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部禁18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6:08
1000部禁18，都不让跟一块儿玩。完全钝了，外界的事都不知道了。定：噢，就是把您护到身边，什么都不让您做。奎：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对父亲母亲都不知道亲，就都到这种程度了。定：那您父母后来还有别的孩子吧？奎：没有，就我一个。我父亲生气地说，说我不再要孩子了，再有了也养成糊涂孩子，这我是19岁以后才知道的。定：那您跟父母不是也住在一个院里吗？奎：就是一个院儿也……怎么说，一个院也不是照我们这个小四合房似的，不是头一道二一道，前边是客厅，正房，后罩房。那时候父母住后边，祖父祖母住前边。那时候有时有晌的啊，比如说早晨，我父母上我祖父祖母这儿请安来，请安站那儿说一会儿话，就回屋了。回来做点儿什么事情，待会儿12点以前又得去，吃饭过来吃，说几句话，晚上再上来请回安，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不是我们一家子，张寿崇家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满族大家庭都这样。反正是没那么多自由。这里我说一个小插曲，喝水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宫廷御医也住在秦老胡同，跟我祖父是好朋友。他说我这人湿气重，不能喝水，所以就不给我水喝，有一次我渴得厉害，就去喝花盆的水，还是我母亲看见了，把我领到她屋里偷着给我倒了两碗水喝。定：你们家那会儿有几个保姆啊？奎：这要说我也说不上来了，没算过。祖母那儿可能有俩仨，管梳头洗衣杂事，可能还有俩使唤丫头。我母亲屋有三个，看我的，还有做活的，做饭的，反正院里站着好些人。我是有一看妈，吃饭是看妈给弄，一人单吃，坐一小地桌。我都分不清是看妈跟我亲呢还是母亲跟我亲。那时候母亲不是都能带儿子回娘家么，我就不行，我母亲回娘家很少能带我去。定：您那时候也读书吗？奎：岂止是读书，整天都在学习，几乎占了所有时间。学5种，中文、英语、书法、武术、历史，后来又加上日文，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请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个英语老师，新知识都是他们传授给我的，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文化的窗口。定：不玩吗？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耍影戏人儿，我经常一个人玩那个。有时候也可以跟叔叔玩。定：那您祖母一天干吗呀？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一天抽水烟，有人点烟，有时候来客人，说正事的时候：“去去去玩儿去”，轰走了。所以家里什么正事我都不知道。定：唉！您这童年可够难受的。奎：不是童年，是从小到大一直难受。把我一辈子都害了嘛。我写过一首诗，第一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面三句是“……锦衣玉食困中央；壮士原非侯淑女，一样无计出高墙”。这里有个典故，知道吗？隋炀帝选进后宫的女子里有一个姓侯的，侯淑女，几年都看不见皇上，就上吊自尽了，死前写了一首长诗，很有名，里面有这样几句：“命薄何可量……此身无羽翼，无计出高墙”，隋炀帝也回了一首长诗……注268定：后来怎么又难受了呢？奎：后来我父亲不甘心哪。给孩子叫回家了，由这个没上过学堂，一跳，送外国留学去了。(众大笑)其实我祖父也愿意我去，祖父也觉得要让中国好还得学外国的技术，也同英语老师商量过，想托他把我带到英国去。后来因为英国路太远不方便，日本近，还有亲戚照顾，就改去日本了。又怕我娶一个日本媳妇不行，得结完婚才许走呢。这就先结完婚才上日本。20岁走的。定：您太太是……奎：那桐的二孙女、张寿崇的姐姐啊。娶完带去了啊。不是我带去的，也是一块儿送出去的，要不然怕我在那儿……嗨，是借溥杰、润麒的光啊，他们俩把我带出去的。定：润麒不是婉容的弟弟吗，我找过他，他90多岁了，现在还开着一个诊所。奎：对，比我大5岁呢。他那时是第三回去(日本)。定：这是怎么算的呢？
5.社交圈
奎：跟那家结亲就是我这一辈，以前没结过亲。我爱人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把子(指拜把兄弟)，因为我们住街坊。定：您说的街坊就是你们在天津的时候？奎：在天津的时候。在北京不行，他们住金鱼胡同，我们住秦老胡同。子：我老祖(指增崇)跟那桐是好哥们儿，我爷爷那辈儿跟我姥爷(指那桐之子绍曾)等于是换帖子的把兄弟，我爸爸跟张寿崇又是莫逆，好朋友。奎：我跟他们哥儿四个都好，特好，姑舅亲。定：你们家和张寿崇他们家，你们两家在民国的时候和以前，谁家的派头大呀？奎：他们家，他们是中堂。那桐早跳出内务府了，人家当了军机大臣了，不归内务府管了，他跳出去的时候我祖父增崇还没当那么大的官呢。我们家是内务府大臣，没做过中堂。定：你们是内务府总管大臣。奎：对，总管大臣，总管大臣并不是一个，好几个呢。后来我父亲当过正红旗汉军的都统，我那老丈人、寿崇的父亲是正都统，我父亲是副都统，俩人又在一块儿。定：他父亲？就是那桐的儿子绍曾，宝儿？奎：对。定：我听说北京那时候有八大宅门，特别有名的，你们家算一个，还有哪个您知道吗？6.习俗及其他
定：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我看《那桐日记》就不明白，那里头记着说大年初一去拜年，一天就能拜上七十家八十家，第二天又去拜上四十家五十家，这可怎么拜的呢？注275奎：这么拜的：坐着车，管事的拿着名片，到门口来，叫这边的人来，把名片一递，说给您拜年，完了主人不下车，赶车就走了。话到是礼。定：怪不得呢，我说要不一家一家地拜，腿不都得走肿了。奎：下车的也可能有，一般是这么样。话到是礼嘛。要说拜，拜年的时候有好些人都是先拜我们家，第一家全上我们这儿来，不是说我们官儿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秦老胡同吉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图一个开门吉祥。定：您祖父那时候也像那桐他们家那样有这么多应酬，一天到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这么折腾吗？奎：这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可能也有，就不那么多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在天津的时候没这么拜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说：“你铁面银牙，髯虬而熊虎威，他日当立功万里外，就像霍去病、班超那样！”毛文龙听后心中窃喜，少时读书学习，但却屡试不第，一日喟然叹道：“丈夫当取功名如拾草芥，怎年纪三十，困于科场！”从此投笔从戎。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辽东历练，当了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十四日，毛文龙侦得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屠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康熙的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而后毛文龙赶紧派陈忠杀至双山，阻止了后金军在当地的进一步屠杀，并将屠杀双山人民的后金军歼灭一部分，史称镇江大捷。镇江大捷是自从1618年努尔哈赤“七大恨”与明朝撕破脸以来，明军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国人终于意识到，后金也是可以战胜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御史、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拿下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如此胆略，真是难得，假如现在有三个毛文龙，那么努贼（努尔哈赤）就可被生擒，辽东就可收复了。”（《三朝辽事实录》）时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则评价道：“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清河、抚顺）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镇江大捷后，努尔哈赤派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退入朝鲜。朝鲜人延续了萨尔浒之战时的做法，朝鲜的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最终毛文龙还是取得了胜利，后金撤兵。此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为基础，建立了东江抗金根据地。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熹宗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开镇东江。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从1621年起，毛文龙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敌人后方，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女真人有被毛文龙派去的细作骗到家里杀死的，有一起喝酒时被毒死的，有被酒灌醉了之后杀死的。在后金境内设立的哨卡，晚上睡觉都不能点燃火堆，否则毛文龙派来的人看见火光后就会过去把后金士兵砍死。正因此，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在下达的一份命令中说：“驻各处之步兵马兵、哨卒，勿与汉人交往，勿去汉人之家。若与汉人交往，去汉人之家，则治以大罪。”（《满文老档》）毛文龙不断策动在辽东的汉人用各种武器杀死后金士兵，于是努尔哈赤命令彻底没收汉人的一切军械武器，并且严禁向汉人售卖军械武器。天启三年四月初六他下令说：“汉人军士及百姓，凡有弓矢刀枪炮等军械，限于二十日内，送交各该管官。谕二十日隐匿不送者，被人首告，治以重罪。”（《满文老档》）毛文龙还常给后金将领写信，然后故意泄露，用反间计除掉敌手，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记载努尔哈赤大将阿骨就是这样被杀死的。在毛文龙不断派人打入后金内部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金州和旅顺，使得辽南重新回到大明怀抱。毛文龙的存在，导致后金都快崩溃了，辽民反抗几无休日，要以区区一个辽东，灾害连年不断之时，常年维持十万有战斗力的军队，谈何容易？据满族人自己的《满文老档》记载：当时国中大饥荒，一金斗粮食买到八两银子，人民有人吃人肉，那个时候国中银两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可供贸易的市场，所以银贱而物品十分昂贵，一匹好马，价值三百两银子，一头好牛，价值一百两银子，一匹蟒缎，价值一百五十两银子。到处都是盗贼，偷盗牛和马，人与人之间相互杀戮，国家十分混乱。3鉴于后金即将崩溃，许多投降努尔哈赤的汉族将领都在思考自己的退路，甚至连李永芳都跟毛文龙私下接触了，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努尔哈赤。天启三年五月初七，努尔哈赤给李永芳写信：“李永芳，当初你这厮在抚顺归顺朕时，朕觉得你小子是个明白事的人，所以收下你，把孙女嫁给你（李永芳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女）。蒙上天眷佑，朕出兵叶赫、哈达、乌拉、辉发都打赢了，萨尔浒之战、抚顺清河之战、开原铁岭之战、沈阳辽阳之战、广宁之战都打赢了，朕打蒙古也赢了。但你李永芳却认为这只是朕一时得势，早晚天下还是明朝的。辽东汉人屡欲谋反，彼等密谋之书不断传来。朕每欲查抄之，因你这厮心向明朝，便总是阻拦，直到这批汉人叛逃到明朝那边，尔心始快，朕一经发觉而诛杀叛逃者，你就不爽。你要暗通明朝，可是最近北京城内护城河两次出现大片红血，北京各衙门的古树也在大风中被连根拔了，这是天象示警，告诉你投奔明朝是不吉利的。可是你还要叛逃到明朝这边，你既辜负了你的养身之父，也辜负了你的岳父（努尔哈赤之子）。然而现在既然你已经当了朕的孙女婿，而且蒙古、朝鲜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倘若朕对你治罪，恐为他人耻笑于我，亦耻笑于尔。故不予治罪，默然处之，然我心怨恨，所以把这些心里话告诉你出口气痛快痛快！”（《满文老档》）私通毛文龙，如果换了一般的汉奸，努尔哈赤肯定是要杀掉的，但无奈，李永芳是投靠他的头号汉奸，努尔哈赤还把自己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了他，他已成为投降后金的一个活广告。如果连李永芳都被自己杀了，那估计没有汉人再敢来效力了，光靠那点女真人，后金肯定不可能维持下去。所以明知道李永芳和毛文龙有联系，努尔哈赤也不能把李永芳杀掉，尤其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真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打碎牙和血吞的感觉！一贯是后金在明朝内部有内应，而毛文龙也在后金内部安插内应。1623年9月，毛文龙在后金的内应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率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深入敌境，他说：“今日深入贼巢，不可不力战，如有退缩，即行斩首！”他的身先士卒很快使全军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在地里埋了许多地雷，后金军纷纷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无法反攻。得知败报，努尔哈赤不得不放弃进攻山海关的打算，率军四万来救，毛文龙不只完成了牵制作用，而且使得努尔哈赤攻山海关的计划破产，目的达到，毛文龙撤军。著名的第一次宁远大捷袁崇焕才斩下后金军二百六十九颗人头，而牛毛寨大捷毛文龙则斩下后金军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骊颔挹骊珠，虎穴夺虎子。奇功每向险中取，馘斩楼兰岂难事。长驱铁骑东海头，旌旗猎猎翻清秋。腰间宝剑血犹滴，阵云惨结单于愁。解鞍痛饮黄龙府，醉挽吴钩自起舞。功成何必封万户，拂衣归卧桃花坞。岂效韩彭徒，营营恋腐鼠。华亭鹤唳不可闻，惆怅藏弓泪如雨。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上奏说：“臣接到平辽总兵毛文龙的大捷奏报，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共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清点首级后将其示众，此举不仅告示边民，也昭告天下，表明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孤胆英雄毛文龙临豺狼肆虐之穴，漂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却能联合朝鲜，团结边民，屯田作战两不误，屡挫枭贼，且其志欲直捣努贼巢穴，世人皆懦弱观望，自守且惴惴不安，独毛文龙以为努贼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头乌龟裹足不前者愧死无地矣。”此战后毛文龙又取得了乌鸡关大捷，斩下后金三百五十五颗人头，也比宁远大捷要多。由于毛文龙连战连胜，1625年明熹宗下诏嘉奖毛文龙：仰赖你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元帅，你竭尽全力为国尽忠，出奇制胜，一雪国耻。不对你加以重赏，如何能奖励你的忠贞？你率领孤军，驻守穷岛，领兵打仗，屡建奇功，使逆贼未能实现他们的计划，距今已经三年多了。你的才能，朕实在欣赏！4明熹宗封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赐给他尚方宝剑。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努贼（努尔哈赤）如果想长驱直入的话，他肘腋之下就有虿毒，那就是东江镇，努贼一动就毒发，这是天意制努贼于死命。”陈良训则认为毛文龙是“海上长城”。（温体仁《大明熹宗实录》）由于毛文龙的存在，使得后金每次出兵都不敢走太远，明熹宗在批复中对毛文龙说：“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兵部对毛文龙有很客观的评估，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明熹宗实录》卷二五）给事中杨所修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惟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腋间牵制之。”“奴未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明熹宗实录》卷四十）由于此时努尔哈赤的首都辽阳距离毛文龙的游击区太近，为避其锐，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更名盛京。孙承宗是明朝在辽东的总指挥，毛文龙太厉害，实在打不过，于是努尔哈赤只能把兵锋对准袁崇焕。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连克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八座城堡，因为这些地方的明军已被高第下令撤回关内，所以后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扑宁远（辽宁兴城），此时的宁远守将、殿前参政袁崇焕做了如下准备：他令满桂守东面，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各将相互照应，他自己则亲自写血书激励大家。他在城中备足红夷大炮的弹药，用受葡萄牙人训练的官员执掌炮兵。此外他还坚壁清野，严防奸细，烧尽城外房舍，转移城外人民入城，杜绝了后金内应的出现。为了激励大家作战，他将库银一万一千一百两放在城上，并说：官兵只要勇敢作战就赏银一锭。于是士兵人人不要命。努尔哈赤到了宁远城下，他写信给宁远守将袁崇焕：“我带二十万人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很高的爵位。”袁崇焕送来了回信：“可汗何故要来打这儿呢？宁远、锦州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可能投降呢？你说有二十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十三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袁崇焕的情报有误，其实努尔哈赤只有六万人，但就冲他得到情报敌军有十三万，是自己的十倍，他依然敢于抗战，也足见袁崇焕之胆略。得知袁崇焕的回复后，努尔哈赤大怒，六年前他在萨尔浒用四万人击溃明军十二万人，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刘綎也死在他手上。现在他率六万人一路所向披靡，来到这座小城，面对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这一点后金全军都持相同观点。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军攻城，将到城下，听城上一声鼓响，竖起一杆大旗，旗上绣着一个大大的“袁”字。旗下立一员大将，金盔夺目，铁甲生威，站在高处的他掩盖了自己个子矮的弱点，虽长得不帅，眉间却隐藏杀气。努尔哈赤见了此人，也暗暗称赞。旁边一个贝勒大声问城上：“你是主将吗？”城上大将答道：“我是东莞人袁崇焕，现任殿前参政，为国守城，不畏强敌。”贝勒说：“关外各城，已成平地，只有区区宁远，能成什么事？我劝你不如献出城池，降我大金，报你高官厚禄，否则我大军一开战，宁远城将化为灰烬。”袁崇焕厉声说：“汝辈屡次兴兵侵我边界，狂妄至极，我奉天子命令，誓死守城，怎能向你们鞑子投降？”随后一声令下：“开炮！”一炮下去，炸死数百敌军。努尔哈赤忙下令收兵。回营后他说：“我看这袁蛮子不好惹呀！”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北城发动了进攻，袁崇焕随即还击，箭如飞蝗射向后金军，后金军大队人马上了，袁崇焕率军用巨石砸向敌军，传来了声声惨叫。此时后金军发现，除头顶挨炸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高清晰度地挨炸。原因何在？宁远城我没有去过，所以引用曾亲自去宁远实地考察的当年明月的观点，当年明月说：一般城池是口字形，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更猛一点的设计是凹字形，敌军进攻时，如进入凹口，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相当难受。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的瓮城。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的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好过把瘾……而宁远城墙大致是个山字，也就是说在城墙外面伸出一道城楼，这样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架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此外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玩意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分开打。后金军就是在如此难啃的城墙下仍前仆后继，冒死不退，前锋工兵凿开高二丈的大洞三四处。袁崇焕在此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不幸被后金军一枚箭镞射伤，他咬牙拔出箭镞，一看鲜血还是红的，还好，不是毒箭。他撕下战袍一角包扎伤口，继续督战，明军备受鼓舞。后金军推着楯车前来进攻，什么是楯车呢？楯车是一种木车，在厚木板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放火烧，由于木板和牛皮都很结实，明军火器和弓箭无法穿透，所以在楯车后面推车的后金军可以安然无恙地往前冲，此外楯车前面有坚硬的铁器，一旦推到城下，就可以用来撞城门。推楯车的是第一拨，后面是弓箭手，他们躲在楯车后面以斜45度向天上射箭，箭镞呈抛物线的轨道往下落，如此就可以射中城上的明朝守军。第三拨是骑兵，等明军被弓箭手射死不少人后，骑兵冲锋，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可是，这次后金楯车上的牛皮破了。原来，明军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木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甲士在探出城外的大木柜内，无疑可以增加城上守军的向外延伸攻击距离，那些躲在楯车后面的后金军，离远了依然不会挨打，但只要到了城下，就会被探出城墙的大木柜中的甲士砸成肉泥。与此同时，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把无数后金军队、楯车、牛皮都炸上了天。原来万马奔腾、刀来枪往的战场被炸成了火海，后金铁骑被烧焦的煳味四处飘散，马匹禁不住炮声的刺激，不住地嘶鸣，被炮弹打中的人血肉模糊，残肢不时飞起来。马肉味、牛皮味、被烧煳的人肉味、炮火硝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除非身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麦克白夫人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麦克白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群臣敢不从命。班柯鬼魂重上。麦克白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麦克白夫人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麦克白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麦克白夫人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麦克白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洛斯什么怪象，陛下？麦克白夫人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列诺克斯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麦克白夫人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麦克白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麦克白夫人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麦克白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麦克白夫人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麦克白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麦克白夫人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麦克白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第五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女巫甲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赫卡忒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⑤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女巫甲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第六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列诺克斯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贵族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醋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列诺克斯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贵族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列诺克斯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贵族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第四幕第一场山洞。中置沸釜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斑猫已经叫过三声。女巫乙刺猬已经啼了四次。女巫丙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炭火将残蛊将成，猩猩滴血蛊方凝。赫卡忒上。赫卡忒善哉尔曹功不浅，颁赏酬劳利泽遍。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女巫乙拇指怦怦动，必有恶人来；既来皆不拒，洞门敲自开。麦克白上。麦克白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众巫（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麦克白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女巫甲说。女巫乙你问吧。女巫丙我们可以回答你。女巫甲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麦克白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女巫甲母猪九子食其豚，血浇火上焰生腥；杀人恶犯上刑场，汗脂投火发凶光。众巫（合）鬼王鬼卒火中来，现形作法莫惊猜。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麦克白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女巫甲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第一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麦克白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女巫甲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第二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第二幽灵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虐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麦克白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众巫静听，不要对它说话。第三幽灵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麦克白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众巫不要追问下去了。麦克白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女巫甲出来！女巫乙出来！女巫丙出来！众巫（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如影而来，如影而去。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麦克白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女巫甲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麦克白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列诺克斯上。列诺克斯陛下有什么命令？麦克白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列诺克斯没有，陛下。麦克白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列诺克斯确实没有，陛下。麦克白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列诺克斯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麦克白逃奔英格兰去了！列诺克斯是，陛下。麦克白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第二场费辅。麦克德夫城堡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麦克德夫夫人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洛斯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麦克德夫夫人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洛斯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麦克德夫夫人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洛斯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麦克德夫夫人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洛斯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麦克德夫夫人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麦克德夫子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麦克德夫夫人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夫人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麦克德夫子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麦克德夫夫人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麦克德夫子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麦克德夫夫人嗯，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怎么叫做反贼？麦克德夫夫人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麦克德夫子凡是反贼
去引发事端的人之外。他的两个舅舅迪克和斯图亚特，米斯纳牧师，阿涅特的父亲和兄弟。他们要讨论那记耳光，不会谈怀孕问题，当然更不会涉及那个鞋里藏着蓝宝石的姑娘。假设她没到这里。假设她的肚脐眼没露在牛仔裤裤腰上面或她的胸部不那么显眼，只要再有那么几秒钟，让他们能够琢磨出该如何表现——摆出何种态度。要是在没有姑娘们晃荡于周围的公开场合，他们会明了的。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会当场采取恰当的语气。可是阿涅特在那儿嘀嘀咕咕，比莉·狄利亚也一样。K.D.和阿涅特离开其他人单独待在一边。为了谈话。他们站在野餐桌凳背后的矮橡树丛附近聊着，这是他从未想到的最糟的一次谈话。阿涅特说的是：“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她的意思是：我要在九月份去朗斯顿，我可不想怀孕，不想流产，不想结婚，不想独自伤心或面对家人。他说：“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心里想的是：对于我的社会活动，你比我惦记的都多，在我最后同意不需要拉下你的内裤时，你却打着我去做，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长途汽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刚开始遮掩威胁，揭开相互的厌烦。所有的脑袋，所有的，全都转了过去。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在镇上见过一辆长途汽车——鲁比不是通往别处的一站。其次是想弄明白那辆车到底为什么要停下来。长途汽车开走后出现了那个美女：站在路边的校舍和救世者雕像之间，吸引了大炉灶边闲散的人们的注意力。她没抹什么口红，而从一百五十英尺以外，你照样能看清她的眼睛。那笼罩下来的寂静若不是由阿涅特打破了，简直要永远持续下去。“要是那种荡妇就是你想要的，赶紧跑过去吧，黑鬼。”K.D.的目光从阿涅特整洁的女式衬衫移到她前额的刘海，再盯到她脸上——阴沉，找碴儿，责难——随后就扇了她一耳光。她表情的变化说明她活该。有人说了声“哎呀”，不过他的朋友们大多都在评断那正逼过来的令人惊艳的胸部。阿涅特逃跑了，狄利亚也跑了，可她像好朋友应该做的那样，回过头来看，眼见他们都强迫自己瞅着地面，瞅着五月明亮的天空或是自己的手指甲。古德完事了。它肚皮上的毛该剪一剪了——那样就不可能打结了——可它很漂亮。K.D.动手整理本的皮毛，心里默诵着面对阿涅特家人时为自己辩解的词句。当他向他的舅舅们描述事件的经过时，他们同时皱起了眉。这对双胞胎不仅长相，连姿态也像镜中的映像，斯图亚特吐出了刚吃进嘴里的“蓝孩”烟草，迪克（后文“迪肯”的昵称。）则点燃了一支雪茄。无论他们多么令人厌恶，K.D.深知他们不会商量出一个危及他或摩根家财富前景的决定。他的外祖父为双胞胎儿子起了迪肯和斯图亚特的名字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们家族建立两座镇子，并一心与白人的法律、有色人种克里克人、匪帮和恶劣天气奋争，可不是为了眼看着牧场和住房，以及给食品店、药房和家具店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最终落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手中。自从他的表兄弟们散架的骨骼两年前被埋葬以来，作为他们家族的希望和失望的K.D.就成了血脉中的最后一个男性了，而这个家族曾经出过一个副州长、一名州审计官和两位市长。他的举止一向需要仔细检查和认真纠正。或许，舅舅们会另眼看待这件事？很可能阿涅特的婴儿会是个男孩，摩根家的一个侄孙。她父亲阿诺德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权利让摩根家的人不得不尊重呢？K.D.抚爱着本的皮毛，从毛绺中挑出草刺，同时尽力像他舅舅们那样去思考——那是很难的。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干脆听凭梦幻去选择，只是在这时候才想起了吉姬（“格蕾丝”的昵称。）和她那显眼的胸部。“嗨。”她像个妓女一样吹爆口香糖泡泡，“这儿是鲁比吗？长途汽车司机说这儿就是。”“对，对的。嗯，没错。”闲散的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附近有汽车旅馆吗？”这问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们便问她找谁、从哪里来，心里觉得挺舒服。“旧金山，”她说，“还有大黄馅饼。明白了吧？”那么说，梦幻是在旧金山。摩根家的男人们没有退让什么，但他们对会议地点的选择感到不自在。米斯纳牧师原先认为最好是提出协议书并到弗利特伍德家去，而不要让受害的一方到加害者的家里来，以免使家族受到雪上加霜的粗暴侮辱。K.D.、迪克和斯图亚特坐在牧师的客厅里，点着头，嘴里模模糊糊地咕哝着，但是K.D.知道他舅舅们心里的想法。他瞅着斯图亚特换烟丝，端果汁。迄今为止，米斯纳组织的信贷会是不赢利的——把小额的紧急贷款借给教众，而且没有逾期不还的惩罚规定。迪克说过，就像个小猪存钱罐。可斯图亚特说，目前还凑合。米斯纳来鲁比前所待的教堂的声誉漂浮在他身后：举行皈信仪式来唤起民众，与白人的法律正面交锋而不是躲闪回避。他显然指望着有一个州能兴建一所全新的法律学校，接收一个学生——一个黑人女孩，并同时保护种族隔离制度。他明确而严肃地认为可能在一个州里作出改变：紧挨教室建一个敞开的小隔间，让一个黑人学生坐在里边。那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K.D.还是个吃奶的婴儿，他母亲、兄弟、表兄弟和所有其他人还没离开黑文呢。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的舅舅们每周都要听米斯纳布道，只是每次结束之后，他们就坐到奥兹莫比尔和英帕拉车的方向盘后面，重复父辈的歌谣：“俄克拉荷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上帝混居的地方。其余地方都只提供饲料。”让他们沮丧的是，米斯纳牧师常常把饲料当成餐桌上的食品。这样一个人能够鼓励奇怪的举动，支持一个十几岁女孩的看法，改变立场支持弗利特伍德。这样一个情愿把钱财抛掉的人能够给顾客提供一些主意，让他们以为在利率上有选择的余地。不过，浸礼会教徒是镇上最大的教众群体，也是最有权势的。因此，摩根家的人认真分析米斯纳牧师的意见，以判断哪些是可以轻易忽略的建议，哪些又是必须遵从的命令。他们驾着两辆车驶过从米斯纳的客厅到弗利特伍德住宅仅有的三英里路程。在一座俄克拉荷马州城市的某处，六月天的声响被阳光照耀下的一个游泳池的水声加大了。K.D.曾经到过那里一次。他随着舅舅们一路乘车经过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到达那里。他在路边候着，而舅舅们则在一栋红砖房里谈生意。那些激动的嗓音听起来很近，他就过去看。他看到在一道抹着宽宽的无缝水泥的篱墙背后是一片碧绿的水面。现在他知道那水面不过一般大，但当时觉得简直是漫无边际。在他看来，仿佛有几百个白人儿童在池中嬉戏，他们的嗓音好像瀑布一样落下，代表着世上最纯净的幸福，从中感受到的快活令他落下了眼泪。此时，当奥兹莫比尔车在吉姬吹口香糖泡泡的大炉灶处掉头转弯时，K.D.又感到了一种对耀眼的水面和六月游泳者的声音令人激动的渴望。他的舅舅们当年并不乐意为他去城里的商业区找门路，并在火车上责罚他，后来在坐汽车回鲁比的一路上也是如此。当年价钱低，如今价钱仍然低。“你真见鬼，怎么卷到这一团乱里边了？你应该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你干吗想和一个弗利特伍德家的人混在一起呢？你看到那小子的孩子们了吗？该死！”——这些话一下子爆发出来，却没有造成伤害。正如他看到了那片闪烁的水面，他已经看到了吉姬。但不同于那座游泳池的是，这个姑娘他还会再见到。他们把汽车头尾相接地停在弗利特伍德住宅的旁边。敲门的时候，除去米斯纳牧师，每个人都开始用嘴呼吸，像是要减少那宅子中疾病气味传播的通道。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从来不愿意睡在小帐篷里，也不想再睡在草垫或地板上了。所以他就在中央大街上建的这栋宽敞的住宅中设置了四间卧室，安排他自己、他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使用，还留出一间他们引以为豪的客房。在他儿子杰弗逊从越南回来，带着他的新娘斯维蒂进入洞房时，客房仍然还在。他们若不是需要把它用作杰夫和斯维蒂的孩子们的病房，本来会把它当作育儿室的。事情的结果是，弗利特（“弗利特伍德”的昵称。）如今睡在餐厅里的一个隐蔽处。男人们坐在纤尘不染的垫子上等候米斯纳牧师结束对那些根本没露面的妇女的探望。弗利特伍德家的婆媳把全部精力、时间和疼爱都用在到目前为止还活着的四个孩子身上了。弗利特和杰夫（“杰弗逊”的昵称。）对这种奉献既感激又恼怒，反倒把羞耻撇到一边了。和他们在一起坐得这么近是件苦差，要谈话就更是难上加难了。K.D.知道，弗利特欠他舅舅们的钱。而且他也知道，杰夫特别想杀人。既然他无法杀掉老兵管理机构的那些人，就不得不杀掉别人。当米斯纳笑眯眯地下楼梯走回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是的。不错。”米斯纳牧师拍了下手，他的肩膀微微震颤一下，似乎他已经把对手击出了场外，“女士们答应给我们拿咖啡来，我相信她们还说了过一会儿再给我们一些米饭布丁。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富理性的开场了。”他又一次微微笑了。作为一个教士，他几乎过于帅气了。不仅是脸和头发，他的全身都经过了精心打理，结果引起所有人的钦羡。他为人严肃，并利用这种显而易见的英俊防止懈怠——这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他的教众打交道，任何事情都不想当然：无论是妇女的敬佩还是男人的嫉羡。没人呼应他对甜食展出的笑意。他仍自顾自说下去。“让我来把我所知道的局面说清楚。如果我分析错了或是有什么遗漏，你们一定要纠正。我的理解是，K.D.造成了一次伤害，一次严重的伤害，对阿涅特。所以，我们可以干脆地说K.D.在脾气和道义上有问题——”“他对一个年轻姑娘发脾气是不是不够老成？”坐在距离灯光最远处一把低矮椅子上的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按捺不住地打断了他，“我不管那种行为叫脾气不好，我管那叫非法行为。”“好吧，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出了格。”“请原谅，牧师。阿涅特十五岁。”杰夫紧盯着K.D.的眼睛说。“不错，”弗利特说，“从她两岁以来，就没人碰过她。”“问题可能就在这儿。”斯图亚特是人所尽知喜欢作煽动性讲话的人，所以迪克一直警告他别开口，而由他这个机灵鬼来谈。他这句话一出口，就让杰夫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对我们口出胡言吗？”“你们家？”斯图亚特的目光从杰夫扫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你听见我的话了！爸爸，我看我们最好还是结束这次会面吧，免得有人受伤！”“你说得对，”弗利特说，“我们谈论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原来只有杰夫是站着的，这时米斯纳也立起了身。“先生们。啊！”他举起双手，压制下坐着的人，充分利用了布道的嗓音，“我们在这儿的都是男人，上帝的男人。你们打算把上帝的工作扔进阴沟里吗？”K.D.看到斯图亚特竭力压下想吐的口水，也站起了身。“听我说，”他说，“我很抱歉。要是可能，我就收回我所做的。”“做了就做了，朋友们。”米斯纳压下双手。K.D.继续说：“我尊重你的女儿——”“从什么时候起？”杰夫问他。“我始终尊重她。从她只有这么高的时候起。”K.D.把手在腰间比画了一下，“随便问谁。问问她的女朋友比莉·狄利亚。比莉·狄利亚会告诉你的。”这机智一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摩根家的舅舅们控制着自己的笑意，而弗利特伍德父子气得须发倒竖。比莉·狄利亚是镇上最放荡的女孩，正被第二名追得益发放荡。“这事与比莉·狄利亚无关，”杰夫说，“而关乎你对我小妹的所作所为。”“等一等，”米斯纳说，“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K.D.，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你当时喝酒了吗？她当时激怒你了吗？”他指望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能够敞开一个诚挚的空间，以便让这些男人停止找碴儿而谈具体条件。之后的突然沉寂使他很惊异。斯图亚特和迪克两人同时清了清嗓子。阿诺德盯着他的鞋。米斯纳牧师猜想，准是出了什么毛病。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中，他们听到头顶鞋跟轻轻的着地声：妇女们在走动，干活，翻找，喂食——不管她们在做些什么来拯救孩子们，孩子们却拯救不了自己。“我们不在乎为什么，”杰夫说，“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怎么办。”他在说到“办”字时，食指向椅子扶手上一戳。迪克向后靠坐着，把腿大大地劈开，仿佛在欢迎理当属于他的领地。“你们想好什么了？”他问道。“首先，要道歉。”弗利特说。“我刚刚道过歉了。”K.D.说。“不是对我，对她。是对她！”“好的，先生，”K.D.说，“我一定做到。”“好吧，”迪克说，“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杰夫回答：“你最好再也别碰她。”“我不会再沾她的，先生。”“还有第三件吗？”迪克问。“我们需要知道他说话算数，”弗利特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影响？”迪克摆出一副不解的神情。“我妹妹的名声给糟蹋了，对吧？”“唔，唔，我看得出。”“没法弥补了，对吧？”杰夫的问话包含着挑战和询问。迪克向前俯身。“唉，我不知道。听说她要去上大学，那样这些事就全抛在她身后了。也许我们能帮点什么忙。”杰夫咕哝着：“我不知道那个。”他看着他父亲，“你看呢，爸爸？那样……”“得问她母亲。她也为这事受打击了，你知道。比我受的打击还大，也许。”“好吧，”迪克说，“可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和她谈妥呢？要是她通情达理，明天在银行那儿停一下。”弗利特擦着下巴。“我可不敢担保。梅布尔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非常骄傲。”迪克点了点头。“她有理由这样——女儿要进大学，这一切。我们不愿意有什么挡道的东西，这是在为镇上增光。”“那所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弗利特？”斯图亚特歪着头问。“八月，我认为。”“到那时她就准备妥当了吧？”“你是什么意思？”“唉，”斯图亚特答道，“离八月还有好长时间呢，现在才五月。她可能会改变主意，决定待着不走了。”“我是她父亲。我会为她安排的。”“好吧。”斯图亚特说。“就这么定了？”迪克问。“像我说的，得跟她母亲谈。”“当然。”“她是关键，我太太是关键。”迪克当晚第一次开怀地笑了。“女人总是关键，上帝祝福她们吧。”米斯纳牧师叹了口气，仿佛又有了可以呼吸的空气。“上帝的慈爱在这栋房子里，”他说，“每次我来这儿都感受到这一点。每次。”他朝天花板看着，而杰弗逊·弗利特伍德则委屈地瞪着他。“我们珍惜他的力量，但我们不该忽视他的慈爱。那才是保持我们力量的东西。先生们，兄弟们，让我们来祈祷吧。”他们垂下头，顺从地聆听着米斯纳锦心绣口的词句和看不见身影的妇女们响个不停的脚步声。次日黎明，米斯纳牧师对这一夜睡得这么好都觉得诧异。前一晚和摩根及弗利特伍德两家人的会面使他很不安。在弗利特伍德家的客厅里有一只灰熊——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限制着人们随意行动。楼上，他使妇女们大笑——嘿，反正梅布尔笑了。斯维蒂虽然也笑了，但并不欣赏他的逗乐，眼睛始终不离她的孩子们。向侧面一闪，向前一俯身，吸一口气——她上身探过婴儿床，迅速而熟练地作出调整。但她的表情很温和，仿佛在说：有什么可以让她高兴的，他又为什么要尝试？当他要她和自己一起祈祷时，她默许了。她低下头，闭上眼，但当她面对着他轻声地念诵着“阿门”时，他感到同正在与之讲话的上帝之间的关系似乎模糊了或者太生疏了，而她与上帝的关系才是优越的、长久的、完全隐蔽的。他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相处时运气还不错。她很高兴他来拜访，拖延着他们东拉西扯的谈话。听了在大炉灶那儿发生的事之后，他召集了那些男人，此刻他们都在楼下等候——就像那灰熊一样。米斯
1000部禁18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子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一个月来伸夫总是板着面孔，但这是由于偷看咲子的内裤而自责，并非对她怀有怨恨，其实心里十分希望恢复先前那种年轻人式的爽朗交谈。那部电影描写的是大学生跟学画的年轻女子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成为热门话题。伸夫着迷地望着那个场面想道：不过，如果自己跟咲子也那样做的话，鼻子压扁或许会像猪脸一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想象如此煞风景深感惊讶。观影结束两人去咖啡馆喝过茶后，咲子提议“走走吧”。从市中心到家有两公里以上距离，但因为咲子已经迈步前行，伸夫就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时间已过九点钟，离开繁华街道之后来往行人骤然减少，只有深秋的晚风拂过宽阔的夜路。咲子继续着刚才在咖啡馆谈起的话题。“如果是伸夫君的话，会厌恶女人有那样的过去吗？”在电影中，那位漂亮的美术大学女生被曝曾为生活卖过身，男生因此而深受打击。“不过，那个女生是真心喜欢那个男生吧？先不说过去怎样，我觉得眼前的感情更加重要啊！”“你真的这样想？”咲子向伸夫确认，看到伸夫点头后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其实不是处女啊！”伸夫立刻停下脚步，而咲子却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他因为工作常去我家，比我年龄大很多……”这本来是极为重要的坦白，但咲子的嗓音却意外的干脆。“你喜欢那个人吗？”“不，怎么会喜欢呢？”“为什么会跟不喜欢的人？”“可能是因为受到诱惑了吧……”伸夫脑海中浮现出咲子那罩衫领口露出的丰满。“不过我也不好，有点儿想反抗父母……”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事情？难道是因为看到电影中接吻的场面而情绪高涨？或者只有两人走夜路促使她忆起过去的事情？伸夫搞不懂女人的心思，于是默不作声。“我也是为了离开那个人来札幌的！”咲子一吐为快似的说道。“……”“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啦？”两人径直走过漫长的围墙边，来到儿童公园密林前时咲子突然回过头来。“哎，吻我吧！”咲子闭眼站在伸夫面前，十米远处的路灯光线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路面上。伸夫在一瞬间想起了纯子，随即像受到秋风催促般吻了咲子的嘴唇。咲子立刻洩出压低的呻吟声，同时紧紧地拥抱伸夫。可是还没过一分钟，咲子就静静地离开了伸夫。“谢谢你……”咲子怎么会这样说？伸夫觉得没有理由让自己所亲吻的女子道谢，并继续跟咲子并肩前行。从接吻的地点到家用不了十分钟，两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前行，进家后用平常的语调向出迎的母亲说“我们回来了”，然后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片刻，咲子就换上家居便服下楼来到客厅，表情中丝毫没有几分钟前接过吻的痕迹。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北国的短暂秋季就结束了。其间伸夫没跟咲子一起外出过，表面看去两人的状态毫无变化。或许如果伸夫主动邀约，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但是，伸夫现在害怕跟咲子发展得更深，而咲子也像是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一如既往的开朗活泼。伸夫看到咲子一如既往便放了心，却也感到意犹未尽。十一月对于住在北国的居民来说是最为郁闷的季节。刚刚有过两三天秋高气爽的日子，紧接着就天降冷雨，还不时地飘起雪花。这种天气持续数日之后，就在人们已经作好迎接冬季的心理准备时，碧空如洗又令人留恋金秋。在人们以为冬季未到的瞬间，雪花再次打碎了他们的天真。每当冷森森的碧空与晦暗的雨夹雪交替出现时，伸夫心中就会产生动摇，逃往南国的念头愈加强烈。“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大雪天一到就来不及了。”伸夫在烦恼中告诫自己。不过，这种动摇和烦恼也只到十二月初为止。腊月过去一半，落雪已经冻结，伸夫的心绪从动摇转为放弃，不久便安定下来了。“雪这么大，南下的公路和铁路肯定都已经被阻断。从现在起到融雪季节来临只能死等了。”他这样说服自己，反倒得以平心静气了。伸夫受到咲子引诱就是在落雪成冰季节的某日下午。那天适逢休息日，父母外出参加亲戚的一周年忌日活动，家里只留下伸夫和咲子两人。在连续飘雪的日子里似乎会发生某种隐秘故事——伸夫心怀这种预感在自己房间里听广播时房门敲响，咲子出现了。“你在干什么呢？”咲子稀罕地穿了件紧身裙，上身是前襟敞开的宽松红毛衣。“上二楼去吧……”措手不及的伸夫还没反应，咲子不等答话就先自离开。她的背影充满了确信，认定伸夫当然会来。伸夫感到自己的欲望已被看穿而一时困惑不已，但立刻像被牵引似的跟了上去。与三个月前伸夫偷看咲子的内裤时相同，楼下无人寂静无声。虽说完全没有必要，可伸夫还是蹑手蹑脚地上楼并拨开了隔扇门，只见咲子背对门口站在窗边。“雪下得好大呀！”“啊……”伸夫发出沙哑嗓音点了点头，然后跟咲子并肩站在一起。咲子极为自然地把上身依偎过来，伸夫像要支撑咲子般把嘴唇贴了过去。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瞒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跟咲子接吻——这种意念使伸夫的欲望逐渐高涨起来。在长吻间歇时，伸夫的裆间勃然怒张，从裤子外面也显而易见。伸夫慌忙撤身遮掩，咲子喃喃细语。“伸夫君，不必介意啦！”“……”“如果我可以的话，不必介意啦！”伸夫感到这声音仿佛来自上天的启示。“你等一下啊！”咲子说完迅速从壁柜里拉出被褥并铺在窗边。伸夫看得发呆，咲子就在他面前脱掉毛衣和裙子，身上只剩一件衬裙了。“来……”在大雪铺天盖地的午后昏暗房间里，咲子只穿内衣坐在被窝中，毫无戒备的身姿在伸夫眼里俨如圣洁的女神。伸夫一边想“就在这种地方”一边脱下衬衫、甩掉裤子。然后，伸夫像梦游患者般凑了过去。咲子伸开双臂迎接他，然后把他的那个东西引向自己的下体。伸夫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欲望的驱使下向前猛冲。不过，他在进入咲子下体的瞬间，大脑中掠过了一个念头——我将由此成为一个男子。这个过程与以前在书中读到的和想象的简短得多，令伸夫感到不够尽兴。这就是大人们执着追求的、美妙销魂令人憧憬的好事吗？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仅仅是这个吗？他在回顾那个过程时却意外地感到无聊乏味，似乎特别单纯而幼稚。不过，在交合之后，咲子的嗓音变得比以往任何声音都无限甜美和温柔。“冷吗？”因为过于激动，伸夫躺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咲子为他肩头盖上一条毛毯，随即披散着头发凑到伸夫面前。伸夫的视线越过咲子的黑发望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再次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男子了。自己由此而成为一名男子——他在心中告诉自己，就像达成一件可以向伙伴们炫耀的壮举，同时也感到做下一件淫乱可耻的事情。就在伸夫心神不定的时候，咲子对他窃窃私语。“我喜欢你啊！”随着热烈的呼气，咲子依偎在伸夫身旁。伸夫感受着咲子肌肤的温热，终于醒悟到自己现在也最喜欢咲子，她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抱紧我……”咲子更加紧贴伸夫，仿佛受到吸引，伸夫也紧紧地拥抱咲子柔软的身体。他在轻微的倦怠感中想到——从今往后，山野和街道都会被皑皑白雪覆盖。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首发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漫游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踞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头颅；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却始终吹不尽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序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据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第一篇秦国崛起第1章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的一天，咸阳宫中格外喜庆。秦王嬴政换上了正装，喜气洋洋，用最隆重的九宾礼（由九位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迎接即将到来的两位使者（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两一位使者带来了秦王嬴政梦寐以求的觐见大礼。但是，喜庆十足的场面最后竟然大煞风景，瞬间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一出著名的悲剧。那么，是哪一国的使者来访让秦王如此高兴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觐见大礼？为什么这场喜庆大典最终演变成一出悲剧呢？又是谁导演了这出悲剧？督亢图穷匕首见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向秦王嬴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闻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wū，乌）期的人头。这卷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gāng，刚，今河北固安涿—州一带）地图。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不兴奋？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下。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秦王嬴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在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嬴政来说，干系甚大。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秦王嬴政能不心花怒放吗？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车引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地图是一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展开。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正在兴致勃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因此，毒性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嬴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慌乱之中的秦王嬴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来。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主从腰间抽剑的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这种危急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主在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面。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队一样，整齐有力。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的疑问此刻早已雪亮一片，偌大的一个火炉型阵法变成了土性，这一点小小的改动竟无意间破解了精妙的风水布局。土性入侵，火生土相，土生金相，原本克制金性虚灵的火阵成了培养它的温床！十四、飞花思考S的话语，不由得令我如坐针毡。阵形的变化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只凶猛的金性虚灵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但为什么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呢？难道是那位神秘高人早已将之收伏了吗？“奇怪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为了掩饰先前拍马未遂的尴尬，林岳岔开了话题，“深秋一过枫叶应该都掉的差不多了吧？”“可能是山势阻住了冷空气的关系，这里的温度是比外围高些。”我随口答道。“哈哈，你们两个伪自然家。”S在一旁取笑道，“这里的树都不是枫树，我同学说过以前这里的树都是绿叶，最近才发现变红的，有人估计是因为地下的矿藏造成的。”见我俩一脸茫然的样子，S又道：“不信跟我来，去后面看看。”跟着S翻过山坡，眼前的红色树林在坡道的凹陷处显出了一根明显的红绿分界线，原来这里生长的是绿色常青乔木。无奈的笑了笑，转头返回来路，这种自然现象却也神奇，但此刻更让我关注是那只金性虚灵的去向。回头无意的抬眼间，红色树林尽收眼底，怎么是这样的布局！我紧走几步，环视四周，又一路返回绿色树林的边界。“也算暂时告一段落了……”在一番探视后，我斜倚在一棵树边，重重地舒了一口气。“老凡，又有新发现？”林岳机灵地凑了过来，“这树林子有啥玄妙不成？”“嗯，这树林是被人动过手脚了。树林的边界在山坡上是圆形，直直地延伸到了这里，和那些绿色的树林交界的地方呈一条直线。”我望着山坡上晃动的红叶缓声道，“头圆身直，木星之象，顶生红叶呈火相。木克土生火，火又克金，这个燧木取火阵正好克制了金性虚灵。”“玄妙吗？唔，听你说的也还算可以吧。”林岳咧嘴道，“那就是说咱们不用费劲了？”“嗯，看情况这里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也省了我们不少事……”话未说完，S的叫声从一侧传来，两人循声望去，只见她扶着树干揉摸右脚，似乎是扭到了脚踝。“这丫头还真毛躁。”我摇头走了过去，幸亏身边有个林岳，虽然这个医生基本不会让人联想到他的职业。就在抬脚间，鞋底似乎踏上了了一根尖锐的物体，我不及收脚，下意识间脚底聚起了一块金属片，隔在了那物体的上方。低头细看，草丛中露出一根尖锐的刺状物，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芒，那光芒中含着一抹蓝色。循迹往四周望去，草丛中竟三五为数地星散遍布着这种金属刺！脑中闪过一阵不祥的感觉，我正要提醒林岳小心的时候，几片紫色的花瓣自眼前飘落。满山的树木都不曾开有如此淡雅的花朵，那这飞花又是从何而来？鼻间忽然传来一股宛若幽兰的花香，柔和得令人如沐温泉般舒适，周身遍布着一种说不出的酥软轻松，强烈的睡意不容抗拒地将我的意识封闭了起来。恍惚间，一声轻微的叹息传来，一片大震随即而至，身体仿佛飘入一层松软的云雾之中。……嗯，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还在山坡上？意识恢复的一刹那，似乎只有大脑在做着反应，躯体完全不听指挥地瘫软着。眼睛，睁不开啊！四周没有风的拂动，这是哪里？我……我怎么了？歌声，还有音乐声，不对，好像是有人在击打什么乐器，金属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豪迈激壮的歌声竟将这首原本悲怆的古词演绎出了一种踌躇满志的雄心，好一首《满江红》！身体在这一刻尽数恢复，我睁开双眼翻身坐起，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是个不大的空间，笼罩在一层灰色的雾霭中，身下是松软的土地，微微的亮光自头顶的某处照射下来，在地上投下了星点的光斑。循着歌声望去，在我身边的不远处，一个背影盘膝而坐，左手拿着一件长形的东西，右手则有节奏地在上面敲打着，发出金石般的声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歌声嘎然而止，浑厚的声音响起，“世事苍茫，变幻无常，岳武穆若是存活于现世，就不会愚忠到底引来杀身之祸，你说呢？”这仿佛感叹般的话语显然是对我说的，虽然有些惊讶，却不由自主地回道：“如果是按现在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去做，应该是这样。”“哦？多数人？”那声音继续问道，“那你是属于多数人呢还是所谓的少数人？”“像多数人一样的活着，遵循着少数人坚持的标准。”略带嘲弄意味的话语激起了内心的好胜心，我站起身朗声道。“哈哈……”那声音大笑不止，笑声在四周激荡着竟有些震耳的感觉，“这么说来，你自诩为君子咯？”“抱歉，我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我笑了笑，淡然答道，“因为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那声音似乎一愣，半晌没有言语，盘膝而坐的背影渐渐站起，转身向我走来。在星点的亮光下，一个清瘦却彪悍的青年人站在了面前，那张秀气得带着一丝阴冷的脸凑近着，细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狐疑。良久，自他的口中重重地吐出了三个字：“你很好。”一时间我有些啼笑皆非，先前的问答和现在的评价活脱脱地是一个古龙版的武侠场景，面前这青年人究竟是谁？这里又是什么地方？“不用想，也不必想。”那青年狡黠地笑了，修长的身体轻微地抽动着，“有时候不知道比知道要来得安乐，虽然会不明就里，但至少没那么累。”眼前这个青年说话间似乎总有着禅机般的寓意，但浑身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邪，尤其是当他靠近的时候，我的身体仿佛被一层阴冷的寒流包裹着，冰冷且窒息。那青年说完竟又自顾走到一边盘膝坐下，我发现他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根硕长的金属锥，锥体上遍布着花纹，材质似乎是黄铜的。而他的穿着打扮却无法辨识，除去面部和那一头长发外，全身都被一种奇异的朦胧包围着。“我并没有兴趣去打探和追问你。”这个古怪的青年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离开此地，因为还要去找两个朋友。”“你随时可以离开。”青年看了我一眼，摇头道，“既然你不是小人也不是君子，那我没道理硬留下你。”正想询问出口，耳畔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呼唤声，是晖儿的声音！和林岳出发前我嘱咐晖儿将停在市美术馆的车开到冶金仓库附近，看来是她找到了这里。“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身后歌声再度响起，但却距离甚远，回头间竟发现整个空间扭曲不堪地消失在黑暗中，一片突如其来的光芒顿时笼罩了我。……“亦凡！”呼唤声很近，就在身前不远处。我费力地在光芒中适应着视线，晖儿那惊喜的面容跃入眼中。这里是……医院？！四周的白色和那股消毒水的气味再度证实了判断，躺在病床上浑身酸软脱力的我，此刻正被晖儿、林岳和S围着。“你们……我怎么会在医院？”脑中前后混乱的感觉已完全抑制了思考。“那天赶到冶金仓库，到处都是乱石和泥土，问了旁边的工人才知道是仓库崩塌了。”晖儿的眼睛里布着血丝，看上去没睡好的样子，“我急得到处找人，混乱中又没人认识，后来看到你们三个被人抬出来，我还以为……”晖儿的声音有些哽咽，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一股歉意油然而生，我只顾着自己在外不知所谓地“替天行道”，却忽略了给晖儿带来的压力和担忧。“晖儿一直守着你，怎么劝都不回去。”S在一旁道，看她脚上的绷带，我忽然想起了草丛中的金属尖刺，那一抹蓝色分明是含有砷化物的迹象。“你也够能睡的，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正要出声询问S的脚伤，林岳在一旁突然开口了，“害我们一堆人守着你，担心加着急的。”“什么？我在这里昏迷了一天一夜？！”我一时惊讶不已，那年青人难道是梦境？“你那个超炫的能力差点害死你！”林岳走去关了房门，一脸严肃的说道，“本来你身上没有什么伤，只是晕了过去，但生命迹象却一直很微弱。主治医生想给你输液注射，但是针头一碰到你的皮肤就全部弯曲，根本扎不进去。”“呵呵，估计是驭金的能力在我昏迷时产生的下意识保护。”我苦笑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没有料到，“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闻到一股花香就昏睡过去了。”“你也是闻到了花香？是不是还看到了一些紫色的花瓣？”S兴奋地接道，“我和小林子也是在这之后昏睡过去的。”“我们处的位置正好是坍塌的边缘位置，没有被卷进泥石堆里。”林岳摸着脸上的纱布，一脸后怕道，“听说发现我们的时候，三个人都是卡在塌陷边缘的树干上。”“九死一生。”我听着心中也不禁微微发凉，看来我们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带着护士走了进来，身旁的三人立即让开。在一番检查和探视后，那医生惊讶的看了看我：“你年纪不大，功夫练的倒是很深。看来医学上的确是无法对你们这些气功修炼者作出合理的解释，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一席莫名的话语把我打入了云雾之中，看着林岳在后面杀鸡抹脖地做着手势，我只能含笑点头地作谦虚默认状。“肯定是你小子在那里编排什么乱七八糟的谎！”送走医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抓过林岳，恶声道，“什么气功修炼者、功夫高深的？！”“大哥，不这么吹你叫我怎么替你圆场啊？”林岳苦这脸道，“你那会儿一付刀枪不入的架势，是人看到都会犯晕，我不给你编个硬气功的谎，恐怕这会你早躺进实验室了。”“是啊，亦凡，你别怪林岳，不是他机灵的话，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晖儿轻声劝道。“得，算我错怪你了。”想来也对，我借台阶放开了林岳，忽然想起S的伤势，“S脚上的伤怎么样了？当时记得你好像是被什么刺伤了。”“嗯，是被山上的金属残片扎伤的。”S晃了晃扎着绷带的脚，满不在乎地说道，“一点皮外伤，医生检查后打了破伤风针，这两天都好的差不多了。”看S鲜活精神的样子，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也许是我多虑了，金属尖刺或许是无毒的。可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草丛中？而那些紫色的花瓣又是从何而来呢？“刚才主治医生检查下来没什么问题，我去帮你办个出院手续。”林岳冲S挤了挤眼，两人做贼似的立即开溜。“老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两人的举动加上晖儿在一旁欲言又止的神情，看来在这段时间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嗯，亦凡，你先答应我别生气。”晖儿担忧地看着我说道。“呵呵，我不生气，你说吧。”“昨天你们公司的副总来电话，说你……被辞退了。”“辞退？！理由是什么？”似乎无法用言语形容此刻的心情，辞退，也就是被除名，以我的能力及表现不应该会遭受如此的待遇。“说你短期内连续病假，对公司员工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公司开会决定辞退……”晖儿的声音低了下去。“呵呵，也好，也好，辞退了也好。”我怒极反笑，“使用价值是一个员工的存在价值，短期内我失去了使用价值，那就是多余了。”“亦凡，别这样……”晖儿轻轻地握住我的胳膊，“还有一件事，罗志云也来过电话，想聘请你去祥麟集团就职。”“哦？”罗志云此举应该是对上次彭候事件的报答，知恩图报在这个社会却也难能可贵。……回到家中，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萌然而生，连日来一直忙碌着工作和虚灵事件，已很长时间没有和晖儿在一起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了，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补偿机会。晚上，晖儿烧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那些菜式都是我爱吃的。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晖儿的脸上满是欣慰。像往常熟悉的那样，饭后晖儿在书房放上了两杯热果汁，两人各自在电脑上浏览了起来。“滴滴滴”，一阵呼叫声响起，原来是了然在通讯软件上呼叫。“上次你说的风水格局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败的很惨啊？”了然的话语依旧严苛。“呵呵，经过和你的探讨，我得益不少，这次侥幸全数摆平了。”看似客套，但这却是我的由衷之言，如果不是了然之前的资料和指点，恐怕我和林岳早就丧命在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中了。“哦，也算孺子可教了。你手头有什么比较玄妙的风水格局可以拿出来切磋一下，最近我比较空，闲得发慌。”了然的口气有些老气横秋，有时我甚至会假想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嗯，前些日子看到两个风水局，布的很是精妙……”我简要地把冶金仓库的布局和那些红叶树木的布局描述了一下。“不求甚解！这叫什么精妙？！扯淡！”了然似乎很是恼火，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脾气和说话方式，但也不免有些摸不着头脑。“斗煞聚火，它的关键在于形！你觉得斗内入土则破，火生土相，土生金相？无稽之谈！！！照你的理解，火本就生土相，那斗内加不加土不都一样生金吗？！土生金，为金之脉本，固而实之，加了土就更能稳固局内的金！”了然连珠炮似第打了一串文字过来。“是，我忽略了五行相生即相克的阴脉原理。”了然的话的确有理，五行中相生的也可以相克，而相克的也可以相生，就像两仪的阴阳鱼，阴极则阳盛，阳极则阴盛。“还有那个故作聪明的家伙，布个什么燧木取火的格局，木克土，弄得固金不稳，木生火相，引得斗火外泄。这搞得金固不住，火聚不了，简直是乱弹琴！”了然继续发着火，不过似乎他的脾气比往日要好了很多，换作以往，他早就下线走人了。“看来这风水五行变换的奥妙我还是没有参透，今后很多地方还要请您多多治教才是。”我生怕了然会下线，打上了一句奉承话。“别来这么些俗套的东西，我问你，燧木取火局的周围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没有？”了然突然问起问题来。“有，角金物遍布。”我如实答道。“金气外泄，角金护主。嗯，看来还是有人用活局解了围。不过那块地方应该受不了三局并入的，估计是毁了吧？”单从风水五行的安排变化便可以得知结果，我越来越佩服了然这方面的造诣了。“是的，落陷之势，尽毁。”“嗯，看来你所遇到的五个局都没什么危害了，也算你狗屎运。”了然的结语并不中听，但却让我很是欣慰，毕竟这些天来的危险和忙碌终得尘埃落定。就在我放下心中的石头，想和了然解解我那个奇异的梦时，屏幕上又蹦出了一派话语，那内容几乎令我当场崩溃：“你所说的五个风水局，东木绕柔，南火星点，西金角斗，北水育含，中土低掘。嘿嘿，如此形态生动的布局，恐怕你接下来就要对付一个五局联形的大局咯。”十五、月眼造化弄人，了然此刻便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句古语的寓意。虽然潜意识下并不相信之前的事件就此可以了结，但惯有的人类惰性使得我安然于息事宁人的心态中。了然的话则正中痛处，一并揪出了我心中沉埋的疑问。“您的意思是，这五个风水局原本就是一个大局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五个小局破尽之时也就是整个大局的开启之日？”沉默半晌，我小心地发去一个询问。“从单体而言是以五行相克的原理去克制每个方位的风水。但这个布局定五行，安四方，守其根本，五个局之间又是按照五行相生的原理在彼此呼应着。如果不是有个更大的局在这之下的话，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了然反问式的语句完全解释了答案。“那照您看来，这大局又是如何的呢？”急切之下我只究根源了。“又忘记是哪本劳什子书上说过的了：‘纵观堪舆玄妙，当推月眼之术。’能看清楚就看清楚，看不清楚就糊涂着过吧，至少不累。不过，我累，走人了。”了然下线了。看着灰暗下去的头像，我一时有些呆愣，他的言语之间竟如当日梦境中青年人的口吻，知道又如何？浑浑噩噩的固然沉沦，但总比清楚明了的时候要来得轻松，我也许不该如此执著。“……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突然发笑，这是我说的，没错，即便现在考虑的是关乎整座城市安危的大局，但相较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晖儿和我的朋友们，行若君子，而实似小人。“无所谓
1000部禁18，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呕。莫炎丝毫没有理会她们的不妥，涂抹完毕后喉间继续发出低吼，遁鬣的动作猛地快了起来，面前一阵土块纷飞下现出了一段筑实了的土墙。“呼呼”，我第一次听到莫炎手中的虚火发出燃烧声，平日淡色的火焰此刻却已变成了深邃的绿色，那诡异的色泽将满身浴血的他映得有如地狱恶鬼一般狰狞恐怖。双手盘动间，两团深绿色的火球在遁鬣的体内循环飞舞了起来，脚下一片震动，四周的空间仿佛又增大了许多。十指相扣握在胸口，大拇指并排平指向前，莫炎双手猛一拉开：“灵火破阴诀！”飞舞的火球怦然相撞在一起，大蓬火焰暴涨开来，眼前笼罩起一片深绿色的光芒，奇妙的是周围的景物竟比刚才更为清晰了。遁鬣的身躯往前突了突，一双半透明的前爪叩在了土墙上，土块渐渐剥落，现出一种奇怪的乌色。忽然，遁鬣的双爪收了回来，身躯不断抖动，震动之下我们几乎跌倒。“莫炎，让遁鬣后退，这层墓墙是尸水浇筑的。”我想起阴墓的构造原理立即说道。阳穴阴墓的封口上都会用尸水浇筑一道七尺厚的墓墙，但彼此的作用各不相同。阳穴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地面，受阳气的影响较重，在它封口处的尸水墓墙是用以增加阴气引导生气进入阴墓的。但阴墓的尸水墓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它封口处的尸水与阳穴不同。用来制造尸水的墓工并不是被墓土直接闷死的，而是强行塞住七窍，在尚未断气前用化尸药物活活将其融解成尸水。因此，这些尸水中完全吸收了墓工自身的生气以为阴墓所用，同时也吸收了他们死亡时的怨恨意识。这些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怨毒的墓葬防护，以至于人或动物触及封口便会立即中毒，皮肤溃烂，就连虚灵遇到也一样会被伤及。遁鬣就是被这个伤了前爪，莫炎的灵火破阴诀应该是可以克制阴毒物质，但却也无法完全保证它的安全，要想继续挖开墓墙看来是不可能了。眼前的景物稍许远离了些，遁鬣那双半透明的前爪隐隐布上了一层黑色。莫炎猛地顿足，双手不断搓动，深绿光芒大闪了数次，那黑色终于渐渐消褪而去。“尸水怨毒太重。”莫炎低喘一下，“用驭金试试。”我点点头，意念一阵涌动，墓墙左右的土壤迅速向外翻滚，不多时通道两旁便空出了两个土穴。紧跟着凭空凝起了数根粗大的金属尖锥，锥体上布满了错落的绞齿，旋转中轰然钻进墓墙。乌色的泥土不断飞溅，立刻被边上涌出的黄土迅速包裹起来，层层填入两边的土穴之中。“轰……哗啦……”在尖锥和黄土的钻裂吞噬下，七尺厚的墓墙倒塌了下来。我不敢怠慢，转瞬将尖锥化作斗锹，飞舞着把乌色的墓墙残块清理到两边，用黄土完全封埋了起来。莫炎并没有在意我一气呵成的举动，只是用双眼不断注视着周围，手中凝起的灵火忽涨忽落。突地，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手中灵火飞散挥出，身周的空间感随即消失，几片淡色的物质扑面而来，直直映入了众人的身体。“遁鬣不能再走了。”莫炎望了下黝黑深邃的前方，“附上它的精气，我们步行。”双脚踏在了泥土上，那些淡色物质便是遁鬣的精气，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一层像肥皂泡一般的透明物质包围着。我试着吸一口气，呼吸间没有什么障碍，似乎这个保护层可以提供氧气，和刚才在遁鬣体内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打开射光手电，莫炎大步在前面引路，晖儿与S紧随其后，我则一路小心地在队尾断后。墓墙后面是一段砖砌的墓道，大概一百米左右的样子，四壁的砌砖是云南砖木建筑中常用的那种。墓道铺设得很简朴，除了拼接部分十分整齐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墓道的尽头端坐着一只两人多高石兽，精湛的雕刻与这简朴的墓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石兽——凶兽穷奇！“这里怎么会有穷奇的石像？”晖儿一脸匪夷所思地问道。“大傩十二神兽驱邪，穷奇在其中是专门对付蛊的神兽。”莫炎小心地在石像周围探视着说道。“这是大傩穷奇？”我记得这是历史记载中穷奇唯一的正面形象，“后汉时期的东西怎么跑古滇阴墓来了？”莫炎用手在穷奇的嘴里拨弄了一下，一阵轧轧声响中石像向两旁裂开，地上出现一个方形的入口。“这并不奇怪。”莫炎探了下入口，回头道，“滇王金印也是汉王御赐的。”他说的倒也都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隐约间我总觉得有些莫名的不祥，可一时间又无从想起。脚下跟着队伍进入口，大脑中下意识地警惕了起来。入口往下是一段不太长的阶梯，不消几步便跨到了下层地面。这层的空间并不大，正对入口有两扇高大的暗红色石门，地面铺设着宽大的长条青石，两侧的墙上也完全被青石板所覆盖。和先前墓道所不同的是，墙面和地上遍刻着内容丰富的阳文凸雕。雕刻内容并不难懂，基本是对滇王生平功绩的描述，也有不少征战和降妖伏魔的场面。但雕刻延续到石门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石门前大约半米的范围是完全的一片空白。走到石门前的空白处，莫炎抬手示意大家停下。“这里的味道很奇怪。”他小心地摸了摸地上的一块石板道，“王亦凡，你能听到什么？”“一种奇怪的流动声，但不是水，似乎是很重的什么液体。”在石板上走动时我便发现了这种异常的声响，但却很难辨别出是什么，直到接近石门的时候那声音才清晰可辨。“应该就是了。”莫炎点点头，“一会就看你的了。”话刚说完，他抬脚在空白石板处用力一踩，咕噜声频频响起，那些石板挨个翻了过来，另一面居然是一片与先前风格相同的雕刻。汩汩声四起，脚下的地面开始有规律地震动了起来，面前的石门徐徐下沉，大片银灰色的液体缓重地从石门后流淌出来。是水银！原来莫炎早就闻出味道了，难怪先前会那么说。我心中抱怨了一下，却不敢怠慢，立刻控制起水银的流动来。涌出的水银在控制下渐渐聚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立方体。在石门完全沉下后，立方体已大约占据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地下的青石开始迸出轻碎的喀喇声。我硬生生将聚合的水银立方体分开，示意莫炎他们迅速通过，自己则慢慢地尾随其后走进石门。莫炎左右找了一下，拉动内侧的一个石环，石门再度升起，轰然合上。我不由一泻劲，门外汹涌的水银流撞在门壁上发出一阵大响。“石门里那么多的水银。”晖儿呼了一口气道，“这东西是拿来防盗墓贼的吧。”“水银是有毒金属，又是液态，既可以杀人又可以启动机关。”我疲倦地靠在墙上道，“我们的祖先真有智慧，会那么青睐这种变态金属。”石门里的空间十分狭窄，一堵奇怪的石墙正对门口。墙面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六个石刻的兽头，张开的大口上还残留着些许的银灰色，看来刚才的水银便是这些兽头中流出的。墙体和石门内壁上遍布着一些石刻文字。“哈尼族象形巫文。”莫炎四周看了看道，“阴墓里不该有这东西。”“这巫文是不是用来聚阴的？”念头一闪，我心里不由一阵发怵。莫炎沉重地点了下头，自顾对着石墙思考起来，眼中透出一丝凝重。大量水银配合聚阴的符咒，这种罕见的搭配方法只在先秦时期有过记载。水银古代被称为“流银”，在墓穴风水布局的应用上属于至阴至寒局相。单从表面上看，是用来阻隔阳气冲撞，保证墓内阴气纯正，并固实地下生气。但水下的泥土为阴土，聚魂巫文聚集的是阴魂。水银在阴土阴魂的滋生下蕴含了极重的阴气，再加上阴墓的格局本就属于至阴，这恰恰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墓葬格局——三阴墓局。“公孙和晖儿怕不怕死尸？”莫炎问了一句。“进来前就有心理准备。”晖儿靠近我身边道。“怕，当然怕。”S坦白地说道，“不过我更怕自己变成死尸。”“不怕死尸就好。”莫炎卖关子的习惯实在是讨厌，我有些不耐烦了，刚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他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已趴着四只猫一般大小的动物。“尸獾？”这种背部有着四条交叉黑纹的尸獾是隐藏在墓穴里以死尸为食的虚灵，很多新埋尸体无端变成白骨便是它们的杰作。莫炎没有答话，轻挥了一下手，三只尸獾灵巧地蹿到我们身边，绕着脚下跑动了几圈，一股阴寒的感觉顿时包围了全身。“尸獾的尸气可以彻底掩盖生气。”莫炎看了看我，“我们低估了这个阴墓。”我立刻明白了莫炎的用意，但按他的说话习惯，晖儿和S这时估计已经一头雾水了，于是我便大致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阳穴阴墓的格局可以令阴墓葬者得到充足的地下生气，并以阴气养护，因此阴墓中所葬一切死者的魂魄都会在此间游弋，换句话说阴墓里全是意识极强的鬼魂。正如之前我对晖儿所说的，这里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但三阴墓局的出现却自内部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吸收了大量地下生气的葬者在阴气和聚魂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活尸形态，就像已经干死的细胞在营养液中复苏一般。“不管这里埋的是谁，他已经在滇池下面做了两千年的古滇王了。”五、古滇尸王也许我可以将言语间的骇人收拾得更少些，可这样对晖儿和S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毫无准备的面对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只会横生枝节。两人的脸色现在都已经有些青白了，但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六为阴数……”莫炎对着石墙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那兽头的雕工大开大合，除了可以分辨出不是人头之外，其余的却看不出什么究竟来。“会不会是大傩十二神兽？”我想起先前墓道口的那只大傩穷奇来，大傩十二神兽的记载甚少，《闻风拾水录》的虚灵篇里也只提到过穷奇而已。“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莫炎听了又仔细分辨了一下，“大傩十二神兽里的六阴兽。”“阴数、阴兽，原来这石墙是护墓的阴兽影墙。”我开始后悔刚才贸然闯进这里了，“阴兽影墙都是用来误导盗墓贼和藏放机关的，有它的地方就没有墓室。”“那是汉族的习惯。”莫炎指着一侧道，“这些兽头有古怪。”从他指的方向望去，顶部石壁正对兽头的地方有六个两指粗细的圆形痕迹，似乎是什么机关设置。“应该是机关。”莫炎手上闪出的灵火飘动着没入了四壁和脚下，“附近没有危险。”平息了一下心情，我闭目仔细聆听，四周的环境渐渐清晰起来，兽头的上部各自有个凹洞，而石墙的一角似乎有什么空隙。走过一看，那里的一块石砖上隐约刻着个太阳的标记。我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石砖应手凹陷了进去。石屑微微掉落，顶部缓缓伸出六根石柱，咯咯几声，准确地卡进了兽头的凹洞处。左侧的石壁轰然向内退进数尺，石墙上现出了入口。进了入口，眼前是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如果这里设置了什么机关的话，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确保安全，我和莫炎依旧保持着一头一尾的位置，一边探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小心地前行着，直到大家走出这段九曲十八弯的甬道。踏出甬道，奇异的景象立刻呈现在面前：空旷的长方形墓室里，整齐地队列着上百具身着怪异甲胄的干尸，胯下骑乘干瘪走形的战马，手上长矛不断挥舞，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嗬～～咕～～”队首的一具高大的干尸古怪地呼号了几声，手中长矛直指向我们，它甲胄上的花纹显然与其他干尸不同，似乎是个领队的骑兵长。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不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至少我们三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在它们眼里我们也是干尸。”莫炎低声道，大场面估计他见多了，言语间还是那样波澜不惊。我会意地点了下头，与莫炎一起伸开双手，示意手中并无武器，晖儿与S也战战兢兢地照做着。那骑兵长又是一声呼喝，队伍中两个骑兵驱马跃出，环绕我们跑动了几圈，口中回应了两声呼喝。骑兵长举起长矛，干尸骑兵的队伍闪开一条通道，在它们身后现出一道高大的门墙。莫炎泰然自若地迈入队伍中，目不斜视地向门墙走去，我们三人紧随其后，丝毫不敢左右观望。走入门墙，我暗舒一口气，身边的晖儿和S已是满头冷汗，冲着我苦笑连连。隔着遁鬣的精气层本来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但我相信在走过干尸队伍的时候，她俩一定和我一样，满鼻都是腐臭气味。脚下紧跟莫炎，我们刚刚舒缓的那口气，在门墙另一边又生生地吸回了喉咙里。这间墓室比之前大了数倍，上百具干尸分作三个方阵排列在面前，同样身着那种怪异甲胄，但没有骑马，手中尽是剑盾长矛和弓弩。如法炮制，我像先前那样伸开双手，缓缓向前走去，可还没迈上两步，几支弩箭便钉在了面前。干尸方阵分开两翼，将领模样的干尸呼喝了几声，我们一并摆手示好，却见它似乎在打量什么。一会，它挥动手中铁剑，示意我和莫炎过去，又指了指晖儿和S，口中呼喝声拉长了许多。莫炎看了下晖儿她们，转又望了下我，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古滇步兵是强盗，这传说没错。”他的眼中似乎有些笑意，“这家伙看中公孙和你老婆了。”方阵中走出几个干尸兵卒，其中两个挥舞着手中的长矛驱赶我和莫炎离开，其余的则走向晖儿和S，那扭曲怪异的身形在我眼中显得有些猥琐。“它们找死！”我切齿低吼，怒气直冲上脑，那几具干尸兵卒手中的铁剑呼地脱手飞起，旋转间几颗干枯的头颅纷纷落地。莫炎一声低叹，手头两团灵火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身边干尸兵卒的体内，噗波几声轻爆，两具干尸碎裂在了地上。干尸将领见状发出连连呼喝，中间方阵的干尸兵卒直直冲袭而来，左右两翼方阵则快速分开，自两侧迅速包抄夹击。“小心它们的阵形配合。”莫炎双臂交叉凝出数团灵火，“快速夹击可是它们看家本事。”“速度越快，死的就越快！”先前一击得手，我信心大增，一班干尸不过如此，先前的畏惧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四人背靠背地站立，我和莫炎尽量将晖儿、S夹在中间。一片弩箭密集射来，莫炎双手猛挥，灵火在空中相碰爆裂，飞涨的火焰顿时吞噬了那些箭镞。砰砰地几声枪响，晖儿和S端起斜挎的短柄猎枪，轰向逼近的干尸兵卒，正如莫炎所说的，近距离根本不需要瞄准，几具干尸在枪弹的轰击下头碎身裂。铁剑、长矛不断自干尸兵卒手里脱出，飞旋窜动中头颅、肢体满天散落，就连弓弩上的箭镞也被我激起，频频射入干尸的头部。“嘎～～嗬～～”门墙外传来一阵呼喝，先前的干尸骑兵跃马冲进了墓室，四周的干尸步兵如退潮般涌回，在骑兵整齐的列阵后重新排整了起来。马蹄声顿起，干尸骑兵全队列阵扑来。莫炎双臂大力开阖几下，一片灵火利刃般掠地横扫队中，大量马匹腿脚齐齐折断，成批干尸骑兵被抛向了空中。我急急挥手，地上散落的兵器全数飞起，那些干尸骑兵尚未落地便被铁剑切去了头颅，一部分则被长矛贯穿钉在墓室顶部。挡开一批投掷而来的长矛，莫炎招呼晖儿和S向干尸步兵频频射击，我堪堪对付住飞蝗般射来的弩箭，剩余的干尸阵形前聚起了一层手持大盾的兵卒，后排紧跟的一层兵卒以小盾护头，全阵开始快速推进。我正杀得兴起，看到干尸成队冲来，立刻聚起长矛、铁剑，大片向阵内横扫砍切而去。“当心它们……”莫炎见状向我大喊，声音未完，就见那些兵器像碰上了什么弹性十足的东西，全部弹落开去，几把飞散的铁剑险些砍到了我的身上。晖儿和S举枪一阵连射，几个干尸兵卒应声倒地。她俩的动作已比先前稳健了许多，凝重的表情似乎已习惯了现在的场面。“那是古滇象皮盾和象皮甲。”莫炎挥出几团灵火，落入阵中，“金属兵器会被弹开的。”“哦，还好它们没有象皮头盔。”我牙根发痒似地说道，转手招起一蓬弩箭直射过去。干尸兵卒举盾防护，弩箭却半途分转开来，划着弧线自两侧和后方射向它们的头部。干尸阵形即刻混乱了起来，大批干尸兵卒中箭倒地，失去防护的长矛、弓弩兵卒在莫炎和我的夹击之下不久便化作了满地碎块。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整座墓室里堆满了干尸、残块。众人对视间一阵无言，这场古今大战谈不上惨烈，却也已是激战连连。我扶着有点身软的晖儿，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1000部禁18
伙子们则塑造新的店主形象，并给其面具涂上新漆。妇女们做玩具娃娃，孩子们则绘制彩色的圣诞晚餐，主要是甜食——糕、饼、糖果条、水果——的图片，因为烤火鸡对小小的手指来说画着太难了。小家伙们把铃铛和松树涂成银色之后，帕特丽莎本人就要在图画顶上的环里穿线了。东方之星是归哈珀负责的。他每年都要检查和修正，确保星星的角都是尖尖的，而且要在深色幕布做成的天空中亮得恰到好处。帕特丽莎设想着老内森·杜波列斯会再次发表开场白。他是个和蔼亲切的人，可是讲话往往不得要领。教堂的节目要更正式些——布道，合唱和儿童唱诗，以及为那些没有结巴、没有哭泣、没有僵住地背诗的孩子发奖——但以耶稣诞生为主题的学校演出是全镇都要投入的，是早在教堂建成之前就有的保留节目。与近年来不同，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份温暖而多风。天空如同歌舞女郎般色彩缤纷：从单调的灰白色晨光变成绚丽的晚霞。空气中有一股矿石气味，是从天地初创时爆发的火山和不停地经受风吹而迅速冷却的熔岩上飘荡而来的。风吹刷着冰冷的石头，然后又刻蚀着，最后将其粉碎成猎犬钟爱的石块。同样的风曾吹起沙伊安和阿拉巴霍部落印第安人的绺绺头发，也把束束长毛从美洲野牛的肩上拂开，告诉每头牛另一个同类就在近旁。帕特丽莎注意到那种矿石气味整整一天了，这时她给纸花分完类，装饰好，便抬头观看歌舞女郎般的天空反复变化。后来变化停止了，只有晚霞后丁香花形的淡紫色余晖。她父亲早就上床了，他在晚餐桌上大谈了一通他计划中的加油站，最后说累了。鹰牌石油公司鼓励了他——和大型石油公司谈话是没用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提供贷款表现出兴趣，条件是他要说服别人把地卖给他。这样问题就在于选址了。在安娜店铺的对面吗？地点很好，可是圣救世主教堂也许不这么想。那就再往北？挨着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那里会有很多顾客——人们不用再为了加油跑上九十英里或者在住处存上几箱汽油。道路呢？从鲁比铺的街道向南北两边延伸与县级公路相接的两条土路，这方面是可以做些文章。不过，争取当地居民同意申请修路时可能会有问题——老年人会大动干戈的。他们喜欢远离县级公路，只让迷路的人和有见识的人接近。“不过，好好想想吧，帕特丽莎，要好好想想。我能修汽车、发动机，出售轮胎、电池、风扇皮带，还可以卖苏打汽水。安娜不经营的东西。没理由惹她生气的。”帕特丽莎点点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的点子一向都不错。他当兽医的经历（是非法的——他没有执照——可又有谁知道或者愿意跑上一百英里路程去帮威斯顿·普尔猛拽卡在母马腹中的驹子呢？），他的屠宰生意（带给他一套屠宰的本领——剥皮、宰割、剔骨并冷藏），当然还有急救和殡葬活动。因为他曾想过当一名医生，而且学习过，他从事的多数行当都与在病者或死者身上开刀有关。开加油站的主意还是她记忆中第一次与开刀无涉的提议（尽管他在谈到拆卸引擎时眼睛确实闪着光）。她本希望他是个医生，上过医学院。机遇在于她母亲要活到今天。也许不成。也许狄利亚去世时他会外出到麦哈里去而不是进殡葬学校。帕特爬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决定将晚上余下的时间用到她的历史项目上，或者确切地说，曾经是个历史项目，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起初这项目是赠给鲁比居民的一份礼物——家谱汇集，十五个家族的家谱。像是倒置的树，树干伸向半空，树枝向四下蔓延。当这些家谱树完成之后，她开始给支系加上附录，注明谁与谁的关系种种，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属什么教派。她还从她学生们的自传作文中搜集一些更细微的线索。（“托马斯·布莱克霍斯之妻密西·瑞沃斯出生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她的姓名似乎暗示了……”）再无其他了。家长们抱怨孩子们像长舌妇似的，净跟人泄露些可以视为隐私甚至秘密的情况。后来，她的大部分笔记来自和人们的谈话，以及查看《圣经》和阅读教堂记事。当她要求看看信件和婚书时，事情就有点失控了。妇女们眯起眼睛，还笑着提出给她再加些咖啡。看不见的门纷纷关闭，谈话转到了天气上。但她并不想也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了。家谱还需要在细处作些订正——生死、婚嫁——但她对附录的兴趣随着笔记的进展而增强了，随之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客观评述。这个项目除了她自己谁也看不懂。已经写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个带句点的小写m，即婚配，成了一个玩笑，一个变幻，一次违法，让她沮丧得直咬拇指指甲。那些像她母亲一样有名无姓的女人是什么人呢？塞列斯特，奥利夫，索柔，伊芙琳，潘西。那些姓氏很普通的女人呢？布朗，史密斯，瑞沃斯，斯通，琼斯。一些妇女的身份依托于她们所嫁的男人——如果婚姻有效，就会成为一个摩根，一个弗拉德，一个布莱克霍斯，一个普尔，一个弗利特伍德。多薇曾让她把摩根家的《圣经》拿去了几个星期，但她在翻阅了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二十分钟之后，便认定了需要进一步发展新支系，以精确记录这十五家鲁比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先祖来自黑文，再上溯则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本来是闲暇时间的自愿行为，变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对邻家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时，就会贯穿着一种极坏的感觉，就像花粉沾在皮肤上。在布道坛上、学校教室里和典礼讲话中详细阐述的镇子故事的官方版，具有强烈的公共生命力。要添加脚注、指出漏洞和疑问，都需要敏锐的想象力和不懈的思考，往往与口头流传的历史彼此相左。帕特本想在文献中找到可能的证据来与故事相互印证，或者在证据不足之处加上她个人的诠释——她认为虽然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有洞察力，因为只有她才具备所需要的情感距离。只有她才能揣摩出，为什么从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中通过伊坦·布莱克霍斯的名字会拉出一条线，在摩根家书中隐藏在撒迦利亚名字旁边的浓墨点又是什么含义。她父亲跟她讲过一些事情，但又拒绝讲另一些事情。像凯特和安娜这样的女性朋友倒是畅所欲言，不过年长些的妇女，像多薇、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却讲得极少，隐藏得极多。“噢，我想他们兄弟之间有某种不合。”这是索恩在提到她叔祖的名字被勾掉时所说的全部内容。此外再无一言。共有九个完整的大家族经历了最初的行程，他们都是从俄克拉荷马的菲尔立被驱逐和抛弃，出走之后在黑文创建镇子的。他们的姓氏都有传奇色彩：布莱克霍斯、摩根、普尔、弗利特伍德、比彻姆、卡托、弗拉德和两家杜波列斯。连同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总共是七十九或八十一个人（取决于那两个偷得的孩子算不算在内）。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其他家庭的零散人员：一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四个堂表兄弟姐妹；一串姑姑姨妈和姑奶奶姨姥姥，照看着她们死去的兄弟姐妹、侄甥女、侄子外甥的孩子。这些零散人员又共有五十多个，他们的故事在帕特学生们的作文中，在野餐、教堂正餐时的闲聊和往事回忆中，在妇女干杂活和准备做头发时的谈话中，浮现了出来。老奶奶坐在地板上让孙女搔着头皮的时候，喜欢出声地回忆往事。每逢这种时刻，一段段故事就会源源道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他们童年时代盘旋着的缺憾和他们成人后的阴影。奇闻轶事标出了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的空间。趣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一枚戒指，一块怀表，他们睡觉时曾攥在手里——还有对穿戴的描述：原本属于哥哥的太大的鞋子，姨奶奶的围巾，妹妹的缎檐女帽。他们谈论那些孤儿，有男有女，年龄在十二到十六岁之间。孩子们看到了这支跋涉的队伍，就要求参加进来。有两个蹒跚行走的孩子，他们干脆收养了，因为孩子被发现时的那种状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又多了八个人，所以总共大约有一百五十八个人走完那段路程。他们走到菲尔立的郊外时，商妥由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列克特及其两个兄弟普莱阿和谢波德宣布他们的到来，而其他人则和撒迦利亚一起等着，因为当时老爷爷已经瘸得不让人扶着就不能在生人面前挺直站着，而生人的尊重是他的要求，生人的怜悯会让他瘫垮。他的一只脚被射穿了——是谁和为什么开的枪，没人知晓或承认，因为故事的要点似乎是当子弹射到他的脚时，他既没叫出声也没有瘸着走开。正是那脚伤，迫使他留在后面，而由他的朋友和三个儿子替他去搭话。不过，事后证明，那倒是个福分，因为他没有目睹真正的回绝，也没听到和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不相像的人们口口相传的不可信的言辞。后来，人就不再是九家，而是更多了。他们成了由遭遇过的种种艰难困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伙步行者。他们对白人的恐惧虽然强烈，却是抽象的。他们牢记下对那些百般侮辱他们的人的清晰仇恨，那种侮辱难以形诸言语：先是驱逐他们，然后又在驱逐的过程中只给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差的食物。人们想知道的有关黑文或鲁比居民的任何事情，都存在于许许多多遭到冷落的事例的细节中。然而，那些细节中的细节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帕特走到窗前，抬起了窗子。她母亲的墓就在院子边上。风刮得飕飕的，似是要从黑暗的天穹上吹下亮晶晶的星星。百合花丛在屋宅旁窸窣作响。矿石的残味被空气中晚饭的气味盖住了。帕特关上窗户，回到桌边，为她的记录准备另一个条目。四月份结婚的阿涅特和K.D.期待着第二年三月能够有个小孩。或者是娄恩·杜波列斯这么说的，她是应该知道的。娄恩是偷来的婴儿之一。当年费尔里·杜波列斯发现她像块石头似的安静地坐在一间茅屋门外。这个穿得脏兮兮的默不作声的孩子坐着的景象，本可以作为他们沿途所见的又一个孤独的画面而保留，只是那地方的与世隔绝令人难忘。费尔里当年十五岁，有些死心眼。她和密西·瑞沃斯走过去想弄清情况。屋里是死去的母亲，看不见一块面包。密西叹息了一声就吐了口唾沫。费尔里说了句“遭天谴的。原谅我，主”，并把婴儿抱了起来。当她们告诉别人见到的情景时，七个男人便去取铁锨了：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及其两个儿子托马斯和彼得、列克特·摩根、阿奇尔·弗拉德、布鲁德·普尔和内森·杜波列斯的父亲贾弗纳尔。他们挖坟的时候，费尔里给那婴儿喂水泡的糕。普蕾斯·康普顿把她的衬裙扯开，裹起婴儿。福尔顿·贝斯特做了个结实的十字架。撒迦利亚由他的两个儿子谢波德和普莱阿一左一右搀扶着，让那只伤脚靠脚跟撑着，做了一次殡葬祷告。他女儿拉芙英、埃拉和塞拉妮为坟墓采集了一些粉色的欧蓍花。人们认真讨论了该如何安排那孩子——把她安置在哪里——因为男人们似乎坚决不肯在他们自己吃不饱的孩子中间再加上一个饿得要死的婴儿。费尔里与他们力争才把他们说服，而后又为起名字的事与比蒂·卡托争论起来，她再次获胜，命名婴儿为娄恩（原文为Lone，意为“孤独”。），因为他们发现她时她无依无靠。而娄恩至今依旧孑然一身，因为她从未结婚。当把她带大并教会她如何做接生婆的费尔里去世时，娄恩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她，给大家接生，只有眼下阿涅特坚持要到丹比的医院去临产。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娄恩（她仍然相信，正经女人都是在家中生产的，只有酒馆的女人才在医院生产），但她知道，弗利特伍德家的人依旧认定她对斯维蒂和杰夫的孩子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自从弗利特伍德家最后一个残疾婴儿出生以来，她已经为顺利分娩的母亲们接生了三十二个健康的婴儿。因此，除去阿涅特的预产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之外，她别的话一句也不说了。帕特翻阅着摩根家的资料，找到其支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内容：科菲·史密斯〔又名K.D.（如肯塔基·德比）〕娶阿涅特·弗利特伍德为妻她又一次猜想，鲁比·摩根嫁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呢？据说，是她哥哥们的一个战友。可是他是哪里人？他的名字“科菲”和撒迦利亚为竞选副州长而改名之前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他的姓又是随处可见再普通不过的了。他死在欧洲战场，所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连他妻子都对他了解不多。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儿子丝毫不像列兵史密斯。K.D.是布莱克霍斯和摩根血统的一个翻版。在K.D.和阿涅特的条目下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但帕特认为他们可能不需要更多的空白了。如果他们期待的孩子活了下来，肯定是个独生子。阿涅特的母亲只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父亲，他的孩子都有缺陷。何况，摩根家的这些后人也不像前辈那样人丁兴旺了。他们不像——撒迦利亚·摩根（又名老爷爷，即科菲）娶明迪·弗拉德（注：安娜·弗拉德的姑奶奶）为妻他们生了十四个孩子，九个长大成人。帕特的手指划过他们的姓名：普莱阿·摩根、列克特·摩根、谢波德·摩根、埃拉·摩根、拉芙英·摩根、塞拉妮·摩根、伽瓦纳·摩根、奎恩·摩根和斯考特·摩根。沿着用Skip黑色墨水画出的页边向上看去，她早期的一条注释写道：“经过七次生育，他们终于给一个女孩起了一个有掌管一切意义的响亮名字，我敢说他们叫她奎恩妮。”（奎恩一名原文为Queen，有“女王”之意。奎恩妮由奎恩转变而来。）从撒迦利亚的名字下引出并用箭头指出的另一条评论一直延续到那页纸的背面：“他给自己重新起了名。科菲是他的乳名——大概是柯菲的误写。而由于路易斯安那没有一家姓摩根的人或姓摩根的黑文人曾经为白人工作过，他为自己选择的姓大概和他的名字一样，源自他喜欢的某种东西或某处地方。撒迦利亚一名源自施洗者约翰的父亲吗？或者是有过幻象的撒迦利亚？就是那个看到过写满一卷书的诅咒和坐在篮子里的女人的人，那个看到过约书亚的脏衣变成华服的人，那个看到过不听话的后果的人？对不发慈悲或不懂同情的人的惩罚，是把他们分散到所有的民族中，而让乐土无人居住。这一切都极其符合撒迦利亚·摩根：诅咒，被塞进篮子盖上铅盖、藏到房子里的妇女，尤其是分散。分散可能使他备感恐惧。一群人、一个部族或者几个家庭形成的联合体的四分五裂，或者在科菲的实例中，早在居于邦克山之前就相互依存或近为邻居的几家人结成的伙伴关系的分裂。他不难想象他熟悉的人们一旦分裂、被抛到异国他乡的不同地方，彼此如同陌客的可怕后果。他一定是深怕认不出标志着这家人特征的下巴轮廓，那家人特有的眼神或步态。他唯恐在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中看不出自己的影子，唯恐不知道他的祖辈葬于何地或者如果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联系。这就是科菲为自己选了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原因。如果他曾听过某个了不起的教士讲过约书亚加冕的故事，这就是对他最具吸引力之处。他不会给自己起当了国王的约书亚的名字，但在上帝和天使们对那个见证者讲了一些合乎常理的事情之后，科菲明白了一些道理。”当帕特询问斯图亚特他祖父从哪儿得到的姓氏，他哼唧了半天才说，他觉得本来该是摩伊涅，不是摩根。或者是莱莫恩什么的，不过，“一些乡亲叫他黑科菲。我们叫他老爷爷，管我爹叫老爹”，说到这儿算完了。有点像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本人既不是爷爷也不是爹爹，不管加不加什么老字。因为摩根家族衰微了。撒迦利亚（老爷爷）的一个儿子，列克特，和他妻子贝克生了七个孩子，但只有四个成活了：埃尔德、双胞胎迪肯和斯图亚特，还有K.D.的母亲鲁比。埃尔德身后留给他妻子苏珊娜（史密斯）·摩根六个孩子——全都搬出黑文到北方的州去了。撒迦利亚不会满意这种做法的。搬走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分裂”。他的想法没错。十分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家族的人丁就不再兴旺了，尽管生育补助金成倍地增长。钱越多，孩子反倒越少；孩子越少，能分配到的钱就越多。假设你以此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应该找句客套话来收尾的——诸如天气很热，到晚上大概会舒坦些啦——只是他那神情显得对她的描述很感兴趣。他的工装裤很干净且刚刚熨过。他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上面。他的小臂肌肉圆鼓鼓的，使得她要重新考虑从他的面容得到的印象：他像是营养不良。“你见过那样的蝴蝶吗？”他摇了摇头，但显然认真思考起她的问题，因为他蹲在了她面前。“别让我耽搁了你赶路。只不过……唉，我的天，这景色太妙了。”他表示有同感地微笑着，并向她刚才指着的地方看去。后来他站起身，掸了掸裤子后面——虽说他并没有坐到草地上——开口问道：“我穿过这里可以吧？”“当然。随时都行。现在这儿没人住。这宅子原来的主人输掉了房子。这房子挺好的，是吧？我们在考虑也许不时地住一住。我丈夫……”她明知道自己在唠叨，可他好像诚心诚意地仔细听着每一个字眼儿。她终于闭上了嘴——为自己傻乎乎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再也说不下去了——便又一次请他随时都可以抄这条近路。他谢了她就离开了院子，步子很快地在树木间走着。多薇目送着他的身影融进笼罩在宅院外的一片阴影中。她再也没见到那样的柿色翅膀。然而他倒是回来了。先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来往一次。多薇总是忘记问斯图亚特或是别的人他可能是什么人。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当鲁比来了亲友时，他们通常不像人们过去那样出席礼拜仪式并被介绍给教众。她没法问他的年龄，但估计至少要比她年轻二十岁，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对他的来访保守秘密。事实上，每次他来时，她都要说废话。那些她不懂的事情留存在她脑子里。高兴的事，烦恼的事，与世界大事无关的事。不管她说什么，他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出于无法解释的理由，她鬼使神差地知道，一旦问起他的姓名，他就不会再来了。有一次，她给了他一片涂了苹果酱的面包，他吃光了。她越来越频繁地找理由待在圣马太街。倒不是希望见到或寻找他，而是满足于知道他曾经来过或将会来到这里——闲聊一会儿，吃点东西，在燥热的午后喝上一些凉水。她唯一担心的是别人会提起他，和他结伴，或者宣称早就和他有交情了。没人。他似乎只是她的。因此，在卡尔瓦里山与年轻人争论的那天晚上，多薇把钥匙插进这座不能赎回的住宅的锁孔。她为斯图亚特非锁门不可而心烦，又因会议不愉快的转折而不安。她希望坐下来喝上一杯热茶，读些诗或几段圣歌，把思绪集中到让每个人都气愤的事情上来，因为说不定她的朋友会在一早经过。他要是真来了，她就问问他的意见。但她已决定不喝茶也不读诗了，做过祈祷之后便爬上了床，可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妨碍了她入睡：撇开放弃财富不谈，一个有钱人能是好人吗？她也要问问她的朋友这个问题。如今，后院终于可爱多了，至少足以接待他了。他第一次来时，那里还是一团乱，没人过问，垃圾遍地——成了猫、蛇、走失的鸡的家园——只有珊瑚色的翅膀还值得一看。她只好亲自动手来整理。K.D.找出种种难以想象的借口推托不干。何况这种活计是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比莉·狄利亚曾经是她的帮手。她原来只想过让那些小伙子出手帮忙，所以比莉的热心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不过也有些不对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没人见过那姑娘，而她母亲帕特·贝斯特则对一切问题都封了口。多薇心想，还为镇上对她父亲的态度生气呢。虽说比莉·狄利亚没有到会，但她的观点是清楚的。她还是个长着深玫瑰色皮肤和棕色头发的古怪任性小姑娘的时候，就对什么事情都撅嘴——只对花园的事情除外。多薇很想念她，而且不知道比莉·狄利亚对改变大炉灶的铭文是怎么想的。“当心他皱起的眉毛”？“是他皱起的眉毛”？她认为，“他皱起的眉毛”对任何年龄的人或任何一代人都足够了。对那句话加以说明，具体化或确定，都是无益的。唯一需要确定的，都已发生了。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得问问她的朋友。然后再告诉索恩。与此同时，那种抓挠的声音消失了，而在睡眠的临界点，她知道了罐装豌豆照样挺好的。斯图亚特放下窗户，还吐了口唾沫。他挺小心的，防止风把唾沫再吹回脸上。“对我宽容一些。”这是那些年轻的傻瓜当真要在大炉灶上涂的标语。就像他的外甥K.D.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建起这座镇子付出了什么，他们受到保护以防备什么，他们不必面对的羞辱又是什么。斯图亚特像往常一样，一回到通向他的牧场的县级公路就把车子开到最快。他仔细琢磨着“当心”和“是”之间的区别，以及若是老爷爷，会如何解释这种区别。他本人其实倒无所谓。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该或不该加以改变，而是米斯纳牧师通过怂恿这一想法得到了什么。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心想米斯纳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傻瓜。愚蠢，甚至可能危险。他想不出这一代人——米斯纳和K.D.这一代——该不该被牺牲掉以成全下一代。曾重孙一代可以加以培养和磨炼，就像他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这一代做过的那样。当年没有休息，也没有宽容。期望高并得到实现。没有谁比那些优秀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回想起他哥哥埃尔德·摩根从利物浦回到新泽西在一个港口上岸的前前后后。那地方叫霍伯肯。时间在一九一九年。上火车之前哥哥在纽约市周围遛了一圈。他看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争论。埃尔德说，从她的服装他猜她是个街头妓女，自然流露出对她职业的轻蔑。起初他觉得自己与那两个叫嚷的男人有一种关联。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在那女人脸上打了一拳。她倒了下去。也就在那一刻，那画面的色彩从日常样子猛地转换成了黑白色。埃尔德说，他口中发干。两个白种男人转身走开，撇下失去知觉的黑人女子趴在便道上。埃尔德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白人改了主意，又回来朝她的肚子踢去。埃尔德浑然不知自己在跑，直到他到那跟前把那男人拉开。整整十个月，他一直在奔跑和战斗，仍然没法摆脱自发的暴力倾向。埃尔德一拳击中那白人的下巴，接着又连续出拳，直到第二个白人向他打来。没分出胜负。都鼻青眼肿了。那女人始终躺在便道上，这时一小群人吵嚷着叫警察，埃尔德吓坏了，赶紧跑开，就这样一路穿着军大衣返回了俄克拉荷马，唯恐有个军官会看到他那身撕扯过的军装。后来他妻子苏珊娜给他洗净、熨平和修补那身军装时，他要她拆掉缝线，让上衣口袋悬着、衬衫领子保持着破口、纽扣耷拉着或是缺失。但要保持血迹是太迟了，于是他把血污的手帕和两枚奖章一起塞进裤兜。从此他再也无法从脑子里清除那白人的拳头打在黑人妇女脸上的情景了。不管他对她所操的职业有何想法，他一直惦记着她，为她祈祷终生。苏珊娜挑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但摩根家的男人们胜利了。埃尔德照他的要求被埋葬了：身穿军装，扯破的口子显而易见。他没有原谅自己抛开那女人跑掉，也不指望上帝会为此对他高抬贵手。而且他做好了准备，等候他质问事情的始末。斯图亚特喜欢这个故事，不过，他知道这事起因于保护一名妓女并为她祈祷，又感到不自在。他对白人没什么好感，但他能明白他们的想法，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冲动，仿佛那一拳是他自己击出的。斯图亚特停好车，进了住宅。他并不希望屋里的床铺上没有多薇，并且又一次想弄明白她为何如此频繁地留在镇上。这是徒劳的，他拿她没办法。他看到了那两条牧羊犬，牵着它们去看人们靠双手能够把活计干得多么漂亮。他们都是当地人，他认识他们的父亲和妻子；他们参加同一个或邻近教堂的活动，而且和他一样对那种“对我宽容一些”的念头反感。他的苦涩感又一次油然生起。他要是有儿子，他们一定会是体现正直的优秀楷模，会笑话米斯纳有关成年人的观念：顶嘴，改铭文——仿佛词句的魔力与成为男人所应有的阳刚之气相关似的。斯图亚特拴好狗，打开了马厩。他喜欢在凌晨四点骑上“夜间”，四下转一转，直到天明。他酷爱在草原上遛马，一切都那么宽广开阔。他给“夜间”备好鞍，如同往常每一次都有新鲜的奇妙感：在自己的土地上，你绝不可能有像老爷爷和老爹，以及所有那七十九个人离开俄克拉荷马州菲尔立后会有的那种失落感。他们徒步前进，彻底地失落了，而且还愤懑不平。但除去孩子们的脚的状况，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应该算是健康的。不过孕妇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休息。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的妻子塞列斯特，他的祖母明迪小姐，以及他自己的母亲贝克都带着孩子。看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姐妹或女儿失去了曾经一直呵护着她们、伴随着她们成长的住所，真是一种耻辱。羞辱比怨恨尤甚，它威胁着要折断他们的骨头。斯图亚特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给他讲的故事的全部细节，不必费事就可以想象出那种耻辱。就拿多薇来说吧，每次流产之前，都用手按着后腰，眯起眼睛看着肚子，总是那样看肚子里的胎儿。若是某个衣冠楚楚、夸大其辞的男人对她说“从这儿走开”，而他，斯图亚特却对此人无能为力，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即使在目前，在一九七三年，骑着“夜间”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任风吹着马鬃，一想到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他仍想开枪打人。七十九个人。他们的全部家产都绑在背上或顶在头上。年轻的都轮换着穿鞋。停下来只是为了歇口气、睡一觉和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甘蔗渣、树叶和带糠麸的杂碎粮食煮成粥或做成饼，有时打点野味，有时加点蒲公英之类的绿草。梦中想的是屋顶、鱼、饭、糖浆。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梦想的是带纽扣的干净衣服和有两只袖子的衬衫。他们走成一列：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走在前头，老爷爷当时已经瘸了，被人用一块板子抬着，跟在队尾。离开菲尔立之后，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也不想遇见什么人，以免那些人对他们讲什么或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他们躲着车队，尽量靠近松林和溪床，一路向西北趱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理由，只是想到离菲尔立最远的地方去。第三天夜里，老爷爷叫醒他的儿子列克特，示意他起来。他沉重地撑着两根木棍，从宿营地走开去，悄声说：“你，随我来。”列克特回去拿了他的帽子，便跟上他父亲缓慢而艰难的脚步。他惊讶地想，老人家可能打算在半夜到镇子里去，要不就是找一处农场，那里的山丘中有黑糊糊的土屋。可是老爷爷把他带进松林深处，此处的松脂气味起初十分宜人，不久就让他头痛了。夜空被繁星点缀得通明，新月反倒黯然失色，似是一片闪亮的羽毛。老爷爷站住脚，吃力地呻吟着跪了下去。“我的天父，”他说，“撒迦利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先知，曾劝犹太人重建圣殿，《旧约》中有《撒迦利亚书》。此处老人有这样一个名字，寓有深意。）在这儿。”随后的几秒钟他一语不发，接着便开始哼着发出列克特从未听过的最甜美、最凄楚的声音。列克特跪到老爷爷的身边，父子俩就这样整整跪了一夜。他不敢碰老爷爷，也不敢打扰他那哼哼唧唧的祈祷，可是他没法一直跪着，就向后跪坐着，缓解一下膝盖的疼痛。又过了一会儿，他干脆坐到了地上，手中拿着帽子，低着头，竭力恭听着，清醒着，理解着。最后，他仰卧到地上，观看着树顶的串串星光。那令人心碎的乐声吞噬了他，他觉得自己从地上飘起几英寸。他后来发誓说，他没有睡着，一整夜都在倾听和观察。他身处松树的包围之中，与其说看着不如说感觉到天空在地平线上退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声响之大如同一个巨人在走路。老爷爷始终纹丝不动，也没停止哼唱，这时却一下子沉默了。列克特坐起身，四下打量。脚步声像是雷鸣，他却判断不出来自何方。天光逐渐扩展，他已经能辨出树干的影子了。父子俩同时看到了他。一个小人儿，身材之矮与脚步声极不相称。他正从他们身边走开，身穿一套黑色西装，右手食指钩着上衣搭在肩头。他的衬衫在宽宽的吊裤带之间闪着白光。老爷爷没撑拐杖也没哼上一声就站了起来。父子俩一起眼瞅着那人从天空最白的部分走出去。他一度站住脚扭回身来看他们，但他们看不到他的面貌。他重新迈步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他左手提着一个小包。“快去，”老爷爷说，“把人集合起来。”“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列克特说。“快去！”列克特跑开了。大家都起身后，列克特领他们来到他和老爷爷待了一夜的地方。他们看到他就在那儿，站得比树还直，拐杖抛在一边，背对着升起的太阳，周围看不到走动的人，但洗涤过撒迦利亚面孔的平和散布到他们的精神中，让他们感到了宁静。“他和我们在一起，”撒迦利亚说，“他在引路。”从那时起，行程有了目标，连最轻微的怨言都没有了。那个行走的人不时地出现：在河畔，在山顶，靠着石头。只有一次，有个人鼓起勇气问老爷爷还会走多久。“这是上帝安排的时间，”他答道，“你不能开始，也不能结束。还有，他不会替你做你的工作，所以，昂首挺胸地迈步走吧。”就算那响亮的脚步声还在继续，他们也没有听到。没人看到那个行走的人，除了撒迦利亚，有时则是个孩子。列克特也再没见到他——直到行程结束。直到二十九天之后。在听到警告他们走开的枪声之后，在田间的一些黑人妇女给了他们吃的之后，在两个牛仔夺走他们的枪支之后——所有这些都动摇不了他们坚定的平和心绪——列克特和他父亲都看到了他。当时已是九月份了。别的旅行者都会小心翼翼地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因为没有目的地，而且冬天即将到来。不过，即使他们忐忑不安，也没有表露出来。列克特躺在高高的草丛中，等着一个粗陋的夹子弹起——他希望是野兔、土拨鼠，甚至是金花鼠——这时就在前方，越过草丛中的一处岔口，他看到了那行走的人站在那里四下张望。随后那人蹲了下去，打开他的包，在里面摸索着。列克特盯了一会儿，然后便在草丛中向回爬，接着跳起来跑回营地，老爷爷刚刚吃完一顿冰冷的早点。列克特描述了他见到的情景，父子俩就朝设夹子的地方走去。那个行走的人还在那儿，把一些东西从包里取出来，又把别的东西放回去。就在他们的盯视之下，那人开始退去。当他彻底消失时，他们又听到了那种脚步声，重重地走向他们无法确定的方向：时而在背后，时而忽左忽右。也许是在头上吧？后来便突然静了下来。列克特向前爬去。老爷爷也在爬，想瞧瞧那行走的人留下了什么。他们还没爬出三码远，就听到了草丛中窸窣的声响。夹子那里，诱饵和拉线都没动，却有一只珍珠鸡。是只雄的，正扑腾着漂亮的羽毛拍打绳套。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便离开那儿，走到他们认为那行走的人抛撒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的地点。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草中的一处凹地。老爷爷俯身下去碰了碰，又把一只手压在按平的草地上，闭上了眼睛。“这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当然啦，那儿不是。反正还不是。那地方属于印第安领地中的一个家庭，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谈判和在土地上的劳作，最后才算不费分文地交割清楚。从植物繁茂之处来到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他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天空笼罩着大地，看到野草直长到他们的臀部，真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在父辈们看来，这象征着奢侈——丰饶的灵魂和无边的自由，而且没有敌人可以藏身的险恶密林。这里的自由不是你指望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或乡村舞会那种娱乐，也不是大人老爷的残羹剩饭。这里的自由是由大自然主持的一种考验，人类每日都得经历。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通过了道道考验，就能成为人中主宰。或许撒迦利亚不想再吃一次架在棍子上的烤野兔或冷的野牛肉，或许他被白人从办公室排挤出来之后拒绝了由有色人种建立的家园，所以他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过来在地上抹了把卤汁，细细闻了闻，“这东西是夜里的妖魔哈，月牙子到山边，黑曼陀罗的香气会让人睡瞌睡，打雷都不得醒唷。”昨晚模糊的记忆结合莫炎老田的推断，那搬头尸在害死岩虎之后，还曾将目标锁定在我身上，无意间却触发了驭金的自然反应，便匆忙夺回短剑并布下疑局企图一石二鸟。奇怪的搬头尸不但懂得用黑曼陀罗的药性使人昏迷，还有着匹敌人类的智慧，而身体里的这把古怪短剑显然对它十分重要，这一切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短剑是啥地方来的？”老田发现我手中的短剑，眼睛亮了一下，“搬头尸身上的？”我点头默认，将短剑递了过去，老田眯缝着眼睛端详着。出于好奇，其余人也在一旁围看了起来。短剑是一字形剑格，剑柄铸成古滇常用的战鼓形，及刃近格处装饰着浮雕。剑柄上雕着一个头顶倒立战鼓的人像，一对环眼怒睁着，阔张的大口间露出两排利齿，两耳佩带着硕大的耳环，一手持刀，一手提着人头。老田在手中翻弄了几下短剑，小心地捏住剑柄处的战鼓形装饰，微微用力一拔，一把细窄的刺刃应声而出。莫炎见状一愣，向老田讨过刺刃，端详了片刻又放在鼻尖闻了闻，眼中竟闪过一丝讶异。这古怪的短剑居然是罕见的双套刃，大学时曾看过冷兵器的介绍资料，少数民族的武器习惯多数都以奇门见长，但这种暗藏刺刃的做法却很少有过记载。猎户出身的老田熟悉云南传统冷兵器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莫炎应该多少也知道些此间的渊源，他眼中的讶异勾起我莫大的好奇，手下不由自主地去拿那把刺刃。“小心你的手。”莫炎冷冷的说道，“这东西一向是有毒的。”“什么？”“你说啥？”我和老田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老田的语气似乎有些过分惊讶了，他知道短剑的机关，却怎么不知道刺刃的蹊跷？“你说啥？莫炎兄弟，刀上是啥毒哈？”老田继续追问。“主味黑乌头，次味黑曼陀罗。”莫炎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老田。“上山莫遇搬头尸，打仗最怕割头剑。”老田忽然感慨地叹道，“老汉活了六十多咯，今天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你懂刑天猎首剑，就该知道这刀有毒。”莫炎的言语中有些质疑。“不是老汉不知道哈，实在是不敢相信这就是那割头剑。”老田脸上一片担忧。“我也不敢相信。”莫炎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没人相信那个传说。”两人一唱一和的对话简直就是在演出悬疑剧，余下的三人在一边早已听得不知东南西北，尤其是没有满足好奇心的我，在被莫炎制止后对那奇怪的短剑更是心痒难耐。“两位能不能抽空给我们这些异乡人解释一下？”我按捺不住了，“搬头尸、刑天猎首剑、没人信的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讲故事还是让老田来吧。”莫炎耸了耸肩膀，把地上的袋子归拢到了一边。老田闻言笑了笑，示意大家在一边坐下，手中拿起短剑和刺刃，一段古老而又诡异的传说揭示开来……古滇时期，兵种大致分为骑兵、步兵和弓箭手，战场上配合得当兵马骁勇，算得上是百战百胜。但在一些棘手的战役中，除了这些常规兵种外有时会出现一支神秘的队伍。这支队伍共有七十二人，很少公开露面，一直单独行动。他们所戴的头盔是用树干雕成的，外蒙象皮，只露出两只眼睛。作战时手持古怪的短剑，专门割取敌人的头颅，并将这些头颅风干，用炭火烘培缩小后悬挂在腰间作为饰品。队伍只受命于滇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和姓名，据说是上古刑天一族的后裔，因此被称作“刑天营”。虽称作后裔，但与忠厚勇猛的刑天不同，狡诈狠毒不择手段，身手如猿猴般敏捷，十分擅长在丛林中突袭作战。古滇国的兵力、文化、物产都具备相当的实力，可滇王的统治疆土却并不大，面积与毗邻的夜郎国相比只算是边陲的小国而已。滇王似乎没有什么野心，对国土扩张也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十分看重滇国内部的统治，对来犯和内部侵扰的民族势力一向是斩草除根。游弋在古滇国境内的昆明族擅长马术和游击作战，这个古老游牧民族向来是滇王的心腹大患，多次围剿作战都是无功而返。盛怒之下滇王发出格杀令，指派刑天营围剿昆明族。一个大雨瓢泼的日子，昆明族的营地遭到古滇骑兵突袭，双方激烈交战一阵后战场渐渐移向附近的树林。战斗正酣，古滇骑兵突然露出败象，纷纷逃入树林，昆明族人一阵狂喜，乘胜追击地随后跟了进去。大雨使得地面泥泞非常，树木和雨水的影响令视野变得十分的模糊，马匹不断滑倒，昆明族人隐隐觉得有些不对。正当他们想要退出树林，却惊恐的发现队伍中不少人的头颅已不知去向，马匹上端坐着的全是无头的尸体！有几个胆小的立刻策马向树林外逃去，可还没跑出多远，便被树上跳下的几个怪人割去了头颅。原来这是刑天营头目设下的圈套，先前的古滇骑兵只是引诱昆明族人进入树林，擅长丛林战的刑天营则埋伏着暗中将其歼灭。昆明族首领很快明白了一切，于是将剩余的人聚集在一起，挑选了几个勇敢的族人四处跑动，引诱刑天营现身，队中的弓箭手则伺机射杀。雨水、鲜血混作一片，地上满是尸体残肢，树林里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在昆明族人的奋力厮杀下，刑天营死伤殆尽，最后一个营众被活捉，但昆明族也只剩下了首领、他的兄弟和一名族人。正在他们审问这名营众的时候，刑天营头目悄然出现在身后，杀死了那名族人，并挟持了昆明族首领。首领的兄弟来不及救助兄长，便挟持那名营众与刑天营头目交换人质。双方各不信任，都不肯先放人质，最终只好约定一齐交换。就在双方准备交换的时候，昆明族的首领却突然按住架在脖子上的短剑割颈自尽，首领的兄弟又惊又怒，当下杀死营众扑了上去。经过一番苦战，以一条手臂为代价，他终于刺死了刑天营头目。在查看尸体的时候，发现在兄长的肋下有一个血洞，原来昆明族首领被刑天营头目用短剑上的刺刃暗中刺穿了的肺部，自杀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陷入绝境。悲痛之下他骑马返回营地，却看见古滇骑兵正在大肆屠杀剩余的老弱妇孺，孤身重伤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昆明族惨遭屠灭。无比的怨毒染红了他的眼睛，只身返回树林后他割下了所有刑天营营众的头颅，并全部敲碎。随后剖开自己的胸膛，用鲜血布下了昆明族古老神秘的诅咒。古滇骑兵在屠灭昆明族人之后，全队返回接应刑天营。走进树林却只看到昆明族战士的尸体，正在狐疑之际，一群无头的尸体从四面蹿了出来，用双手生生搬去骑兵们的头颅，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余下的骑兵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回城内。滇王闻讯立刻派出大祭巫率队前往查看，大祭巫在探明缘由后确定，那些顶着他人头颅的无头尸全是刑天营营众，是被人下了诅咒。但大祭巫无法破除这怨毒十足的诅咒，拼尽性命之下消灭了大部分无头尸，余下几具则受创四散逃走。……“照说当事人都死光了，那这个传说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惨烈的传说虽然惊人，但我却心存疑问。“所以没人相信这个传说。”莫炎答道，“今天之前我也不信。”“是咯，有人说树林里的昆明族有人活下来哦；也有人说是大祭巫作法的时候看到了经过哈。”老田叹道，“不过，这一直都是传说咯，不是这把短剑，老汉也不敢相信撒。”“刑天营专用的刑天猎首剑。”莫炎将刺刃插入剑柄，“刀上的毒会使人麻痹流血不止。”“换作我也会自杀的。”S喃喃地拿过莫炎手中的短剑，似乎还沉浸在传说的氛围中。肺部被刺破，体内流血不止，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半小时内窒息而死，死时痛苦不堪。这样的境遇之下也许自杀是最好的解脱方法。不过，似乎这个传说并不仅仅是惨烈那么简单。“逃走的无头尸有几具？”看来晖儿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你们好像很怕这个传说。”“莫要问，也莫要讲咯。”老田一副害怕的样子，“烧了搬头尸，各走各的路咯。”“嘿嘿～～”一阵阴森的笑声在屋内响起，众人听得浑身一颤。虽说屋外阳光明媚，但在传说那诡异的氛围下，突然出现这样的笑声，实在让人不寒而慄。循着笑声，我和莫炎的眼光一同指向了放置岩虎尸体的袋子。莫炎迟疑了一下，上前解开袋口，岩虎的头颅咕噜一声滚落在了地上。“嘿嘿～～”头颅滚了两下，竟阴笑着开口道：“自杀吧，别想了，死比活着好。”我下意识地挡在晖儿和S的身前，身边人影一闪，莫炎已并排站立过来。老田的铜炮子猎枪早已举了起来，但却不住地颤抖着。“刑天猎首，无人生还。”头颅继续阴声道，“快自杀吧，免得我动手。”“就凭你这个死人头？”S冲头颅大声道，“你有手能动吗？大言不惭！”没想到S会冒出这么一句，原本紧张的众人都有些忍俊不禁。头颅似乎被激怒了，脸部涨满血红：“不是首领吩咐，你们早该死绝了！”首领吩咐？心里一闪，难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令莫炎和老田害怕的部分？“还有一句废话可以说。”莫炎冷冷道，“在我抽掉你的鬼丝蚕之前。”头颅一愣，双眼难以置信地望着莫炎，一时间失去了方才那嚣张的气焰。“说出首领同伙的位置，我可以考虑放你。”莫炎继续道，张开的十指上飙升出三寸多长的条状灵火。老田活见鬼似的看着莫炎，又望望我们，嘴唇哆嗦了两下，身子开始向墙边靠去。“你……你会法术？”头颅畏惧地看着灵火，眼珠不住转动着。莫炎并不回答，脚下迈步逼近，十指的灵火像灵蛇似的摆动了起来。“别抽我的宝蚕……”头颅声嘶力竭地叫道，“我说……我说……”停下脚步，莫炎冷冷地望着它，手中的灵火却没有收回：“在哪里。”头颅泄气地叹了一下，看着我们道：“你保证守信，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这家伙在耍花样！”我隐隐看到它的颈部有几丝血红的东西在伸缩蠕动。喊声未落，那头颅猛一张口，几道血色细丝飞速喷出，直射莫炎的面部，那方向似乎是冲着口鼻而去的。莫炎身形一矮躲过，抬手抓住细丝，上前用脚踩住了头颅，灵火沿着细丝钻入头颅，双手并用不住地抽卷着。嘶喊中头颅脸上暴起根根紫黑的血管，眼珠和肌肉迅速干瘪了下去。莫炎一振臂膀，细丝应声扯断，手中灵火呼地将一卷细丝烧尽。“喀嚓”，干枯的头颅四下裂开，碎块间一条黑色的蚕虫不住地扭动翻滚，不一会便渐渐僵直了。“越人鬼丝……”晖儿惊讶地问道，“难道那时大祭巫做了什么？你们害怕的……”“大祭巫消灭了好多无头尸咯，法术用尽，后来只能用神虫术。可哪知道神虫居然被无头尸收掉，白白地丢了性命咯。”老田颤巍地说道，“老汉人老眼花，没看出来几位都是高人哈。”“老田，别害怕，我们不是高人，当然也不是坏人。”S对老田安抚道，“我们只是懂点法术，来这里是为了办些事情。”S倒也机灵，原本复杂的事情在她几句话之下倒也解释的简单明了。莫炎友好的拍了拍老田的肩膀，转身用灵火处理起尸体和鬼丝蚕来。“搬头尸里都有鬼丝蚕？”我靠近莫炎问道，“你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莫炎手下不停，口中答道，“它们身上的鬼丝蚕不太好对付。”“好在只出现了一具搬头尸，你也不必太担心。”我安慰地笑了笑，“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就是。”莫炎回头看着我，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除非杀了我，否则走不掉。”“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干嘛要杀你？和离开这里关系吗？”“鬼丝蚕彼此间有感应。”莫炎看了看自己的手，“它刚才是想留下讯号。”“你手上有鬼丝蚕残留的信息，那些搬头尸就会一直追着我们？”我心中一凛，“灵火去除不掉？”莫炎点了点头，伸出右手，手掌上有几丝痕迹隐约地闪着红光，我知道在一般人眼里是看不到的，这便是鬼丝蚕留下的某种讯息。“还有多少搬头尸？”既然抛下莫炎绝不可能，那我就必须知道对方的实力。“传说中逃走的搬头尸有六具。”莫炎沉思道，“我没把握同时对付五只鬼丝蚕。”“S不是用枪解决过两只吗？”我突然想起阴墓中的滇王，“只要打碎它们的头，就可以消灭。”莫炎看了下S，叹道：“公孙杀的是有头尸。”似是而非的回答弄得我不知所以，一时间已无从问起。看着我一脸不解的样子，莫炎起身拍了我一下：“对无头尸来说鬼丝蚕就是它们的脑子。”十、苦聪蛛衣一种挥拳的冲动在心里冒了出来，如果不是衡量了一下格斗方面我和莫炎的强弱，也许此刻莫炎的鼻梁已经歪在了一边。一连串的对话下来，原本的疑问没有解决，反而却增加了更多的谜团，这就是询问莫炎的结果。“以后谁要是不懂‘惜字如金’这句成语，最好让他和你聊上几句。”我讥讽地说道，“而且那人还能同时领会什么叫‘越描越黑’。”莫炎被我说得一愣，似乎没有明白我话中的含义，直到瞥见一旁S忍俊不禁的样子，他才有些醒悟地看了我一眼，回答居然没有超过六个字：“你有理解障碍。”他这话一出口，S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原本满腹怒气的我一时被弄得哭笑不得。“莫炎说话的风格就是这样，我们也都该习惯了。”晖儿忍着笑解围道。“按这个风格下去，有事都说不清，等我理解话里的意思估计早就没命了。”我没好气地说道。“刚才听你们对话的意思，搬头尸还有五具，而且其中一具是当年的刑天营首领。”晖儿眨了眨眼道，“莫炎被鬼丝蚕做了记号，那些搬头尸会尾随而来，他却没把握同时对付。”莫炎点头默认，眼睛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下，转又注视着继续说话的晖儿。“鬼丝蚕本来寄生在人脑中，吞食宿主思想复制施术者思想的媒介体。”晖儿的语速缓慢了下来，“而对于没有大脑的搬头尸来说，鬼丝蚕则变成了它们的大脑。”“找不到大脑的鬼丝蚕会被宿主体内信息同化。”莫炎破天荒地词句慷慨起来，“施术者的思想会消失，鬼丝蚕继承了搬头尸的思维。”“难怪那个大祭巫失算了。”S做恍然状道，“那搬头尸盗割人头就是为了喂养鬼丝蚕？”“没有大脑的情况下是这样。”莫炎继续话多道，“按鬼丝蚕的习性，七天就需要一定的养分。”三人的对话严丝合缝，逻辑竟比我俩之前的对话清晰数倍，我对自己理解能力的自信开始动摇了。“正常情况下，鬼丝蚕可以通过消灭宿主大脑的方法解决。”我忍不住加入了讨论，“搬头尸是个特例，所以只有按照刚才的方法才能消灭？”莫炎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你还有药可救啊。”屋内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次连莫炎也不禁露出了笑意。“不好意思咯，老汉打搅一下哈。”许久没有出声的老田凑上前来，“几位都会法术，这搬头尸就靠你们降服咯，没啥事情老汉先走咯。”话一说完，他便急急向门外走去，人影晃动中，莫炎却挡住了去路。“刚才是你开的枪。”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搬头尸的信息不会漏掉这一点。”“啊？！”老田脚下一软，险些坐在了地上，“那咋办？老汉不晓得会这样啊。”莫炎的作法虽然有些生硬，但的确是为老田着想，如果现在放他单独出去，一旦被剩余的搬头尸撞上，只怕是会死得十分难看。“老田，反正大家都是顺路，不如你就跟着我们。”S爽快地说道，“等解决了搬头尸，你自然就安全了。”这口气虽然有点大，不过也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况且附近的地形老田比我们熟悉，多一个老猎户做向导对事情的进展确实帮助不小。“先洗洗手吧，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商量。”晖儿端来一盆水，我们这才注意到收拾残局时，大家的双手都已污秽不堪了。双手浸入水中，粘腻肮脏顿时被清凉柔和的感觉所取代。我在盆里搓动着手掌，尽力享受着这种舒适。眼前忽然闪过几个黑影，我的大脑像被电击了一下。悉窣的耳语声、快速散去的身影、浓重的花香，不断交织重叠的残破画面有如老旧的电影片断一般掠过。“哗……哐当！”我诧异地收回双手，用力过猛之下水盆被打翻在地，污水溅了大家一身。“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我急切地向晖儿问道，一旁正要
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天生富贵吗？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飞腾之兆呢？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三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就是他了——李贤。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四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1000部禁18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一心想在那片开阔的土地上开创一种与路易斯安那全然不同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在他们修建临时住所—单坡顶的小屋、地洞，并用印第安人借给他们的一辆车和两匹马拉木料时，撒迦利亚便召集了一些男人建造一个做饭的炉灶。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在白人的厨房做过饭，也没有给白人孩子当过奶妈。虽说地里的活更重，而且让你摆不出什么身份，但他们相信，在白人厨房里干活的妇女遭强奸即使不算确定无疑也是可能性极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想象这些。因此他们把那种危险换成虽然繁重却相对安全的活计。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建造一个公共“厨房”的主意得到了普遍赞同。他们是非同一般的人。自从一七五五年以来，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当时密西西比也属其管辖）就曾经当过兵，开过矿，耕过地，还做过生意。后来两州分立，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五年间，他们也曾参与过两州的行政管理，在那之后才沦为田间劳力。他们在两百多年间生儿育女，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不向任何人低头，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跪拜。此时此刻，斯图亚特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心情稳定了下来，决心也坚固了。他自忖，设想一下老爷爷或德拉姆·布莱克霍斯或贾弗纳尔·杜波列斯会如何看待那些想更改炉灶上铭文的小子们吧。离太阳升起还有一些时候，斯图亚特没法再骑多久了，便催马掉头回家，心中想着另一件他要说或者要做的事，以便阻止多薇在镇上过夜。对他来说，睡觉时身边没有她头发的香味是不成的。就在这晨曦初露之前的同一时刻，索恩正站在鲁比最大的住宅的厨房里，对着窗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当心，鹌鹑。迪克正在持枪追杀你们。等他回来，就会把你们装满口袋扔在我干净的地板上，并且会说什么‘这可够晚上吃一顿了’。得意啊。就像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就像你们已经被剖开切碎、洗净、做熟了。”由于厨房被新装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索恩在等着水开的时候，看不清窗外的黑暗。她想趁她丈夫回来之前把补药浸泡得恰到好处。给康妮备好的一件东西摆在手边：一个小布袋叠在一个蜡纸包里。那代表了康妮第二次救她。第一次是个可怕的错误。不，岂止是错误，是罪孽。她觉得迪克溜下床、穿上猎装是在半夜。可是她穿着短袜下楼时，看了一眼钟闪亮的指针：三点半。她想，还有两个小时可睡，可是后来她起床时已经六点了，只好抓紧时间了。备好早饭，摆上他上班的衣服。不过，在此之前，她要吃补药——由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现在药是必需的。空气早已开始变得稀薄，仿佛原先穿得太多了。并非在斯考特战死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甚至在斯考特的遗体被海运回来之前——当时他们接到通知，说伊斯塔也死了。还是孩子呢。一个十九岁，另一个二十一岁。他们应征入伍时她是多么骄傲和幸福啊；她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那么做的。他们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就曾服过役。叔父们也是。杰夫·弗利特伍德从越南回来时毫发无损。米努斯·朱里虽然看着确实有些惊恐，却活着回来了。她傻乎乎地相信，她的儿子们也会平安无事。比鲁比之外俄克拉荷马的任何地方都安全。比伊斯塔想去的芝加哥安全。比伯明翰，比蒙哥马利、西尔玛，比瓦茨安全。比一九五五年密西西比的曼内、一九六三年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都安全。（上述时间地点都曾发生过迫害黑人的事件。）比纽瓦克、底特律、华盛顿安全。她原以为出国打仗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安全。现在她手头还有四封没拆开的信，是一九六八年寄出的，递送到丹比邮局时已是她埋葬最后一个儿子的四天之后。她一直没能拆开那些信。一九六八年感恩节时他们兄弟俩都在家中休假。七个月之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被暗杀，索恩看到两个儿子都活着，像个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似的抽泣着。她的两个宝贝黑儿子没有被枪射死，没有被私刑处死，没有受到骚扰，没有给关进监狱。他们俩走下汽车时，她呼叫着：“祈祷管用啊！”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完完整整的。康妮卖给了她带壳的山核桃，足够做两次感恩节馅饼。那天，一个姑娘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那儿，尽管索恩开车带她去买下了她驶向目的地所需的汽油，但那姑娘却没走。不过，她一定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了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康妮也不必在地里点起火堆。要不是有那一缕黑烟，还不会有人知道呢。安娜·弗拉德看到浓烟，开车出去并得知了噩耗。索恩当时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和罗杰谈话，到银行去给远在北方的陌生人打电话，从邻家妇女那里敛集食物，并自己动手做了些吃的。她和多薇以及安娜把食物拿到外边，其实她们深知，除去她们自己没人会吃那些东西。抓紧，抓紧，还是抓紧，因为遗体要尽快运到北方。还要在周围放上冰。康妮看起来有点怪，有些心灰意冷，而索恩仍把她加到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的名单上。比如说，其中就有K.D.。还有阿涅特。还有斯维蒂。这时大炉灶边的场景进入了她的头脑。人们说，有几个年轻男人要在那儿聚会喝啤酒，喜欢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已经被打发回家了。反正他们的母亲们是这么说的。随后有几个姑娘（索恩认为她们该挨耳光）找了理由也到那儿去了。阿涅特和比莉·狄利亚先前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些小伙子需要做些事情。不过，索恩明知道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却不相信这种说法。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是除了涂在大炉灶后墙上那只带红指甲的黑拳头之外的事情。没人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比集体否认更令人震惊的是拒绝把它擦掉。在那儿闲逛的人说不，他们没有把拳头画在那儿；又说不，他们不会把它擦掉。尽管凯特·戈莱特利和安娜·弗拉德用布瑞罗牌稀释液和一桶热肥皂水终于把它擦掉了，在那五天里，镇上的领袖人物一直气势汹汹地不准别人动手，而要那些闲逛的人擦掉。染着红指甲的握紧的手指斜向一边而不是向上，造成的伤害超过了拳头的一击且持续得更久。它导致的那种又烦又恨的痛苦，是凯特和安娜刷洗不掉的。索恩对此无法理解。周围并没有白人（善意或恶意的）挑动或激怒他们，让他们丑化大炉灶和蔑视长辈。事实上，当地居民正在发家致富，已经有十多年过着优渥的日子：有的是钱买牛排、买面粉，通过出售天然气开采权、石油交易和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然而在战争中，在鲁比繁荣的同时，愤怒却像天花一样在别的地方传播着。普立安牧师在新锡安山的布道坛上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圣救世主教堂的加里牧师说这是世界末日。当时在卡尔瓦里山倒是什么话也没传出来，因为那里的教众还在等候新的传道者，而当他于一九七○年姗姗到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我要在汝等眼前将汝敌消灭。”上帝说，上帝，上帝。那是三年之前。如今是一九七三年了。索恩若不是到女修道院去帮忙，因为罪孽总是需要这种帮忙，她的小女儿——是吧？——现在该有十九岁了。索恩站在晾衣绳边，在大风中竭力把床单夹住，不久，她抬头看见一位女士在院子里莞尔微笑。那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长裙，头戴一顶老式的白色亚麻女帽，手中提着一个大篮子。她挥手致意，索恩满嘴还叼着晾衣夹子，尽其所能地还了那陌生人一礼——她希望那样点头没有失礼。那位女士转身继续向前走。索恩注意到了两件事：那篮子明明是空的，但那女士却用双手提着，仿佛里面装满了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将要到来的事情的预示——一种空荡会把她压倒，一种冷清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而且她也知道了是谁派那女士来这样告诉她。开水的咝咝声打断了索恩惆怅的思绪，她把热水倒在杯子中一个细布小袋子上，把一个托盘扣到杯子上，让药浸泡。或许他们应该回到她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人们行事的方式上去。当人人都忙于建房、放牧、收获时，是顾不上吵嘴或想坏主意的。那是卡尔瓦里山完成之前的方式。那时候，洗礼是在甜蜜的水中进行的。美好的洗礼。让人心碎，充满大和弦音调与泪水，最终让人获得安全而感到激动的洗礼。当牧师怀抱着女婴，把她们一个个放进刚刚变得神圣的水中，是绝不会松手的。众人都屏息旁观。在屏息凝神之中，女婴一个接一个从水中出来了。她们又湿又白的袍服在映着阳光的水中翻动。她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滴着水，向天仰望，然后在“现在，去吧”的命令声中低下头。随后是那句保证：“女儿，你们获救了。”那最轻柔的声音在触到神圣的水面时，加大了，战栗了，这时从别的喉咙里发出的别的嗓音传了过来，与第一个声音相伴着传开。树上的鸟唧唧喳喳地想学舌。之后，手递手地被缓缓传送，头靠在支撑的肩头上，得到祝福和拯救的小生命蹬到了岸上，一路去到大炉灶。她们身上干了，大家彼此拥抱相庆。如今卡尔瓦里山有了一个教堂内的水塘，新锡安山和圣救世主两座教堂也都有了专用的器皿把少量的水滴到伸直的头上。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黑文初创时所需要的东西在鲁比再不是必需的了。他们乘的卡车还带来了炊具。他们吃的肉来自院中咯咯叫的家禽，或者是在锤击下倒地、喉头中了一刀而尖叫的猎物。与黑文初创时不同的是，鲁比在兴建时，打猎属娱乐。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卡车上的地方全让大炉灶给占了——还不如多搬几袋种子、几只猪崽，哪怕是一张童床呢。她们还抱怨重新安装大炉灶所花费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把家里的门更快地装好呢。要是这讨厌的东西当真这么重要——从她亲眼目睹的那部分会议来判断，估计是重要的——他们干吗不把它整个儿搬走，还让已经待在那儿有五十年的砖头留下呢？噢，男人们是多么喜欢把大炉灶安装起来啊，这事情让他们多骄傲、多投入啊。她想，到此为止还是件好事，可是做得过度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变成了一座圣坛（告诫人们不要触犯主的话不仅存在于吓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也存在于爱人的《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而且像任何冒犯他的东西一样，必定会毁掉它自己。没人比那些不管不顾的年轻人更清楚了，他们把大炉灶变成了另外一种炉子。在那儿升温的躯体正是人类本身。当罗约尔和另外两个人——迪斯特里和派阿斯·杜波列斯家的一个女儿，提议开会的时候，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镇里有好几年没召开会议了。包括索恩和多薇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年轻人会首先为他们的行为道歉，然后再保证清理并保护那块场地。其实，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计划来的。那是一项把从那拳头开始的行动完成到底的计划。罗约尔，就是小名叫罗伊的，作了即兴发言，除去不够明了之外，堪称完美无缺。没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听得懂的那部分又愚蠢透顶。他说他们的方式已经过时了；除去鲁比，到处都在变。他想给大炉灶起个名字，在那儿召集会议谈论他们多么英俊，却给自己起了丑陋的名字。不要美国式的名字。要非洲式的。索恩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给慈善机构捐的七十五美分钱，她对非洲人的兴趣和非洲人对她的兴趣处于同一水平：全无。可是罗伊谈起他们就像是邻居，或者更莫名其妙地像是一家人。而他谈到白人时，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他们，仿佛那是新闻。不过在他的演讲里也还有些别的内容。倒不是有很多能够或不能同意的观点，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谴责。不错，他谴责了白人，但也谴责他们——在座的镇上居民，他们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土生土长的鲁比人。似乎有一种新颖的更具阳刚气概的方式对付白人。不是布莱克霍斯或摩根的方式，而是某种非洲的东西，充满新词语、新肤色和新发型。他暗示，对付白人以智取胜是怯懦的。要面对他们讲道理，驳斥他们。因为旧有的方式是缓慢的，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软弱无力。最后这一谴责让迪克憋屈得脖子鼓胀，他在一个工作日崩掉了那些鹌鹑的脑袋，才得以使自己的脑袋免于憋炸。他现在随时都可能拿着一袋子鹌鹑回来，随后索恩就会端出烹饪得焦嫩的一大盘，都是半只半只的。因此她考虑着将大米或甜薯泡在杯中。她喝完最后一口时，后门打开了。“那是什么？”她喜欢他的气味，带着潮风和青草的气息。“没什么。”迪克把他的口袋撂到地上。“那就给我做一些吧。”“来吧，迪克。要多少？”“十二只。给萨金特六只。”迪克坐下来，先解开靴带，然后脱下上衣，“足够两顿晚饭吃的了。”“K.D.和你一起去的吗？”“没有。怎么了？”他哼唧着脱下了靴子。索恩拿起那双靴子，放到后廊上。“这些日子难得找到他。我敢说，准是忙什么呢。”“你煮咖啡了吗？他会忙什么？”索恩嗅了嗅黑糊糊的空气，感觉一下它的分量，然后关上门。“说不准，真的。不过他可有太多的理由到处跑了。”“我猜是在追求女孩。记得前些日子在镇上拖着腿闲晃，后来住进女修道院的那丫头吗？”索恩转向他，把咖啡罐揽在胸前拧开盖子。“你为什么说‘拖着腿’？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不可呢？你看见她了？”“没有，可是别人看见了。”“还有呢？”迪克打了个哈欠。“没有了。咖啡，宝贝儿。咖啡，咖啡。”“那就别说‘拖着腿’了。”“好的，好的。她没拖着腿。”迪克哈哈大笑，把外衣都掉在地上了，“她飘着来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迪克？”索恩看着防水裤、红黑两色的上衣和法兰绒衬衫，“那有什么言外之意吗？”“听说她的鞋跟有六英寸高。”“你撒谎。”“还撒欢呢。”“好吧。如果她还在女修道院，就应该没事。”迪克揉着脚趾。“你对那地方的女人就是偏袒。我要是你，就要加倍小心。现在有几个人了？四个？”“三个。老女士死了，记得吧？”迪克瞪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老女士？”“老修女嬷嬷。你以为呢？”“噢，对了。是啦。”迪克继续挤着脚上的血，随后又笑着说，“罗杰第一次开他新买的大型客货两用车。”“救护车。”索恩说着，收拾起他的衣服。“第二天带来了三张付款单。但愿他能按时交余下的款子。这一带没有那么多医院或殡仪馆的生意好做，赚的钱还不够他花大价钱买下那个大家伙。”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迪克搓着手掌。“他吃不消了吗？”索恩问。“还没有。可是，既然他们依靠病人和死人获取收入，我估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破产了。”“迪克！”“对我的孩子们我一点都帮不上手。像小动物似的装进了袋子。”“他们的棺材挺漂亮的！挺漂亮的！”“是啊，可是里边……”“别说了，迪克。你干吗不闭嘴呢？”索恩碰了碰自己的脖子。“我估摸他还能成功。要是我走在他前面的话。咳，无论如何，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一点都不想乘那辆车，可我想要一个上等的盒子，这样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弗利特可是有麻烦。”他站到水池边，往手上打肥皂。“你总是说这些。怎么回事？”“邮购。”“什么？”索恩往她丈夫心爱的蓝色大杯子里倒咖啡。“你们都去丹比，是吧？你想买一个烤箱或电熨斗的时候，就从一份目录中订货，再一路跑到那儿去提货。他又在哪儿能派得上用场呢？”“弗利特手头从来没有多少东西，而确实有的东西又在他那儿存得太长了。那把靠椅摆在橱窗里已经变了三次颜色了。”“道理就在这儿，”迪克说，“既然他推不出去老存货，也就买不成新的。”“他原先的生意还挺好的。”迪克在茶碟里倒了一点咖啡。“十年以前。要不就是五年。”咖啡被他吹出一圈圈的波纹，“小伙子们从越南回来，结了婚，安了家。打仗的钱。农场经营得不错，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错。”他在茶碟边上吸了一口，舒坦地叹了口气，“现在嘛，唉……”“我不懂，迪克。”“我懂。”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你不需要懂。”其实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