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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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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免费网站在线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令后世之人无限景仰。甚至有人评论说:造就秦国帝业者,是秦穆公;灭亡秦国帝业者,是秦始皇。也就是说,造就帝业从来不是靠文韬武略,而是靠一颗仁爱之心。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细胞,也不想讨论秦穆公和秦始皇孰优孰劣这样关公战秦琼的话题。我只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小摊前,看着那些精于算计的小商贩,心里默默地想,当年负粮泛舟的秦国人哪里去了?很不幸被百里奚的乌鸦嘴言中,仅仅过了一年,公元前646年的冬天,秦国也开始闹饥荒。秦穆公派人到晋国,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在秦国人看来,这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买卖,应该没有任何悬念。没想到,晋惠公在秦国使者递上的国书上签了两个字:“不卖!”晋惠公这个人,实在很难用人类的感情来揣测他。大夫庆郑看不下去了,批评晋惠公说:“秦国多次施恩于我国,如果背弃秦国的恩德,恐怕人心离散,那就是不亲;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小便宜,乃是不祥;惹恼邻国,叫做不义。亲、仁、祥、义四德俱失,您拿什么守护国家呀?”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听了,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虢射这句话的意思,当年欠了秦国五座城池还没有给呢(皮),现在就算卖给秦国人粮食(毛),不过等于不给皮而光给毛,一样于事无补嘛。按照虢射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补救,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伤害下去。晋惠公有这样神志不清的舅舅,多少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没心没肺——原来是遗传使然。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便立刻闭嘴。但是庆郑这个书呆子不死心,反驳虢射说:“如此背信弃义,以后我们有患难时还有谁会来援助我们?没有信义,灾难就会找上门来;没有援助,就只有灭亡。世事就是如此啊。”虢射冷冷地说:“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帮助了敌人,还不如不给。”这句话说明,刻薄的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一样刻薄,和他一样不容易受到感动。庆郑说:“以怨报德,幸灾乐祸,人民都要唾弃,眼前就有人会仇视你,哪里用得着敌人来怨恨你!”庆郑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晋惠公听不进,最终没有答应把粮食卖给秦国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晋惠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终于惹恼了秦穆公,确切地说,惹恼了全体秦国人民。公元前645年,秦国大军自雍城出发,讨伐晋国。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秦国弱于晋国。但是,再弱的国家也有尊严,不容别人用对待三岁小孩的手段反复欺骗。秦军将士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背信弃义的晋国人。出发之前,秦穆公命卜徒父为这次出征算卦,得了个“吉”字。消息传开,秦军的士气进一步飙升,求战的情绪弥漫了整支部队。面对秦国的入侵,晋惠公也尽起上、下二军前来迎战,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两军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一场大战即将开幕。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晋惠公的戎车突然散了架,原本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准备擂鼓进攻的晋惠公连同他的驾驶员、护卫都跌到了地上,被摔得狼狈不堪。晋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动向后撤退,避开秦军的锋芒。秦穆公也觉得很是奇怪,问卜徒父是怎么回事。卜徒父从容自若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根据算卦的结果,我军将大败晋军三次,然后俘获晋侯。”秦军于是继续推进,果然又打了三次胜仗,抵达晋国的韩地。韩,又被称为韩原,是离绛都不远的一个地方,晋国军队在此集结,准备与秦军进行决战。晋惠公现在有点紧张了,他问庆郑:“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庆郑摊开双手,“那是您要他们深入的啊,能怎么办?”晋惠公大为恼怒。其实与秦军开战之前,他也组织了一次占卜活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占卜可谓是细之又细,连晋惠公的戎车该派谁担任护卫这样的事都占到了,结果是让庆郑来担任戎车护卫最吉利。晋惠公皱着眉头,一甩手说:“我才不要这个放肆的家伙担任我的护卫。”于是命步扬驾车,家仆徒为护卫,并且用郑国赠送的“小驷”(马名)拉车。庆郑对此也不生气,反而劝告晋惠公说:“自古以来,但凡有战争,一定要用本地的马匹驾车,因为这些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又能够领会主人的意思,服从指挥,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您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搞不好因害怕而生变故。万一这些马步伐混乱,不听从指挥,恐怕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无法周旋,后悔都来不及。”庆郑这个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可也确实有点啰唆。晋惠公本来就讨厌他,现在就更不耐烦了:“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得着么?”这一年的九月,晋惠公率领的晋国大军终于与秦军在韩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开战之前,晋惠公命令韩简去侦察秦军。韩简回报说:“秦军人数少于我军,然而士气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啊?”韩简心里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于是干脆地回答:“您出逃梁国,受到了秦国的】照顾;回到】晋国,也是】因为秦国】的帮助;遇到饥荒,吃的又是秦国的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您,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所以前来讨伐。现在双方交战,我军将士也觉得理亏,士气低落;而秦军正处于亢奋状态,斗志昂扬,恐怕还不止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反而一拍拳头说:“士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根本没有把韩简的话听进去,也不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认为是秦国人侮辱了晋国,用这么一句话来给自己打气。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会有任何内疚感;而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管好坏,不管有没有理由,他都能抓到辫子去数落一通。晋惠公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晋惠公派韩简给秦穆公送去一封战书,战书上厚颜无耻地说:“夷吾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能团结晋国的人民,不使其离散罢了。您若是再不回秦国去,恐怕就回不去了。”秦穆公在战书上回道:“您没有回到晋国的时候,我倒是担心您回不去;回去之后未列入诸侯,我还是替您担心,怕您得不到承认;现在既然已经列好阵了,我哪敢不遵命与您一战啊?”韩简从秦军大营出来,自言自语说:“这一战,我看来是有幸成为俘虏了。”九月十三日清晨,秦军的战车拉开进攻的序幕。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兵力,秦穆公和晋惠公两位国君也亲自操戈上阵。韩原之上,车辚辚、马萧萧、杀声震天、泥浆飞溅、血肉横飞,双方部队犬牙交错,一时间分不出胜负。在这种场合,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对双方的将士来说,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是敌军,哪一方都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将敌人一举击溃。混战之中,两国国君的戎车逐渐成为双方攻击和保卫的重点。秦国士兵远远地看到晋惠公戎车上的旗帜飘扬,也不需要谁指挥,自发地向那个目标逼近。与此同时,晋国的士兵也在企图包围秦穆公的戎车。毫无疑问,谁先杀死或俘虏对方的国君,谁就取得了胜利。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天平似乎开始朝着晋惠公这方倾斜。自认为将成为战俘的韩简发挥了潜能,他以梁由靡为战车驾驶员、虢射为护卫,指挥着一支晋军的精锐部队不断突入秦军的防御圈,有好几次几乎冲到秦穆公的戎车跟前。韩简的进攻给秦军带来巨大的震撼,附近的晋军也看出了名堂,很快形成了对秦穆公的包围圈。与此同时,晋惠公也遇到了麻烦,他的戎车马匹“小驷”受不了刀光剑影的惊吓,将戎车拉到一片泥泞之中,不肯再前进。失去机动力的晋惠公自然成为秦军攻击的固定靶标,越来越多的秦军士兵在向他靠拢。这当儿,庆郑一手持着战旗,一手握着长戈,站在自己的战车上,优哉游哉地从秦军身后经过。秦军把注意力都放在晋惠公身上了,即使看到了庆郑,也当作没看见,一个劲儿朝着晋惠公身边涌去。“庆郑,庆郑!”晋惠公大声叫道,“快来救我!”听到晋惠公的呼叫,庆郑回头看了一眼,说:“您不听劝谏,宁可违背天命也不肯让我当您的护卫,不就是固执地想求败吗?现在求败得败了,还跑什么呐?”说完扬长而去。庆郑说完这番风凉话,又有点后悔,远远地正好看见韩简,连忙叫道:“不要恋战啦,主公有难,快随我去救主公!”韩简他们眼看就要得手了,庆郑这声呼唤使得战争的天平一下子倾斜到秦国一方。韩简放弃了进攻秦穆公,带着手下急急忙忙赶去救晋惠公。秦穆公因此躲过一劫。等庆郑带着韩简等人赶到晋惠公那里,晋惠公已经被秦将公孙枝俘虏了。韩简十分后悔,如果不来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好歹也有个交换。韩原之战的结果:秦军完胜。在《史记》的记载中,韩原之战还有一段花絮。当韩简等人把秦穆公包围起来的时候,秦穆公一度十分危险,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三百余名壮汉,冲着晋军士兵一阵乱砍,替秦穆公解了围。事后一问,这些人原来是秦国歧下的山野之人。某一年秦穆公到歧下打猎,被人偷走数匹良马,官吏前去侦查,发现原来是山里人给偷了,正围着篝火烤马肉吃呢。按照律法,偷盗国君的马匹乃是死罪,官吏向秦穆公汇报之后,建议调动军队剿灭这批山民。秦穆公说:“君子不因畜牲而加害于人。我听说,吃好马的肉而不喝酒,对人体有害。”于是干脆派人送了一批好酒过去给山民喝,赦免了他们的盗马之罪。后来,这些人听说秦国和晋国要打仗,偷偷地跟在秦军后面,一直跟到晋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载,说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以示对人的尊重。秦穆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先考虑人而不考虑马,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重要原因。韩原之战虽然失败,晋国的大夫们却表现了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解开发髻,蓬头垢面地跟在秦军后面,以示不抛弃自己的主公。这样的场景,在后世的历史中,恐怕很难见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玩弄权谋时让人不寒而栗,表现忠义时又傻得可爱。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过分担心了,我将你们主公带回秦国,只不过是应验了当年狐突大夫之梦罢了,不会做得太过分的。”狐突大夫之梦,当然是指那年狐突受命祭祀申生,申生的鬼魂告诉他将在韩地打败晋惠公之事了。晋国众大夫听秦穆公这么说,都跪在地上,三拜磕头,说:“君侯您顶天立地,所说的话有天地为证,我等晋国群臣在下风听着。”处于下风而听人说话,自然倍感真切。这是一语双关,既表明晋国愿赌服输、甘认失败的态度;又希望秦穆公言而有信,不要食言。古人遣词造句,真是言简意深。晋惠公于公元前651年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又于公元前645年在秦国军队的监护之下再次渡过黄河离开晋国,前往秦国的首都雍城。对于他来说,三十年河东太久,区区六年便已经足够。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战报,既喜又忧。喜的是秦军大获全胜,忧的是晋惠公这个弟弟被秦军俘虏,命运未卜。她命人在宫中的高台上堆满了柴禾,带着两双儿女——大子嵤(róng)、公子弘和简、璧两位公主登上高台,准备引火自焚,并且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于这世上,使得秦、晋两国不能友好相处,反而兵戎相见。如果晋侯早上被带到雍城,我将带着儿女晚上死;如果晋侯晚上被带到雍城,我们将早上死。请您看着办。”秦穆公夫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反对将晋惠公带到雍城,完全是为了晋国的面子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被俘至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堪称国耻。秦穆公夫人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是念念不忘,怀着深厚的感情,虽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受耻辱。老婆这么一闹,秦穆公这个好男人心里便没了主意,只好先将晋惠公囚禁在雍城郊外的灵台。这下秦国的大夫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小子抓回来了,怎么不送到国都来呢?且不说对待这样的人给他面子完全是多余,成千上万秦国将士在晋国拼死杀敌,不也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如果有可能,最好把晋惠公装在笼子里,在雍城的大街上游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向他扔臭鸡蛋烂菜叶。一边是老婆要带着孩子自杀,一边是大夫们群情激愤,秦穆公感到很头疼。他对大夫们说:“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大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惹得夫人自杀,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何况当时晋国的大夫们那样诚挚地恳求我,以天地来要挟,我也答应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如果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又是何苦呢?”公子絷咬着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免得他又回去作乱。”一向宽厚的公孙枝则主张:“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又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反而对秦国不利。”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意见,准备与晋国媾和。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待晋惠公这样的人,给他面子确实是一件非常多余的事。晋惠公被关在秦国的灵台,韩简和郤乞等人主动跟随他,服侍他。有一天他突然说起了家族中的一件旧事:当初晋献公准备将女儿(也就是秦穆公夫嫁到秦国去,也叫人算过一卦,结果是“不吉”,卦辞是:“士宰羊而不见血,女持筐而无物可乘。西邻指责,无所应对。”主管卜筮的人说:“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惠公对韩简说起这件事,若有其事地感叹道:“如果先君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姐姐嫁到秦国来,我也不会有今天。”事到如今,他还是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继续为他的失败找理由。韩简对此很反感,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来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因其失德而有此一败,非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经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而是由人来决定的。”言下之意,您就别怪这个怪那个了,要怪就怪自己吧。一心要救晋惠公的秦穆公夫人如果听到他的这番感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同年十月,晋惠公派郤乞回国,要他命大夫吕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秦国进行和平谈判。吕甥问郤乞:“除了这事,主公有没有其他交代?”郤乞说:“没有了。”吕甥苦笑,对郤乞说:“你从主公身边回来,应该代表主公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主公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不好意思回来,请诸位大臣立大子圉(yǔ)为君罢。”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晋惠公这个人可以说一无是处,然而傻人有傻福,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人帮他抢夺君位,成为俘虏的时候有人给他求情,不通世故人情,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晋国朝野听到郤乞“转达”晋惠公的话,都很感动,禁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句虚假的慰问使得晋国上下从战败受辱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时间,群情振奋。吕甥趁热打铁,进一步煽动说:“主公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却还记挂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大家都说:“我们听你的!”吕甥说:“咱们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大子圉的周围,让诸侯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储君,还有国君,群臣和睦,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这样,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鼓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么样?”大家都说:“好

                      ,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黄色免费网站在线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个命令,令他快速率军去救援赵州,在那里配合西军里的老上级王渊一起防守金军。这是他走上命运之轨前夕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金军当时击破了宋朝仅次于北方三镇的重镇真定府,赵州是真定以南的另一处要塞,军方的命令是要他尽一切可能坚守,能守多久是多久。韩世忠明白,这是用他和他部下的生命,去换宋朝上层的喘息之机。这在当时逃跑成风的现状下,根本不必理会。韩世忠按命令干了,他先是率部守城,一直守到了粮尽援绝的地步。这时有人劝他趁早突围,趁着战力未失,或许能冲出去。韩世忠摇头,这样就逃,他不干。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到了午夜时分,他悄悄打开了城门,率领三百名死士冲进了金营。黑暗之中,他上满了发条一样在金营里乱窜,鬼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哪些位置砍死了哪些人,反正金营里乱成一团,等他带着人摸出营逃出去好远了,身后边还是一大片的喝杀声。事后知道,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赵州城外最大的一个金军头领不知被谁砍死了,宋朝官方分析很可能不是韩世忠他们干的,而是金军内部的误伤。不管怎样,韩世忠逃出来了,他没守住城没能杀退金军,但是很勇敢。因为这种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升官成了嘉州的防御使。韩世忠的事告一段落,命运在前方等着他,要等到赵宋一脉仅剩下一根独苗逃出魔爪时,他的机遇才会到来。吴氏兄弟在这段时间里过得比较单调,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打了一架,砍了西夏人一百四十个脑袋,小升了一级官。终于轮到了岳飞,真的很想拨开层层的迷雾,把他这些年发生的事一件件都清晰明白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他的资料是缺失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最爱国最英勇战绩最强的军人,他的生平被自己的民族亲手毁了。他的敌人不仅杀死了他的生命,更毁灭了他的印迹,我能记录的只能是各种资料混杂在一起的一些分析结果。岳飞在公元1121年离开韩家走上社会,去相州的一个市镇里当上了游徼,也就是弓手。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负责社会治安。这是宋朝职役里的最下一级,由第四等户承当。由此可以知道,岳飞之所以能当上弓手,很可能是出于韩家的介绍。他是贫农,按出身他一辈子都是受管制阶级。尽管如此,岳飞仍然很快就主动辞职了,至于原因,从他以后表现出的品性来看,是他厌烦了。城管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再次失业,岳飞一身轻松,也可以说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前面韩家介绍他当弓手,已经还清了他当年击退马贼的情分,当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而他已经想清了。他要投军。当时,燕云战役已经打响,童贯率领重兵进击十六州,导致后方实力空虚,河北真定宣抚刘韐决定向民间征兵。岳飞就在这次招募中走进了军营,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番号叫“敢战士”,也可以被翻译成“敢死队”。截止到这里,资料没有发生歧义,没有谁对岳飞的这一段生活表示怀疑,但下面的就不一样了。按《宋史·岳飞列传》里记载,岳飞从军之后因为战绩出色当上了敢战士的小队长,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回相州剿匪。这批匪徒有实力,有胃口,有根据地,平时躲在山上不下来,下来抢一票就走,搞得正规军抓不着、厢军攻不上去,怎么看都让人头痛。说句实话,按正常思路,像岳飞这样的新兵蛋子,根本拿人家没办法。可他是岳飞,是中兴四大将里最全面最聪明的一个,纵观他的一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何谓天才,无师自通、一通百通、无所不能,没有人教他怎么做,而他什么都能做到!岳飞只带了百十来个人就出发了,严格地说,跟他走在一起的不足几十个,更多的人先一步进入了相州,他们乔装改扮,变成了一个个小商贩。这样一堆商贩走在一起,对匪徒来说纯粹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肥肉。他们很正常地冲下山来,这些商贩很正常地投降,连人带东西被抢运上山。货物成了匪资,人成了新的匪徒。岳飞把剩下的人再次分成两批,一批埋伏在山脚下,一批人跟着他“剿匪”。那天山脚下是这样一个场景,顶多二三十个大兵站在山下挑衅,要土匪们投降……山上的匪徒们忍无可忍,哪怕是为了以后能过得清静点,都得狠狠地胖揍这些不知死活的大兵。于是,匪徒冲了下来,大兵们打不过逃跑,匪徒追,有伏兵,匪徒没服,再打,突然间一切消停,山上投降了,匪首成了俘虏,被山上的商贩们押了下来。完活儿。军队基本上没有伤亡,土匪全体抓到,匪资没有损失,全部充公。考虑到以上是用微小的兵力来完成的,这个战绩堪称完美。这些就是岳飞在这段时间里的官方记录。下面说一下反对意见,提到反对意见,就要说起一位史学前辈,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邓先生认为官方的记录是假的,岳飞的真实经历应该是参加了燕云战役,并且是跟着郭药师冲进幽州城,被辽军从城里狼狈赶出,一路徒步逃窜回营地的宋军一兵。理由是,由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金佗续编》里收集了岳家军中几个幕僚的随军杂记,其中一段记载说,岳飞曾自述到过辽国的燕京(他误称为黄龙府)城下,看到的城墙像小山一样高。于是邓先生推断,岳飞一生能到燕京城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在他充任敢战士小队长时。因为之后,岳飞一生都没能越过卢沟桥。这个推断对吗?似乎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宋史·岳飞列传》里的事迹本身也来源于岳珂为其先祖所整理的各种资料,比如上面的剿匪事迹,就出自《鄂王行实编年》。那么请问邓先生,您不信岳珂说的,却信岳珂另一本书里提到的幕僚笔记里的岳飞某次聊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事儿说不清,别说是几百年前的宋朝,哪怕是现实世界里前一分钟发生的事,当事人对公众说,他做了哪些哪种,也会被质疑。——你用什么证明?无图无真相、有图也会PS、没P……你做那些事一定别有目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哪怕是岳飞死而复生,并且证明了他就是岳飞,由他来说上面两种可能哪个对,仍然要被质疑。这种事儿也发生在我身边,比如这本书的开篇,我白纸黑字地再三强调,当年那个站在窗台上嘘嘘,一头栽下去砸倒铁炉子的东北男孩儿就是我,不还是被人怀疑吗?那真的是我!我、铁炉,它倒了。这种事说到底就在于心态,一个怎样对待英雄、传颂英雄的民族心态。举两个例子,第一,西方世界里九杰之一的亚瑟王,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查理曼大帝、第一次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王哥弗雷、约书亚、大卫王、麦克比阿斯等人齐名。很牛吧,可用什么来证明他的存在呢?第二,英国故都温彻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悬挂了六百多年的一张大圆桌面,传说那是著名的圆桌骑士们用过的。经现代科技精密测试,它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作品,最早不超过十四世纪,而亚瑟王和他的武士们应该存在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史才从六世纪开始。这说明什么呢,英国人、整个西方都在造假嘛。可圆桌面仍然挂在皇宫的墙上,亚瑟王仍然顶着“过去和未来之王”的名义照耀着基督教世界。人家相信。看东方,就不用人类发源地韩国了,以日本为例,他们有一位支撑他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始祖——源义经。这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武圣关羽。几千年以来(见鬼,日本人的历史硬生生地拔到了几千年),源义经被不断地传颂,他从一个狠毒的不择手段的脸色苍白相貌丑陋矮小到一米五左右的人,变成了电视机里身高超过一米八英俊到万人迷有情有义终生追求理想连死的时候都有白光在夜空下飞升的神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可耻吗?如果是的话,在圣像面前放肆的小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起码一个是歌颂英雄,另一个是丑化英雄,追究到心灵深处,后一种更加的不堪。因为忌妒,因为不知所谓的嘲弄。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一定是出问题了。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神灵般的存在?没有这种存在,你们就显得和神灵一样的高大了吗?何况哪怕再挑剔,把他所有有可能歧义的功绩都去掉,他仍然那么的了不起。好了,关于岳飞的种种,让后面具体的事例来说话。现在最后一位未来大人物登场,张浚。作为未来帝国军方一把手,张浚的现状很耐人寻味。他中了进士,当上了官,是京城里的太常簿。这只是负责国家礼乐制度的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官,算是行政单位,但没实权,是典型的文官熬资格的地方。查《宋史·张浚列传》,他在这段时间里啥也没干,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会发现,他是很活跃的,就在东京保卫战打到最危急的时刻里,他都在上蹿下跳。当时,姚平仲偷营失败,全城人心惶惶,张浚觉得自己必须说话了,他看到了问题的最关键点!他说,责任都在李纲身上,他太专权了,应该引咎辞职。专权……这两个字是赵构、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等等所有南宋上层人物在以后十几年里和张浚共事后,得出的共同心声。这时是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这一刻,这是终点,也是起点,是屈辱的极致,也是新生的开始。那么多的人,都浮沉在时代的旋涡里……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前言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一幕幕在混乱中转型,在转型中更加混乱的历史活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兴衰的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于是我萌发了编写这本《清朝那些新鲜事儿》的想法。它力图通过对清朝三百年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顾反思,探寻一下中华民族兴与衰的因由与契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为此,在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上,我不做学究式的严密论证,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把历史当故事说,把学问当评书讲,使您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增长智慧。愿快乐的学习与您同在。第一章努尔哈赤奠基大清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中国灿如星汉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帝王,西方人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主要原因多半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朝以下的二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二百多年以上的大统一的王朝只有两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达二百九十六年,占秦以来整个中国王朝历史的八分之一。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遗传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这就是努尔哈赤在今天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的关键所在。一、不幸的少年努尔哈赤出身于明朝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生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拉氏刻薄寡恩,待他非常不好。父亲塔克世受继母挑唆,给努尔哈赤的东西极少,不能维持生活。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到莽莽林海里去打猎、挖人参、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计。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件事的起因,需从王杲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押送到北京问斩。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居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引导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于是,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不幸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得到祖父和父亲遇难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找到明朝官员,质问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官员谢过说:“这不是有意的,是误杀罢了!”明军送还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明朝廷又赏给努尔哈赤三十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但努尔哈赤怒气未消,又不敢直接同明朝冲撞,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一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二、十大历史功绩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书,书中记载了美国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两件,多者三四件,有的一件也没有。努尔哈赤活了六十八岁,从二十五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四十四年。有历史学家盘点其历史贡献,有十大件。1.统一女真各部金国被元朝灭亡之后,女真族各部纷争不已,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元、明三百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抚,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当今世界不少民族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因此,努尔哈赤促成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应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2.统一中国东北明朝中期以后势力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到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兴安岭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五百万平方公里,已和明朝的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不仅结束了相互杀戮、黎民涂炭的悲惨局面,而且为以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3.制定满族文字金灭亡后,通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

                      黄色免费网站在线>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唐通陕西总兵
                      董学礼陕西副将
                      白广恩陕西总兵
                      南一魁陕西副将
                      骆养性河北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祖泽溥辽东副将
                      孔希贵奉天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刘芳名宁夏总兵
                      徐起元安徽左都督
                      胡茂桢陕西总兵
                      高第陕西总兵
                      贾汉复山西副将
                      马宁甘肃参将
                      高斗光山东总督(凤阳)
                      王永吉江苏总兵
                      王国宝山西总兵
                      鲁国南顺天副将
                      任珍河南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马得功辽东总兵
                      马勇陕西副将
                      田雄北直隶总兵
                      常进功辽东副将
                      高进库陕西副将
                      刘良佐北直隶总兵
                      刘泽洪北直隶副将
                      许定国河南总兵
                      吴六奇广东总兵
                      王之纲北直隶总兵
                      陈世凯河北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人数
                      左都督9
                      都督2
                      总兵17
                      副将21
                      地方总督9
                      总计58
                      文职人数官品
                      大学士2正五品
                      尚书6正二品
                      侍郎12正三品
                      大理寺卿1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3正四品
                      詹事2正三品
                      翰林学士6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2正六品
                      御史7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5从七品
                      郎中5正五品
                      道丞3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11未入流
                      总计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人数百分比
                      北京1763%
                      省府519%
                      415%
                      县或州1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人数百分比
                      山东1224%
                      北直隶714%
                      南直隶612%
                      河南510%
                      510%
                      山西510%
                      江西36%
                      四川36%
                      浙江24%
                      云南12%
                      辽阳1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68%
                      南方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76%
                      北人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汉八旗满蒙八旗
                      79%21%
                      直隶州84.30%16%
                      88.20%12%
                      94.10%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直隶州
                      顺治时期8%8%
                      康熙时期20.30%18%
                      雍正时期15.70%19%
                      乾隆时期23.70%20%
                      嘉庆时期21.50%17%
                      道光时期23.50%14%
                      咸丰时期20.10%15%
                      同治时期19.30%9%
                      光绪时期20.60%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5%26%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入新年高考临近时,他就因为精神压力加重而减少了自慰的次数。每天一次变成了两天一次,有时甚至连续数日都无心去做。由此看来,自慰或许就是一种依赖性很强的行为,因为通过这种行为能够进行消遣。伸夫听到纯子出发去雪中阿寒湖旅行写生的消息,是在高考迫近的一月底。“听说她要在钏路住一段时间。”这个消息也是宫地怜子告诉伸夫的,但他现在已经无动于衷了。纯子与中年男人恋爱并有志于走画家之路,而自己的目标则是上普通大学,两人的想法与追求全都不同。如今他已既无嫉恨也无懊悔,完全能够坦然面对了。二月初的高考就这样到来,伸夫得以顺利地完成考试。虽然考试结果尚未得知,但毕竟已经尽力而为——眼下他只能这样想、这样确信。他打算再参加一所大学的复试,但因为那要在统考成绩公布之后,所以暂时无心继续用功。接下来这段时间该干什么呢?伸夫面对高考之后突然到来的空白期产生了困惑。此前的日日夜夜全都投入高考复习,而现在别说刻苦用功了,就连学校都不用去了。约朋友聚会,一起去看电影,谈论伙伴们的近况,去各家串门喝酒。高考复习已经告一段落,所有的父母都会对考生的吃喝玩乐采取宽容态度。伸夫听到纯子在雪中阿寒湖畔失踪的消息,就是在这种自由时间突然到来、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天才少女画家在雪中阿寒失联”“不明去向已过半月”“最后看到她时正前往阿寒垰”。伸夫望着报纸上的标题,并不相信那是事实。纯子原本自恋而娇媚,是个小妖精般的女人,一喝酒就会把“我要自杀”挂在嘴边。而且,她一直在搞多角恋爱,哪里是真哪里是假都弄不清楚,就像是在自导自演并自我陶醉。“虽然报道不明去向,不过,她可是说到就到哦!”伸夫故意冷言冷语地提醒宫地怜子。“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你不是也跟她好过一阵儿吗?”“可是,她就是那种女人嘛!”且不说伸夫因为被甩而泄愤并嫉妒其他男人,但他根据短暂亲密时光中所得到的切身感受依然确信这一点。二月底高考成绩张榜公布,伸夫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大家欢呼雀跃,立即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伸夫也打公用电话向父母报喜,随即又想到了纯子。如果纯子在场,她无疑会为自己高兴。如果能做到,真想立刻在这里向她报喜。“我也终于要当大学生喽!我已经是大人了,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喝酒了。我就是单独跟你在一起也不会露怯发抖,还要紧紧地拥抱你,哪怕你不愿意也要剥掉你的衣服占有你!”伸夫真想大声呼喊。然而,纯子并没有出现。在雪中阿寒湖失联之后,听传言说有人在东京见过她,还说她去了巴黎,但都没有确切的证据。由于她一直休学,校方似乎也穷于处置。当融雪季节再次到来时,伸夫常常忽然感到纯子就在身边。那都是在路旁残雪斑驳、已有几分暖意的夜晚,走在楼宇间时隔半年重新露面的铺装路上,还有旧雪融化新雪飘落的黄昏。纯子依然穿着她最喜爱的红大衣,双手插兜露出几分恶作剧似的微笑依偎在身旁——伸夫产生了瞬间的错觉,恍若在跟纯子一同漫步在街道上。但在片刻之后,伸夫便发现那只是幻觉,只是春天的气息悄然袭来而已。积雪切切实实地一天天融化,四月十日大学举行了入学典礼。伸夫有些难为情地穿上学生服、戴上方顶学生帽参加了仪式。纯子的尸体在俯瞰融雪阿寒湖的钏北垰被发现,是在入学典礼的三天之后。现场是面向湖面的斜坡,纯子就扑伏在白桦树下。她依然穿着最喜爱的红大衣和红长靴,周围散落着“光”牌烟盒和安眠药空瓶。可能是由于积雪太深,最先被发现的是红长靴底部,而深埋在雪中的脸庞依然保持着苍白的娇美。“纯子到底还是死了呀!”望着啜泣的宫地怜子,伸夫初次领悟到人真的会死。虽然对纯子的恋情随着断然放弃而逐渐淡漠,但与纯子共度时光的触感却似乎愈加难以磨灭了。十一进入大学,伸夫最先体会到的就是摆脱了各种约束的解放感。现在想来,高中时代有过太多的约束。抽烟喝酒自不必说,就连单独进咖啡馆和电影院都不被允许。因此,白天逛街、夜晚迟归、跟女性聊天都得有所顾忌。但是,从今往后当众抽烟喝酒都不会有人指手画脚,还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咖啡馆和电影院,跟女性挽着手臂走路都不用在意周围的目光了。虽说尚未正式达到成年,但周围的人都会把自己当“大人”对待。其象征就是大学教室里摆放的烟灰碟和食堂里销售的香烟。食堂商店里销售的香烟以“新生”牌和“小憩”牌为主,而且照顾到经济拮据的学生还可以拆开零卖。在生活协会经办的商店里倒是还有“和平”牌和“光”牌香烟,但几乎没有学生去买那种高级商品。伸夫曾在纯子的诱导下抽过几次烟,但因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觉,倒是害怕烟味熏染到头发和衣服上被老师发现,而且觉得头有些昏沉,所以除了跟纯子在一起之外自己并没有抽过。但是,现在已经当了大学生,既无必要顾忌什么人,而且即使脑袋有些昏沉也无所谓。虽然红盒的“光”牌香烟最先映入眼帘,可抽那种烟就像是在模仿纯子。而抽“新生”牌又有些惨不忍睹,于是伸夫决定就买二十支装的“小憩”牌。伸夫拆开崭新的烟盒,一边悠然自得地抽烟一边品味进大学后的解放感。我已经是大学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没有必要再像高中生那样对周围监视的目光提心吊胆了。对于伸夫来说,抽烟也是成为大人的明证。可是,他在抽烟时眼前会忽然浮现出纯子的音容笑貌。不过,与其说是她的脸庞或身影,莫如说只是几个小小的动作。例如纯子在叼上香烟点火时,总是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火柴,嘴唇迅速向前噘起。吸上一口之后,又会像拂去烟丝似的用无名指抹抹下唇的上沿。伸夫常常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在做与纯子同样的动作,因此惊讶不已。伸夫仔细一想发现,不仅是在抽烟的时候,即使是在喝酒和与人见面时也会不自觉地模仿纯子的习惯性动作。例如坐在吧凳上时,纯子总是把双肘支在吧台上做出菱形。在给威士忌酒里加冰块时不用鸡尾酒搅拌器,而只是咔啷咔啷地晃动杯中的冰块。还有在交谈时,纯子常常伏下双眼做出微笑的表情,而这往往也是她感到无聊、希望转换话题的信号。伸夫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动作,并在感到纯子仿佛就在身边的同时,开始对自己依然不能彻底摆脱纯子的影响而产生厌烦情绪。“现在我就是我……”说实在话,在纯子魂断阿寒之前,伸夫特别介意她去钏路见那个名叫谷村的恋人。虽说纯子最终是独自一人在阿寒湖畔的雪中停止了呼吸,但是想到纯子此前曾被别的男人占有,伸夫依然无法真心为之悲伤。虽然他觉得纯子已经彻底离开自己因而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但还是难以抛开一切悼念纯子。“纯子的一切早已完结。”伸夫在心中这样念叨着,提醒自己要从纯子的回忆中解脱出来谋求自立。他这样鼓励自己:都已经是大学生了,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虽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却不等于现在就能做到什么。毕竟要想吃喝玩乐就必须具备自信和经验,或者有个引导自己的伙伴,否则必将一事无成。可是,伸夫周围都是较为正统的同学,喜爱游乐的花花公子几乎都去东京上了私立大学,留在札幌的国立大学的这伙人虽然诚实,但也相当土气。所以,即使跟他们一起喝酒也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勇气上街下馆子。即使难得外出也只是去咖啡馆边听音乐边喝咖啡,此外就是在校园的草地上聊聊天而已。但即便如此,他们偶尔也会逛逛商厦,对电梯小姐和领带专柜里的女店员评头论足一番,谈论一下自己所喜欢的女性类型。或许就是因为已有跟纯子交往的经历,所以伸夫跟伙伴们交谈时会心生优越感,好像自己更加成熟。伸夫虽然尚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性体验,但毕竟有过接吻和拥抱等行为,所以他还算处于领先地位。不过,这却不等于他也有勇气接触现实中的女性。“中冢前辈说过要带你去找女人呢!”有位同学提到一位运动部前辈说的话,伸夫虽然点头说“那倒不错呀”,可实际上并没有主动要去的意思。即使心里“想去看看”,但如果同学说“那就走吧”的话,他却预感到会失败而畏缩不前。五月底,一位同龄女大学生来伸夫家寄宿了。这位女子名叫井手咲子,是由住在函馆市的伸夫的姨母介绍来的。咲子在四月考入札幌市的基督教女子大学,但因为学生宿舍的伙食不好,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所以希望寄宿在伸夫家中。咲子的父亲在函馆市经营水产加工厂,同时担任市议会议员,跟伸夫的姨母已有多年交往。“她虽然是富家小姐,但从不装腔作势,性格也很开朗,是个好姑娘哦!”姨母如此向伸夫的母亲介绍。刚好当时姐姐外出学习西式裁剪不在家住,所以不甘寂寞的母亲立刻欣然应允。“因为对方反复恳求,所以我就同意啦!”母亲提出这件事时语调很谦和,不过伸夫倒也没有什么异议。初次见到咲子,伸夫觉得她长得浑圆如苹果。她的性格确实像母亲所说既开朗又爽快,但身体健壮得有些过头,缺少所谓的女人味。因为伸夫以前一直受到带着倦怠阴影的纯子吸引,所以觉得两者类型截然不同。不过,由于双方都很年轻,所以拥有诸多共同语言。在周日闲得发呆时,咲子就会来建议“听会儿音乐吧”,于是伸夫就去二楼咲子的房间一起听音乐,顺便说说学校的情况,谈谈对最近看过电影的感想。在交谈的过程中,伸夫发现咲子相当早熟。例如,当谈到连伸夫看了也很感动的电影《情妇玛侬》时,咲子叹着气说“能得到男人那样的深爱死也值啦”。她的这种心情并非不可理解,但最令伸夫感到震撼的还是最后一幕:女人被头朝下倒拖着走,秃鹰盘旋在空中,茫茫荒漠令人恐惧。“女人得到那样的爱会满足吗?”“那当然啦!虽说也有很多怨言,可她还是离不开那个男人呀!”为什么离不开呢?都已经落到那般悲惨的境地,怎么还不离开那个男人呢?虽然伸夫感到不可思议,但男女关系好像仅凭常理很难说得清楚。伸夫想到咲子可能对其中奥妙都有所了解,就突然觉得她像一个年长的、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女人。不过,除了这种场合之外,咲子与普通的女大学生并无两样。她上完课后也不会闲逛,回到家里就帮着做家务,有时还会跟母亲促膝长谈,并频频朗声欢笑。仅仅增加了一个女孩,这个先前只有男孩的家就豁然明朗起来。街坊邻居中有人猜测伸夫有朝一日会跟咲子订婚,可伸夫从最初就没有那种心思,觉得她就是个同龄的女大学生,既不高人一头也不低人一等。伸夫虽然常常惊异于咲子的早熟,但并未以好恶之心看待她。即便早上同时出门一起走到公交车站,回家时偶然同乘一辆公交车,他也不会介意周围的目光。既然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故作姿态也就毫无意义了。伸夫在感到燥热时,也会不顾咲子就在面前而满不在乎地光着身子换衣裤。可是,当咲子穿着无袖衫或在短裙下露出浑圆紧绷的大腿时,伸夫却立刻慌了神并赶紧挪开视线。虽说没有好恶之心,但是当年轻女性的肌肤呈现在眼前时,伸夫还是会心里紧张并意识到异性的存在。咲子是否了解伸夫这种心态不得而知,她有时会把罩衫胸前的纽扣多解开一个,有时会把衬裙吊带脱到肩头下边。伸夫一看到这种情景就会呼吸急促,有时还会逃回自己的房间。不可思议的是,或许由于总在近旁看得顺了眼,咲子的脸庞渐渐变得漂亮起来。最初觉得她过于浑圆,而现在也显得相当可爱,她那因近视而皱眉眯眼的神态反倒极富女人味了。最初伸夫觉得她只是个普通朋友而已,但不知从何时起,他总在无意识地追踪咲子的声音和行踪。伸夫特别强烈地感到咲子的存在是在夜晚,他躺在自己房间里一想到咲子在二楼睡觉就会心潮难平。咲子现在已经进被窝了吗?她睡觉时是不是穿着刚才下楼刷牙时那件白底印花的睡衣呢?或者难以入睡正在想什么事儿呢?伸夫脑海中浮现出以前在黄书上读到的“烦闷的女人”“女人的自慰”“占有我吧”等字眼,并叠加上咲子胸部的丰满和大腿的浑圆。如果现在悄悄爬上二楼,或许能触摸到咲子温润的肌肤。父母都已睡下,不必担心会被他们发现,最后只剩咲子是否接受自己了。随着想象的不断深入,伸夫对咲子的欲望也愈加膨胀起来。如果现在猛地闯进去,咲子可能先是露出雪白的胸脯反抗,然后力气渐渐用尽并接受自己。伸夫一边想象淫靡的场面一边把手向下伸去。他慢慢地触摸并用手指抚弄下体,这时咲子变成了自慰的对象,升格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可是,当手指动作越来越剧烈并达到高潮之后,刚才在想象中闪亮的咲子身影却立刻萎缩,随后只有轻微的懊悔和疲倦袭来。咲子自不必说,就连父母都不会想到伸夫自慰时的对象是咲子。当然,如果父母得知此事可能会惊慌失措。不过,因为两人总在一起,所以他们可能早有预料。但是,伸夫一方面沉湎于自慰行为,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是在亵渎咲子,因此心里特别难受。独享快感时别再以咲子为对象了。除她之外,可以想象的女性应该还有很多。伸夫在心中如此劝诫自己,可一到自慰时脑袋里浮现的却还是咲子。比起那些遥不可及的美女,还是身边的大活人更容易亲近和富于魅力。但即便如此,伸夫在白天跟咲子见面时却像彻底忘掉了夜间的事情,依然谈论起音乐和电影的话题。伸夫表面装出快乐的样子,心中却在为自己逐渐变为双重人格感到不安,就像吉基尔博士与海德那样昼夜截然不同的两种面孔。做人可以这样吗?不过,这种扪心自问只是暂时的。当夜晚降临时,伸夫就又变成了性欲的俘虏。九月初的一天,学校没课,伸夫很晚才起床,然后就在家里无聊地晃来晃去。过了不久,母亲也外出购物,家里就只剩他一个人了。午后的秋日十分明亮,家中无人忽然激起伸夫的秘密冲动,他窥视了一下二楼。咲子早上去了学校,二楼房间里寂静无声。伸夫伫立在寂静当中,忽然产生了窥探咲子房间的念头。伸夫像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登上楼梯,然后打开了隔扇门。咲子的房间里被褥已经收拾起来,右墙的衣架上挂着她的藏蓝色套裙。虽然咲子在家时伸夫也曾进来过几次,可在她外出后的现在却气息更加浓烈。伸夫在房间中央伫立片刻,然后来到右侧壁柜前伸手握住了门把。伸夫明明知道偷偷进入别人房间并打开壁柜确实不妥,但伸出去的手却欲罢不能。壁柜里右侧摞着被褥,左侧放着用纸板做的小收藏柜。壁柜中的昏暗使伸夫感到了更加浓烈的女人味。接下来的行动与其说是伸夫自己的,莫如说是潜藏在他体内的恶魔在行动。伸夫拉开抽斗,首先看到了叠好的毛衣和裙子之类,而下面是睡袍等内衣,最下面的抽斗里胡乱塞着待清洗的内裤和胸罩。伸夫顿时屏住了呼吸,随即像拿宝石般捧起最外边的白色内裤。在隔扇门缝漏进的光线中,只见内裤里侧有些发黄,旁边还沾着一根黑黑的阴毛。伸夫望着这些,感到心跳剧烈得使胸膛发痛,随即像刚刚发觉自己的举动般迅速把内裤放回抽斗,然后返回房间沉浸在自慰的快感之中。从第二天开始,伸夫对咲子突然变得态度冷淡了。趁家里没人打开壁柜偷看脏内裤并借此自慰,心中产生的罪恶感使伸夫厌恶自己,并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仅仅跟咲子照个面他就会惶恐不安,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已被咲子看透,甚至不能坦然自若地交谈。不过,咲子当然没有发现伸夫的秘密,依然绽开爽朗的笑容与他攀谈。然而,咲子越是主动搭话伸夫就越是扭头躲避,甚至想赶快逃开。过了几天,咲子似乎觉察到伸夫的异常变化。“你是不是有什么担心的事情?”伸夫默默地摇了摇头。“你不要在意啦!”咲子说了句安慰的话,从那以后除了必要的事情之外也不再多说什么了。这样一来,伸夫反倒于心不忍,就跟咲子说些不痛不痒的事情。这种拉锯式的状态持续一月之后,伸夫跟咲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黄色免费网站在线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老凡,你干嘛?!”林岳紧追上来,当他觉察到我脸上的喜悦时,不由一脸的狐疑,“难不成你看到盒子里有金翅天龙了?!”“嗯,嗯。”一时间被喜悦占据了整个大脑,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靠,忙活了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轻轻松松的当了回有缘人。”林岳撇了撇嘴,沮丧地钻进了车里。兴奋之余,我向林岳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缘由,这家伙跟听新闻似的问长问短八卦了半天,并自告奋勇地要求晚上一起去S家除去那只应蚺。不过,在去之前必须送他回宿舍去补觉,于是只好绕了个圈把他送回了宿舍,顺手把S家的地址抄了给他。回到家里,简要地向晖儿描述了一遍经过,晖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印下了无数个唇印。但当给晖儿看盒子中的金翅天龙时,她却象林岳一样失望不已。“也许真的是有缘人才能看到。”晖儿叹道,“就象你那天看到S身上的奇怪现象一样,不是我没注意,而是根本看不到。”“呵呵,这东西也够邪门的,在我眼里就是活生生的,但你和林岳却看不到。”我感叹道,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几乎颠覆了三十年来所有的知识观念,“不过,不管怎样,S有救了!”……一阵充足的补充性睡眠后,精神恢复得异常迅速。熟睡酣眠的时候,晖儿已经和S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去她家的时间。出发前半小时,我再次用电话赶走了林岳的美梦。半个小时后,一行三人已站在了S的公寓前。“乖乖,在这城市里呆了快十年了,倒还真没注意这片还有这么个建筑。”林岳看着公寓的外表,满身寒颤的说道,“跟个鬼屋似的,挑在这里住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鸟。”“古人有云:‘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所好亦异’。”晖儿在淡淡地说道,“好鸟同志,您先请进吧。”林岳被说的一顿语塞,白眼乱翻,冲我一个劲的摇头:“你这个老婆被你调教的可算是牙尖嘴利,连之乎者也都能用来损人,佩服佩服。”“呵呵,要不要我老婆给你也介绍个?”我幸灾乐祸的笑道,“看看你能调教个什么样的出来。”“得了吧,寡人我是身在群芳中而不为一花折腰。”“臭美吧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你就该哭死了。”说笑间,我们已来到了S家的门前,使劲揿了半天门铃才等到她开门。那无精打采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令得晖儿不断的向我摇头。“这是林岳,我的高中同学,市中医院的神医,上次我发病就是他妙手回春的。”在客厅坐定后,我向S介绍道,“下午他正好来我家做客,就自作主张请他一起过来了,一则大家认识认识,二则顺便帮你看看头晕的毛病。”“哦,麻烦你了,林医生。”此刻的S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连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但奇怪的是她身上那如影随形的怪物却有如蒸发一般完全消失了。“呵呵,叫我林岳好了。”林岳一脸善良的笑道,我几乎能看到他头上那闪耀的光环了,“大家都算是朋友,称呼上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林岳借口给S把脉,将S诓进了隔壁房间,晖儿则机灵地站到了房间的门口,一边装作探视的样子一边把风。我迅速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溜进了S的卧室,将盒子放在了松软宽大的枕头下面。随后溜出卧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凑到门边隐蔽地向晖儿和林岳做了个“OK”的手势。晖儿顺势靠在了我的身上,身体微微的颤抖着,我伸手扶住她的双肩,慢慢地使她平静下来。林岳则诡异的冲我笑了笑,继续甩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那里滔滔不绝。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S的气色愈发萎靡,在客厅里的挂钟敲过十一下后,晖儿将S扶上了床。“S,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哦。”晖儿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房门。我向林岳使了个眼色,揿灭灯,三人重重地走近大门,将门用力打开又用力地关上。三人偷偷地走回卧室的门前,自微开的门缝间向屋内观察。客厅里夜光挂钟的数字在黑暗中闪烁,时间已慢慢地指向十一点二十分。子时,这个古代的计时以现代换算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23:20到1:20,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蚺现身的时候了。“咝~~”耳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仔细往屋内望去,只见S安静地躺在床上,但身上的被子却不住的翻动,渐渐地,自被中游出一条身泛青光的小蛇,若不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几乎很难查觉它的出现。竭力遏制住狂跳不已的心脏,轻轻地碰了碰身边的晖儿和林岳,示意他们注意那蛇,可两人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难道是眼花了?我又仔细地看去,那条青蛇见风暴涨,只一会的功夫便有如水桶般粗细,身上那指甲盖大小的青色鳞片在床头夜灯的照耀下闪动着着妖异的绿光,丑陋的蛇头不断地扭曲变形起来,象雪块似慢慢地融成了椭圆形,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头颅的模样,随着头颅的成型,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猛然浮现在眼前!身边的晖儿猛地抬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从胳膊上传来的力度和痛感,能感受到晖儿此刻心中的恐惧,她应该也已看到了应蚺。林岳的身体因呼吸的加剧微微地颤抖着,不知怎地却有种兴奋多于恐惧的感觉。一阵拍动翅膀的“扑扑”声自屋内传来,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十分地清晰,看来金翅天龙要出动了。应蚺仿佛也发现了屋内的异动,原本已伸向S的头警觉地缩了回去,扭动着肥硕的身躯,似乎在找寻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扑扑”声倏然消失了,金翅天龙并没有如所想的一般出现。怎么回事?我努力地向S的枕下望去。糟了,心中一凉,在安放盒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S的枕头是特大号的,盒子完全被封在了宽大的枕头和床垫之间,盒子上的孔洞被遮住,金翅天龙根本感觉不到应蚺的存在!应蚺在一阵搜寻无果后,松懈了下来,安心满意地又将脑袋伸向了熟睡中的S。一个冒险的方法在脑中闪现,我拿起靠在门边的金属画架,一把塞给林岳,一抬脚,大力地踹开了卧室门,大吼一声:“林岳,掩护我!!”应蚺在吼叫声中嘎然停止,猛地扭转过来,恶狠狠地盯住我,肥硕的身躯迅速甩动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向床头冲去,就在手即将触到枕头的时候,脚下一紧,被应蚺的尾部缠住,整个身体顿时被抛向空中,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老凡!!”林岳这小子总算清醒了过来,抄起手中的金属画架,猛扑上前,玩儿命地抽打着应蚺的躯体。应蚺受到攻击,不退反进,肥硕的身躯猛然变细,顿时长了数米,只一卷,便将林岳捆了个严严实实。刚才的一撞着实不轻,浑身的骨头痛得跟散了架一般,硬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扑向枕头,但又被应蚺的尾巴卷住。这次应蚺没有把我抛向天花板,而是慢慢地将头部伸到了面前,那张狰狞无比的面孔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一条乌黑色的蛇芯嘲弄地舔舐着脸颊,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令人几近窒息。“王~~亦~~凡~~”自应蚺口中传来幽幽的呼唤声,那声音如此的亲切柔和,仿佛亲人般的呼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应答。我心中一寒,知道此刻绝不能应答,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不断的在耳边回响着,竟似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就在意志近乎崩溃的时候,应蚺的身躯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尾部一甩,将我抛在了地上,“咝~~”头部高昂着发出一阵令人发怵的声音。“亦凡!!快!!”晖儿的叫声令我猛然清醒,此时她正被应蚺卷起,双手握着一把厨刀,刀身全数扎入了应蚺的身体!我不敢怠慢,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床头,一把掀开了盖在盒子上的枕头。“扑扑扑”几声轻响,自盒子的孔洞中飞出几道金色的光芒,箭也似的射向应蚺的头颅。“咝~~”应蚺发狂般地再次嘶叫了起来,身体抽搐般地甩动着,晖儿和林岳纷纷被抛在了地上。随着应蚺身体疯狂的摆动,床周围的一切都被扫落散开,只见它猛然一摆脑袋,金色光芒竟被甩脱开来,随着一声腐木开裂似的轻响,应蚺的头部融进了一旁厚实的大橱之中。金色光芒在大橱外围绕着飞翔,仿佛一下失去了目标,难道金翅天龙只是对应蚺的脑袋有感应?就在那一愣间,应蚺露在橱外的身躯啪地一甩,不可思议地又长了数米,卷动间有如长眼一般将我们四人全数缠绕了起来。该死!几度挣扎无用下,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暴烈的愤怒,眼见金翅天龙就要得手,却功败垂成,如果自己有能力手刃这条应蚺又何必将赌注全数压在那无头苍蝇一般的金翅天龙身上?刀!挣扎间手中攥到了一把刀。金克木,晖儿方才用厨刀可以刺伤应蚺!我不及细想,手起刀落直斩应蚺,在恶心的血肉爆裂声中,蛇身断成了两截,伴随着抽搐的抖动,四人身上的束缚尽数解开。呼,应蚺的上半截身体自橱柜中浮现,凶恶无比地直扑上前,下意识地双手抬刀格挡,刀身被死死地咬在了它的齿间。一股大力传来,手中的刀几乎脱手飞出,我转双手握住刀柄,意图抽出,却无力对抗。几道金光突然自眼前略过,应蚺再度被袭,但下半身断去却令得它身形迟缓了许多,不一时便被金光尽数钻入头部渐渐软了下来,最后整个身躯有如一滩烂泥般地堆叠在了床上。过了良久,几道金色光芒自应蚺的头部飞出,一眨眼便消失在一旁的盒子里。与此同时,应蚺的身躯象冰雪融化般地慢慢开始融解,只短短的十数秒,便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四、朱印“夸张……”这两个字已经是第N遍出自S的嘴里了,应蚺消失后不久,S便大梦初醒般地坐了起来,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自然是问题多多。在林岳口若悬河地大肆描述了一番之后,她瞪大了眼睛坐在床上,几乎将十个手指完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先别急着听书了,打扫下战场……唉唷……”我刚想坐起身,一阵刺痛自肋下传来,身子一歪整个人竟倒在了地上。“亦凡……”晖儿满脸紧张地过来想扶起我,不想更加剧了我肋下的疼痛。“暂时别动他了。”林岳一脸严肃的说道,顺手在我肋下轻抚了几下,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呲牙咧嘴,“肋骨骨折,至少三根以上,但没有伤及内脏,具体情况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诊。”骨折?!从小到大我连一次骨裂都没碰到过,没想到三十岁的老骨头居然碰了次骨折,还是一次三根以上!我暗暗咬牙,这该死的应蚺,如果不是已经消失的话,我现在就会用尽剩余的力气去鞭尸一番。“别担心,小小的骨折对咱们老凡是没什么妨碍的。”林岳像变脸似的瞬时换上了一付无关痛痒的表情,“打个120,送我们医院去看看,骨科方面那里是全市一流的。”救护车呼啸着把我带离了S家,晖儿一路小心地守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抚着我满是汗水的面颊。如果没有对面坐着的那两个窃窃私语的家伙,那情景一定可以温馨到胜过任何一部感情剧。在林岳和S一路的小声议论中,我被送进了市中医院。林岳看了我的X光片后,兴奋地跑进病房,宣布他的神机妙算绝对灵验,我的确是有四根肋骨轻度骨折,随后一溜烟地又不知所终了。我和晖儿一脸的哭笑不得,也许这个家伙只有在行使医生天职的时候才会变得像个正常人,除此之外实在是不能保证。……早晨的阳光自窗外照射进来,带来了一种暖意。如果不是因为周围那过于洁白的布置和满屋的消毒水味,我的心情一定会格外的舒畅。合上手中的书稿,懒懒地靠在枕头上享受着铺满床头的温暖。今天是入院的第四个星期,林岳也许并没有夸大医院的实力,肋骨的伤势在精心的治疗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若非晖儿和林岳的一再坚持,我恐怕早就申请出院了。不过也好,这次伤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假期,可以脱离开一向执著的工作,安心地修养生息。当然,休息时也并不是完全像猪一般地吃睡,养病期间,我把那本《闻风拾水录》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捕捉金翅天龙时在林岳面前的出丑,抑或是应蚺事件对我的某种刺激,这本有些晦涩难懂的书稿竟成了我废寝忘食的研究对象。“日上三竿,拥被酣睡者,猪也。”我几乎不用抬起眼皮就能“看”到林岳那满脸的坏笑,“老凡啊,你还真能睡,嫂子和小潇来看你了。”“大叔,省省吧!小潇?”S满脸杀气地从门外蹿了进来,“老气横秋酸不溜丢的,S!我叫S!贫嘴大叔先生!”“身体感觉好些吗?”晖儿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边,放下手中的东西,关切地抚了下我的额头。我笑着点了点头,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对身边的那两个乌眼鸡视作无物。“最近公司里很忙?”晖儿稍显消瘦了,脸颊已不如往常般丰润。“嗯,最近有些业务比较麻烦,这几天晚上在家开夜车。”晖儿淡淡地语气让我听着不禁有些心疼。“温存时刻完毕,现在是会议时间。”S的脑袋毫无预兆地在我俩之间出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应蚺并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什么不良的后遗症。林岳关上了病房的门,一脸神秘的对茫然的我挤眼道:“这个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危和你的美好将来。”晖儿嗔怪地白了林岳一眼,轻声说道:“是这样的,这次发生在S家的事情总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应蚺和金翅天龙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会出现……”“夸张的是你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S在一旁急切地抢回过话头,一边从包中拿出她随身的小型笔记本电脑,“看在你救了我的份儿上,我和小林子查了几周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点能帮到你的线索。”小林子?怎么听起来像古代宫廷里某种职业人员的姓名?我忍着笑转脸向林岳望去,这小子面不改色地凑了过来,看来这两人在我住院期间似乎有了一层不太一般的关系。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文件数目并不多。原来S和林岳在这段时间里搜遍了全互联网的相关资料,并且走访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便是他们这几周来的劳动成果。有关应蚺和金翅天龙的古代记载并不多,唯一与之相近的是出自清代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的一段记载,但记载中提到的是一种叫作“应声蛇”的怪蛇,并没有人首蛇身的描述。除此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一些中医药学上对蜈蚣和蛇的类似记载,看得我全无兴趣。之后是十来张图片资料,其中夹杂着的两张地图一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吧?”我指着其中一张图片问道,“红色圆圈标记的应该就是S现在住的位置,看起来格局变化不大嘛。”“眼力不错,这个地图是我从城市规划院的朋友那里要来的。”S转动了一下鼠标的滚轮,出现了一张扫描下来的残页图片,“这张是档案馆里保存的一张民间小报,上面有一篇类似鬼故事的文章,说的就是应蚺害人的事情。”“而地点正好就是你家附近?”我脱口而出,报纸木版插图上所绘的建筑与S的公寓十分神似。“是的,我和S走访了她家附近的住户,询问了一些老人家。”晖儿在一旁说道,“不过据说只是有人看到应蚺,却没有被害,其余的估计是小报上的骇人听闻。”“那这张又是什么图?”随着鼠标的滑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结构草图,确切的说,是一张类似工程基建的图纸,只不过它比一般的图纸范围要广泛的多,似乎是某个地域的地下基建格局。“这个是我一时好奇让S从城市规划院弄来的基础建筑图,是市政公司动迁办前不久勘测绘制的。”半晌没吭声的林岳憋不住了,弯腰在图的中央用手指点了点,“这里是S的公寓位置,这上面标注的全部都是地基和地下管道的位置。”“切,他说可能是地底下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会招来那只应蚺的。”S不屑地撇撇嘴,“害我费了半天功夫弄来这张图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实我倒没什么,就连这次查那么多资料也是为了还你个人情。”“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人情。”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再说了,这些资料和我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林岳笑嘻嘻地凑了上来:“你不觉得就你一个人做了‘有缘之人’有些奇怪吗?我们三个对过口供的,应蚺是你发现的,现身的时候也是你在我们之前就看到

                        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应该找句客套话来收尾的——诸如天气很热,到晚上大概会舒坦些啦——只是他那神情显得对她的描述很感兴趣。他的工装裤很干净且刚刚熨过。他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上面。他的小臂肌肉圆鼓鼓的,使得她要重新考虑从他的面容得到的印象:他像是营养不良。“你见过那样的蝴蝶吗?”他摇了摇头,但显然认真思考起她的问题,因为他蹲在了她面前。“别让我耽搁了你赶路。只不过……唉,我的天,这景色太妙了。”他表示有同感地微笑着,并向她刚才指着的地方看去。后来他站起身,掸了掸裤子后面——虽说他并没有坐到草地上——开口问道:“我穿过这里可以吧?”“当然。随时都行。现在这儿没人住。这宅子原来的主人输掉了房子。这房子挺好的,是吧?我们在考虑也许不时地住一住。我丈夫……”她明知道自己在唠叨,可他好像诚心诚意地仔细听着每一个字眼儿。她终于闭上了嘴——为自己傻乎乎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再也说不下去了——便又一次请他随时都可以抄这条近路。他谢了她就离开了院子,步子很快地在树木间走着。多薇目送着他的身影融进笼罩在宅院外的一片阴影中。她再也没见到那样的柿色翅膀。然而他倒是回来了。先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来往一次。多薇总是忘记问斯图亚特或是别的人他可能是什么人。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当鲁比来了亲友时,他们通常不像人们过去那样出席礼拜仪式并被介绍给教众。她没法问他的年龄,但估计至少要比她年轻二十岁,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对他的来访保守秘密。事实上,每次他来时,她都要说废话。那些她不懂的事情留存在她脑子里。高兴的事,烦恼的事,与世界大事无关的事。不管她说什么,他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出于无法解释的理由,她鬼使神差地知道,一旦问起他的姓名,他就不会再来了。有一次,她给了他一片涂了苹果酱的面包,他吃光了。她越来越频繁地找理由待在圣马太街。倒不是希望见到或寻找他,而是满足于知道他曾经来过或将会来到这里——闲聊一会儿,吃点东西,在燥热的午后喝上一些凉水。她唯一担心的是别人会提起他,和他结伴,或者宣称早就和他有交情了。没人。他似乎只是她的。因此,在卡尔瓦里山与年轻人争论的那天晚上,多薇把钥匙插进这座不能赎回的住宅的锁孔。她为斯图亚特非锁门不可而心烦,又因会议不愉快的转折而不安。她希望坐下来喝上一杯热茶,读些诗或几段圣歌,把思绪集中到让每个人都气愤的事情上来,因为说不定她的朋友会在一早经过。他要是真来了,她就问问他的意见。但她已决定不喝茶也不读诗了,做过祈祷之后便爬上了床,可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妨碍了她入睡:撇开放弃财富不谈,一个有钱人能是好人吗?她也要问问她的朋友这个问题。如今,后院终于可爱多了,至少足以接待他了。他第一次来时,那里还是一团乱,没人过问,垃圾遍地——成了猫、蛇、走失的鸡的家园——只有珊瑚色的翅膀还值得一看。她只好亲自动手来整理。K.D.找出种种难以想象的借口推托不干。何况这种活计是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比莉·狄利亚曾经是她的帮手。她原来只想过让那些小伙子出手帮忙,所以比莉的热心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不过也有些不对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没人见过那姑娘,而她母亲帕特·贝斯特则对一切问题都封了口。多薇心想,还为镇上对她父亲的态度生气呢。虽说比莉·狄利亚没有到会,但她的观点是清楚的。她还是个长着深玫瑰色皮肤和棕色头发的古怪任性小姑娘的时候,就对什么事情都撅嘴——只对花园的事情除外。多薇很想念她,而且不知道比莉·狄利亚对改变大炉灶的铭文是怎么想的。“当心他皱起的眉毛”?“是他皱起的眉毛”?她认为,“他皱起的眉毛”对任何年龄的人或任何一代人都足够了。对那句话加以说明,具体化或确定,都是无益的。唯一需要确定的,都已发生了。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得问问她的朋友。然后再告诉索恩。与此同时,那种抓挠的声音消失了,而在睡眠的临界点,她知道了罐装豌豆照样挺好的。斯图亚特放下窗户,还吐了口唾沫。他挺小心的,防止风把唾沫再吹回脸上。“对我宽容一些。”这是那些年轻的傻瓜当真要在大炉灶上涂的标语。就像他的外甥K.D.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建起这座镇子付出了什么,他们受到保护以防备什么,他们不必面对的羞辱又是什么。斯图亚特像往常一样,一回到通向他的牧场的县级公路就把车子开到最快。他仔细琢磨着“当心”和“是”之间的区别,以及若是老爷爷,会如何解释这种区别。他本人其实倒无所谓。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该或不该加以改变,而是米斯纳牧师通过怂恿这一想法得到了什么。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心想米斯纳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傻瓜。愚蠢,甚至可能危险。他想不出这一代人——米斯纳和K.D.这一代——该不该被牺牲掉以成全下一代。曾重孙一代可以加以培养和磨炼,就像他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这一代做过的那样。当年没有休息,也没有宽容。期望高并得到实现。没有谁比那些优秀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回想起他哥哥埃尔德·摩根从利物浦回到新泽西在一个港口上岸的前前后后。那地方叫霍伯肯。时间在一九一九年。上火车之前哥哥在纽约市周围遛了一圈。他看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争论。埃尔德说,从她的服装他猜她是个街头妓女,自然流露出对她职业的轻蔑。起初他觉得自己与那两个叫嚷的男人有一种关联。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在那女人脸上打了一拳。她倒了下去。也就在那一刻,那画面的色彩从日常样子猛地转换成了黑白色。埃尔德说,他口中发干。两个白种男人转身走开,撇下失去知觉的黑人女子趴在便道上。埃尔德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白人改了主意,又回来朝她的肚子踢去。埃尔德浑然不知自己在跑,直到他到那跟前把那男人拉开。整整十个月,他一直在奔跑和战斗,仍然没法摆脱自发的暴力倾向。埃尔德一拳击中那白人的下巴,接着又连续出拳,直到第二个白人向他打来。没分出胜负。都鼻青眼肿了。那女人始终躺在便道上,这时一小群人吵嚷着叫警察,埃尔德吓坏了,赶紧跑开,就这样一路穿着军大衣返回了俄克拉荷马,唯恐有个军官会看到他那身撕扯过的军装。后来他妻子苏珊娜给他洗净、熨平和修补那身军装时,他要她拆掉缝线,让上衣口袋悬着、衬衫领子保持着破口、纽扣耷拉着或是缺失。但要保持血迹是太迟了,于是他把血污的手帕和两枚奖章一起塞进裤兜。从此他再也无法从脑子里清除那白人的拳头打在黑人妇女脸上的情景了。不管他对她所操的职业有何想法,他一直惦记着她,为她祈祷终生。苏珊娜挑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但摩根家的男人们胜利了。埃尔德照他的要求被埋葬了:身穿军装,扯破的口子显而易见。他没有原谅自己抛开那女人跑掉,也不指望上帝会为此对他高抬贵手。而且他做好了准备,等候他质问事情的始末。斯图亚特喜欢这个故事,不过,他知道这事起因于保护一名妓女并为她祈祷,又感到不自在。他对白人没什么好感,但他能明白他们的想法,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冲动,仿佛那一拳是他自己击出的。斯图亚特停好车,进了住宅。他并不希望屋里的床铺上没有多薇,并且又一次想弄明白她为何如此频繁地留在镇上。这是徒劳的,他拿她没办法。他看到了那两条牧羊犬,牵着它们去看人们靠双手能够把活计干得多么漂亮。他们都是当地人,他认识他们的父亲和妻子;他们参加同一个或邻近教堂的活动,而且和他一样对那种“对我宽容一些”的念头反感。他的苦涩感又一次油然生起。他要是有儿子,他们一定会是体现正直的优秀楷模,会笑话米斯纳有关成年人的观念:顶嘴,改铭文——仿佛词句的魔力与成为男人所应有的阳刚之气相关似的。斯图亚特拴好狗,打开了马厩。他喜欢在凌晨四点骑上“夜间”,四下转一转,直到天明。他酷爱在草原上遛马,一切都那么宽广开阔。他给“夜间”备好鞍,如同往常每一次都有新鲜的奇妙感:在自己的土地上,你绝不可能有像老爷爷和老爹,以及所有那七十九个人离开俄克拉荷马州菲尔立后会有的那种失落感。他们徒步前进,彻底地失落了,而且还愤懑不平。但除去孩子们的脚的状况,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应该算是健康的。不过孕妇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休息。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的妻子塞列斯特,他的祖母明迪小姐,以及他自己的母亲贝克都带着孩子。看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姐妹或女儿失去了曾经一直呵护着她们、伴随着她们成长的住所,真是一种耻辱。羞辱比怨恨尤甚,它威胁着要折断他们的骨头。斯图亚特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给他讲的故事的全部细节,不必费事就可以想象出那种耻辱。就拿多薇来说吧,每次流产之前,都用手按着后腰,眯起眼睛看着肚子,总是那样看肚子里的胎儿。若是某个衣冠楚楚、夸大其辞的男人对她说“从这儿走开”,而他,斯图亚特却对此人无能为力,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即使在目前,在一九七三年,骑着“夜间”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任风吹着马鬃,一想到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他仍想开枪打人。七十九个人。他们的全部家产都绑在背上或顶在头上。年轻的都轮换着穿鞋。停下来只是为了歇口气、睡一觉和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甘蔗渣、树叶和带糠麸的杂碎粮食煮成粥或做成饼,有时打点野味,有时加点蒲公英之类的绿草。梦中想的是屋顶、鱼、饭、糖浆。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梦想的是带纽扣的干净衣服和有两只袖子的衬衫。他们走成一列: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走在前头,老爷爷当时已经瘸了,被人用一块板子抬着,跟在队尾。离开菲尔立之后,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也不想遇见什么人,以免那些人对他们讲什么或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他们躲着车队,尽量靠近松林和溪床,一路向西北趱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理由,只是想到离菲尔立最远的地方去。第三天夜里,老爷爷叫醒他的儿子列克特,示意他起来。他沉重地撑着两根木棍,从宿营地走开去,悄声说:“你,随我来。”列克特回去拿了他的帽子,便跟上他父亲缓慢而艰难的脚步。他惊讶地想,老人家可能打算在半夜到镇子里去,要不就是找一处农场,那里的山丘中有黑糊糊的土屋。可是老爷爷把他带进松林深处,此处的松脂气味起初十分宜人,不久就让他头痛了。夜空被繁星点缀得通明,新月反倒黯然失色,似是一片闪亮的羽毛。老爷爷站住脚,吃力地呻吟着跪了下去。“我的天父,”他说,“撒迦利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先知,曾劝犹太人重建圣殿,《旧约》中有《撒迦利亚书》。此处老人有这样一个名字,寓有深意。)在这儿。”随后的几秒钟他一语不发,接着便开始哼着发出列克特从未听过的最甜美、最凄楚的声音。列克特跪到老爷爷的身边,父子俩就这样整整跪了一夜。他不敢碰老爷爷,也不敢打扰他那哼哼唧唧的祈祷,可是他没法一直跪着,就向后跪坐着,缓解一下膝盖的疼痛。又过了一会儿,他干脆坐到了地上,手中拿着帽子,低着头,竭力恭听着,清醒着,理解着。最后,他仰卧到地上,观看着树顶的串串星光。那令人心碎的乐声吞噬了他,他觉得自己从地上飘起几英寸。他后来发誓说,他没有睡着,一整夜都在倾听和观察。他身处松树的包围之中,与其说看着不如说感觉到天空在地平线上退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声响之大如同一个巨人在走路。老爷爷始终纹丝不动,也没停止哼唱,这时却一下子沉默了。列克特坐起身,四下打量。脚步声像是雷鸣,他却判断不出来自何方。天光逐渐扩展,他已经能辨出树干的影子了。父子俩同时看到了他。一个小人儿,身材之矮与脚步声极不相称。他正从他们身边走开,身穿一套黑色西装,右手食指钩着上衣搭在肩头。他的衬衫在宽宽的吊裤带之间闪着白光。老爷爷没撑拐杖也没哼上一声就站了起来。父子俩一起眼瞅着那人从天空最白的部分走出去。他一度站住脚扭回身来看他们,但他们看不到他的面貌。他重新迈步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他左手提着一个小包。“快去,”老爷爷说,“把人集合起来。”“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列克特说。“快去!”列克特跑开了。大家都起身后,列克特领他们来到他和老爷爷待了一夜的地方。他们看到他就在那儿,站得比树还直,拐杖抛在一边,背对着升起的太阳,周围看不到走动的人,但洗涤过撒迦利亚面孔的平和散布到他们的精神中,让他们感到了宁静。“他和我们在一起,”撒迦利亚说,“他在引路。”从那时起,行程有了目标,连最轻微的怨言都没有了。那个行走的人不时地出现:在河畔,在山顶,靠着石头。只有一次,有个人鼓起勇气问老爷爷还会走多久。“这是上帝安排的时间,”他答道,“你不能开始,也不能结束。还有,他不会替你做你的工作,所以,昂首挺胸地迈步走吧。”就算那响亮的脚步声还在继续,他们也没有听到。没人看到那个行走的人,除了撒迦利亚,有时则是个孩子。列克特也再没见到他——直到行程结束。直到二十九天之后。在听到警告他们走开的枪声之后,在田间的一些黑人妇女给了他们吃的之后,在两个牛仔夺走他们的枪支之后——所有这些都动摇不了他们坚定的平和心绪——列克特和他父亲都看到了他。当时已是九月份了。别的旅行者都会小心翼翼地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因为没有目的地,而且冬天即将到来。不过,即使他们忐忑不安,也没有表露出来。列克特躺在高高的草丛中,等着一个粗陋的夹子弹起——他希望是野兔、土拨鼠,甚至是金花鼠——这时就在前方,越过草丛中的一处岔口,他看到了那行走的人站在那里四下张望。随后那人蹲了下去,打开他的包,在里面摸索着。列克特盯了一会儿,然后便在草丛中向回爬,接着跳起来跑回营地,老爷爷刚刚吃完一顿冰冷的早点。列克特描述了他见到的情景,父子俩就朝设夹子的地方走去。那个行走的人还在那儿,把一些东西从包里取出来,又把别的东西放回去。就在他们的盯视之下,那人开始退去。当他彻底消失时,他们又听到了那种脚步声,重重地走向他们无法确定的方向:时而在背后,时而忽左忽右。也许是在头上吧?后来便突然静了下来。列克特向前爬去。老爷爷也在爬,想瞧瞧那行走的人留下了什么。他们还没爬出三码远,就听到了草丛中窸窣的声响。夹子那里,诱饵和拉线都没动,却有一只珍珠鸡。是只雄的,正扑腾着漂亮的羽毛拍打绳套。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便离开那儿,走到他们认为那行走的人抛撒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的地点。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草中的一处凹地。老爷爷俯身下去碰了碰,又把一只手压在按平的草地上,闭上了眼睛。“这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当然啦,那儿不是。反正还不是。那地方属于印第安领地中的一个家庭,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谈判和在土地上的劳作,最后才算不费分文地交割清楚。从植物繁茂之处来到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他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天空笼罩着大地,看到野草直长到他们的臀部,真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在父辈们看来,这象征着奢侈——丰饶的灵魂和无边的自由,而且没有敌人可以藏身的险恶密林。这里的自由不是你指望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或乡村舞会那种娱乐,也不是大人老爷的残羹剩饭。这里的自由是由大自然主持的一种考验,人类每日都得经历。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通过了道道考验,就能成为人中主宰。或许撒迦利亚不想再吃一次架在棍子上的烤野兔或冷的野牛肉,或许他被白人从办公室排挤出来之后拒绝了由有色人种建立的家园,所以他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黄色免费网站在线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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