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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综合网瑜伽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日韩综合网瑜伽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到哲宗的同文馆之狱事件中，当成了文家的历史污点。这怎么受得了，当宋朝的官，第一重要的就是名声。可时至今日，名声值几个钱。纵观帝国二十年，名声越大的，被泼的污水越多，受的迫害越惨，新旧两党谁都没跑了，都在受害之列。蔡京早就想通了，名声，是这个时代里最没用最虚伪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享受。注意，这是蔡京一生的终极目标，不管他后来造成的恶果有多大，他的本心并不复杂，连带着他的作为也不是那么的凶残血腥。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机遇说起，蔡京打点起十二分的精力，陪着这个大太监在杭州城周围寻觅，把散落在民间的高人遗迹挖出来不少，更精益求精，施展浑身解数，创作了十几幅字画，托大太监带进宫去。蔡京有十足的信心，用自己的作品打动新皇帝。政治上不说，在丹青笔墨方面，他清楚自己是活着的传奇，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们也没法否认。这位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送凉。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珍藏了。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这趟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他叫童贯。童贯是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太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奴仆，可是在功能上来讲，就实在太恐怖了。功能正常的男人能做的事，他们做不了；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在宋朝做得风生水起。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在高滔滔病危时主持过宋朝国政长达数月的陈衍、张士良，当上幕后太上皇了，牛不牛？这还并不是最牛的。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与明两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了，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主要的军功章。可以说，在宋朝想当一位名太监，就要从军。童贯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师傅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傅，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章在向他招手。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这世上最终极的目标——出将入相。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落实起来，就是要找到同党。同党，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不是暂时的利益结合者那么简单。后者是一时的合作，前者要把身家性命纠缠到一起，荣则同荣辱则共辱，甚至会死在一起。能不小心地选择吗？要成为同党，起码要有几样基本条件：一，共同的追求；二，相近的性情；三，相似的手段；四，差不多的境遇。前三样好说，官场之大无奇不有，类型相似的人很多，很有机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第四点才最重要，没有差不多的境遇，就不会是同党，而是上下级的关系。童贯在后宫刚刚崭露头角，蔡京在杭州忧心忡忡，两人都急于在开封城里站稳脚跟，这些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以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同党越来越多，童贯、蔡京作为核心，把触角伸到了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新、旧两党的党争毁了宋朝的官场，那么童、蔡两人的同党则毁灭了宋帝国的一切。回到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四五月间，童贯为这个小集团作了第一个贡献——拉蔡京回开封。为此，他发动了皇宫里的能量，甚至动用了师傅李宪的老关系，让赵佶的耳边时刻若有若无地响着同一个声音：蔡京是好人，蔡京是能人，蔡京是风雅人，实在是怀念他，他在开封的时候，宋朝官员的品味都提升了好几个层次。赵佶心动。但仅仅是心动，蔡京是他刚登基时贬出去的第一批大臣，就算要召回来也要等个好机会，不然出尔反尔，皇帝的威信往哪儿放。童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只是埋下了一个让蔡京回开封的伏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他实在是有些急，愧对同党啊。却不知蔡京对他的要求也仅仅就只是个伏笔罢了。蔡元长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灭国级妖孽奸臣，怎么会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有自己的招数。针对赵佶，只要他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他就别想逃出这个圈套。究竟是什么样的圈套一会儿再说，先要说的是由谁用这个圈来套赵佶。这个人大有来头，无论是对旧党人的恨，还是对套人的手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套人的手法，更是家传渊源，非同小可。此人姓邓，还记得神宗变法的初期，有位从西北专程赶到京城，歌颂王荆公的人吗？对，就是那句千古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邓绾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的人生前面介绍过，这里不赘述。要说的是他在变法结束后的遭遇。他惨了，严格地说，他既没有像吕惠卿那样背叛王安石，也没像李定那样痛殴苏轼，更没像章惇那样当廷向司马光咆哮，总之是个在金钱面前低头，在高官面前低头的偏软人类，可他居然是新党第一批元老中最倒霉的一个。他在元祐年间被高滔滔踢出京城，到外地反省。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谁不是这样呢，可他胆子小，身体差，被贬到第一站扬州之后，刚刚有命令再贬远点，到……滁州，他就死了。滁州是当年赵匡胤大展神威，组织那次空前威武的晨跑运动，从清流关跑到滁州城，砍倒皇甫晖的地方。本就在江淮一带，离着扬州很近的，你怕什么啊？至于吓死吗？可他就是死了，年仅五十七岁。从此之后，他的儿子们对旧党，对高滔滔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其中以他的二儿子邓洵武做得最成功。邓洵武，正牌进士出身，博闻强识精通历史，哲宗时期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具体的工作是重编《神宗实录》。这太理想了，以他对高滔滔的仇恨，可想而知，他写的书里高滔滔能变成什么样。本就是老巫婆了，还不得头上长角脑后披毛，每晚吃三个小孩子当消夜？写得狠了点，后遗症就出现了，哲宗死后，他被向太后一伙儿盯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没能造成实质伤害，只是调离了国史院，去起居舍人那儿报到，从写历史的变成皇帝的私人秘书。邓洵武很失落，关键时刻，一个即将倒霉的重臣帮了他一把。蔡京，在贬职之前，力挺邓洵武，把他又保回到国史院。这看似一步闲棋，却对蔡京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什么是聪明人，蔡京最高明的一点就在于善良。与他接触的人没一个不说他善良的。不管他做了什么，每个人见到他时，都会如沐春风。从最初他处在下位，对领导对同事零拒绝开始，到他日后权倾天下长盛不衰，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正在伤天害理进行中，他都面带笑容。这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哪怕是金玉良言，连喝带骂地说出去，也没人接受，甚至可能结仇。而带着三分笑意，哪怕伤到了谁，都是“不小心”的。蔡京力保邓洵武就是这样，自己身在雪中，也给别人送炭，让对方感动到死。这样结交到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工作，都会有大用。用处来了，邓洵武要把蔡京搞回到开封城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疯狂。他只是个小官，父亲还死了，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可能有童贯的能量大，可事情真的办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特殊本领。——邓家的家传套人大法，外加邓洵武本人的历史功底。想套一个普通人都要大费周章，何况是诱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邓洵武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超级多的数字理论，完美的震撼效果，他相信只要抛出去，必定会让赵佶热血沸腾，无法自制。但是他仍然很小心。因为这些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面。赵佶是不是跟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有一样的灵魂呢，曾经让哲宗心动的东西，会不会也让赵佶怀念？这可真是说不准，从赵佶登基以来最初的大半年里，他是多么的旧党啊。……可是，谁又能忘记，哲宗从十岁起一直忍到十九岁，这期间任凭高滔滔为所欲为，坚忍的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思前想后，弟弟也许和哥哥有些相似。但就算不像，该做的事也要去做，尤其是向太后已经死了的现在。某一天，邓洵武终于找到了机会，单独接近了新皇帝。邓洵武：“恭喜陛下。”这种开场白很正规。赵佶：“喜从何来？”赵佶也习惯，每个皇帝每天都要被恭喜很多次的。邓洵武：“陛下的宰辅选得好，韩相公、曾相公众望所归。”赵佶沉默，这事儿前两天有人说过了，是中书舍人徐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儿在史书留名。现在邓洵武来，第二次贺喜没红包的。真是浪费时间。却听见邓洵武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可惜……”可惜什么？赵佶立即警觉。邓洵武说了下面这段话：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韩忠彦执政，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不能。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这让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聪明、好高、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忍受？可是又能说什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都真切地背叛了父亲和哥哥。难堪的沉默中，邓洵武在坚持，他当然不是来特意侮辱皇帝的，现在局面良好，一切都在掌握中，皇帝的情绪在波动中。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您想昭续父兄之志吗？”赵佶更加沉默了，他怎能不想，这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神宗时代怎样他当时太小，没印象不好评论，可高滔滔、宋哲宗都做了什么，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党争是被哪方挑起来的，国家的利益是由谁争夺回来的，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他是新党，他的心是奋发向上的。这非常符合以往历史的发展轨迹，二十余年来，执行新党的，都是有血性、敢冒险、为国为家敢说话敢办事敢出头敢到外国砍人的人；而旧党一方，两代领袖都是从来没走出后宫的死老娘儿们，所有的党员都是些年近花甲甚至近过花甲的糟老头子，特点是对外妥协对内凶狠，一群弄不清国籍的妖孽。赵佶激动且犹豫着，他是谨慎的，之前为什么忍了向太后那么久，就是要把皇位坐稳了。现在哪怕再动心，也不能说什么。笑话！随便谁来激昂一下，就想让本皇帝走独木桥？新法是那么好实施的？俺的父皇、皇兄死那么早，都是变法累死的。那么多人帮着，还累死，作为一个脑子没炎的人，俺绝对不会没准备就走上去。他想到的，邓洵武在来之前都想过了。这时他决定把精心准备的最大底牌亮出来，是成是败，在此一举。邓洵武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一百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越会感到可笑。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蔡京。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不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当我受虐狂啊！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自己的手里，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对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这点小事儿，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
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日韩综合网瑜伽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纯子的鼻尖，他稍稍向右错开才终于到达。不可思议的是，初吻的感触却是凉冰冰的。先前曾听说过热烈甜蜜的接吻之类的形容，但实际感触却相当不同，只是接触到某种柔软物体，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感觉。这样就行了吗？伸夫半信半疑继续闭着眼睛，纯子忽然把嘴唇移开。“行了吧？”“……”“来，喝酒吧！”纯子的嗓音意外清醒，伸夫闻声慌忙睁开眼睛。纯子轻轻地叹息一声，然后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又端起了酒杯。“喝吗？”伸夫用兴奋之余的沙哑嗓音询问，同时对纯子刚才发出的叹息有几分介怀。“来，多倒些！”伸夫慌忙用衣袖擦擦嘴唇，随即往纯子的酒杯里倒上了威士忌。“你也喝吧！”伸夫顺从地给自己的酒杯里也倒上了威士忌。这回纯子只是默默地端起酒杯，伸夫随之也把酒杯轻轻向前凑一下，然后喝下一口纯威士忌酒。虽然威士忌酒如同火团般从嗓子灌下，但这回却感觉特别痛快。“这个我曾经一晚上喝光两瓶呢！”纯子的嗓音十分爽朗，像是已经忘掉了刚才接过吻。“那么多……”伸夫点点头并有些纳闷：刚才的接吻对她来说似乎无所谓。“只喝一瓶不在话下，要是两瓶就晕乎啦！”“你真能喝那么多吗？”“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呢！虽然晕乎乎的，但自我感觉却并没有醉哦！”“那你能回家吗？”“真是不可思议呀！我都记不清是怎么回到家的，可醒来后却发现躺在自家的被窝里。”伸夫耳听纯子说话，心中却依然在想刚才接吻的事情。初吻的感触冰凉而虚幻，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妙，距离梦境般的快感也相当遥远。不过，接触纯子嘴唇的实感似乎还存在。不管怎么说，眼前那对嘴唇就是自己亲吻过的。每当纯子说话和喝威士忌时，自己所亲吻过的嘴唇就会张合跃动。“我还曾经喝醉酒倒在雪地里了呢！”“听说在雪地里睡着了会很危险。”“是啊！不过，喝醉酒后雪花落在脸上感觉特爽哦！”“那可不行啊！报纸上常常报道，有人因为喝醉酒而在外面冻死了呢！”伸夫不想让纯子做出那种事情。“不要超过一瓶！”可是，纯子就像没听见，把双手合在胸前不停地跺脚。“还是有些冷啊！”“你把这个穿上吧！”伸夫把自己的大衣披在纯子肩头，突然感到允许他接吻的纯子更加可爱了。八随着与纯子越来越亲密，村井麻子渐渐从伸夫的心中淡出了。以前伸夫在上学放学路上和课间休息时总会挂念村井麻子，可现在心里却已经放不下纯子了。他明知放学后走哪条路能与村井麻子相遇，却觉得没必要特意转弯。早上明知稍稍绕路就能碰到村井麻子，结果却选择了近道。不过，这并不等于他对村井麻子产生了厌烦情绪，依然觉得她是个既不显眼又内敛的可心女孩，但他却不愿勉强地去与村井麻子相见。在这种心理的背后，还存在着与纯子亲近的负疚感。如果见到了村井麻子，她也许会追问自己与纯子的事情。这种心理已经成为负担，所以伸夫总是在回避村井麻子。不过，与村井麻子疏远的最大原因就在于纯子的位置更加重要。纯子所做之事的规格远远大于以前的高中生。突然有女孩送来情书，还带他去了艺术家聚集的咖啡馆和能记账的酒吧，深夜在学校的图书部活动室里密会，喝了威士忌酒还接吻——这些对伸夫来说都是初次体验，充满了新鲜的刺激感。与跟纯子的隐秘接触相比，跟村井麻子的约会简直幼稚可笑，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若无其事地相遇交谈而已。唯一堪称成年人所做之事，就是在圣诞节前夕赠送过小小礼物。在认识纯子之前，伸夫对此已很满足，觉得这已经足够刺激的了。但是，在更大的刺激面前，那种小刺激立即黯然失色。在与纯子亲近之后，跟村井麻子做的事情就显得像幼童一样。自己居然那么容易满足，简直太滑稽了！不过，那当然不是村井麻子的责任。虽说约会的过程没什么情趣可言，但那也是由伸夫自己造成的。如果伸夫主动邀请村井麻子去咖啡馆的话，她或许会欣然前往。伸夫之所以没有那样做，都怪自己无知和怯懦。伸夫对村井麻子的负疚感，都来自这种缺乏男子气概的怯懦心理。但即便如此，纯子的所作所为刺激性也过度强烈。对于身体发育成熟、充满了好奇心的高中生来说，她的举动简直是魅力无穷。看样子，村井麻子似乎已经觉察到伸夫开始回避自己，在午休中视线相遇时，她的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怨恨。但虽说如此，在放学回家路上偶然相遇时，村井麻子也不会责备伸夫，仍像以前那样漫无边际地聊起学校和家里的事情，仍像以前那样不会兴致高涨，分别时也还是只说一句“回见”。虽然村井麻子似乎还想进一步问些什么，但总是欲言又止。这一点既是她的可爱之处，同时也是她的不足之处。不过，仔细想来，村井麻子却也没有理由埋怨伸夫。两人确实常常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相遇，圣诞节前夕伸夫也给她送了礼物，但伸夫并没说过“我喜欢你”。而且，实际上同学中也无人认为他俩是明确的恋人关系。即使如此，伸夫仍然担心村井麻子已经知道了他跟纯子的事情。虽然即便被村井麻子知道倒也没有什么，但还是感觉不太好。也许这样想有些自以为是，但伸夫不想因为这种事伤害她。不过，村井麻子应该已经觉察到伸夫正在向纯子倾斜。虽然村井麻子给人的印象是性情温顺、稍显迟钝，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她也具备了少女所特有的敏锐感。尽管如此，纯子的态度未免过于大胆，在两个班一起上日本史和地学课时，她就会满不在乎地坐在伸夫旁边。而且，她几乎不听老师讲课，要么就画老师的素描，要么就看法国的翻译小说。另外，她在下课后还会满不在乎地招呼说“伸夫，今天有空儿吗”。纯子本来就不太顾忌周围。伸夫虽然对纯子的大胆言行总是胆战心惊，但另一方面却未必没有自豪之感。他甚至想对老师说“众所瞩目的天才少女都在向我靠近呢”。即便不是村井麻子，别人也当然会感到伸夫与纯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时任同学挺不错吧？”在第三学期快结束的三月初，村井麻子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此时，在二月末天气异常持续飘落的积雪也开始融化，马路两侧出现了积水。时隔多日归途中偶遇村井麻子，两人照旧漫无边际地聊天。就在此时，村井麻子突然提出了那个问题。正因为异常突兀，所以使人感到她已经思前想后终于还是一吐为快。“哪儿有……”伸夫只说半句话就沉默了。后半句话没能说出，他以为被村井麻子看透了心思。但是，村井麻子并没有继续追问。虽然村井麻子问到纯子只有这一次，但正因如此，她或许就在这仅仅一次的提问中寄托了复杂的情思。从那以后，村井麻子对伸夫的态度骤然转冷。虽然这一点很难具体说清楚，但仍能感到这并非偶然。例如，以前在归途中相遇时，村井麻子总是露出温和的笑容，但从那以后她就视而不见地扭开脸去。即使伸夫偶尔主动搭话，她也只是应付几句，从不主动跟伸夫交谈。虽然两人并非因为争吵而分手，但她以前那种亲切的表情和态度却已完全消失。以前从村井麻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顺和文静现在已经形影皆无，取而代之只有生硬的表情。伸夫虽然对此深感失落，但也无意做出辩解。实际上，即使现在做出辩解，但因为满脑袋都是纯子，所以肯定会显得极不自然。九融雪季节到来，伸夫的心绪更加倾向纯子。当然，纯子照旧为旅行写生和个展频频缺课，即使有时来学校上课，也会以有约稿为由早退。伸夫无奈只好等待纯子有空闲的时候。不过，纯子每周仍有一次会向伸夫打招呼说“今天有空儿吗”。伸夫当然没有异议，但会面时间几乎都在晚上。纯子似乎为了照顾伸夫，尽量约在五点或六点见面，但有时也会在七点或八点。在这种时候，伸夫就先回家吃过晚饭，然后说声“去见同学”就出来了。母亲虽然对伸夫最近常常晚归和饭后外出有些疑惑，但伸夫每次都会说出同学的名字蒙混过关。“我一会儿就回来！”伸夫每次出门时都会打声招呼，但从不说明去什么地方。两人碰头之后，去的都还是艺术家聚集的咖啡馆或纯子常去的酒吧。伸夫初尝咖啡时连怎么喝都不知道，而现在已经能够悠然自得地品出几分滋味，进酒吧也不会慌乱无措，已经能坦然自若地坐在吧凳上自己要加冰威士忌了。虽然纯子递给他香烟时抽得还不够老练，但喝了威士忌和白兰地鸡尾酒的微醺感觉确实很好。不过，令伸夫心跳加快的还是两人在图书部活动室里见面的时候。虽然在咖啡馆和酒吧里也能跟纯子在一起，但周围总有认识她的人。虽然那些人对伸夫并未表示反感，却也没把他当作纯子的“他”刮目相看，好像从最初就没把他放在眼里。随着逐渐习惯，伸夫对他们产生了亲近感，但也确实感到还是没有他们在周围更好。与此相比，夜晚在图书部活动室里则完全是二人世界。他虽然也会担心被值班的老师发现，但只要待在室内，纯子就确确实实属于自己。在黑暗中说着悄悄话，情绪渐渐高涨时与纯子接吻。在这种时候，伸夫心中充满了独占纯子的幸福感。在幽会之后，纯子有时会送伸夫回家。伸夫家在离繁华街三公里远的西山脚下，两人就溜达着走到那边。最初跟纯子会面时，街道上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而到他习惯了接吻的阶段，积雪已经越来越少，街道两旁开始出现积水。进入三月，风中已有几分春意，并发现夜间积雪也在融化。纯子有时把伸夫送到家，有时送到半路。总让纯子送自己，伸夫感到过意不去，于是说“我再把你送到家吧”。纯子每次都会微笑着回答“不用了，这边有我的熟人”。伸夫对纯子与自己约会后又去见别人有些不满，但姑且当作她是为了工作，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再见！”纯子每次分别时都这样说，而从来不说“晚安”。伸夫在约会多次后不免对此有些介怀，但他还是没说什么。“这个、过后看看吧！”纯子常常会在告辞时交给伸夫自己写的诗歌，用的还是写有姐姐名字“时任兰子”的红线稿纸。谁先说“再见”谁就是胜者谁留在最后谁就会最惨虽然我最懂眼下说再见实在太心痛读了几首纯子的诗之后，伸夫写了回信。他一口气写了三张信纸，第二天重读之后实在羞惭不已。过了两天重写一遍，到第三天才夹在书里交给了纯子。那封情书被班主任老师交还伸夫是在十天之后。“高村君，这种东西可不能丢啊！”在被叫到教师办公室看到自己写的情书时，伸夫顿时有些晕。“那个……”他想说那个不是自己丢的而是纯子丢的，可即便这样说了，情书是自己所写这个事实也不可能被推翻。“捡到它的人立刻上交，所以还算幸运……”因为在情书的最后写着“伸夫致纯子”，所以可能就是依此判明这是伸夫所写。不过，班主任老师并没有提到情书的内容，最后只补充了一句话：“有两个错字，我帮你改过啦！”伸夫鞠躬并接过情书，逃跑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立刻返回教室去找，可纯子不在，像是已经早退。伸夫无奈只好等到第二天，早上抓住纯子一问，纯子竟爽快地点了点头。“那果然是丢了吗……”伸夫难以捉摸纯子的真心。自己搜肠刮肚地想了三天才写出来的情书，她怎么能轻易丢弃呢？这简直就是向全校宣告了两人的关系。“对不起！”纯子诚心道歉，但看样子并不像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她的态度像在说“如果有人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但仔细想来，当时正是跟纯子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不，准确地讲，也许后来去修学旅行时才算是顶峰。伸夫他们学校由于高考的关系，按照惯例在高三那年的春天组织修学旅行。目的地是京都和奈良，游览之后再去东京，前后总共六晚七天的行程。因为当时还没有客机，全程乘坐火车，所以堪称强行军之旅。全班当中大概八成人要去，而纯子因为在东京有女画家展就没参加。纯子本来就很少参加运动会和春游等学校组织的例行活动，所以她不参加修学旅行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伸夫为纯子不能同行感到失落，但纯子已跟他约定自己先行进京，等伸夫到达东京时再相会，这样伸夫已经很满足了。游览过京都和奈良之后，到达东京时大家都已筋疲力尽。但是，伸夫想到能与纯子相会，反倒精神振奋起来。伸夫他们就住在后乐园附近的本乡区。第二天是自由活动时间，男生们几乎都去后乐园观看棒球比赛，而伸夫则去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会面。伸夫按照纯子在出发前的提示，在接待处报上姓名并要求通报，没过多久纯子就出现了。令伸夫意外的是，纯子身穿水手服，头发也没烫而是理了娃娃头，把前额遮住了一截。“刚才报社的人来拍照啦！因为名目是女学生入选，所以要求这种装束。”纯子说明了自己穿水手服的原因，随即在樱花初开的公园里款款前行。“饿了吗？”“不……”伸夫摇了摇头。他担心，要是被纯子带到东京这种大都市的餐厅里去，自己恐怕又要慌乱无措了。“那，我常住的旅馆就在附近，我们去那儿吧！刚好我也想换衣服了。”伸夫跟纯子两人漫步在公园里的排树之间，对她在上野的美术馆接受报社采访、还在东京拥有常住旅馆更是惊讶不已。虽然自己与纯子同龄，但她比自己更加成熟和经验丰富。这使伸夫既感到骄傲又有些悲哀。步行十分钟后两人到达旅馆。这座建筑好像幸免于战火殃及，古旧而且敦实，庭院很深。纯子向前台的女子轻轻扬起手臂就直接通过，随即上了二楼走进最里边的房间。“就是这里啦！挺安静的吧？”这是个八铺席的日式房间，窗边有走廊，摆着一把藤椅。“我去换衣服，你等一下！”纯子说完把右侧的隔扇门打开，只见隔壁还有个房间，里面好像存放着她的随身携带物品。伸夫望着纯子的背影，心中在与合睡大房间的自己作比较，对纯子的奢侈惊羡不已。“要是嫌热就打开窗户吧！”隔扇门内传出纯子的招呼声。伸夫听到纯子的声音，想到纯子正在隔壁房间里裸体更衣。伸夫抬手抓住窗框并回过头来，只见隔扇门留着一条窄缝，其间露出裙装的一角。伸夫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情景，慌忙把视线转回窗下庭院中的葫芦池。以前总是这样，伸夫对纯子除了接吻从未有过更多要求。不仅如此，接吻也是纯子主动提出，自己从未强求过。当然，伸夫虽然也曾感受到纯子胸前的丰满，却从未想到直接去触摸。这与其说是由于伸夫作为男性的欲望过于冷淡，莫如说是由于伸夫自己缺乏勇气。本来纯子远比自己早熟，如果忘掉这一点向她寻求亲密接触的话，只能暴露自己的幼稚而遭到嘲笑。由于心怀这种忧虑，所以伸夫在纯子面前总是保持低调，包括约会的时间、地点和结束时间全都言听计从。只要是两人单独在一起，主导权就都由纯子掌握。这种模式或许甚至压抑了伸夫发自欲望的性行为。总而言之，伸夫的性兴趣虽然强人一倍，可一旦到了动真格的关键时刻却没了胆量。在家自慰时那么不顾一切，可实际接近女性却连搭话的勇气都没有。在看黄书看裸照时浮想联翩，可一旦面对活生生的女性却立刻颓萎不振。由于他对村井麻子和中井洋子那些普通女生都是这样，所以对于早熟的纯子就更不可能勇于求爱了。“怎么，没开窗吗？”伸夫听到纯子再次招呼扭回头去，只见纯子已换上柔和的白色外套和藏蓝色裙子站在那里。“是不是有些闷热？”“啊……”伸夫红着脸点了点头。纯子麻利地打开窗户，将臂肘搭在扶手上望着庭院。“在东京的正中央，居然会有这样宁静的场所啊！”从伸夫视野的右端可见纯子胸部的丰满。由于伸夫是在侧面，所以通过眼角余光看到纯子胸部前端描出的徐缓曲线延伸到外套里。现在拥抱纯子，她会顺从接受吗？纯子把自己邀请到她的房间，而且在隔壁更衣并微露胸部，因此她可能毫无戒心。既然已经接过吻，那么求爱就要趁现在。伸夫想到这里嗓子里发干，身体像被五花大绑了似的无法动弹。伸夫屏住呼吸一声不吭，这时纯子开口发问：“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什么……”伸夫语焉不详，继续俯望庭院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日韩综合网瑜伽！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军队的科举制——不分贵贱，不问出身，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战士。入选武卒的基本条件堪称苛刻，据《荀子》记载，武卒必须能够披三属之甲（三层铁片编缀而成的铠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支，荷戈带剑，背三天的口粮，用半天时间奔跑百里，而且立即投入战斗。一旦入选武卒，待遇相当优厚——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可谓一人卖命，全家轻松。吴起以这种方式迅速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魏军士兵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将军除了敢作敢为，还有一点与其他将领截然不同。他从来不回家睡觉（估计没人敢做他老婆），吃住都在军营，下到最基层，和地位最低下的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席地而卧，他就绝不铺席子；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乘车骑马，而是和士兵一起步行，还背着自己的口粮和被子。有一次，吴起发现一名士兵背上生了脓疮。这种病可大可小，如果不治的话，很可能致命；但是治的话，以当时的医疗知识，只能请人用嘴把脓吸出来。可是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连随军的医士都不愿意。吴起二话没说，掀起那名士兵的衣服，亲自替他把脓吸了出来。数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次被吴起救治的士兵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家里听到消息，号啕大哭。邻居觉得很奇怪：“你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士兵，有幸得到将军亲自为他吮吸脓疮，你高兴还来不及，哭个啥？”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当年他父亲就是因为将军为其吮脓，打仗的时候奋不顾身，战死疆场。现在将军又为这个傻小子吮脓，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公元前409年，魏斯派吴起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经过吴起整训的魏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邰阳等五城，并于第二年将秦国的河西地区（今天的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全部占领。秦军赶紧退守洛水，沿洛水一带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修筑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以加强防守。长期以来让魏氏如鲠在喉的秦国威胁，被吴起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扫而空。魏斯于是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对于魏氏政权来说，这一战的意义重大，河西大片肥沃土地的并入，使得魏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具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原来那种四面进风、八方受雨的窘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秦国受到战败的刺激，深感变革的必要性，于公元前408年火速推行了“初租禾”制度，也就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粮食税。这一改革，相比于东方各国来说已经严重滞后（鲁国推行类似的“初税亩”是一百八十六年前），却悄然拉开了秦国变法运动的序幕。拿下河西之后，魏斯紧接着发动了对中山的大规模进攻。魏氏的领地和中山其实不搭界，中间还隔着赵氏的地盘。当时晋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魏斯以晋国亚卿的身份征讨中山，要求赵氏让魏军通过，也在情理之中。此时赵氏宗主名叫赵籍。前面提到，赵无恤攻取代地后，将长兄伯鲁的儿子赵周封为代君，以回报伯鲁让位之情。三家分晋后，赵氏政权得到巩固，无恤不肯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坚持要把家业传给赵周。但是赵周福薄，竟然先无恤而去。无恤真是厚道，又立了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赵浣即位，将赵氏居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公元前408年，赵浣去世，其子赵籍即位。当魏斯的使者来到中牟请求借道的时候，赵籍一开始不想答应。大臣赵利劝他：“让他们过去呗！他们要是攻而不克，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对我们赵氏有利；要是攻克了，中间也还隔着我们赵氏，肯定不能长久占领。无论如何，用兵的是他们，得利的是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赵籍听从了赵利的建议，允许魏军过境。乐羊的隐忍统率魏军进攻中山的乐羊，原本是翟璜的门客，受翟璜保荐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个安排在魏氏家臣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一直在中山为官，而且曾在战斗中杀死翟璜的儿子翟靖。于公于私，翟璜似乎都没有理由推荐乐羊来当此重任。魏斯也很不理解，当他问到翟璜的时候，翟璜轻轻地叹了一声，说道：“吴起能够杀妻求将，乐羊难道会公私不分？”魏斯听明白了，翟璜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翟璜难道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放弃人才吗？他没有再犹豫，马上宣乐羊进宫，将讨伐中山的任务交给了乐羊。魏军分兵三路：乐羊率主力借道赵氏，直奔中山的首都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太子魏击坐镇后方，随时准备增援乐羊；吴起则从河西发兵，协助乐羊进军。中山王被魏军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坚守灵寿不出。乐羊也不着急，指挥部队将灵寿围得水泄不通，一待就是两年。两年中，安邑城内议论纷纷，不少人给魏斯写举报信，说乐羊里通中山，根本就不想打仗，故意在那里耗费时间；还有人善意地提醒魏斯，要防备乐羊倒戈一击。魏斯总是微微一笑，不作任何答复。他的用人之道很简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把事情交给乐羊去办，就不能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另外还有一点，他对翟璜的眼光有信心。李悝、吴起不都是翟璜引荐的人才吗？时间一长，中山王也急了。他派人给乐羊送去一封信，警告乐羊：“如果再不退兵，就把你儿子杀了。”乐羊若无其事地对使者说：“我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听我的话，什么事情都跟我对着干，我早就不认他了，你们想杀就杀吧！”中山王咬咬牙，果然杀了乐舒，还将他剁成肉酱，做了一锅肉汤，让人送到乐羊那里。你不是不在乎吗？那好，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有多铁石心肠，多不在乎！乐羊见到那锅还冒着热气的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当着使者和众将的面一口喝下去，然后将勺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大声说：“是时候了，全军进攻！”这一天日落时分，灵寿城宣告陷落。捷报传到安邑，魏斯很有感慨地说：“乐羊为了我，吃了他儿子的肉啊！”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答了一句：“他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魏斯听了，打了一个冷战。后来乐羊班师回朝，受到盛大欢迎。酒宴之后，君臣二人单独谈心，魏斯交给乐羊一个大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两年来人家告他的检举信。乐羊将那些信一封一封看完，朝魏斯作了一个揖，说：“这次攻克中山，不是下臣的功劳，而是主上您的功劳。”这不是拍马屁，而是肺腑之言。如果不是魏斯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乐羊，攻克中山是不可能的事。清人蔡元放评价吴起和乐羊，曾经这样说：“乐羊食子，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起杀妻，却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言下之意，乐羊是隐忍，吴起是残忍，两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西门豹治邺就在吴起攻略河西、乐羊进击中山的同时，翟璜还给魏斯推荐了一个人——西门豹。关于这个人，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对他都很熟悉。魏斯派西门豹担任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令，邺城地处三河之中的河内。三河富庶，天下皆知，唯独邺城连年歉收，人民流离失所。魏斯数度替换邺令，都不见成效，他希望西门豹能够替他找到问题的所在，治理好邺城。西门豹到了邺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之困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深入民间，找当地的长者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长者对西门豹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原来当地的官员每年都额外收缴百姓一笔“河伯娶媳妇”的费用，总数高达数百万钱。老百姓一年到头种个百十亩地，除去上交各种税费，本来就所剩无几，仅够勉强维持温饱，再加上河伯娶媳妇的费用，便是大大地不够了。西门豹觉得很奇怪，魏氏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样一项税赋啊！他问长者：“河伯娶媳妇是怎么回事？”长者告诉他，因为漳水经常泛滥，当地的巫婆说是河伯发怒，每年都要给河伯送去一位妙龄女子给河伯做老婆，以平息他的怒气。那个时候，地方官带着巫婆到各家各户巡视，看到谁家的女儿漂亮，说是河伯看中，扔下一点聘钱就带走。然后给她沐浴更衣，让她坐着草船顺流漂下，行不过数十里，草船浸水，连同女子沉入河底，便算是给河伯娶了媳妇。邺城的百姓，但凡女儿生得漂亮的，都举家迁出，所以这个地方越来越萧条。西门豹心里暗叫一声“荒唐”，又问道：“就算是这样，也用不了几百万钱啊！”长者说：“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真正用于河伯娶媳妇的，不过二三十万，其余的都被地方官和巫婆私下瓜分掉了嘛！”西门豹沉默了半晌，说：“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到了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只见当地官员、巫婆、乡里父老都到了，围观的群众多达两三千人。那巫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带着十余个女弟子，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施法。西门豹看她们表演了一阵，突然说：“把河伯的媳妇请出来给我看看吧！”当地官员面面相觑，心想这还是第一遭，但是不敢违逆，从帷帐中领出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子，送到西门豹跟前。西门豹瞟了一眼，就大骂道：“你们就给河伯送这么丑的女人？太过分了，太丢咱们邺城人的脸了！这样吧，麻烦大巫亲自走一趟，跟河伯说说，咱们再仔细找找，找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老人家送去。”没等巫婆回过神来，几名武卒上前将她举起，合力一抛，扔到了水里面。那巫婆本来不会游泳，又穿得繁琐，在河水里冒了几下头，就沉了下去。过了一炷香工夫，西门豹说：“咦，大巫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难道是河伯留她吃饭了？再派个人去看看。”于是又将巫婆的一名弟子扔进河中。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弟子也去了那么久，再派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扔了一名官吏进去。西门豹拿着玉圭（guī，上尖下方的古玉），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又等了很久。当地官吏在一旁看着，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西门豹说：“这事不好办了，河伯架子大，还得再派人去。”那些人一听，马上跪倒一片，磕着头向西门豹求饶，直磕到血流满地。西门豹冷笑一声，也不理会他们。过了良久，才说：“都起来吧，看来河伯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散了，回家去吧！”从此以后，邺城再也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冲洗农田。原来邺城附近的土地，含盐碱量过高，不利于作物生长。经过西门豹引漳水灌溉数年后，土质得到改善，成为适合稻粱生长的良田。西门豹治邺，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改良的典范。据说，当时开凿水渠的工程十分巨大，百姓们开始还挺有积极性，渐渐便产生了厌倦。西门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手下说：“百姓总是乐于享受成就，却不愿意为此做艰苦的工作。今天邺城的父老兄弟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是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仍会记得我为他们做的事。”西门豹太谦虚了。《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官府为了兴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打算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改建。当地的父老坚决不同意，认为是西门豹兴修的工程，“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官府顺应民意，最终没有改建，而是花更大的成本让驰道拐弯绕过邺城。那时候，距西门豹所在的年代，至少也有两百年了。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魏斯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田子方、段干木为他出谋划策，有翟璜为他引荐人才，有李悝为他管理内政，有吴起、乐羊为他开拓疆土，有西门豹为他治理河渠，魏氏政权越来越强大，让天下诸侯莫不羡慕嫉妒恨。但是魏斯并不就此满足。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跟随父亲魏驹出征，亲历了水淹晋阳，目睹了这个时代的残酷，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魏氏的未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务之急，是利用晋国这一名存实亡的感情纽带，将赵、韩两家都团结起来，共同进退。当时赵氏宗主是赵籍，韩氏宗主是韩虔（韩虎之孙）。据《韩非子》记载，赵、韩两家曾经发生冲突，都派人向魏斯请求出兵相助。魏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他们请到一起，大谈两家的历史感情。晋灵公年代，赵盾大权独揽，提拔家臣韩厥为司马，韩氏由此发迹，逐渐进入众卿的行列，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实乃赵氏提携之功。晋景公年间，赵氏受到迫害，只剩下“赵氏孤儿”赵武一根独苗，韩厥挺身而出，为保全赵氏家业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知恩图报。此后不论时局如何变化，赵、韩两家一直唇齿相依，互相依存。公元前497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如果不是韩、魏两家出手相救，赵氏只怕难逃一劫。公元前453年水淹晋阳，还是韩、魏两家倒戈一击，挽救赵氏于危难。“赵、韩实为兄弟，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破坏两百年的情谊，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魏斯劝道，“何况现在战乱纷纷，强敌环伺，我们更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抵御外敌。赵、魏、韩三家，和则同兴，不和则同亡，请两位认真考虑。”魏斯这番话，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赵籍和韩虔大受感动。三家因此结盟，推选魏斯为盟主，而且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赵国向东，将齐、卫作为目标；魏国向西，以秦国为目标；韩国向南，把郑国当作目标。战国时期第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了，天下人将很快看到这个同盟的可怕力量。公元前405年，齐国权臣、田氏宗主田白（田恒的孙子）去世，其子田和继承家业。一直以来对田氏专权感到不满的公室子弟公孙孙在朝会上公开向田和叫板，被田氏家臣田布杀死。公孙孙的兄弟公孙会逃回自己的领地禀丘（今山东省郓城），派人向赵氏求援，表示愿意将禀丘献给赵氏。禀丘和赵氏领地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卫国和宋国。但是对于急于东扩的赵籍来说，禀丘是一个极好的桥头堡——一旦占领禀丘，卫国便被完全置于赵氏的控制之下，齐国也大门洞开，还能直接威慑当时天下的物流中心陶地，为赵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赵籍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马上派兵越境支援公孙会。齐、赵两军在禀丘城下展开大战。齐军守土有责，士气高涨，趁着赵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迫使赵军退回境内。赵籍急了，向魏斯发出求援信。作为同盟而言，赵籍的这一要求其实很不合理。因为齐军并没有入侵赵氏领地，也没有威胁到赵氏的安全，完全是赵氏想占人家的便宜而不得。如果这样的事都来找同盟帮忙，那么两年前韩国讨伐郑国失利，也可以找魏斯帮忙，魏斯成天满足两个同盟的贪欲都忙不过来了。然而魏斯很爽快地答应了赵籍的要求。他有他的考虑，第一，上次魏氏进攻中山，从赵氏借道，赵氏没有推托；第二，三晋利益相关，他身为盟主，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使赵、韩两家信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阳之战后，三晋实际上已经是三个国家，然而一直有实无名，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为三晋正名，给“三家分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以魏军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很快组成。魏将翟角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赵、韩两家各派兵相助，浩浩荡荡开向禀丘。当时围攻禀丘的齐军统帅就是田布。面对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田布并不觉得压力大，因为他有两千乘兵车和五万名步兵作为后盾。在中原大地上，战车一直是战争的主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参数，因此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纵观春秋历史，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基本上控制在千乘之内。春秋前期著名的城濮大战，晋国方面出动的兵力为战车七百乘。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晋国以霸主之尊，能够动员的极限也不过战车四千乘，但那也只是为了炫耀武力，没有真正投入实战。一次将两千乘战车投入战斗，这个规模肯定是空前的。田布将它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些黑胡椒。他二十九岁。她三十九岁。她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康瑟蕾塔不是处女。她当年如此感激不尽地接受了玛丽·玛格纳像鸽翼般伸向垃圾堆的援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在小小九岁的年龄就不得不屈从于肮脏的猥亵。但是在那只白手握住她自己的脏手之后，她再也没有结识过任何一个男性，也没有产生过那种愿望，这样的状况可能正是经过三十年独身的日子之后，她会受到这种爱的冲击的原因。他说了什么？跟我来吧？他们怎么叫你的？半配克（英制固体容积单位，1配克等于8夸脱，约等于9升。）多少钱？或者，他第二天是不是又露面了，想再买些黑胡椒？她是不是朝他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或者，是他朝她走来？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他稍带惊奇地说：“你的眼睛像薄荷叶。”她是不是吐出了“你的眼睛像是世界的初始”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只封存在她的头脑里？她是不是真的跪下来抱住了他的腿，还是她仅仅想这么做？“我会还给你篮子，不过还的时候可能晚了。打扰你没事吧？”她不记得回答过什么没有，但她的面容肯定告诉了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当晚他来到那儿，她也在那儿，他拿起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眼前没有半配克容量的篮子。沙，沙，沙。他们坐在他的卡车里，驶出砾石车道、狭窄的土路，然后在一条较宽的柏油路上加速，两人始终没有说话。他似乎是为了机器高兴才驾驶的：引擎的吼叫被封闭在钢铁之中；汽车偷偷摸摸地分开了近处的黑暗，又跳进了远方的黑暗——一直伸展到无法预见的地方。在康瑟蕾塔的感觉中，他开车走了好几个小时，两人仍然没交换一句话。危险，再加上必须集中注意力，他们反倒平静了。她不晓得也不在意他把车驶向哪里，或者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朝着不可预见的目标疾驰，坐在比把他们分开的黑夜还黑的他的身边，康瑟蕾塔让翅膀舒展开，并从石头般冰冷的子宫壁上脱离。在风对向日葵既不是帮助也不是威胁的地方，在月亮并非时间、天气、播种或收获的语言，而是一种为他们俩设计的初始世界的特色的地方。他终于放慢了车速，拐进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路，那儿的郊狼草刮擦着篱笆。他在路中央刹住车，准备把她抱在怀里，其实她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又不说话了。他们做爱时发出的声音像是语言，表示出其语源，可实际上是无法记忆、无法控制也无法翻译的。在天亮之前，他们互相推开，犹如被捕之后，分别面临着没有假释的监禁判决。在她打开车门下车时，他说：“星期五。中午。”康瑟蕾塔站在那儿，他把车倒出去。整整一夜，她都没有片刻机会把他看清。但是星期五。中午。他们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事、干事、干事。她双臂搂在胸前，屈膝蹲下，弯着腰。她在愉悦的包裹中摇晃着，额头都触到地上了。她溜进厨房，在罗伯塔修女面前装作刚才在鸡舍的样子。“哎，怎么回事？鸡蛋呢？”“噢，我忘了篮子了。”“别以为我是好骗的，注意啦。”“没有，修女。我不会的。”“全都一团糟。”“是，修女。”“好吧，那就动动吧。”“是，修女。对不起，修女。”“什么事那么可笑？”“不，修女。没什么。只是……”“只是？”“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圣马太日。”“我说的是今天星期几。”“星期二，怎么了？”“没什么，修女。”“我们需要你的智慧。不是混乱。”“是，修女。”康瑟蕾塔抓起篮子，跑出了厨房。星期五。中午。太阳把所有的人都逼回石墙后去透透气。所有的人，除去康瑟蕾塔，还有她希望见到的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只有忍着酷暑，只用一顶草帽保护自己不致被太阳当作铁砧。她站在车道的小弯处，大宅子尽收眼底。这片土地像屋顶一样平坦，像婴儿的嘴一样张开着。是个暴露无遗的地方。要是罗伯塔修女或玛丽·玛格纳叫她或者要她解释，她就编些话——要么就什么也不说。她还没看见他的卡车来了但先听到了，车到了跟前又开了过去。他没有回头，但做出了信号。他的手指离开方向盘，指向前边的远处。康瑟蕾塔向右转，随着车轮的响声向前走，后来，卡车驶上柏油路，车轮声便不响了。他在路边等她。在车里，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认真又仔细，随后两人都笑了。他把车开到一块休耕地高岗上的一间烧毁的农舍跟前。车子碾过须芒草和繁缕，在一个破烟囱的黑洞口后停了下来。他们俩手挽手在荆棘丛中踩出一条路，来到一处浅沟。康瑟蕾塔马上瞧见了他想让她看的东西：两棵合抱生长的无花果树。当他们能够说出完整的句子时，他盯视着她，说：“别要我解释。我解释不了。”“没什么可解释的。”“我想在生活中向前走。许多人依靠我呢。”“我知道你结婚了。”“我想保持现状。”“我知道。”“你还知道什么？”他把他的食指放进她的肚脐眼里。“我比你岁数大。”他把目光从她的肚脐眼移到她的眼睛，笑着说道：“没有人比我老。”康瑟蕾塔哈哈笑。“当然不是你。”他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你出生之前。”“这么说，你就全部属于我了。”“噢，是啊。”他轻轻地吻了她，然后撑起胳膊。“我旅行过。全去过。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什么东西会拼凑成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你看过你自己吗？”“我正在看着哪。”他们在那里约会的整个期间，树上始终没有出现无花果，但他们对蒙土的叶子的阴凉和饱经风霜的树干的护卫还是感激不尽。他带来的毯子，他们尽量躺在上面。后来，他们彼此看到了干燥的地面在身上造成的伤口和青紫。康瑟蕾塔受到了质问。她拒不回答，让问询变成了哀伤。“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出什么事呢？没人说过我会出什么事。”“别傻了。你知道我们都会照顾你。一直都会。”康瑟蕾塔撅起嘴，装作忧心忡忡而且显得不可靠的样子。她得到的保证越多，就越要坚持离开，如她所说“自己一个人过”。这种急切大多在星期五催促着她。在中午前后。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在九月间外出办事去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和如今仅有的三个无精打采的学生继续打点、清理、学习和祈祷。其中两个学生，克拉丽莎和潘妮，看到康瑟蕾塔时开始窃笑。她们都是十四岁的小骨架的姑娘，长得一双善解人意的明眸，能够突然变得茫然起来。她们在这里住着就为了摆脱这地方，由于临近结业，她们的情绪都相当兴奋。近来，她们开始把康瑟蕾塔看作南方邦联的一员，而不把她视为要毁掉她们生命的敌人。她们用修女们禁止使用的语言相互耳语，她们顶替了康瑟蕾塔的职责，负责收集鸡蛋。她们还除草和洗刷。有时候，她们从教室的窗户探出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个她们认为年龄大得足以当她们祖母的女人，不论什么天气她都要站在那里等待那辆雪佛兰卡车。“有谁知道吗？”康瑟蕾塔的拇指指甲围着那活生生的男人的乳头转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答道。“你老婆呢？”“不知道。”“你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有人看见我们了吗？”“我看没有。”“那怎么会尽人皆知呢？”“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康瑟蕾塔坐起了身。“你们是两个？”“不是。”他闭上眼睛，再次睁开眼时，却看着别处，“只有我一个。”九月份过去了，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油彩：几英亩几英亩的豆蔻黄、焦橙，几英里几英里的赭黄，时而天蓝时而乌黑的铁线莲，衬着令人伤感的紫色天空。十月来临，原先长着小萝卜的地方，葫芦在膨胀。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回来了，被那些教士、律师、职员和牧师气得要命。她们带来的消息根本不是新闻。除去她自己之外，大家的命运全在圣皮尔那里决定了。那个决议会迟些送到。玛丽·玛格纳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本在考虑的问题之列，但她拒不肯换到一处宁静的家园。还有这处房产的维修问题。所有权在女资助人基金会的手里（如今落到其主席手中），因此这处房产并非归教会所有，故此，争论就在于是否要缴纳当前和追溯的税款。其实，对纳税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教的州里，为什么要由一伙没有男性控制的外来天主教妇女掌权并享受特殊待遇。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这片土地上尚未发现有什么自然资源，这使得基金会不可能卸掉这个负担。她们不可能说走就走，对吧？玛丽·玛格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解释。又有一个姑娘跑了，但最后的两个，潘妮和克拉丽莎，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因为她们的前途——至少是未来的四年——呈现在她们眼前：那是在某个穿西服套装的老头子的手中成形的。她们垂下了漂亮的头，庄严地默许了；可以肯定，她们逃出这些修女的手心所需的助力已经到来了。不过，康瑟蕾塔对玛丽·玛格纳的话有些漫不经心。反正她哪儿也不去。如果有必要，她可以住在野地里，或者更好些，住进那座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家的烧毁的房子里。如今她已随他去过那里三次，在翘起的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过，鼻子里嗅的是十二年前的烟味。那周围甚至看不到一排树，感觉那房子似乎建在撒哈拉沙丘上，没遮没挡的，当年它就这样在风的肆虐中，把自身尽情烧掉了。火是不是在半夜起的，孩子们还睡在里面吗？要不就是火苗初升时，屋里没人？是在做丈夫的远在六十英亩之外的地方捆柴、烧荒、清理、播种的时候吗？是在做妻子的正在院里弯腰洗着盆里的衣物，绺绺垂发搔着她前额的时候吗？要是那样，她大概要泼出一两桶水，呼叫着孩子，冲进屋里尽量抢出些东西，把她够得到、抓得着的一切都堆到院里。他们肯定有一个铃铛、一副生锈的三角铁——一件可以敲响的东西，以警告别人这逼近的危险。丈夫到来时，烟会呛得他流泪。但只是烟呛的，因为他们不是会哭泣的人。他一定是首先顾及血脉，领孩子们到安全地带或放他们自己跑走，这时才记起他没有上财产保险。除去摊在院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连房子西北角处，靠近厨房的向日葵也化作了灰烬，原先，妻子在厨房里搅拌玉米粥时是抬眼就能看到那些向日葵的。康瑟蕾塔翻看着抽屉，田鼠曾在里面咬啮过丙烷气的发票。她看到了风是如何把烧成炭的家具弄成丝织物状态。幽灵占据了人们逃跑出去的空间。一种烧成灰的人物的造型。一个八英尺高的男人，在壁炉附近盘桓。他生着牛仔那样强健的双腿和下巴，能够面对他们及时回答地产方面的问题。他抬着黑色的长手臂，手指向左指着天空——那儿有一处墙坍塌了，要求他们赶紧离开他的领地。离这个伸着手指的男人不远，淡淡地刻在墙上的是一个长着三英尺长的蝴蝶翅膀的姑娘。对面墙上刻着的人在康瑟蕾塔看来是渔民，但那个活生生的男人说不是，那更像爱斯基摩人的眼睛。“爱斯基摩人？”她问道，从脖子上把头发理到一边，“爱斯基摩人是什么样的？”他放声大笑，遵从牛仔的要求，把她拉开，跨过颓墙的瓦砾，回到那条沟里。在两棵无花果树的撑持下，他们拥抱在一起，办完了事。在十月中，他有一周没有来。一个星期五到了，康瑟蕾塔在土路和柏油路连接处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她本来要继续等下去的，但潘妮和克拉丽莎过来把她领走了。她想，他准是死了，而且没人告诉她这消息。她一整夜都辗转难眠—躺在食品间她的小床上，或在黑暗中趴在厨房的桌子上。早晨她眼看着活生生的世界随着他的不在而消散了。她胸口堵得厉害，心脏无力地跳动着。她的血管好像变成了起皱的赛璐珞管子。她胸中的沉闷迅速加重，让她无法顺畅地呼吸。最后她决定弄个明白或者找到他。在那一带，星期六是个忙碌的日子。每周一次的长途车响着喇叭，把走在县级公路中间的她轰开了。康瑟蕾塔跳到路边，继续前行，她没编辫子，散发在汽车尾气的吹拂中飘起。几分钟后，一辆油车驶过她身边，司机隔着车窗叫着什么。半小时之后，远处有亮光闪烁。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还是他？她的心跳动着，开始把血液汩汩地送回她的赛璐珞血管。她不敢让嘴角泛起的笑容扩展到脸上，也不敢迎着慢慢驶进视线的车辆停住脚步。是啊，亲爱的上帝，一辆卡车。而且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个人，我的耶稣。车子现在慢下来了。康瑟蕾塔转过脸来，看着车子停下，欣赏着那个活生生的男人的面孔。他从窗口探出身来，满脸微笑。“想搭车吗？”康瑟蕾塔跑着穿过马路，绕过车头，转到右侧车门处。她一到那里，车门就打开了。她爬进车，并且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女性要申斥和发泄二十四小时绝望的欲望，或至少装出样子，让他为自己对她造成的痛苦道歉、解释，以赢得她的原谅——这样的本能阻止了她，使她没有听凭她的手伸进他的腿裆。他当然是一语不发。但和星期五中午接她上车时的沉默不同。那种沉默不语充满了许诺。轻松。不言自明。这种沉默不语却是枯燥的，是一种酸涩的哑口无言。随后她注意到了那种气味。虽然一点都不令人不快，但不是他身上的味道。康瑟蕾塔僵住了。后来，由于不敢看他的脸，她便斜眼瞅着他的脚。他穿的不是黑色的高帮鞋，而是牛仔靴，这使她相信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个陌生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身体，却不是他。她想尖叫，想跃身出去跳到路上。要是他碰她一下，她会跟他动手的。她来不及想到其他，因为他们已经驶近通往女修道院的土路。她刚要把门打开，那陌生人却刹了车，慢慢把车停住了。他探身过来，手臂擦着了她的乳房，抬起了车门把手。她快步下车，转过身来看。他触了下他的帽檐，笑着说：“随时。随时都可以效劳。”她退着走开，紧盯着他那张脸。她虽然不想看，但还是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双纯洁但充满仇恨的大睁着的眼睛。那次事件并没有阻止无花果树下的约会。下一个星期五他来了，穿着原来的鞋子，发散着正常的气味。他们争论了几句。“他做什么了？”“什么都没做。连我到哪儿去都没问。只是开车把我送了回来。”“他做了好事。”“怎么？”“为我们俩都帮了忙。”“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了‘想搭车吗’，后来又说了‘随时’。像是他还要再用车送我似的。我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可能是吧。他干吗要喜欢你呢？你想让他喜欢你？”“不。噢，不，不过。”“不过什么？”康瑟蕾塔坐直了身子，紧盯着烧毁的房子后面。有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迅速钻进了烧成炭的装雨水的桶中。“你跟他谈起过我吗？”她问。“从来没跟他谈起你。”“那他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他大概不知道。说不定他根本不认为你那样子是要进镇子。”“他没有掉转车头。他在向北开。所以我才以为是你。”“听着，”他说，蹲下身子扔着石子，“我们得有个信号。我没法每星期五都露面。咱们想个招儿，让你能知道。”他们没想出有效的办法来。最后，她说她每逢星期五还是要等，但只等一小时。他说，我要是没准时来，就根本不会来了。他们俩有规律的约会，在他的双胞胎兄弟露面之前，曾经把她的饥渴磨钝了。而如今约会变得没有了规律，那种饥渴又锋利了。即使如此，又有两次他把她带到了无花果树坚持生长着的地方。她当时并不知道，那第二次便是最后一次。那是在十月底，他把烧毁的房子的一部分用一条马鞍毯围起来，他们俩躺在一条军用垫被上。头顶苍白的天空正被接近的黑暗包围着，这景色他们即使观看也是看不见的。因此，当落雪让她的头发发亮、使他的湿背发凉时，他们才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谈起他们的处境。囿于天气和环境，他们主要谈的是地点问题。他提到向北九十英里的一座镇子，但又立刻改了口，因为没有一家汽车旅馆或别的旅馆肯接待他们。她建议就在女修道院，因为到处都可以藏身。他哼着鼻子表示不快。“听着，”她悄声说，“
日韩综合网瑜伽，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反正赶上这倒霉的病啊你说怎么着？我恢复得不错，我住院的时候体重是92斤，现在我穿着棉衣棉裤约(yāo,称体重之义)，是61公斤啦。我一个是吃得好，过去什么都不吃，过去就是白菜豆腐，因为不是有这结肠癌么，吃什么都不香，什么都不能吃啊，后来就查出来了，可是我发现得也早，10月8号做的手术，做得挺好。10月24号就出院了，就决定出院以后继续做化疗，这个医院是肿瘤医院的分院。定：看来控制得不错，挺好的。何：基本上还行吧。我本身拿这个也不当病，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关云长活54岁，诸葛亮呢，活60多岁，那些人活的岁数都不高，我本身已经六十了，我比关云长活的岁数大。可是相比之下呢，人家那么大能耐，我说我臭狗屎，假如我现在走了，我说我有什么遗憾的啊。没什么遗憾的。普通老百姓，太普通啦。所以我拿这个生和死啊，我也没当回子事，成天老乐乐呵呵的。就是我在最难受的时候吧，腰疼，胯骨疼，躺都躺不下，怎么办呢？给我老伴说书，一说书，我的疼痛就暂时缓解，给她说狸猫换太子，一说就是两个半小时。定：您可真能说啊。何：啊，后来把那个肿瘤开出有多大？有茄子那么大。一约(称)呢，是两市斤，完了以后这疼痛就全没有了。我心态特好，这我老伴知道，我特爱帮助人，这是没病的时候，与人为善，你看这是杰二爷注174对我的评价：“乐善好施仁者寿。”我经常给人看病。专心勤学博而精，他说我学的东西太多了，满文吧，我还教过日文，高等自学考试，我日语通过了。我的俄文可以教到初中，但是我没考过本儿，从五几年学俄文到现在我不忘，我一点儿也不精。定：这都是多少年前写的了？何：壬申年，这还是猴年呢，十几年了。杰二爷去世都不少年了。殷芳：1992年写的，杰二爷1994年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