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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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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视频在线一区二区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

                      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这段时期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一般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是战国时代。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不见秦人的踪迹。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没有诸侯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小族群。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转机。当时,秦人的首领是非子。非子很喜欢马和其他牲畜,且善于养殖,他养的马繁殖快,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当地人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周王那里,周孝王召见了非子。于是,善搞养殖业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与渭水之间主管马匹,其业务精湛,颇受赏识,因此被封于秦(今甘肃陇西),并让秦人“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开始。采邑是古代天子、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世禄的封地,也称食邑。而卿大夫因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这样,非子成为秦赢的合法继承人。采邑只是卿大夫的封地,还远远比不上诸侯的封地。因此,得到采邑的秦赢只是一个卿大夫。那么,卿大夫与诸侯是什么关系呢?自周初开始,周天子把天下划分为若干领地(领主管理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王命,定期朝贡述职;但是,在诸侯的领地中,他们又是世代相袭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在其国中又分封领地给卿大夫,卿大夫只有领地,没有政权。卿大夫的领地就是他们的采邑。所以,卿大夫比诸侯的地位低,而且,卿大夫没有国,即没有政权。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东方的诸侯如晋、齐、燕的地位要低得多。尽管秦人地位比东方的诸侯地位要低,但凭借一技之长,总算是在以周天子为塔尖的金字塔政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秦人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周幽王烽火娱褒姒秦襄公勤王封诸侯秦人获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后,秦始皇家族一直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那么这个历史机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呢?这两个问卜题和西周王朝的衰败密切相关。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封建国,到周幽王时期亡国。秦国由卿大夫被提拔为诸侯,恰恰伴随的是这场变化——周天子的地位在逐步下降,西周的王制在走向衰落。这一过程很漫长,在其间,有三位周王应当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位就是周厉王。周厉王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压制言论。周厉王在位时期,不准“国人”(西周、春秋时期住在国都人的通称。他们有户口可以住在国都,具有公民权,可以从军,充当基层官吏,参加祭祀;和“国人”对立的是“野人”。因此,“国人”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利用山林和水面,把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结果严重损害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面对“国人”的愤懑,周厉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监视“国人”,谁敢在背后议论,杀之无赦(以告,则杀之)。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能交换眼色(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见“白色恐怖”的严酷。周厉王控制言论,短期之内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谤鲜矣”,二是“诸侯不朝”。周厉王本人还沾沾自喜地对他的大臣召公说:我能禁止他人说我的坏话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手下的大臣(召穆公)对厉王进谏说: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比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淌的危害还要大。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最终会导致决堤,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何尝不是这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有朝一日也会决堤的,恐怕那时悔改也来不及了。但是,周厉王还欣欣然地沉浸在短期政治高压的效果中,对召穆公的谏言充耳不闻(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是没有人敢讲话了。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厉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出逃,流窜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周厉王从镐京出逃时,他的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里,“国人闻之,乃围之”。最后,召穆公没有办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周厉王逃亡之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又过了十四年(前828),周厉王死于流放地,太子静被拥立为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还政权(一说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执掌。共伯和是西周时期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君,周厉王出逃后,他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周天子被“国人”赶出京城,客死于流亡之地。天子的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是西周王朝衰落的开始。第二位导致西周衰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宣王。周宣王登基后,采纳大臣召穆公等人的意见,整顿朝政,曾经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但是,宣王晚年,连续用兵失利,先是败于姜氏之戎(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来,又在南征中损失了“南国之师”,军力受到重创,再次陷人危机。西周初年,周王室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大量军队,周天子的军力远远强于诸侯,这是周天子号令天卞诸侯的军事保证。但是,到宣王时期,周天子的兵力损失极大,已经严重不足。大臣劝谏周宣王举行天子籍田助耕的礼仪,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需要各国诸侯齐至,正是强化权威的有利时机。然而,周宣王不听劝谏(王弗听)。曾经有所作为的宣王没能担当起重振周室的大任,反而因不听劝谏而使兵力大大削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军事保证。第三位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幽王。周幽王是怎样摧毁了西周的呢?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西周被灭于犬戎之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增侯、犬戎,对西周都城镐京发动突然袭击。周幽王见势不妙,立即点燃烽火,希望诸侯能够率兵保卫京城。但是,看到镐京的烽火,却鲜有诸侯率兵勤生(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结果,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被杀,镐京的财宝与美女褒姒(sì,似)都被掠走(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周天子自立国之初就拥有号令诸侯的权力、如果诸侯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就可以对之进行征伐。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什么周幽王点燃烽火竟无人勤王呢?这件事其实是和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美女褒姒。周幽王本来就是一位昏庸之王,他宠信了一位贪财图利而又善于逢迎、能说会道的大臣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一。后来,褒国进献了一位美女褒姒,周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对她的话是言听计从。周幽王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姐做王后,并且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被废,只好和其母亲逃回申国。褒姒虽然美艳绝伦,却是位冷美人,特别严肃,不爱笑(褒姒好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博得褒姒一笑,但始终未能成功(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黔驴技穷的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台本是国都镐京遇险时紧急征召天下诸侯勤王的标志,烽火一起,说明国都有警,各地诸侯会纷纷率兵前来救驾。但是,当各地勤主的诸侯赶至京城时,却看不到敌兵。褒姒看到各地诸侯心急火燎地奔到京城城外又见不到敌兵的尴尬情景,放声大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褒姒一笑,幽王开心极了(幽王说之),很有成就感。然而,各地赶来的诸侯却满腔怒火,因为镐京并无凶险,也没有外敌来犯,幽王举烽火不过是为了博得美人莞尔一笑。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幽王的昏庸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于是“数举烽火”便一发而不可收。有位大臣劝周幽王:烽火台是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如此戏弄诸侯,真有急事,诸侯又认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会怎么样呢?但是,周幽王此时像着了迷一样,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根本听不进忠言劝告。所以,后来幽王再举烽火,各地诸侯都不再赶来救援(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大玩“狼来了”的游戏,终于自食恶果,就是这一“点”一“笑”,美人没了,江山没了,自己的性命也玩完了。申后的太子被废,这使申后的父亲申侯十分恼火,便联合增国与犬戎,攻灭幽王(申侯怒,与增、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被杀之后,诸侯与申侯共同立幽王原来的太子宜臼继位,史称周平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继位之后,犬戎时时刻刻威胁着镐京。周平王没有充足的兵力保卫镐京,只好远离犬戎。公元前770年,他将周王朝的都城迁到洛邑(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周的开始。周平王东迁洛邑(令河南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更加衰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东周时代,天下的诸侯相继称霸,这些霸主成为天下真正的主宰者(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就成为春秋时期的开始。西周王朝的逐渐衰亡为秦始皇家族走向历史舞台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尤其是当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的时候,大部分诸侯对周王朝丧失了信心,没有勤王,导致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但当时秦人审时度势,奋起勤王,之后又亲率大军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这位率兵勤王之人是谁呢?他就是秦始皇之前第三十五位、秦君中的第六位秦襄公。秦襄公这一次勤王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次勤王至少说明秦襄公具备两点政治素质: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第二,他有政治魄力,敢于带兵救驾,因为他明白,要想得到封赏,必须讨好周天子,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而且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秦襄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勤王作战非常有力,立下了赫赫战功(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东迁的时候,为了报答秦襄公的救援,第一次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自己现在守不住、将来也管不了的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西戎之地)赏给了秦襄公。平王对秦襄公说:犬戎不讲道义,屡屡侵夺我岐、丰之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如果秦能攻占其地,驱逐犬戎,就把岐、丰之地封给你们(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并且赐予秦襄公爵位(与誓,封爵之)。秦襄公这次勤王得到了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是立国封侯,二是经营西戎。先说立国封侯。秦襄公由于率兵勤王被正式封为诸侯,可以和原来的诸侯国开始互派使者(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初分封诸侯没有秦,所以,秦人在秦襄公正式被封侯之前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与已经封侯多年的齐、楚、燕等国根本不能平起平坐。秦襄公的立国封侯使秦国获得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能与原来的诸侯国势力均衡了。周代社会非常重视名分。秦人在此之前只是个卿士,并无资格与关东诸侯平起平坐,更谈不上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了。秦人自襄公起,有了诸侯的名分,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所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秦襄公是第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君王。再说经营西戎。西戎是中国古代西部一个族群,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杀死周幽王的犬戎即属于这一族群。当时西戎的势力很大,周平王为了躲避西戎的侵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发祥地迁到洛邑避难。虽然周平王将西戎之地封给了秦襄公,但实际上,统治这一地方的仍是西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平王的这一赏赐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这一纸空文对秦国来说却意义非凡,它使秦国获得了攻占西戎大片土地的合法性。秦国从此可以公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攻取西戎之地,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赏给你一套房子,房产证也给你了,不过,房子里目前有别人住着。但是,这个“证”非常重要,它证明这套房子从法律上讲是属于你的。至于何时收回,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于秦国来说,襄公立国是秦国兴盛发达的重要一步,也是它日后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秦襄公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夺取西戎之地,最终战死在与酉戎作战的战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对于逐步崛起的秦国来说,秦襄公无疑是第一座巍巍丰碑。我们用较多篇幅来讲述西周的亡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西周的亡国给秦国崛起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秦襄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振兴之道。大国的崛起无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者盛,失去机遇者衰。秦襄公抓住了秦国兴盛的机遇。秦襄公虽然获得了攻占西戎的赏赐,但是,秦襄公直至战死疆场都没能占领西戎。所以,他并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任何实惠。亡由余戎王纳女乐霸西戎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拿着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跟西戎打,一直到最后战死、都没能把西戎之地夺过来。秦襄公战死之后,秦国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近一百七十年里都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从周王的封赏中得到实惠。但是,到了秦穆公时期,周平王的恩赐才使秦国获得了极大的回报。这叫做: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战死疆场都没能得到的东西,秦穆公凭什么就得到了呢?这主要得力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让秦穆公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呢?这个人叫由余。由余的祖上是晋国人;后来逃到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非常贤明,为了了解秦穆公,于是派由余来秦国做实地调研。听说戎王的使者由余来了,秦穆公特意安排由余参观巍巍壮观的秦宫和宫中价值连城的大量财宝。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有一个答案:夸富、炫耀。但是,由余参观完之后却淡淡地说了四句话:这些东西如果让鬼神造出来,也能把鬼神累死;你让人民造出来的,那真是苦了天下的民众啊(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由余并没有羡慕富丽堂皇的秦宫和各种稀世珍宝、反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由余为什么要批评秦穆公呢?因为由余既看透了秦穆公的用心,又感到秦穆公的夸富非常可笑。由余的回答使穆公大为惊诧,于是问:中原各国用“德”(诗书礼乐)和“法”来治理国家,还不时出现战乱,戎人没有诗书礼乐与法律,他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由余笑答: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战乱的原因啊!自从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低水平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监督民众,民众不堪忍受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礼乐法度引发的。戎人可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仁德来对待臣民,臣民怀着忠信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轻松自如,根本不需要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国(一国之政,扰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听了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天堂视频在线一区二区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李亨在得知张巡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亲自下诏对睢阳保卫战中立下功劳的众将给予嘉奖: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灵州大都督,又优恤其子孙,免除睢阳三年的赋税徭役。同时封张巡之子张亚夫为金吾将军,许远之子许玫为婺州司马,并在睢阳修建祠庙,以不时凭吊张巡等众人英灵。事实上,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能够流传到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翰,时任监察御史。在张巡等人被害后,并不是所有人全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很多人认为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以求东山再起。有鉴于此,李翰专门为张巡撰写了传记呈献李亨,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睢阳的战略地位对于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所以胡乱发表议论。张巡坚守睢阳孤城,是为了保住江淮的物资供应基地,在城内杀人而食,实属于无奈,并非张巡的本意,希望皇帝陛下不要听信。李亨看完李翰为张巡撰写的传记后,下令将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写进国史中,以让千秋万代明晰张巡等人的功勋。千百年后,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早已经远去,但张巡等人表现出的那种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依然被人们称颂,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将千古流芳,永垂青史。有的人活着,但犹如死了一般。而有的人死了,却仍如活着一样,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光复两京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以唐军失败告终,但由于张巡等人的奋力抵抗,不仅粉碎了叛军南下江淮的计划,更让身在凤翔的李亨喘了一口大气。郭子仪在清渠之败,让安庆绪找到了进攻睢阳进军江淮的机会,但他在睢阳投入了过多的兵力,致使无暇再率兵西进顾及凤翔。事实上,睢阳之战进行得最为惨烈时,客观上也是李亨最为轻松的时候,虽然他无法替睢阳解围,但他却利用睢阳战事颇紧,叛军无暇西顾的时候,决定收复长安。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就在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时候,李亨命令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俶和副帅郭子仪率领各路人马出扶风直奔长安,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趁机收复长安。九月二十七日,唐军在长安城西四十里处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俶决定迅速开战。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在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南)以北、沣水以东摆开阵势,前后绵延三十里,宛如一条长龙。当时郭子仪吸取了此前清渠之败的教训,为了避免第二次遭到安守忠步骑兵夹击,郭子仪特意加大纵深部署,增强侧翼的掩护,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己坐镇中军形成首尾呼应。面对唐军布下的阵势,安庆绪派出部将李归仁率领十万人马出长安城迎战,在唐军北面布下阵势,一场事关双方胜败,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至此正式开打。及战,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前军在李嗣业的率领下急速冲杀过去应战。李归仁故技重演佯装败逃,将唐军诱至其阵前,然后叛军迅速合围,致使唐军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幸好在危急时刻李嗣业一声疾呼,稳住了阵脚,然后脱下战袍裸露上身,手执战刀一边高呼冲锋,一边杀入敌阵,长刀挥处叛军人马死伤无数。叛军见到李嗣业勇猛无敌,一时间有些心虚,所以包围圈开始逐渐散开,李嗣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唐军手执战刀排成横队,如一面墙一样,开始向叛军反攻。在怛罗斯之战中,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阵形,曾经让大食人尝尽了苦头。这一次面对叛军同样不例外,渐渐的唐军的反攻开始显露出威力,在这些陌刀手的进攻下,叛军开始向后撤退,但李归仁显然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唐军进攻的时候,他下令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后撤退,尽量不和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进行正面交锋,然后他又下令让埋伏在东侧的骑兵部队从唐军前军的侧面绕到背后,准备突然发动冲击。事实上,李归仁确实找到了破解陌刀手阵形的办法,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骑兵刚一开始移动时,就被唐军的探马发现。于是探马急报郭子仪,郭子仪果断下令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精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叛军骑兵的侧部迅速迂回到其后方突然杀出,结果叛军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仆固怀恩几乎全歼叛军的骑兵部队。在双方骑兵交战的过程中,李嗣业率领陌刀手依然冲击着叛军战线,当得知仆固怀恩的骑兵打败了叛军骑兵后,他下令让陌刀手阵形分成两段,其中一段继续冲击叛军的防线,达到吸引叛军注意力的目的,另一段从侧面迅速绕到叛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叛军。刹那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士兵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这场血战从晌午时分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最终以唐军大获全胜告终,共歼灭叛军将近三万人。这场战役对于唐军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歼灭了多少叛军,而是在叛军大败后的当天夜里,如惊弓之鸟的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田乾真各率本部人马仓皇逃出长安,退保陕郡。至此,长安又再次回到大唐的手中。九月二十八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各路大军高奏凯歌进入长安,京城百姓倾城而出,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唐军重新回到这座本应属于他们的城池。这一刻很多人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当他们看见唐军那迎风招展的旌旗时,很多人甚至喜极而泣,口中始终重复“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话语。九月二十九日,重创叛军与收复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凤翔,李亨知道后高兴得热泪盈眶,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前往蜀中向李隆基报捷,同时命令尚书左丞裴冕先入长安,告慰诸位先帝并代自己安抚百姓。唐军虽然收复了长安,但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并没有在长安过多停留,经过三天的休整后,他们留下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率领人马踏上征程,准备乘胜一举收复东都洛阳。从长安出来后,郭子仪率领前军人马首先攻打潼关,歼敌五千旗开得胜,继而又接连收复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弘农(今陕西灵宝)二郡。进入十月又攻下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上洛(今陕西商县)二郡,唐军挟带收复长安的勇猛,一路势如破竹地逼近到洛阳附近的陕郡。唐军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的确出乎安庆绪的意料,还在唐军攻打上洛的时候,安庆绪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丢了长安已经让他很是不爽,无论如何洛阳是必须要保住的。为此他急忙征调驻守洛阳的叛军,由严庄率领倾巢而出陕郡,与从长安败退过来的安守忠、李归仁等部会师,合力抵抗唐军。就当时的叛军实力来讲,虽然刚刚丢掉了长安,但防守陕郡的力量并不薄弱,安庆绪派出的人马加上安守忠、李归仁等部的人马,加起来将近有十五万人,所以说唐军这一仗并不轻松。十月十五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唐军进至曲沃城(今河南灵宝东北),安庆绪得知消息后,命令严庄带领人马主动应战,于是双方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新店地势险要,山高壁陡峰回路转,叛军依据这种地势依山布阵,准备和唐军决一死战。及战,叛军由于居高临下,在唐军刚刚进入山区时,叛军从山体两侧发起猛烈的冲击。和先前在长安沣水旁一样,唐军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尤其是前军士兵死伤无数,不得不且战且退。叛军乘胜下山追击,唐军前军基本上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在唐军中军侧翼的回纥军忽然绕道南山之下,在叛军的后方排成箭阵,这下让叛军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回纥部落由于士兵身强体壮,善于骑射,而且骑兵突袭的方式很特别,是唐军陌刀阵的“骑兵加强版”,所以中原的士兵和回纥骑兵交手时从内心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回纥至矣!”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就是这一声高喊,开始让叛军阵脚大乱,先前对唐军前军的冲击逐渐转变为叛军人马四散惊逃。而唐军这边的郭子仪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有利时机的,他重整唐军人马和回纥军前后夹击趁势大败叛军,严庄、安守忠等人只得率领人马放弃陕郡退守东都洛阳。对于安庆绪而言,洛阳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严庄逃回洛阳后,向安庆绪报告了前方的战况,应该说新店之战安庆绪几乎将自己的老本搭了进去,当得知自己彻底血本无归之后,他不禁开始慌乱起来,在他看来,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己很有可能被唐军围歼在洛阳城里,所以安庆绪决定撤出洛阳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安庆绪此时最现实的想法。十月十六日夜,安庆绪见大势已去,遂趁黑夜率领余部从洛阳南门奔逃而出,直往河北而去,在那里他将继续进行最后的殊死挣扎。十月十八日,唐军成功进占洛阳城,继成功收复长安后,沦陷叛军之手一年零十个月的东都洛阳也重归李唐王朝。唐军在新店之战中,能够成功反败为胜,回纥援军居功至伟,但天底下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在回纥援军尽力帮助李唐王朝收复两京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条件,他们的条件是两京收复后,大唐要允许回纥援军在两京之内大肆劫掠三天。先前收复长安后,回纥由于考虑到洛阳还没有收复,所以他们尚且能够收敛。但这一次成功收复了洛阳,他们不再有所顾忌,争先涌进洛阳城进行长达两昼夜的疯狂抢劫,最后在郭子仪的强烈要求下,李俶凑足了锦缎万匹送给回纥,方才止住回纥的抢掠行为。无论是李亨还是李俶或许都未曾想到,正所谓成也回纥败也回纥,回纥这个名字与藩镇和宦官一样,居然在未来会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不过当时在李唐上层决策者看来,即使让回纥兵抢掠一番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尤其对于时刻想证明自己的李亨来讲,毕竟成功收复了两京,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十月二十三日,李亨率领人马回到了京城长安,很多人本以为李亨会继续扩大战果,向依然占据河北的安庆绪发起最后的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长安城内搞起了封赏。先是大肆封赏有功之臣,而后便是对回纥的奖赏,全然忘记了身在河北的安庆绪依然具备较强的实力。事实证明,李亨的这种贻误战机做法,又给了安庆绪苟延残喘、重整旗鼓的机会,而唐军在不久后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功成身退唐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重创叛军,接连收复两京,除了前方将士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之外,叛军内部的混乱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当时身在凤翔的以李亨为核心的唐廷空前稳定。凤翔朝廷的稳定为收复两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它不仅避免了当时朝廷内部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内耗与纷争,而且也让后方朝野内外同心同德,竭尽所能地支持平叛。可以说,两京的迅速收复正是这种“合力”所产生的巨大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李亨固然当居首功,但我们依然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李泌。李泌一出山便利用自己的才智成功保障了广平王李俶的安全,为李俶后来能够继承太子之位奠定了基础。李泌不是那种权势欲很强的人,在他刚出山那会儿,就曾经告诉过李亨等到两京收复后有意重隐山林。只是那个时候由于平叛任务重,李亨没有将李泌的话放在心上,一直到收复长安后,李泌重提旧话,李亨方才重视起来。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当李亨听到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收复长安的消息后,他喜不自胜,在欣喜之余他一边让贴身宦官带着自己亲笔写的上表前往蜀中报告太上皇李隆基,恭请太上皇还京。一边急招行军长史李泌回到凤翔。李亨告诉李泌自己已经派出宦官准备迎回太上皇的消息,而且李亨有意在李隆基回来后,自己重新回到太子位置继续做一个臣子。但李亨的这种想法为李泌所反对。在李泌看来,如果太上皇李隆基看过李亨的上表后,一定是不敢回来的。因为李泌明白,李亨的这种态度虽然很是恭谦,但在太上皇李隆基看来,这明显带有一种讽刺。这等于是在说李隆基能够重新回来,完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是以皇帝名义写的上表,虽然他现在是皇帝,但面对太上皇的时候,皇帝这个身份还是收敛些比较好。虽然李亨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李泌作为旁观者看得却是十分清楚。于是,李泌让李亨急速召回已经派去前往蜀中的宦官,然后利用群臣的名义,重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贺表,然后重新入蜀恭迎太上皇李隆基回来。对于李泌的提醒,李亨心怀感激之情,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李亨当晚将李泌留在宫中宴饮并同榻而眠。当夜君臣二人畅谈甚欢,李泌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了重隐山林的请求,君臣二人由此展开了一番颇为生动且充满玄机的对话。“陛下!臣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臣想要重新归隐山林,恳请陛下恩准。”李泌趁着君臣二人氛围和谐的时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泌的请求让李亨有些始料不及,虽然此前李泌曾经提过这件事,但他始终没当回事,今天当李泌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时,李亨开始不解地问道:“朕与先生这些年来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现在已经到了同享荣华富贵之时,不知先生何故想要离开朕?”“臣有五条理由不能留下来,所以恳请陛下能体谅臣的苦衷,允许臣离去吧!”显然,李泌早已经考虑好能够说服皇帝陛下的理由。“哦?五条理由?朕愿闻其详!”“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发迹太奇,此五条理由所以臣不能留也。”李泌说完后,翻身下床跪倒在李亨面前。看到李泌态度如此坚决,李亨明白今夜如果针对这个话题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于是他伸手试图搀起李泌,然后笑着说道:“夜已经深了,先生先与朕安歇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谈好吗?”“陛下现在与臣同床而眠,臣的请求尚且不能答应,更不要说日后在朝堂之上了,臣还敢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如果现在不答应臣离去,这与杀死臣无异!”李泌没有理会李亨的搀扶,依然跪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下李亨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李泌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让他颇为惊诧,于是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道:“没想到先生对朕还有这样的疑心,朕怎么可能杀死先生呢?先生难道真将朕当成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越王勾践不成……”“陛下!您误会了!”李泌打断了李亨的话,然后抬起头来动情地说道,“臣正是知道您不能杀死臣,臣才斗胆要求离去归隐,如果陛下真要杀死臣,臣还敢如此直言吗?更何况杀死我的不是陛下,而是那五条理由啊!陛下过去待臣如此之好,臣遇事尚且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现在两京已经收复,臣还敢直言吗?”言罢,李泌重新叩头在地。李泌的话语让李亨忽然想起此前不久他没有听从李泌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这可能让李泌有些失落。“朕明白了,你是不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而耿耿于怀?”“不!臣不是因为这件事,其实臣是因为建宁王李倓的事!”“建宁王?先生你应该知道建宁王是朕的爱子,在艰难之际立下大功,朕心中有数,可惜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广平王李俶,图谋太子之位,朕从江山社稷出发,不得已忍痛除掉他,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啊。”李亨的语气似乎开始急促起来。“陛下!建宁王如果真的想要谋害太子殿下,按说太子殿下应该憎恨他才对,可是每次太子殿下与我谈起建宁王时,都失声痛哭,说建宁王冤枉,现在臣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才敢将此事向陛下说明。”李泌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建宁王曾经夜晚偷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的啊!”“陛下啊!这都是居心不良的奸佞之徒所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可能做如此不仁不义的愚蠢之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任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我请求陛下任用广平王的,如果建宁王真想谋害广平王,他应当对我恨之入骨才对。但他却认为我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天堂视频在线一区二区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如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时,也是犯了这个毛病,他跟王安石都是在变法,自然他也把王安石捧上了天。近代学术大家除了梁启超、康有为(他歌颂袁崇焕的动机与梁启超相同)外,就再无大张旗鼓讨伐毛文龙之人了。之所以毛文龙的历史长期被掩盖,从《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屡战屡胜,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屡战屡败,是因为如果清廷把毛文龙的真相都写出来,那就等于告诉世人,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毛文龙的存在而几乎快要灭亡,等毛文龙死后才能绕开关宁锦防线进行远征,最终入关。而如果把毛文龙的事迹抹杀,与此同时拔高袁崇焕,把袁崇焕塑造成能够使明朝避免灭亡的跟岳飞、于谦一样伟大的大英雄,而崇祯却把袁崇焕杀了,等于说是崇祯自毁长城。这样的话,就既可以断了汉人反清复明的念头(因为有宋高宗那样的君主,昏君当道下“我大清”入关替天行道,为袁崇焕平反,可见我们比明朝统治者英明),使其绝望,又可以彻底在历史上抹去清朝开国最黑暗的岁月,从而彰显“我大清”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无比强大的合法性。于是就有了袁崇焕的神话和毛文龙的“罪行”,毛文龙在《满文老档》中出现百次,是该书出现次数最多的汉人,可到了乾隆年间编修的《明史》,却连个列传都没有,足见乾隆对于历史篡改之彻底,而今人若不详查,则定然上当!之所以毛文龙长期被掩盖,还有一个原因,毛文龙镇江大捷中生擒并处斩的人中有三个重要人物: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此三人又是何方神圣呢?佟丰年和佟养真被毛文龙干掉后,佟养真之子佟盛年继承了佟养真的爵位,不久佟盛年改名佟图赖,佟图赖的女儿嫁给了顺治皇帝,顺治跟这个女人一起生了康熙。佟图赖的次子是佟国维,佟国维的儿子正是雍正年间赫赫有名的隆科多。佟国维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康熙,其中一个女儿虽没给康熙生孩子,但康熙最喜欢的却是她,后来宫中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给康熙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交给佟国维的女儿抚养,后来这个孩子在康熙死后继位,年号雍正,而佟国维的女儿则成了太后。由于佟家的赫赫声望和人丁兴旺,朝中与佟家沾亲的人非常多,有“佟半朝”之称。由此可以说,毛文龙杀了康熙的姥爷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佟家数代人为清朝征战沙场,战死者有佟养真、佟丰年、佟松年、佟国纲,这四人有三人是被毛文龙干掉的,就从血缘关系而言,清朝岂能不恨毛文龙,岂能不把毛文龙尽全力抹杀?第十四章起底袁崇焕毛文龙遇害后三个月,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对部下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地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他率军十万绕道蒙古,以避开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由于这年是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由于是千里远征,长途奔袭,皇太极极为小心,他下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以防被干掉。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突破大安口,京师震动而戒严,崇祯诏令各路兵马进京勤王。在这咱们要为袁崇焕说句话,袁崇焕对后金此举,早已料到。为此,袁崇焕曾向崇祯上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关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绕道攻北京。但是,袁崇焕上疏没有引起崇祯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于是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山海关西两百里),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在蓟州阻挡敌军,自己亲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守三河,保定总兵守密云。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他先派赵率教率军四千在遵化阻截,赵率教率部急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四千人跟十万人打,结局毫无悬念。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城内潜伏的后金内应放火,里应外合,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部分将领临阵脱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跟妻子张氏一起上吊自尽。后金军破三屯营。而后皇太极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一看,遵化阻截落空,便打算疾驰到遵化以西的蓟州阻截。十一月初十,袁崇焕率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一百四十里。可是,皇太极并没按照袁崇焕估计的方向进军,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袁崇焕于是继续进军,到达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写到这,我真不知道袁崇焕是怎么想的,他难道连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道理都不懂吗?不星夜兼程赶紧到距离北京四十里的通州去阻截敌军,你跑到北京天津之间距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干什么?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皇太极得知袁崇焕所部已到达河西务,判断出袁崇焕打算在通州与自己决战,于是皇太极避开袁崇焕,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会上,袁崇焕提出火速赶往北京城下迎战。副总兵周文郁提出:“我大军应该迎敌,不应该入都。圣上没有下旨让我们进京勤王,如果我们贸然回师北京城下,恐怕不妥。而敌人就在通州那一带,我军应先赶到距离通州十五里的张家湾,在那里与敌军作战,这才是万全之策。”袁崇焕说:“周君所言甚是,但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就像在蓟州那样,不跟我们打。君父有急,哪有闲暇他顾?如果能平定这场祸乱,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一百二十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城东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可是袁崇焕不听号令,现在他又擅自率部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怕是死期将至了。就在袁崇焕在华北地区跟皇太极数次碰不上的时候,崇祯免去袁崇焕兵部尚书职务,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派人跟在城外的袁崇焕说:“皇上很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擅自杀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为国效力,若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崇祯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袁崇焕很有问题,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城下。莫不成袁崇焕跟后金真的有密约,在遵化阻截只是意思意思,在蓟州和通州则是跟后金商量好,故意躲着后金?最后到北京城下,养敌自重。果然,就在袁崇焕到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你要说不是袁崇焕为后金带路,怕是不太说得通了。崇祯觉得袁崇焕不靠谱,还好,自己调来进京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率兵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崇祯在城内赶忙召集群臣商议守城对策,此时城内武器不够,有大臣提出:凡进京城九门者,每人带一块大石头,丢在城门里,方许进城,然后运到城上备用。临时造刀剑来不及了,只能准备石头,可见此时北京城防虚弱到什么地步。毕竟,自从1550年鞑靼俺答汗庚戌之变包围北京后,八十年了,北京城下没有进行过战事,自然防御准备不足。说到这,说一下我对北京作为都城的看法,可以说北京在中国古代是不适合做中原王朝的都城的,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旦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可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本书开篇所写的元顺帝就是这样。而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朱棣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明朝衰弱,建都北京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1449年瓦剌也先兵临北京城下,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1511年刘六刘七的叛军围攻北京,1550年庚戌之变,明朝北京城已经是三次被敌军围攻了,这次己巳之变是第四次,此后1636年、1638年、1642年皇太极又有三次打到北京门口,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明朝北京被敌军兵临城下八次,这是历朝历代都城都没有的纪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就说过,建都北京有两大弊端:第一,京师被围的话,各路勤王的军队鞭长莫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第二,北京皇室要想出奔逃难的话,根本无处可逃。北方千里平原,哪都躲不了。不像唐朝,755年安禄山攻陷长安,李隆基逃到四川,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逃到四川,因为长安距离四川近,四川蜀道之难莫说唐朝,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已经见识了,逃到这里躲几年不成问题。而在明朝,北京一被攻破,崇祯就只能上吊了。黄宗羲只说了建都北京的两大弊端,其实还有两个弊端,那就是水资源和粮食问题。长安有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等作为充足的水源,开封有汴河、金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充足的水源,而北京自始至终都没有充足水源,所以北京居民只能打井来喝水。北京最初都是由各种胡同组成,胡同是元朝时的称呼,蒙古语意为水井,元朝忽必烈就是以水井为单位来划分的北京城各街道名称,可见北京水井之多。此外就是粮食问题,中国主要产粮区是江南,于是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首都越靠北,距离产粮区越远。明朝运输粮食都是靠漕运,总量跟北宋差不多,但运输里程要增加一倍,毕竟从江南到北京的确是到开封距离的两倍。又因为地势的关系,维持北运河的成本远高于南运河,水源不足,要多设闸门以提升水位。总之,北京不适合作为都城,明朝的灭亡就与北京为都城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是我们本书后面才会详谈的,在此就先说到这,别让皇太极等得太久,他们也不能长期远离自己的后方,让他们开始进攻北京吧!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代善、济尔哈朗等人率军五万多人对德胜门下的满桂、侯世禄所部发起进攻,侯世禄所部溃败,满桂率所部与皇太极单挑。城上明朝守军以红夷大炮轰击,但是误伤了许多满桂部下,满桂所部死伤惨重,满桂也被城墙上的火炮击中,退入瓮城休整。与此同时,皇太极派莽古尔泰、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多尔衮、多铎、豪格(皇太极长子)率军四万对广渠门下的袁崇焕发起进攻。袁崇焕以九千关宁铁骑对阵四万八旗铁骑,令祖大寿和王承胤与自己分为三部成品字形对阵,后金军先杀向祖大寿,祖大寿将后金军打退,而后后金军冲向王承胤,王承胤也将敌人打退。最后后金军四万人全力扑向袁崇焕本阵三千人,关宁铁骑显示出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一样。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兵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副官用刀一挡,才使他幸免于难。激战中关宁铁骑将阿济格骑的马射死,阿济格本人也被乱箭射中,差点被射死。阿巴泰中了袁军的伏击,进攻受挫。最终袁崇焕以九千人杀退后金军四万人进攻,莽古尔泰下令撤退,明军乘胜追击,直到通惠河边。八旗兵溃退,大约有一千左右的骑兵连人带马跌落到护城河里,连冻带淹,死伤惨重。此战后皇太极感叹道:“十余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觐见崇祯,与他一起觐见崇祯的还有祖大寿、黑云龙、满桂,这次觐见崇祯的地点正是一年前他夸下海口五年复辽的地点——平台。一年前还说能五年复辽,一年下来,一寸土地没收复,自己擅自杀了毛文龙,兵锋从来没有出过辽宁的后金铁骑,如今杀到了北京城下。今昔对比,崇祯不怒火中烧怕是有点困难。可袁崇焕居然还没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入城休整,遭到崇祯的断然拒绝。本来崇祯就很怀疑是袁崇焕暗通后金,阻截时故意多次避开后金主力,最终将后金引到北京城下,而袁崇焕在自己已严令他不得过蓟县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军队开到北京城下。现在他又要让自己的军队入城,说袁崇焕没有反心,怕是很难让人相信。正是袁崇焕想让自己部下进城的这句话,让崇祯彻底确定袁崇焕有问题。但崇祯毕竟心机极深,他在召见袁崇焕时脱下自己的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让袁崇焕感到自己春天般的温暖。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出城,继续统领自己的关宁铁骑,他军纪严明,下令:“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他的部下曾擅自拿百姓的大饼吃,他得知后当即斩首。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自率军与袁崇焕在与广渠门相邻的左安门交战,又被袁崇焕击败。左安门战败后,一个阴谋开始了。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作战屡战屡败,心腹大患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除掉,此时只要再杀袁崇焕,则后金可长驱直入矣。皇太极根据《三国志演义》蒋干盗书中的反间计,在生擒太监杨春、王成德后,派高鸿中、鲍承先看守他们,高鸿中与鲍承先按皇太极的安排在关押两个太监的屋子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鲍承先:“今天不痛快,正杀得兴起,鸣金收兵了!”高鸿中:“你懂什么?撤兵是大汗的大计,你没见刚才敌营过来两个人,他们与大汗密谈,说是袁督师有密约,此事可马上成功。”鲍承先:“原来这样,就要成功啦!”高鸿中:“嘘……隔墙有耳,别让那两个太监听见……”两个太监假装睡觉,侧耳窃听。随后高鸿中故意戒备不严,将二人放走,二人逃回后将此事报告崇祯。关于反间计的问题,部分网帖认为是清朝后来篡改历史时的虚构,实则不然,咱们把关于反间计的原始记载列一下就清楚了: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国的热土上追梦、筑梦、圆梦,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智慧。据了解,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自2019年“落户”温州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期两天,聚焦“青年创新聚力可持续发展未来”年度议题展开峰会各项活动。中新网11月11日电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活动,特在此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五不要”: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骼生长和发育。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教育部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中新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郭军)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日在深圳市8个球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2支球队(大陆球队20支、台湾球队12支)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进行80场比赛,角逐大学组、U18组、U15组和U12组共4个组别的冠军。本届总决赛共有840名选手参加。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据悉,本届总决赛首次将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球技,结交朋友,通过棒球运动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据了解,经过6年努力,目前深圳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棒球运动,越来越多学生棒球社团应运而生,棒球运动已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本届总决赛前推出“2023海峡两岸少棒深圳训练营”,邀请台湾优秀棒球教练到深圳培训、指导、交流,共同提高两岸棒球运动水平。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期待能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开赛第一天虽然阴雨不断,但抵挡不住台湾选手参赛的热情,来自台中北势中学二年级的蔡政谕,虽然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但对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信心满满。蔡政谕的教练陈衍瑞告诉记者,这次带了16位队员前来参赛。其中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来大陆比赛,他们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适应得比较快。”陈衍瑞说,大陆的棒球运动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与大陆球队切磋的机会。在大陆执教超过7年的台湾棒球教练欧立诠告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四次带队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认为,这样的参赛机会非常难得,两岸学子可以累积比赛经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日前发布10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例209例、死亡病例24例,均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10月1日至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诊室)诊疗量相对稳定,波动处于13.3万至15.1万之间。之后波动增加,10月30日上升至20.5万,10月31日为19.6万。10月,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人数比例有小幅波动。第四十周(10月2日至8日)为4.5%,第四十一周(10月9日至15日,4.1%)稍有下降后连续增加,第四十三周(10月23日至29日)为5%。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2023年第四十周的8.7%持续下降至第四十三周的4%。10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送7646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涵盖73个进化分支。主要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XBB.1.9及其亚分支、XBB.1.22及其亚分支、XBB.1.16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XBB及其亚分支的占比持续高位,2023年第四十周为99.6%,第四十一周至第四十二周保持在99.7%左右,第四十三周为100%。中新网乌镇11月11日电(张煜欢)11月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下称乌镇峰会)正式落下帷幕。今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国别数创历年来新高。十年前,一“网”情深的故事从这座江南水乡落笔。如今,以乌镇峰会为契机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已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加入成为会员。十年来,为什么乌镇峰会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聚光灯”“主舞台”?到今年,世界互联网诞生已有五十余载,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也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乌镇峰会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互联网跑道上,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先的历程。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十年前,世界互联网发展来到新阶段,数字经济成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领跑,是在顶尖领域实现突破,在网络空间命运体中共享成果。2015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世界互联网的“创意集散地”来到了中国。从2016年起,乌镇峰会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已发布超110个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科技成果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性能芯片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今年该活动升级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致力于为时代凝聚起更大科技价值。除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的成果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十年来,乌镇峰会不断以行动促进数实融合,极大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崭新动力。十年来,以乌镇峰会为媒,中国更在发展中与世界共享机遇,于数字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5G智慧医院;在拉美,中国与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今年的乌镇峰会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发布,进一步关注欠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在今年乌镇峰会期间表示,同中国进行交流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和发展技术。“我们期待着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乌镇峰会正进一步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者、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者。同命运,共呼吸。中国正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互联网之光照进更多角落、造福更多民众。关注挑战共创和平安全发展中充满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携手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挑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网络安全是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主线,信息安全是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亦需久久为功。历经十年发展,乌镇峰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平台。在去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黑客如何利用“AI换脸”破解线上银行的人脸核验系统等网络安全场景,聚焦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主题,诸多企业就网络安全保障作相关展示。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行业褪去青涩进入成熟期,反垄断、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系列政策逐步填补监管盲区,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行为监管,为其铺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数字世代的重重挑战,中国更与世界携手,不断探索全球化治理路径。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同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进一步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今年的乌镇峰会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论坛上,嘉宾们再次就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背景,共议安全风险应对之策;在数据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就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开展思维碰撞……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同推动网络秩序公正合理等方面,与会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乌镇峰会亦营造起公平开放安全绿色的网络生态,这份中国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过去十年乌镇峰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互联网的进步,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乌镇峰会对于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随着峰会的国际参与度逐年提升,会议的全球声誉正在稳步建立。在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也在不断重塑,人类文明一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在网络空间搭建增进文明对话的新平台,成为新的全球课题。从首届乌镇峰会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寻这一时代答案。十年探索,乌镇峰会始终以行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提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探索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新模式和新方案,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多维度、多向度的时空支撑,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十年携手,乌镇峰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互联网大会拥有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会员。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从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盛会发展为常设国际组织,更好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乌镇峰会也由此升级为国际组织年会。十年积淀,乌镇峰会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概念文件到行动倡议,再到实践案例全球开花,把思想共识化为具体行动,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网上精神家园,实现“文明共生”。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前,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在今年的乌镇峰会上,就如何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中国携手世界话前路、谋未来。“展望未来,乌镇峰会将始终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积极开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新格局,续写下一个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新华章。”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信息时代,互联网承载人类梦想,关乎民众福祉。从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开始,这座江南水乡小镇的“命运齿轮”就已在悄然间开始转动。如何让互联网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心向“网”之的小镇故事,未完待续中新网婺源11月11日电(徐雪莹)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乡村康养(婺源)主题论坛11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主题为“和美乡村,幸福婺源”。本次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指导,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婺源县人民政府、中国健康好乡村组委会承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安七一致辞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站到世界前列。到了2035年,中国完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安七一表示,这次从北京来了300多位专家,在最美乡村植入健康乡村的元素。乡村振兴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干,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路上,以乡村发展为抓手,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健康中国。在论坛上,“赋能乡村康养——系列基金揭牌仪式”接连进行。此次论坛还向乡村康养事业参与者发出《中国乡村康养倡议书》,呼吁“打造一个健康、美好、富有活力的乡村康养生态圈,为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此外,《中国乡村康养白皮书(2023)》也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李曰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崔永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等专家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此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包括美丽乡村调研、三甲助三农·婺源爱心义诊等多项活动。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2021-2022)颁奖典礼11日在北京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发表了题为“北京世界遗产的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凌明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案例,提出“以北京老城为核心、线性文化带为总览、国家公园为驱动”的综合保护体系。他指出,综合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强化,不仅维系了文化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也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游览及教育环境。同时,北京通过“理念引领”“成果惠及”和“资源服务”三种理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的重要支柱。通过提高本地居民遗产保护活动的参与度,提升“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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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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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天堂视频在线一区二区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不,不行。五千日元,这是最低价了。我不是在跟您做买卖。五千日元这么亏本的价格,真是亏本价了,我也没法计算是赚是赔。就凭心情敲定的亏本价,也只有心情能缓解我抛下心爱之物的悲痛。我不能坏了心情,我不能像做买卖那样,干那些您砍价我折价的事儿。”亮作抬起他那张狂乱的哭脸,盯着野口,虽然还有些畏畏缩缩,平日冷笑中的那种阴霾却不见了。“我要是用五千日元买下来,您今天就能搬走吗?不,请您在今天搬走。”“今天怕是不行呀。这几天我跟车站商量好了,明天才会把行李送过去。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搬走。”“您确定?”“当然确定。那您呢?打算什么时候付我那五千日元?”“等您搬走的时候。”“不,不行。要是您改了主意,我就得推后再走,去找别的买主,我就怕逃难逃晚了。现在您就付我那五千日元吧。”“不,这样不公平。”“您这人真奇怪。对您而言,也应该在今天以内趁早办完登记手续才对呀。这样一来,您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就可以安心啦。”于是野口的别墅就成了亮作的别墅了。第二天,野口把行李送到车站后,提着镐、镰刀、柴刀、铲子等农具来了。“一套一百日元给您呗?一套木匠工具,连抹泥刀都有。您要是用不着,就在车站前抬价卖了吧。”“一百日元有点贵。”“真的贵吗?连桶带天秤,就连喷雾器都有呢。您就算找遍了,也找不到卖农具和木匠工具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没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有备无患嘛。我也想带走,不过您这边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田地也不好耕种呀,所以我就考虑让给您吧。您要是嫌贵的话,我就拿走了,重点儿就重点儿呗。”“这些是田地的附属品。”“那家具就是房子的附属品了?”“不,是在屋外用的东西。”“啊哈哈。”“不扯了,我买啦。”亮作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野口一家走了。自从野口建了这处别墅以后,女佣房间里就住着一个古怪的看门人。这附近的人都管这人叫“金时”[13],其实这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管长相还是身材都圆圆胖胖的,力气特别大。金时会种田,但不会做饭。让金时做菜,她就会烧一锅热水,把调味料扔进去,然后米饭也好,蔬菜也罢,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股脑儿丢进去,再拿饭铲搅来搅去。其他吃的,她做不出来。然而金时在田里能干好几个男人的活儿,轻松耕完两百来平方米的田。比起搅饭菜,她更喜欢搅粪池。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品位独特到找金时私会,所以再找不到比金时更适合看守田地和别墅的人了。亮作对种田一窍不通,就把金时留下了。田地有两百多平方米,收获颇丰,因此在敌人登陆之前,光靠金时一个人干活两人也能过得很自在。短短一天内就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无所有、住在鸡棚里的亮作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富豪。虽说这是亮作就敌人登陆盘算好的交易,但在敌人登陆之前,他都是别墅的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亮作满足了。随后他迈进已经属于自己的房间发呆。战争期间确实有人会在闲下来的时候发呆,而亮作发呆的时间则要更多一些。金时进了房间,站在他的身后。“给我买被褥。”“被褥?”“还要蚊帐。”“你没有吗?”“你不也没有嘛。”亮作胸口泛起一阵微苦,他还是一无所有。亮作不由得怒气上涌。“我把我的毛巾分给你一条,这就足矣。”“冬天会冷的,现在买。”“背着被褥怎么在战场上逃命啊。”“我来背。再买顶蚊帐。”“不需要蚊帐。不久我们就会住在洞穴里了。洞穴里挂不了蚊帐。”“能挂,我挖一个能挂的洞穴。还要买炒锅和饭锅。”“我有。”“太小。”“不小,四个人都够吃。”“不够吃。”“你真笨得可以,那口饭锅能煮一升米呢。”“得煮三升。”“你一顿吃得了一升吗?!”“我一天吃五顿。”亮作无话可说了。金时盯着他,目光中似乎含有些许怜悯,语气也仿佛是在劝告他。“都买了吧,现在很便宜啊。我会少花点儿钱的,把你身上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要干什么?”“拿所有的钱去添置东西。”“你白痴吧。一分钱没有,能活得下去?”“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收电费的来了怎么办?”“我会卖田里的东西抵钱,不用你操心。”“是吗,真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买这么多,打起仗来,能带着逃命吗?”“包在我身上。”亮作觉得金时的这番话听起来比较可靠,就解下包裹,把命根子拿出来了。还剩下两千多日元。两人一起去买东西了。金时先买了一辆板车。这车是人家不要的,已经丢在仓库深处多年了,在翻山越岭的逃难时刻派不上用场。金时之前就看上这辆车了。金时告诉亮作,这车只要修一修就还能用。因为逃难,涨价最猛的就是板车,不过这辆格外便宜。即使如此,这辆板车到头来也是最大一笔消费。买的东西堆满了整辆板车。“你喜欢喝酒吗?”“嗯。能买酒吗?”“我来酿。”金时买了酒壶和酒杯,买了两个酒瓶。亮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他想感谢上天。“你也喜欢喝酒吗?”“我不喝。我喜欢吃得饱饱的。”最后两人买了一套钓鱼工具。“种田我自己来。你没事做,无聊的话就钓鱼吧。”“这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钓上鱼。”“应该能吧,不想钓就不钓。”“我试试。”不久后,战争结束了。亮作在梦里都没描绘过这么幸福的场景。他一直希望跟满满一板车的行李还有金时一起躲在洞穴里活下来,回到废墟上,赶紧开始种田,过上安定的日子。仅此而已,未来就洋溢着希望,更何况还有房有地。亮作每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没法安下心来坐着,因为他在孤独的房间中左思右想,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房子、田地,以及温泉的主人。一旦意识到了,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这不像是身为所有者的满足感。于是亮作赶紧出门上街,每天他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街上各种地方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单调的战争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亮作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些变化跟亮作沾不上半点关系。没有一点迹象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了别墅的主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迷恋这些变化。每次这些小小的变化都会让他眼前一亮。他的心在变暖。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有必要挂个门牌。他之前一直没有挂过门牌。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他也没有什么信想收。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再留恋。梅村亮作死了,再挂一个崭新的他人的门牌吧。这么想着,亮作就喜不自胜。他敞开窗户,仰望澄澈的夜空,自由畅想着。战争结束前,他藏在小溪的岩石边,悄悄地享受垂钓的乐趣。那时总是有水鸟在旁喧闹。这是一条有很多小鸟的小溪。酒也叫水鸟[14],这很有意思。把酒这个字拆成两半,就是三点水的水加上鸟(酉)。金时酿的浊酒极为难喝。话虽如此,能酿出来算是酒的东西也行,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酿出来甜酒。金时有诚意却没有什么上进心,因此酿浊酒的手法也不见长进。每次酿出了甜酒,亮作就很失望,但也没想过自己来学着酿酒去酿出好喝的浊酒。或许每天喝着好喝的浊酒也会很开心,不过亮作能喝到金时酿的超难喝的浊酒或是甜酒就已经满足了。亮作也觉得,比起一直单调地喝着好喝的浊酒,自己更喜欢有所期待——“这次瓶子里会酿出什么酒呢”。虽然金时做什么都粗枝大叶的,但这种粗枝大叶的地方还透着点纯粹的人情味。对亮作来说,他更珍惜金时粗枝大叶酿出来的失败浊酒,而不是别人酿出来的美味浊酒。“嗯,水鸟亭,挺好。”半轮明月挂在了山边。“水鸟亭山月。嗯,就这个。”于是,亮作砍了段竹子,用小刀刻了字,当作门牌挂上了。伊东附近的群山上有无数的洞,这些洞都是战争期间为防敌人登陆而挖的。这些洞不同于防空壕,是陆战专用的,所以特别大,大到能把部队、坦克以及卡车都一起藏进去。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洞穴成了乞丐窝。伊东有些地方田里冒着温泉,有旅馆,有渔民街,这些地方都会扔很多乞丐能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成了乞丐和野狗的天堂。住在上野地下通道里的人们听说有这等去处,一批人就开始往伊东搬,没过多久这里就住了六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爷子,原本是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老师。整体来说,或许在这里要饭营养比较全面,所以老人家气色很好,不胖不瘦,而且兴致来了还能去田园的露天温泉里泡个澡,所以老人家仪表整洁,要比战争期间那些逃难的人更干净利落。他们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桶、军用饭盒、锅和裁缝用具等一整套日用品,这也是用以判断他们身份的标志,不知内情的旅人甚至会把他们看成登山家——还有这么新潮的居民呢!这位原本是中学老师的老爷子过去一直被大家叫作老头儿,现在却精气神十足,看着像是现任中学老师,而且还很有威严。这份威严主要来源于他鼻子底下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看似在沉思冥想的眼神。充分的营养保证了他皮肤的光泽和精气神,如果没有这份精气神,这份威严可能就要减半了。他似乎热爱孤独与逍遥,总是扛着一套日用品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安静而沉稳,似乎跟他职业方面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过他偶尔在路上瞥到正在工作的工人,就会念叨道:“道路扩建,道路扩建。”要是他看到路边冒出来的温泉,就会念叨道:“温泉涌出,温泉涌出。”有一次,这位老爷子偶然从水鸟亭前经过。他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但他的沉着与逍遥似乎与职业并不是全无关系,他以往应该没有机会走在这种孤立于田园中的水鸟亭前的小道上。他沉着的脚步忽然在水鸟亭门前停下了。是什么让心如止水的哲人停下了律动的脚步?是门牌。“水鸟亭山月,水鸟亭山月。”他反复朗读了两遍,又迈开步子,然后一边走,一边又念叨道:“水鸟亭山月。喔,是浪曲师[15]的别墅呀。”他又念叨道,“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亮作当时在围墙边种田,悄悄地看见、听见了这一切。于是一股说不清是恐怖还是震惊的情绪向他扑了上来。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市场上已经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给人配给猪食都还欠了一个多月的时代。那个把自家田里的东西视作无上美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只要出钱就有肉,有砂糖,还有外国的奶酪,连苏格兰威士忌都能买得到。就在几年前,一条沙丁鱼还是令人仰望的奢侈品,如今在伊东的渔民街上,那些晒干的竹筴鱼和鲭鱼连野狗都不会看上一眼。温泉街上那些只动过一筷子的伊势虾菜肴都被扔到了垃圾堆。住在洞穴里的这一批乞丐越来越接近圣贤之士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操心居住,更何况吃得还很有营养。只有亮作一个人,不,只有改名后的水鸟亭山月,他得到的,而且一直在拼命守护着的东西只有那一间房子和一小片田地,他的衣食住行跟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变化。他除了吃自己田里种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奢侈享受都不能有。他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不,他自负自己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说来很不可思议,这种心境应该就叫作斜阳族[16]吧。他已经有了自尊,不可能去捡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找份工作也低不下头来。他之前就知道在洞穴居民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老头儿。他也看见过他安静又逍遥地念叨着道路扩建、道路扩建的样子,也听说过他原来是位中学老师。他刚知道老头儿这个人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心中有种讽刺的满足感。自己前半辈子愿望就是当中学老师,虽然没能当上中学老师,却成了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而原本的中学老师也不过是洞穴居民而已。然而,随着战争阴影的淡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因窘迫而生的悲哀也就越来越浓烈。他比谁都更常想起那个老头儿。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可怕秘密,而且,他只有这个秘密不想为任何人所知晓。相较于老头儿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不安稳。没有任何收入,还被税金和捐款追着跑,只能咬紧牙关在世人面前死要面子。虽说他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但换个角度看,那个老头儿也能算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呀。露天温泉是他们的,不光田地,海里的渔场和山野里的牧场也都是他们的,他们能找出所有山珍海味来吃。然而他看不起乞丐,忘不了自己身为别墅主人的那份骄傲。或许是因为忘不掉,亮作才会如此无可救药。他越来越畏惧心里的秘密——老头儿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把他打垮了。“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老头儿念叨着走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围墙边干活的亮作,然而他对浪曲师什么的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打乱他那沉着的脚步的,主要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这一点,亮作也注意到了。“水鸟亭山月……”老头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远方后,亮作忽然念叨了一句。老头儿察觉到的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并不是他这个人——这一事实在亮作心里渐渐复苏了。亮作觉得,这再当然不过了。“这门牌,不是我的。”亮作想把水鸟亭山月的门牌摘下来。然而,亮作转到门前看着门牌,又觉得很悲惨,实在没法把它摘下来。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第二天,门牌没有摘,而他自己被人发现已在鸡棚的旁边上吊死了。[1]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简称。成立于1940年11月23日,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指导下用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劳动者的组织。——译者注[2]一种定置网,由拖网和袋形网构成,体积非常大。——译者注[3]日本“二战”时期为了解决因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军需问题,曾经强行征用百姓劳动。[4]指B-29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朝鲜战争时期都是美军的主力轰炸机。——译者注[5]约3.3平方米。——译者注[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对大本营的战况所发布的公告。大本营即中日甲午战争起,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译者注[7]意为“天下一家”。——译者注[8]古代人类生吃贝类,丢掉的贝壳就堆成了贝冢。贝冢里不仅有贝壳、野兽和鱼的骨头,还有破损的石器等。——译者注[9]日本军队的部队编制单位之一。比旅团和团大,比军团和军小,人员大概在六千到两万左右(根据时代有所不同)。——译者注[10]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译者注[11]指伊豆大岛。位于伊豆群岛北部,是伊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12]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农民武装集团。他们一般潜伏在山野之中,抢夺物资,参与战斗。——译者注[13]指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译者注[14]在日语中水鸟是酒的别名。——译者注[15]浪曲是一种主要随着三味线音声高低,通过唱词和曲调讲述故事的表演艺术。——译者注[16]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世间情势急剧变化而没落的上流阶级,没落阶级。出自太宰治的小说《斜阳》。——译者注玩具箱总体来说,艺术领域存在一些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像围棋将棋这些就需要特殊的天分才能在十四五岁拿到初段。因此有些人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天赋,但让他做点别的事,就比国民学校的孩子还不中用,简直就跟白痴一样。不过也有一家之言认为,这种特殊的畸形儿最多也就能达到四五段,而那些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的人,在其他道路上也不会陷于平庸。就文学而言,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作家。一般世人都容易对艺术的世界抱有迷信般的偏见,认为艺人、艺术家都是一些疯子。就工作性质来说,不能按时,没有规律是一方面,但工作性质本身就是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不能凭这个就认定人家是疯子。本来艺、艺术这种东西就不能用家常便饭的心态去搞。我前几天看了将棋名人战的决战,当时塚田(八段)第一手想了十四分钟,于是观战的土居(八段)问他说,像第一手这种不是应该前一天晚上就想好吗?而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克子能活下来,都多亏了姨姥姥。不然的话,我们母女俩就要为书一起送命了。”这些都是信子的真心话。对克子而言,这通抱怨早就听过无数遍了,自己生下来就好像为了听这抱怨似的,也早就厌烦透顶了。信子的语气很激动,然而在克子听来却是过时的车轱辘话,勾不起她任何兴趣。“爸,你要逃去哪儿?”克子问道。没有讽刺的意思。因为父亲不可能跟自己往同一个地方逃难,而且克子也深信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才这么问。只是对父亲会去哪儿逃难有点兴趣而已。“你有可以逃难的地方吗?”信子继续攻击道。亮作缩了缩脖子,脸上浮现出困惑而又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哪里都没必要去吧。皇军差不多该开始整体反击了,没准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让敌人用物资建一个半永久性的机场,我们再把机场夺回来。虽说会花点工夫,但要想节约物资就必须这么做,作战都在按计划进行。”日本的反击也是亮作的反击。他的脸上现出那么一点点得意的光彩。这是他能实施的唯一且执拗的反击,是他的报复。克子对这种孩子气的报复不感兴趣。“那,你不逃难?”克子只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因为没有地方可逃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死要面子。”“有什么关系嘛,我就是想问问。”“光问问就很不识趣了。”“可是人家想问嘛。”“问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要托人保管这些书吗?谁能帮他保管这堆毫无用处的废物呀,你说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亮作从龟壳中探出头。“人需要梦想,没有梦想就活不下去。哪怕知道分文不值,也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你们是不会懂的。等这场仗打完了,我就又能跟书在一起生活了。时代会变,可能我这种老书生也会通过考试,在新时代东山再起。虽然很傻很荒唐,关键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什么呀,真没意思。”克子马上就予以否定,“等仗打完了,考试通过了,你也该退休了啊。哪儿还有什么梦想?”“克子你没有梦想吗?”亮作说话很淡定,但那种弱小而执着的反抗却畏畏缩缩地轻轻抬起头来。克子轻声咂了咂嘴,掸掉了这小小的反抗。“你是看不起我吗?当然有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能没有梦想?到了爸你这种年纪,还成天想着什么要通过考试呢。后年连我都要拿到中学教师资格证了,虽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中学教师吧。”克子这番感想并没有什么深意,却粉碎了亮作的勇气,使得他丧失了言语和反抗。亮作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书保住,似乎这是抵抗两个女人的唯一手段了。他也是真的非常爱惜书本。他终日只挂念着书本。“我想拜托总经理您一件事。”亮作求野口。“其实吧,是关于逃难……”“您要逃难吗?挺好的呀,最好趁早,您要去哪里?”“不,这个嘛……”“是去您夫人的姨妈家里吧?听说她老人家相当富裕。真是羡慕您呀,您也让我这边沾点光嘛。”“嗯。我让妻子和女儿去她那里避难,不过对我来说那边就有点远了。”亮作隐瞒了家庭不和的真相,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您说什么远不远的,这可是持久战呀。得去有物资的地方才行。我是因为有这家小破工厂才没法想走就走,真悲哀呀。我真想躲到乡下,吃一肚子新鲜的美食,把这些烦心事儿都忘个精光呀。”“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租用您家伊东别墅的一丁点地方。”这出乎意料的请求让野口脸上霎时间失去了笑容。没过多久,野口露出了苦笑,摇了摇头,说:“我没法答应您啊,那边就四间窝棚,光我们一家人住,就快住不下了。”“轻井泽也行。”“那边我租给别人了。”野口撒了谎。他在轻井泽和伊东都有别墅。这是他多年来的梦想。夏天在北方的山庄避暑,冬天在南海的别墅迎来新年。这梦想轻轻松松就实现了。轻井泽那里房子无人居住,野口就低价买下了,是一座中产阶级的气派别墅。伊东那边没有价钱合适的别墅卖,所以野口买了块带温泉的土地。那块地在平原深处,成年男性从车站至少要走四十分钟才能走到,三面环山,只剩下中央一点点平地,几乎没有人烟。田地里一直有温泉涌出。野口就买下了这露天温泉和周围两百来平方米的田地。伊东车站附近人口密集,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未来的繁荣跟未开发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越往里走,泉质也越好。虽然现在这里还是个人烟稀少的死胡同,等战争结束了,人们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就没有什么地区能比游乐地区发展得更快了。野口深思熟虑,连土地带温泉都买了下来,打算以后建个大旅馆,边赚钱边泡温泉。因此现在只凑合盖了个小别墅,留了人看门、种田、喂鸡,拿来当战争期间的营养补给基地,也是个一石二鸟的战略。然而,在伊东车站下车后,还要走四五十分钟路才能从这片有尽头的原野到达山脚下。就算日本打了胜仗,全国上下疯一般的蓬勃兴旺,伊东的繁荣能不能蔓延至此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呢。也正因如此,野口才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两百多平方米带温泉的田地。野口也曾经招待亮作去过这处别墅一次。因为是临时凑合,所以就随便盖了盖,只有四间房。鸡棚有两间。大一点的养着二三十只鸡,小一点的就废弃着。亮作走投无路,就想起这间鸡棚来了。反正有地方放就行,亮作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我记得您家还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啊?怎么了?”“是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噢,您说鸡棚啊,是空着呢。您提这个,有什么事吗?”“您能把那鸡棚租给我吗?”“鸡棚!”野口饶有兴趣地看着亮作,“您是说那间小的,没在用的鸡棚是吧?”“当然就是那间。我怎么能拜托您把正在用的屋子腾给我用呀。”“那个小屋的话,只有一间,四尺五寸,也就是不到一坪[5]大呀。您要拿它来干什么?”野口注视着亮作,兴味愈浓。亮作被这种眼神盯着,简直就像只快要融化的鼻涕虫似的,就快眯起眼睛一脸哭相了。然而他那弱小却执拗的反抗又微微抬起了头。“没,那个,我就是想转移一下我那两千来本书。虽说也有别的值钱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转移财产。打仗嘛,我要死守岗位。我不会离开东京的,我打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手头的家产也不会动,打算一起带进坟墓。可是书籍是文化财产啊。我这些书又是特殊的专业书籍,有些书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嘛,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这些书如果保留下来,也会有人高兴的,而且应该也会给后人派上用场。这么做不是为了我呀,我这一辈子庸庸碌碌,可是我起码也想做一件能被后人赞扬的事呀。虽说也不过是临死之前的感伤罢了。”这话惹得野口不高兴了,他若无其事地微笑道:“这可了不得,这么国宝级的东西可不能寄放在我这里。我这人吊儿郎当的,可没法负责帮您保管。”“不,不需要您负责。”“不行,不行。即便您这么说,您试试看要是被战火烧了,或者弄丢了呢?被后人唾骂的可是我呀,他们会说野口为了自己那点破烂东西,害得别人托付给他的国宝级书籍都被烧了。要是这些书这么有学术价值,应该托文部省或是大学这种地方保管呀。这么棘手的高级东西,实在不能跟我这种凡人、我们这种悠闲的家庭同居呀。虽说看起来像是在为难您,但我实在不能答应您。”亮作无语了。野口对他消沉的模样投去慈爱的目光。“我说,梅村啊。您是不是有哪里没想明白?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我是不知道您手里有多贵重的书籍,恕我无礼,您身为小学老师,不,您别多想啊。您既不是大学教授,又不是专业学者,就您收集的那点书籍,但凡有点学问的人书架上就多的是。您可不能逞强呀。我知道,您这辈子的感情都放在这些书上了,可是现在在打仗呀,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碍事的书本就卖掉吧,用卖书的钱在偏僻的小村买间小房之类的,准备好逃难的地方才是明智之举。我不是在为难您,您要是想转移书本的话,那间鸡棚我是绝不会租给您的。不过,如果您要是为了以防万一,想事先转移锅碗瓢盆、被褥铺盖,事到临头好逃难的话,我就把那间鸡棚让给您。”亮作在泫然欲泣的脸上撑起微笑。“不,不用了。我没考虑逃难,我打算跟国家共存亡,这是我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而且,日本是不会输的,最后一定会打赢,虽说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到时候我留下的书,总会有几本派上用场,这样我就满足了。其他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梅村,战争就像万钧雷霆一样,不饶人的。就算你有那么点不服输,有那么点顽固,也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不,会有用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军已经做好了秘密武器,一旦敌人得意,发起总攻,我军就会用撒手锏一举取得胜利,这是我军的既定战略。”亮作嘴中都泛起了白沫,喷着无数的唾沫星子说着。野口微笑看着亮作这副样子,像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要是被褥、衣服、锅碗瓢盆,那我能帮您放鸡棚保管。您就尽量事先分散一下吧,毕竟是必需品嘛。至于书籍,您就趁还值钱的时候卖了吧。不过,说不准回头还能烧了来取暖呢。”“嗯,烧来取暖呀。战国乱世那会儿,人们还烧过皇居的围墙和身为国宝的佛像来取暖。没办法,老百姓嘛。我的书可能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野口越来越佩服亮作了,他摇摇头,不打算再说什么,转过头去。信子和克子过年放假去了姨姥姥那里,给学校寄了一份诊断证明,就没再回东京。三月十日那场空袭把亮作和野口的家都烧没了。不过,命保住了。亮作一直相信大本营公告[6]和报纸上主张经济繁盛的言论,因为之前空袭受灾程度轻,所以就没当回事,连防空壕都没建。不过,他住的那一带往下挖两下就会冒水,轻易也建不了防空壕。亮作连一件财物都没能抢救出来。话虽如此,能保住小命也真是不可思议了。空袭那天晚上,飞机开始投弹,处处烈火弥漫,空袭警报渐渐响起时,亮作还没穿好衣服,轰炸弹巨大的下落声就开始逼近了。即使如此,他也还不知道空袭有多可怕,所以只穿好了衣服,还把一小包现金绑在了肚子上。到了外面,火舌已经越来越近。眼前是一片火红,灼热的烈风飞速吞没了大地,一团团热量忽然砸在他的脸上。他发出了悲鸣,一下子跳了起来,疯狂地哭着往下风方向奔跑。他完全不知道逃跑的路线。幸好他跑得快才保住了命。他一直被火追着,被火挡着,只顾一个劲儿地四下奔逃。而且幸好他逃到的那些地方都没有足以给他安全感的结实建筑,也没有防空壕和开阔的公园,所以他才能侥幸得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跑了多远的距离,就已经站立在海岸边,迎来了黎明。自己家已经烧光了。在崩塌的瓦砾之下,还有仍保持着书籍形状的灰烬,所有的书都烧没了。东京还有很多房子幸存,日本各地还有更多房子幸存,但他已经无家可归了。短短半天,他看过了无数烧死的尸体。看习惯了,连停下脚步的心情都没有了。然而,看到自己家的废墟,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流不止。这一带路上和防空壕里也遍布着焦黑的尸体,但站在各自房屋废墟前的,却只有他一人。野口的家和工厂都被烧了。亮作去废墟那边看了看,只见野口夫妇和孩子们像从坟墓中爬出来似的,脸上和手脚上都沾满了泥,僵立在那里。大家默不作声,转过身来,就连出于礼貌的微笑都没有浮现在脸上。“都被烧光了呀。”野口低声说。听得出来他什么都不想说,心情糟透了。“我也都被烧光了。剩下的只有我现在身上这套衣服。”“有命在就万幸了,振作点吧。”阴森的表情,声音中满是怒气,但听在亮作耳里,却饱含着人情味。亮作想要抱紧野口,但光是握着野口的手就已经用尽全力了。这份熟悉感让他感到心口都快裂开了。他呜咽着,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振作点吧。”野口温柔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我是个笨蛋。”亮作抽噎道。“现在说这种话也无济于事呀。你看见那一大堆尸体了吧,聪明人多半也都死了。”野口心情还是糟透了的样子。他跟死搏斗过,这可怕的一夜全用来挣扎逃生了。亮作也忘不了被死亡追逐的这一夜有多可怕。然而,事到如今,活下来却是更可怕的事。“请您把鸡棚租给我吧!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个笨蛋!”亮作玩命地抽噎着,继续叫喊道,“请别丢下我一个人!求您了!我光是想想就要喘不上气了!仆人也好,长工也罢,我什么都干!求您带我去伊东!求您让我住在鸡棚里吧!”野口的孩子们都大吃一惊,挪开了眼神。“您的被褥和衣服都没转移吗?”“没,我,我不需要。我害怕一个人!我只要有个能挡风遮雨的屋顶就足够了!求您别把我留在这么恐怖的地方!”“我们当然得互相帮助了。不过,您不用去您夫人那边吗?看来您是太激动了,什么都忘了吧。那边不光有屋顶呀,应该还有被褥和锅碗瓢盆呀。您夫人在等着您呢,她应该很担心您吧。”“不,我必须干活儿!如果总经理您不要我,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工厂被烧了,伊东只有间小破房子。我已经不是总经理了。”“求您别丢下我!”亮作疯了似的呜咽道。野口皱着眉,别开了脸,然而又转念一想,低声说道:“总之我还要一个人留在东京四五天,处理工厂最后的事宜。有些事可能也需要你帮忙。之后会怎么样,你我都不知道。我会去其他地方的工厂做事,也就当一个普通工人吧。”他回过神,开始挖废墟和防空壕,翻找东西了。

                      买卖

                      亮作得到了野口的允许,在鸡棚住下了。铺了地板,用木板做了围墙。靠着灾民的救灾物资和他人给的东西,亮作好歹过上了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他身上有现金,却不在食物以外的东西上花一分钱。因为没有毛巾,所以泡了温泉以后,就在浴室里一直站到身体风干为止。野口的家人没有同情他,也没有给他援助。“梅村,您考虑一下把东西善加利用如何?擦身体不一定要用毛巾,就算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替代品可用。您看,比如说您成天到晚缠在腰上那块包袱皮,那块包袱皮不就可以拿来当毛巾用吗?”野口家一直传言说那块包袱皮里包了大量现金,不知道有多少。野口继续嘲讽亮作道:“您一直拿我家的柴刀削铅笔吧。虽说柴刀是用来劈东西的,如何?您削得好吗?您跟我家人说一声他们还是会借您小刀的呀。不过小刀没几个钱,不如您买一把?我看到有些店铺还有卖的。”“不,我不买,我不想买。并不是因为我舍不得钱,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虽然我那些总结了考古学的资料和重要文献都被烧光了,但我发现了比文献更好的资料,就是让我现在的生活回归原始时代,把这段经历作为资料来进行实验。以往的学者都是从地底下发掘石器时代的遗迹,我现在打算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这也符合八纮一宇[7]的精神。发掘遗迹充其量是美英那边的科学,我这则是学问的真髓,是最后唯一符合日本精神的实践。不做到这个地步,就不会明白考古学。而且,就像我在考古学方面发现了通过日本精神来取得胜利的方法一样,美英的科学思想终究也会败给日本的复古精神!在日本全境化为焦土以后,美英的科学思想反倒会被日本抓住弱点。日本的胜利不远了。”“原来如此。您是要体验石器时代啊,原来如此。您没有毛巾呗,我记得您沐浴后都是靠太阳晒干身子的呗。不过容我说一句,石器时代人们不都生吃东西吗?叫什么贝冢[8]的。不过我们吃的东西也没有调味料,跟猪饲料没什么两样,可能不比石器时代好到哪儿去。那时候不还有穴居一说吗?住鸡棚多奇怪呀,您需要居住在防空壕里才行。”亮作无语。野口恶劣地继续说道:“您应该赶紧穴居。搬到防空壕里住吧,您应该体验一下真的石器时代,拿鸡棚充数可不行呀。”亮作无力地笑了笑。接着,他嘴中又堆起了白沫。“您说得对,不过这事急不来。因为我们早晚都会穴居的。日本会成为一片焦土,这里也会被烧毁,或者被炸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卡伦的身体突然向前倾,摆出我熟悉的、一副独断独行的姿势。“我应该再给卡伦一些记忆吗?”卡尔问我,“她头痛,我会带走她的疼痛。我可以传送一点记忆给她,但我不会一次全部给她。我会让她像闪电一样简短、迅速地回想起来,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很好,继续下去吧!”我鼓励他。卡尔回去之后,卡伦不再看我;她的视线往下移,最后停在肩膀上。“我想画画,”詹森说,“我喜欢装饰粉刷。”好吧,我得想办法缩小詹森的画布。“听说莎拉的房间漆得很漂亮?不过下次你可不可以不漆房间,改成画几张画给我?”带卡伦离开催眠之前,我暗示她醒来之后她的头痛将和缓许多。卡伦醒来后,确实觉得好多了。带走卡伦头痛的人究竟是卡尔,还是我?※※※※“我不能让大家走进法院!我们会被关进监牢里!”卡尔说。“监牢?”“他们会问问题,逼她把时间遗失掉。”卡尔的声音透露着绝望,“我们不能冒险!”原来是卡伦接到陪审团的传唤了。“你觉得你们犯了罪?”“我不相信警察。他们都认为我们有罪。我怕我们总有一天会被关进牢里。”“因为你不乖吗?”我想我找出卡尔何以如此偏执的理由了:他觉得自己很邪恶,理应受到惩罚。“对。”他垂下头说,“会被他们看出来。”“卡尔,你总是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我不懂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你很坏、很不乖?”卡尔筑起牢牢的心墙,保护他温柔、脆弱的感情;我试图在墙上挖洞。“一直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很坏。”“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坏人一直这样告诉你们,想让你们变得跟他们一样坏;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并不坏。”卡尔仔细思索我的话。为多重人格进行精神治疗,有许多地方值得玩味。举例来说,独立人格的问题实际上是“平面”的二度空间,他们不像完整人格拥有多层次且复杂的心理结构;他们似乎颇为依赖,也愿意合作,这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这些内在人格——特别是几个小男孩——总是很快接受我的意见,然后与自己的看法结合;对于这一点,我总是感到相当惊讶。“我会给卡伦写张医生证明,让她不必理会陪审团的传唤,”我说。“你会吗?”我竟如此轻易就能保护他,解决他最深的恐惧,似乎令他印象深刻。卡尔说,他已经向卡伦泄露一些记忆了,但他还是会担心,因为他是负责承担痛苦的人。卡尔问我,他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大家?我说不会。我认为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们的同盟关系开始有了不错的基础。下一个现身的是西娅。最近她经常与卡伦共享时间,但卡伦并不知情。“你为卡伦扮演什么角色?”我问。这多少算是协助他们放松的例行公事吧。“你为何诞生?”“卡伦6个月大的时候,常常生病,”西娅说。她是个大方、实事求是、可爱、颇为女孩子气的小女生,非常讨人喜欢。“她的额头上有肿瘤。虽然卡伦博——就是宝宝——已经出现了,但她没办法应付吃药打针,还有那些医生,所以我诞生了。卡伦5岁时,她又动了手术,做放射线治疗。每次住院的都是我。”西娅微笑,侧过头,用眼角余光瞟我。“说真的,跟医生护士在一起还比较好,”她顿了顿,“虽然也有不好的事啦,像打针什么的。只不过,有时候在家里遇到坏事,我就希望大家能赶快生病。”“希望自己生病?”“对。我可以让大家发烧、出疹子。”“你怎么办到的?”我曾听过这种事,但我不曾亲眼目睹。“我只要想着‘我应该发烧’就行了。假如我真的气炸了,光是站一下,我的体温就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有一次还高到华氏104度!太高了,他们得用冰水浇我们。”“你随时都能这样做?”“只有在我很生气的时候。”西娅露出小女孩儿的微笑,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开心。“有一次,我让大家昏迷了一个月。其实我们只是暂停生活一阵子。父亲会走进病房,坐在床边,拿起遥控器一台一台转。我们假装听不见。后来他们打算替我们动手术,所以我决定我们该恢复听觉了。”西娅的神情仿佛在描述一件下课时的偶发事件。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她,但是在西娅幼小的心中,实情正是如此。“你送我们去住院的时候,我也出来了,”西娅说,音调拉高,感觉有些僵硬。“我很气你。我们被灌了一堆药,可是这些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克莱尔和我明白,你这么做是想多了解我们,但我觉得你不会相信我们……后来她背叛大家,写信给你了。”“但她也成功了呀!”“是没错。可是我很害怕。大家都是想伤害我们才理我们、注意我们的……”“可以聊聊卡伦博吗?”“她是母亲会喜欢的完美宝宝,而且她听得懂一点匈牙利语。可惜卡伦一直很痛苦,她只能不断分裂;卡伦博首先分裂出来,然后是霍尔顿和凯瑟琳——我们需要他俩扮演内在父母的角色……在外头,我们不曾拥有过真正的爸爸和妈妈。”“霍尔顿和凯瑟琳怎么知道他们该做什么?”“我们身边有几个不错的人,还有,我们也会读故事书。他们俩一年一年不断地改变。我们会看见别的妈妈是怎么对待小孩的,然后凯瑟琳和霍尔顿就会学起来。”“他们这么快就能上手,化为本能?”“噢,可以啊,我们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电视、迪克·范戴克[1]、《老爷大过天》[2]、《鹧鸪家族》[3]等等。我们希望霍尔顿能善解人意。”西娅描述的这种能力和组织架构令我大为赞叹。据她所言,这些内在人格全都有瞬间进行角色模仿、身份认同的能力;难怪他们能迅速采纳我的建议和解释。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似乎也把我当作这个系统的一分子了。要想走到这一步,其他病人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卡伦的分身不到几天就完成了。卡伦之所以能在分裂后再度融合,或许也跟这种能力有关。为了进行融合,卡伦似乎得将这种身份认同的弹性施展至极限,以便重新组成自我形象;而她确实也相当程度地掌握了这种弹性。数周后,我问西娅,她和卡伦博是否准备好融入卡伦?她说准备好了。我开始引导催眠的准备工作。卡伦与西娅进入安全小窝,我根据西娅告诉我的故事,与她俩讨论两人的角色。西娅抱着宝宝,坐在卡伦腿上。“西娅扎马尾,脸上有雀斑,”卡伦缓缓说道,“宝宝窝在西娅身上,好小一个;她大概18个月大。对一个一岁多的婴儿来说,她的体型稍嫌单薄。宝宝搂着西娅的脖子,搂得很紧。西娅很开心,她再也不会孤单了。我们3个应该同时融合,还是一次一个?”“都可以。你应该顺着自己的感觉来决定。”我怎么能知道她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好奇怪,有股拉力……”卡伦停下来,身体微微扭动,表情显示她们正在努力;她全神贯注。“西娅想让她和宝宝各自靠在我的肩上,然后融入我……行得通吗?”“当然。”我信心百倍,诚心盼望这是最好的办法。卡伦沉默了约30秒,表情极为专注。“我想她们进来了。”“让过程慢慢完成吧。”我不想催促她。我们不曾有过一次融合两人的经验。“我收到卡伦博的记忆了。Nagymama[4]会用匈牙利文写诗,她想听她写的诗。好多日光灯……医院病房。大胡子男人……”几分钟后,我带她回到办公室。屋里的光线太明亮,害她头痛。“我的脑袋里正在放电影,”离开办公室时,她对我说。我们约好隔天电话联络,讨论这件事。1997年1月26日与西娅、卡伦博融合1997年1月22日,礼拜三,西娅和卡伦博与我融合。这次融合很累人,因为我很难分辨哪些是西娅的记忆,哪些是卡伦博的。卡伦博好小一个,像洋娃娃,头发是金色的。我记得西娅把卡伦博放在腿上,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合并了。在她们融入的那一刻,我对光线和声音变得极度敏感,我听见匈牙利歌谣和摇篮曲的旋律。接下来,我感觉到、也听见医院的声响。我头昏眼花、头重脚轻离开了你的办公室。但不知怎么着,我就是知道我会平安回到家。我试着用“我”这个字代表自己,也就是“卡伦”,但是好难。因为我好想写,也想说“我们”。融合后的第一天,我回想起所有在医院的记忆。西娅花了很多时间跟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病人做朋友。她勤读医学书籍,一看就是个把钟头,所以她才有办法用“想”的方法即刻引发她想要的症状。西娅甚至认为她可以任意左右她的免疫系统,她深信大家都应该学会这个技巧,好帮助自己治疗自己的病症。接下来几天,我又得到更多住院记忆,还有卡伦博的以字、词构成的回忆。卡伦博有个习惯,她喜欢咬手指头边边的死皮;我发现自己在融合后也频频重复这个动作,持续约一个礼拜才消失。这次融合大概花了两个礼拜才完全结束。我觉得,我每天都能多认识自己一点。我不太相信西娅“任意左右免疫系统”的说法,但这个想法确实值得研究。不过,由于卡伦的精神治疗不包括这个部分,所以我决定不管它。卡尔决定暂停向卡伦传送记忆,直到西娅和卡伦博彻底融合为止。我问他是否准备好了,他说他还是很生气。我告诉他,这股愤怒也许不会消失,但等他融入其他人后,极可能被稀释、淡化。他在卡伦身上看见迈尔斯的脾气、安的沉着冷静。如果他与卡伦融合,卡伦获得他其余的记忆,他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果了。所有的痛苦、悲伤都背负在他身上。他累了,他已经不知道“心情好”是什么感觉了。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伤害自己的念头。他说,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勇敢一点,了结自己的性命,这样其他人就再也不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了;然而他也渐渐明白,如果他杀了自己,其他人也会随他共赴黄泉——因为他们共享一副躯体。他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1]迪克·范戴克(DickVanDyke,1925—):美国著名喜剧明星。——译者[2]《老爷大过天》(FatherKnowsBest):美国一部电视和广播均播出过的连续剧,描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生活。——译者[3]《鹧鸪家族》(ThePartridgeFamily):英国电视情景喜剧,讲述的是一位寡妇和她的五个小孩致力于音乐生涯的故事。——译者[4]意大利语,意为“祖母”。——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1章卡尔卡伦带着一只鼓鼓的牛皮纸袋和几张纸走进来。我毫不掩饰对纸袋的好奇心。“这些是已经跟我融合的人留给你的。”卡伦递给我一张便笺,标题写着“给贝尔医生的物品清单”。清单上一项一项列着纸袋里装了哪些东西,但我直接将注意力转向纸袋。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座椅旁的土耳其绒垫上,逐一研究这些玩意儿。一把很沉的钳子,磨得差不多、1.5英寸的油漆刮刀;便笺上说,这是祖父用来伤害“我们”的东西。迈尔斯请卡伦带过来给我,交代我扔掉它们。除了前述两样东西,迈尔斯还给了我一根约10英寸长的蜡烛,但中段怪异地弯折成90度直角;迈尔斯说这是进行仪式时所使用的蜡烛。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全是很普通的东西:钳子、刮刀,毫不起眼,看起来就像从老男人的工具箱里拿出来的。我拣起一只塑料十字架、一枚小巧的金属十字架坠饰,还有一幅边缘以小花装饰的十字绣——“求天主降福于你的善行,不求天主为你成就”,这是安绣的。桑迪留给我一到四年级的成绩单。卡伦成绩还不错,但“上课不专心”与“有破坏倾向”这两个选项双双被作了记号。我找到鱼钩做成、涂彩装饰的护身符,还有一条附金属搭扣的皮手环,上头刻了卡伦的名字。手环是西娅的,“卡伦”二字是迈尔斯刻的。另外还有卡伦博的尿布别针,西德尼的一块大理石,还有纽扣、12星座铜质链坠,以及各式各样参加夏令营制作的手工饰品。我望着这些东西。它们看起来很普通,就像掉在衣柜深处、等待清理的无用之物;但是对卡伦、对她体内已融合的人格而言,每一件都有严肃且重要的意义。我小心将它们一一放回纸袋,转而面对卡伦。“我明白这些物品对已融合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我会把它们跟你给我的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我盯着卡伦,寻找她对我依愿收下这包纪念品的反应与暗示。我察觉到一丝微微的、满足的喜悦。“我们预定下星期二要融合卡尔,”我提醒她。卡伦点点头,但她却露出担忧的神情。她把另外那几张纸也交给我,哀伤地望着我。这张纸的标题是“卡尔的记忆”。过去几周,卡伦陆续写下卡尔透露给她的记忆。她说,她以前就向我提过这些虐待事件,但卡尔的记忆填补了更多空隙。以下是她写的其中一页。我被放进殡仪馆的棺材里。我不能呼吸。最初是克莱尔出来顶替我,然后换成迈尔斯;当他们俩再也无法承受时,卡尔出现了。他一直支撑到我们被放出来,并且继续承受随之而来的嘲弄和奚落。卡尔也承担了我们孩提时代经历手术、放射线治疗的痛苦。朱莉和西娅受不了时,就换卡尔出来。我剖腹产下莎拉时,也是卡尔在受苦。尽管我被施以脊髓麻醉,但西娅和朱莉却跑出来了;医生划开我们的腹部,朱莉动了动脚——我被麻醉了,但朱莉并没有。后来肺部手术的疼痛还是由卡尔承受。进行邪教仪式期间,卡尔忍受他们用大头针戳隐私处的疼痛。我们举手想护住胸部,父亲便拿榔头敲我们的手,挨打的还是卡尔。当迈尔斯和朱莉被带插座的电线鞭打、被殴打、遭人用蜡烛滴烫敏感部位,全是卡尔代他们承受。我放下卡伦的笔记。卡伦所受的虐待绝不仅止于此,有些甚至恐怖得难以形容,但她只写下较具代表性的几件。我想象过去几周来,卡伦每天一点一滴接收这些影像、记忆,并与之共处的情景。我终于明白她何以如此悲伤,也明白卡尔一想到这些他多年来拼命保护、不让大家知道的记忆终将公之于世的惊惶。※※※※“与卡尔融合……真的好吗?”卡伦问我,态度有些无可奈何。“假如你还没准备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暂停、延后,”我说。“我们没有时间表,完全由你来决定。”卡伦惧怕卡尔,也怕他曾承受的苦难,我不怪她。但是,我把决定权转回给她,也不伸手拉她、让她独自面对自身的恐惧。她得决定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鸣金收兵。但她从来都不是胆小鬼。“往后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要走,”她说,神情憔悴,“自从西娅和卡伦博融入之后,我的感觉变了。我初次感受到一些存在很久的记忆,或者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随着每一次融合,我觉得好像我以前根本不存在、现在又重新活过一遍似的。”卡伦停下来,望着地毯。我只能等待。“每当有新的人格融入我,我总觉得自己又得接受一段新的、过去的、属于别人的人生。”她痛苦地看着我,“那么我到底是谁?”她望向窗外,“真的好难……这样学着做‘自己’。”她淡淡笑着,戏谑地说,但没有人比她更认真。不只被融合的人格必须放弃自我,卡伦——这个持续来找我接受治疗的人,也一再经历宛如自我摧残的人格融合过程。对她来说,融合并非加成,而是不断削弱自我。融合后的整体不等于各独立人格彼此相加,二者差别太大了。我不催她,让她静静坐着。“我想我能明白你的难处,还有你这一路经历的痛苦。”我停顿一会儿,“那么,你觉得准备好与卡尔融合了吗?”我问。她皱了皱眉,点头,不发一语。我请她放松,按往常程序揭开催眠序幕。她依言放松,闭上双眼。卡尔现身。卡伦看着我,两眼大睁,呼吸急促。“卡伦很担心,”卡尔说,“她只想到痛苦,她不愿意相信我所有的记忆。”卡尔用眼神恳求我,要我想办法让卡伦能够顺利度过接下来的挑战。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保护她。“如果你能同时将与记忆有关的感觉给她,也许她会比较愿意接受,”我建议卡尔。“我要怎么给她痛苦?”卡尔绝望地看着我。他进退两难——不让卡伦感觉痛苦、让她忘记痛苦是卡尔一直以来存在的意义,但现在他竟然必须一次全部给她。“我怎么给她感觉?”我不说话,希望卡尔能解

                      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天堂视频在线一区二区,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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