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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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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欧州熟妇色XXXX老妇多毛国间谍案在秦国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点:一是旧贵族梦想恢复特权;二是郑国加剧了权力之争;三是嬴政痛恨嫪毐、吕不韦。秦国自穆公、孝公以来,一直在人才使用上施行大战略。只要是人才,不论国籍,唯才是用,特别是商鞅变法,更是论功行赏。这种政策富了秦国,却严重伤害了秦国旧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种种特权;六国之士却因军功在秦国进入高层,这使得秦国旧贵族的积怨甚深。秦国旧贵族希望能够利用郑国间谍案首先赶走在秦国官居高位的客卿,让秦国旧贵族恢复昔日的权势。于是,抓住郑国间谍案,大造舆论:秦王重用的郑国竟然是个间谍,嫪毐、吕不韦也都不是秦国人,其他六国之人是否也别有用心呢?六国之人都不可靠、不值得信任,他们全都是为他们自己国家效力的人,应当全部驱逐出境(诸侯人来事秦者,天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所谓的“逐客”,也就是驱逐所有到秦国来的六国人士,并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客卿。但是,身居高位的客卿显然是众矢之的,在“逐客”风暴中首当其冲。韩、赵、魏三国来秦务农之人,这些人并未妨碍到秦国旧贵族的利益,相反,在商教变法中从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对秦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逐客令一刀切的指令下,他们恐怕也很难守住数年来辛苦耕耘的果实。秦王嬴政被嫪毐之乱闹得心烦,又发现吕不韦也牵连其中,而且,吕不韦之事还很难处理;好不容易解决了吕不韦,又发现郑国是韩国间谍;同意郑国继续修渠以后,秦国旧贵族又借郑国间谍案发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搞得嬴政非常头疼,一怒之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六国人士。嬴政车裂嫪毐,办得顺风顺水,干净利索;逼杀吕不韦,也办得顺顺当当。他的逐客令也能够像他除掉嫪毐、吕不韦那样顺利吗?没有!因为秦王嬴政接到了一封奏书,立即下令废除了逐客令。这封魔法巨大的奏书出自李斯之手。李斯为什么要写这封奏书呢?李斯在秦国被任命为客卿,刚刚得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要被迫离开秦国,离开好不容易得到的客卿之位,胸中自然愤愤不平。因为客卿是秦国使用六国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从客卿再晋升,很快就能成为重臣。所以,被迫离秦的李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愤,向秦王嬴政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谏逐客嬴政收成命秦王嬴政所制造的逐客事件,在秦国政坛上的六国客卿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他也难逃被驱逐的厄运。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念头,上书嬴政,结果这封奏书让铁腕君王彻底改变了逐客的主意,收回成命。李斯的这封奏书讲了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动了嬴政呢?简单说,李斯这封奏书击中了秦王嬴政的三根软肋。第一,客卿对秦有大功;第二,逐客是重物轻人;第三,逐客是帮助六国。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第一点,客卿对秦有大功。这封奏书列举了我们前面讲过的穆公朝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孝公朝的商鞅,惠文王朝的张仪,昭襄王朝的范雎,最后得出一条结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因为有了六国客卿的辅佐,才成为秦国崛起道路上的一座座丰碑。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没有客卿,就没有四位政绩卓著的秦君!这是秦王嬴政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虽然“逐客令”针对的是全体“诸侯之来事秦者”,但是,这封奏书主要提到的却是六国来秦的客卿,因为这部分“来事秦者”对秦国崛起的贡献特别大。第二点,逐客是重物轻人。秦王对产于六国的宝物无不宠爱有加,比如说隋侯珠,比如说和氏璧,都不是秦国出产的,可是秦王那么想得到它们;对于六国的美女,秦王更是不分国籍,照单全收,个个宠幸。唯独对于人才,秦王要讲国籍,讲内外之别,这岂不太糊涂了吗?秦王对六国之物如此喜爱,对六国人才却要驱逐,这不是重物轻人吗?第三点,逐客是帮助六国。任何时代的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如果秦国驱逐天下人才,就是主动削弱自己,实际上是帮助了六国。一纸逐客令将使六国的杰出人才不敢再到秦国来为秦国统一天下服务,这和日常生活中帮助强盗有什么区别?这叫“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让秦国变得虚弱了,反而使对手强大了。人才决定成败。秦国把非秦国的人才都驱逐了,秦国的人才肯定会大大萎缩,这些人才在秦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肯定会到六国去施展才华。如果人才都聚集到六国去,六国人才济济,实力大大加强,秦国肯定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非秦国人一律不用的做法肯定不是统一天下的正确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简直说到了嬴政的心坎里。因为嬴政此时刚刚举行过加冠礼,正式从王太后赵姬手中接管了最高权力,又刚刚除掉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雄心勃勃,一心要由自己统一中国,完成秦国三十几代先君未竟的大业。如果因为逐客而毁此大业,这是嬴政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句话点到了嬴政的软肋之上。“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秦国的强盛就是因为吸纳了六国的优秀人才。嬴政看了这封字字中的的奏书能不动心吗?能不撤销逐客令吗?但是,天子无戏言,要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是胸怀,没有求贤若渴的胸襟,没有统一天下的气度,一位铁腕君王岂能收回成命?二是眼光,李斯谏逐客,讲得入情入理,最为重要的是谈到了人才关系到统一大业。如果没有识人之明,秦王嬴政岂能甘心收回成命?三是度量,收回成命,意味着承认错误,这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最为困难。像秦王嬴政这样一心要统一中国、成为千古一帝的人,如果没有宽宏的度量,斤斤计较于面子,也很难成功。我们曾经讲过汉武帝亲自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向天下万民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秦王嬴政撤销逐客令还不是公开承认错误,但是,离公开承认错误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可见,此时的秦王嬴政头脑清醒,志存高远,既有博大的胸怀,又有识人的慧眼,还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度量,这些正是他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秦王嬴政不但收回了逐客令,而且重用了在被驱逐之列的李斯,任命他担任廷尉。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与客卿不同,是实职。实际上,李斯这个时候才算真正走上了秦国的政坛。保家国公子入秦谋大业韩非见诛李斯担任廷尉之后,为秦国统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韩国,但是也有史料记载,秦国攻打韩国是因为秦王嬴政想得到韩非。那么韩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让嬴政为了他一人而不惜大动干戈?韩非是韩国国君的儿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他曾经追随荀卿学习,和李斯是同学,但是,李斯自认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积弱,多次上书献策,但是,当时的韩王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韩王安,不接受韩非的建议,这使韩非颇为无奈。退处江湖之远,他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后人把韩非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一编为《韩非子》一书)。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嬴政非常欣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担任廷尉之后,劝说秦王嬴政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吞灭韩国,借此恫吓其他各国。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非常惊恐,使和韩非商议如何削弱秦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秦王政十四年,因为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决定是否留用韩非。韩非出使秦国的目的是要保存韩国,所以,李斯建议率先灭韩,韩非强烈反对。李斯向秦王说: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是韩王的同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而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听了李斯的话,把韩非投入监狱。季斯派人为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没有办法上诉,只好服毒自杀而死(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李斯为什么主张杀死韩非呢?因为政见不合。李斯主张秦国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应当从韩国入手,先灭韩。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当然不想看到韩国灭亡。这种尖锐的政见矛盾,让李斯感到必须除掉韩非,秦国统一六国的计划才能顺利得到实施。这是李斯力主杀韩非的主因。那么,在李斯杀韩非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个人嫉妒的因素呢?很难说没有,但是,绝对不是主因。此时的李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心想帮助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秦国利益最大化是他此时考虑问题的总原则。李斯的《谏逐客书》说理透辟,文笔畅达,全文极有气势。奏书中的气势反映了年轻的李斯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义愤,同时也表现了此时的李斯一心报效秦国的忠诚。把《谏逐客书》这篇名文和当年感慨仓鼠、厕鼠的李斯作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李斯,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有人据李斯的“老鼠哲学”推断李斯此举是出于个人嫉妒,也不足取。人是变化的,李斯这个时期和他早年见厕鼠、仓鼠时的心态已有很大变化,不能根据那个故事推论李斯的一切都是“老鼠哲学”在起作用。关于韩非使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之后,非常感慨,想见作者。李斯看到嬴政这么欣赏韩非,就对他说:这是韩非写的。秦王嬴政因此发兵攻打韩国,韩王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依我之见,秦王嬴政为了得到他所崇拜的韩非而派兵攻打韩国之说近乎荒唐。韩非确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秦王嬴政非常欣赏。但是,为了得到一个韩非而发兵攻打韩国,可能吗?秦王嬴政确实是韩非的粉丝,但有这样的追星族吗?如果这样追星,韩非这颗“明星”岂不成了韩国的“灾星”?这真比现代粉丝更疯狂啊!秦王嬴政发兵攻打韩国,我认为这是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序幕。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韩国在六国之中最小、最弱。所以,攻打韩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由明摆着。因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不可信,倒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在韩国危急存亡关头、承载着国家存亡的使命使秦之说更可信一些。因为韩非更爱韩国,他出使秦国表现出了对故国的忠诚。韩非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是关系到秦国的一个通天大计。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有什么关系?第14章通天大计秦国立国后,经过三十多代国君的努力,逐渐崛起一;到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又经过秦惠文王、秦庄襄王的经营,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秦王嬴政正式掌握权力以后,秦国的势力已如日中天。这时候,秦国该如何开始统一六国?先攻打哪个国家?战争何时发动?这些问题涉及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而这个通天大计,和韩国公子韩非之死,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又有什么关系?李斯说王速攻韩韩非使秦欲存国正式继位、正式掌权的秦王嬴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统一六国的战争什么时候开打,怎么来打,战争全局要如何部署。这一通天大计,实际上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的斗争中逐步成型的。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李斯。李斯此时已经脱离吕不韦,步入秦国的中央政府,正处于由郎到长史再到客。卿的腾达上升时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胸怀抱负,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献计献策。这个时候的李斯向秦王嬴政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时间问题,他认为应该立即发动统一战争。因为李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年他在追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曾对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一句名言:“得时无怠。”“得时”就是得到机会,“无怠”就是不要怠慢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李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现在就必须立即启动,因为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秦国这个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此万世之一时也”。这个“万世”不是指万代,是笼统之言,讲秦代三十多位国君,六百多年的经营,已经到了需要收官的时候。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档期,让六国缓过气来,重新组织起来合纵抗秦,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这个意见一提出,嬴政立马采纳。秦王嬴政在这一点上和李斯完全户致,嬴政也因此提拔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做了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好几个部门都有,依据现有文献,不知道李斯担任的是哪个部门的长史,不过嬴政是在听了李斯的意见之后提拔他的,说明嬴政很欣赏李斯。嬴政的决策使他卷入了这场关于通天大计的战争。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决定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这样,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间就确定了。但秦国不能一下子把六国全部灭掉,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这就涉及先攻打哪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他的建议是什么呢?韩国公子韩非,又是怎样卷入了这个通天大计之中的呢?李斯首先提出来,先灭韩。李斯认为,把韩国灭掉了,就可以恫吓东方其他诸国,更有利于秦国吞灭其他五国。秦王批准了李斯灭韩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强烈反对,他是谁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韩非。李斯主张灭韩首先触及的就是韩非所在的韩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时候韩王安就和韩非商议,要怎样削弱秦国,阻挡秦国灭韩。这样,韩非就介入了这一场通天大计的制定。韩非和李斯不同,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学成以后却跑到秦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李斯对自己的楚国没有太多的感情,他觉得哪个地方适合自己,他就跑到哪儿去发展。但是韩非不一样,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国君的儿子,只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不太可能继承王位。所以韩非对故国的感情非常深厚,对秦国要灭自己的国家是坚决反对的。怎么办呢?韩非就作为韩国的使者到秦国,给秦王嬴政上了一封奏疏,这个奏疏的基本主张是灭赵存韩。把赵给灭了,把韩给留下来。为什么要灭赵存韩呢?韩非提了三点理由:第一,韩国现在已经相当于秦国的一个郡县;第二,赵国是一直准备跟秦国对抗的国家;第三,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灭掉。先说第一点。韩非说,韩国既弱又小,靠近秦国,它的实力远远不及秦国,所以韩国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侍奉秦国的政策。韩非打了个比方一,他说韩国对秦国来说就像进屋坐的席子和垫子。秦国要去打哪个国家,韩国都出兵跟随、最后是利归于秦,怨归于韩,韩国把天下诸侯都得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国是秦国的内臣,跟秦国自己的郡县差不多。第二点,韩、赵、魏三国之中,赵国最强。赵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队,吸引了大批合纵之士,而且一再向天下诸侯声明,说秦国如果不被削弱的话,其他诸侯没有一国能够活下来,所以赵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这些长着世故的眼睛、一身肌肉梆硬的农场小伙子,扭摆着身体,还打着响指。赫斯顿唱着歌来伴舞。两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路过,她们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些跳舞的女人。其中一个留着怪异发式的女人问小女孩能不能借一下车子。后来又有一个也提出了要求。她们沿中央大街骑着车子,根本不管风如何吹动她们的印花长裙或者用力蹬踏板时胸脯如何显得鼓胀。一个在下坡时把脚架到了车把上。另一个骑在车把上,布鲁德则在她身后骑在车座上。还有一个穿着世上最短的粉色短裤,两臂抱在胸前,坐在一条板凳上。她那样子像是喝醉了。她们都喝醉了吗?小伙子们都笑着。安娜和凯特端着盘子走到索恩花园的边上。“哪一个?”安娜悄声问。“那边那个,”凯特说,“就是那个穿着破布的。”“那是件露背背心。”安娜说。“露背背心?依我看像是运动背心。”“她就是跟K.D.厮混的那个?”“对。”“我认识那个。她来过我店里。另外那两个是谁?”“我闹不清。”“瞧。比莉·狄利亚过去了。”“自然啦。”“噢,得了,凯特。别管比莉了。”她们用勺子把土豆色拉放进嘴里。在她们身后,爱丽丝·普立安走过来,边走嘴里还边咕哝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嘿,爱丽丝大婶。”凯特喊了一声。“你们长这么大可见过这样的场面?我打赌你们没法在这整群人中看到一个乳罩。”爱丽丝在风中按住帽顶,“你们干吗都笑啊?我看不出这里边有丝毫可笑之处。”“没有,当然没有。”凯特说。“这可是婚礼,记得吗?”“你说得对,爱丽丝大婶。我说过你没错。”“你们怎么会喜欢有人在你们的婚礼上跳这种恶心的舞呢?”爱丽丝明亮的黑眼睛端详着安娜的头发。凯特表示同意地点着头,同时紧抿起嘴唇,微笑再休想挤出来。安娜在这位严厉的牧师太太面前竭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心想:亲爱的耶稣,我要是嫁给理查德,绝不会在这镇子里待上一小时。“我要去叫牧师来亲自制止这个。”爱丽丝说,随后便坚定地朝索恩家走去。安娜和凯特等了很久才放声笑出来。安娜心想,不说别的,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挽救了这一天。没有什么比别人的罪孽更能用来消遣了。年轻人错了。是她皱起的眉头。说到这个,理查德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理查德·米斯纳跪在地上,为他的火气和处置不当而气恼。他经惯了坎坷,善于应对不和,却无法缓解他当前的愤怒及看似的根源。他热爱上帝到了痛苦的地步,尽管这同一种爱有时使他大声笑出来。他深深地尊重他的同事。他们几世纪来恪尽职守。布道,呼喊,舞蹈,歌唱,吸收,争论,劝说,请求,命令。在一片发动了反对他们和他们群体的无休止战争的土地上,他们的热情像熔岩一样,要么燃烧,要么积郁。一场目标或奖赏都不光彩的胆怯的战争;一场靠胜利者的怯懦和谎言才得以维持的无原则的战争。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印刷品中,他和他的兄弟们始终是喜剧的核心,是那柄假刀选定的后背。他们遭到死囚的咒骂,还受到皮条客的嘲弄,甚至像守财奴似的抱怨教堂的捐款盘。不过,经过这一切,即使圣灵似乎正在溜走,只要必要,他们会用牙咬住不放;只要需要,他们会用双手死死攥住。他们奉上圣灵,送到等着遭诅咒的房子里,到白人教众跑光了的教堂里,到有被子的帐篷里,到深谷和空地上的原木堆里,在唯恐律法看到、只靠月光照明的斗室中低声祷念它。在树后和茅屋中为它祈祷,他们的声音在狂吼的大风中益发勇敢无畏。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到店面,从朝圣的洗礼教徒到废弃的电影院;穿着锃亮的皮鞋或破旧的靴子,坐进残破的汽车或林肯大陆轿车,吃得丰盛或营养不良,他们都要让他们的灯火低低地摇动,或像流星般闪亮,把岁月的黑暗穿透。他们把白人的唾沫从黑孩子的脸上抹掉,把陌生人藏起来不让武装分子和警察抓走,传递起救生的信息比报纸还快、比收音机还好。他们在病床上留意着眼睛和嘴巴里的死亡气息。他们在引导孕育着生命的女儿走向婚礼之前,把哭泣的母亲的头按在他们的肩头。他们为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落泪,与地方行政官讲理。激起全体教众的尖叫。欣喜若狂。坚信不移。你难道不知道,死就是生;你难道不知道,每一条生命都是神圣的;你难道不知道,都在他的目光里。尽管他们被邪恶的景象震惊,可还是熟悉它那嘴脸。然而,真正的奇迹在于上帝的仁慈所采取的惊人的外形和实质:受迫害时的福音;人们被禁止参与竞争的巧胜;那些不让靴子践踏在自己身上的人们——那些使约伯(《圣经》人物,历经磨难仍坚信上帝,故英语中有“即使以约伯的耐心也无法忍受”的俗语。)的耐心看起来像不安的人们的凛然正义。满目破败时依旧优美。理查德·米斯纳深知这一切。不过,无论他的知识和尊严多么完整无缺,此时他内心的震颤都是控制不住的。普立安用手指捅开了一层薄膜,里面包着对复仇的强烈饥渴,一种他需要理解以获得缓解的饥渴。时代终于对他产生影响了吗?在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升起的孤凄,潮涌似的缓缓爬上来的孤凄,如今正在冲刷着他吗?或者,是眼巴巴地看着一个讨厌的总统迟到的降尊纡贵造成的灾难吗?是那漫长、不明智的战争侵染了他吗?表现得如同一种蛰伏的病毒刚刚苏醒,如今却又要残破地收场吗?和他同在高中橄榄球队的所有人都死在战争中了。十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啊。他们都是他佩服的人,他向往像他们那样。他现在是不是笑话他们无益的死亡?那是这刚刚冒出头的对暴力的饥渴的根源吗?或者,是鲁比的原因吗?是有关这座镇子、这些人的什么事激怒了他?他们与其他居民区的人只在两处地方有所不同:美丽和隔绝。他们人人都很俊美,有些人更是英俊超群。除去三四个人以外,他们的肤色都黑得像煤,身材健美,眼神让人琢磨不透。所有的人对外界都保持着一种冷冰冰的怀疑态度。在其他方面,他们则和一切小型黑人居民区的人相似:自我保护,热爱上帝,节俭但不吝啬。他们既储蓄也消费;喜欢把钱存在银行,也喜欢好东西。他刚来的时候,以为他们的弱点很普通,他们的不和很正常。他们为邻居的成就感到欣喜,欢笑着嘲弄懒惰和松懈。或者说过去如此吧。如今呢,似乎他们原先对陌生人冰冷的谨慎,越来越经常地用在彼此之间了。这是他的贡献吗?他不得不承认,没有他在这里,也许不会有争论,不会有画出的那个拳头,不会有关于大炉灶上磨掉的文字的吵嚷。不会有对他召集十几个年轻人开的会议的警告。当然也不会有商人间公开的敌对,更不消说身体上的对抗了。而且绝对不会有逃跑的人。不会有喝酒的事。米斯纳即使看到了他在镇子解体中的作用,仍然不满意。为什么这样顽固、这样恶毒地反对在黑人事务中维护权利,扩展作用呢?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懂得纯粹意志的必要性,勇气和忠贞获得的奖励。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理解被扭曲的权力的机制。是吧?他们一次又一次毫无挑动意味地从他们的故事包里掏出先辈的事,他们祖辈和曾祖辈的事,他们父亲和母亲的事。危险的对峙,机灵的躲闪。忍耐性、智慧、技巧和力量的证明。交好运和遭凌辱的故事。可是为什么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可讲呢?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他们闭口不谈。没什么可说的,继续向前。仿佛往昔的英勇事迹已经足够让他们依靠着走进将来。仿佛,他们想要的是复制品而不是孩子。米斯纳跪在那儿希望能求得答案。他的问题清单并没有扩展。因此他仍做着他做惯了的事情:恳求他在他晚些时候满心激动地出席婚礼招待会时,陪伴着自己。有了他的陪伴,他的怒气平息了。他离开教区牧师住所踏上中央大街时,能够听到他的陪伴者的轻微呼吸声,但没有一句忠告或安慰的话。他正走过哈珀药房时,看到大炉灶近旁聚集了一群人。从人群中爆出一声加大油门的引擎吼叫声,同时冲出一辆凯迪拉克。转眼之间,汽车掠过他身边,他在乘车人当中认出了两个是女修道院的妇女。等他走到摩根家的院子里,那群人已经散了。喝糖水的孩子正跌跌绊绊地和斯图亚特的牧羊犬赛跑。大炉灶那儿没人了。他迈进索恩和迪克宅子的那一刻,当即看出人们个个都喜气洋洋。米努斯走上前来拥抱他。普立安、阿诺德和迪克打断了他们的深谈,同他握手。加里两口子在唱二重唱,背后是一支合唱队。因此,看到杰夫·弗利特伍德与几个星期前他拔枪相向的人——刚刚完成婚礼的新郎,一起开怀大笑,他毫不吃惊。只有新娘看上去有点别别扭扭的。凯迪拉克车里的沉默并非尴尬。车里的人谁也没有对那些穿西服套装的男人有过高期望,所以她们被迫离开那地方时,并不感到意外。“把自行车还给这些小女孩。”一个人说。“离开这儿吧。”另一个说,满嘴嚼着烟。曾经笑着给她们加油的小伙子们一语不发地遵从命令走开了。只有一个七英尺高的人看了一眼,摇了下头。她们对这样解散都没有生气——也许有轻微的流露,但并不明显。开车的女人从未见过一个压着怒气不发作的男人。坐在前排乘客座上的人认为,她那令人生厌的性感形象大概刺激别人把她想到歪道上去了。第三个人真的很是开心了一番,她坐在后座上心想,虽说她知道生气是什么样子,却不知道生气会有什么感受。她一向遵命行事,所以当那男人说“还给这些小女孩”时,她面带微笑地还了自行车。第四个乘客对遭到驱逐倒是心怀感激。这是她到女修道院的第二天,也是没和任何人开口讲话的第三天,除去今天一个叫比莉什么的姑娘过来站到她身边的时候。“你没事吧?”她身穿一件贝粉色长裙,头上没戴显眼的帽子,而是插着一朵小黄玫瑰,“帕拉斯?你没事吧?”她点了点头,克制着不要发抖。“你在那边会很安全的,不过我会过去看看你是不是需要什么,好吧?”“好的。”帕拉斯低声说,随后又道了声“谢谢”。就是这样。她微微张开嘴唇,说了两个字,没有流进黑水来。她仍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但黑暗的潮水已经退去了。就这一时吧。当然,在夜间又会回来的,她也会重新泡进里边——尽量不去想是什么东西在脖颈下面游动。她注意的是水面,以及舔着水边的手电筒光,然后便越过黑色的闪光向远处潜去。希望,希望在下面触到她的东西是乖乖的小金鱼,就像她五岁时父亲买给她的那样。要么是色彩艳丽的热带虹鳝,天使鱼。可千万别是鳄鱼或蛇。这是一座湖,可不是什么沼泽地或者圣地亚哥动物园的水族馆。漂过这片水,耳语比他们的呼唤更近。“这儿,小姑娘,这儿,小姑娘。小猫,小猫,小猫”,听着很远;可是,“把手电筒给我,不要脸。那是她吧,让她去吧,说不定会淹死呢,没法子”,这些话溜进了她耳后的皮肤。帕拉斯瞪着车窗外那么平稳的天空,那么毫无特色的景色,几乎觉不出自己是在一辆行驶着的汽车里。吉姬嚼着的泡泡糖气味和她喷出的香烟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这儿,小姑娘。这儿。”帕拉斯以前曾听过这样的叫法。那是很久以前她度过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自动扶梯上。上个圣诞节。话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说的,此时她能够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细节比初次见那女人时更多了。她头顶的头发用一个红色的塑料发夹夹起,原先应该是向后梳的蓬松的小发束,或者,如果再长上两三英寸,就会是发卷。事实上两者都不是,只是由小女孩用的发夹扣住的一束头发。另有两个发卡,一个黄色,一个氖紫色,把两股指头粗的发丝束在两边的太阳穴处。她黑黑的光滑面孔颇值得夸耀,两颊上圆饼干大的猩红色胭脂完全是见所未见的,品红色的唇膏弯弯地勾到嘴唇之外,黑色眉笔描出的眉梢指向颧骨。她佩戴的其他饰品都是炫目又叮当作响的:白色塑料耳环,铜手镯,喉部的彩色珠子,以及许多别的来自她随身携带的袋子的东西,那是两个BOAC手提袋和一个香烟盒形状的金属丝编织袋。她身上穿着白色的纯棉露背背心和红色小短裙。她那双短腿上套的长筒袜是肉桂色的,让人觉得和黑人妇女的腿很匹配。她穿着高跟鞋跑动起来真是一道景观。她胳膊内侧的皮肤和小而坚实的腹部暗示她大概四十岁,但说她是五十或二十岁也未尝不可。她在上升的自动扶梯上跳的舞,她那摆动的臀部、摇晃的头部,让人想起过去时代灯光黯淡的双人房间里的慢步,而不是一九七四年的电子音乐舞步。她可以在世界各地给牙齿镶金:牙买加的金斯敦,密西西比州的克里斯蒂安隘口,亚的斯亚贝巴或者华沙。令人晕眩的金光成了她微笑时的特征,给人一种严肃的印象,而这正和她的服饰给人的印象相反。大多数人的目光都从她身上移开——低头看着脚下移动的金属楼梯,或者打量着把百货公司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圣诞节装饰。加利福尼亚的圣诞节本来就是一年中的一大乐事,而这一次看得出更是非比寻常。天空灿烂,热气翻卷着人造雪,堆积到绿金两色和粉银两色的花环上。帕拉斯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勉强没有在向下移动的扶梯上滑倒。她不明白这个搽胭脂、镶金牙的女人何以让自己如此神魂颠倒。她们完全是两路人。帕拉斯耳垂上吊着的是十八克拉的钻石耳环,脚上的靴子是手工制作的,牛仔裤是名牌,皮带上的咬扣是制作精细的银饰。帕拉斯有点惊慌地磕磕绊绊下了自动扶梯,她奔向大门,门外卡洛斯在等她。那个反叛的女人唱歌般的声音伴随着充满商店的圣诞颂歌传出来:“这个小姑娘。想要小姑娘,小姑娘啊。”“玛——维——斯!”玛维斯不愿看她。吉姬总是要丑化她的名字,把声音拖长,就像她那黏糊糊的泡泡糖扯成的一根丝。“你就不能一小时超过十英里吗?好人!”“这辆车该换新的风扇皮带了。我不会超过四十英里的。”玛维斯说。“十。四十。简直像走路了。”吉姬叹着气说。“也许我该在这儿把车停下,让你看看走路是什么样子。愿意我这么做吗?”“别拿我寻开心了。把我拉到那个懒汉那儿……你刚才看到那家伙了吗,西尼(“西尼卡”的昵称。)?米努斯。就是和我们在一起时吐了自己一身的那个人。”西尼卡点点头。“不过,他没说什么有意思的话。”“他也没阻拦他们。”吉姬说,“吐了那么多,我把那脏东西擦净了。”“康妮说他可以留下来的。我们都参与了清洁工作,”玛维斯说,“不止你一个。而且没人拖着你。你不一定非去不可。”“他有震颤性谵妄症,会高声叫嚷的。”“关上你那边的窗户,行吗,玛维斯?”西尼卡说。“后座那儿风太大吗?”“她又发抖了。我想她觉得冷。”“现在是三十二度呢!她到底怎么了?”吉姬瞥了一眼那发抖的姑娘。“我要不要把车停下来?”玛维斯问道,“她可能又要吐了。”“不,别停车。我来搂住她好了。”西尼卡把帕拉斯搂在怀里,抚摩着她起了鸡皮疙瘩的双臂,“也许她晕车了。我原以为这次婚庆活动会给她提提神呢。看来反倒更糟了。”“那座该死的蠢镇子让谁都作呕。我没法相信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婚庆活动。高声叫嚷的竟然是圣歌!”吉姬大笑着。“那是婚礼集会,不是迪斯科舞会。”玛维斯擦着脖子上的汗珠,“再说,你只是想再见见你那可爱的小伙子。”“那个傻瓜?”“对。就是他。”玛维斯笑着答道,“如今他结了婚,你想要他回来。”“要是我想要他回来,就能让他回来。我想要的是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你已经这么说了四年了——对吧,西尼?”吉姬张开嘴,但没有说话。是四年吗?她觉得是两年。但至少有两年是用来与那讨厌鬼K.D.厮混了。她让他和自己保持那么长时间的关系,是因为他许诺过要赚够钱把她带走吗?要不就是有别的承诺让她待在那儿?就像树木要在冷水附近滋长。“是啊,唉,我现在算是讲现实了。”她告诉玛维斯,而且

                      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权,耕地三年,旱地六年,待产权过渡后才开征田赋。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仅在1652年一年,由于土地荒废,全国各省(包括北直隶)损失的田赋就超过银400万两。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3页;《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每年4561顷)。不过,顺治年间开垦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军屯地,农民成为屯户,被迫耕种这些屯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33—135页。总的来说,新政府在登记明朝藩王所占土地方面,远比开垦另外的荒地或隐匿的地产来得成功。到1646年,上报本县明朝藩王土地总数,已经成了县官们最平常的政务,有时清廷就籍没这些土地,赋民收租,以充军费。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第四辑,第150—152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58—60页。?魏象枢,山西人氏,满清首榜进士,1646年会试、殿试及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8—849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9—20页。魏象枢并不是唯一提出实行这种改革的臣僚。从1651年农历八月开始,江南臣僚就不断上奏,指出江南登录田地中的不法现象。据了解,富豪人家通过贿赂官吏,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土地逃避登录,已开垦的土地也未被登记入册。因此有人提议要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土地测量。西村元照:《清初的土地丈量》,第425—426页。?马德林·H·齐林:《火耗归公》,第7页。?1648年,六位按察使和御史被革职或贬秩。1649年,按察使周石可以受贿论死。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4—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五卷,第1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3722页。?同上书,第3722、37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1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外转”制度最初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官员获得实际经验而置立的,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惩罚。实际上,它还相当于一种升迁,并给了外转的官员一个杂敛所出之地。到1653年形成“内升外转”制时,它意味着让以文才入选翰林的臣僚去经历行省的实际管理。不过,虽然外转的确使他们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实际上这一额外的亲民经历却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晋升(1653年派出去的21名翰林院臣僚中只有5人后来升到四品以上)。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0—41页;《翰林院》,第93—95页。?张煊曾因与明朝大学士陈演发生了冲突而被革职。1644年,在北京补浙江道御史,继而仍掌河南道事。他弹劾贪官污吏的奏章极多,很多甚至是针对督抚等官的,名声颇著。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当时允许风闻奏事。鳌拜摄政时,因为这一作法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方禁止利用匿名揭帖的材料进行弹劾。1671年,康熙皇帝遂下令明确禁止以风闻奏事。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5—136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23页。?据刘献廷的记载,洪承畴的母亲在北京遇到儿子时,对他的变节降清大为愤怒,用拐杖打他,据说还大喊道:“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9页。如果洪承畴早先向朝廷所描述的他与母亲在南京令人伤感的和好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肯定不足凭信了。不管怎样,洪承畴后来是把母亲从京城送走了,因为根据1652年福建巡抚的一个奏疏。她于此年在福建家中去世。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谈迁认为张煊是因受命外补衔恨所致。谈迁:《北游录》,第362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关于大敕,见同上书第五十三卷,第1—3页。皇帝回京的日期根据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8月28日,以陈泰、李率泰年初奉行大赦令有误,罢任。陈泰隶满洲镶黄旗,系额亦都之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将领,曾在东北与袁崇焕作战,后率偏师从征山东。1644年,他参加了对李自成的战役。三年后,授礼部侍郎,入湖广进攻孔有德,后至福建与鲁王将领作战。1650年后,他出任一系列重要的文职:1651年任刑部尚书,然后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张其昀编:《清史》,第3713页。?这年冬天,在作为汉族归降者而隶属镶黄旗八年之后,洪承畴被允许作为正式成员编入牛录,“披甲侍卫”。从此以后,洪承畴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归属于满族,对皇上感恩不尽。《明清史料》第三册,第131、160页,摘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0—25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3页。此诏颁于1651年8月16日。?同上书,第677页。关于皇帝的包衣,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7—18页。?赵开心,长沙(湖南)人氏,前明进士,他以关心民瘼、力除吏蠹而颇负盛名。起初,京城天花流行,引起了恐慌,染疾者常被立即扔到城外等死。这时正是赵开心上疏,请四郊各定一村。来特别安置天花患者。与赵开心相关的制度,如前所述,还有他为多尔衮定入朝仪注;并疏请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后应急置抚按,以时绥抚。1645年,擢左佥都御史,后坐事罢。1651年9月24日,被召起复原官。张其昀编:《清史》,第49、3776—377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4页。谭泰的子孙也被判处死刑,但都得到了赦免。同上第五十九卷,第17页。卓罗继谭泰而任吏部满洲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达赖喇嘛于1651年访问北京,也就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顺治一统天下的君权。皇帝为庆祝自己当家作主,下令大兴土木,耗资几万银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忽必烈汗宫殿的遗址上。根据一块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石碑说,顺治“养育人民”,统治四方。1981年我在北京时,这块石碑仍耸立在白塔脚下,它的汉字碑文是由宁完我撰写的。?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50页。不过,这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参见罗伯特·B·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第19—20页。据耶稣教神甫的记载,顺治皇帝脾气暴躁,性欲旺盛。后来他有两个皇后,七个贵妃,八个宫妃。其中有三个后妃来自同一蒙古家族,有一个系汉军旗人之女,他对贵妃栋鄂氏宠幸无比,她是一位满洲将领的女儿。据汤若望一类西方人所说(当时正是汤若望在朝中最有影响的时候,皇帝常常驾临他的府中,用满语称他为“爷爷”),顺治作为一个年轻人,体形极佳,体重适中,皮肤白皙。有一幅顺治当时的画像显示出这位年轻人皮肤细白,头发乌黑,表情平和,目光坚定、深邃而锐利,阔嘴薄唇。虽然肖像画家画的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但还是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有点羸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第一卷。顺治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出色的书法家。李佳白:《北京第一位满族皇帝》;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9、347—352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5—9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56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可能就是由济尔哈朗坚持重议此案的。济尔哈朗也许是想让皇帝的一些儒臣丢脸。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想,我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一假设的资料。?《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同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根据吴伟业传记记载,只是由于他母亲对自身的担心(“儿死,其如老人何?”),才阻止了他悬梁自尽。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3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当时吴伟业在给侯方域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死不仕清廷。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六卷,第3页。不过,吴伟业的隐修有点夸张了。查阅一下这些年间,尤其是1650年以后他所写的诗,可以知道吴伟业遍游江南,访嘉兴、杭州等城,结识文友,接交官员,这些都是他在南京陷落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他所结识的人中包括清朝最高级官员。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5页。?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3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5页;赵尔巽编:《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吴伟业体弱多病,儿时肺部曾出血,此时他的肺仍然不好。这时他44岁。据说陈之遴娶了吴伟业的女儿,首先是因为他想利用吴伟业的盛名,来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地位。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5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吴伟业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极为矛盾,所以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兰德彰:《中国文化主义》,第370—371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9页。这首诗于1653年农历五月刊行于南京,当时吴伟业正在考虑他的决定。此诗未收入他的文集,但评注家都认为系吴伟业所作。?同上书,第57—58页。吴伟业这次可能也希望成为皇帝的老师。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卷,第219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1646年返回惨遭兵焚的故里商丘隐居。如上所述,侯方域却决定仿效他的弟弟侯方夏追求功名。侯方夏于1646年中进士。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阐述了侯氏家族这一方面的历史,见第34—35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这些年间钱谦益与吴伟业接触频繁。1660年,吴伟业诗集刊行,钱谦益为它写了序。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诗社成员中包括有写《赭山》诗的潘柽章,此人后来于1663年因涉及庄廷鑨明史案而被处死;还有戴笠,这位复明分子后来中“博学鸿儒”科(1679年康熙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的特别考试),年纪最轻,因而声名鹤起。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3—19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606、88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5—196页;《归庄集》,第548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0页。清人从1651年开始限制乡试中式举人到本地衙门任事。两年后,1653年夏天,朝廷命令所有正式的生员都向官府报名列籍,宣布免除他们的赋税,以防止他们出卖特权。1654年,朝廷还讨论罢生员银票免税之制,并宣布科举中式者充任里庄之首为非法。乔舒亚·A·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18—19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2页。这一禁令与政府只准学校用正统的程朱理学著作为教科书的命令相一致。赫尔默特·威尔海姆:《大冲突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86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八十七卷,第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页。有些记载强调苏州士人与松江士人之间的竞争是“十郡大社”解散的主要原因。彭宾(几社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彭师度选择了一些苏州士人,在大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故意排斥其他被认为缺少诚意的人。被排斥的人中有许多是松江士人,于是早在1660年镇压这类党社之前,他们就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原社。邓尔麟:《嘉定忠臣》,第308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198页。?吴伟业的双亲都还在世。对于他的离去,他69岁的母亲颇感不快,因为她怕再也见不着他了。虽然许多资料记载说他于1653年秋离开江南,但实际上他是在1654年5月底6月初离开南京北上的。1654年初,他受命任职于秘书院(后来他在秘书院一心编注《孝经》),这是由一个南人和北人的联盟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陈名夏、冯铨、成克巩、张端和吕宫联名荐举吴伟业,同时应荐的还有杨廷鉴和宋之盛。因为有冯铨在这份举荐他的关键性章奏上署了名,所以许多人认为吴伟业受到了玷污。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60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8—9页。?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欧州熟妇色XXXX老妇多毛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欧州熟妇色XXXX老妇多毛

                      主任吃了一惊,这么说你也失明了,他问;完全失明了;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我立即派人去;派一位医生;对,一位同事,当然;你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好,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还不能肯定;可以肯定,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多于两个;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谢谢;我会再和你谈的;再见。半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声音变了,我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我猜那男孩左眼斜视;对;毫无疑问,就是他;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卫生部呢;对,当然,我立即与医院领导谈话。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医生用餐叉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这时候电话铃又响起来。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医生回答说,病历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他最后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历。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我们不需要。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下午好,是部长在说话,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相信,由于你及时提供情况,我们能控制局势,但请你留在家里。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医生回答说,好,部长先生,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他说话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是警察失明吗;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时他正大声喊着他瞎了,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事有关;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警察没有告诉我;卫生部已经和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历;情况真复杂;谁说不是呢。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它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最后他瓮声瓮气地叹息一声,我真累啊;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妻子说;没有用,我睡不着,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是谁呀,妻子问道;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对,大概如此;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我来做。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式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只有女人才能穿的鞋子。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但他没有说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传来锁箱子的声音,随后妻子说,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她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丈夫要帮忙,说,让我来帮你搬,这事我还做得了,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但妻子不让他动手。之后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他们手拉着手,医生说;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她回答说,你不用担心。等了近一个小时,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去接楼内对讲机,很好,他马上下去;接着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在楼下等着,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看样子卫生部真的害怕了;走吧。两人乘电梯下去以后,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独自搬上救护车,往里边推了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太太下车。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4这个建议是由卫生部长本人提出的。虽说它并非无可挑剔,但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个好主意,既考虑到了单纯的卫生问题,也考虑到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没有弄清白色眼疾的病理学原理之前,多亏一位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白色眼疾的说法代替了难听的失明症,在找到处理和治疗方法之前,但愿有一种疫苗能防止这种病例继续出现,在这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其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通通收容起来并加以隔离,以防进一步传染,而传染一旦出现,病例就会成倍增加,类似于数学上常说的,按几何级数递增。Quoderatdemostrandum,卫生部长总结说。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这是从霍乱和黄热病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做法,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四十天,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这是部长的原话,听起来用意深刻,其实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词而显得故弄玄虚,后来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既可以是四十天,也可以是四十个星期,或者四十个月,甚或四十年,重要的是那些人不得从隔离区离开。部长先生,现在该决定把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为此事专门任命的后勤及安保委员会主席说;这个委员会负责运输和隔离那些患者并为他们提供给养;眼下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供选择,部长问道;有一所精神病院空着,正等着派用场,有几座军事设施因为最近的军队整编而弃置不用,有一个工业品市场已经提前竣工,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处于破产的超市;你的意见呢,这之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安全性而言,兵营条件最好;那当然了;但有一点不合适,就是军营太大,看管关进去的人既困难又费钱;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至于超市,可能会出现种种法律方面的障碍,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需要考虑;那么,工业品市场呢;部长先生,至于这个市场,我认为最好不予考虑;为什么;因为工业界肯定不会高兴,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数以百万计;这么说就只有精神病院了;对,部长先生,精神病院;那么,就定在精神病院吧;另外,从各方面看,精神病院条件最好,除了四周有围墙围得水泄不通之外,还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由两排房子组成,一排供真正的失明者居住,另一排可以住被怀疑受感染者,两排房子中间有块地方,姑且称为无人地带,那些在被看管期间失明的人可以穿过无人地带和已经失明的人住到一起;我看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部长先生;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派人指挥他们转移,而我想我们难以找到志愿者去做这种事;部长先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说看;如果一个被怀疑受感染者失明了,当然,这迟早会发生,那么请部长先生相信,其他人,就是那些还能看得见的人,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说得对;同样,如果一个已经失明的人想换地方,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进去;想得好;谢谢,部长先生,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吗;好,你可以放手去干了。委员会立即全速高效地运作起来。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已知的全部失明者,还有一些可能的受感染者,至少是在这次特别对失明者所在家庭和行业进行跟踪调查的闪电行动中确定并找到的可能受感染者。首先被送到闲置的精神病院的是医生和他的妻子。精神病院由士兵守卫,大门开了一条缝,放他们进去之后立即关上。从院子的大门到房子的正门拉上了一条粗绳子作为扶手。你们往右边走走,那里有条绳子,用手扶着绳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台阶,台阶共六级,一位士兵告诉他们。进了建筑物内之后绳子一分为二,一股往左,另一股往右,军士大声喊着,注意,你们在右边。医生的妻子一面拖着箱子一面领着丈夫朝离门口最近的那间集体宿舍走去。这间屋子很长,像古代的病房一样,里边放着两排床,床本来上了一层灰色油漆,但现在早已开始剥落。被子床单和毯子也是灰色的。妻子把丈夫领到宿舍最里边的一张床上坐下,对他说,你不要离开,我出去看一看。还有几间宿舍,又窄又长的走廊,大概是原来医生们用的一些办公室,一个劣等饭食的气味尚未散尽的厨房,一个摆放着锌面桌子的大食堂,另外还有三个单人间,离地两米高的墙面从下及上塞了一层棉絮,再往上直到屋顶钉上了一层软木板。房子后面有一道废弃的围栅,围栅旁边的树木早已无人照料,树干的皮仿佛被人剥掉了。到处垃圾狼藉。医生的妻子回到宿舍里,看到一个半敞着的衣柜中有几件精神病患者穿的拘束衣。她来到丈夫身边,问道,你能想象他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吗;我想象不出来;她刚要说是一座精神病院,丈夫却先开口了,你没有失明,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对,说得对,我没有失明;我要请求他们把你送回家,告诉他们你欺骗了他们,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欺骗了他们;没有用,他们听不见你说话,即便听到了也不会理你;可是你看得见呀;暂时看得见,但完全可以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失明,也许在一分钟之内;你走吧,求求你了;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再说,士兵们也不会让我迈下台阶一步;我不能强迫你;是啊,亲爱的,不能强迫我,我留下来帮助你,帮助以后进来的其他人,可是你不能告诉他们我看得见;其他人,什么其他人;你肯定不会认为只有我们是这样的吧;这简直太疯狂了;大概是吧,我们这不是在精神病院吗。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一个接一个地被抓到,头一个是丢了汽车的人,随后是偷汽车的人,还有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男孩有所不同,母亲带他去医院,他是从医院被带走的。母亲没有和他一起来,因为那女人不像医生的妻子那样机灵,没有失明也说自己瞎了,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会说谎,即便谎话对自己有利。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宿舍,这里没有绳子可扶,手便在空中摸索着,他们必须以痛苦为代价学会生活。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戴墨镜的姑娘在安慰他,你妈妈很快就来,很快就来。因为戴着墨镜,那姑娘可能失明了,也可能没有。其他人的眼睛东张西望,但什么也看不见,而姑娘戴着那副眼镜,嘴里还说着很快就来,很快就来,仿佛她真的看见那失魂落魄的母亲正从门外走进来。医生的妻子把嘴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进来了四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小男孩;两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医生低声问;妻子把他们描绘了一番;医生说,这个我不认识,另一个嘛,根据你说的长相,完全像到诊所去过的失明者;小男孩是斜眼,那女人戴着墨镜,好像长得还算漂亮;这两个都去过诊所。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盲人们没有听见医生夫妇的谈话,大概以为除了他们便没有别人,再说刚刚失明不久,听觉还没有灵敏到超过正常人的程度。最后,好像谁都不肯舍弃一个有把握的地方而另找一个心里没有底的地方,于是都坐到自己撞到的床上,结果两个男人挨得很近,但他们并不知道。姑娘还在小声安慰男孩,不要哭,你会看到的,妈妈不会耽搁太久。随后是一阵寂静,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话了,声音很大,宿舍最外边的大门旁也能听到,我们这里是两个人,你们呢,几个人。忽然冒出的喊声让刚到的人们吓了一跳,但两个男人都没有吱声,那个姑娘答话了,我想我们一共是四个,这里有我和这个小男孩;还有谁,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呀,医生的妻子问道;我在这儿,一个男人嘟嘟嚷嚷的声音,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口;还有我,又是个男声,满心不快的样子;医生的妻子心里暗想,看样子他们似乎害怕互相认识。她看到此时这两个人眉头紧皱,神情紧张,伸长了脖子,好像在闻什么气味,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相似,威胁中都带有恐惧,只是一个人的恐惧和另一个人不同,威胁的神色也各异。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她想。这时候传来一个响亮而生硬的声音,听口气出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之口。原来声音来自他们进屋时经过的门上的一个扩音器。注意,这个词一连重复了三遍,然后开始讲话,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希望你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晚安。刚刚安静下来,就听到小男孩那清脆的声音,我要妈妈,但这句话说得毫无表情,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一句话说了一半后停止运转,现在剩下的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医生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命令说得清楚明白,我们被隔离

                      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异地扭动,宛如一条条粗大的白色蟒蛇向我们盘缠挤压过来。虽然如蛇般扭动,但树干依旧坚实似铁,无论用轮锯还是快斧都无法将它们砍割开。“趴下!”莫炎高声喝道,我和S伏身趴在了地面,一片树干立即盘在了我们的身上。莫炎的腰间直了直,身上的黑色火焰狂飙数尺,双臂上下张开,徐徐在身前划了一个圆形,继而两手合十指尖向前用力击出。“灵火狂龙诀!”一声断喝,莫炎全身的火焰沿着前伸的手臂化出一条黑色的火龙盘延飞出,耳畔隐隐响起高亢的龙吟声。火龙甩动身体在白色树干间飞速回旋,所到之处树干逐一灰飞,不多时整片树林便全部化作了一地白灰。束缚一去,我和S立刻爬起身来,跟着莫炎向晖儿走去。这时的晖儿已不像先前那样温和婉然,神情略略有些恍惚,身体开始不住的晃动,看来她身上的猎魂巫已渐渐失效了。我正要上前扶她,身边的莫炎却噗地喷出一蓬鲜血。血雾中腾地燃起鲜红的火焰,只见他双手掌根对抵,手指蜷在掌心,猛地向晖儿推出:“灵火灭神诀!”我闻声还未来得及阻拦,鲜红的火焰在晖儿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光中响起阵阵凄厉的叫声,晖儿浑身顷刻间已被烧成了焦炭!“你他妈的疯了!”我嘶吼着扑向莫炎,一把捏住他的脖子疯狂地掐了下去。S在一旁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不知所措,下意识地上前想扳开我俩,但却被我狂怒地挥开。摆手顺势脱身,莫炎后退了几步,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口中咳嗽了几下,不住喘着粗气。“不是说有救吗?!不是说制服了就有救吗?!”我疯子似的冲他大吼着,眼前漫起了一片血红,“你就这么下手杀了晖儿,那是人干的吗?!”莫炎坐在地上,满脸虚脱的样子,毫不闪避地看着我的眼睛,眼神中竟有着笑意。这不由激得我杀心大起,一排满是尖齿的狼牙棒聚在了他的周围,只消几下就能解决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亦凡。”熟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一个瘫软的身体靠在了我的背上。我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晖儿奇迹般地依在了我的跟前。她身上满是焦黑的块状物,行动间不住剥落,但却毫发无损,只是看上去精神十分的萎靡,似乎有些筋疲力尽。“烧掉的是她身上附着的巫灵。”莫炎坐在地上缓缓道,“现在可以收掉这些棒子了吧?”面颊一阵发热,我立刻散去了包围着他的狼牙棒。一时间歉意和感激的复杂地交错在脸上,莫炎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自顾休息着,方才的激战也确实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力。晖儿的精神稍许恢复了些,S帮着我将她扶在地上坐下,一边揭去她身上残余的焦黑物。“刚才那个干尸一下出现在面前,我都没来得及叫你就被它喷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包住了似的。”晖儿心有余悸地说道,“接着身体就不听指挥了,那些包住身体的东西可以控制我的行动,但我却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到这里晖儿的眼泪纷纷落下,看来刚才所做的一切她是完全清醒地看到了,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和朋友,却不能控制自己,这种感觉简直是生不如死。“滇王那只老乌龟还在里面,现在就进去解决了它!”S忿忿地拎起猎枪,狠狠地推开开了石门。我和莫炎立刻起身,却听到舱内连续两声枪响,只见那滇王和身边的妃子早已成了无头干尸。S怒气未尽地又踢了滇王几脚,转身走到边上捡起了那把吊人矛。莫炎紧跟上前,手上闪出灵火将地上的干尸将军焚毁,又走到石案边探视起滇王和妃子的干尸来。“这个就是四牛贮备吧?”晖儿扶着我,指向案边一个精巧的青铜器皿道。那是个类似铜鼓的器皿,下部有三个兽脚支撑着,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上部的顶盖铸着四只长角膘牛,逆时针地形成了一个围圈,正中有根铜柱,顶端方形铜片上站着一个骑马的男人。“奇怪了。”S在一边叫了起来,“我找遍了这里,根本没看到滇王金印。”七、古墓机关“公孙的枪法不错。”莫炎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扶起地上的无头干尸,将它们靠在案边。“那是……”干尸的身上散放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昏暗的火光中我清晰地看到那断裂的颈项上飘舞着许多红色的细丝。舞动的红丝落入了一双笼着淡淡火光的手,莫炎抬手牵动了几下,两具干尸竟手脚曲张地动作起来。虽然心中明白这如同牵线木偶的原理一样简单,但那两具干尸却并不是牵线木偶,更诡异的是那些红丝决不是一般人能看见的。晖儿和S的表情再度证实了我的想法,惊讶中带有几分怀疑,仿佛正在观看大卫·克伯菲尔的奇幻魔术。“夸张!你手上有吸铁石?”S走到近前看着莫炎的手问道,“不对啊,这干尸也不是铁做的。”莫炎松开红丝,手上火光大亮,眼前的景物更为清晰了,晖儿和S应该也已看到了那些红色细丝。“这红丝是什么东西?”滇王如此轻易地倒在了S的枪下,这原本就令我有些疑问,而莫炎发现的这些红丝更是将疑问升华到了神秘的程度。“我也很难相信。”莫炎似乎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着S道,“公孙的运气很极端。”这话一出口便轮不到我继续发问了,S直接穷追猛打地盯住了莫炎。“越人鬼丝。”随着这个奇怪的名词,莫炎简洁地揭示了谜底。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群越国的遗民,被称为“越人”。这些越人手中掌握着一些奇异的技法,但却随着秦国统一天下而全部失传,而“越人鬼丝”便是其中一种。施术者用自己胸前剜下的血肉加上冰蚕和特殊药物饲养,四十二日之后施术者会自杀,并由他人将其脑髓作为最后一次的饲料。第四十九日时,饲养的冰蚕便会化蛹、产子、死亡。将蚕子混入饮食,人食用后蚕子便会孵化成形,血红色的蚕丝则会附着控制人的神经。更为诡异的是,施术者的思想会原封不动地驻入这人脑中,完全取代原本的思想,有如鬼魂附体一般。在必要时,鬼丝还会附带着蚕子,从被附着者口鼻间喷出,传染并控制与之接触的人。“如果公孙不是第一时间轰掉干尸的头部……”莫炎话语一顿,寒栗的感觉无声地包围了过来。“还好我经常玩CS,习惯了爆头~~”S抹了抹额上那并不存在冷汗道。“越人鬼丝怎么会在滇王的干尸里?”疑问将我引向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越人是受楚国管辖,这阳穴阴墓也是楚国的风俗,那个争论了许多年的疑问难道是真的?”“是庄蹻王滇的那个争论?”晖儿问道,文物展览会上一位黄姓教授曾做过此类的古史演讲,那精彩的史实分析确实印象深刻。“庄蹻是越人,传说古滇国是他建立的。”莫炎点头道,“但他的家族比古滇国消失的还早。”噗地一声,石案上的布帛不知怎地化作了碎片,靠在一边的滇王干尸顿时嵌入了石案内。众人下意识地闪在一边,石案面上缓缓出现了一片凸起的石刻,那形状似乎是一座城池的模型。错落有致的方形石屋聚集在隆起的城池中央,蜿蜒而上的阶梯环绕至城外,酷似玛雅金字塔的建筑紧靠着中央巍峨耸立,一侧高大的城墙内则围建着圆型的环状建筑。原来石案的侧边有一处隐蔽的机关,莫炎丢开越人鬼丝之后,滇王的干尸便斜靠在了附近。重力的牵引使得原本歪斜的尸体在光洁的石板上滑动了起来,恰好压在了机关石板上,从而巧妙地触动了机关。在那座金字塔般的建筑平顶上,摆放着一颗金色的印章,上面盘铸着的蛇形动物正向我们表明着它的身份。“滇王金印!”我不由失声叫道,这印章的样式与那天文物展上的滇王金印分毫不差。S激动地呆了片刻,正要上前拿下金印,却被莫炎拦住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鼻子在金印边地闻了几下,眉尖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挑。金印下面有机关?莫炎那细微的动作预示着什么。伸手间我聚出一块薄薄的金属片递去,莫炎头也不抬地接过,一手扶住金印,将金属薄片轻轻地插入它与金字塔建筑的缝隙间,转手又接过我再度递来的金属块压在了上面。金印入手的那瞬间,熟悉的细微声响立即传入耳中,山鬼不失时机地开始与S交流了。“食人的猛虎为带来王权的使者开道,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带领你继续寻找。”S小心地复述着山鬼的话语。滇王金印、吊人矛、四牛贮贝器,这些山鬼提及的东西就摆放在面前,循着那两句迷一般的提示,众人不住地思考着其中的深意。贮贝器的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阔张的大口像在吞噬着什么,但扳动拉拔中却纹丝不动,脚下完全是与贮贝器铸为一体的。那骑马男子的打扮似乎是汉朝模样,应该就是代汉王御赐金印的使者,可这使者身上又蕴藏了什么玄妙呢?莫炎在那里翻看着金印,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沉闷,似乎也被困在了某个环节上。吊人矛则在S手中,渐渐急躁的查看下长矛不断被翻覆着,从边上看去像是在舞弄着长矛。铛!长矛重重地扎在了地上,响声将其余三人吓了一跳。S自地上拔起长矛,认真地检查了下矛头,口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别心急,我们一起看看。”晖儿拉过S柔声道,“秘密会不会在矛头上?”“矛头?我看了半天了,除了它边上的小人是挂上去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是……”S似乎想起了什么,扳过矛头又仔细看了一下,伸手拉住其中一个吊在矛头上的人像左右晃了晃。人像被铜环挂在矛头两侧的小孔上,S在拉动中发现了什么,双手捏住铜环拧了两下,环体应手而开,自一处横向折成了九十度。原来这铜环是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的,一段由扣齿绞住可以左右转动,另一端则是密合较好的阴阳扣造型,粗粗看去混为一体。如法炮制下,另一个铜环也被取了下来,两个青铜人像并排地躺在S的手掌中,满脸的痛苦表情栩栩如生。“古代人的腰还真细。”S嘀咕了一句,两指搓着人像的腰肢,眼光却落在了贮贝器侧边的猛虎身上。晖儿顺势望去,转而一脸兴奋地与S对视了一下,两人各拿起一个人像来到了贮贝器的左右。仔细对比了一下后,人像被轻轻塞入了猛虎的口中,阔张的虎口恰好卡在了人像的腰上,一副猛虎食人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咯咯两下,贮贝器两侧的花纹处落下了一层淡淡的灰土,猛虎向外弹出了些许。原来它们脚下连着的铜片是后期贴合在贮贝器上的,但接缝处与铜壁上的花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秘密。晖儿和S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捏住猛虎的身体小心地向外拉动了一下,两块铜壁被拉出两公分左右便不再移动。而与此同时,贮贝器的底部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碰击声,我探手一挥,一片巴掌大小的方形金片落入了手中。“是什么东西?”S口中问道,急急探头过来。那金片约有七八公分见方,其中一面精细地刻着一些弯曲的纹路,正中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似乎原本应该卡嵌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骑马使者的身上应该也有机关。”猛虎机关的发现提醒了我,刚才一直在端详金印的莫炎也立即起身走了过来。捏住铜马身上的人像,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扳动,但手中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移动。莫炎在另侧观看了片刻,伸手在马鞍上轻轻拔出了一个物件。我手下一动,人像顺手向马尾滑动了两三公分。仔细观看,马鞍的璎珞饰品下竟隐藏了一根细细的铜柱,正是这根穿透马腹的铜柱卡住了人像在马腹内的机括。人像移动后,马背上现出一个两公分见方的凹槽来。莫炎小心地将金印卡了进去,轻轻按紧。嗒地一下,铜马晃动着脱离开来,莫炎则一把接住了铜马,随即取下金印。原来铜马站立的那块方形铜片是个极扁的铜盒,铜马脚下的是上盖,铸在贮贝器顶端铜柱上的是下托,一块圆形的金片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下托中。从莫炎手中接过圆形金片,其中一面同样刻着弯曲的纹路,正中位置是一个不大的孔洞,我下意识地将孔洞对准方形金片的凸起处,两块金片完全地卡在了一起。手指间轻轻推动,圆形金片便转动了起来,那样子倒像是我之前用过的方形罗庚。“看看这些纹路之间的规律。”莫炎一边提醒,一边仔细地看着圆盘的转动。两块金片上的花纹十分奇特,无论怎么转动似乎都可以在它们之间组合出连贯的图案,这不由让我有些大跌眼镜了。“360°旋转就有三百六十个组合图案,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答案。”晖儿看了一会说道。天圆地方,两块金片代表天地,山鬼说的“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应该是指它们花纹的组合。似是而非的组合显然是用来掩盖真实秘密的,看来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金印的印座上有刻痕。”莫炎将手中的金印递到我面前,上面盘曲着的蟠蛇是诸侯王权的象征,靠近蟠蛇头部的印座右侧和上部分别刻着“∟”和“⊥”两个标记。“蟠蛇的形状似乎扭曲的有些过头吧?”S盯着金印看了半晌,“这蛇会不会是方向标?”我立刻在方形金片上搜寻,花纹中果然暗藏着这两个标记,可与金印印座方位对应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转动圆形金片,酷似蛇头的花纹落入眼帘,对应标记的位置将蛇头花纹转至正位,蟠蛇的形状顿时呈现。“用纸笔拓印下来。”S掏出纸张炭笔迅速拓下了金片的上花纹,炭黑的底色上隐约的纹理构成了像是地图似的图案,那条蟠蛇在图案中弯曲盘折地形成了一条行进路线。“蛇尾的位置好像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滇池。”晖儿一眼认出了图案上的地点。“像是云南中南部地图。”莫炎从S手上拿过地图,眯着眼仔细分辨了一下上面的图案,拿过炭笔在另一张纸上写画了起来,并不时地对照着地图。那纸上罗列着几个奇怪的文字,奇诡的字体和先前灵骨之匙印出的文字有些类似。按照金片地图的指示查询下去也就是找出龙脉和解救S的线索所在,但这张地图目前仅能看出下一步的大致行进路线,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除非莫炎写下的文字可以解决关键问题,否则单猜解谜语就足够耗尽原本宝贵的时间了。“蛇头的位置就是下一个目标。”莫炎放下手中的笔,“地图花纹的提示倒是很清楚。”“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提示又是怎么说的?”S被莫炎吊足了胃口。“沾益的天坑森林。”莫炎看着文字说道,“在石盘上用灵骨之匙就行。”既然目标已经明确地放在眼前,接下来的行动也就昭然若揭了,这番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亦凡,石舫怎么好像在动。”晖儿奇怪地望着主舱外。“我们算漏了金印的重量。”莫炎看着石案上的城市模型道。模型中的金字塔不知什么时候已沉入了石案,用来压住机关的金属物斜斜地盖在原本的位置上。原来是重量双重机关,记得曾经在电影里见过。靠物体重量压住一个机括,抬起物体就会触发机关。物体的重量是限定的,如果用其他重于它的物件代替就会压动另一个机括触发机关。奔到石舫一侧,舷窗外已是一片泥沼。石舫的头部某处正喷射着一种黄绿色的液体,溅在石壁上不断冒起阵阵白烟。烟雾过处厚实的石块竟不断腐蚀碎裂,正对石舫的石壁上兀然现出一个大洞,石壁连着一旁的大地石室,汹涌的河底泥浆顿时注入。“这酸液快赶上王水了!”S大叫道,“莫炎,让遁鬣带我们离开这里,我可不想变干尸。”“遁鬣受伤被我散成精气了。”莫炎如实答道,“现在没虚灵能像它那样带我们离开。”一句话等于给众人判了个死刑,石舫头部的酸液不断喷射着,石壁上的孔洞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泥沼就会全部填满整个石室。情急之下,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搜寻着脱身的方法。大地石室里的河泥正源源不断地自滇池底部涌入,速度和数量已是无法阻挡。石舫底层的暗舱内还有近一半的酸液在流动,暗舱的四壁应该是陶瓷构筑的,坚固致密的程度足以抗衡酸液的侵蚀。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莫炎,你有没有丹鱼?”莫炎眼光一亮,手中抛出几条朱色怪鱼。在他怪异的手法下,鱼身在众人头顶全部爆开,一片水红色的液体洒落在我们身上。“丹鱼的血可以保证我们在水里如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饶命,皇帝李晔见宦官已经知晓,于是让崔胤有事走正规程序上疏奏明,不必偷偷摸摸地面见自己。而韩全诲为了彻底摸清情况,又找了几个貌美的女子送进宫中,让她们暗中留意崔胤写给皇帝李晔的奏章,所以崔胤无论怎么做,宦官们对其行踪都是了如指掌,而皇帝李晔对此却全无知晓。当时崔胤密谋除掉宦官,宦官们也在暗中策划反制崔胤,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崔胤当时兼任三司使,韩全诲等人便鼓动禁军在宫中聚众抗议,控诉崔胤减损士兵们的冬装,皇帝李晔无奈之下,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这在崔胤看来是个敏感的信号,他误认为皇帝李晔开始倾向宦官,所以急忙写信向朱全忠求助。当时朱全忠和李茂贞见到朝廷内部纷争不已,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朱全忠想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而李茂贞则想将其接到凤翔。崔胤在信中告诉朱全忠,说已经奉皇帝李晔的密诏,让朱全忠领兵火速赶来京城长安迎接车驾,如果来晚了皇帝就会被李茂贞挟持走了。朱全忠当时正在河中,得到崔胤的书信后,唯恐李茂贞将皇帝掠去,于是急忙赶回大梁,准备发兵京城长安。事实上,朱全忠当时十分清楚崔胤在朝廷中受到宦官集团威胁的危险处境,所以他这次出兵京城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目的也是为了剪除宦官。不过此时对宦官束手无策的皇帝李晔虽然盼望朱全忠前来能够剪除宦官,但是他又担心朱全忠会和李茂贞发生冲突。为此,他让韩偓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全忠与李茂贞联合,韩偓给出的回答是,由于利益不同,两个人联合是不可能的。十月二十日,朱全忠自大梁发兵挺进关中。韩全诲听说朱全忠将要到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带领禁军,准备劫持皇帝李晔前往凤翔,而且宫内各门增加守卫力量,断绝了皇帝李晔与外界的联系。皇帝李晔得知韩全诲等人想要劫持自己的想法后,秘密派人为崔胤送去书信,告诉他带着文武百官出京城长安,催促朱全忠火速赶到长安解救自己。十月二十五日,韩全诲逼迫皇帝李晔召见百官,废止了正月颁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的改革条令,重新恢复枢密使与百官同典议事的旧制,而且当天便重开延英殿,韩全诲等人侍立两旁,与朝臣共同议事。在此后的五天内,李继筠带领神策军将内库的财物洗劫一空,又将诸王以及大批宫人秘密送往凤翔,并派兵锁上宫门,禁止人员出入。当时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内大肆劫掠,民财被抢劫一空,满街逃窜的百姓不计其数,不过崔胤所在的开化坊因为李继昭不肯与韩全诲等人合作,所以得到了李继昭的派兵保护。十一月四日,韩全诲带领神策军陈列殿前,逼迫皇帝李晔跟随自己前往凤翔,他告诉李晔说朱全忠已经大军逼近长安,想要劫持皇帝陛下前往洛阳,事实上是有篡位之心,现在臣愿意奉送皇帝陛下前往凤翔,是为了保护陛下。连日来韩全诲等人的所作所为,让皇帝李晔明白了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所以他拒绝了韩全诲的要求。而且他手持宝剑想要登上乞巧楼进行抵抗,但是他四眼望去似乎并没有保护他的卫兵,因此他只得丢下宝剑,与何皇后以及诸嫔妃跟着韩全诲出了宫城。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刚刚出城,他背后的长安城内便是一片火光,李晔回身望去泪流满面,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悲痛,从心底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重新回来。当天夜里,皇帝李晔一行人到达了长安城南六十里的户县。次日李茂贞亲自从凤翔赶来迎接,就这样李晔在回到长安没多久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皇帝李晔跟随李茂贞去了凤翔,而此时的朱全忠依然还在路上。他要想进到长安,必须经过韩建的领地,而韩建是李茂贞的盟友,不会轻易让朱全忠通过。因此朱全忠率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兵马进驻河中,准备攻打韩建。十一月一日,当李继筠封锁宫门洗劫内库的时候,朱全忠带领四镇兵马七万余人进攻同州。同州留后司马邺望风投降,朱全忠让司马邺前往华州告诉韩建如果不尽快投降,自己将会立即领兵攻打华州,而且当天朱全忠就从故市领兵南渡渭水进逼华州。韩建自知实力悬殊,只好派部将李巨川请降,并献上三万两白银犒劳汴州军。韩建的归顺使得朱全忠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他领兵进驻赤水,接着向长安进发。当他赶到昭应县的零口(历史上鸿门宴的所在地)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离京西行,朱全忠担心再这样一路追下去,恐怕会落个挟君的罪名,所以便暂时撤回赤水以观时变。当时闲居在长水的张浚见朱全忠按兵不动,立即赶到赤水劝朱全忠将韩建除掉,理由是韩建除了是李茂贞的盟友之外,还曾经上疏皇帝李晔请求前往凤翔。朱全忠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兵包围华州,韩建立即出来示好,表示自己是一介武夫,上疏的时候没有考虑态度,希望朱全忠能够原谅自己。韩建诚恳认错的态度,最终使得朱全忠原谅了他。但是朱全忠担心他在华州经营时间太久会生出祸乱,于是将其移往陈州赴任。同华地区经过韩建多年的治理,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皇帝李晔身在华州时期,随着四方商人的云集,一时间商业极为繁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现在这些财富全为朱全忠所得,因此在经济上朱全忠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补助,最关键的是同华地区距离京城长安较近,为朱全忠日后出兵京城长安以及征讨凤翔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皇帝李晔西行之后,文武百官在崔胤的安排下,大多留在了京城长安,出现了“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的局面。崔胤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向朱全忠求助,希望他能尽快出兵迎回皇帝陛下。十一月四日,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王溥等人前往赤水与朱全忠商议迎接皇帝李晔回京事宜。朱全忠出兵本来就是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目前目的还没达到,现在有了崔胤的召唤,所以他不用再担心落个挟君的罪名,可以继续西进。两天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长安,然后在崔胤的建议下,朱全忠派人到凤翔宣布自己进京的消息,同时让韩全诲等人护送皇帝李晔立即回到京城长安,韩全诲当然是拒绝了朱全忠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朱全忠决定将大举讨伐凤翔。第十一章遇害身亡困居凤翔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到达凤翔,在城东安营扎寨。李茂贞登上城楼向朱全忠解释,说天子到他这里是来避难的,并非被自己劫持来的,朱全忠是受了奸人的蛊惑,所以才兴兵讨伐他。而朱全忠则全然不理会李茂贞所说的话,要求李茂贞立即奉送皇帝李晔回京,自己会既往不咎。朱全忠的态度等于是要讨伐到底,李茂贞眼见朱全忠不肯退兵,于是和韩全诲连连逼迫皇帝李晔下诏,让朱全忠赶快退兵。朱全忠见凤翔城池坚固难以立即攻下,于是移兵攻打邠州。邠州在凤翔东北方向的二百里处,当时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徽镇守,与凤翔遥相呼应。十月二十七日,朱全忠对邠州发起猛攻,李继徽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两天后被迫投降。朱全忠攻下邠州后,又立即兴兵攻打盩厔(今陕西周至),两天后又将盩厔攻下。邠州、盩厔相继失守,让李茂贞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当时镇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昭信军节度使冯行袭见汴州军队势强,于是将韩全诲派往各地途经金州的使者二十余人全部杀掉后,向朱全忠投降。西川节度使王建也趁火打劫,与朱全忠修好,并派部将王宗佶、王宗涤领兵五万攻打李茂贞的山南诸州。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朱全忠自三元移驻武功,再次进逼凤翔,当时韩全诲让皇帝李晔下诏征李克用前来救援,同时李茂贞也以个人身份写信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得到消息后,派部将李嗣昭领兵五千实施围魏救赵之策,从沁州攻打晋州,以缓解朱全忠对凤翔的压力。皇帝李晔也派人充当岐、汴和协使,对李茂贞和朱全忠加以劝解,并赐朱全忠“李姓”,想让他和李茂贞结为兄弟。但朱全忠却断然拒绝,他一方面让部队继续包围凤翔;另一方面回军攻打李克用,击败正在攻打晋州的李嗣昭后,乘胜进逼晋阳。面对强大的朱全忠,李克用锐气大减,自此之后很多年不敢和朱全忠交战,就这样李茂贞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救援自己的强援。朱全忠在凤翔外围不断地攻城略地,皇帝李晔则在凤翔内再次组织起流亡政府。鉴于文武百官都留在长安的现实情况,皇帝李晔对朝廷官员重新进行了整合,不过由于李茂贞极力推荐自己的心腹,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担任官职,而皇帝李晔也不愿意任命李茂贞的心腹,所以即便是流亡政府,皇帝李晔也组建不起来。当时有大批人上疏皇帝李晔,指出李茂贞推荐心腹担任朝官,是徇私舞弊行为。李茂贞得知消息后,鉴于朱全忠压力颇大,而且朝廷内部局势不稳,于是就想将皇帝李晔挟持到蜀中再作打算。而崔胤等群臣听说李茂贞要将皇帝陛下挟持到蜀中,全都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崔胤便前往河中,再一次向朱全忠哭诉,希望他赶快解救皇帝陛下。在崔胤的催促下,天复二年(902年)六月,朱全忠亲自领兵抵达位于凤翔府南边三十五里的虢县。李茂贞闻听朱全忠再次前来,不再采取闭门不战的策略,而是出城主动迎战。六月十日,李茂贞亲自领兵在虢县北部与汴军交战,结果凤翔并大败而归逃回城内。朱全忠乘胜进驻凤翔城下,并分兵五寨将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李茂贞的堂弟保大节度使李茂勋见凤翔被围,于是领兵屯驻三原想要解救堂兄。朱全忠派部将康怀贞、孔勍攻打李茂勋,李茂勋抵挡不住汴州军队的攻势狼狈向东逃窜。李茂贞在城内得知堂弟战败,并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六月十七日,李茂贞领兵夜袭奉天(今陕西乾县),俘虏了汴军将领倪章和邵棠,他看到汴州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干脆在二十二日倾巢出动想要与朱全忠一决胜负。这场战役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交战双方在很长时间内不分胜负,只是因为李茂贞兵力有限,所以在日暮时分才主动收兵回城,结果汴州军队随后追击,几乎攻陷了凤翔西门,自此之后李茂贞不再出城交战。当时正值阴雨连绵,汴军中很多士卒身染疾病,朱全忠见李茂贞坚守不出,凤翔城一时间难以攻下,如此下去对己十分不利,便想带领军队回归本镇。部将高季昌、刘知俊得知朱全忠的想法后,极力劝阻其不要撤兵,并建议选派得力的间谍混进城内,用诡计引诱李茂贞出战。骑士马景主动请缨,伪装成凤翔军战败的士卒进入凤翔城内,进城后马景散布消息说朱全忠已经撤兵,只留下些战斗力不强的人马,而且今晚也将撤走。消息很快传到了李茂贞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当天利用夜色偷袭汴军营寨。当夜,李茂贞带领大批人马出城偷袭汴军。朱全忠见李茂贞中计,于是命令中军敲响战鼓,让伏兵四下杀出,又派数百骑精骑兵堵住城门,凤翔兵进退维谷,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李茂贞拼死杀出条血路才得以逃回城内。李茂贞战败后,朱全忠命令士兵环绕凤翔城广挖战壕,形如蚰蜒爬行之状,而且在营寨四周安置了大量犬狗,如果敌军来群犬齐吠,同时绕营设置木架,用绳挂铃将其连接,敌军来便出动铃响,从此用这种方法切断了凤翔城与外界的联系。凤翔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粮食以及各种物资越来越匮乏,城内开始出现以人肉充饥的现象。皇帝李晔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处境也极为艰难,粮食断绝后李茂贞只能供给其一些猪狗之肉食用,其随从每天都有饿死的。皇帝李晔虽然知道朱全忠绝非忠臣,但是为了早日解脱困境,他还是要求韩全诲和李茂贞迅速与朱全忠和解。韩全诲和李茂贞对此置之不理,而此时朱全忠却主动示好,原因在于李茂贞的很多部将在看到李茂贞大势已去后,纷纷带着人马出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担心李茂贞穷极无路之下会与城俱毁,自己落个挟君的罪名不说,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也会化成泡影,因此朱全忠表示愿意和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朱全忠派部将司马邺进入凤翔,向皇帝李晔奉呈和解的奏书,而且不断派使者入城呈贡食品衣物,甚至允许城中百姓出城打柴。不过,韩全诲和李茂贞并不买账,依旧想以武力对抗朱全忠。十月二十一日,李茂贞领兵突袭汴州军队西寨,结果大败而归。朱全忠见李茂贞无意和解,于是派部将孔勍、李晖乘虚直捣李茂勋的老巢鄜州和坊州,并于十一月十日攻占了坊州。次日,汴州军队冒着大雪连夜行军,于拂晓抵达鄜州城下,守军来不及迎战,汴州军队攻入城内,与城中八千守军展开巷战,直到午时鄜州守军抵抗不住,于是举城投降,孔勍、李晖安抚李茂勋家属及其部将。李茂勋得知鄜、坊二州已失,而家属部将无恙时,遂投降朱全忠。失去了堂弟李茂勋的支持,已经内外交困的李茂贞直到此时才想与朱全忠议和。不过李茂贞明白,眼下必须要表示出自己的诚意,而且这个诚意要足够能打动朱全忠,所以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可以诛除宦官。为此,李茂贞亲自修书一封送给朱全忠,他在信中强力为自己辩护,说这场挟持天子的祸乱都是宦官韩全诲一手造成的,并重申自己将天子迎到凤翔,是为了让天子避难。现在朱全忠既然有匡扶社稷之心,自己愿意护送天子回京,并愿意率部为朱全忠效力。朱全忠面对李茂贞的和解态度,也表示不计前嫌,愿意通力合作。不过这样一来,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坐不住了。韩全诲得知李茂贞与朱全忠暗通书信之后,自度难免于难,于是互相之间开始推诿指责,而且凤翔城中的人全都将矛头指向宦官,导致李继昭与韩全诲当面互相对骂,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宦官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海前往朱全忠营寨商议回京事宜,同时李茂贞也派遣心腹与朱全忠签订议和条约。正月六日,李茂贞秘密觐见皇帝李晔,请求诛杀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奉迎皇帝陛下返京。当时皇帝李晔得知李茂贞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诏令将韩全诲等人斩首,并让李茂贞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任命御使第五可范、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左、右军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上、下枢密院使,当晚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人相继斩首。次日,李茂贞让人将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装在袋子里,然后让韩偓送到朱全忠的营寨。不过,朱全忠虽然见到了韩全诲等人的首级,却依旧围困凤翔城,李茂贞怀疑是崔胤从中作祟,于是写信央求崔胤劝说朱全忠撤兵,并请求皇帝李晔下诏让崔胤等百官来到凤翔。虽然宦官集团已经被除,但朱全忠依旧想让李茂贞出城投降,为此他写信让崔胤从中调停。崔胤告诉李茂贞,诛除宦官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如果继续顽抗朱全忠,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二十二日,李茂贞打开凤翔城门放出了皇帝李晔。当李晔走进朱全忠的营寨时,朱全忠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救驾来迟,让皇帝陛下受惊。而皇帝李晔对朱全忠救驾有功,表示由衷的赞扬,君臣二人在营寨中稍事休息过后,朱全忠即令部将朱友伦护送皇帝李晔起驾回京,自己则留下负责善后工作。正月二十七日,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久违的京城长安。表面看上去李晔又重新恢复了自由之身,而事实上,对比先前诸多挟持他的人,成功解救他的朱全忠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儒将风范朱全忠与李茂贞争夺皇帝李晔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晔被困凤翔时,韩全诲曾以皇帝的名义向诸道发布诏令,命令各路藩镇前来勤王,不过各路藩镇对此反应不一。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与朱全忠的长期争战中,逐渐败下阵来,不敢再与其争锋,所以李克用接到诏令后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几千人;西川节度使王建则全力经营自己的巴蜀之国,而且企图占有李茂贞的山南之地,朱全忠与李茂贞相争,他正好是坐收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欧州熟妇色XXXX老妇多毛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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