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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妖乳娘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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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妖乳娘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填着吸呢,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来了精神,站了起来。亮作欢欢喜喜地打开后门。“呀,您回来啦。来,快,快请进。”声音也因激动而尖锐发颤。野口光是看到亮作高兴的样子就满足了似的,礼貌的举动中包含着总经理的淡定风采。只见他解开包裹:“来,鸡蛋。对了,今儿早上捉到了不少沙丁鱼。”野口拿给亮作一个包着三个鸡蛋和不到十条沙丁鱼的纸包。“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白萝卜和胡萝卜。”这么多种食物,在亮作眼里看来简直如同宝石一般。他茫然接下了东西,眼中甚至还流出了泪水。“大家都睡了吗?”“没事,不要紧的,您请进。”“我正从伊东往回返呢,自己家都还没回呢,晚安。”野口笑了笑,静悄悄地走了。这已是每个周日晚上的习惯了。信子和克子不想看到这一幕,所以早早就蒙上被子睡觉了。因此信子和克子都玩命吃野口给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大说特说给食者和接食者的坏话。“你们既然这么讨厌人家,就别吃人家给的东西!”亮作气得直抖,两个女人却不理不睬,坏话说得越来越起劲了。“是呗。那个男的从女儿出生起就是你的同事啦。原来处处碰壁那会儿,还顶着一副要饭的样子来咱家借过钱。然后呢?以为自己出人头地了,结果还不是靠着打仗成了暴发户,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人家哪有翘鼻子。”“怎么没有了。原来都是你你咱咱的,说起话来随随便便,有点出息了就变成您、我了。啊,真讨厌。以前只会说‘咱从伊东往回返呢’,现在则是说‘我正从伊东的别墅往回返呢’真惹人厌。”“胡说八道,人家不是很谦逊吗。”“那是装的,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冲你示威呢,暴发户的恶毒癖好。是吧,克子。”“没错,无知文盲的下流癖好,大杂院居民的贵族癖好吧。”“胡说八道,你们一肚子脏水,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首先,野口就没有说过什么伊东别墅。他只是跟平常一样提到伊东的……他在尽量避免用暴发户的口气说话,懂吗!”“没意思。就是把大杂院居民的‘礼貌’癖好倒过来换了个样子而已嘛。”女大学生克子丢过来一句话,“他想说伊东的别墅却只说到伊东就不提了,这才讨人厌呢。东西找用人送来就好,却说什么自己正往回返呢,他就是想卖个人情,还想提自己在伊东的别墅!这不是故意装谦逊吗!鸡蛋每次都是三个,多不自然呀,是故意按人头给这么多个的,自始至终他都是故意的!”“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什么话呀!你看看这沙丁鱼!不是七条吗?!他没有故意按人头给。你们拿下流的想法去猜忌别人,太肮脏了!”克子冲着盘子上烤好的沙丁鱼翻了个白眼,说:“七条,真奇怪呀。”说完露出了冷笑。克子戳烂了沙丁鱼,慢慢吃着,又说道:“要是九条,就太可惜啦。是给六条加上了一条呢,还是从九条里扣去了两条呢?”亮作愤怒得就快要冲上前抓住克子了。“好好回答我问的话!他有没有故意按人头给?说!”“这个嘛,应该有吧。”血色从克子的脸上褪去,惨白的冷笑贴在脸上。“这是人家对忠诚和顺从的特别恩赐呀。因为有为了一条沙丁鱼就高兴得老泪纵横的人嘛。老同事成了小工厂的小财主,来提拔自己啦。人家就猜到某人又老实又迟钝,才会把会计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呀。可是某人只是个普通职员,工资又少。所以人家总经理说话才会什么您您的这么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某人呀。而且还在六条鱼的基础上额外多给了一条沙丁鱼呢。于是某个普通社员就含着老泪等着总经理周日晚上从别墅回来呀。”女大学生这一番在理的讽刺从总经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亮作随之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气得呼吸都停止了,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然而他却闭上嘴,垂下了头。亮作和野口曾经在东京近郊的农村一起当过小学教师。野口不满足于只当个小学教师,结果自己创业却失败落魄,因为吹吹唢呐、开开中华荞麦面店还有些收入,所以就做做送葬队伍的头头,便宜买进病刚好的马匹来运个货,结果马暴毙而亡。这活儿本来就要担着马可能会死的风险,野口也就自认倒霉了。然而这匹马却在临死之前发起疯来,瞪着血红的双眼从稻草做成的地板上一跃而起,像是要跳上天空。也就是用后腿站着,前腿跟人类的幽灵一样弯在胸前,像蛇伸长身子一样玩命向天空拧着脖子。然后它扯断了缰绳,冲出了马棚,一口气直直向前冲了五六座小镇那么远,最后扑通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虽然医生没有检查这匹马,但野口逢人都说马是犯脑膜炎死的。之后野口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就快熬不下去要跑去上吊的时候,战争开始了。工厂突然就上了轨道,野口也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野口提拔没出息的亮作当了会计。野口会看上亮作,是因为亮作迟钝,没有干坏事的本事。薪水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给,只比小学教师好上那么一点而已。野口待人友善,却是个把钱看得很紧的男人。他非常小气,就算说他对员工用敬语是为了弥补他的小气也不为过。他给了亮作产报[1]的啤酒券和餐券,但吃饭方面亮作还是得自己出钱。大家(包括亮作)都认为野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气,不过做了确实比不做来得友善。亮作知道克子说得没错。野口每个周日晚上都会拿来别墅种的菜和沙丁鱼,不当回事地放下,等到公司午休那一小会儿的时间又漫不经心地说,在伊东要抓到一条沙丁鱼都已经有多难多难了。一两次亮作还是能忍的。但是,如果亮作默不作声,恐怕野口每天都会反复提起这码事。因此,亮作终究还是抬起头,用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说道:“安了发动机的船吧,都安的是热球式发动机。大家都被征去做运输船了。年轻的渔夫被征去打仗,就连上了年纪的也跟船一起被征走了。这样还能打到够上千人吃的沙丁鱼,真是不可思议呀。”“前几天,我问了那边来的人,他们说在捕鱼。好像还在用大谋网[2]捕。”野口心里很明白这是亮作在挑战自己,笑容却未从脸上消失。“您说那边,是哪边来的人呀?”“啊,是沼津。我远房亲戚在那边的工厂做事,总部设在东京,他经常去东京办事,每次都会顺道来我家一趟。”亮作畏畏缩缩的,胆怯得就像只小龟崽似的,好像下一秒就要缩到龟壳里去了,却还在顽强地往下说:(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大谋网捕得好的时候,能捕到四五万条鰤鱼。大海里的鱼真是取之不尽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沼津的大谋网,沼津可没有渔场呀。”“不,渔场不在沼津,在那附近。”亮作拼命动着嘴,脸上流露出濒死前的哀苦神色。很悲哀,也很固执,很可憎。野口脸色变了,喘气也不匀实了。“我亲眼看见的,您是要拿耳朵听到的传闻来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吗?!”亮作沉默了。“太平洋沿岸都被敌人的潜艇给包围了。在真鹤那边,敌人的潜艇还冲到了大谋网里。听说闹得沸沸扬扬,还吹螺号来着,结果敌人披着渔网就逃跑了。所以不管哪儿的大谋网都搁着没人管,因为危险,也没有小船敢出海。”亮作那一脸哭相好像在说,只要让野口变了脸色,乱了呼吸他就满足了。然而野口也是,只要亮作沉默了,嗯,他就满足了。于是,总经理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平静。野口给亮作倒了口茶。“如何?来伊东玩一趟吧。这周日我陪您一起。总之,那儿可是个世外桃源呀。我们家耕地有两百来平方米。鸡也生好了够吃一星期的蛋,在等着我们呢。”“嗯,务必让我跟您去一趟。”亮作也变回了忠实的员工,笑了笑。于是,就又能暖融融地感到总经理那善良的关怀和友善了。就算亮作在周一到周六这六天来都对野口的小气感到不爽和憎恶,在周日这天也会满怀喜悦地等待着他友善的来访。于是,晚上十点,这份喜悦因为轻轻走近后门的脚步声而达到了顶峰。或许,在听到后门传来脚步声的那一瞬间之前,亮作心里都在恼火,想要骂总经理小气得用礼貌来弥补微薄的工资。然而,只要听到来访者的声音,确认了来人就是野口,一切就已经完蛋了。亮作成了一坨只由感动堆成的肉块,心脏在胸腔里跳跃撞击着,促使他奔向后门,让他衰老的双眼中浮现出泪水。亮作从未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他觉得应该相信人是心怀善意的。对于信子和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而他自己则一周有六天在蔑视总经理的小气和礼貌。因此亮作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觉得,为一条沙丁鱼而哭的男人很可悲。当妻子和女儿通过肮脏而恶劣的表现指出自己为了一条沙丁鱼而哭泣的样子时,争吵就已经结束了。他全身血液上涌,闭上嘴,垂下头。然而,没过多久,他重新抬起了头。接下来,又像开始拐弯抹角讽刺总经理一样,畏畏缩缩,却执拗地争辩道:“你不准吃那条沙丁鱼。”话说得非常轻,然而,压不住的亢奋却让他口沫横飞。“你这么鄙视它,恨它,还吃它干什么?你这种行为不更应该鄙视吗?”对于亮作的这番话,克子首先是这么回答的:“你唾沫星子都喷到食物上了。”然后克子慢慢地,像扔垃圾一样,要把沙丁鱼扔进没有火的火盆里。“给我慢着!”爸爸去抓女儿的手臂,或者说,想去抓女儿的手臂,然后大声喊道:“就算现在你摆出这条鱼比垃圾还不如的做派把它扔给我看,你也没法否定自己的下作!你一直都在吃它!你这相当于在鄙视自己一直以来如此下作!”克子整张脸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站了起来,拿起盒饭。她接下来要去征用[3]的工作场所。克子把盒饭放在膝盖上打开,捏起一条沙丁鱼,用力扔到了水池里。克子流下了一行泪,不久开始微微抽泣,却咬紧嘴唇,开始收拾打扮,准备出门。“欺负克子,很有意思吗?!”信子尖锐的叫声向他刺来。他无语。“弄哭了克子,真晦气!克子马上就要去征用的地方上班了!女人去征用的地方上班跟男人出征上战场是一样的!吃一条沙丁鱼而已,我们克子鄙视哪位大人了?!比起沙丁鱼我更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而已,也要什么高尚的理由吗?!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就下作了,哼,真是够了。下作的人是你,连让女儿吃一条沙丁鱼都舍不得。这米饭是用乡下的姨姥姥给克子送来的大米做的!你不也在吃这米吗?!”亮作无语了。克子可以因为赢了而得意扬扬地哭泣,但他连哭都不能哭。他站起身,开始收拾准备上班。他不能像克子扔掉沙丁鱼那样扔掉饭盒里的米饭。比起能否从这份痛苦中脱身,能否打赢战争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和鸡棚

                      亮作是确信皇军会胜利的那一派,而信子和克子却确信皇军会战败。一接到塞班岛战况不利的消息,母女俩就迅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了。克子看到信子拼命打包旧衣服,说道:“你带这种玩意儿干什么?”“这还能穿呀。也是为你带的,早晚会派上用场的。”“我才不穿这种玩意儿。”女儿翻了个白眼,咂了咂嘴。“姨姥姥喜欢收集衣服,把自己花了一辈子时间收集的那些跟艺术品似的衣服都给了我。这种玩意儿,女佣都不会穿。”“别这么浪费嘛。这都是我当年出嫁时带过来的。我缝缝补补,都穿了一辈子了,都是我的回忆呀。你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女儿根本没去理会母亲的感伤,却又刷新了对父亲的鄙视。“真的?你嫁进来到现在都没买过?”“真的啊。”“真的假的呀,你嫁进来的年数比我岁数还大呢。”“当然是真的呀。”“哼,真迟钝。”母亲以无语表示同意。战时的夜晚很安静,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地传到了迟钝之人的耳中。亮作一直想考资格考试,当中学教师。刚当上小学教师那会儿,亮作马上就开始准备考试了。他那微薄的工资大多都花在了这方面。亮作开始打算考历史和地理,之后也考过日语和汉语,然而考多少次都考不过。信子也是因为相信亮作这辈子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教师,才跟亮作结婚的。信子觉得,何止是中学教师,亮作再往上考都能考过,没准会成为教授、学者呢。媒人帮腔是一方面,但信子在看到亮作那被书山堆满的书房时,不知怎么就相信了。直到他三十岁左右那会儿,人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学识渊博,绝非一生只配当个小学教师的平庸之辈。当时人们都在仰视他。等到他四十岁左右,就完全反过来了。同样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没有一处明显的变化,舆论居然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令人难以相信。世人从前对待他曾如此宽容,然而之后又是如此冰冷。没有人可怜他。只剩下鄙视和嘲骂。学务委员打着全体监护人的旗号向校长告状,说他为了考那根本考不上的考试而蔑视自己当前的工作。校长没有为他辩解。“哎呀,这人真愁人。就算我想把他安排到别处也没有哪个校长收留他,他们说还不如找个代课老师呢。”“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都把宝贝孩子交给你了呀。”“我这就想办法,我也会直接教训他的。请忍一忍。”每次他都会被叫到校长室,被逼着给学务委员和有权有势的家长挨个赔罪。而他的月薪不管过多久,基本都是刚入职时候的水平。他被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人超了过去,每逢新学期,接下他那届学生的年轻老师都会大骂他这一年来根本没在教书育人。信子告诉克子,要是没有姨姥姥的援助,自己早就带着她一起自杀了。信子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克子的姨姥姥,嫁了个富豪,一辈子过得很任性。但丈夫死了,也没有继承人,因此这任性的老人家就选了克子当她的第一号养女。信子只有这一个孩子,却没有理由来反对让克子当别人的养女。像梅村亮作这种家族姓氏,绝了后也是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围绕这一家族姓氏的只有耻辱、贫穷、悲哀和叹息,其中只有满满的诅咒。梅村亮作这满是耻辱的一生当然该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了结。姨姥姥给克子送来学费,克子上了女子大学。跟姨姥姥这边相比,亮作从世人那受到的冷遇都是小意思。姨姥姥对他的感情是憎恶,无视、否定、刺杀了他整个人的人格。克子每逢休假都会跟母亲一起去姨姥姥那里住,然而她们甚至不允许亮作在姨姥姥门前站着。于是克子休假期间,他不得不自己做好饭再去上班。然而只要没有耻辱所带来的痛苦,一个人独住这点不方便也就算不上什么难受了。克子的学费是被禁止用来补充生活费的,包括亮作那份。信子也一直严守着这条禁令,可是战争愈演愈烈,姨姥姥开始给克子送粮食,虽然亮作很少从生活费方面得到好处,但配给的粮食丰富了许多,亮作也就受到了间接的恩惠。母亲和女儿一到晚上就开始收拾逃难的行李。行李当然是要送到姨姥姥那边去。当然亮作的东西是完全排除在这堆行李之外的。就算把她们的东西送走了,厨具和茶几原本也是属于亮作的东西,因此并没有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活。两人并没有劝亮作收拾行李。因为这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所以哪怕亮作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也没什么可惜的。两人的行李一送走,房间看上去就宽敞了许多。受了眼前场景的刺激,亮作也开始考虑逃难了。他想,至少把书保留下来,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么点足迹了。一想到书会被烧掉,就痛苦得好像自己被烧了似的。这二十多年来,亮作用微薄的薪水一点点囤下的藏书已经有两千来册了。“我说信子啊,我能不能只把这些书寄放在姨姥姥家呢?”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唉,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倒想拜托B-29[4]只把你这些书烧个精光呢。你也想想看吧。我为了这些书,这辈子几乎白活了,我都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回了。你居然,唉,居然没有烧掉这些废书的心思。让别人哭得要死,不但一分钱好处没捞到,还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每一本书都盖着‘你是低能’的印记,亏你还能每天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些证明你低能的证据,真是不可思议呀。我不知道你智商是有多低。总之我跟

                      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

                      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半妖乳娘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可怕,可怕,可怕……八月底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哦,那好吧。”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哦,天哪。”她嘟哝。“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年轻的已婚妇女,有一个孩子。突出孩子。(e)已婚妇女,有兼职工作,两个孩子,既要管家又要管丈夫。就这些。几周前,我的眼里根本就看不见老年人。吸引我目光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是那些年轻的、有魅力的、衣着考究的、英俊潇洒的人们。而现在,好像以前那张图上覆盖上一张透明胶片,年老的、体弱的,一下都显现了出来,都在那儿。我差点就对乔伊丝说:“可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老的。”但这是陈词滥调,显而易见,枯燥无味。我都能听到她说:“哦,简娜,我们非要这么乏味、这么毫无城府吗?他们买咱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她总是说,他们买咱们,我们必须让他们想买咱们。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很疲倦,开口就说:“把咱灌满。”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女士,我很乐意把您的车灌满。”福勒太太进厨房去拿饼干的时候,我也跟了进去,看着她拉过一张凳子,站上去打开吊灯。我打量着那些破损的电线,潮湿的墙壁。后来我对她说:“我会让我的电工来一趟,不然你会送了自己的命的。”她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然后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一句她梦想有人会对她说的话,但此刻这对于她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她希望这一个时刻,还有我,能消失。她说:“我一直过得挺好。”怯怯的,似在哀求,带点愠怒。我说:“让你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真不光彩。你的电源,那就是个死亡陷阱。”听到我的话,她扑哧一笑。“死亡陷阱,是吧?”我们哈哈大笑。但是我很心慌,心中有个东西挣扎着要奔,要逃,逃离眼下这个状况。我觉得被困住了。我是被困住了。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承诺。没明说。但那就是个承诺。我回到家,开门的时候,对面的门轻轻打开:彭妮太太,特地等着呢。“打扰一下,”她喊道,“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我只好向你求助啦。”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啦?”“我出去的时候忘了买黄油,那个……”“我去给你拿,”我说着,猛地一下冲进我的屋子,拿了半磅黄油,塞进她手里,说了句:“不用谢。”然后我又冲回自己家,嘭地把门摔上了。我是故意摔门的。她有黄油,我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她有儿有女,如果他们不愿意照看她的话,该她倒霉。又不是我的责任。我心生烦躁,需要甩掉点什么——福勒太太。我把浴缸放满水。我把今天穿的所有衣服收好,准备拿去洗衣店,一根线头都不放过。我能闻到我的皮肤上、头发上净是福勒太太家的馊味。那晚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住在我的浴室里的。或许它就是我家。搬进这里的时候,我照抄了原来那个套房里的浴室设计,不差毫厘。但是起居室和卧室,还有书房,我却没有特意打理。弗雷迪以前开过玩笑,说他的情敌是我的浴室。我的油漆是特别调制的,象牙白,泛着一点粉红。我铺了西班牙瓷砖,十分精致亮丽,珊瑚红,绿松石青,还有赭石黄。浴缸是蓝灰色的。有的时候一间房是完美的——不需加一丝,也不需改一毫。乔伊丝看到我的浴室后,想要拍照登上杂志。我说不行,这简直就像给人拍了裸照。我每天早晨都泡澡,还有每天晚上。我躺在浴缸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浴缸里读书,脑袋和膝盖搁在防水枕头上。我有满满两架子的浴盐和泡沫浴块。那晚我躺在浴缸里,水冷了就添热的,我看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结实白皙。没有肥肉。千万别有!但是结实。现在还没开始松弛下垂。嗯,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那次我对弗雷迪说,好,我现在安排要一个吧,可是没怀上。对这件事,他乐呵呵的,挺不错。我不知道他心底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想要孩子,但是不知道他有多想。我那时是刻意不去弄清楚的,我觉得。我走出浴缸,裹着浴巾,站在门口,看着浴室,想着福勒太太。她从来都没有过热水。一直住在那肮脏的洞窟里,只有冷水,一战开始前就那样了。要是当初我没有回应她就好了,我一整晚都在想如何脱身。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着什么可怕的劫难。因为我知道我要照顾福勒太太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我给电工打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一切。我去上班,消沉,甚至恐惧。当晚电工打来电话说福勒太太冲他尖叫,你想要干什么?他就走了。我说明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他是六点钟到的,她打开门,臭气污秽扑面而来,我看到了他的表情。然后他有些放肆,但是很友好地对她说:“哎呀,你昨晚给了我好一通臭骂,是不?”她缓缓地审视他,然后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让开路,进了她的“起居室”,留我在外面告诉他要做些什么。我本该留下来陪她的,但是我带了活儿回家的,便这么告诉了她。“我没让你惹这个麻烦事。”她说。我挣扎了一番,然后抱了抱她。“哎呀,好啦,脾气别这么坏嘛。”我说,然后就走了。她眼里有泪。而我,我正拼命忍住不作呕,她那馊味。还有其他的味道,一股刺鼻的甜味,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吉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能修的都修了,换了新电线和几个开关,高度是她够得到的,还给她加了盏床头灯。他告诉我要多少钱——我就知道不会便宜的。我说我会给他寄支票。沉默。他想要现金:考虑到我可能还会请他去给福勒太太做事——这个想法很吓人,好像我承认自己将永远肩负什么可怕的负担——我说:“要是你现在过来一趟我就给你现金。”“没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后他到了。他接过钱,站着等了会儿,然后说:“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她不应该那样过。”我说:“她不想进养老院。她喜欢现在这样。”吉姆是个好孩子,不笨。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就像我一样。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不知道还有人是那样过日子的。”我,世故、阅历丰富的长者,说:“那你知道得太少了。”他还是逗留着,困扰,羞愧,但固执,“那么老的人有什么用?”他说,然后,飞快地加上,“哎呀,我们有一天也要老的。那就再见啦!”以抵消他刚才所说的,抵消他所想的。然后就走了。出于周到的考虑,他说了我们会老,不是我会老: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就是老的,已经老了。然后我坐下来,开始思考。他说的就是人们都会说的:他们怎么不去养老院?把他们放到一边去,别碍手碍脚的,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不用总记挂他们!他们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以前这么想,这些人干吗还活着?然后,那一刻,我开始想,我们如何估量自己的价值?工作?电工吉姆没问题,电工绝对是第一类的人物——如果你能叫得动他们的话。那妇女杂志的副主编呢?没有孩子的副主编?乔伊丝呢?主编,有一个女儿,不和她说话。她说她都懒得鄙视乔伊丝,因为什么理由我忘了。还有一个儿子,难相处。我真烦透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矫情,唯我独尊,这些青少年。乔姬姐姐呢?嗯,她挺好的,有孩子,有丈夫,参加慈善工作。但是十五年后的乔姬姐姐会怎么样?统计数据表明,她那时将是个寡妇,子女不在身边,住公寓,对谁都没用。那时人们又如何评价她呢?我的弗雷迪(如果他还活着)呢?绝对是个圣人,能容忍被宠坏了的、长不大的妻子。但是十五年后呢?我能看见一个老头,瘦削、幽灵似的、灰头土脸,或者肥胖、皮肉松弛、头发灰白,拎着买来的东西从这条街晃到那条街,或者站在街角,一脸茫然。我们应该根据人们拥有的美好想法来评判他们?如果我现在的想法不美好,十五年、二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呢?莫迪·福勒有什么用?按人家教我的衡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毫无用处。彭妮太太呢?招儿女、全楼的人,特别是我的厌烦——我根本没法搭理她这种人。蠢女人,那种“当初我是在印度待过的”装腔作势的口音,偷偷酗酒,故作“文雅”,不诚实。是啊,彭妮太太怎么说?她若死了,世上也没一个人会为她掉一滴眼泪。我付钱把吉姆打发走以后,又泡了那种长澡。这样泡过以后,好像以前的我就漂走了,淹没了,从松针香油泡沫、爽肤沐浴液、海风离子水里浮出的是一个崭新的我。那晚上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为了福勒太太的幸福生活伸了一回援手,她不会指望有人会帮她这么大的忙。这也就足够了。我以后根本不会靠近她了。因为如此左右为难,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难受极了。我回想了我是怎么长大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很有趣,你可以说我们家很讲道德。宗教呢,是温和的那种。但是家里绝对洋溢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气氛: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是好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没人教过我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没人教会我什么是战争,但这是家庭之外的事。没人教我饮食要节制,我得自己教自己。也没人教过我早上该怎样才能起床,我工作后,在我需要做的事当中这是最困难的。我也从来不知道,在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何对自己说不。我们想要什么,父母从来不会拒绝,只要这东西存在。战争!是不是因为战争,因为物资如此匮乏,所以孩子们想要什么父母就会给什么?但是有一点我是要感谢妈妈的,只有一点。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对她说:“这个要谢谢你。至少你教会了我,如果我答应了什么,就一定得遵守诺言。如果我说我会做什么,就一定得做到。这不是什么多了不得的人生发展基础,但也算是点什么了。”谢谢你。于是下班后我去了福勒太太那儿。一整天我都在想我那美妙的浴室,沐浴,我对这一切的依赖。我在想,我一个月里花在热水上的钱就足够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了。但是当我带着六瓶甜黑啤、几只玻璃杯去找她,站在门边喊:“嗨,我来啦,让我进去吧,看我带来了什么!”然后穿过那糟糕的走廊时,她却站在一边,脸皱成一团,充满怨恨。因为她的新电路和新享受,她想要惩罚我,但我才不会给她机会呢。我大步走来走去,粗手粗脚,发出砰砰的声音,把甜黑啤倒出来,给她看玻璃杯。等到我坐下来的时候,她也坐了下来,欢快,面带微笑。“你看到我的新靴子了没?”我问她,把脚伸出来。她弯下腰仔细打量,嘴笑得直打战,狡黠得很。“啊,”她声音低低的,几乎是在说悄悄话,“我真喜欢你的打扮,我觉得它们真好看。”于是那晚就是这么过的,我把身上穿的一样一样地展示给她看。我脱掉我的毛衣,站住不动,这样她就可以绕着我转,呵呵地笑。我那天穿着我的新背心式胸衣,中国绉纱。我撩起裙子,给她看里面的蕾丝。我脱掉靴子,好让她拿在手里。她哈哈笑着,十分尽兴。她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衣服。她有一条特别喜欢的裙子,灰色的府绸,上面有粉色的花。她去看姑妈的时候就穿它。这原来是她父亲情妇的裙子,对她来说也太大了点,但她还是收了下来。“我可怜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东西那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后来,我就只能捡人家不要的了。但是这件衣服实在漂亮,实在漂亮,我喜欢自己穿上它的样子。”我们聊了五十、六十、七十年前的裙子、衬裤、衬裙、背心式胸衣、凉拖、披肩、紧身衣。福勒太太都九十多岁了。她讲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她父亲的那个女人的事情,她自己拥有一家酒吧。福勒太太的母亲去世后……“她是被毒死的,亲爱的!她给她下了毒——嗯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脸上都写着呢,但就是她毒死了她,还差点毒死了我。她搬到我们家来。就是圣约翰森林的那栋房子。我就是家里的用人,从早累到晚,他们就寝前,我还要给他们送里面掺了威士忌和奶油的麦片粥。她会坐在壁炉的一头,穿着点缀着羽毛的时髦红睡衣,我父亲坐在另一头,穿着丝绸浴袍。她会对我说,莫迪,你今晚有劲儿吗?然后她会脱掉那些满是羽毛的东西,扔开,只穿着紧身胸衣站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做那样的紧身衣了。她是个大块头的漂亮女人,十分丰满,我父亲就坐在那里,笑容满面,扯着胡子。我得给她松胸衣系带。苦差事啊!不过比起她出门前梳妆打扮时,把她又是拉又是塞地弄到那胸衣里头去,还是轻松多了。而他们从不会问我,莫迪,你自己不想来一勺粥吗?不,他们自己吃得喝得和国王一样好,他们什么都不缺。她要是想吃螃蟹或者鳎鱼或者龙虾,他就会派人去买。但从来不会问,莫迪,你要点吗?但是她越来越胖,结果便是:你想要我那件旧的蓝色丝绸裙吗?我当然想要!她的一条裙子够我做一条连衣裙和一件衬衫,有的时候还够再做一条围巾。不过我从来不喜欢穿她的衣服,不是真心喜欢。我觉得那都是从我可怜的母亲那儿偷来的。”我很迟才回到家。我躺在浴缸里,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那些老式服装做一篇专题。我和乔伊丝提了这事,她看上去很感兴趣。她好奇地看着我。她不想问问题,因为那会儿我的某种神情在警告她住口。不过后来我向她描述一件粉色丝绸便宴服,那衣服是一战前一位酒吧女老板的——这位女士,据福勒太太说,毒杀了她情人的妻子,还试图毒杀她情人的女儿——还有那件点缀着黑色鸵鸟羽毛的紫红色绸缎晨衣,这时她还是说了一句,“这些老式服饰,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噢,我还有个秘密的生活。”我对她说。“看起来的确是。”她轻描淡写,心不在焉地应道,我已经渐渐开始熟悉这种口气。昨晚我又去了莫迪那儿。我问她:“我能叫你莫迪吗?”但是她不喜欢这样,她讨厌乱套近乎,不讲礼数。于是我就不提这事了。我走的时候说:“那至少叫我简娜吧,拜托了。”所以现在她叫我简娜,但别人得称她福勒太太,以示尊重。我请她给我描述所有那些老式衣物,好登在杂志上。我说我们会为这些专业知识给她付酬的。但这是个错误,她十分震惊,很受伤,叫道:“哦,不,你怎么能……我喜欢回忆旧时光。”于是这事我也不提了。我想把事情办得合乎规矩,到头来却犯了多少的错啊。我遇事做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错得离谱,比方说为我的浴室感到羞愧,还有我们的杂志。昨晚,我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向她描述我的浴室,再小的细节也没放过,而她坐在那儿,笑容满面,满心欢喜,不时提问。她不嫉妒。不。但有的时候她脸上一副阴郁愤懑的表情,没有明说,但我知道过会儿她会有话说给我听的。她说起更多关于圣约翰森林那栋房子的事情。我都能看见!结实的深色家具,舒适的设施,上好的食物,还有饮料。她父亲有一栋小房子,正好位于“他们”要让帕丁顿铁路穿过的那块地上,或是别的什么这一类的事。于是他从中大发了一笔。她父亲以前在贝尔街角有一家小店,卖五金,还免费给穷人煤和面包,天冷的时候店里会有一大锅为穷人准备的汤。“我以前特别喜欢站在那里,满心为他感到骄傲,接济那些穷人们……”然后就是好运降临,转瞬间,大房子、温暖舒适,然后父亲几乎夜夜不归,父亲喜欢去纨绔子弟聚集的地方,去赴宴,去剧场,去音乐厅,在那里遇到了她。莫迪的妈妈伤透了心,然后被毒死了。莫迪说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说那是最好的童年,连女王本人的都不可能更好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花园里苹果树下的秋千,未修剪的草地上长长的草。“我会坐在秋千上,自己荡,一荡就是几个小时,荡呀,荡呀,嘴里唱着我会唱的所有的歌,然后可怜的妈妈出来叫我,我冲进她怀里,她给我水果蛋糕和牛奶,亲亲我,然后我又跑回秋千那儿。或者她会把我姐姐波莉和我打扮好,我们一起上街。我们有一便士,一人买一块巧克力。我会一小口一小口地舔着吃,心里想着千万不要碰上熟人,不然就得和人分享。但是我姐姐总是把她那块一口吞掉,然后就缠着要吃我的。”“你荡秋千那会儿是几岁,福勒太太?”“哦,我应该是五六岁……”这些根本说不通。贝尔街五金店的后面肯定不会有一个芳草萋萋的花园吧?而当到了圣约翰森林时,她那会儿就过了听着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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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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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半妖乳娘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半妖乳娘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筹划称帝事宜,但已经出兵魏博,朱全忠决定趁势大举讨伐二州,以此巩固诸镇归附之心。九月一日,朱全忠带领大军自白马渡过黄河,六天后大军抵达沧州,驻扎在长芦镇。沧州守将刘守文闭城不战,而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因自己地处战争前沿,惧怕朱全忠再次假道伐虢之计攻占本镇,于是以报答朱全忠清除内患为名,尽心竭力地为朱全忠运送物资,并动用数十万人为汴州军队服务。当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得知沧州被围,立即带领大军自幽州南下增援,但半路上屡次被汴州军队打败。于是他下令境内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都必须自备武器粮食到军队行营报到,军队向南进发后,如果还有一人留在村子里则格杀勿论。刘仁恭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但即使这样才得到几万人。此时汴州军队已经将沧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幽州士兵见汴州军队强盛,龟缩在瓦乔不敢出战。沧州久围被困,城中粮食消耗殆尽,人们或是吃土或是互相蚕食。朱全忠派人劝说沧州守将刘守文赶快投降,结果遭到刘守文的严厉拒绝。刘仁恭见沧州危在旦夕,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对抗朱全忠,因此便厚着脸皮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憎恨其反复无常,不想出兵相救。不过,其子李存勖却认为现在朱全忠已经占领天下的大片土地,目前能够对抗朱全忠的只有幽州的刘仁恭和河东镇,如果不和刘仁恭联合对抗朱全忠,对河东镇十分不利,倘若利用这个机会打败朱全忠,则是河东镇重新振兴之时。李克用听完李存勖的分析后,顿时恍然大悟,立即召集众将宣布出兵援救刘仁恭,并派大将周德威、李嗣源汇合幽州军队攻打汴州军队占据的潞州,迫使昭义节度使丁会举城投降。当时正在指挥攻打沧州的朱全忠听说潞州失守,顿时大惊失色,因为潞州当时是重镇,倘若李克用自此大军南下,直抵怀、孟地区,便可一举攻占洛阳。如果李克用真的大军进攻洛阳,朱全忠即将到手的皇位就将化为泡影,因此朱全忠为了稳妥起见,放弃了对沧州的进攻,急令人马烧营撤兵。攻打沧州无功而返,使朱全忠的威望大减,他唯恐内外离心,想尽快受禅以收人心。天佑四年(907年)正月十日,朱全忠自长芦回到大梁,途经魏博镇时,感到身体不适,于是便准备暂时留在魏博镇养病。不过罗绍威却担心朱全忠趁机吞并魏博镇,于是便向朱全忠进言,说邠、岐、太原地区始终不臣服汴州,朱全忠应该早登大位,以断绝天下人的贪念,并许诺贡献六州军赋以贺登基大礼。朱全忠虽然表面上一口回绝,但内心十分得意,又想早一点回到大梁,于是在身体尚未痊愈时,便从魏博镇起身,于正月二十五日回到大梁。皇帝李柷听说朱全忠已经回来,立即派御史大夫薛贻矩前去慰劳。薛贻矩想要用臣子拜见皇帝礼仪拜见朱全忠,朱全忠表示婉拒,不过薛贻矩却说,朱全忠功德泽被天下,已经是天命所归,皇帝陛下想要效仿舜、禹让位给朱全忠,所以自己不敢再行同僚之礼,说完就拜伏在朱全忠的脚下。朱全忠急忙回避,声称不敢接受。不过薛贻矩却对朱全忠死缠烂打,朱全忠只得接受,而且薛贻矩回到洛阳后,告诉皇帝李柷,说朱全忠有受禅的意思。于是皇帝李柷下诏,表示在二月要将帝位禅让给朱全忠。二月三日,朝臣们秉承朱全忠的旨意,共同奏请皇帝李柷逊位,李柷随即下诏让宰相到元帅府劝进,朱全忠假意推辞不受。三月十三日,薛贻矩作为皇帝李柷的特使,再次出使大梁,表达李柷的逊位之意,当时湖南、岭南等一些地方藩镇也相继上表劝进。二十七日李柷降御礼禅位于朱全忠,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率领百官前往大梁完成禅让仪式。尾声朱全忠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已经为自己修好宫殿,并为宫殿正式命名,正殿叫崇元殿,东殿称玄德殿,内殿称金祥殿,万岁堂改为万岁殿。四月五日,朱全忠端坐在金祥殿,接受百官朝贺,命令官书文告全都去掉大唐年号,十八日举行正式禅位仪式。张文蔚、杨涉等使臣从上源驿手捧册文、传国宝,诸司各备仪卫为前导,文武百官随后而行,来到金祥殿前宣读皇帝李柷的退位诏书。当时百官匍匐在地向朱全忠道贺,而朱全忠则身披衮冕即皇帝位。仪式完成后,朱全忠在玄德殿设宴款待张文蔚等人。宴会开始后,他手举酒杯对众人宣称自己能有今日,全赖诸位朝臣拥戴之功。张文蔚等大唐遗臣面对此情此景,都感到无地自容,只能默默低头不语。只有薛贻矩、苏循以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赞朱全忠功德无量,宣称即位乃是顺应天意之举。次日,朱全忠诏令有司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然后遣使宣谕诸州,同时大赦天下,改元开平,国号“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命名为东都,以洛阳为西都,降李柷为济阴王,囚禁于曹州(今山东菏泽)。朱全忠虽然继承大统,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已经成为囚徒的李柷。在他当上皇帝的次年,他亲手调制一杯毒酒,为李柷送到囚所。随着李柷的一饮而下,大唐帝国彻底灭亡。而在其之后的天下则并不太平,巴蜀王建称帝,钱谬割据吴越,李克用占据河东,高季兴控制荆南等,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又一个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唐朝,公元618年李渊接受杨侑禅让称帝开国,一直到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朱全忠为止,立国二百九十年。昔日大唐的无限繁华就此逝去,留给世人的是不尽的追思和慨叹!参考书目历史文献:〔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中华书局,1994年。〔唐〕长孙无忌等编《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唐〕张说等编《唐六典》,中华书局,1983年。〔唐〕吴兢:《贞观政要》,新华出版社,2006年。〔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唐〕魏征等编《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唐〕王定保撰《唐摭言》,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唐〕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华书局,2006年。〔宋〕范祖禹:《唐鉴》,中华书局,2008年。〔宋〕薛居正等编《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宋〕王谠:《唐语林》,中华书局,2007年。〔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宋〕欧阳修等编《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4年。〔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专著:《唐帝列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白玉林主编《读史观天下?二十五史解读?唐史解读》,华龄出版社,2006年。岑促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陈满麒:《正说唐朝八大疑案》,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黄永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刘后滨:《大唐开国》,中华书局,2007年。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孟宪实:《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欧阳予倩:《唐代舞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钱文忠:《玄奘西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吴宗国主编《中国封建王朝兴衰?隋唐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玄奘:《大唐西域记》,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闫守诚:《唐玄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赵文润,王双环:《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赵文润:《武则天》,西安出版社,2007年。附录唐代历史大事年表566年高祖李渊出生598年太宗李世民出生611年瓦岗军起义617年李渊于晋阳公开起兵反隋618年李渊称帝开唐,灭薛仁皋619年灭刘武周、李轨621年灭窦建德、萧铣、王世充623年灭刘黑闼、杜伏威,统一全国624年一代女皇武则天出生;唐初步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实施办法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同年即帝位,与突厥结渭水之盟627年玄奘赴天竺取经,历时19年,645年回归629年灭东突厥635年灭吐谷浑;高祖李渊去世636年武则天进宫,受封才人640年灭高昌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643年李世民初征高丽644年灭焉耆644年李世民再征高丽,无功而返648年灭龟兹649年太宗李世民去世,高宗李治即位;武则天被迫出家感业寺,次年重新回宫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657年灭西突厥660年平定百济663年白江口之战,中日历史上的首次战争664年武则天垂帘听政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同年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睿宗李旦即位684年徐敬业起兵造反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降李旦为皇嗣705年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李显复位710年韦皇后毒杀李显,立李重茂为帝;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灭韦皇后,睿宗李旦复位713年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灭太平公主,成功继承帝位;姚崇上疏李隆基“十事要说”,是为开元盛世施政基础716年睿宗李旦去世737年玄宗一日杀三子事件,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杀745年杨玉环被册立为贵妃749年张说实行兵制改革,停止实行府兵制,改行募兵制750年怛罗斯之战,大唐战败753年鉴真东渡,成功到达日本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马嵬驿兵变,杨贵妃被赐死,肃宗李亨即位757年平定永王李麟叛乱762年玄宗李隆基去世,肃宗李亨去世,代宗李豫即位763年平定安史之乱,姑息河朔三镇,藩镇之乱由此开始779年代宗李豫去世,德宗李适即位780年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法”783年泾原兵变,李适被迫逃离长安787年与吐蕃结成平凉之盟805年德宗李适去世,顺宗李诵即位,开启永贞革新806年顺宗李诵去世,宪宗李纯即位;二王八司马事件807年平定西川、镇海、宁夏等藩镇813年平定魏博、征讨成德817年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818年平定青淄李师道叛乱820年宦官谋杀宪宗李纯,穆宗李恒即位821年长庆科考案,开启牛李党争序幕824年穆宗李恒去世,敬宗李湛即位826年宦官谋杀敬宗李湛,文宗李昂即位835年甘露之变,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天之内被杀官员最多的政变840年文宗李昂去世,武宗李炎即位,北征回鹘845年会昌废佛,佛教史上大劫难846年武宗李炎去世,宣宗李忱即位848年李德裕被贬崖州,牛李党争结束859年宣宗李忱去世,懿宗李漼即位;裘甫同年起义860年南诏攻陷交趾868年桂林兵变导致庞勋起义873年懿宗李漼去世,僖宗李儇即位87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僖宗李儇被迫出逃蜀中884年黄巢起义失败,战败身死888年僖宗李儇去世,昭宗李晔即位905年白马驿之祸,朱全忠大肆屠杀唐臣907年朱全忠杀死李晔,立李柷为傀儡皇帝,并接受李柷禅让,称帝建立后梁908年朱全忠毒杀李柷,唐亡后记历时六年,《唐朝那些事儿》终于迎来了大结局,六年前在本文的开头,我曾经说过将近三百年的唐朝历史,希望大家鼓励我将它写完,既然已经开写,就要坚持下去,我相信自己有这个毅力。如今六年过去了,我兑现了当初的诺言,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和大力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所以我并不孤单。或许有人会问,写完三百年的唐朝历史,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的回答是:很有成就感,但仅此而已。六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我每天都在坚持写,既是为了给别人看,更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知道人总是要实实在在干些事儿的,更何况自己还是个年轻人。年轻就有资本,但更应该有梦想。看惯了每个王朝的沧桑巨变,看尽了历史人物的兴衰荣辱,我只想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唯一不变和有价值的是你内心真实的自己。历史的进程虽然有人的作用力,但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而设置。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武则天的千锤百炼,李隆基的励精图治,他们呈现给世人的是无比的强大。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杜甫的落寞孤寂,李晔的彷徨无助,更让世人明白,这个世界不仅有光明,还有黑暗。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只能选择一条道路,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更何况有时候还是身不由己,所以保持内心的纯净,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强大,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只想说,过去的已经过去,自己虽然很有成就感,但依旧低调做人,依旧认真工作,依旧埋头读书。最后借用一首歌词献给大家,我这些年的感受和要说的大致就在其中:这一路,翻阅了,喜与悲,是与非一双眼,看过许多变迁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这一路,经历了,爱与恨,错与对一句话,很难说得完全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掉一些泪哭完了,再站起来面对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我曾害怕,所以我懂得,难免会沮丧的模样我受过伤,所以更渴望美丽的飞翔你在我身旁,陪我勇敢唱像一个保护着我的家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飞进了坚强真实的翅膀,擦去那泪光,还记得梦想是的,梦想!每个人都不要轻言放弃。七卷本《唐朝那些事儿》全部出齐全新历史写作,流行文化读本全程讲述大唐王朝三百年大历史中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就在他的脑海的记忆中搜寻,看在这两位剧作家写过的剧本中有没有一些独创性的想像,而且是可以用来启发他的,他也想不出什么来。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同的场景,有趣的对话和一些可笑的情形,这让他更加难以集中思想解决这个故事核心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当他们到达计划要住宿一夜的目的地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让爱情见鬼去吧。”他嘟哝着下了马,“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第三十六章这个地方叫卡斯蒂良尼·阿莱蒂诺。这里有一家小旅店,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旅店都不比他离家之后下榻过的其他任何旅店差。在户外赶路和放任他的想像力驰骋之后,他的胃口又回来了,于是进了旅店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晚餐给预订了。然后他洗了脚,这件事是他作为一个注重整洁的人每四五天就要做一次的。擦干脚之后他给执政团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派信使立刻送走了。旅店已经住满了人,但是旅店主人告诉马基雅维里说,他和他太太睡的大床足够大,如果马基雅维里不嫌弃的话,他可以和他们两口子挤一下。马基雅维里看了店主一眼,回答说,只要旅店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上几张羊皮,他就应该能睡得很舒服。接着,他就开始吃他眼前那盘盛得满满的空心粉。“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他重复道。“爱情是暂时的,但是艺术却是永恒的。爱情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工具,引诱我们将一些新的生命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来,这些新生命从降生到死亡,会面对饥渴,疾病,悲伤,嫉妒,仇恨和恶意。这份空心粉煮得不错,超乎我的预期,拌面的调味汁也做得香浓醇厚。还有鸡肝和鸡肫呢。上帝造人不仅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简直就是一个荒谬的灾难。那么上帝造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应该是艺术。卢克莱修,贺拉斯,卡图卢斯,但丁和彼特拉克。如果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磨难,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去从事创作,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我和奥莱莉娅上了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动念头去写一个剧本。所以你能这么看的话,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件好事。我丢了一件小饰物,却换回了一颗足以镶在王冠上的宝石。”一顿美餐和这些思想活动又让马基雅维里恢复了他常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和一位云游神甫玩了一会纸牌,输了一点小钱,但还保持了应有的风度。然后他就在羊皮上躺下,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当他再次上路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看上去这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兴致很高。想到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到家了,真是让人高兴。他希望玛丽埃塔见到他之后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去责备他丢下她不管这些事,晚饭后比亚乔会过来看他,亲爱的老好人比亚乔,而且明天他就会见到皮埃罗·索德里尼和执政团里的其他的绅士们。完了之后他会去见他的朋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多么地好啊!每天可以去官署上班,走过那些他从小就熟悉的街道,而且他几乎记得任何一个在街上能碰到的人的名字,尽管他也许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欢迎回家,大人,”一个人会说。“我说,尼科洛,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另一个人会问。“我猜你大概是腰缠满贯回来的吧?”第三个人会这么问。“什么时候会喜事临门?”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会这么问。回家了。佛罗伦萨。回家了。还有卡罗琳娜夫人,现如今她没什么事可做了,因为包养她的红衣主教实在是太有钱,结果死于非命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很会说话,和她谈话是一种享受。有时你可以通过取悦她的办法从她那里不费一分钱就拿到一些别人愿意付上一大笔钱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托斯卡纳的田园是多么美好啊!再过一个月杏子树就要开花了。他又一次开始思考他那在脑海中酝酿的剧本。构思剧本让他觉得愉快和年轻,也让他有一种空腹喝酒那样的微醺的感觉。他反复地念叨着那些他即将要让提莫提欧神甫在剧本中说的愤世嫉俗的话语。突然之间他勒住了马。仆人们于是一齐赶上去看他是否需要些什么。出乎众人预料,他们看到他正在悄无声息地大笑个不停,身子都剧烈地抖动了起来。他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于是就笑得更加厉害了,接着他一声没吭地用马刺戳了一下马的两侧,于是马匹拼了命地向前冲去,一直到这可怜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运动的马匹慢慢缓过劲来,恢复到它平常稳健和轻松的步伐。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了这个主意这几天他绞尽了脑汁。如今它突然出现了,他甚至说不清楚这个灵感如何而来,为何而来,从何而来。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主意,下流的,奢靡的,而且是喜剧性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大家都知道,轻信的女人们常常购买曼德拉草来帮助受孕,这是一个常见的迷信,关于这个迷信有着不少黄色的小故事。现在,他要劝说巴托罗缪——在剧本中巴托罗缪以尼西亚大人的名字出场——他的太太应该可以通过喝曼德拉草熬成的药汤而受孕,但是让她受孕的第一个男人会在同房之后死去。怎样才能让他相信这个办法呢?很简单。他,卡利马科,将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在巴黎学过医学的医生,然后开出这么一个处方。很明显尼西亚先生肯定是不愿意为了生个儿子而丢了性命的,所以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找个陌生的男人来代替他。这个陌生人,在另外一个伪装之下,将又会是卡利马科本人,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本人。既然他现在有了情节,他脑海中的一些场景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地串了起来。它们像一个谜语的各个组成部分那样各就各位了。这一切就好像剧本是自己在演绎撰写,而马基雅维里不过是个抄写员而已。如果说,当他想到可以利用他不成功的爱情历险来创作一部喜剧时,他曾经为之激动不已,那么现在,当这出喜剧已经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如同一个有着阳台和喷泉,林荫小径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凉亭的花园那样时,他此时的激动则是倍增了。当他们停下来吃饭时,他是如此沉浸于他创作的人物之中,以至于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吃了些什么。等到他们再次上路时,他也完全没有留意他们走了多少路。他们已经接近佛罗伦萨了。这一带的乡村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像佛罗伦萨他出生的那条街一样熟悉和亲切,但是此刻他却完全没有在意。太阳早就过了子午线,在西边的天空落下,即将没入地平线以下了,他也完全没有留心。他沉浸在他那虚幻的世界里,结果让他觉得现实世界也虚无缥缈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了,他是卡利马科,年轻,英俊,富有,无畏,快乐;他那对于卢克莱齐娅的激情像暴风骤雨那样猛烈,相比之下,马基雅维里对于奥莱莉娅的爱情就像一张纸那样苍白无力。后者只是一个影子,而前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马基雅维里意识到了的话,他正在享受着一个人能够体验到的最高快乐,那种从事创造性活动而带来的快乐。“看,大人,”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喊道,一边追上来和他齐头并进,“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抬头望去,在远方,由于白昼渐渐缩短,冬天的天空呈现出灰暗的色调。他看见了圆顶,那个布拉曼特建造的,令人骄傲的圆顶。他停了下来。确实是佛罗伦萨,一个他爱之尤甚于自己生命的城市。当他向瓦伦丁诺公爵提起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话绝不是空洞虚假的,佛罗伦萨,鲜花的城市,那里有独立的钟楼,有圣若望洗礼堂,还有众多的教堂和宫殿,她的花园,她弯弯曲曲的街道,他每天上班要经过的那座古老的桥,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兄弟托托,他的妻子玛丽埃塔,他的朋友们,那是一座他熟悉每一块石头的城市。一座具有伟大历史的城市,他和他祖先诞生的地方。佛罗伦萨,但丁和薄伽丘的城市,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奋战的城市,被人热爱的城市,鲜花的城市。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在他脸颊上滑落。他咬紧了牙齿来控制住袭上身来的抽泣。佛罗伦萨现如今已是毫无力量了,由一群缺乏勇气和腐败的人统治着。她的公民们,曾经一度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去对抗那些威胁他们自由的人,如今却只关心买卖。她之所以还享有自由,是因为法国国王的荫庇,为了这个所谓的荫庇她付出了多得不相称的贡金,此外,她仅有的防御部队是那些毫无忠诚的雇佣军,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如何去抵抗那个疯狂的,胆大妄为的人的攻击?那个疯狂而狂妄的人根本没有把佛罗伦萨放在眼里,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隐藏他对佛罗伦萨的罪恶的企图。佛罗伦萨是命中注定要遭到劫难了。她也许不会沦丧于切萨雷·博尔贾的武力,但如果不丧于他的武力。她也会丧于其他人的武力,也许不会当年或者下一年就沦陷,但是现在正当中年的那群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佛罗伦萨的沦陷。“去他妈的艺术吧。”他说道。“和自由相比,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丧失自由的人们会丧失一切。”“如果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进城,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大人。”安东尼奥说道。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收紧了手里的缰绳,疲惫的马匹又开始向前赶路了。尾声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了。瓦伦丁诺公爵对于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做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也病得奄奄一息。他病得很厉害,病势严重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不是凭着他一向身体很强健,他早就一命呜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确保一个他毋庸惧怕的红衣主教,庇护三世被选为教皇。但是他先前打败和驱逐走的那些领主抓住了这个时机,又重新夺回了他们的领地,而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无能为力。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回到了厄比诺,维泰利收复了卡斯泰洛城堡,吉安·保罗·巴利昂尼夺取了佩鲁贾。只有罗马尼阿还效忠于他。不久庇护三世,那个又老又病的人,逝世了。圭利亚诺·德拉·罗维莱,一个博尔贾的死敌,登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尤利乌斯二世。为了能获得公爵所掌控的那些红衣主教的选票,罗维莱向公爵许诺,一旦成为教皇,会重新任命他为教皇国的总司令,并确认他对所占有的地区的领主地位。切萨雷心想别人的承诺应该比自己许下的承诺更可能得到贯彻。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尤利乌斯是一个报复心很重的人,富于谋略,行事果断和冷酷无情。不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将公爵逮捕了,然后他迫使公爵交出他的手下仍然为他保持着的罗马尼阿,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他又让公爵逃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待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因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命令而再次遭到逮捕,不久就被送到了西班牙。他先是被送到穆尔西亚的一个城堡中,之后,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被送到老卡斯蒂利亚中部的坎波城的一处城堡囚禁。看上去意大利总算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个冒险家,这个人无边的野心搅得意大利不得安宁。但是几个月以后整个国家吃惊地听说他逃了出来。在化装成一个商人,经历了一番艰险的旅行之后,他到达了潘普洛纳。潘普洛纳是他的内弟,纳瓦拉王国国王的首都。这个消息鼓舞了他的追随者,在罗马尼阿的各个城市出现了人们狂欢的景象。意大利的那些小领主们在他们各自的城市里瑟瑟发抖。那瓦拉国王当时正在和他的男爵们做战,他任命切萨雷来统率他的军队。在这四年当中,马基雅维里辛勤地工作着。他担负了好几次出使别国的任务。他被赋予了组建一支民兵部队的重任,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让佛罗伦萨不至于完全依靠雇佣军来保卫自己。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马基雅维里就负责处理第二厅的日常事务。他的消化系统一直都不太好,那些在酷暑严寒、风霜雨雪中骑着马的旅行,沿途客栈极度恶劣的住宿条件,以及不能定时吃饭和低劣的食物质量使得他精疲力竭。在公元一五〇七年的二月,他终于病倒了。他被医生放了血,灌了肠,并且用了他自己最爱的偏方,一剂他自己配制的药丸,在他眼中,这是一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他坚信是他这颗药丸,而不是医生们的治疗最终治好了他的病。但是他的疾病和治疗过程使得他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执政团决定让他休假一个月。他于是去佛罗伦萨城外三英里地方的他在圣·卡西亚诺的农庄,在那里他迅速地恢复了健康。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早,在乡下,树木开始长出新叶,野花遍地盛开,原野上的青草呈现出嫩绿之色,麦穗也长得饱满丰盈,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托斯卡纳的景象所带来的是一种友好亲切的喜悦,这种喜悦诉诸他内心世界,而非诉诸他的感官。这种景象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崇高,没有大海那样伟大,这是一块特别的工地,体体面面的,愉悦典雅的,这块土地供养着那些热爱机智、充满智慧的辩论,漂亮女人和美酒佳肴的人们。她不会让你想起但丁那神圣的音乐,但是会让你联想起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令人轻松的乐曲。三月的某个早晨,马基雅维里天亮就起了床;去了他的小庄园一处他正在砍伐中的林地。他在那里转了转,看了一下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和伐木工人聊了几句,然后走到了一条泉水边,在泉沿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奥维德的书,脸上带着笑意,他开始阅读书中那亲切和生动的情节。诗人在这些词句中描述了自己的爱情,马基雅维里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于是饶有兴致地玩味着那些诗句。“犯了罪孽而忏悔,”他喃喃自语道,“比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孽不知要好多少!”然后他沿着路往下走,走到了旅店那里,和过路的人闲聊。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社会交往的人,如果没有好的伙伴做陪,他也愿意用差的伙伴将就对付一下。当他的饥饿感告诉他现在差不多快是中饭时间了,他就慢悠悠地走回家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道坐下来享用农庄提供的那份简单的午餐。吃完午饭后他又回到旅店。那里有旅店主人,还有屠夫,磨坊主和铁匠。他就坐下来和他们玩上一回扑克牌,游戏是吵闹和争执的,他们会为了一分钱而大动肝火,朝着对方大喊大叫,朝桌那边的对家骂上一两句难听的话,并在对方的面前晃自己的拳头。马基雅维里也和他们一样吼叫和发脾气。夜幕降临了,他又走回自己的房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玛丽埃塔,正准备给他们的两个小孩子吃晚饭。“我想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她说道。“我们在玩纸牌。”“和哪些人?”“还是同样那帮子人,磨坊主,屠夫和巴蒂斯塔。”“一群下流坯。”“他们能帮助我保持我的机智和敏锐不会随着时间而发霉。另外,说到底他们也不比国务大臣们笨多少,并且,总的说来,也不比他们更有流氓习气。”他抱起他的长子,快四岁的伯纳多,放在膝盖上,开始给他喂饭。“别让你的汤凉了,”玛丽埃塔说道。他们在厨房用餐,和他们在一起吃的还有女仆和一个雇来的男用人。当他吃完了汤之后,女仆给他端上了六只插在了烤肉叉上烤熟了的云雀。他很吃惊,也很欢喜,因为晚饭一向只有汤和色拉而已。“这是什么?”“焦万尼捕捉了这些鸟儿,我想你会很高兴在晚餐时享用它们的。”“这全是给我的吗?”“全是。”“你是一个好女人,玛丽埃塔。”“我嫁给你五年了,还不至于不知道要获得你的心必须抓住你的胃。”她淡淡地回答道。“为了这个中肯的见解,亲爱的,你应该得到一只云雀,”他回答道,一边用手指夹起了这些小鸟中的一只,不顾玛丽埃塔的抗议,塞到了她的嘴里。“它们在狂喜中飞向天堂,胸中洋溢着欢乐的歌,但是接着就被一个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所捕获,结果被煮成盘中餐而被人吃掉。所以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他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之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趁肉还热着赶快吃,亲爱的,你可以吃完再说。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不会吧!”“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我能来过周末吗?”“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现在不行。”“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我害怕呢。”“啊,这话至少坦白。”“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你不会理解的,简娜。”“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又有一次:“你在做什么,简娜?”“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这速度够可以的嘛。”“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发生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我和薇拉·罗杰斯。”“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不,我不是。”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是的。”“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

                      对孩子在钱桌前面站成一排。男孩手持拐杖,女孩怀抱娃娃。米斯纳眼睛看着他们,辨别着台上的孩子,却有了时间从容考虑对帕特问题的回答。四个加里家最小的女孩:霍波、查斯特、拉弗利和波尤尔;狄娜·普尔;还有一个是派阿斯·杜波列斯的女儿琳达。随后是男孩子,装模作样地握着拐杖,两步一并地走向收款柜台。皮斯和索拉莱因·朱里的两个孙子:安塞尔和叫作福卢特的那个;乔-托马斯·普尔与他妹妹狄娜配成一对;德鲁和哈里特·波森的儿子詹姆斯;佩恩·桑兹的孩子罗卡斯;蒂莫西·西赖特的两个孙子史蒂芬和迈克尔。戴面具的孩子中有两个显然是比彻姆家的罗约尔和迪斯特里——虽说只有十五六岁,可身高已过六英尺了——剩下的两个米斯纳就说不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表演。通常在圣诞节前两周演出,每年的这时他会回佐治亚探家。今年的行程推迟了,因为全家团聚定在了新年。如果安娜同意,他就带她回去,让家里人看看她,而且照他的设想,也让她见见他们。他已经向主教暗示,他打算换到一个新教区去。当然不着急。不过他拿不准自己在鲁比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他曾经考虑过,什么地方都好,只要那儿有年轻人可教可谈,基督就既是法官又是勇士。白人不仅对基督精神没有专利,反而常常成为障碍。耶稣从白人宗教中获得了自由,而他想让这些少年明了,他们不必去祈求尊重,尊重已然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的只是显示出来。但他在鲁比遇到的阻力使他心力交瘁。他越来越多的学生由于他灌输的信仰而遭到指责。眼下,帕特·贝斯特——他们俩每周四下午共同教授黑人史——正在诋毁他的《圣经》班,她把自我尊重混同于狂妄自大,把作好准备混同于拒不服从。她以为教育只是懂得怎么找到工作就够了吗?她看来和他一样不再信任鲁比这些冥顽不化的人能够把握未来,但她也不鼓励变革。黑人史和旧时成就的一览表对她就足够了,但对这一代却还不足。得有人和他们谈话,倾听他们的心声。否则……“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些年轻人有多精明强干。比谁都清楚……”他的话音在《寂静之夜》的乐声中袅绕着。“你认为我教他们的东西还不够好?”她猜透了他的心思?“当然好极了,只是还不够。世界之大,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他们想了解非洲——”“噢,求你了,牧师。别让伤感在我身上蔓延了。”“如果你把自己从根上砍下,你会枯萎的。”“根忽略了枝,就会变成白蚁的尘渣。”“帕特,”他带着略略吃惊的口气说,“你鄙视非洲。”“我没有。非洲只是对我毫无意义。”“什么又有意义呢,帕特?什么对你有意义呢?”“元素周期表和化合价。”“悲哀,”他说,“悲哀又冷漠。”理查德·米斯纳转过身去了。罗卡斯·桑兹离开了那群神圣家族的人,对着戴面具的人高声而嘶哑地喊道:“还有房间吗?”戴面具的人面面相对,然后背对着请求者,再彼此背对着,之后他们像怒狮般摇着头,吼叫着:“从这儿走开赶你们的路吧!走吧!这儿没你们的地方!”“我们的妻子怀孕啦!”罗卡斯用拐杖指点着。“我们的孩子快要渴死了!”波尤尔·加里举起一个娃娃。戴面具的人摇着头,吼叫着。“跟我这样说可不好,理查德。”“对不起?”“我可既不悲哀又不冷漠。”“我指的是周期表,不是你。把你的忠诚局限于分子,仿佛——”“我不局限于任何事情。我只是不相信对外国的愚蠢奉献——而非洲正是外国,事实上是五十个外国—是这些孩子的一种出路。”“非洲是我们的老家,帕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真的不感兴趣,理查德。你想找些外国黑人来认同,为什么不找南美洲的?要不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那儿有些棕肤婴儿,你可以很高兴地和他们联系。也许,你找的只是没有奴隶制的过去时代?”“为什么不呢?在奴隶制以前有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理应了解其情况。如果我们要摆脱奴隶心理,那就要这样。”“你错了,如果那是你的土地,你根本没法耕种。奴隶制是我们的过去。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一点,当然非洲也不成。”“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帕特。整个地球。分离我们,孤立我们——这始终是他们的武器。孤立杀害了几代人。那是没有前途的。”“你以为他们不喜爱他们的孩子吗?”米斯纳摸着上嘴唇,发出一声长叹。“我认为他们到死都爱孩子。”戴面具的角色连连低头鞠躬,到桌子底下举出一张张的方块软纸板,上面画着食物。“来,拿上这个,离开这儿继续上路吧。”他们把画的食物扔到地上,笑着跳来跳去。神圣家族的人退到后面,像是有蛇被扔到了他们跟前。他们用食指指着,挥着拳头,唱道:“上帝会粉碎你。上帝会粉碎你。”观众也哼着附和:“是的,他会的。是的,他会的。”“成为尘埃!”这是娄恩·杜波列斯的声音。“难道你敢误解他。难道你敢。”“他会把你碾成齑粉。”“说呀,娄恩。”“在他选定的时刻打击你。”戴面具的角色当真抽搐着瘫倒在地,这时那七家人也转身走了。“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把痛苦消除;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无法解释。”他们微弱的声音由观众中一些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唱到最后,许多人在抹眼睛。神圣家族的人像围着篝火似的聚在舞台右侧。女孩们摇晃着娃娃。在远处的马槽里,没有放置他的头部的地方。从侧幕处慢慢走上来一个男孩。他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手提一个皮制的袋子。神圣家族的人在他身后围成半圈。戴大帽子的男孩跪下去,从袋子里掏出瓶子和包裹,一一放在地板上。小小的主耶稣将他可爱的头躺卧下去。关键是什么呢?理查德自问。只管观赏表演吧,别去管帕特了。他想的是讨论,不是争论。起初他温情脉脉地看着孩子们的动作,后来兴趣就越来越大了。他原以为演出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高兴,才安排了四个店主、七个玛利亚和七个约瑟夫。也许这里还另有道理。七个神圣家族?理查德拍了一下帕特的肩头。“谁把这些凑到一块儿的?我想你告诉过我最初是九家。另外那两家呢?为什么只有一个智者了?他为什么把礼物又收回到袋子里了?”“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是吧?”“就请你帮我把这地方弄清楚吧。我知道我是个局外人,但我并不是敌人。”“你当然不是敌人。但在这座镇子里,局外人和敌人是一码事。”令人惊诧的优雅,那声音又是多么甜美。在一阵落下的金色纸星中,神圣家族放下了娃娃和拐杖,站成了一圈。观众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响亮的声音:“我一度迷途,但现在有了归宿。”让理查德离开座位的那种恶心,现在被苦涩取代了。他想,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所有的人都将在人权运动中要求关键性、控制性、确定性的地位。少数人的要求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大多数人则会是欺诈者。那些不会被否定,但不见于报纸和他给学生购买的书里的,是普通人。拉下电闸使警察看不见的工友们,照看婴儿让母亲可以去游行的老奶奶们,一只手拿着干净毛巾、另一只手拿着滑膛枪的边远地区的妇女们,把电池和食物送到秘密会场的小孩子们,让全教堂被追捕的示威者平静等待外援的牧师们,把年轻人破碎的尸体收集在一起的老人们,大张手臂保护老年人不挨难以避开的警棍的青年们,从孩子们的脸上抹去口水和泪水的父母们——他们说:“没关系,亲爱的。别放在心上。你不是,也绝不会是一个黑鬼、一头黑熊、一个黑小丑、一只林中黑兔,也不是白人教他们孩子说的别的东西。你是属于上帝的。”是啊,今后的二三十年,那些人会死去或被人忘记,他们微不足道的故事既没有正式的录音,甚至也没有脚注,虽然他们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的依托。如今,那个人(指马丁·路德·金。)遭到谋杀的七年之后,他要高高兴兴地替代他,拿起短剑。他放牧的一群羊不仅相信它们创建了放牧它们的牧场,而且相信来自别处的草是有毒的。在他们看来,每次都是布克·T.华盛顿(布克·T.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1856-1915),奴隶出身的美国黑人教育家,创立黑人大学,著有自传,主张黑人和平争取权利。)的办法胜过了杜波伊斯(杜波伊斯(DuBois,1868-1963),美国激进派黑人领袖,参与创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问题。他想,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特殊,一个没有政治的居民区是注定要像佐治亚的法特伍德一样爆裂的。瞎眼今得看见。(基督教圣歌歌词。)“是吗?”本来是一句问话,但对帕特倒像是个结论。“他们比你想的要好。”她说。“他们比他们想的要好。”他告诉她,“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满意呢?”“这里是他们的家,也是我的家。家可不是小事情。”“我没说是小事。可是你难道不能想象一下,有一个真正的家是什么感觉吗?我指的不是天堂。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地面上的家。不是你买下和建成的堡垒,把人锁在里面或外面。一个真正的家。不是你去哪里侵略和屠戮而夺得的某个地方。不是你因为有枪便攫获的某个地方。不是你从当地人的手里偷取的某个地方,而是你自己的家,如果你回到那儿,就会经过你的曾曾祖父母,经过他们的曾曾祖父母和他们的他们的曾曾祖父母,经过整个西方历史,经过系统知识的起点,经过金字塔和毒弓。你会到达雨还是新的时代,到达植物忘记它们能唱歌,鸟儿认为自己是鱼之前的时代,到达上帝说‘好!好!’的时代——那儿,就在那儿,你知道你的自己人在那儿诞生、生活和死去。想象一下吧,帕特。那处地方。上帝要是不跟住在我家的我的家人说话,又跟谁说话呢?”“你在布道,牧师。”“不是,我在跟你说话,帕特。我在跟你说话。”孩子们散开圆圈,站成一排鞠躬的时候,响起了最后的掌声。安娜·弗拉德随着观众站起身,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生气勃勃地来到帕特和理查德站的地方,紧紧地盯着他们。两个女人全都专心致志地思索着,她们哪一个能得到富有朝气、年轻、温雅、独身的牧师的青睐。安娜和帕特是那个年龄段目前仅有的单身女性。除非这新来的牧师喜欢更年轻的,他就得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两年前,安娜赢得了——她对此把握十足——他的垂青。也只此而已。此时,她脸上笑开了花地朝理查德走去,希望把那些看到他在圣诞演出时宁愿有帕特而不是她陪伴而胡乱猜测的人的嘴封住。他们的相恋很小心,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触。她给他做晚饭时,他们一定要让牧师的住所灯火通明;他在七点三十分开车或步行送她回家时,要让全鲁比的人都看见。不过,他们没订过约会,也许是舌头过于矜持。但是,她脑子里想的可比表面的举止要多:理查德的眼睛是亮的。最近在她看来却是迟钝的。仿佛他输掉了一场他以生命系之的战斗。她刚走到他跟前,人群就涌出来,挤向了摆着食物的桌子,还边说边笑。“嘿,帕特。你怎么了,理查德?”“刚才有一阵挺恶心的。”他说,“来,咱们站到外边,赶在重新开始之前。”他们和帕特说了再见,就留下她在那儿决定是否要和快活的家长们谈话、关照一下食物桌,还是离开。她刚决定离开,卡特·西赖特踩到了她的脚。“噢,对不起,贝斯特小姐。抱歉。”“没事,卡特,不过请你镇静一点。”“好的,女士。”“别忘了,假期一过,你和我有化妆课呢。一月六号,听见了吗?”“我会到吧,贝斯特小姐。”“你是想说‘一定’吗?‘我一定到’?”“是的,女士,贝斯特小姐。我一定。”在厨房煮开水沏茶的时候,帕特把碗柜的门撞得山响,里面的茶杯哗啦啦地摇晃起来。说到谁的表现更让她心烦,是安娜的还是她自己的,简直难分上下。至少,她能够理解安娜:保有她的赌注。可是她为什么要以自己感觉不到的一种激情保护那些人、事和观念呢?观众从剧中体会到的深沉得令人流泪的喜悦让她厌恶。伴随着她长大的那一切废话,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个可恨的理由。理查德问得对:为什么是七家而不是九家?帕特一生都在看这出戏,尽管除去唱诗班之外,她从来没被选中演什么角色。当时还是索恩在学校教书——甚至在她注意到那数目的奇特之前。是过了些时候之后,她才看到只有八家。到她明白卡托一家的那条线断了之后,还有一家也被抹掉了。谁家呢?仅有两家不属于最初的九家,但到黑文的时间相当早,有了相应的地位:朱里家(虽然他们的孙子哈珀已娶了一个布莱克霍斯血缘的女子为妻—对他太好了)和她父亲的父亲福尔顿·贝斯特。他们未被计算到最初的人家之内,因此只能是——谁家呢?肯定不是弗拉德家,如果安娜嫁给了理查德·米斯纳的话。那不会算数吗?理查德能挽救弗拉德家族吗?或者,由于比莉·狄利亚的关系,该是普尔家吗?不对。那家还有的是男性呢。阿波罗或布鲁德的游手好闲就是明证。但是,如果那是一种威慑因素,摩根家在K.D.娶阿涅特之前就已处于绝后的危险之中了。而如果阿涅特生下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他们的地位就会安稳多少啊。弗利特伍德家也一样。由于杰夫和斯维蒂还没达到标准,阿涅特对双方家庭仍是十分关键的。茶沏好了,帕特俯身在杯子上方,皱着眉专注于解开这道难题。罗杰都站在门槛处了,她竟然也没听到。“你走得太早了,”他说,“我们还唱了些圣歌呢。”“是吗?噢,很好啊。”帕特挤出一丝微笑。“也没吃到一些挺好的蛋糕。”他打了个哈欠,“事后为娄恩收集了好多善款呢。天哪,那可是个疯女人。”罗杰已经累得笑不出声了,只是摇着头,脸上露出笑容,“但是她在这一天真是挺棒的。”他转身要走,说道,“好吧,晚安,宝贝。我明天一早还要出车呢。”“爸爸。”帕特对着他的背影说。“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更改呢?剧里本来是九家的。后来有多年都是八家。如今成了七家了。”“你在说些什么?”“你明白的。”“不。我不明白。”“那出剧。神圣家族怎么会越来越少呢?”“凯特负责那一切。还有内森。我指的是挑选孩子。大概他们凑不成原来的规模吧。”“爸爸。”他应该听出了她口气里的疑惑。“怎么了?”他即使听出来了,也没有流露。“是肤色造成的,是吧?”“什么?”“这镇上选人和分等级的方式。”“噢,不。唉,可能发生过一点小小的冒犯——很久以前了。但没什么严重的。”“没有?你成婚时斯图亚特说的那番话又是怎么回事呢?”“斯图亚特?噢,唉,摩根家的人对自己总是很认真。有时候太过认真了。”帕特吹着杯中的茶。罗杰见她低头不语,就换了一个稍微轻松的话题。“我觉得那戏挺好的,我个人这么看。我们得对内森做点什么,当然。他不够聪明。”说完,他仿佛转念一想,“米斯纳对他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吗?刚才在那儿脸板得可怕。”她没有抬头。“只是……谈谈。”“你们俩没什么事吧?”“爸爸,拜托。”“问问没害处嘛,是吧?”他停下来等着回答,见不会有回应,便走了,嘴里咕哝着炉子的事。其实有的。伤害。帕特从勺子中小心地嘬着茶水。问理查德·米斯纳。问问他,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或者,所有别的人都做了什么。他提问题时,他们不理睬他,而是用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的其他问题纠缠。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确切知道那种感受的。我还不够好,没资格由八岁的儿童代替登台。十五分钟之后,帕特站在了花园里,离狄利亚的墓碑有七十码远。晚上转凉了,但仍未冷到下雪的程度。柠檬香蜂草已经凋零,但薰衣草丛和鼠尾草丛都茂盛而清香。没什么风,所以油桶里的火很容易保存。她把硬纸板档案夹和一页页的纸——装订的和散页的——投入火焰中。她不得不把封皮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用棍子斜撑在火上,以免把火压灭。烟很呛人。她向后退去,采了一束薰衣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c_o_m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江苏
                      吴甡1南直隶
                      黄景昉2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河南
                      陈演四川
                      蒋德璟3福建
                      李建泰山西
                      方岳贡4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河南
                      邱瑜6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1.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奇书网www.qisuwang.com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1福建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不详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不详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福建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浙江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浙江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河南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山东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河南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2.《明史》无传。3.《明史》无传。4.《明史》无传。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仈_○_電_耔_書_ω_ω_ω_.t_Χ_T_八_0._C_ǒ_M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半妖乳娘,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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