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id='K9sPFisdc'><legend id='K9sPFisdc'></legend></em><th id='K9sPFisdc'></th> <font id='K9sPFisdc'></font>

				

			

    • 
      			
      			
      
      				
        
        						
          <optgroup id='K9sPFisdc'><blockquote id='K9sPFisdc'><code id='K9sPFisdc'></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K9sPFisdc'></span><span id='K9sPFisdc'></span> <code id='K9sPFisdc'></code>
            
            					
                
                  • 
                    					
                    • <kbd id='K9sPFisdc'><ol id='K9sPFisdc'></ol><button id='K9sPFisdc'></button><legend id='K9sPFisdc'></legend></kbd>
                      
                      			
                      			
                    • <sub id='K9sPFisdc'><dl id='K9sPFisdc'><u id='K9sPFisdc'></u></dl><strong id='K9sPFisdc'></strong></sub>

                      a视频在线观看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5:32

                      字号

                      a视频在线观看知道恐怕会受到重罚。这可是自己眼下最想要的东西。伸夫又翻看了一下就赶快合起书来,真心感谢岛野的好意。八初中生里的明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自然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如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连模样也长得帅,那就近乎完美了。而且,如果能以“我没怎么用功”的态度跟所有的同学都轻松交谈的话,那就更受欢迎了。不过,这类明星多为态度严肃认真的孩子,因为老师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或许堪称体制派明星。与此不同,学习成绩较差的所谓反体制派中也有明星。他们大都附属于差生团伙和不良少年团伙,是校方加以注意的学生。他们既然标榜为反体制派,就要不分好歹地反驳一切,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并博得喝彩,搞些奇思异想的恶作剧引得同伙们哄堂大笑。其中还有人早已俨然混世魔王,貌似深知男女和世间之事,得到一般同学们的仰视。岛野君正是这种反体制派团伙中的明星。他父亲就曾经是帮派分子,而他自己也是留着大人发型、猫腰驼背,架势就像帮派中的喽啰一样。当然,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学生,都不会对老师施加暴力。即使因为做坏事暴露受到训斥,也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落后生或许更善于看场合行事,也显得更有大人样。总而言之,通过接近岛野君,伸夫感到心情振奋起来了。伸夫以前在优等生团伙中也有好几个亲密朋友,而接近不良团伙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又是在那个团伙中都被刮目相看的岛野君。在接近岛野君之后,伸夫感到自己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虽说如此,他却不想直接加入他们的团伙。就算被他们接纳,以伸夫的膂力和魄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倒不如还像上次那样,在岛野考试不会做题时悄悄告诉他,以这种方式助他一臂之力较为妥当。伸夫为自己能给岛野君提供帮助感到高兴。虽说膂力和魄力尚有不足,但在学习方面却多少有些自信。只要从这方面接近岛野君,伸夫既不失体面,也不会被卷入他们的团伙。这且不说,岛野君给他的书确实充满了刺激性。那本书封面只在淡粉色软纸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既无作者名称亦无出版社名称。而且书页用的是草纸誊印版,多处还有手绘插图。虽然号称书籍,却是只有三十页的所谓自制手册。可是,书的内容却从开头就充满了性描写,而且从第一页就直接进入男女秘事。虽说封面上写的“源平盛衰记”,可里面却几乎没有历史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平清盛[3]以各种方式与朝臣家的公主及戏子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源赖朝、源义经和静御前[4]登场,反复多次地发生淫荡行为。伸夫虽然以前也看过几本黄书,即使标题和目录特别抢眼,但关键的性爱场面却含混不清。与其相比,这本书从男女对话到淫声浪气都描述得十分逼真,充满了冲击力。伸夫回到家里开卷阅读,于是浑身冒汗脑袋发胀,根本无法着手学习。“原来如此啊……”伸夫一口气读完书后发出感叹。男女在做那种事时会说这种枕边话,做这种淫荡事,发出这种尖叫!那些以前只是在想象中考虑的事情突然以天然的色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伸夫惊讶不已。“真够刺激呀……”伸夫嘟囔了一句,随即想起了岛野君的面孔。“那小子们总是在看这种书啊……”他们常常在上课时传看书籍,大都是在历史、社会等老师不会指名提问的课堂上,就把那些可疑书本压在课本或笔记本下边偷看。伸夫他们也隐约有所耳闻——那都是特别黄的黄书。不过,那种书绝不会传到一般同学手上,大都是在以岛野君为中心的七八人团伙之间。伸夫虽曾想看那些书却没能说出口,因为如果说出“让我看看”并真的看了的话,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伸夫想看那种书却害怕加入他们的团伙,就在远处望着他们偷偷看书的情景。尽管如此,依然偶然会有团伙之外的人偷看到那种禁书,安井君也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在暗中巧妙地讨好他们,并在上课时偷偷传看。“真够刺激!看着看着脑袋就不对劲儿了,根本听不见教书先生的声音。”安井君难掩兴奋地说道,“看过那个,就觉得街上卖的黄书简直没法儿看了。”安井君明明只是扫了几眼,可说起话来就像成了大人。伸夫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真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可在周围吵吵闹闹的课间休息当中,那种事情就是问了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而且,伸夫看到安井君越来越得意,心里也很窝火。真想有一天不受任何干扰好好地看看……这个希望现在终于得以实现,而且结果比想象中更富于刺激性。那小子们上课时看的就是这种书呀!伸夫刚开始读时浑身血涌上头,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可他们却边读边嗤嗤偷笑,合起书来还坦然自若地谈论。明明是同龄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坦然自若呢?岛野君的态度更令伸夫惊奇,只有他从未在上课时看过那种书。虽然其他同伙看得入迷,可他却要么若无其事地听老师讲课,要么交抱臂肘打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腻了黄书,所以对此几乎不屑一顾。那小子到底是与众不同。伸夫对岛野君那种成年人般的态度钦佩有加,同时对岛野所营造的帮派圈子感到了几分向往和畏惧。九从伸夫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到毕业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日本处于战后最混乱的时期。粮食匮乏,大米实施配给制,无论去哪里都是凭票供应。流浪汉屯聚街道,车站的长凳总是被他们占据。由于在澡堂里稍好的鞋子和毛衣都会被偷走,所以必须收进衣筐锁在存衣柜里,然后把带皮圈的柜门钥匙套在手腕或脚腕上。街上几乎没有路灯,偶尔在市区装上灯泡,可当天就会被偷走。自行车失窃事件频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贫困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性欲却不会衰减。不,岂能衰减,在贫穷中崛起时,性的欲望总是更加强烈。伸夫清楚地看到出卖肉体的女子是在上初二的时候。从薄野[5]的繁华街尽头南五条一带向东向西几百米,都可以看到那些女子就站在街边的暗处。在黄昏稍迟时经过那里,就能看见烫了头发、脖间缠着花哨纱巾的女子们倚在路灯下抽着烟招呼过路的男人。据说她们多数都是以占领军为交易对象的娼妇,但好像也有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伸夫曾听朋友说,他跟父亲一起路过那里时,父亲还被那些女人叫住过。“在大白天都有人跟占领军亲嘴呢!”依然是消息灵通的安井君如此告知伸夫。伸夫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禁不住诱惑想去那个有站街女的地方看看。亲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实在话,伸夫还没有看到过现场实况。听说在外国经常搞这种事情,但他还没跟老外打过交道,而且父母当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搞这个。即使伸夫不在场,父母也不可能搞这个。“上次吧,还有个女人在我眼前撩起裙子穿袜子呢!”女人露出光腿穿袜子的姿态实在够刺激。当然,这种程度的动作姐姐似乎也会做,可姐姐的样子看了却不会引起兴奋。“那些娘们儿来回溜达,好像都有自己的地盘呢!”伸夫听安井君这样说,心里就期待他带自己去,可安井君却根本没那个意思。虽说如此,伸夫却不愿主动请求安井君“带我去吧”。学习方面暂且不论,一旦在性方面向对方求教,感觉就像从此拜在了对方门下。如果学习落后还能努力赶上,但性知识落后的人可能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九月底的星期天,伸夫趁上街去了一趟薄野。时间已过五点钟,周围有些昏暗,风有些凉。从站前大街下去,走过五条时行人骤然减少,前方只能看到街角杂货店的灯光和“三和旅馆”的红色霓虹灯。霓虹灯的斜对面是稻荷神社,神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前面向右拐是在昏暗中延伸的石墙。听安井君说,占领军的“伴伴女郎”就在沿墙路边。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却看不到那种打扮的女子。是不是时间太早?伸夫环视周围继续向前,这时右边小巷里出来一个女子。她的头发烫得像蜘蛛窝,肩挎皮包走向站前大街。伸夫目送那个女子远去,后边一辆人力车疾驰而来,又有个女子提着篮子在瑟瑟凉风中缩着肩膀走了。周围普通民居之间似乎坐落着几家旅馆,却不见行人来往,只有秋风穿过夜幕降临的街道。难道安井君说的不是这里吗?伸夫有些扫兴,再次环视周围,却见街角杂煮店旁暗处站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右手夹着香烟,另一个把左脚轻轻蹬在石阶上。在昏暗中也能看到她们涂着浓厚的口红,身穿花哨衣服,显然不是普通女子。两人刚才像是在谈论什么,当伸夫走近时就停下来望着这边。伸夫顿时感到恐惧,随即快步离开她们。径直走了四五十米回头再看,已经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身影。伸夫怀着一半放松一半被忽悠了的心情朝行人较多的电车大街赶去。说实在话,伸夫并不清楚所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过几本黄书以及厕所涂鸦之后,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干的事情,女性身体局部的解剖图也记得很清楚,甚至能随手画出图来。但是,说到在现实当中去找女人买春,他却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交涉,在房间里只有两人时该怎么做。即使他知道要把自己那个东西插入女性的下体,但具体步骤却无从知晓。他独自去观望伴伴女郎也只是出于对她们外貌的好奇心,近乎于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当然,他丝毫不想接近对方。虽说如此,他对受到对方的藐视却有些不满。自己确实还只是个初中生,但至少也该打个招呼吧?可她们却向自己投来充满狐疑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个小屁孩怎么误撞到这种地方来了?虽说如此,可如果她们真的打了招呼,伸夫也许会一溜烟地逃走。因为他仅仅被两个女子盯着看,就会感到后脖颈被抓住一般惶恐不安。伸夫更加佩服能够花钱找那种妖艳女子买春的男人了。自己一看到那种女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而成年男人真能摁住那种女人满足欲望吗?倘若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根本做不到。如果自己真能做那种事情的话,感觉该会有多棒呀!伸夫即使真的看到了伴伴女郎,依然仅仅感到她们都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性。伸夫即使拥有足够买春的金钱,也是只看一眼就感到满足,憋闷的欲望重又返回孤独而谨慎的自慰世界中去。确实如此,如果是自慰的话就不必那样操心费神,也不必考虑对手如何。只有自慰是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的、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从初二那年秋季开始,伸夫对自慰开始产生疑问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做这种事情会使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担心并非刚刚产生,从初识自慰起就存在于大脑的角落里,只是当时被意外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无暇思考其善与恶。然而,如今却已不同于当初,最可怕的就是自慰行为带来的昏昏沉沉的虚脱感。当然,在射精的瞬间会产生升天般飘飘欲仙的快感,可到达巅峰之后的抑郁状态却相当严重:突然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仿佛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空虚感笼罩全身。在昏沉之中感到惶惑不安,好像以前所学的东西全都忘掉,记忆力再也不能恢复。事实上伸夫第二学期的成绩明显开始下降。当然,这也未必能够完全归咎于自慰行为。伸夫在暑期常去游泳场,还帮母亲外出采购粮食,在自家小院里帮着做农活。他对很多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博览群书、初次观剧,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相当投入。虽然诸多原因都有关联,但自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夜晚,独自在房间里触摸那个部位,学校的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消失在远方。而且在自慰之后浑身瘫软,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开始学习,有时嫌麻烦就直接睡觉了。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可小觑,其实在某本书中就载有关于自慰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的自白文章。岛野君他们学习成绩较差或许就是因为自慰过度……伸夫还有一个担心——过度玩弄会使阴茎发育迟缓。伸夫还没跟同学们比过,在小学低年级时做的那些事情暂且不提,上初中后就不能再搞那种儿戏了。不过,在澡堂和游泳场的更衣室里,他却偷看过同龄伙伴的那个物件。乍看上去自己的似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虽然不大也不算太小,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根据某本书中介绍,男性最重要的是勃起时大小如何,跟平时的状态没太大关系。还有一本书中介绍,把明信片卷起的状态就是日本人阴茎的标准尺寸。伸夫重新观察自己裆间翘起的物件。看样子并没有明信片卷起来那么大,毕竟现在还是初中生。再过四五年高中毕业时,应该能够达到标准。不过,另有书中介绍“太早过度自慰对阴茎发育不好”。这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早熟的岛野君他们就应该都比较小。但是,伸夫认为他们的并不算小。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的同伙相原等人曾夸口说“因为太大碍事还得用兜裆布勒紧”。难道这些记述都是为了劝阻自慰行为?就像小时候有人想阻止就吓唬说“刚吃完饭就躺下会变成牛”一样。但尽管如此,写那种事仅仅是为了劝阻吗?虽说是黄书,却也是较为正统的《夫妻生活》花边新闻,所以未必是虚构。如果它不再长大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伸夫愈发忧心忡忡了。尽管在现实当中不可能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伸夫还是希望长得更大些。这个愿望并非现在刚刚产生,懂事之后的男孩应该都有。不过,那个部位的体毛发育却并不迟缓……近来去澡堂时就会看见同学们都开始捂着下体,从更衣室到浴池、从浴池出来坐在池边都一定要用汗巾捂住下体。这既有阴茎长大的原因,更是由于阴毛也开始长出。在自己那个部位长出体毛之后,少年不知何故会产生既骄傲又害羞的奇妙感觉。在切实感到自己由此终于接近成年人的同时,又觉得那个部位变得猥亵不堪。“哎,你那儿长出来了吧?”在一个月之前,安井君曾经这样问过。当时,伸夫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想明确回答“长啦”,又觉得安井君接下来会说“那就让我看看”。他还感到突然问起长毛的安井君总爱暴露别人的弱点,心里便有些不快。“岛野君吧,说他那儿已经漆黑一片了。”“你真的看见了?”“是相原君说的,所以不会有错儿!”伸夫想起当时的对话就独自点了点头。果然是早摆弄的家伙长毛也早……尽管比不上岛野君,但伸夫长毛的时间与常人相仿,所以他那个物件的大小或许也与常人相仿。伸夫如此安慰自己,但仍未完全放下心来。“再不能做那种事儿了!”伸夫在心中告诫自己,却几乎没有信心严格实行。十初中时代给伸夫心中留下了几段性的回忆。那些事在当时还模糊不清,并不觉得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感到有些奇怪,因此没有产生过深入思索的冲动。然而,心中感到奇怪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长期留在记忆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那些事本身确实印象深刻。明确地讲,那个时期伸夫非常胆小。家里房子本来并不很大,可他晚上却不敢独自去厕所。另外,在冬天傍晚独自留守家中时也会忐忑不安,感到会被雪的魔力抓走。他白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撒欢闹腾,看上去实在想象不出一到晚上就会如此怯懦。母亲常常叱骂他说“亏你还是个男孩子……”。确实如此,在大四岁的姐姐和小七岁的弟弟眼里,他简直太软弱了。可是,在那个时期伸夫脑袋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东西。例如,他在夏祭期间去杂耍戏棚看到了地狱图画和妖怪,在书中读到了鬼故事,听大人和同学们讲了奇怪现象,还有对死亡世界的胡思乱想……林林总总交织重叠。当伸夫晚上进被窝之后,它们就像养熟的小兽般悄悄来到枕边。小弟之所以能满不在乎地自己去厕所,是因为他年纪还小真不知道那些惊悚故事。而姐姐似乎由于女性所特有的迟钝,对惊悚故事不屑一顾。可是,伸夫在上初中后见闻骤增,也随之听到了很多惊悚故事。而且,他一旦听过便轻易不会忘掉,还会从中展开更加恐怖的想象翅膀。明明胆小却越想看更可怕的东西,于是变得越来越胆小。伸夫记得,当时听说有的家庭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他还感到特别羡慕。因为如果大家睡在一起,即使深夜有强盗潜入也不会害怕。而且厕所离得很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2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3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娘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我开始着急了;我们去找找,医生的妻子说,两个女人手拉着手走了。十来分钟以后她们回来了,原来是找到了一个诊室,里边有个附属的卫生间。偷车贼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不停地嚷着天气太冷,腿上的伤口疼。他们按来时的次序重新排好队,现在比原来省事多了,没有出什么事故就回到了宿舍。医生的妻子巧妙地帮助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床。还在宿舍外边的时候,她就像在谈一件大家都清楚的事一样提醒他们,找到各自床位最简便的方法是从入口开始数床。比如我们的床,她说,是右边最后两张,就是十九号和二十号。第一个走进夹道的人是偷车贼,他几乎光着身子,瑟瑟发抖,腿上还有伤,这理由足以使人们让他先进去。他从一张床前走到另一张床前,手在每张床下摸索着箱子,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行李,便大声喊道,我在这里,接着又补充一句,十四号。哪一边,医生的妻子问;左边,偷车贼回答,他再一次恍惚感到奇怪,好像医生的妻子没有问以前就知道了答案。第一个失明者接着进来了,他知道他的床在同一边,与偷车贼的床只隔一张。现在他已经不怕在离偷车贼很近的床上睡觉了,从对方的连连叫苦和叹气声中可以判断出他的腿伤势不轻,简直难以动弹。走到床边,他说,十六号,左边,说完就和衣躺下了。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低声请求说,帮帮我们,让我们离你们近一些,在另一边,你们对面,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四个人一起往前走,很快便安顿下来。几分钟以后,斜眼男孩说,我饿了;戴墨镜的姑娘小声说,明天,明天我们吃饭,现在你睡觉吧。说完,她打开箱子,找出在药店买的那小瓶药水,摘下眼镜,把头向后一扬,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开始点眼药水,并不是每滴药水都落到了眼里,但是,如此精心治疗,相信她的结膜炎很快就会痊愈。5我必须睁开眼睛,医生的妻子想。她在夜里曾几次醒来,透过合着的眼皮发现这宿舍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但现在似乎看到一点变化,是另一种光亮,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浸没了眼睛。她对自己说,数到十,数完后就睁开眼睛,这样说了两次,两次都数完了,可还是没有睁开。旁边床上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还有不知道谁在打鼾,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她心里问,但她明白,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想不必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她本人并没有下决心。窗户从墙半腰开始到离屋顶一拃的地方结束,天要亮了,泛蓝的模糊光线通过窗户钻进屋里,我没有失明,但说完她吃了一惊,从床上半直起身子,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可以听到她讲话。但姑娘还在睡觉。她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小男孩也在睡。她像我一样,医生的妻子想,把最安全的地方让给他,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甚至都不能指望让敌人绊一跤,敌人,什么敌人,这里任何人也不会进攻我们,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越货,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那个偷车贼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过不了多久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给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它们通过气味确认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通过吠叫和说话声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通通没有用,仿佛不存在,现在我还看得见,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光线有了点变化,不会是夜晚又回来,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推迟了白天的到来。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呻吟,莫非伤口发炎,医生的妻子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他治疗,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小小的事故都可能酿成悲剧,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完蛋,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伏到丈夫身边,想叫醒他,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拖出梦境,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失明。她赤着脚,踮着脚尖走到偷车贼的床前。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医生的妻子小声说。他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边说,不好,腿疼得厉害。她刚想说,让我来看看,但及时闭上了嘴,这太冒失了,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这里除了盲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仿佛有位医生在对他说让我看看这个地方,他不假思索便把毯子撩了起来。即使在昏暗中,眼睛稍稍能看到点东西的人也能发现毯子被血濡湿了,伤口像个黑洞,四周已经肿起来,绷带也松开了。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然后摸了摸那人的前额,动作又轻又快。他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光线又变了,是云彩飘走了。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但没有躺下。望着正在咕咕哝哝说梦话的丈夫,望着灰色毯子下面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望着肮脏的墙壁,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她心情平静,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深入其中,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突然,从宿舍外面,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传来激烈的吵嚷声,滚出去,滚出去,离开这里,滚,不能留在这里,必须服从命令。嘈杂声时高时低,一扇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泣,和有人因绊倒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不用看就知道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医生的妻子站起来,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并把他们领到床边,告诉他们,请记住,这是左侧七号,这是右侧四号,不要弄错,对,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昨天来的,对,我们是第一批,名字,名字有什么要紧,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另外一个,是被偷的,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不时往眼里点治结膜炎的眼药水,我都失明了,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你瞧,我丈夫是眼科医生,她到他的诊所去看过病,对,我丈夫也在这里,谁都逃不过,啊,对了,还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但实际上她没有动弹,只是对丈夫说,他们来了。医生下了床,妻子帮他穿上裤子,没有关系,谁也看不见,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医生提高嗓门说,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不要着急,大家都会有地方。他们不知道一共多少人,可以肯定,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互相摸到过,有的还碰撞过,但还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他们都没有带行李。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发现自己失明并因此而叹息的时候,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医生的妻子说,你们最好报报数,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过总得有人开头,这时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这种事经常发生,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第一个,他停了一下,似乎要报出名字,但嘴里说出的却是,我是警察。医生的妻子想,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第二个,他也照第一个的样子说,我是出租汽车司机。第三个男人说,第三个,我是药店伙计。接着是个女人,第四个,我是酒店佣人。最后一个也是女人,第五个,我是办公室雇员。她是我妻子,我妻子,第一个失明者喊起来,你在哪儿呢,告诉我你在哪儿;在这儿,我在这儿,她一边哭着回答,一边颤颤巍巍地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眼睛瞪得很大,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男人倒比较有把握,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你在哪儿,在哪儿,现在声音很低,像是在祈祷。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成了一个人,亲吻寻找亲吻,有时候吻空了,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眼睛或者嘴在哪里。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起来,仿佛她也刚刚和丈夫重逢一样,但嘴里却说着,我们多么不幸啊,真是灭顶之灾。这时候人们听见斜眼小男孩说话了,他问,我妈妈也来了吗。戴墨镜的姑娘坐在他的床上,赶紧小声说,她会来的,不用担心,一定会来的。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就是挑选床位。毫无疑问,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最合适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第十七号床,有第十八号床把她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同样,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这也不会令人吃惊,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着许多关系,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另外一些正要挑明,比如药店伙计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眼药水的那个人,自称是警察的人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当时他正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啼哭,至于酒店女佣,戴墨镜的姑娘大喊大叫的时候是她头一个进入房间的。但是,可以肯定,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大白于天下,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问题更简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和触觉。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关于药店伙计,人们知道,他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司机会发誓赌咒说,最近几天他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当然,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告诉妻子,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浑蛋,你想想,事情就这么巧,但他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伤势很重,便宽容大量地说,对他的惩罚足够了。而他的妻子呢,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一时间悲喜交加,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溶,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这是她的原话。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那么,在听见受伤的人痛苦地呻吟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医生让妻子拉着手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沿,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鞋后跟刺得太深,而鞋跟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腐水,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浑浊不堪。听到呻吟声,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向前探着身子,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脸上,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她沉痛地说,请原谅,全怪我,我本不该那样做;算了吧,那人回答说,生活中会有这种事,我也做了不该做的。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注意,注意,现在通知,饭以及卫生用品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盲人们先出去拿,受传染者等待通知,注意,注意,饭已放在门口,盲人先拿。受伤的男人发烧烧糊涂了,没有听清所有的话,以为囚禁已经结束,现在命令他们出去,于是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您要到哪里去呀;没有听见吗,他答道,说让我们盲人们出去,不错,是让我们出去,但是是去拿饭。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医生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我也去,他的妻子说。他们正要走出宿舍,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这个人是谁;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是位医生,治眼睛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出租车司机说,凑巧让我们碰上了唯一一个一点儿用都没有的医生;凑巧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戴墨镜的姑娘讥讽地回敬了一句。盛饭的盒子放在天井里。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干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个人伤口发炎,情况严重,而这里没有药;你不记得那通知吗;记得,不过,也许面对这具体情况;我怀疑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一样,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涨,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天上乌云滚滚,也许要下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不习惯光亮了,她想。就在此刻,大门那边一个士兵对他们喊道,站住,向后转,往回走,我得到命令,可以开枪,他马上用枪瞄准他们,用同样大的声音喊道,中士先生,这里有几个家伙想走出来;我们不是想出去,医生赶紧否认;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中士边说边走过来,出现在大门的铁栅后面,问道,出了什么事;一个人腿上受了伤,有明显的发炎症状,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出,任何人都不准出,进,只让食物进;如果炎症恶化,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与我无关;那么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听着,瞎子,现在是我通知你,你和那个女人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么挨枪子儿;我们回去吧,妻子说,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没有过错,害怕得要死,还要服从命令;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你还是相信为好,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怎么,你们还在那里,中士喊道,现在我数三下,如果数到三你们还没有从我眼前消失,可以肯定的是,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一,二,三,这就对了,我是出于好意,接着他对士兵们说,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但他没有说清指的是谁,是指来要药品的人呢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宿舍里,受伤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去要药品了;你怎么知道呢,医生问;我估计是,先生您是医生;非常遗憾;您是说他们不会送药来;对,啊,就是这样。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有瓶装牛奶和饼干,但计算份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也没有刀叉和勺子,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但他呕吐了。司机表示不满,说不喜欢喝牛奶,问是不是有咖啡。几个人吃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去了,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去各个地方走走,认认路,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药店伙计请医生先生和他谈谈,希望医生先生说出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我不认为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非常简单扼要地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隔着几张床,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等医生介绍完毕,他说,我敢打赌,这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真愚蠢,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说;谁知道呢,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透镜,或者说是摄像镜头,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和放映电影是一个道理,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就和汽化器一模一样,如果汽油到不了那里,发动机就不能工作,车就不能开走;您瞧,再简单不过了,医生对药店伙计说。医生先生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酒店女佣问道;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会是多长时间呢;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人知道;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女佣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想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什么姑娘,药店伙计问;酒店里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一丝不挂,站在房间中间,只戴着一副墨镜,大声喊着说她瞎了,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医生的妻子抬头一望,看见姑娘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一边问斜眼小男孩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自从来到这里后,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料想过她的存在,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既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

                      但读后却有一种无法卸下的沉重感,因为这正是自己灾难深重的生活环境。因此,作者在书中流露出了改良社会的思想。【点评】清末谴责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带有不同程度的救国救民的激情,它对清朝腐朽统治和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评,旨在启发人们改革社会的愿望和行动。同时,它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第二十二章清王朝的终结清王朝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瑗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一、光绪与慈禧同死之谜光绪三十四年(1908)灯节之夜,慈禧率众嫔妃到北海观看焰火,本来年纪已大,劳累过度,又着了风寒,遂染疾病,并有日趋恶化之势。袁世凯、李莲英等见状首先慌了神。他们知道慈禧这个靠山一倒,光绪帝一旦复辟,绝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这些人都希望光绪帝早一天死,竟明目张胆地虐待起皇帝来。往常光绪每顿正餐都须摆上百盘美味佳肴,如今,二三十盘菜肴中,除了几盘新做的以外,其余皆是反复摆放的剩菜,刺鼻的味儿难以下咽。光绪令御前太监王商上奏慈禧,要求改善伙食,慈禧均置之不理,一次破例亲自去瀛台,竟以国家艰难、理应节俭为由将光绪训斥了一顿。此后,李莲英等更加肆无忌惮,不知在饮食中加了什么东西,弄得光绪帝经常便秘,有时两三天不能通便,只好常叫御医光顾。那些御医,似乎与李莲英等串通好了一样,三五分钟把过脉,然后随便开一剂方子应付了事。光绪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对医药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饮食中有人做了手脚,于是索性少吃饭,多吃水果,这样一来,身体又有了一些好转,这使袁世凯、李莲英等人深感意外,于是思谋着更毒的招数。一次,李莲英给慈禧梳头,顺便说了几句谗言,说光绪闻知慈禧病重,十分高兴,经常吟诗作画,习武划船。这些话被李莲英拐弯抹角地一说,使病中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慈禧顿生怒气,反骂道:“不孝逆子,想得倒美!哼,他休想死在我的后头!”李莲英听了这话,心里暗自高兴。不久,光绪的病情便骤然加重,御医张仲元、名医杜钟睃等为光绪看病,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何病症,只好开了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常服药,自然毫无效果。到了十月初十慈禧七十三岁生日这天,宫内宫外,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光绪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然后大摆宴席,十分排场。之后慈禧又到畅音阁大戏台看戏,到南苑湖乘游船。不料乐极生悲,这天夜晚,慈禧又觉身子不适,在原病的基础上又得了痢疾,接连数日,不见好转。十月十七,慈禧虽然病重,却格外关心地问起光绪帝:“皇上近日可好?”李莲英说:“也是怪事,老佛爷一病倒,万岁爷倒见好多了,这两天经常到海事散步,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什么喜事?”慈禧问。“恕奴才用典不当之罪。”李莲英说。慈禧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病倒了,对皇上来说自然是‘喜事’喽!哼,难道我会走在他前头?”李莲英说:“奴才愿去瞧瞧他,照顾一下,或许能使万岁爷更快地康复呢。”次日清晨,李莲英真的来到了瀛台岛,表现出对光绪格外关心的样子,向光绪问寒问暖。光绪感到非常诧异,但转念一想,认为李莲英是怕慈禧死后,自己会收拾他,所以特来献殷勤的,于是收了疑心。过了一会儿,李莲英令小太监给光绪帝端了一杯“西洋茶”服下,就在李莲英走后不久,光绪病情陡然加重,他只觉得腹中隐隐作痛,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忍受,大叫肚子疼。被速传而来的御医屈桂庭诊断后,觉得皇上的病情很蹊跷,心里很害怕,担心自己会被卷到这场危机中来,于是草草开了方子,退出了涵元殿。十月二十上午,隆裕皇后来看光绪,但他仅微微睁开眼看了一看,便又昏了过去,似乎已神志不清了。十月二十一晚五时许,光绪驾崩,时年三十八岁。光绪死时,慈禧也病入膏肓,在神志尚清醒时,召见王公大臣,传下一道懿旨诏溥仪继位。十月二十二,慈禧病逝。仅仅相隔一天,手握权杖的中国最高两位统治者相继死去,引起国内外一片震惊,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光绪帝死得不明不白,又成为清宫疑案之一。十一月初九,清王朝为年仅三岁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举行了登基大典。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时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程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走在退朝的路上,议论说:“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他们感到这是大清朝廷的不祥之兆。二、辛亥革命没完没了的失败,无穷无尽的屈辱,人们已经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孙中山发动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分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颁诏宣布“仿行宪政”,先是诸大臣面奏请行宪政,但清廷谕旨:“大权统于朝廷”,“民智未开”,“数年之后,再定期限”。可人们再也等不起了。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同盟会组织民众先后在广东黄冈、安徽安庆、浙江绍兴和广州黄花岗等地起义,但均因势力悬殊等原因失败了。接着,同盟会又决定在湖北武汉发动起义。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其、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孙中山筹措二十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因为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势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于是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照常起义。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十月六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妥而延期。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其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沿下令杀害彭、刘及李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个营兵力,纷纷起义,齐聚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军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沿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的兵船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起义的胜利,十一日晚和十二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不久,武汉三镇便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接着,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十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方举行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由于当年为农历辛亥年,故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三、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方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孙中山与袁世凯秘密协商,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就让位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和孙中山谈妥后,袁世凯觐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袁世凯跪在地上,毕恭毕敬,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搬迁,已无相容之地……”袁世凯的言外之意是请宣统皇帝退位,当时宣统帝溥仪仅是个六岁的孩子,当然不能明白,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心里知晓,眼泪流了出来,她擦了擦眼泪说:“大清天下断送在我们手中,我们愧对祖宗啊!”袁世凯叹了一口气说:“皇太后不要过于伤心,世事变迁,不能由太后一个人承担责任,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袁世凯没说完,隆裕皇太后急忙问:“如若退位,那民国将如何待我们?”袁世凯说:“紫禁城前边的三大殿归民国,皇上、皇太后等一切尊号不变,仍住在乾清门后的宫室,所有皇室财产仍旧归自己所有。这些优待条件鄙臣均已拟定好,请太后过目。”说着,袁世凯从口袋中取出几张纸,递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接过纸,只见上面写着:麦克白作者:莎士比亚内容简介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为国王平叛和抵御入侵立功归来,路遇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将进爵为王,但他并无子嗣能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是有野心的英雄,他在夫人的怂恿下谋杀邓肯,做了国王。为掩人耳目和防止他人夺位,他一步步害死了邓肯的侍卫,害死了班柯,害死了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小孩。恐惧和猜疑使麦克白心里越来越有鬼,也越来越冷酷。麦克白夫人神经失常而自杀,对他也是一大刺激。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麦克白面对邓肯之子和他请来的英格兰援军的围攻,落得袅首的下场。剧中人物邓肯苏格兰国王马尔康道纳本邓肯之子麦克白班柯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德夫列诺克斯洛斯孟提斯安格斯凯士纳斯苏格兰贵族弗里恩斯班柯之子西华德诺森伯兰伯爵,英国军中大将小西华德西华德之子西登麦克白的侍臣麦克德夫的幼子英格兰医生苏格兰医生军曹门房老翁麦克白夫人麦克德夫夫人麦克白夫人的侍女赫卡忒及三女巫贵族、绅士、将领、兵士、刺客、侍从及使者等班柯的鬼魂及其他幽灵等地点苏格兰;英格兰第一幕第一场荒原雷电。三女巫上。女巫甲何时姊妹再相逢,雷电轰轰雨蒙蒙?女巫乙且等烽烟静四陲,败军高奏凯歌回。女巫丙半山夕照尚含辉。女巫甲何处相逢?女巫乙在荒原。女巫丙共同去见麦克白。女巫甲我来了,狸猫精。女巫乙癞蛤蟆叫我了。女巫丙来也。①三女巫(合)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同下。)第二场福累斯附近的营地内号角声。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与一流血之军曹相遇。邓肯那个流血的人是谁?看他的样子,也许可以向我们报告关于叛乱的最近的消息。马尔康这就是那个奋勇苦战帮助我冲出敌人重围的军曹。祝福,勇敢的朋友!把你离开战场以前的战况报告王上。军曹双方还在胜负未决之中;正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彼此扭成一团,显不出他们的本领来。那残暴的麦克唐华德不愧为一个叛徒,因为无数奸恶的天性都丛集于他的一身;他已经征调了西方各岛上的轻重步兵,命运也像娼妓一样,有意向叛徒卖弄风情,助长他的罪恶的气焰。可是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英勇的麦克白——真称得上一声“英勇”——不以命运的喜怒为意,挥舞着他的血腥的宝剑,像个煞星似的一路砍杀过去,直到了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个躬,也不通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邓肯啊,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军曹天有不测风云,从那透露曙光的东方偏卷来了无情的风暴,可怕的雷雨;我们正在兴高彩烈的时候,却又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听着,陛下,听着:当正义凭着勇气的威力正在驱逐敌军向后溃退的时候,挪威国君看见有机可乘,调了一批甲械精良的生力军又向我们开始一次新的猛攻。邓肯我们的将军们,麦克白和班柯有没有因此而气馁?军曹是的,要是麻雀能使怒鹰退却、兔子能把雄狮吓走的话。实实在在地说,他们就像两尊巨炮,满装着双倍火力的炮弹,愈发愈猛,向敌人射击;瞧他们的神气,好像拚着浴血负创,非让尸骸铺满原野,决不罢手——可是我的气力已经不济了,我的伤口需要马上医治。邓肯你的叙述和你的伤口一样,都表现出一个战士的精神。来,把他送到军医那儿去。(侍从扶军曹下。)洛斯上。邓肯谁来啦?马尔康尊贵的洛斯爵士。列诺克斯他的眼睛里露出多么慌张的神色!好像要说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似的。洛斯上帝保佑吾王!邓肯爵士,你从什么地方来?洛斯从费辅来,陛下;挪威的旌旗在那边的天空招展,把一阵寒风-进了我们人民的心里。挪威国君亲自率领了大队人马,靠着那个最奸恶的叛徒考特爵士的帮助,开始了一场惨酷的血战;后来麦克白披甲戴盔,和他势均力敌,刀来枪往,奋勇交锋,方才挫折了他的凶焰;胜利终于属我们所有——邓肯好大的幸运!洛斯现在史威诺,挪威的国王,已经向我们求和了;我们责令他在圣戈姆小岛上缴纳一万块钱充入我们的国库,否则不让他把战死的将士埋葬。邓肯考特爵士再也不能骗取我的信任了,去宣布把他立即处死,他的原来的爵位移赠麦克白。洛斯我就去执行陛下的旨意。邓肯他所失去的,也就是尊贵的麦克白所得到的。(同下。)第三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妹妹,你从哪儿来?女巫乙我刚杀了猪来。女巫丙姊姊,你从哪儿来?女巫甲一个水手的妻子坐在那儿吃栗子,啃呀啃呀啃呀地啃着。“给我吃一点,”我说。“滚开,妖巫!”那个吃鱼吃肉的贱人喊起来了。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坡去了;可是我要坐在一张筛子里追上他去,像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鼠,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吧。女巫乙我助你一阵风。女巫甲感谢你的神通。女巫丙我也助你一阵风。女巫甲刮到西来刮到东。到处狂风吹海立,浪打行船无休息;终朝终夜不得安,骨瘦如柴血色干;一年半载海上漂,气断神疲精力销;他的船儿不会翻,暴风雨里受苦难。瞧我有些什么东西?女巫乙给我看,给我看。女巫甲这是一个在归途覆舟殒命的舵工的拇指。(内鼓声。)女巫丙鼓

                      a视频在线观看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W_w_ω_.Τ_Χ_t_捌_0.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X``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国”。而散布在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一概被称为“四夷”,根据其方位,又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当然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同我们当年将所有高鼻子凹眼睛的人都称作“西洋人”一样,这种称呼中包含着惊讶、畏惧、蔑视等复杂感情,还有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傲慢态度。在中原人眼里,四夷均是未开化的野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即使是像楚国这样曾经受封于周王室的国家,因为长期居于蛮夷之地,也被视为蛮夷之国,在《春秋》前期的记载中,从来不称之为“楚”而称之为“荆”,这就好比日本人不把中国叫做中国,非要叫做支那,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反过来说,中国人不把日本叫做日本,非要叫做倭,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然而,正是这些不被正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次又一次引起中原的战栗和震动。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周幽王年代的犬戎之乱,来自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攻陷周朝的国都镐京,导致周王室东迁雒邑,由此拉开春秋时代的序幕。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都是天子专享的权利。各诸侯国即使对四夷用兵,也要向王室报告,捉到俘虏则献给天子,由天子来警惧外来入侵者。这一规定,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前面提到过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俘,就是典型的“非礼”,被左丘明抓着小辫子数落了一通。谁也不能说左丘明批评得不对。但是,在外族入侵面前,周王室自身尚且难保,偏安雒邑之后,更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领导大家去征讨四夷,只能任由四夷肆虐中原。齐桓公既然以中原诸国领袖自居,主动担负起征讨四夷的责任,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文明,就是大大的功德。至于献俘于鲁国这等芝麻小事,礼又如何,非礼又如何?想必周天子都不好意思提什么意见,何劳你左丘明搬弄是非?何等迂腐!公元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大举进攻中原的邢国。据春秋时期的史料记载,狄人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支,分布地域很广,进攻邢国的狄人部落当属赤狄。管仲对齐桓公分析说:“戎、狄均是豺狼之辈,贪欲难以满足。中原各国,多为近亲,同根同种,不可见死不救。宴饮娱乐,有如鸩毒,不可以留恋。诗经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请您立刻响应简书,发兵救援邢国。”所谓简书,是当年各诸侯国之间传递外族入侵信息的告急文书。因军情紧急,求援的书信写得很潦草,甚至来不及用绳子将竹简穿起来就送出去了,所以叫做简书。邢国有没有向齐国发送简书,史料并无记载。但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马上动员部队前去救援邢国。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齐国军队赶到之前,已经将邢国劫掠一番,转而进攻卫国。这是典型的流窜作案,破坏性极大,很难对付。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懿公。这里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卫懿公的父亲卫惠公因为谋杀兄长急子和寿的罪行,于公元前696年被赶下台,逃到齐国投奔舅舅齐襄公。七年之后,齐襄公联合鲁、宋、陈、蔡等国,出兵讨伐卫国,帮助卫惠公重新夺回政权。但是,这个在列强刺刀的扶持下粉墨登台的复辟政权,一直没有被卫国人真正从心理上接受。据《史记》记载,直到卫惠公死后,卫懿公即位,卫国的大臣和百姓对这一家子仍然不感冒,而且“常欲败之”。但是,这位生来不被国人拥戴的卫懿公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爱心不是献给卫国的子民,而是献给他的宠物——鹤。鹤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神态飘逸,能鸣善舞。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雅士都写下了关于鹤的美好篇章,松鹤延年更是中国水墨中长盛不衰的主题。宋朝有个叫林逋的人,甚至将鹤视为自己的儿子,同时将梅花视为自己的老婆,因此有“梅妻鹤子”之说,传为千古美谈。一个国君喜欢鹤,很正常,人们最多说他附庸风雅。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也正常,人们最多说他奢侈浪费。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就有点问题,人们会说他不务正业。要命的是,这位卫懿公不但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而且,他将养鹤和朝政混为一谈,给鹤定等级、封官位。地位最高者,享受大夫待遇,可以乘轩(大夫专用之车)招摇过市,卫人戏称“鹤将军”。当时卫懿公听说狄人入侵,十分紧张,连忙下令动员部队,整顿军备,准备迎战。他自己也顶盔贯甲,手持祖传的宝剑,带着几位大夫站在校场的检阅台上。没想到站了一上午,准备好的演讲稿在肚子里都烂了几回,各支部队才稀稀拉拉来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人呢?——报告主公,大伙听说狄人打来了,全都跑到城外山上的树林里去了。——咳,这都什么世道?外敌入侵,当兵的不打仗,跑到山上去当土匪哇?——报告主公,大伙说,打仗这事不靠他们。——不靠他们,那靠谁?——大伙说,您不是有鹤将军吗,请叫鹤将军去迎敌!我们这些草民,不敢和鹤将军争功。“这……”卫懿公尴尬地朝左右挤出一点笑,“这些人也真是,我就那么点爱好嘛,再说,我这爱好没妨碍别人嘛,没妨碍别人……”他的爱好确实没妨碍别人。可是,既然身为国君,就应当知道当国君是一件很没乐趣的事。即使有点正当的个人爱好,都最好藏着掖着,不要让人家看到,君不见,当年鲁隐公跑到棠地去看鱼,都被臧僖伯叽叽歪歪说了一大通?哪有像他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国家公器的?卫懿公站在检阅台上发了好久愣,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方,宫中传来阵阵鹤鸣,那些清灵钟秀的羽族之物,想必正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他长叹一声,将大夫石祁子和宁庄子叫到身边:“留守国都的重任,就拜托二位了。”他将自己佩带的玉玦交给石祁子,意思是让石祁子临危决断;又将一支箭矢交给宁庄子,意思是请他像利箭一样保卫国都。这两个人默默地接受了任务。卫懿公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出城迎击狄人。据《左传》记载,卫懿公摆出的阵容是:渠孔驾驶戎车,子伯站在车右担任护卫,黄夷为前驱,孔婴齐殿后。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毫无疑问,卫懿公是一个昏庸的国君,但他这一刻的举动,多少为他洗刷了一丝耻辱。那些躲在山林中的卫国丁壮,纵使有一万种理由不为卫懿公作战,但是将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狄人劫掠,又于心何忍呢?卫国军队与狄军在荧泽相遇,卫军惨败。渠孔与子伯请卫懿公拔去戎车上的大旗,微服逃跑,万念俱灰的卫懿公长叹道:“我就算逃回去,又有何面目见百姓?”卫懿公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将自己当做活靶子吸引狄军的注意力,君臣几人最终全部战死。卫国史官华龙滑和礼孔成为狄人的俘虏。狄人一看这两个老头,精瘦精瘦的,带回去的话,既不能耕田,也不能养马,只能吃饭,当场就要把他们杀掉。两个老家伙也不慌张,砍刀架到脖子上了,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们,杀不得。”据两个老家伙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卫国的“大史”。那个年代,大史不光写历史,还要负责国家的祭祀工作。“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神,就不会保佑你们。你们,也得不到卫国。”两个老家伙一本正经地说。就这样,狄人把他们两个给放回去了,要他们赶快向神祷告,保佑狄人得到卫国,并且说好,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华龙滑和礼孔回到城里,见到守城的石祁子和宁庄子,就说了两个字:“快走。”从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狄人完全占据优势,卫军弃城而走,不失为自我保全之策。到了夜里,卫国人偷偷打开城门,全体将士百姓倾城而出。狄人得到了一座空城。这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需要的是粮食、女人、壮丁、金银财宝,而不是城池。如果没有掳获到足够的俘虏和财物,这一趟就等于白跑。因此,狄人又追踪上去,在黄河边将卫国人大杀了一阵,这才满载而归。狄人对卫国的入侵引发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宋国首先派部队渡过黄河,趁着黑夜迎接幸存的卫国子民。这个时候清点幸存者,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在齐桓公和宋桓公的主持下,从共、滕两邑抽调居民四千余人,与卫国遗民凑足五千人之数,迅速开始了重建卫国的计划。前面说过,齐僖公的女儿、齐桓公的姐姐宣姜本来要嫁给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却被卫宣公这条老淫虫捷足先登,成为了卫宣公的夫人。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寿被刺客杀死。卫宣公死后,小儿子朔则即位为君,也就是卫惠公。后来卫惠公被赶下台,逃到齐国避难七年。在这期间,宣姜又与卫宣公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生了一堆儿女。关系虽然很乱,生下的这堆儿女现在却可以派上用场了。老大是个女儿,嫁给舅舅齐桓公做小妾,被称为齐子,也就是齐国的长卫姬,深受齐桓公宠爱。齐桓公如此仗义地帮助卫国重建,很难说有没有被吹过枕边风。老二公子申,在卫国重建的计划中,被任命为新一任卫国君主,也就是戴公。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借曹国的地盘为戴公修筑宫殿和城池。可惜,戴公无福消受,不久就去世。老三继承了老二戴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卫文公。老四是个女儿,嫁给了宋桓公,成为宋桓公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宋襄公的母亲。宋桓公积极派部队迎接卫人,参与卫国重建,多半也与这位夫人有关。老五也是个女儿,嫁给了许穆公,在《左传》上被称为许穆夫人。在齐国、宋国热火朝天地帮助卫国重建的时候,许国却一直袖手旁观,没有任何表示。对此,许穆夫人非常郁闷,作了一首《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而不臧,我思不閟(bì)。陟彼阿丘,言采其蝱(máng)。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péng)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有我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中之意,既痛心于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相比齐桓公、宋桓公两位姑爷的阔绰,这位许穆公实在是寒碜了点,也难怪老婆抱怨。但是,如果考虑一下许国的实际情况,他不参加卫国重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许国国小,人少,还有过一段被郑国统治的经历(郑庄公死后,郑国军队如约撤离许国,恢复了许国的独立),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哪有银两去支援卫国建设?这事给男人们一个教训,自身实力不强的话,娶老婆之前最好先看看老婆的姐妹嫁得好不好,如果遇上一两位财大气粗又出手大方的连襟,这辈子都别想在老婆面前抬起头来了。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保护卫国的新朝廷,赠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还有建筑材料一批,连卫国国君一家穿的衣服、布料甚至连女眷乘坐的车马都一一馈赠。老三卫文公倒是很对得起两位姐夫的照顾,他穿着粗布短衣,与五千子民同甘共苦;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提供优惠政策,搞活经济;尊师重道,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大胆任用贤能之士,同心同德,共建卫国的未来。短短两三年,卫国的实力大增,从重建之初的革车三十乘,突飞猛进地发展到三百乘。狄人在卫国尝到了甜头,不愿意回到北方的严寒之地,稍事休整之后,于公元前659年再一次入侵邢国。齐、宋、曹三国军队开到邢国的聂北,一方面是为邢国打气助威,另一方面则是审时度势,以待战机。但是没想到,邢国人在狄人面前不堪一击,部队很快崩溃,邢国人纷纷跑到聂北投靠联军。不难发现,齐桓公作为当时天下的霸主,面对狄人的入侵,虽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自始至终,齐国的军队没有一次和狄人正面交锋的经历。公元前661年救邢,齐人慢半拍,狄人已经横扫而去;公元前660年救卫,还是慢半拍,卫懿公战死,卫都沦陷;这一次再救邢,三国联军作壁上观,直到邢国崩溃,狄人劫掠一空,才象征性地追击了一阵。齐桓公为什么始终不愿与狄人交锋?笔者在此大胆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北方少数民族战斗力极强,大部队交锋的话,中原军队胜算不大。回想当年,北戎入侵齐国,齐僖公还向远在河南的郑国求援,畏敌之深,可见一斑;而郑庄公派了世子忽带兵前往,斩首三百,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战果了。一年前狄人入侵卫国,不但突入卫国首都,更将其国民杀得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宋桓公派兵渡河迎接卫国遗民,也只敢在夜里偷偷行动,生怕狄人发觉。以现在齐国军队的实力,不至于害怕与狄人交战,但绝无完胜的把握,齐桓公和管仲不想打无把握的仗,所以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战略。第二,狄人来去如风,目的不是攻占城池,而是劫掠人口与财物。齐桓公率领的中原联军即使有把握一战,也不一定能求战得战,狄人很可能避其锋芒,等联军退后再卷土重来。往复数次,则中原疲惫,而狄患犹存。所以,齐桓公组织中原诸国救援邢国,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团结抗战的姿态,既提高了齐国的威望,又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狄人。当然,作壁上观不等于袖手旁观。经过狄人的扫荡之后,邢国国都一片断壁残垣,惨不忍睹。齐桓公再一次扮演了战后重建者的角色,协调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在夷仪为邢国建立新的城池。与此同时,诸侯为卫国新建的都城楚丘也接近完工。公元前658年,卫文公带领子民迁入楚丘,结束了流亡生涯。据冯梦龙说,卫文公重新立国,对齐桓公这位舅舅加姐夫(这都什么关系)十分感激,写了一首《木瓜》之诗相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木瓜》所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如果用来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未免太肉酸。还是那句话,有没有这回事,咱们姑妄听之。《左传》记载齐桓公帮助邢、卫复国的事:“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意思是说,邢国人迁到夷仪,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开心;而卫国人进入楚丘,如同没有经历过亡国灭种的危机。帮人帮到这个份上,无论如何值得表扬一下。【什么风都不如枕边风】周,原来只是商朝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小诸侯国,或者说一个小部落也未尝不可。在周文王和周武王年代,周通过“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等手段,励精图治,不断扩大影响力,终于联合其他诸侯与部落,在牧野一举打败商朝大军,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国的共主。但是,必须看到,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打败商纣王,是依靠了诸多受商朝压榨的诸侯部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即位的第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商量讨伐商朝的大计,与会诸侯多达八百人。没有这些盟友的支持,单靠周的力量,完全不可能与商朝抗衡。牧野一战无疑奠定了商朝灭亡的基础。但是,牧野之战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仅仅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一战定胜负,虽然简单快捷,但也意味着,商朝虽然灭亡,它的贵族势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伤,对于周政权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一威胁,周王室除了分封了一大批同姓诸侯国,还将一批异姓贵族分封到新的土地上,用以加强对商朝遗民的监控。对于投降的商朝贵族,周王室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一是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封为宋国国君,使其仍然祭祀商朝的祖先,以安抚商朝遗民;二是将商朝的士族交由姬姓诸侯带到封国去,使其成为这些诸侯国的“国人”,甚至卿大夫阶层。这样既可以消除他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知道;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既不能知道一切,也不能亲历一切,他必须问,必须想象;也许有一天我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我正在写,您失明了,怎样写书呢;盲人也能写作;这就是说您曾有时间学会盲文;我不懂盲文;那么您怎么写作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现在让你们看看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一分钟以后,拿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也看不见,作家说;那么您怎么写得了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她看着那张纸,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她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有时候两行字摞在了一起;靠触觉,作家笑着回答,其实并不难,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然后就可以写了;可是,您看不见,第一个失明者说;对盲人作家来说,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但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为此,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写到头以后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距,再接着写下去,非常方便;我发现有些行与行重叠在一起了,医生的妻子轻轻从他手中拿过那张纸,对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看得见;看得见,恢复了视力吗,怎样恢复的,什么时候恢复的,作家激动地问道;我估计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视力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这意味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没有别的办法;隔离检疫区里有多少人呢;大约三百个;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从流行病刚开始时,我刚才说过,三天前我们才出来;我想我是第一个失明的,第一个失明者说;那里的情形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又是这个词,医生的妻子说;请原谅,我突然觉得,我们失明之后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我是指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关于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应当说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事只能靠询问了;所以我才问您;我会回答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某一天。医生的妻子摸了摸那张纸说,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以及您写的东西,您不会介意吧;哪里的话,请跟我来;我们也可以去吗,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这是你们的家,作家说,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借着窗户里漾进的微弱光线能够看到,左边有几张白纸,右边是写了字的纸,其中一张写了一半。油灯旁边有两支新圆珠笔。就在这里,作家说。医生的妻子问,我可以看看吗,不等对方回答,她便拿起写了字的纸,大约二十来页,她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扫过歪歪扭扭忽上忽下的字行,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镌刻在失明中的词语;作家说过,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这些书稿是他临时住一住留下的痕迹。医生的妻子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作家伸出两只手,摸到她的手,慢慢拉到自己唇边,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他说,这句话出人意料,寓意难明,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回到家里,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嘴。晚上,她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给大家读了几页,当然她会这样做。斜眼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16过了两天,医生说,我想知道诊所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诊所没有用处,我也没有用处,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器械应当留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来到;你什么时候想去我们就去,妻子说,现在去也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下吗,戴墨镜的姑娘说,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回去了,只是想尽尽义务,我们也一块儿到你家里去,医生的妻子说。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已经知道能遇到什么情况,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虽然原因不同,而斜眼小男孩还没有回忆起原来所住街道的名称。天放晴了,看起来雨已止住,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它的温度了。如果暑气逼来,不知道我们怎样活下去,医生说,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死去的动物,也许还有死人,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每栋楼房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都应当有个组织;有个政府,妻子说;是组织,人体就是个有组织的系统,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人就活着,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那么,一个盲人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活下去呢;只有组织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你说得对,也许对,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不再有任何用处;多亏有你的眼睛我们才活到今天,戴墨镜的姑娘说;即使我失明,我们今天也会活着,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医生说;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我们会因为疾病,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我是说,因为失明症和癌症,因为失明症和结核病,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病症会因人而异,但现在正置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无法逃避死亡,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医生的妻子说;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如此真实,那怎么可能呢,医生说;我不敢肯定,妻子说;我也一样,戴墨镜的姑娘说。他们无须砸门,顺利地把门打开了,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留在了家里。这里是候诊室,医生的妻子说;我到这里来过,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仍然在做梦,但不知道是梦见我梦见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却到这诊所来,梦想治疗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眼部炎症;隔离检疫不是梦境,医生的妻子说;说得对,不是,正如我们曾遭受凌辱不是梦境一样;我用匕首杀死了一个男人也不是梦境;把我领到诊室去吧,我自己也能去,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医生说。门开着。医生的妻子说,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满地都是纸,病历柜的抽屉被拿走了;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不肯费时间查找;可能吧;器械呢;看样子还好;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医生说。他伸出两只胳膊,独自朝前走去,摸摸镜片匣,摸摸检眼镜,摸摸办公桌,后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就这样,医生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您的病无可救药,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那我就告诉您,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人们常说,耐心有益于视力,他们说得对;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妻子说;请原谅,也请你原谅,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是继续活下去,妻子说,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仿佛生命也失明了,不知道走向何方,也许就是这样,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任凭我们处置,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也失明了似的,戴墨镜的姑娘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担心你像正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既不知道谁传讯你,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医生说;时间正在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水源正在干枯,食物成了毒药,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医生的妻子说;第二个呢,戴墨镜的姑娘问;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失明了,睁不开,医生说;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我想看见,戴墨镜的姑娘说;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好啦,我们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医生说。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大广场,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正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第一眼看去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演讲的人面向听众,情绪激昂,满脸通红,而听众们聚精会神地面向演讲者。他们在宣告世界末日到来,灵魂因忏悔得救,创世第七日的景象,天使降临,星体撞击,太阳湮灭,部落的精神,曼德拉草的汁液,猛虎的脂膏,星空的美德,风的纪律,月亮的芳香,黑暗的辩护,符咒的威力,脚后跟的印记,玫瑰的十字架,水的纯净,黑猫的血,阴影的睡眠,海潮的暴乱,食人肉的逻辑,无痛阉割,神圣的文身,自愿失明,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要组织起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也许在别的广场会谈吧,丈夫回答说。他们继续往前,没有走多远,医生的妻子说,这里路上的死人比往常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正在达到极限,时间到了尽头,水分已经耗光,疾病有增无减,正如你说的那样,食物成了毒药,丈夫说;说不定我的父母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在他们身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这是人类的习惯,古已有之,在死人旁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医生的妻子说。这是戴墨镜的姑娘原来居住的街道,现在显得更加荒凉,楼门前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后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幸亏舔泪水的狗今天不想跟着出来,否则,他们必须阻止它去啃那尚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医生的妻子说;谁,在哪里,丈夫问;就在这里,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闻得见气味吧;可怜的老太太,戴墨镜的姑娘说,她从不出门,怎么到街上来了呢;也许她发现死神正在逼近,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住了,医生说;而现在我们进不了家门了,我没有钥匙;说不定你父母亲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你呢,医生说;我想不会;你想得对,医生的妻子说,钥匙在这里。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半张着,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想不会,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可是,我双目失明,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不知道她是不是真那样想的,把钥匙还给我,让我能进家;确实,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自如产生了怀疑,觉得不大正常,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我看不清楚,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昏头昏脑,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个固执的念头,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现在我们只知道,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医生的妻子拿起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然后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把她丢在这里吗;在街上无法掩埋,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还有后院呢;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上,然后沿救生梯抬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抬得动吗,戴墨镜的姑娘问;问题不在于抬得动还是抬不动,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里;不能这样,医生说,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抬。确实,他们把尸体抬起来了,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倒不是因为太沉,她原来就不重,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费周折,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不出我所料,我父母没有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终于到了门口,人人筋疲力尽,但还要穿过房间,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负重更轻了,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所以转弯方便得多,只是必须小心,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否则她就真的会粉身碎骨,痛苦不堪不说,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最近的几场雨让野草猛长,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欢蹦乱跳的兔子不缺少新鲜食物,母鸡依然到处觅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人们坐在地上,力气用尽,气喘吁吁,死尸躺在他们旁边,像他们一样休息,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她的安全,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兔子鼻子颤抖着,只是出于好奇,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的喙,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医生的妻子说,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她还想到了把兔笼的门打开,不想让兔子们饿死;完全可以肯定,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医生说。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把手擦干净,她的手太脏了,这是她本人的过错,在抬死尸的时候,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类事。医生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铁锹,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现在这些曾由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在掩埋之后,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医生的妻子上了楼,到戴墨镜的姑娘家里去找干净床单,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但兔子只吃青草。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铁锹,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既有锄头又有铁锹。这事我来干,她说,地很潮湿,挖起来不难,你们休息休息吧。她选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请不要以为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它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以逃避锄头的攻击,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人数不多,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土地固然松软,但不要忘记,一锄头下去,难免碰到藏在里面的小石块,发出响声。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她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义词。盲人们大吃一惊,赶紧躲进屋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出这个词来,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如果在那些说教中加上螳螂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医生问,你为什么说再生呢,是对谁说的;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我吃了一惊,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为什么用那个词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随口就喊出来了;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布道;对,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喙的布道词,好了,现在来帮帮忙吧,在这里,对了,抓住她的两只脚,我抬她这一边,小心,不要滑到坟坑里去,对,就这样,慢慢往下放,再往下,再往下,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好,现在好了。她用锄头把坟坑填平踩实,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动作娴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生命中的缺憾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另一种爱法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由。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再度训政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和理解《24重人格》一书中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的描写。最近,应编辑要求,帮忙审阅一本新书——《17个分身》(SwitchingTime),不胜荣幸又深感不安。荣幸之处是能先于普通读者一睹为快,不安之处是如何写就读后感。因为在过去的数年里,国内相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介绍和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已做了很多工作,国内不乏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尝试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一些阅后感想,权作抛石引玉之荐。“人之初,性本善”,但成人之后的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人生百态呢?生物学家可能热衷于个体基因的变异,试图从微观的科学实验中找出答案;社会学家可能会探讨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诸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经历中找出潜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精神动力学理论更强调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日后成年的影响。本书则是以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历,来描写一名历经数十年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困扰与折磨的患者的血泪人生,以及如何找出导致患者多年精神异常、行为离奇的根源——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乱伦与被虐,帮助其逐步面对过去与现在,重新找回自我,更好地生活并且享受人生的幸福。“SwitchingTime”,中文直译是转换的时空,即对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事后不能回忆与认识,好像有某些时间段记忆的缺失,但的确又是患者所作,并非刻意否认与回避。这种时间、空间的快速转换往往与患者自己未意识到的角色或身份快速转换有关,在精神病理学中称为人格的解离或多重人格。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就像书本中所介绍的,大多与童年期受到性虐待创伤的体验有关,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一种不恰当的心理防卫机制使然——通过儿童的自我内心想象,用不同的替身来代替原有的自我去面对和压抑痛苦,如本书中的17个分身或分裂人格。民间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早就认识到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今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卡伦后来所呼吁的:“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见儿童是多么的脆弱与无辜,他们需要保护。虽然对于成年人而言,性是人的本能,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对儿童而言,乱伦以及性侵犯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与阴影,会严重影响其人格成长与完善,以及成人后的生活与社会适应。当然,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利用宗教仪式与信仰来虐待儿童,满足少部分成人的欲望与兽行。虽然人类对自然世界已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仍然相当肤浅,它仍然如浩瀚深邃的天空,对人类而言是无限的、未知的。就如同本书作者贝尔医生所言,他是花了近18年治疗时间,才逐步认识、理解并帮助患者卡伦重新恢复如常人般生活。这期间需要治疗师的耐心、信心与爱心,更需要有对专业的执著与毅力,以及对病人的尊重、宽容、理解与同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需要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心理学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病人的症状或行为表象来揭开其外衣,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赢得病人的信任,逐步揭示出病人潜在的内心冲突或记忆深处的心理创伤经历)。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长期相互信任的治疗性关系,病人才会逐步敞开心扉,治疗师才可能更真实地进入到病人内心世界之中,找出解决心理障碍的症结所在。倘若仅寄希望于“急功近利”、“手到擒来”、“立竿见影”式的心理帮助则无疑是徒劳的。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保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虐待。当然,对于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专业色彩,但又深入浅出的必读教材,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工作的意义与助人的价值,同时也体会到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同时,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病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多变的,更好地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得失与经验,并努力真正做到帮助有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人去面对过去、规划未来、重塑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学会呵护与关爱,为中国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序言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开始回想生产前的印象——他们推我穿过一条通往电梯的绿色走道。水管贴着天花板。还有悬在我上方、那一张张说个不停、上下颠倒的脸。我记得护士把我绑起来——先是腿,再是手臂。我好像想起来了……我不能动!拜托!不要伤害我!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我看不见藏在布幔后的医生。他的手悬在我腹部上方,我感觉到他手里的手术刀,接着,腹部感到一阵刺痛。我两脚乱踢,想尖叫,但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口气酸臭,令人作呕,喉咙里则堆满呕吐物。我用力喘气,吸气。医生看见我的脚在动,便朝护士咆哮了几句。有人拿面罩罩住我的脸。然后我消失了。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中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的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因为我在剖腹产时把呕吐物吸进肺里了。我得静脉注射抗生素,继续住院三个礼拜。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我想我可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如此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6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第一部苟且偷生第1章错误的开始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6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7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过去3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再次摇头。“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后来医生切开我的背,取出一部分肺。”她划了一道从右胸延伸到脊椎的长弧线。“我病了很久,没办法马上陪宝宝,”卡伦眼眶微湿,“没办法喂母奶。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两岁半的儿子竟然排斥我。”她说医生开给她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但止痛药反倒让她更沮丧。长期受疼痛之苦的病人常有情绪沮丧的问题,我想她这辈子大概也无法摆脱这种折磨了。“现在家里状况怎么样?”我问。她再次耸肩,愧疚又无助。她说话时,似乎必须用力挤出每个字,好像有某种内在力量阻止她把问题告诉我。她说得很慢,等得我差点走神。“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100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你亏欠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聆听过程中,我看见了一个无法帮助自己的女人。她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几近坚持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她很沮丧,她的症状也都能用药物协助控制,然而,我觉得她似乎压抑住某些导致她抑郁的人格倾向,使得治疗工作益发困难。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a视频在线观看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金沙遗址玉璋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没有?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考古的期望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

                        责问抱怨的众人都不由一愣。“屋子的水缸里……”晖儿被问得有些莫名,伸手指了下屋角的那口大缸。我急步走到缸边,双手探入水里搅动了几下,之前闪现的景象再次出现,似乎比先前清晰了许多,但依旧是一些残缺的画面片断。那悉窣的耳语声已渐渐能够分辨,汉人、别动、小心……“缸里的水是从水池取来的。”莫炎明白了我的行为,“拾水的话你该去楼下。”楼前的水池边,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我将双手缓缓伸入水中,搅动中静心搜寻着那些画面和声音的信息……似曾相识的夕阳,楼前一片树林茂密,四个装束各异的男子在林中聚集。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不同的几个民族,但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同样的油腻痕迹,头上裹着各色宽大头巾,垂下的巾脚遮去了大半个面孔。曼林!其中一个侗族打扮的男子正是曼林,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正在向他说着什么,言语间曼林不住点头。我极力看去,却无法窥见瘦小男子的样貌,于是只得仔细分辨那细微的语声。渐渐地,一个沙哑的声音清晰了起来。“你盯好那四个汉人,弄点麻烦拖住他们。”沙哑的声音说道。“老大,四个汉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今晚我就弄了他们的脑袋。”曼林满是不适地摸了摸自己的头,“最近没弄到新鲜人头,只能顶着猪头混日子,神蚕开始不听话了。”“那两个汉人男子不是寻常人,凭你是动不得的,一切小心为上。”沙哑的声音继续道。“哦,属下明白。”曼林的声音有些不快。“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连我的话也敢阳奉阴违。”沙哑的声音有些怒意,“是不是想我灭了你的神蚕?!”曼林一时慌了神,声音变得卑下异常:“老大,属下不敢,属下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沙哑的声音似乎十分满意,语气缓和了不少:“你一向机灵,知道该怎么去做。竹楼上有三个人头可以选,就是别动那四个汉人。”曼林连声应承,那沙哑的声音又道:“务必将他们拖延到戌时,我们先回天……”话语突然中断,景物和语声一片晃动,完全模糊扭曲开来。一切再度平静时,眼前却是我掬水畅饮的画面,耳畔尽是S和晖儿的对话声。该死,看来是我自身的影响过于强大,干扰驱散了原本承载在水中的信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我抽回双手,原原本本地将所得到的信息向大家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众人各自沉思了起来。“那个沙哑声音的瘦小男子应该就是刑天营头目。”S挠头道,“它们藏身的地方肯定是天字打头的地方。”“说得很对。”莫炎点了下头,又摇了下头,“地球人都知道。”S被他抢白得一阵语塞,气鼓鼓地坐到一边和晖儿商议去了。“为什么会特别注意我们四个?”我心中最大的疑问便是这点。“也许它们害怕。”莫炎看了下手掌,“也许是想利用我们。”“两位兄弟,老汉有个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说咯。”老田在一旁说道。“老田,你说吧。”局外人的看法有时最清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应该是午时的样子咯,那些搬头尸戌时才会过来地。”老田眯缝着眼,满脸的皱纹挤作一团,“不如先做好准备哈,对付了搬头尸再找答案也不迟咯。”莫炎和我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一齐同意了老田的说法,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搬头尸,至于那些疑问也只能等到之后再说了。曼林和岩虎的尸体早已处理干净,竹楼上的血迹被清水冲刷清除,完成了一系列的扫尾工作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安排着下一步的行动。鬼丝蚕制造的越人鬼丝必须通过人的口鼻才能进行传染寄生,莫炎的灵火可以有效地融解鬼丝,因此它所造成的威胁并不很大。刑天营出身的搬头尸狡诈阴狠,而且身手间异常敏捷,又具备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小心戒备防范之下,我和莫炎再加上三把猎枪应该可以对付它们。可现在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1+1>2的理论在这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任凭怎么推敲思考,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我烦躁地走出楼门,点上了一支烟。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大脑不觉有些晕胀,我放眼望向四周的山石树木,分散着自己的意识,借此缓解压力和不适的感觉。竹楼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四面山丘环抱的平地,竹林树木错落有致地在周围成片生长。突兀群起的山石遍布整个地区,但在平地间却多出了许多土壤。这些土壤的质地松软得宜,行进时脚下的感觉很是舒适,云南少数民族居民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开垦田地,播种一些适宜的农作物。这里的条件照理应该符合,却似乎没有被利用起来。心中一时好奇,在竹楼上观望一阵后我来到了楼前的平地,阳光透过树梢竹楼缕缕投下光影,竹楼所处之外的地面在树荫的作用下阴凉舒适。我四处走动了一下,脚步惊动了树荫中的什么东西,悉窣声接连响起,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壳的长翅膀的,大大小小的昆虫四散逃窜,这里的虫子还真多。环视周围的植物,冷杉、红松、巨龙竹……居然是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疯长植物!“山石如龟甲,黄土嵌中生。丛荫似绿被,谷粟总无存。”原来是荫生虫豸局,这里犯了农垦风水的大忌,四周的植物遮阳蔽日滋生虫豸,加上山石困扰无法彻底清除这些植物,所以也就无法将此地作为农垦之处了。虫豸?我呆滞了一下,虫豸局是百虫会聚之局,百虫共存则彼此互相钳制,其中必有虫豸之首!欣喜间立刻叫来莫炎,将这里的局势理解和他解说了一下,莫炎听后没有言语,转身立即钻进了身边的林子。“庄稼稻谷最怕这山沟沟里的虫子咯。”老田看着地上爬动的昆虫道,“六八年的时候,就闹过几次虫灾,哈尼的追玛说是树妖作怪咯,砍了几片林子才搞好的哈。”看来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云南的一些地域肯定也与这里类似。枝叶晃动中,莫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似乎有了什么发现,伸至面前的手掌完全摊开着,指间夹着三只个头不小的蜘蛛。“好大的蜘蛛~~”S一脸恐怖的闪在了晖儿身后,后者的脸色也不好看。“虫豸局百虫共存,这就很容易造成某种昆虫的霸主地位。”我看了看他手中的蜘蛛,“这和原始的养蛊原理相同,所以虫豸之首或许可以作为蛊虫的克星。”“运气不错。”莫炎接道,“这里的虫豸之首是蜘蛛。”“怎么说?”他是虚灵和生物方面的大行家,这话里似乎另有深意。“这种狼蛛喜欢捕食软体虫。”莫炎在狼蛛的尾部拉了一下。“它可以对付鬼丝蚕?”虽然有些振奋,但我心中却也不住担忧。莫炎没有回答,而是转向了老田:“山上哪里蜘蛛网多?”老田眯眼想了会,伸手在蜘蛛的尾部摸了几下,两指夹着拉出一截蛛丝,细看了一会之后眉头一展,似乎想到了什么。“要这种蛛丝哈?有得好多咧。”老田咧嘴笑道,“老汉认识山边边的苦聪人咯。”“苦聪蛛衣?”莫炎语气间有些舒缓,“那更好,现在就去。”两人回屋收拾了一下行囊,在和我对过手表之后,莫炎便跟着老田向西侧的山边出发了。留守在竹楼的我们并没有闲着,我用驭金能力做出了一些锯齿钩链埋在了竹楼周围,又在竹楼的地板和墙壁缝隙间藏下了几十条金属丝,接着我和晖儿、S又做了些尖头的短木棍布在了四周。一般活尸性属土,以木克制它们是最好的方法,搬头尸或许会例外,但至少能够给它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威胁。就在我们将一切布置停当的时候,莫炎和老田已赶回了竹楼。老田笑呵呵地从背囊里拿出了两件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感觉让人很容易误认为是土纺的毛衣,做工虽然粗糙简陋,但却致密地看不出任何的缝隙。莫炎解开手中的一个小袋子,几十只狼蛛从袋子里冒了出来,纷纷爬上他的手臂。一片柔和的火光在他身体上泛出,那些狼蛛都是一抖,转而安静地伏在了他的衣服上。莫炎轻嘘一声,狼蛛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各自迅速爬下地面,一部分隐藏在了屋子的四角,其余的则沿墙而上用蛛丝将自己吊在了屋顶的角落。“蛛衣你我各穿一件。”莫炎丢过一件蛛衣给我,“鬼丝射出时用身体去挡。”接过蛛衣我大致明白了他的用意:“那就是我们俩做诱饵抽取鬼丝。”“还要你转的快才行。”莫炎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公孙、晖儿和老田和尸獾坐在炉边。”五只灵巧的尸獾已完全现身在众人面前,乖巧机灵地在晖儿等人身边蹲伏了下来,看样子它们准备和这三人形影不离了。屋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时间已是傍晚时分,莫炎到围炉边上点起炉火,双手搓动几下直接伸入燃烧的火焰中。一股乌色的火焰隐约地在熊熊炉火中晃动了两下,渐渐隐入围炉的木炭里。莫炎又拿出了一些干粮和食水分给大家,估计是对屋里的食物有些不放心。老田不知从哪里弄了些草来,又从草叶的中心部分摘下了一些圆粒状的东西,逐一递给大家。“坐拿草的草心,这东西可是黑曼陀罗的克星咯。”老田笑着将一颗草心丢入口中。我试着也吃了一颗草心,那股苦涩酸麻的味道直冲大脑,整个脑部立刻处于兴奋状态,四肢间有些轻微的麻痹,但很快就觉得手脚灵活了许多。“这东西也有麻痹作用。”莫炎提醒道,“不要多吃,闻到花香后再吃一颗。”中药药性,我最头痛的东西,如果林岳在的话估计又能给解释上半天了。想起这小子,好像最近一直没有来电话骚扰我和S,难道他转性了?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我和莫炎不住地警惕着周围的变化;S和晖儿填好子弹,将短柄猎枪放在身旁隐蔽的位置;老田则向我讨去了巴查的砍刀,铜炮子猎枪也已掖在了屁股下面。一阵奇诡的闪动在眼前飘过,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仔细聆听,屋外的树丛中蹲伏着五个诡异的身影,彼此没有交谈,只是互相打着手势。一个瘦小的身影挥了下手臂,其中两个猿猴般地爬上了楼旁的大树,余下三个则悄悄地钻进了竹楼的下部。我一边聆听,一边轻声向众人说明了情况,S和晖儿小心地端起短柄猎枪注视着地板,老田则仰头观察屋顶的变化。猫腰起身,我正想发难,却被身旁的莫炎一把拉了回来。“屋顶那两个是新鲜脑袋。”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柔和的笑容。十一、饬金之灾自从在家里见过这种笑容之后,莫炎便一直没有笑过,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居然笑了出来,难道是有什么发现?“老田和王亦凡对付屋顶上的两个。”莫炎快速吩咐道,“记得要打烂头部。”接着他示意晖儿和S用枪瞄准地板上的两个位置,自己则盯住了第三个方位。“鬼丝蚕喜欢新鲜人脑。”莫炎用胳膊碰了我一下,低声道,“别发愣,先解决两个。”原来他嗅出了屋顶两具搬头尸的头颅是新鲜的,之前曼林刚换上岩虎的头颅时,那条鬼丝蚕就是在头颅里的。一股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味道十分地轻柔,但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睡意。众人立刻又吃了一颗坐拿草心,这帮搬头尸应该准备动手了。心念一转,屋顶的锯齿钩链突地飞出,蛇行盘绕下遍布倒刺的链条将两具搬头尸瞬间捆住,链条上锐利的勾尖死死嵌入它们的身体。钩链牵动猛拉,几下便将搬头尸勒切成了数块,两具没了双手的上半截尸身被拉下房顶掉在了地板上。轰地一声,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开了火,喷射的弹药将尸身头部轰成了血团。两块金属片悄无声息地包裹住了尸身,咯咯扭响中,将它们扭碎挤压成了肉沫。没有任何机会反抗的情况下,楼顶的两具搬头尸就这么被解决了。我心头涌上一阵喜悦,正想转身去帮晖儿,却看到竹楼的地下突突几声破开了三个大洞。三道人影从洞中飞射入竹楼,身形轻巧怪异,衣衫飘然有如鬼魅。这帮家伙还练过轻功?心下不及多想,锯齿钩链立刻缠绕了上去。“不对!”莫炎脱口叫道,“别打……”我一愣神,钩链却已飞速收缩绞动,接着砰砰几声枪响,晖儿和S也相继击中了人影。撕裂声下,衣服的碎片落了一地,许多黑褐色的碎块夹杂其中,耳边则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嗡嗡声。“是虎头毒蜂!”莫炎冲我吼道,“小心毒刺,蜇上就死!”这种毒蜂的大名早有耳闻,台湾曾经震惊一时的登山者毒蜂事件就是这群小煞星干的,中毒的人救治不及会因肾衰竭而迅速死亡。当时只是数百只便摆平了十多人,而现在屋内黑压压的足足聚集了上千只。竹楼间埋藏的金属细丝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我的控制下,众人身旁围起了一道交错的金属细网,凶猛而来的虎头毒蜂被挡在外面,黑压压地蒙了厚厚的一层。金属细网的网格虽然很小,但那些虎头毒蜂却拼足了劲儿地往里挤,那种疯狂的攻击欲不禁让人骇然。必须速战速决,心念一定金属细网闪电般地反向包裹了起来,密密麻麻的虎头毒蜂严严实实地被网了起来。我双手虚抓一拉一拧,金属细网顿时拉长扭动,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噗噗声,上千只毒蜂变成了无数的碎片掉落一地。毒蜂尽灭,我刚喘口气,耳边却传来两声枪响,子弹在脚下激起一片竹子碎屑。抬眼间,晖儿和S正忙不迭地填装弹药,脚下有古怪?身子向前一滚,我头也不回地闪到一边,与此同时脚下原本站立的地面喀嚓一声碎开了一个大洞。四周一阵死寂,除了围炉中细微的噼啪声和众人的呼吸,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我暗暗咬牙,这帮搬头尸简直就是偷袭的祖宗,什么阴损招数都能想得出来,而且一击不成便销声匿迹,让人防不胜防。莫炎一直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两脚跪伏,双臂下垂,食指中指支出,抵在地上。方才的攻击是他查觉叫破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冷冷的脸上已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窗棂一翻,两个紧身短打扮的男子自两侧掠入屋内,落地一滚,身躯有如弹簧一般反弹跃起,空中交错间彼此单手对抓,一个回旋将对方反抛出去。杂技般的高难度动作在几秒内完成,我来不及惊叹对方身手的敏捷,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他们手中牵拉着的绳索。两人落地时借力猛拽,楼顶一抖发出阵阵怪响,想拆楼顶混水摸鱼?我不由冷笑,嗖嗖几声,惯用的半月弯刀飞斩绳索。绳索应声而断,两人一个趔趄跌了出去,就地一滚翻出了窗外。铜炮子猎枪轰然开火,骨肉撞击声中一个人影飞撞在墙上,倒地呻吟间却是一旁看守地板洞口的老田。其余三人一下没了动静,回望间一个瘦小的男子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晖儿与S的中间,双手各持一支尖竹,环扣在两人的脖子上,尖端直直抵住她俩的咽喉。“两位聪明的就别动。”瘦小男子阴笑道,“我胆小,受了惊吓手会不听使唤。”晖儿和S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我,莫炎则一动不动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五只尸獾围在瘦小男子的身边,浑身毛发立起,却不敢近前半步。“挟持她们有意思吗?”我心中一震,脸上却显出不耐烦的神情,“别无聊了,有种放马过来较量一下。”“嘿嘿,阁下还不是很清楚形势嘛。”瘦小男子继续阴笑,手下用力,殷红的血痕顿时出现。“住手!”我立刻软了下来,这家伙的确不好缠,“听你的就是。”瘦小男子口中呼哨一声,方才两名男子狸猫般地窜入竹楼,一左一右地挟在了我的两侧。抽勒几下,一根坚韧富有弹性的绳索捆住了我的双手。看来是早有准备,连牛筋绳都用上了。“这位怎么一直跪着不动啊?”瘦小男子怪声道,“别想玩什么花样。”莫炎依旧不动,抬头望了望他:“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身边两名男子立即闪了过去,瘦小男子一副猥亵的样子:“你就不怕我杀了这俩小妞?”“杀就杀,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朋友。”莫炎居然悠然了起来,“和我有什么相干。”瘦小男子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嘴上阴笑不止,摆头示意两名男子制服莫炎。那两名男子似乎对莫炎有所顾忌,在身旁迟迟没有动作,只是不住发抖。我这才发现,围炉的火焰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紫色,几道火焰沿着地面蜿蜒地形成了一组奇怪的环状图形,而那两名男子的脚下正踏在环状火焰中。瘦小男子查觉有异,面色一寒,手中尖竹正要刺穿晖儿和S的咽喉,却不知为何手软了下来,晖儿和S趁机掰开他的手臂,快速逃离。惊讶中他发现了脚下盘绕的火环,怪叫着试图挣扎,但却丝毫不起作用。莫炎的渐渐直起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我陪你去。”“随你的便。”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你得容忍我的助手。”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你哪里痛吗?”医生问。“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我们三个不看彼此。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一个家务女工的一天她也许是爱尔兰人,或者西印度群岛人,或者英格兰人——什么国籍都有可能,但是她没什么资质,又有什么人要照顾,或者有孩子,于是就得找一个不妨碍她照顾家庭的工作。她年轻,至少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做这种工作是要力气的。她总有一点什么病,不是腿疼,就是背痛,要么是长期消化不良,再或者是子宫有毛病。但是如今几乎每个女人都有子宫方面的病。(为什么呢?)她几乎肯定住在政府公租房里,是市政府的雇员,做家务女工。她六点半或者七点起床,和丈夫一起。他搞建筑,一大早就得出门。他们中的一个烧上水,给孩子们倒好玉米片,两人一起把他们哄起床,哄他们洗漱,换衣服。她还要留意大家的早饭、健康状况、猫粮、天气,她的声音和大儿子的录音机此起彼伏,她压低着嗓门,因为她在数落他。但与此同时,她还在安排着一天的计划。在下雨……孩子们得带雨衣……本尼要带踢足球的那套行头……她得去给丈夫取治皮肤感染的处方药,那是上周冒出来的病,还没有要好的迹象。她一边给牙医打电话为“宝宝”——现在五岁了——预约,一边催促老二——是个女儿——手脚麻利点,给五岁的那个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不然她们要迟到了。她的丈夫一边往嘴里塞玉米片、面包片和果酱,一边读《每日镜报》,心不在焉地挠着脖子,那儿一片鲜红,这样子让她很担心。他对儿子——十二岁——说,来吧,走吧,然后,经过妻子身边时,从她手里(没拿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接过一袋三明治,三明治是他在盥洗室里洗漱时她给他做的。晚上见,他口齿含糊,因为他在想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那皮疹。她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本尼,你踢球的装备,两个男人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孩。录音机关掉了,没了音乐。一片寂静。“宝宝”捡起一片面包,轻轻哼着,大点的姑娘坐在那里,飞快地往嘴里塞面包片和果酱。家务女工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拿着电话,她把话筒夹在腮下,给自己倒了茶,伸手把儿子没吃完的面包片和果酱拿过来,她可不能容忍浪费。她打了六个电话,都和丈夫以及孩子们有关,然后给家政办公室打电话,看有没有新活。他们让她今天去霍奇斯老先生家,给他做家务的女工刚打电话来说自己得带母亲上医院去,今天不能工作。办公室的人听上去有些抱歉,应该的,因为布丽奇特原本一天就要跑四家,而且他们都难伺候。她总是分配到难伺候的老人,因为她很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她坐在那儿,看着“宝宝”——哎呀呀,看看,看看,牛奶泼出来了吧,一团糟啊——琢磨着怎么把霍奇斯先生安排进日程里。然后她站起来,好了,该去上学了。她一一拿起手袋、购物袋、篮子,这些东西原本扔在厨房的各个角落。然后她从抽屉里拿钱,找一块塑料布顶在脑袋上,拿上给孩子们的两袋三明治,还有一堆她们上学需要的小物件:书本、练习簿、蜡笔。这些东西似乎在她四周跳舞,包里、抽屉里、钩子上,上蹿下跳。三个人终于准备就绪,都裹了塑料,以抵御外面的坏天气。她们出了门,发现外头的天气倒不是特别糟糕,潮湿,但是不冷。到学校走路就五分钟,这点很不错。至少她生活中,这方面很便利,布丽奇特对这一点一直非常庆幸。看到两个小姑娘跑着穿过了操场,她转身离开,心想,哦,她不再是小宝宝了,小玛丽不是小宝宝了——现在安排安排,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迟了?有些时候,她渴望有第四个孩子。她提起这事时,丈夫说她神经不正常,她也觉得他说的对……她脚步匆匆,经过另一个送孩子到校门口的母亲身旁时,朝童车里的一个小宝宝微笑,心里想道,丫头,打住!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她回家又待了几分钟,每天就这会儿她可以享受一下彻底的宁静。她坐在厨房桌边,看看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茶——有的,但是看起来太浓了,她懒得喝。她蜷成一团坐着,平稳地呼吸,从里到外,还是一个年轻女人呢,不到四十岁,你还能在她身上看到十二年前她和丈夫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影子,一个貌美如花的爱尔兰姑娘。矢车菊蓝的眼睛,粉嫩的皮肤,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不管怎么说吧,她现在很疲劳,也一脸倦容。疲劳——这就是她如今的状态。脑子里,她在列要买些什么,要给四个常规客户以及自己家买的东西——啊,是的,她差点忘了——要给霍奇斯老先生买的东西。他用电话吗?哦,不,圣母马利亚,帮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得多出一趟门,给他买食物和日用品?不,她先去他家处理他的事,然后再去购物。真麻烦。她一点都不想去霍奇斯先生家,她早就认得霍奇斯先生了。布丽奇特又望了望天,觉得脱掉塑料外罩没事,然后再次拿起包和篮子。走去霍奇斯先生家要十分钟。她没有钥匙,站在那里嘭嘭地敲门,终于,楼上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气鼓鼓的老头,他说:“你要干什么?走开走开。”“哦,霍奇斯先生,”布丽奇特欢快地喊道,“你认识我的,我是布丽奇特。你记得不?莫琳今天不能来,她得带她妈妈上医院去。”“谁?”“哦,行行好,让我进来吧。我可没法在这儿耗上一天的。”这个威胁成功地让他开了门,她飞快地以一名医生、护士、精神病医生——或者说家务女工——的专业眼光打量了他一番,心想——谢天谢地!——他今天不算太糟。霍奇斯先生八十五岁。霍奇斯太太身体太差,现在住在养老院里,这让霍奇斯先生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俩怄气,连杀了彼此的心都有了。霍奇斯先生是个干瘦的小个子老头,衣服挂在身上。最近他瘦得越发厉害。布丽奇特想,癌症?糖尿病?我得给办公室提一提这事。他走在她前头,艰难地爬上楼梯,一路嘟哝着,她没给我买糖,我奶酪也吃完了,没东西吃,谁都不做事……布丽奇特进了霍奇斯先生住的——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两个房间,一眼扫过,啥都审视了一遍,她大声说道:“霍奇斯先生,我看得出来你今天心情不好。来,我能帮你做什么?”“帮我做?你们都在帮我做,你们这帮家伙。”他没好气,浑身直哆嗦,一半是因为年纪大,另一半是因为火大。除了和家务女工,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因为无助,每天他都花好几个小时幻想出各种让自己发火的事。他原本(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是个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人,小心、温柔地照料着身体先他垮下去的妻子。可现在……布丽奇特看她今天不用打扫,房间里还算干净。而他的需要是讲话和训斥,因此虽然这不是她的工作,她还是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一边听老头子抱怨、责怪,一边审视厨房,看他缺什么。“要我给你买什么吗?”她问道,觉得让他唠叨够了,于是打断他。“我需要茶叶,你不会用眼睛吗?”他没提奶酪和糖,于是布丽奇特想,我要给他买那些,还有我觉得该买的东西,如果他不要的话,也许科尔斯太太要……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反复叮嘱他要记住她过会儿会带着他要的东西再来,得开门让她进来。现在她知道都要买些什么了,于是坐车去森茨伯里超市。她没有购物单,甚至没有在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下要些什么,但是她脑子里记得住十个人各需要什么,半个小时以后再出现在人行道上时,她拖着购物小车,还拎着四个沉重的篮子。她冷静地沿着街走,心里想着,布丽奇特·墨菲,看在老天的分上,当心你的背……你可别再犯一次那个。于是她走回去,不坐公共汽车,坐车意味着提上提下,各种麻烦。走到上班的地方要半个小时。对此她感到心虚,但是对自己说,这是明智的,不是吗?你要是躺倒在床上,还有什么用?她路过莫迪·福勒的家,不止一次她从那里被赶了出来,她心想,谢天谢地,他们没再安排她给我,那实在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真的。第一站,科尔斯太太那儿。她是个俄罗斯老太太,从前是个美人,房里贴满了的照片可以证明。皮草、俏皮小帽、光着双肩、薄纱——每天大部分时间,这个身躯庞然的女人都恹恹地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凝视着自己的过去。她很能抱怨,这把布丽奇特快折磨疯了。布丽奇特走进房子,把感官功能关闭,她总是这样做。任那黏糊糊的低沉声音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她自顾自地把面包、黄油、汤罐头、消毒剂各归各位——但是她突然意识到她应该好好听,因为科尔斯太太正在说:“它是鲜红的……”布丽奇特严厉地问:“什么是鲜红的?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我能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

                      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c_o_m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江苏
                      吴甡1南直隶
                      黄景昉2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河南
                      陈演四川
                      蒋德璟3福建
                      李建泰山西
                      方岳贡4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河南
                      邱瑜6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1.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奇书网www.qisuwang.com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1福建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不详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不详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福建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浙江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浙江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河南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山东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河南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2.《明史》无传。3.《明史》无传。4.《明史》无传。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仈_○_電_耔_書_ω_ω_ω_.t_Χ_T_八_0._C_ǒ_M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a视频在线观看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究的修订本最近已经发表。见邓尔麟:《嘉定忠臣》;又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研究这个问题同样还可以引用《东堂轶札》,见《明清史料汇编》第十六卷,第1137—1172页。朱子素的《嘉定县乙酉纪事》和他的《嘉定屠城纪略》大致相同,但后者有更多的关于征服平定的材料。关于嘉定抵抗运动的一般情况,见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1、86—87页;《明史》,第3114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3—284页;《嘉定忠臣》,第282—28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1—27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1页。?同上书,第1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293页;《嘉定忠臣》,第284—289页。?同上书,第273页;《嘉定忠臣》,第29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4页。这发生在8月9日。?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9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97—301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2—2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3—194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36—45、63—66、85—93、145—15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页。?同上书,第15—17页,第87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99—109、13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29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27、35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19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11—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9—300页。?李成栋起先派浦峤去嘉定,但是结果表明在葛隆—外冈军事联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无法接管这座城市。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6—12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310—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0—301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0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9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132页。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当时以这样的笔法来描绘太湖:“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你道有多大?东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带三州。哪三州?苏州、湖州、常州。东南诸水皆归。一名震泽、一名县区、一名笠泽,一名五湖……吴人只称作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现出没于波涛之间。”见冯梦龙:《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页。这个出问题的地区在太湖的东南角。长白荡在陈墓外面。此时成了土匪活动中心的泖湖位于太湖和松江之间。明代地图比现代地图给出了更为清楚的界限,标明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许多河道和一些从太湖流向松江的小湖。?他们的船建造得像是竹条制成的翼面。这种高度机动船在今天的湖上仍可看到,一天便可驶出300浬。在秋天,船手们夜里上岸,躲进树林,准备突然出来进行抢劫。在浙江太湖南面尤其是这样。在多山的长兴县(湖州府),居民们完全以劫掠为生。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第109—110页。?顾公燮:《销复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又见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2页。1659年的宜兴地方志第六卷中的一份材料记载说,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由于掌握了秘密的功法而敢于在大白天里进行抢劫。一个当地的军官想抓住他们,他们两人“旋转火矛”,将其打倒在地。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7页。陆世钥得到了另一个叫沈自柄的秀才的帮助。?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吴易被史可法选入幕府。他的名字有时被误写成吴杨。顾沅:《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明史》,第33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2页。?土国宝可能是大同人,尽管后来清朝的史学家昭梿说他是投降了洪承畴的太湖土匪。昭梿还说,土国宝后来想联系郑氏家族进行起义。不过,清当局风闻此事后,故意切断了他部队的供给。当土国宝因此想从苏州逃跑时,他被抓获归案,他的妻子在钟楼上吊自杀。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18页;还可参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9页。顺便说一句,土国宝把16世纪拙政园的花园(今位于苏州市博物馆后)变成了总兵的住宅。董春:《中国的花园》,第234—238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7—229页。?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4页。松江抵抗运动的史料来自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32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0—244、365—366页;《明史》,第3113页;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957—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0—1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以及查继佐:《国寿录》,第76页。?陈子龙离开南京朝廷后,在1644年的10月至11月间回到了松江,料理家族墓基的建造,到1645年初完工。在把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继母埋葬之后,陈子龙举家搬至距省会西北几里地远的津浦县附近。那时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他病重的祖母、妻子、他的三个妾和几个儿子。艾维四:《陈子龙》,第133—134页。?何炳棣:《进身之阶》,第232—2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第二十八卷,第13—24页。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和江南家族的迁徙,见前“论”第二十二卷,第1—15页。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上法,江南地区从东晋(317—419)以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想的合法性。罗杰斯:《淝水之战之谜》,第5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24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当时有一传闻,说史可法从扬州逃了出来,在太湖统率着一支军队。另外的传闻说,刘泽清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南进以帮助江南。所有这些传闻都是假的。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0—271页。?李待问是1643年的进士,也是董其昌的挚友。查继佐:《国寿录》,第57页。沈犹龙(1616年的进士)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担任过福建和江西的巡抚,并在黄斌卿的帮助下平定了张普薇起义。郑芝龙向他投降后,他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和兵部右侍郎。尽管弘光政权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他拒绝接受。《明史》,第3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7—28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但是陈子龙的传记并没有赞扬他有这样的领导作用。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明史》,第31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黄家瑞为1634年进士,以后出任淮阳巡抚。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8—9页。?8月1日松江的这场抵抗运动,不论是一个预谋的叛乱,还是简单地发泄报复,它很快地失去了控制,是无疑的。人们指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南明政权时期做过史可法的军事顾问和负责军需官员。在南明军队败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军中,甚至可能接受这些军队将领们的命令。比如,杨文驄在他率军南进之前可能在苏州见过吴易。不过,局势十分混乱,以致于这几个推选出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和什么时候协调行动。这部分地因为他们很少知道清军在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像侯峒曾所说:“吾等不知敌军所在。神灵保佑,只有待敌而动,所谓骑虎难下矣。”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2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82、276—27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根据他的本传,陈子龙本人联络了在嘉兴的前吏部尚书徐石麒、嘉定的侯峒曾、黄淳耀、钱默和蒋若来,昆山知县杨永言、黄南阳和朱天麟,以及江阴、休宁、平湖、太仓和长州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甚至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前,荆本彻就已是南方防守战略的有力支持者了。他反对史可法北进收复首都的战略,建议将南方变成南明复兴的基地。在崇明岛,一个不太有名的明义阳王投奔了他,他是由最初在苏州投靠杨文驄的太监李国辅带到这里来的。荆本彻也得到商船专家沈廷扬的支持。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6—277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尽管吴志葵从来没有真正占领上海,但是荆本彻抢劫了这个城市周围的乡村。?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黄蜚是一个边地人,也是一名军士,他被辽阳著名的将军黄龙收为养子。在黄龙被满人杀死在辽东旅顺后,黄蜚接替了他的领导权。南明时期,史可法派黄蜚去南京南面的芜湖接受黄得功的指挥,他们因同姓而互称兄弟。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0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2页。?《明史》,第3113页;又见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5—36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根据一份记载,黄蜚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他认为他在江阴城没有个人的关系。另一份可相印证的记载说,吴志葵带着镣铐被带到了城墙下,喊话要抵抗者投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254页。不过,一些人认为,黄蜚在春申浦战斗中被杀害了。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1页。吴淞百姓投降了李成栋,在当地的武举冯嘉猷的带领下把武器交给了占领军。李成栋把这座城交给旗人徐贞甫。不久,徐贞甫的统治就遇到了吴之潘的挑战,他是当地的一个武装首领,曾经逃往崇明岛,后来又带着4000多人和100艘战船杀了回来。不过,吴淞百姓对这支海盗式的船队没有给予丝毫的援助。他们后来被抓获,在一次受百姓欢迎的公审后被处死。?自称楚朝、建号元神的崇明头领荆本彻邀请冒险家潘复担任上海的头领。他杀死了清朝知县陶涣,抢劫了这座县城。这时他想拉拢一些居民参加他的队伍以支持松江复兴明朝,但遭到了拒绝。松江抵抗运动失败之后,潘复逃往上海,参加了海盗“麻子顾三”的队伍。后来他投降了清朝。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3页。?《南明史料》,第4—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及其《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7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3页;“万补”,第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陈子龙扮装成和尚逃出了城。那时他的祖母已经90岁了。金泽位于江南与浙江交界处的清浦县西36里外。陶庄位于嘉兴县西北36里。?南京陷落之后,南明复明分子的主要希望是以河南鲁王为核心建立另一个政权,鲁王曾经是史可法最先选择的对象。不过,在1645年7月1日他成为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时,已经受到了博洛指挥下的多铎旗军的围攻。因为知道没有取胜的希望,鲁王未经抵抗便投降了,杭州落入清人之手。复明分子于是又转向唐王,他被郑鸿逵从杭州护送到福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27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8页。他的儿子夏完淳1646年在鲁王处任职。他后因与主张在海岛上建立朝廷的人意见不一而辞职。在1647年对乡绅复明分子的大搜捕中,夏完淳(年仅18岁)被捕遇害。?关于江阴防守及其后来的失败,见魏斐德:《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侯世禄曾起而响应松江的起义。不过,吴志葵嫉恨侯承祖,因而没有与之合作。同样,在松江失败以后,侯承祖下决心在松江南面的金山建立一个根据地。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0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0页(第一五三卷,第20页)。?这个城的居民背叛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他们引导李成栋的部队从水路进入金山城。侯氏父子宁死不屈。“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食禄二百八十年”,据说这位世袭的参将这样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2页。?在定海,荆本彻又与黄斌卿发生了冲突,黄斌卿最后杀死了他,并且把他的部队收编到自己的水军中来。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2页。多铎早在1645年8月14日就报告说,江南和浙江各省已被征服。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8页。?开元,俗姓熊,又称正志,他是明朝进士,在明朝灭亡之前做过给事中。在江南征服以后,他举行削发仪式,成为弘株和尚的朋友,并在苏州西面的灵岩山的华山招收门徒。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关于三峰和尚和其他佛教徒隐居的事例,见同上书,第一七四卷,第7页;第一六八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1页。?万寿祺的家有几千顷耕地、花园和其他财产。他的宅院可与王侯相比。《皇明遗民传》第二卷。?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27页。“年少”是万寿祺的字。?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3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的亚瑟·

                      续报道中,都提到一位“守坟人”,即弘晌后人毓珍的妻子——金秀珍女士。当时碑已被重新立起,周围渣土也都清理干净,看起来很像样子了。金女士的家,就在政法大学后面的居民楼中,显然是返迁后分给他们的房子。据《清史稿》:“固山贝子品级允禔,圣祖第一子。三十七年三月,封直郡王。三十九年四月,上巡视永定河堤,鸠工疏濬,命允禔总之。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子弘昉,袭镇国公。卒。子永扬,袭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允禔第12子弘晌封奉恩将军,世袭。”毓珍保存的家谱查爱新觉罗族谱,弘晌是康熙皇帝之子允禔的第12子,毓珍则是弘晌的第6世孙。弘晌历任库车办事大臣、盛京将军和绥远城将军,是不折不扣的封疆大吏,他的儿子永多曾任西安将军、盛京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地位与其父不相上下,但永多的后人便都默默无闻了。金女士未嫁前就生活在“穷西北套”,与毓珍成亲之后,于1950年前后出城到弘晌的墓地守坟,此后当农民的日子只能以艰难竭蹶形容。金女士在我为她做访谈之后一个半月就遽然溘逝。能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她的声音和照片,对她的子女和我自己,都是一个安慰。1.住西北套注116的时候金秀珍(以下简称金):我现在成天就坐着。我民国七年(1918年)生人,今年八十一。我们家八旗,正黄旗。我爷爷家是董鄂氏,像我们家这满族,一人一姓。我爷爷姓常,我父亲姓穆,我俩叔叔,就是俩爹,叫爹,不叫叔叔,也各有单姓,姓富的,姓花的。这都是由满洲名字来的,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满洲名字,我爸爸叫穆金泰,我二爹叫花金泰,我老爹叫富浑泰。后来就归一姓了,我爸爸叫董启朋。我就姓董。我出生在豁口里头,新街口那豁口,一去头一条胡同,叫大七条,小七条,中间顺北数第一条,那会儿叫张秃子胡同注117。我们祖辈都住在那儿,一改民国就各奔各的了。也没有什么宅院,就是小四合,独一家,没有街坊。爷爷、太太全在,还有我大姑姑、二姑姑,那会儿都没结婚呢。我老爹老妈也在那儿,老爹就是我小叔叔,老妈就是他爱人,也都在那儿住。那会儿还没我呢,我就听说,我爷爷那会儿说是上朝吧,是什么“卫”不是,我都说不上来了。我爷爷死的时候我也十好几了,他86岁死的。那会儿管妈都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我太太也是满族,娘家姓赵,也住在豁口里头,后坑,是那儿的娘家。我太太是八十五了吧,民国以后,日本动乱关城的时候死的,那时候我20多岁了吧。那会儿都穿旗袍,梳旗鬏,那旗鬏天天是我给鼓秋(北京话“拾掇”之义),我就爱给鼓秋,给我太太梳头,给我爷爷梳小辫。我爷爷是小辫儿,至死也是小辫,那小辫呀,细着呢,一箍节儿,还没有我这小拇哥粗呢,到死的时候还是那样。(头发)没有多少了,就不每天梳。我太太头发多点,得天天梳,也是我给梳,扎上那头板儿,一劈两半,这一半头里抿,往后盘,这一半也往后盘,两半,还立着,用扁方。我会梳,现在梳我也会。定:都到民国时候了还梳旗头吗?金:还梳旗头。那时候没人说,谁爱梳什么头就梳什么头。我爸爸早先也上朝,拉清笔字,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拉清笔字。佟:是不是写满语的?金:是吧。我爸爸说上朝啊,得退着出来,有一次一慌,差点把载涛注118撞一跟头。到我出生以后,家里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都不会做事也不会做买卖,就卖着过呗。像我爸爸,我小时候他上湖北去也不知干什么,从湖北回来就没有工作,在家多少年,最后又上东北的什么军,义勇军叫什么,去了几年。然后就回来待着。我老爹在前门那儿的警察局当职员,我太太我爷爷都归我老爹养活着。后头我老爹又给我爸找一事儿呀,在护国寺里头当了些日子警察,然后就又没有工作了,生活就困难了。就是我姑姑那儿好,在我姑姑那儿,这供点儿那供点儿,我母亲缝穷,就那么凑合着混。我爸爸1958年死的,80岁。我二爹死得早,不记得他干什么,我小的时候他就死了,我也没见着过我二婶。我老爹妨媳妇,死了仨(媳妇),都死在我老爹头里。第一个老妈也是旗人。第二个老妈是我太太娘家的人。第三个就到日本(占领)时期了,娶的不是满族了,是外姓的,在前门外头住,也死在我老爹头里,他就没再娶。他有一个孩子也死了。我们家就我父亲这一支有孩子,剩下那两支都没有。我大姑姑、二姑姑都是还没生我呢就结婚了。大姑给的那家姓关,瓜尔佳氏。我二姑给的也是姓关的,也是满族,瓜尔佳氏。都是当家子注119啊还是怎么回事。也都住西北套,就是这西北城。没有东南城的。我母亲属猪的,要活着有一百零几了。她娘家是蒙古族,姓白。都住西北套,西直门里头桦皮厂。反正我记事时候他们老房就没有了。我姥爷他们家怎么也比我们家强,先头差不离,最终也是比我们家好。定:您母亲是蒙古族,那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吗?金:没有。反正从我记事时,就都一样。我母亲从我记事时就不梳旗头了。我母亲那时候缝穷,缝穷就是有什么活就都做,什么补袜子啦就都干。以给人家做活为生。没有生活来源。收入比我父亲还强点。我母亲能干。不能干也不行啊,我和我弟弟又小。我母亲6年才生一个,我有个哥哥早死了,我都没见过。就剩我和我弟弟我俩了。我比我弟弟大6岁。我弟弟念过书,他后来也是自学,还不错。我小时候没上过学。我12岁就上挑花厂学挑花,挑花厂也是在西北套,新街口北大街的永泰寺注120,那是个庙,现在早没了吧。有人教,是个女教师,姓傅,挺好的,圆乎脸儿大高个,是蓝靛厂注121的人,蓝靛厂的一般都是旗人。(学的人)有70多人。中午管一顿饭,学会了给你整套的活儿,就能挣钱了。那好学,只要会那拐弯抹角,就全会了。定:你们在挑花厂都是旗人家的姑娘吗?金:不,什么都有。我后来就在家做。我母亲到蓝靛厂给取活儿去,出西直门顺长河。那会儿上哪儿都走着,没有坐车的,甭管多长时间也是走着去,走着回来。定:您母亲隔多少天给您取一趟活儿?金:我要是正经做,一件也得十天八天的,不正经做半个月也得不了,那会儿也贪玩儿。有样子,自己在布丝上挑十字,那会儿都是夏布,夏布的丝特别细,就这样,横着挑两丝,竖着挑三丝,这十字不就见方了么。就是费眼睛,反正老得瞪着眼睛。一套活儿,好比挑个大桌面,这下边不是两股结到一块吗,挑出十字,这边再挑出十字,这么样不是4面么。犄角挑斜活儿,斜活儿不好挑,周围是狗牙儿,3张小狗牙儿,狗牙儿好挑,任何人都会。挑桌面、手绢、枕巾,要是就光做,也挺快的。那会儿还是发大铜子儿呢,5个大铜子是一吊钱么,做一件活10来吊吧。定:您母亲干吗?金:不干,她不会,没学过。定:您愿意干吗?金:没事,干什么去呀?我干到十五六(岁)吧,那会儿就不兴挑花儿了。我们就搬到鼓楼去了,鼓楼东大街北锣鼓巷,那儿不是西北套了。在那儿又上的被服厂注122,在北新桥,是日本人开的,做西服的。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大姐,在鼓楼住,她在那儿学手艺,做西服裤子什么的。她领我去的,我给她打下手,锁扣眼,在那儿不到一年。我没闲着,反正我从12岁起就一直没闲着。到我结婚时我弟弟就接上了,就成啦,生活就缓点。

                      2.四品宗室之家

                      金:我结婚不算早。我25岁结的婚,虚岁。我老头名叫毓珍。定:怎么说的他们家呀?金:我呀,有个大姨,我叫姨大大,我们满族人管大姨叫姨大大。那会儿正是白面(指鸦片)兴隆的时候,满街都是倒卧,就是瘾大的那个再一冻就死在外头了。我们老头子(即金的丈夫)上他姑太太那儿去,正好我姨大大也到他姑太太那儿去,就瞅着他挺好的,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一点嗜好都没有,家里也清静,这么样给说的。他也是属马的,我25岁,他37岁,比我大12岁,可不是大太多了点么。定:您嫁给他的时候知道他们家是宗室吗?金:知道,都是西北套的么。他出生就四品呢,这谱上都有。不叫官,叫四品宗室,也叫闲散宗室。我听我姑说,吃那俸禄,待遇特别低。就相当于那政协委员吧。我还没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在宗人府写书,修谱注123。他们原来也住城里头,前牛犄角胡同,也是西北套。那时候爱新觉罗也困难了不是,把府也卖了,大房也卖了,后院也卖了。这边有公公、婆婆、小姑子。他那时候在沙滩理学院,一个月收入70多块钱,凑合了。还要养老头子,还有他妹妹,没结婚,在家呢。旗人反正就是规矩吧,这早晨起来,头一档子儿,得端出尿盆去,公公婆婆起来得给人家沏茶倒水,一下地,这咕嘟儿一按(指旗人女子的蹲安)。像我那时候,阿玛您起来啦?一按。管爸爸还叫阿玛,管婆婆也还叫奶奶,不叫妈。然后吃饭请安,睡觉请安,跟小姑子也请安,对小姑子不能说你,得说您,到现在也是那样,改不过来了。我婆婆也是旗人,姓李,也是西北套啊。过去满族不跟汉人结婚,汉人也别想进满族,就这么回事,到我这辈儿就为止了。我婆婆不在家,一说就说是跟府里头帮忙,也不知是哪府,最后一打听啊,是给人看小孩儿,给沙滩那个理学院的院长。住在和平门松树胡同。注124那儿有两层小楼。金恒德:我奶奶富态着呢,看过我。金:我婆婆脾气好着哪,也没什么规矩,她有时也回来,我也不搭地(时常之意)过去瞅瞅,回来就告诉我,晌午天要是困了可以睡会儿觉。公公和小姑子不成,规矩还不说,反正我老不合人家心思,老呱嗒脸子(北京话,形容脸色阴沉的样子),不理我,小姑子也如是。她比她哥哥小10岁,比我大两岁。结婚一个月,刚住对月注125回来,她就把这日子不管过了,告诉说,你过日子吧,我也该休息休息了。过日子是把钱搁到那儿,谁买东西谁就去拿。我就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我好到新街口买去呀。”不理你,她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还不能紧着问,再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拿眼睛翻你一眼,还不理你。再问第三声,说话了,慢条斯理儿地:“吃面吧。”得,命令下来了,我买东西去……反正老不高兴。定:是冲您不高兴还是在家里就是不高兴?金:那我就说不清了,我没进这门儿我也不知道哇。反正我进这门就没跟她说过话。那时就租房住了,3间南房,两暗一明,我住里间屋,我要拿着点活儿和小姑子一块做点活儿,多好哇,嘿,拿着活儿去了,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她干她的我干我的,后来就自个儿干自个儿的了。就这么一个脾气。定:她在家厉害吗?金:不言语呀。压根儿连理你都不理你。她用眼神挑你。金恒德:那老太太的眼睛那么大个儿,用眼睛看着你,眼目传神。金:用眼神挑你。一天就这样。我们那时候反正生活没问题。我嫁过来以后就没出去干活儿了,就天天伺候他们吃喝。我有病了也得照样伺候。吃混合面那时候(指日军占领北平时期),我有一次感冒了,发烧,也没吃饭。我老头子上班了,家里就剩公公、小姑子,我伺候他们吃完了,我也没吃饭,我就躺着去了,到了下午3点多钟4点钟,街坊老太太进屋去了,拍拍我:大奶奶大奶奶,那会儿都叫大奶奶,爷俩儿都走啦,你该起来做饭了。噌地,我就坐起来了,误了人家的饭哪儿成啊,慢慢起来做饭吧,夏天儿,你得把粥给熬出来,拿砂锅熬一锅绿豆粥,然后再说吃什么。你说这知道我有病,老爷子又走了,你(指小姑子)就别走了,一声不言语全走了,到吃饭时候又都回来了。定:走哪儿了?金:老爷子有时走有时不走,他没事,什么都不干,就在家。小姑子走,到她姑太太那儿去。她姑太太家在西直门里头开冥衣铺,糊烧活的。注126定:什么叫糊烧活?金:不太懂啊?这会儿也没有了,你是不懂。那会儿死人,接三,得拿纸糊4个箱子,一个棚车一个马,还有一赶车的,拿着鞭子。人死到35天不是烧伞吗,那会儿讲究烧伞注127,糊伞,就干这个。我家北边住的,是我一个舅母婆,是我婆婆的娘家嫂子。这舅母婆好,那老太太个儿不高,就剩一人了,给东家西家的做卖活。做卖活跟缝穷不一样,这就在家做,做好活,都是软缎哪,那会儿大宅门有的是呀。她就指着这做活自己生活,还攒钱。结果儿子快结婚了,东西都预备好了,儿子死了,这多坑人哪。我现在还有一个喜字的茶盘子,就是我舅母婆的,那老太太好,来这儿不挑这不挑那的。像我这个新媳妇吧,头一回回娘家,走前得给他们磕头,给公公磕完了给小姑子请安,然后给姨婆磕头,给舅母婆也得磕呀,我那舅母婆也在这儿呢,舅母婆站起来了,说话细声细气儿的,到现在我还想着她那声儿呢:我不能受你的头,你还是娇客呢,你是外甥媳妇,我不能受你的头。还有个姨婆,是我婆婆的妹妹,她们(指姨婆的婆家)也姓董。一年得在这儿不说住半年吧,起码也得住5个月。她是第一监狱的所长,挺大的脾气。本来我这小姑子就够瞧的了,她还挑唆。有一回那姨婆又到这儿挑唆事儿来,还一个姑婆,叫九姑姑,也不知是哪支儿的,吃完饭这几口,公公、小姑子、姨婆,就到我舅母婆那边讲究我去了,嘿哟,这么着那么着的,说给我听,我也急了,我连屋里都不待了,我就出去了。那天还下小雨呢,北屋那儿前沿深,有高台阶,我到那儿站着去了。我不敢搭茬儿,那我走出去会儿还不成吗。真欺负人。我也不敢一赌气回娘家,可不敢。回去我也不说,什么话都不敢说,我爸爸脾气不好,我要说得乱七八糟的,他跑到这儿闹来,我还过不过了?有时跟妈说说,深了也不说。今儿是初十,我今早儿还想起来呢,我公公是我结婚第2年,腊月初九死的,60岁。初八还指着点腊八粥呢。转过天儿初九死的,伤寒,几个礼拜就死了,老怕伤寒少怕痨啊。再转过年3月还是4月我们小姑子结的婚。也没办,就请请亲戚就完了。她出嫁时29岁,因为哥哥还没结婚呢,这妹妹要是结婚了,这家里就没人管家了。就不让她结婚,耽搁着。要不,这么样跟她哥哥也做点仇。她跟她哥哥不对付,一句话也没有。她哥哥后来死的时候,她来给穿上衣裳,哭没哭上两声,扭头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就这样。现在走得近乎,是他们俩(金恒德夫妇)净去,他们去她厚道着呢,这么着那么着的。金恒德:我姑姑还住在豁口,西北套。她也爱说着呢。定:您小姑子的丈夫是干什么的?金:什么也不干,他比我小姑子大12(岁)。她的婚姻遂心不遂心也就那么回事儿吧,都是我姨大大管的闲事儿。我这个妹夫他们家姓那(nā),他姑姑姓李,他姑姑是宫里头的宫女,没儿子,就把这侄儿过给她这儿了,跟他姑姑过。我这个妹夫就随他姑姑的姓,姓李了。公公死了,小姑子走了,就剩我一人了,舒服了。附图:“穷西北套”地图后来我们又搬到西海北河沿20号,不是离着德胜门晓市近么,他(丈夫)就天天上那儿摆摊去。先搜家里这用不着的东西,然后再在街上买点儿,摆到摊上卖去。反正连家里的带着上外头买的,也说不上是赚是不赚。涛贝勒也摆摊去,也是拿家里的(东西)。还有一个贝勒,管我还叫婶呢,一到我们家就让我给他烙芝麻糖饼吃,也上晓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恶性邪教案件被警方秘密拘捕,市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前往李守信公司承建的各个小区进行调查取证。警方又是怎么得知李守信的所作所为的呢?难道那几个小区里的销售人员见到异状,怕惹祸上身,暗地举报了李守信?可他们并不知道水泥柱中埋藏的是什么,又怎么能提供给警方有力的线索呢?疑问中,电视上出现了热线新闻播报,一个满脸精干的记者出现在了镜头上,身后是一片小区建筑,周围停着数辆警车,不少警员正在一边忙碌着。“……现在警方正在调查取证,据可靠消息,此案涉及数十余名幼童的惨死,其数量之大,犯罪手法之恶劣实属罕见。”记者慷慨激扬地在镜头前不住左右指点着,镜头忽地一转,画面内出现一名佩戴高级警衔的男子,那记者立即快步赶上不住询问起来。“对不起,我无可奉告。”那名警官威严地摆了摆手,转身急冲冲地走开。“请问本案……”记者不折不挠地紧跟而上,急速的问话却突地停顿在了那里。两名警员抬着一个塑布覆盖的东西走来,侧边露出一条灰黑的东西,那是……孩子干瘪的手臂!一只大手挡在了镜头前,遮去了那条手臂,也掩去了记者惨白的脸庞。……“这下倒也省事了。”林岳惬意地伸了个拦腰,“警察办起事儿来可是动作麻利的很,照这架势,一天就搞定了。”“警察来的也太巧了,简直就像是算准了似的。”晖儿摇头道,“会不会有人暗中在帮我们?”“的确帮了一把,不过这用心就很难说了。”耿婆笑道,“总算也没白忙活,咱们该去对付对付那块大骨头了。”“骨头不但大,还很硬。”莫炎幽然道,“但愿我们能啃得动。”“嗐,没事儿,咱用的是蓝天六必治。”林岳贫道。屋内响起一阵大笑。……如果说李守信建造的小区中居住的是社会中层阶级的话,那么眼前这三座井字楼里的居民便是社会的底层阶级。冰冷灰暗的水泥外墙上满是斑驳的水渍和风化斑,锈蚀的钢窗衬着残破的玻璃,像是一张张噬人的怪嘴,饥饿地等待着猎物落入口中。这三座楼建造的很奇怪,四面楼体围砌作一个方形,正中留出一道仿佛深井般的空间,楼体交界处略略延长,留出了一部分无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S告诉我们,这是早期建筑中的一个承重设计,为的是均衡整座楼的自重,由于那个时代在高楼建造上技术与材料都不成熟,因此必须采用这样的设计。只是如此一来,楼体围砌的中空部分便大大浪费了空间,同时也造成了内围单元的暗室效应,大多居住在内围的住户都会有间“小黑屋”。不但如此,大楼的“井”里日积月累地丢弃着不少的废物和垃圾,虽然会有些好心人时常清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一到三楼的住户全部都将靠“井”的窗户封死,索性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建筑构造上来说,这属于技术落后,设计施工不合理。可好歹也算是个安身之所,对于那些囊中羞涩,购买不起再好些房子的人们而言,也只能暂居在此。毕竟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如果等到了市政动迁,兴许还能改善到更好的房子。但从风水堪舆角度而言,即便是露宿街头也好过待在这里,因为这三座井字楼根本就不应该是活人待的地方。早先从S和林岳拍摄的图片来看,充其量只是了解了楼体格局,至于方位和气脉走向则是浑然不清。对于风水格局林岳并不精通,以布荫一派的能力而言,他们多数是从周边的植物生态环境来断定风水的优劣,可井字楼附近除去数棵几近枯死的老树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植物的东西。莫炎则不同,异常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里的气脉格局非同一般,如此庞大的阴霾煞气出现在人们聚居的楼宇间,其中必定有所古怪。循着气息他找到了“戴孝狗”和“奔丧猫”,并发现其数量的可观,由此判断出井字楼的格局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其实,单从外表格局来看,这三座井字楼属于“阳宅阴局”,即是将墓穴葬地的格局转用到了人们的正常居所上。假如在一座墓室内看到类似的布局,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局势,古代风水学说认为,“尸属阴,得阴霾之气而滋生,上得斗煞星华之光,中居六仪汇阴之泽,下通冥河地脉之气,其身自养,乘生气而自萌。”也即是说,埋葬在这种格局下的尸身可以充分享受到葬地间的气脉,以阴气滋养,传承后世福泽。可那是给尸体用的格局,放到活人身上,岂不是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吗?古时的风水堪舆界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认为风水的奥妙变化是可以不徇常理而为的,越是凶险的格局其本身也具备着极大的改造功能。这种理论依据有点类似中医药理上所谓的“以毒攻毒”,当面遇到某些险恶棘手的事件时,通常便采用更为险恶的格局去对冲应付,以期达到“负负得正”的效果。“阳宅阴局”便是这些人的“杰作”,若事主自身运势不济,生辰命格凶险,亦或是所处区域极为不利但又无力搬离该地,他们便会依此方法布设。首先将阳宅的三处封闭,唯独留下一面背阳的方位开设门窗,窗框离地三尺,窗格为六,称为“六仪汇阴”,目的是将区域内的阴气导入阳宅。接着在屋内阴煞位掘一口深井,有没有水无所谓,关键是用以接通阴煞位的地气,井内投入活杀的黑狗黑猫各一只,并以青石铺盖,称为“冥井”。最后,在屋顶的斗煞位开一天窗,使得北斗星光的走向刚好与“冥井”相接,对应屋子的六格窗走向,让这三处气息汇聚在同一点上,并依据这个方位将屋子主人的床位摆设在此。风水堪舆的星斗学说中,北斗七星自身具备一定的煞气,而窗向北斗便是“斗煞入宫”。这种做法在一定时间内的确能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正如中医药理上另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治标不治本”。对于那些特殊情况下的事主而言,阳宅阴局所聚集的阴霾之气可以冲去他们身上不利的气息,以此达到平衡。但人毕竟不能与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相提并论。在抵消了不利气息的同时,大量滋生的阴霾之气对人体开始产生作用。久而久之,这些阴霾之气将人体内的阳气逼出,从而导致人们频频产生病痛甚至死亡。正如某些以毒攻毒的失败例子一样,人体内的毒素一旦与外界的毒性药物达到平衡,那么多余的毒性药物便开始侵害人体,如果医生此时不停止用药,病人就会死于药物中毒。可惜的是,阳宅阴局这帖药是长期有效,永不停止的。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阳宅阴局,还不足以让我们如此震惊,甚至连耿婆这样的修为也不禁惊愕于形。“棺井?!”耿婆望着楼宇中空出的部分,眉头紧锁了起来。我们爬上了其中一座楼宇的顶部,从房顶向中间的“井”底望去,乌黑阴森的空间中蓬然聚集着大量的阴气。可奇怪的是,那些阴气并没有在阳光下消散,而是凝成一团,不断地被引入地下某处。“夷人奇俗,得堪舆之奥妙,遇族人亡故,则寻背阴之处,掘一深井,取六尺巨坛,纳其尸身,置于井中,曰‘冲天葬’。”耿婆幽然道,“这种葬法一直流传在云南一带,那深井被人称为‘棺井’。”“又曰‘噬气井’。”莫炎若有所思地看着楼宇的中央,“纳阴阳之气入地,葬者速化。”“哎~~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呢?”林岳挠头道,“一会儿阳宅阴局,一会棺井阴井的,我听着都迷糊了。”“阳宅阴局制造阴霾之气,逼迫人体阳气外泄,同时由棺井将阴阳之气引入地下。”我脑中迅速整理着思路,“理论上是通了,但事实上却有个很大的漏洞。”“这里的人都还活着。”莫炎点头道,“包括那些猫狗。”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晖儿和S气喘吁吁地从楼台门口走来。“我们在这三栋楼大致打听了一下,住在这里的都是贫困户。”S平息了下呼吸道,“家里死人的不多,但生病的不少。”“建造的时间是在八十年代,当时都是作为分配房进住的。”晖儿补充道,“而且似乎这些住户搬进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发展,大多都是三四代人挤在一起。”听了她俩的叙述,耿婆背着手在楼台上踱起步来,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众人一下陷入了沉默,各自大脑中都在思索这奇怪的格局,猜解着其中所包含的秘密。过了半晌,耿婆依旧没有发声,我亦是毫无头绪,莫炎抬头看了看我们,转身冲着楼台门口走去。“哎,你去哪儿啊?”林岳叫道,“这都在想办法呢,急什么啊?”“找不到答案就是线索不够。”莫炎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上面看不出,就去下面。”“嗯,有道理,我也去……”林岳连赶几步追上莫炎,两人一齐消失在楼台的门后。“这家伙转性了?”S低声嘀咕道,“以前碰到莫炎就斗嘴,现在倒挺热乎的。”“呵呵,怎么了S?”晖儿小声笑道,“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切,要真断背了,我出钱给他俩办喜事。”S瞪大了丹凤眼,满脸不屑道。……“现在进行下一步计划有些操之过急了。”莫曹递过一杯茶,一只金毛猴子摇摆着走近茶杯,双爪端起慢慢品了起来。“你是担心他们无法参透井字楼的奥妙?”高大男子微微笑道,“亦或是你担心他们过早的知道我们的用意?”“都不是。”莫曹斟满了面前的茶杯,“我是担心他们达不到您的要求。”金毛猴子似乎也能品出茶中的妙趣,正在那里惬意地呲牙,脸上露出了与人相仿的得意笑容。“哈哈……”高大男子爽朗地笑了起来,“莫曹,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论才智论气度你绝不在我之下。”“风爷说笑了,莫曹不敢与您相提并论。”莫曹端起茶杯恭谨道,“自古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何况风爷于我有再造之恩。”“如果别人这么说,我会认为是故作姿态,但你不同。”高大男子品了一口杯中的茶水,眼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你是真的谦逊。所以,你很可怕。”“在您面前,任何的故作姿态都是徒劳的。”莫曹面不改色地为他斟上茶水,转而将金毛猴子的茶杯也注满。“如果三十年前你这么说,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目光逐渐柔和,高大男子的幽然叹道,“不过,现在我反而应该更加重用你,这世上的人才已经不多了。”金毛猴子正端起茶杯想要品茶,听到高大男子如是说,不由连连点起头来。“说到人才,王亦凡应该也算一个。”莫曹微笑着呡了口茶,“可惜……”“可惜我永远不可能用他。”高大男子抚摸着金毛猴子的背脊道,“只能利用他。”“能被您利用,是他的造化。”莫曹起身道,“这世上值得利用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你可以照自己的想法继续,但必须尽快。”高大男子缓缓靠在了沙发背上,“我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莫曹无声地欠了欠身,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一边正自顾品茶的金毛猴子抬起头,静静地望着高大男子,那眼神竟是有些忧郁。……“明白就好,记得稳妥保管这东西。”莫曹笑了笑,“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命。”“是,师父。”韩笑双手捧过一个精致的锦囊,手下几个翻动,尺许见方的锦囊变魔术般地藏入了警服内,从表面看去竟没有一丝突起的痕迹。“肩上的伤好些了吧?”莫曹转身望向窗外,淡淡道,“你心里一定很恨我。”“韩笑不敢,伤口已好的差不多了。”韩笑毕恭毕敬地站直了身板,“师父责罚的对。”莫曹没有回头,无声地摆了摆手,韩笑冲着他的背影微一躬身,转头走出了房间。“莫炎一定也很恨我……”夕阳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进屋内,一片淡淡的红色映上了莫曹的脸颊和双眼……二十六、诡道异脉自古以来,风水五行与人们的生活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古代天文、地理、医药、生物、气象等学科都与之有着相辅相承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风水堪舆学说的基础理论依据是《易经》,在长期实践中,从定性上已经悟出了人体乃至人体与自然天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正是在这种“天地人感应”的原则下,风水堪舆学说将宇宙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纳入“风水罗盘”中,精细排布出人类择居立业的最佳模式。按照与人体相得益彰的主导思想来看,与风水堪舆学说走得最近的便是中医学。依据现代科学的观点,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媒介应该是电波或磁场,但不管是哪种解释,其本质上都具有两个主要特性:一是综合性;二是阴阳性。关于综合性方面,我国中医学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并有效地用于诊治疾病和健身优生等方面,称之为“望诊”,即通过观察气色而知脏腑疾病,通过五官大小形态可知相应内脏的强弱。而转化到风水堪舆学说中,则是将人与八卦方位、节气时令和日月星辰相配,有效地运用于人类选址、规划、营造之中,称之为“一物一太极”,也就是说,天、地、人的各个部分均有相似的对应关系。至于阴阳性方面,在风水堪舆学说的实际应用中,常常是通过五行生克关系找到它们矛盾中的平衡,以求达到一个最为融洽适宜的存在环境。正如古代中医学中将人体五脏气脉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定性,根据五行在地理中的磁力场线确定其东、南、西、北、中的有利方位,并由此衍生出相生、相克、相乘、拒纳、反侮等中医理论关系。虽然这两门深奥的学科有所关联,但真正能有机地应用到人体上却是毫无先例。至少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耿婆一直保持着沉思的状态,没人敢去打搅她,楼台的沥青面上浅浅地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奇怪图形算式,像是天书一般。“阴森森的,我待着有些头晕。”S语调虚弱地说道。“亦凡,我陪S先下去吧。”晖儿对我说道,“这里的确很阴森古怪。”我一直靠近“井”口的地方,感受着疾速流动的阴霾之气,从耳中获取的画面来看,这是一道循环性的气流。三股阴气冲入楼内,继而汇聚出大量的阴霾之气,而后由楼内流转出来,自“井”口导入地下。如果从阴气流动的最终结果来看,这里的格局明显是为“棺井”服务的,可为什么还要用“阳宅阴局”这样的“葬屋”结构呢?“可能是这里的阴气太重,影响到你们的身体了。”我冲晖儿点点头,“索性先下去吧。”午间的阳光十分热辣,转身间被晒暖的身体倏然传来一阵阴冷的感觉,与迎面感受到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子午之时,一日阴阳,午时阳盛,子时阴极,天下之气过午则阳消阴涨,逾子则阴衰阳生,此阴阳循环之道,物极必反之理也。”我忽地记起《闻风拾水录》中有关阴阳五行的篇章来,以现在的时间来看正是午时,阳盛之极过后便是阴气滋生,到了子时这里的阴气必定更加浓重。可就在这一转念的工夫,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阳光下,三座井字楼的阴气陡然上升,但势头却柔和至极,楼宇间的“井”中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股蕴含生机的阳气。整个循环气流中瞬时产生了阴阳对流,大量阴气翻腾着隐入楼中,那些生机勃勃的阳气却绵绵不断地自楼中传入“井”口,被阴气逐渐压入地下。世间阴阳之气相生相搏原本是平常至极的事情,可这里却不平常。午时阳盛却出现了大量的阴气,“棺井”聚阴却出现了大量的阳气,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古怪!惊讶之余,我下意识地转向耿婆,刚想提醒她这奇异的现象,却正迎上她同样惊异的目光,看来她也已察觉出这里的变化。“如果没错,楼下那两个小子应该收获不小了。”耿婆脸上释然了起来。井字楼底层的拐角处有间不大的储物室,里面堆放着一些清扫用具和杂物,锈蚀的包铁木门虚掩着,形同虚设的老式挂锁无力地悬挂在一边。“下面四通八达的,我扫了眼,根本就看不到头。”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中,室内传来一阵低低的话语。“阴阳气息的味道很重。”一个冰冷的声音缓缓道,“这不是普通的下水道。”“呜——”一种急促的振动声响起。“靠,老凡,你吓我一跳!快下来,底楼储物室……别说那么多,下来你就明白了。”局促的感觉通常来自于时间或空间的限制,正如现在这间储物室一样,尽管是六个并不壮硕的人,可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内,要想活动自如的确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间储物室内竟然设置了一个窨井,若不是耿婆问我翻出罗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a视频在线观看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关键词 >> a视频在线观看

                      评论(320)

                      相关推荐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