2．户口册

这是编修《玉牒》的依据或前期工作，《玉牒》的某些缺项可以从户口册中得到补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黄档房户口册数量虽多，但多而不全，不像《玉牒》完整成序。且户口册多为光绪、宣统年间所报，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较少，乾嘉两朝更少。

3．星源集庆

也是皇室族谱的一种，是《玉牒》及户口册之外另一种记述宗室人口的材料，所述宗室范围很窄，从仁宗(嘉庆)辈始编，仅限于当朝皇帝本支及嫡亲兄弟位下及姐妹。

4．说堂稿

时间自雍正十三年至宣统三年，是查考宗室和觉罗婚娶日期和居住情况的极好材料。注3

(三)清亡之后所修《爱新觉罗宗谱》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充分利用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宗谱》的首册是“星源集庆”，为帝系图，以及历朝帝后大事，附录妃、嫔及皇子女。另外7册为世系表：甲册为文宗、宣宗、仁宗、高宗、世宗、圣祖、世祖、太宗位下世系子孙；乙、丙册为太祖位下世系子孙；丁册为显祖位下世系子孙；戊、己、庚册为景祖、兴祖位下世系子孙。世系表中的内容，包括名字、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寿数、妻妾、子嗣、爵秩、封赠。不同于竖格《玉牒》，它没有关于女儿、女婿的记载。参照原来《玉牒》的直格形式，这次修成的《宗谱》改为横格，布面封皮也统一用黄色。该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分装28册，另索引2册、《星源集庆》1册。注4目前大多数爱新觉罗宗室觉罗后裔查阅和依据的，都是这部1935年修撰的《爱新觉罗宗谱》，而极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玉牒》。

(四)清代皇族的封爵制度

清代皇族封爵始于崇德元年，皇太极定宗室爵位分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其余为宗室。

1．乾隆朝所定封爵表(光绪朝《宗人府则例》卷3)

2．宗室王公俸银俸米数额表

按一般谈宗室王公俸禄，不会谈及四品宗室，表中的最后两行是我加的，旨在与有爵位的宗室王公做一对比。据《清高宗实录》卷1164，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闲散宗室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会给养赡银和养赡米。至于表中最后一行列入京旗马甲待遇，为的是与四品宗室的待遇做一对比。清末北京主要王府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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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府门儿

一、刚刚开了个头的访谈——金启孮口述

时间：2004年3月10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梅园小区金启孮寓所访谈者：定宜庄、乌兰、乔吉注5我当年读到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版本[访谈者按]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偶然在阅览室的开架书架上发现金启孮先生的那本《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的。至今犹记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的那个下午，我一口气将它读完时的感觉。可以说，我开始对满族，这个我生身的民族发生兴趣，就是在读了金先生这本书及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之后，这也正是我在师友们疑惑的目光下，决定报考中央民族学院满族史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原因。1984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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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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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拿望远镜一般窥看我。我凭感觉判定此人不是卡伦，所以我决定按兵不动，看看接下来有何发展。确定屋里只有咱们俩之后，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静静盯着我好一会儿，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卡伦不能来。”“这样啊。那么是谁代替卡伦来？”“西德尼。”“噢，西德尼啊。我一直希望能再见到你。”“霍尔顿叫我来的。他要我拿这个给你。”西德尼再次用纸卷抵住一只眼睛，“万花筒！”他把纸卷递给我，脸庞一阵抽搐。我接过来，这是霍尔顿的信。我把信搁下，把注意力放在西德尼身上。“我很高兴你能来。”西德尼瞅我一眼，但肩膀稍微放松了些。“卡伦病了，”他说，“霍尔顿要你看信。现在出来的主要是我、霍尔顿，还有其他男生。”西德尼望向窗外，视线往楼下看，想看看这儿离地面有多远。“刚才你把信递给我的时候，手臂好像不太舒服？”“我的手一直都很痛。卡伦的爸爸逼我偷东西，假如我不照办，他会扭我的手或捶我的手臂。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每次我偷东西，卡伦她爸都会用棍子打我的手指头。”“不是他叫你偷的吗？”“是啊，是他叫我偷的，可是他又为此处罚我。”“你知道卡伦的父亲过世了吗？”西德尼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然后他再度露出怀疑的表情，拉开距离，斜睨着我。“真的，”我说，“大约一年以前，他就罹患癌症过世了。他再也不能伤害你了。现在我很努力想帮助卡伦和霍尔顿，让你们大家赶快好起来。”“你在耍我。”“要不你问霍尔顿。”西德尼的表情突然空白。没多久，他再次看着我。“是真的呀！我都不知道。”“卡伦的父亲似乎害你过了不少苦日子。这些经历赋予你更多的力量与勇气，但也让你十分痛苦。我在想，假如你能和其他人分享你的经历，让他们得到一点你的力量，对你、对他们也许都是帮助。”我决定开始为最终的人格融合打基础，做好准备。西德尼离开后，我摊开他带来的纸卷。霍尔顿的字迹映入眼帘。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尝试把被烧掉的日记重写一遍。但首先，我们得先弄清楚大伙儿的近况。我把这段日子经常出现的人列出来（目前共有17人），并且尽可能多补充一些每个人的背景资料。霍尔顿（我），34岁，我尽可能保护所有的人。自卡伦出生起，我就有记忆了。决定谁该出去、谁该回来的也是我。平常几乎都是我在开车。我有机械天分，修东西、盖房子、粉刷、贴壁纸等统统难不倒我。我非常非常想成为医务辅助人员。另外，我也是里头这群孩子的暂时依靠。我生来是为了当个“完美的儿子”，跟着卡伦的父亲和祖父做事。我几乎无所不能，但却感觉不到疼痛。凯瑟琳同样也是34岁。她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负责安排日常约会。凯瑟琳在我之后没多久诞生，那时卡伦还不满一岁。我们跟卡伦一起长大。凯瑟琳喜欢看书，负责敦促我们准时就医。另外，凯瑟琳也没有痛觉。克莱尔7岁，极度缺乏安全感。最近她很难过，因为她觉得你忘记她了。我试着鼓励她出来跟你说话，但她心灵受创太严重。她常犯头疼，状况很糟。西德尼5岁，经常处于痛苦之中。他想找乐子，开心一点，喜欢给大家惹麻烦。他常害我们陷入既奇怪又尴尬的窘境，然后自己溜掉。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偷东西送给大家。西德尼的手和手指没有感觉。他曾受过极恐怖的虐待。桑迪18岁，算是咱们这儿的头痛人物。当她安安静静欣赏窗外风景，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只要她一醒过来，立刻满脑子自杀计划。她会冲动地猛吃垃圾食物。她悲伤、沮丧，控制欲强。她说她有办法激怒你，让你讨厌我们，放弃我们。卡伦父亲死后，她的状况似乎越来越糟。朱莉13岁，黑发绿眼。她极度痛苦，痛苦到我认为万一换她出来、我们大概只有死路一条。她没办法顺畅呼吸，也不太能走。卡伦博21个月大，不太会说英语，懂一点匈牙利语。她看不见（眼睛上方长了肿瘤）。卡伦博常常哭着叫“痛痛！”她的脚会痛，阴部也会痛。唯有你的声音才能抚慰她，让她安静下来。迈尔斯8岁，最近似乎比较冷静了。他不再讨厌大家，因为他很喜欢你。他希望你喜欢他，所以他不再伤害我们了。不过，他仍然讨厌待在女性躯体里。迈尔斯仍感觉得到过去虐待造成的疼痛。他负责陪詹姆斯和莎拉玩，学校运动会也由他出席。卡尔10岁。日记烧毁一事令他相当愤怒。他写下许多受虐细节，希望往后再也不必谈它，因为换他出来写日记时，卡伦病得最严重。他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最严重，希望我们赶快终结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痛苦。迈尔斯承受不住的时候，就换卡尔接手。爱丽丝8岁，负责管理迈尔斯和卡尔的日常生活，隔离受虐经验。爱丽丝以匈牙利文写诗，但我们没有一个知道她到底在写什么。她觉得天主会原谅我们的出现。她一直很清楚，虐待他人是不对的。西娅6岁。她诞生于1965年，卡伦的双亲对长动脉瘤的卡伦说“希望你死掉”的那一刻。后来卡伦并未如预期死亡，于是西娅代替她度过整整一年半的岁月。这段时间，卡伦并不存在，她进入冬眠般的静止状态，因此这一年半的记忆归西娅所有。卡伦1今年10岁，生于1969年。出生时的年纪是8岁，两年后停止长大，永远停在10岁。卡伦1非常纤细敏感，相当害羞。1979年遇见乔希时，卡伦1觉得自己很孤单，他深深地被她的天真所吸引。她渴望婚姻，最后也真的结婚了。卡伦1怕吵，讨厌圆点图案和小丑，不喜欢椰子和古龙水的气味。她经常头痛，对卡伦的父母充满恨意。朱莉安15岁，精力充沛，总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干我事”的态度。她杂乱无章，没有耐性，经常失约，散漫，没有目标。她喜欢聊天，偶尔会太过头。她想把我们的故事统统告诉你。她诞生于1970年，那年卡伦11岁。詹森11岁，生于1971年（卡伦12岁）。他遮掩身上的咬痕，缠住胸部，想让卡伦变成男儿身。詹森想报复所有伤害我们的人。他特别讨厌年长的男人。他认为这种人一逮到机会就会伤害我们。安16岁。尽管她是最虔诚的教徒，却已彻底失去信心。她不明白世间何以充满这么多的哀伤和苦难。安诞生于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她代替卡伦上天主教学校，成为师长的宠儿。她去教区神父的寓所和办公室帮忙，并且天天上教堂。她无时无刻不以我们其他人为耻，经常向神父忏悔，甚至编造罪行。安总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存在受到惩罚，唯有天主会宽恕我们。卡伦2生于1969年（卡伦10岁），现在21岁。她负责上学，帮凯瑟琳分担秘书工作，接送她的儿子詹姆斯。她从不头疼，也没有痛苦，喜欢与人为伴。能活在世界上令她深感幸运。1985年，卡伦产下女儿莎拉，但克莱尔却突然跑出来歇斯底里地哭闹，搞得大伙儿彻底崩溃。从那时候起，卡伦2便陷入沉睡，暂停活动了。卡伦3目前30岁，于1985年莎拉出生4天后觉醒，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诞生的。她被推举为开始接受治疗的代表。卡伦3告诉你的一切信息都是我们提供给她的。她很沮丧，有自杀念头。她隐约感觉得到我们，但只限于少数几人。卡伦3是你最常见到的人。我放下这叠纸，感觉十分怪异：人类竟能组织化至如此程度。这种思考与运作方式相当另类，却使用无异于一般人的精神工具——大脑。假如我们都在信中描述的情境下长大，说不定也会用卡伦的方式让身体和心灵运转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眼中的彼此各自呈现不同面貌，又该如何构筑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卡伦精密的运作方式令我惊讶。我想，用“坠入爱河”形容今后的治疗方式再贴切不过：他们必须慢慢熟悉同生在卡伦体内的其他人，进而一个拉一个，让大伙儿“同在一条船上”，融合彼此的关系。有个小地方引起我的注意：霍尔顿说他比凯瑟琳早出世，但凯瑟琳的说辞恰恰相反。也许他们之间有某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另外我还发现，他们讲述同一事件时，在细节上也有若干小出入，不过还不到互相矛盾的地步，顶多是看法稍有不同。目前我无须决定要接受哪一方的说法，倘若要求他们对10多年来的每一件事、每个细节都保有精确、完美的记忆，或许有些强人所难。事实上，每每想到卡伦的内在系统竟能协调到如此程度，我总是赞叹不已。这段时间，我们改变原本的治疗模式。目前我只在治疗开始时与卡伦（卡伦3）简短对谈，然后将大量时间投注在催眠上，尽量和其他人交谈。“我感觉很糟，”桑迪说，“很不顺。除了我，大家都怕夜里会有人来找我们……但他们不是真的，只是做梦呀。朱莉、西娅和詹森都不想活了。朱莉安怕卡伦她爸会跑出来伤害我们。”“你可以告诉他们，那只是做噩梦吗？”“他们不听我说，我气死了。我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不令我想起那段日子：五金工具、电线、银制餐具……全部！过去的记忆还在，连我也无法否认。”“背负这样的重担，感觉很糟吧？”我说，“你想展望未来，过去的记忆却紧缠不放。”“是啊，但没有人比朱莉伤得更重了。她不能说，不能走。”“也许我能跟她谈谈……”“等一下，”桑迪退回内在。卡伦陷入座椅，两腿伸直，脚跟抵住地面，双眼微闭。不知怎么着，她的脸有些浮肿，仿佛她不知不觉在我眼前膨胀了起来。“朱莉，你还好吗？”我问道。“我好痛。我的肚子不舒服，”朱莉说。“能动动你的脚吗？”“只能动一点点。”朱莉仿佛被什么东西按住，不能动，奋力挣扎，她微微向外抬起一只脚。“感觉怎么样？”“他们压在我身上，我不能动！我不能呼吸了！”“朱莉，你在做噩梦，那些都是过去的记忆。现在已经没有人伤害你了。”“可是感觉像真的呀！好像他们还在欺负我！”朱莉微微扭曲身体，骚动不安。“所有曾经伤害你的人都不在了，”我说，“过去男人伤害你的感觉会慢慢消失。”我试着做一点暗示，“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重量正逐渐从你的脚上移开。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脚上的负担减轻了。你的脚将会逐渐复原。那些男人都不在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他们了。”“我觉得好一点了，可是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你，相信他们不会再回来了？”“问问大人，尤其是凯瑟琳和霍尔顿。从现在开始，你会感觉越来越好。”“我不知道……”1995年1月22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过得很不好。我觉得我们病了，所以带大家去妇产科检查。詹森害我们肚子痛得不得了。朱莉痛得最严重，我担心会发生中毒性休克。卡伦在家也遇到不少问题。她的孩子似乎越来越看不起她，我相信这绝对是乔希一天到晚奚落她所造成的。大伙儿越来越不知所措，逐渐失去判断力；我们开始分享彼此的记忆，但是这对我们也造成很大的困扰。凯瑟琳“你还好吗？凯瑟琳？我收到你的短信了。”“不太好。詹森想把自己弄干净，却拿灌洗器把防冻液打进身体里。他希望把这脏器烧掉。朱莉曾有一段时间无法好好呼吸，也不太能走，她非常疲倦。你不在，她的感觉就更糟糕。”“詹森为什么能跑出来对你们做这种事？”我问，“你们如何决定轮到谁出来？”“依状况而定，”凯瑟琳说，“但通常是感觉最强的那个人出来。”“这么说来，詹森的感觉好像非常强烈，”我说，“或许我能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如果你愿意试试看，我们一定会非常感激的，贝尔医生。”“既然如此，你是否能帮我看看詹森愿不愿意出来跟我说话？”“好的。”卡伦闭上眼睛，稍稍改变姿势。她似乎越变越小，也强硬了些，最后差不多已蜷伏在椅子上，随时准备跳起来。她的语气比刚才有力气、有精神，但也绷得更紧。“我想杀了大家。”“詹森？”“嗯。”詹森避开我的视线。“你为什么想杀死大家？”“因为下身受伤，而且很痛。我必须烧掉它，这样就再也没有女生的部分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削弱詹森企图以暴力伤害自己的强烈意志？我想第一步应该是试着与他建立交情。我温和探问，“当时你的身体受伤时有什么感觉？”“每次我跟人家说我的感觉，他们都不相信我。我们永远都必须孤孤单单的，没有人了解我们。”“从来没有人了解过你吗？”我问，试着引起他的注意。“没有，从来都没有。大家都只会伤害别人。”“我知道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而我也不奢望你会马上接受这个想法，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好好了解你呢。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最重要的部分：试着去了解你们。我认为，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忙。”“我能帮你？”詹森相当惊讶，坚硬的外壳稍稍软化了些。“噢，是啊，你可以帮我，”我说。我让他感兴趣了。“你似乎替卡伦承受许多痛苦。我尝试从你们每个人与我分享的片段中，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目前听来，我感觉你知道其中相当重要的几个段落。”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无耻，但我必须想办法建立他的自信，这样他才不会把我当作企图伤害他的人，并且视我为情感的支柱与来源。这么做已接近谄媚，但偶尔有其必要。“你想知道什么？”詹森问我。“嗯，跟我说说你最早的记忆吧？”“噢，简单。卡伦的下面被人伤过。卡伦的下面在流血，胸部也被咬了好几口。我用绷带把她的胸部缠起来，这样她看起来就不会像女孩了。”“你想保护卡伦，不让她受伤？”我得说点什么好铲除詹森心里没有人了解他的念头。一两句简单响应想必有所帮助。“对，但是很难。毕竟我不是一直都在。”“所以，假如你有办法拿掉卡伦的生殖器官，也许她就不会被男人欺负了？”“对！只有女生会被欺负！如果你不是女生，他们就不会烦你了。”“可是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些男人都死了，没有一个还活在世界上，还会像过去那样伤害卡伦，所以你不需要用毁掉她生殖器的方式来保护她，因为到头来，你做的几乎跟那些男人一样呀。”“噢！可是我不想伤害她！我只是想帮她。”“当然，你一定是想帮助她才会这么做，詹森。你只是想拯救卡伦。”“对啊！”我的做法稍嫌激进，但我急于想阻止詹森继续伤害卡伦的身体。我告诉他，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再跟他聊一聊，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很好。2月初，我收到一封信，是卡伦的其他分身经过共同努力轮流写给我的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做噩梦了。我不要你走。你能不能来我家，叫那个恶魔走开？他都在晚上出来，我看见了。你可不可以握住我的手，留下来，这样他就会走开了。谢谢你。爱你的克莱尔贝尔医生：记得我们曾请教你有关安乐死的事吗？你觉得怎么样？这样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桑迪我帮西德尼写信。他要你知道，他想在你家的厨房跟你玩。西德尼说，如果你跟他玩纸牌，他就告诉你他的事情。迈尔斯贝尔医生：人格融合能帮助我们吗？桑迪我们的身体有问题吗？我们有糖尿病还是其他什么毛病？每次轮到我出来，我都病恹恹的。我老是觉得头晕。朱莉嗨，贝尔医生：我们过得还不错。最近我们之中有几个人开始分享记忆，尽管偶尔会造成困扰，但我认为还算有趣。大伙儿一起尝试共同使用卡伦的身体。有时我们会头痛，而且痛很久，有些味道会让我们很不舒服（比方说古龙水），但我们都在努力克服。有好几次，我们差点儿就死了，但上帝仍眷顾着我们。另外，我们也试着讨论、决定死后要不要火化。我觉得我们很快就要死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自从祖母于1985年过世后，我们一直很焦躁，感到不安。安显然，卡伦内在有好多人急着跟我沟通，他们发现写信似乎比较容易。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个性鲜明，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声音，关心的事也各不相同。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他俩与卡伦同步成长），其他人都不再长大，也不长岁数——时间在不同时间点停止了，但他们当下所受的折磨（比方说克莱尔7

：《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天堂在线亚洲精品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王鲁湘：好像是水鸟。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青铜立人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金沙遗址青铜立人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金沙遗址四节玉琮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玉钺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从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