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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精欧美乱码一二三四区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	6
南直隶	5
江西	2
河南	2
山西	2
福建	1
湖广	1
四川	1
北直隶	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	31
北直隶	21
陕西	17
山东	16
河南	15
江西	13
山西	12
湖广	10
浙江	9
福建	7
四川	6
广东	3
云南	1
广西	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	自杀者人数
1604	1
1613	1
1619	1
1622	4
1625	1
1628	5
1631	4
1634	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	投降者人数
1595	1
1619	1
1622	1
1628	8
1631	12
1634	15
1637	1
1640	7
1643	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

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

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同上书，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同上。?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同上。?《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论语·述而》。?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同上书第八卷，第18页。?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俘虏的财物和牲畜后，干脆用泥土和石块堵死了大约251个山洞，把那些人全部闷死了。随后，豪格的部队转而进攻南明，但豪格很快就被调往陕西，去统治那个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巴泰，在1645年夏季继续控制了那个重要地区。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地方史讲授提纲》，第36页。关于1646和1647年以后在靠近满家洞地区的莘县的起义，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4—55页。?同上书，第68页。?见前引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9—7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1615年，准塔的父亲扈尔汉也是满族的一个部落大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2页。?同上书第十五卷，第167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0页。归德的明军总兵凌駉拒绝投降，但是多铎毕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座城市。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50页（第一五一卷，第24页）。我不知道李成栋投降的确切时间，在5月4日他还在与清军作战。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根据顾炎武的记载，刘良佐在1645年6月8日投降，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9页。?李成栋的部队很快就充当了清军进攻扬州的先锋，并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嘉定大屠杀，镇压了那里的勤王武装。据说刘良佐有10万或者更多的部队，在1645年占领整个江南过程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正是他们在以后摧毁了江阴城。刘良佐后为汉镶黄旗成员，由于他的贡献而加入贵族行列；后来他与谭泰一道为满人去征服中国南部，并因而荣任御林军官。这些高官显职以及他在1661年担任江南巡抚证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他的巨大信任，以及对他在征服战争中的汗马功劳的赞赏。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4—5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8页。在得知童氏在世的消息后，刘良佐派妻子去接她。这位妇人告诉刘太太，她今年36岁；她19年前做了宫女，生了一个叫金哥的男孩，现住在一个叫宁家庄的地方。刘夫人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并劝她丈夫相信童氏不是一个骗子。从这以后，童氏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在她所经过的城市中，官员们皆以皇室礼遇之。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在他继承父王王位之前，他曾娶了一个姓黄的女子，她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其次妃李氏，据说死在洛阳。童氏说，她妈妈曾卖过一些女人用的小物件给前福王即弘光皇帝父亲的宫女。她妈妈曾带她进宫，因而与福王年轻的嗣子发生了关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她自己没有抚养过这个儿子，但是她希望维护继黄妃和李妃之后做他合法妻子的权利。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7—168页；刘约瑟：《史可法》，第106页。?弘光称她为“妖妇”。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同上；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妃子。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11页。不过有些材料说，她最后又说她的丈夫是周王世子。她误以为就要登基的是周世子。斯特鲁弗：《南明》，第24—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1、710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又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4—225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一些传闻说，她是绝食而死的。她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2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4页。?见《明史》，第3069页。一些人因为被怀疑与童氏有关，在史可法军营中被抓了起来；但是对她的严刑审讯并没有导致太多的冤狱。?来自贵州的越其杰在因为贪污而被流放之前，曾是同知。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97页；又见《明史》，第3069页。?孔希贵、高第、王之纲都是那时投降多铎的河南地方军官的最著名事例。孔希贵曾被派往归德与金高的起义军作战。高第作了清的将军，曾受命镇压河南大顺军余部。曾在史可法手下效力的王之纲，当清军南进时正守卫着开封。他慑于敌威逃至江宁，又投降了多铎，负责平定徐州。参见《贰臣传》第六卷，第10—11、12—13页；第十卷，第25—26页。这个时期投降的河南官僚名单，见《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70页。至于陈潜夫，当南京陷落时逃走了，并跑到了绍兴投奔了鲁王，任太仆寺少卿和监军。他招募了300名战士，进入清军后方。1646年他和他的小部队被包围消灭了。他自杀而亡，时年37岁。《明史》，第311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应为85页——译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15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根据一种传闻，为了其安全，吴三桂曾把太子安排在高梦箕的父亲高起潜家。高起潜知道，南明朝廷会加害太子，准备谋杀他。他的儿子高梦箕为此很害怕，把皇子带到苏杭地区。但是，太子还是被一些人认了出来，高梦箕因而觉得最好还是把太子在世的情况上奏，以保全自己生命。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另一种说法是，高梦箕的仆人木虎在阴历腊月（1644年12月29日至1645年1月27日）从北向南的路上认出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到了高梦箕家。高梦箕曾把他悄悄送到杭州的侄子那里，但他的侄子管不住太子的傲慢、胡闹与皇族派头，高梦箕很吃惊，于是把他带到长江岸边的金华的一个隐身处。但那里的外人又很快就知道了太子的住处，因而众人喧哗不断。高梦箕除了上报年轻太子的下落外已别无选择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当他听到这个自称皇太子的人的消息时，弘光深为感动。他谈到前皇帝为社稷而死时，哽咽不止。后来他说，如果这个太子能对所有南明官僚证明他是真的，那么就迎其入宫，并把他当作弘光自己的太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刘约瑟：《史可法传》，第123页。这个故事是由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后来告诉他的看守者、禁卫军官杨时甫的。不过根据其他传闻，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告诉他的审讯者，他曾被李自成在离京后带到潼关。兵乱之中，李自成在转移途中让明太子从他手里溜掉了；随后太子被发现并被带到了吴三桂的兵营。吴三桂收留了他一段时间，但很快他担心收容明皇太子一事如被多铎发现便会引起误解。于是太子被送到一个佛寺去了，想必他又是从那里南去杭州。陆圻：《纤言》，第34—35页。徐鼒的《小腆纪传》认为，吴三桂曾要求多铎是否把太子送回北京，多铎不同意，而是命令吴三桂向西追击李自成。因此吴三桂把慈烺交给一个太监照顾，但是太子却设法跑了出去，躲入一个寺庙。见刘约瑟：《史可法》，第131页。?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4页。?同上书，第155页。是阮大铖建议马士英这样做的。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5页；顾芩：《金陵野钞》，第44—46页。太子的师傅刘正宗和李景濂问他曾在宫中何处读书，结果他误把端敬殿当成了文华殿。又问他是先阅读还是先听讲，他误答为先阅读。接下来又问他阅读后抄写哪篇文章，他说是《孝经》，而没有答《诗经》。又让他试着写些东西，他只写了10个大字，但没有写其他小楷。最后，他记不起来阅读和讲授后他们有多少次在一起搞清疑难，也记不起来上过多少门功课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3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0—11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4—129页。?这个布告见《东华录》，但是日期几乎早了两个月：顺治元年12月15日（1645年1月12日）。引自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3页。?孟森认为，这可能是满族方面的一点差错，那个证据实际上来自崇祯的另一个妃子任氏。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5页。?据张岱说，太子曾被李自成俘虏，北京失陷时他跑掉了。后来他又被大顺军抓住，但是他的真正身份没有被认出来。他被迫为他们的战马打草，做了两个月的阶下囚，后来趁卫兵警惕放松，逃到了周奎家。张岱：《石匮藏书》，第45—46页。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他身着紫衣跟随马后。当左懋第初次北使时，他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6页。?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辗转来到南京的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太子，这一说法的支持者们在这个特殊事件面前遇到了难题。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满人在故意制造假象。刘约瑟认为，清朝的最大担心是老百姓仍然相信大明光复的可能。他们知道太子已经逃往了南方，除了那些真的相信这种光复可能的人，还有更多人抱有这种希望。因此，满人故意制造了一起假案，提到了公主的眼泪，但接下来又说这个人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这样就可使自己从老百姓对他们杀戮储君的谴责中解脱出来，而同时又足以使人相信，那个冒充者其实就是太子，而他现在已经死在了北京。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在一封与他侄子的来往信件中，高梦箕提到已把太子送到了福建。于是弘光皇帝怀疑存在着一个想在更南的地方建立另一个皇权的阴谋；并且因为高梦箕是史可法的一个代理人（为他的军工厂采买硝石），史可法似乎也与之有关。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9页。?同样，据左懋第的情报，一个皇室成员告诉他，太子有一些胎记，而且小腿上有一个黑痣。但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这些足以表明身份的标记。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21页。?他声称的叔父高阳王昺，是在1567—1572年期间在位的穆宗的女婿。?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435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2—133页。?魏斐德：《清人征服江南时期中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12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页。正史的编辑者并不承认他的可信性，见《明史》，第4112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5页。关于南方太子为什么是假冒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5页。我接受孟森的权威观点，他认为北方的冒充者是真正的明太子，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0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3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7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0页，引自克劳福德：《阮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伙人。他们坐在地上，紧紧挤在一起，三个女人和小男孩在中间，三个男人在她们周围，要是此时有人看见他们会说，这几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确实，他们好像成了一个躯体，共同呼吸，共同挨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睡得很轻，并且醒了几次，因为有的盲人从麻木中醒来，站起身，迷迷糊糊地绊在别人身上，不过其中一个一直没动，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呼呼大睡。天亮了，废墟上只有几个淡淡的烟柱，但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很快开始下雨了，那种蒙蒙细雨，像空中的微尘，只是这一回下个不停，开始的时候落不到被烤热的地上便化成了蒸汽，但一直不停地下，如果借用水滴石穿这句话，眼前的场景就是水滴火灭。这些盲人不仅眼睛失明，而且理解力也丧失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奇特的思维，他们认为渴望的食物迟迟不来是因为正在下雨。无法让他们相信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告诉他们现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无济于事。他们绝望了，扑到地上哭起来，不会来了，天在下雨，不会来了，他们不停地唠叨着。要是这一片狼藉的瓦砾还具备起码的居住条件，那就还会成为原来的精神病院。即便被踩踏也整夜没有动的那个盲人站不起来了，蜷缩成一团，仿佛想保住腹部的最后一点热气。雨开始下大了，他仍然一动不动。他死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最好趁着还有点力气的时候离开这里。他们艰难地站起身，头昏脑涨，东倒西歪，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后来排成一队，前面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接着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们，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丈夫，医生在队伍最后。他们沿着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往前走，但医生的妻子另有想法，她想尽快为跟在她身后的人找个避雨的地方，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去寻找食物。街上空无一人，也许因为天还早，也许因为下雨，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到处都是垃圾，有几家商店门开着，但大部分关着门，看样子里边没有人，也没有灯光。医生的妻子想，把伙伴们留在一个商店里，这是个好主意，她记清这条街的名字和门牌号，免得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她停下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们在这里等着，不要动，说完走到一家药店，从玻璃门往里看一看，好像里边有些人躺着，她敲敲玻璃，一个人影动了动，她又敲了一下，另一些人影也慢慢动了动，其中一个站起来，把脸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他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想，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也许是药店老板一家人，可是，如果这样，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总比睡在硬邦邦的地上舒服得多，除非是为了保护药店，防备谁呢，药店里都是药，既能救人也能致人死命。她离开药店往前走了几步，朝另一家商店里边望望，看见里边躺着的人更多，女人，男人，孩子，其中有几个似乎正准备出来，一个人走到门口，把胳膊伸出来说，正下雨呢；下得很大吗，里边有人问道；很大，我们得等雨小了再走；这是个男人，他离医生的妻子只有两步远，但没有发现她在眼前，所以听到有人说早安的时候大吃一惊，他已经失去了说你好的习惯，这不仅因为，准确地说，盲人的日子永远不会好，也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完全有把握应当说早安午安还是晚安。现在，与刚才解释的相反，这些人差不多同时在早晨醒来，那是因为有几个人几天前刚刚失明，还没有完全丧失日夜轮转醒睡交替的概念。那男人说，正下雨呢，接着又说，您是谁；我不是这里的人；在找吃的吗；对，我们四天没有吃东西了；您怎么知道是四天呢；估计出来的；只有您一个人吗；我和丈夫还有一些伙伴在一起；你们有多少人；一共七个；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您就死了心吧，我们人已经很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里；你们从哪里来的；从失明症开始我们就被关起来了；啊，对，检疫隔离，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放你们出来了吗；发生了火灾，这时我们发现看守我们的士兵不见了；你们就出来了；对；你们那里的士兵大概是最后一批失明的，所有人都失明了；所有人，整座城市，全国都失明了吗；要是还有谁看得见，那就是他不肯说，保持沉默；您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因为我不知道家在哪里；不知道家在哪里；就说您吧，您知道您的家在哪里吗；我，医生的妻子刚要说她正准备和丈夫以及伙伴们回家，现在只想吃点东西恢复体力，但与此同时清楚地看到了现在的状况，只有出现奇迹，一个走出家门的失明者才能再回到家里，和以前不同，那时候盲人们总能得到行人的帮助，比如横穿马路时，比如不小心离开了熟悉的道路时。我只知道离这里很远，医生的妻子说；但您回不了家；回不去；这就对了，和我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回不了家，你们在隔离检疫区待过的人有许多东西要学呢，不知道无家可归是多么司空见惯；我不明白；成群结伙，像我们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寻找食物，必须在一起，这是我们不走失的唯一办法，由于我们在一起，由于谁也不能留下来管家，毫无疑问，假如找到了自己的家，那个家也已经被别的找不到家的人占了，于是我们成了转来转去的水车，开始的时候还发生打斗，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这些瞎子，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身上的东西例外；那么，解决办法应当是住在一家食品店，至少在还有食品的时候就不必出去；这样做的人至少会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一分钟也不得安宁，我说至少，是因为听别人说起过一件事，一些人想这样干，关上门，上了门闩，但他们不能让食品的气味消失，于是那些想吃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由于里边的人不肯开门，他们就放火烧食品店，这一招真灵，我没有看见，别人告诉我说这一招确实灵，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干了；这么说，人们不住在家里，不住在楼上；也住在家里，住在哪里都行，我家里大概已经住过许多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能找到我的家，另外，这种情况下睡在一楼的商店和仓库里要方便得多，这样我们就不必上下楼梯了；已经不下雨了，医生的妻子说；已经不下雨了，那男人朝里面重复了一遍。听到这几个字，还躺着的人们站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书包，小手提箱，布袋和塑料袋，好像要出门远征，确实，他们要去猎取食物，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商店。医生的妻子注意到他们穿得不错，当然，衣服的颜色不搭，有些人裤子太短，露出了脚踝，或者又太长，不得不把裤脚卷起来，但寒冷不会侵犯这些人，几个男人穿着风雨衣或者大衣，两个女人穿着皮大衣，但没有人拿雨伞，大概因为带着不方便，伞骨总是对眼睛构成威胁。这伙人大概有十五个，他们走了。其他人一伙一伙的在街上出现了，也有单独行动的，有的男人靠在墙边解决膀胱在早晨的紧急需要，女人们则愿意躲到被丢弃的轿车后面。粪便被雨水泡软了，这里一摊，那里一摊，散布在人行道上。医生的妻子回到她那一伙人中间，他们已经下意识地躲到一家糕点房的遮阳棚下面，糕点房里散发出酸了的乳脂味和其他腐烂的气味。我们走吧，她说，我找到了一个住处，接着把他们领到商店，原来的那些人已经走光了。里面的东西原封未动，既不是吃的也不是穿的，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煤气灶，微波炉，打蛋器，榨汁机，吸尘器，粉碎器，以及其他各种方便人们生活的家用电器。空气沉重污浊，所有物品无一例外的白色外表，显得荒唐怪诞。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医生的妻子说，我去找吃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近处还是远处，我不知道，你们要耐心等待，要是有人想进来，你们就说这里有人了，只要听到这句话他们就会离开，这是习惯；我和你一起去，丈夫说；不用，最好我独自去，我们必须知道现在人们怎样生活，据说可能所有人都已经失明了；如果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就和住在精神病院一模一样了；无法相比，我们可以随意走动，食物一定能解决，我们不会饿死，我也一定要找些衣服来，我们都穿得破破烂烂；其实，这些人当中她最需要衣服，从腰部以上她几乎一丝不挂。她吻吻丈夫，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苦；无论出了什么事，即使有人要进来，请你们也不要离开这里，如果你们被赶出去，我相信不会出这种事，只不过为了防备各种可能，你们就留在这扇门附近，待在一起，等我回来。她眼泪汪汪地看了看众人，他们站在那里，全都依赖她了，像一群年幼的孩子依赖母亲一样。要是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呀，她想，但她没有想到外面所有人都失明了却仍然活着，只有她本人也失明才能明白，人能习惯一切，尤其是到了已经不再是人的时候，即使不到那般地步也一样，斜眼小男孩就是个例证，他已经不再打听母亲了。她走出商店，来到街上，看了看门牌号，牢牢记在心里，还有商店的名字，现在要看看拐角处的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找食物，能找到什么，可能走过三个门就找到了，也可能是三百个，不能迷路，找不到任何人问路，原来能看见的人现在都失明了，她看得见，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太阳破云而出，照得垃圾中间的一个个水洼闪闪发光，现在，人行道石板缝里长出的青草历历在目。外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如何辨别方向呢，医生的妻子非常纳闷。他们并不辨别方向，而是紧紧贴着大楼行走，把胳膊伸向前方，相互间不断碰撞，像走在窄窄的小路上的蚂蚁，但出现碰撞时听不到抗议声，也用不着说话，其中一家人离开了墙，就沿原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再次碰到原来那堵墙。他们偶尔停下来，在商店门口闻一闻，感觉一下里面有没有食品的气味，不论什么食品都行，接着又往前走，转过十字路口消失了，不久那里又出现一伙人，看样子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得比他们快，无须浪费时间走进商店就知道是不是食品店，但她很快就明白，找到大量食物不容易，她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食品店似乎早被人掏空，成了空壳。她穿过一条条街道，一个个广场，距丢下丈夫和伙伴们的地方已经很远，来到一座超市前面。里边的状况没有什么两样，空空的货架，倒在地上的玻璃柜，盲人们在中间游荡，大部分人趴在地上，用手在肮脏的地板上扫来扫去，希望找到一点点可果腹的东西，一个经受住别人敲砸而没有被打开的罐头，一包随便什么食物，一个土豆，即便是被踩过的也好，或者一片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包。医生的妻子想，尽管如此，总会还有点东西，这超市太大了。一个盲人从地上站起来，叫嚷着说玻璃碎片扎进他的膝盖里去了。血顺着腿往下流。同伙的盲人们围住他，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他说，玻璃扎进膝盖里了；哪个膝盖；左边；一个女人蹲下去，小心，说不定这里还有玻璃呢，她摸索着找到那条腿，又摸了摸，在这里，她说，还扎在里面；一个男人笑起来，既然扎进去了，就好好利用利用吧，别的盲人，不论男女，全都笑了。那个女人用大拇指和食指当镊子，把玻璃拔了出来，这是个无师自通的做法，之后从肩上背的包里找出一块破布，把那个男人的膝盖包扎好，这时轮到她说句笑话让大家乐一乐了，没什么可干的了，我很快就把扎进去的那玩意儿还给他了；受伤的男人反击说，等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再扎什么进去；可以肯定，这伙人当中没有一对夫妇，因为看样子谁也没有恼怒，大概已习惯开放的言行与自由的结合，除非他们两人正好是夫妻，才这样随便地玩笑，但实际上又不像夫妻，夫妻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出这种话来。医生的妻子环顾一下四周，人们正在争夺仅有的一些可吃的东西，有的挥拳头，有的推搡，拳头几乎总是打空，推搡又往往不择敌友，争夺的东西从手中掉下去，落到地上，等待着绊倒什么人；这回我不会从这儿滚开的，她用了一个通常不会用的词语，这再次表明，环境的力量和性质对词汇有着巨大影响，想想看，某个军人在被逼投降时曾说出狗屎二字，因此，即便今后在不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说出同样泄愤的话，人们也该宽恕他的缺乏教养。这回我溜不掉了，她又想，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另一个想法天启般地出现在脑际，这么大的商场应当有仓库，不是那种大仓库，大仓库在别的地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而是存放某些购买量较大的商品的小仓库。想到这里她立刻兴奋起来，开始寻找通往藏宝洞的紧闭的大门，但所有的门都开着，里面同样一片狼藉，同样有许多盲人在同样的垃圾堆里刨来刨去。最后，她来到一个阴暗的走廊，阳光几乎照不进来，她看到一个像运货铲车似的东西。金属门关着，旁边另有一扇门，很光滑，像能在铁轨上滑动的样子，这是地下室，她想，盲人们来到这里以后发现道路堵死了，大概会以为是电梯，但谁也不曾想到，正常的设计是一旁还有一个楼梯，以备停电的时候使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她推开推拉门，几乎同时产生了两个强烈的印象，第一是要去地下室必须走又深又黑的楼梯，接着就是里边的气味清楚地表明那里的东西是食物，即使是装在我们所说的密封容器里也能闻得出来，饥饿会使嗅觉变得极为灵敏，像狗一样能穿过重重障碍。她赶紧回去从垃圾堆里拣塑料袋，必须用它们来运送食物，同时她又问自己，没有光亮，我怎能知道应当带走哪些东西呢，她耸耸肩膀，这担心太愚蠢了，但现在她又产生了怀疑，考虑到目前身体虚弱的状况，我能不能有力气背着一个个装得满满的口袋原路返回呢，此刻，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她害怕回不到丈夫等着她的那个地方，她知道街道的名称，这个她没有忘记，但一路上拐了那么多弯，惊慌之中她几乎思维混乱了，过了一会儿，仿佛停滞的大脑终于又开始转动，她慢慢觉得自己好像俯在一张本市地图上，用手指寻找着最近的路线，好像有两双眼睛，一双看着她自己和地图，另一双看着地图和道路。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好运气，由于发现了楼梯而过于紧张，她忘记了关门。现在她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整个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她像外边的盲人一样瞎了，区别仅在于颜色，确实，仅仅在于白色和黑色的不同。她紧紧贴着墙壁开始沿楼梯往下走，如果这地方已经不是秘密，有人同时从底下往上走，他们就必须像她在街上看到的那样，其中一个人离开安全的依靠，贴着另外一个人模糊的身影往前，也许会荒唐地害怕墙壁已不在那一边。我要疯了，她想，并且有根有据，沿着一个阴森可怖的洞穴往下走，没有光亮，也没有看到光亮的希望，走到哪里去呢，这些地下仓库一般都不太深，第一个梯段，现在我明白成为盲人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个梯段，我要喊叫了，我要喊叫了，第三个梯段，黑暗像浓浓的糊状物贴在她的脸上，两只眼睛变成了沥青球。我前面有什么呢，马上又产生的一个想法更加让她胆战心惊，以后我怎样再找到这个楼梯呢，突然间身体失去平衡，她赶紧蹲下，免得失去依靠倒下去，她几乎神志不清了，喃喃地说，这里干净，她指的是地面，她觉得神奇，干净的地面。现在她渐渐清醒过来，感到胃部隐隐作痛，胃痛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刻仿佛她身上再没有任何活的器官了，它们依然在，但不想发出任何信号，只有心脏不同，心脏像一面巨大的鼓咚咚作响，一直在黑暗中盲目地工作，从所有黑暗中的第一个，形成它的子宫开始，到最后一个黑暗，它将在这个黑暗里栖止。她手中还拿着塑料袋，没有扔下，现在只须安安静静地把它们装满，仓库不是幽灵和恶龙出没之地，这里只有黑暗，而黑暗既不咬人也不伤害人，至于楼梯，我一定能找到，用不着在这个大坑里转上一圈就能找到。她下定决心，要站起来，但想到她像其他盲人一样瞎，最好和他们一样爬着走，直到在前边找到什么，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欧美精欧美乱码一二三四区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醒道。我回过神来，转眼用十数支吴钩短刃钉住了来不及起身的恶魈。说也奇怪，那恶魈在地上只是不住挣扎，完全失去了方才的凌厉凶猛。莫炎抢上前挥出一团灵火，恶魈在火焰的灼烧下发出一阵刺耳的吱吱声，顷刻间化作数块卷起的焦皮，在山风的吹动下片片飞散而去。“我刚才就在猜想，它们是不是对空气流动十分敏感。”晖儿对我说道，“你用金属针之类的武器慢慢接近它们，应该可以对付。”“瘪了不能飘，似乎有道理。”莫炎望了一眼圈外剩下的恶魈，“照晖儿的办法试试。”“好，你吸引它们的注意。”我低声招呼莫炎，环视着辨别了一下周围恶魈的位置。火圈蓬然升起，五色的光焰不断交替闪烁，圈外的恶魈果然被吸引，各自漂浮在空中不住观察着圈内的动静。莫炎在火圈上动了点手脚，自外部看去虽然十分耀眼，但圈内的人却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外部的动静。四根尖锐的金属丝自地下悄然升起，缓慢地接近漂浮着的恶魈，我稳住呼吸尽可能地让金属丝不引起它们的注意。恶魈们并没有查觉慢慢接近的危险，在莫炎的全力施为之下，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在火圈上。在即将触及恶魈时，金属丝伸长的速度突然加快，尖锐的一端猛地穿透了恶魈的身体，恶魈在空中频频抖动，发出一片吱吱怪叫。金属丝穿出之后速度继续加快，尖端向下一转直往下冲，深深地扎入了地面。就这样，四只恶魈被倒“U”型的金属丝牢牢地固定，虽然怪叫不停，但却都没有大力挣扎，唯恐穿透的金属细丝将它们的薄皮身体撕碎。“砰”，S瞄准其中一只恶魈开火，全无躲避之下，子弹射中了它的手臂，一蓬火光闪过，手臂顿时干瘪下去，化作一块破烂的薄皮随风飘动。“哈哈，晖儿真聪明！”一击得手，S兴高采烈地转向莫炎，“你那种会爆炸的灵火可以借用吗？”莫炎点点头，翻手间掌中多出四个不住闪烁的小火球递了过去，S像个拿到糖果的小孩兴高采烈地接过火球，转身向圈外的恶魈走去。“凶，再给我凶……”S嘴里一边嘀咕一边将手中的火球用力抛向恶魈，那火球有粘性似地贴在了恶魈的身体上，但却没有如她预期般地爆炸。“你给我的是不是次品啊？！”S急了，冲着莫炎喊道，“怎么一个都不炸？”莫炎看着S，无奈地摇摇头，挥手示意她退后，右手缓慢有力地捻了一个响指。“轰……轰……”一串猛烈的火团爆裂开来，空中的烈焰直冲云霄，人皮恶魈在爆炸的高温中立即烟消云散。“夸张～～”S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火云，转而怒道，“这么大的威力，你想害死我啊！”“我没必要得罪你。”莫炎摊手道，“至少得为自己的鼻子考虑。”众人一片绝倒，看来莫炎还是记得之前S的“配药事件”。“莫炎，刚才的那个假警察是你师侄？”晖儿对莫炎道，“听你们的对话，似乎有很大的不合，他这么做是冲你来的？”莫炎的脸部微微抽动了一下，眼中掠过一丝怒意：“教他的混蛋是个败类。”“这是派系家事，我们不便多问。”看神色我觉察到了些隐意，“我只关心他的出现是冲你还是冲大家。”“他们师徒认钱办事的。”莫炎轻叹了一声，“应该是冲着钱。”“那他就是冲大家来的，雇用他的人和这次龙脉事件肯定有关。”我沉思道，“找龙脉的富商和了然那些前后相悖的邮件，这些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莫炎没有答话，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一块人皮，仔细端详了会，又放在鼻尖细细闻了闻，眉头不住重复着聚紧和放松的动作。“还是先回老田家再说吧。”晖儿建议道，“这里不是太安全。”一旁几乎已经站立不住的老田立刻点头称是，忙不迭地收拾起我们散落的背囊物件，一头钻进警车，在后座上缩作一团。……回到老田家中，我向莫炎要过他的手机，将之前署名了然的几份疑点邮件传到了晖儿的笔记本电脑上。晖儿接驳手机上网，十指如飞地查询了起来，黑底白字的界面中攒动着大排的数据，看得我不住眼花。“邮件不是一个地方发出的。”晖儿看着查询结果道，“预言危险的邮件来自丽江，而取消预警的邮件则来自蒙化。”“两小时之内飞越云南？”S看着自己电脑上的地图疑道，“他有私家飞机还是会瞬间转移？”“筑壤一派的确会遁术。”莫炎古板地答道，把S的玩笑当成了话题，“但速度绝对没那么快。”他的话让我不禁有点犯晕，转而问晖儿：“会不会是用了代理之类的伪装？”“绝对没有代理，我先前也担心有代理跳板之类的伪装，但对方似乎很有把握，丝毫没有伪装自身信息。”说道这里，晖儿下意识地看了看莫炎，“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方有恃无恐，二是吃准了收件人不懂计算机知识。”“我只管实用，对电脑不感兴趣。”莫炎板着脸老实道，“查下雇主发来的邮件。”这次的查询时间比刚才长了很多，晖儿发现这份邮件的发出时间较早，存储信息已经残缺，再三比对查证后得到了数个残片信息。“残片信息需要处理一下。”晖儿仔细地对比着那些令人头大的数字编码，时间已近深夜，疲惫的感觉袭来，我不觉有些担心她的身体。“改日再查也可以。”莫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晖儿聚精会神地操作着，并没有回答莫炎，我冲莫炎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劝解。晖儿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不查出结果，只怕今晚她是不会睡觉的。“Bingo！”一声欢叫，晖儿兴奋地抬起头，“头几份邮件是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发出的，最后一份的发出地则是在云南省蒙化县。”“蒙化……绥德县……”莫炎看着屏幕上的显示，脸色一阵冰寒，“看来我是被人利用了。”“那人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我还是有些疑问，“但你又是怎么会选这条龙脉的呢？而且一开始你是约我去丽江的。”“了然提供的龙脉线索。”莫炎望着窗外的夜色道，“在我发邮件询问后回复的。”“那份回复邮件也是绥德县发出的，但要你自丽江改道玉溪的邮件却是在丽江发出的。”晖儿查证了一下，“照之前发生的情况来看，对你提供有利建议的邮件都来自丽江，而迷惑你的邮件则来自绥德和蒙化。”目前的局面已是相当清楚，莫炎的雇主不但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并且还第一时间截获了他与了然之间的电子邮件，伪装了然给莫炎提供线索。了然似乎对这件事情也有所查觉，同样也用邮件给莫炎一些有帮助的建议，但却不知为何没有道破其中的秘密。“照你说的，了然没有可能会害你，那他为什么不向你说明这个骗局？”S歪着脑袋道。“这倒是他的作风。”莫炎摇头道，“王亦凡应该也领教过。”这话的确没说错，在之前与了然的联系中，他始终一付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架势，说话向来只说半句。莫炎虽然言简意赅，但与了然的滔滔不绝比起来倒还显得清晰明了，似乎了然很乐衷于引发他人苦思。“管他那么多呢！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毫无顾忌了。”S拍着桌子不耐烦道，“既然知道是陷阱，索性散伙不找龙脉就是。”莫炎看了S一眼，没有答话，转头又望了望我，眼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毫无顾忌？唉，你未必太过乐观了吧。这一路上都被人抢在前面，而且对方似乎很了解我们。”我叹了一声，冲S道，“他们在暗，我们在明，现在是聚在一起才能守望相助，如果散伙，单是莫炎的那个师侄就足够将我们逐一击破。”“那……”S一时语塞，低头默许了我的看法。“那个小子不难对付。”莫炎缓声道，“人皮恶魈是他师父的，他只懂操控。”老田在一边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也大致清楚了情况的严峻，见大家的谈话暂缓，他咳嗽了一声插话道：“老汉不懂啥法术哈，不过，年轻时倒也跑过云南各地咯。几位不嫌弃的话，老汉愿意给你们做个向导，在地方上老汉还是认识不少朋友哈。”我感激地冲老田笑了笑，这位热心的老人说的不无道理，但之前的几次遭遇却也没少让他受罪，带着他虽然便捷许多，不过在紧急关头我们未必能保证他的安全。见我犹豫，老田又道：“老汉吃的盐巴不少，懂得看人，各位都是好人哈。莫要担心咯，老汉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反正这条老命也是你们救的，能帮得你们，不怕掉脑壳。”说话时，他挺起胸膛，苍老的声音带着几分豪迈，众人不禁对这位老猎手产生了一种敬意，眼神交流之下，都已是默许了他的加入。“在哀牢土司府的时候，文鳽曾经提到秦始皇派蒙恬押运物件埋进龙脉，是不是？”晖儿看着电脑屏幕问道。“没错，文鳽的确说过。”莫炎点头道。“看来那些人在这方面的线索并不比我们少。”晖儿将电脑屏幕转向大家，“绥德县的文物古迹很多，最著名的要数这两个墓。”“扶苏墓和蒙恬墓？蒙恬因为支持秦长子扶苏，当年被秦二世赐死”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这两个古墓的介绍，我不由一愣，“他们去追查蒙恬墓，难道认为胡亥是在灭口？”“这可说不定，我刚查了一下，史料记载上蒙恬的弟弟蒙毅先被胡亥杀死，而蒙恬则是后来被逼服毒的。”S在电脑上也列出了几个窗口，“因为蒙毅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两兄弟又出奇的相似，因此野史上有很多关于蒙恬假死的记载，有推断说蒙家兄弟是偷梁换柱。”大家的眼睛都是一亮，这个发现无疑将线索推进了许多，虽然野史未必可信，但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古史本就扑朔迷离，何况蒙恬之死史书上早有质疑之说。“单凭这些不可考证的野史记载也不能找到龙脉。”晖儿仔细看着资料道，“不过倒是可以从蒙恬和蒙化县这两条线索入手，或许可以打开缺口。”“说到蒙恬将军，老汉年轻时听得老人们说过，唐朝云南六诏的时候有个蒙舍诏。”老田眯缝着眼睛道，“诏里做了云南王的那个说是原本就姓蒙的汉人哈，祖上是做过将军的咯。”“越国公蒙归义？”莫炎似乎也知道这段历史，“他祖上好像是哀牢夷。”“对咯，就是这个蒙归义，哀牢山的土司据说是他们的家臣哈。”老田不住点头道，“不过，蒙家消失地很快哦，最后一批好像就是在蒙化哈。”“蒙化县……”我恍然道，“他们果然在挖蒙恬这个口子。”“茶马古道上的血案终于可以解开了。”莫炎突然冒了一句。“什么？”他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父母的血案。”莫炎淡然地说道，眼中透出一片无尽的空洞。从他淡淡的神情中，我能感受到一丝别样的忧伤，听话里的意思他父母是在茶马古道上遭遇了毒手，但怎么会令他与今天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无从可知了，至少现在我不会去主动问莫炎，那应该是他心中一块很大的疮疤。“那时我只有十三岁……”莫炎似乎沉浸在了那段回忆中。饲虚一派的人过着游侠般的生活，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虽然在现代听来有些奇怪，但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以捕捉饲养虚灵，收钱做事为生。莫炎的父亲叫莫念非，是饲虚一派中顶尖的好手，许多棘手难办的生意多数都是经他解决的，加上精通巫蛊之术的妻子，可以说没有什么生意是他不敢接手的。三十年前国内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很多港澳海外华人纷纷与国内恢复联系，而莫念非这次接到的就是一个香港神秘富商寻宗的委托。刚看到委托时，莫念非并不很重视，甚至感到有些被侮辱，象寻宗这样的小事根本用不着他出手。但对方再三申明要派内的顶尖高手接办此事，饲虚一派在生意上一贯守信，于是他才勉为其难地接了下来。既然没有什么危险，那么让两个儿子见见世面历练一下的念头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莫念非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接下生意的第二天就带着妻儿出发了。一切都很顺利，沿途打探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按照富商提供的线索要求莫念非很快便查到了有关他先人的情况和资料。按莫念非的调查结果，富商要找的先祖应该就是越国公蒙归义一族，蒙氏曾建立和统治着赫赫有名的南诏国，政权稳固程度与当时的唐朝并驾齐驱。不过，在第十三位蒙氏皇帝统治时期，皇帝连带太子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丞相郑买嗣的手里，事后蒙氏皇族八百人一夜之间惨遭灭族，南诏蒙氏从此便销声匿迹了。莫念非不但找到了富商的先祖资料，还查出了蒙氏一族乱葬堆的位置，照理来说所有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可接下去的事情却让这笔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意变得奇怪了起来。情况查明之后，没等莫念非联系，富商的代理人竟先一步找到了他。这人对蒙氏一族为富商先祖的调查结果不屑一顾，说是已经查明富商的先祖其实就是灭了南诏国的郑买嗣，并对莫念非的办事不力深表遗憾。莫念非哪里肯给自己的金字招牌抹黑，当即便和那人言语冲撞了起来。一阵争辩之后，那人却又软了下来，加付了一笔丰厚的报酬，要求查找郑买嗣墓葬的下落。收钱办事向来是饲虚一派的风格，莫念非虽然有气，但也不愿和钱过不去，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不知道是郑买嗣性格多疑，还是心存顾忌，他的墓葬地在云南历史上一直是个迷，几番查找居然都没有墓葬的消息。莫念非发了狠，召集了饲虚一派的骨干精英，人、兽、虚灵轮番上阵，最终将目的地锁定在了被称为“茶马第一重镇”的蒙化。“郑买嗣灭了蒙氏一族，蒙化则几乎断送了饲虚一派。”莫炎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十七、古道惊魂莫炎平时并不多话，但却将这段往事叙述得十分生动，屋内的众人在他那缓慢的语调中都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父亲的本事应该比你厉害吧？”S听得有些入迷，唐突的问话脱口而出。“超出我很多。”莫炎的语气中带着崇拜和佩服。“你都那么大本事了，他为什么还……”S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不合时宜，后半句话直接咽了下去。“只有那个混蛋知道答案！”莫炎恨道，“如果当时我不病倒……”与结实健康的哥哥相比，莫炎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到了蒙化的当天便因劳累而发起了烧，趁大家停歇休整的时候，莫炎的母亲特意为他采了些药来。一碗药汁还没喝完，屋外就冲进了一个浑身紫胀的男子，进门后便倒在地上不住地打滚脱衣，不多会便脱了个精光。可脱完衣服之后，那男子的动作还在继续，他脱的是自己的皮肤和肌肉，就像是在除去衣物一般，直到变成一具残留着脏器的骷髅，两只挂在颅骨上的眼珠中满是惊恐。莫炎吓得连碗都丢了，一头钻进被子死活不敢再看。莫念非一众人等虽然见多识广，看到如此的惨状也不免一阵寒慄。那人进门时样貌早就肿胀走形，眼下更是已成白骨，众人从衣着和缺落的牙齿方才辨出他就是负责先遣查探的弟子——陈子浩。这陈子浩最是熟悉土性虚灵，对墓葬风水方面也小有研究，经常混迹于蜀滇闽一带做些摸金倒斗的缺德活计，并用盗来的老金包了一嘴金牙。饲虚一派最忌偷鸡摸狗，为此陈子浩被莫念非活拔了满口金牙，吊在太阳下晒了足足三天。为了将功补过，这次他主动请缨查探郑买嗣的墓葬地，莫念非见他积极，又是专长此道，便应允了下来，却不成想他会死得如此之惨。陈子浩的衣袋里有一张画得十分详细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个重要地点，莫念非估计那里便是郑买嗣的葬地所在，而陈子浩大概是在探墓时故态复萌着了道。原本和陈子浩同行的还有一名弟子，此刻两人不在一起，看来也是凶多吉少。莫念非当即将众人分为两队，自己带第一队前往地图标注的地点，第二队留在驻地作为后援。莫炎的母亲将一对雌雄蛊的雄蛊交给丈夫，自己则带着雌蛊留守了下来。第一队出发的一个小时后，雌蛊突然躁动起来，翻腾了没几下便爆成了一滩酱汁。莫炎的母亲见状大惊，知道丈夫一定遇到了危险，嘱咐莫炎的哥哥照顾好他，匆忙地随着第二队赶往营救。莫炎心急之下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哥哥已不在身边，他支撑着唤出遁鬣，一路循着气味追踪而去。走出没多远，一股奇怪的皮肉味传来，莫炎随即发现荒凉的古道边躺满了死尸，尸体的头颅被剖开，皮囊般地敞着口子，颅内空空如也，大脑已被人取走。更让他惊恐的是，满身黄白汁液的哥哥正拿着一把短刀不紧不慢地切割着父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作：拇指与中指对捻，凌空轻点了一下。“我这朋友有些嘴碎，请多原谅。”我上前一步道，“不过，您下手也未免太狠了点。”耿婆比划的方位正是我们站位的伤门位，虽然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但可以肯定她用的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术法。“田然那个老家伙教出你们这样的徒弟，也真够丢人的。”耿婆满脸不屑地说道。“靠，真够黑的。”林岳从地上跳了起来，手中捻着一支金针，“曲池穴能乱扎针吗？！”“哦？”耿婆的眼中露出一丝讶异，双手又开始动作起来。“林岳！”我招呼一声，面前扬起一片金属细网，一连串细细的响声传来，地上落下了无数细小的金针。“乖乖，还来～～”林岳的身边盘着一些错落的树枝，那上面也星散地插着一些细针。这个耿婆果然不善，从刚才那怪异的隔空施针手法来看，刘德柱老婆身上的逆门拾骨很有可能是她的杰作。“听风驭金，布荫缘木？！”耿婆似乎发现了什么。嗯？她怎么会知道我和林岳的来历？！我和林岳互递了一个眼神，身子挡在了晖儿和S的前面。“虽然不同门，但也算是同宗了。”耿婆脸上稍显平静了些，“刚才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省得田然那家伙说我欺负小辈。”“您和老田是……”晖儿试探地问道。“那老家伙和我算是同门。”耿婆对老田有什么仇恨似的。“您也是筑壤一派的传人？”我和林岳不由有些怀疑，这一切变化得实在突然，虽然耿婆表现出的修为与老田有些类似之处，但她的话却无从佐证。“田然给了你弱水铜壶，应该也教过你弱水三千诀吧？”耿婆查觉了我们的疑虑，“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别在腰间的铜制水壶的确是老田在玉龙雪山交给我的，为了对抗莫曹的朱雀他也教授了我弱水三千诀，这口诀是配合着铜壶使用的，而且是筑壤一派密不外传的术法。不过……耿婆抬了抬右手，四指弯曲依次重叠，拇指紧贴在四指上，冲我微微一笑，没有多言。“之前所遇到的事件太过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处处当心。”晖儿见我露出了肯定的神色，便柔声向耿婆说道，“对您老有所冒犯，请不要见怪。”“怎么？田然出了什么事情了？！”耿婆从兜里掏出一个玉件，在地上随意画了几下，手指轻巧地点着画好的图案，不一会便僵在了那里，眼中滚滚的泪水落了下来。“他有什么话留下吗？”耿婆木然地问道。“这些说来话长，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进屋细说吧。”我渐渐有些明白耿婆和老田的关系了。耿婆点点头，转身走向小屋，原本轻巧的步履此刻显得有些蹒跚，晖儿和S乖巧地上前搀扶着她，众人一并走进屋中。……“饲虚一派的那个忤逆小子！”耿婆恨恨道，在座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她身上隐隐涌动的杀气。我简要的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和耿婆做了个交待，并且显著地将幕后的那个神秘力量突出描述了一遍，虽然这其中大多是我和老田当日的揣测分析。耿婆的情绪很激动，这和她的火暴脾气倒是十分吻合，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她对那个神秘力量的看法却十分独到。“你说田然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是不是？”耿婆问道，“记不记得，这些痕迹都在什么地方？”“起先只看到前胸、后背、掌心和头顶近额处的痕迹。”林岳回忆道，“后来我脱了他的鞋子，才发现脚心上也有。”“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有这么大能耐。”耿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八门转魄凶格，没有筑壤一派的嫡传是参透不了的。”“老田是被自己门派的人所杀吗？”我惊疑道，“凶手难道不是莫曹？！”“不是门内人干的，我们这四派近年来凋零得所剩无几了。”耿婆叹道，“更何况八门转魄凶格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禁术，我们的祖辈早就封禁了。”“既然是禁术，那您老怎么会懂？”S不由好奇地问道。“好奇呗，当年就是太沉迷奇门遁甲的这些个数术，结果犯了禁……”耿婆的神情有些落寞……原来耿婆当年偷学了禁术，被派内长辈发现后，便要废了她的一身修为，作为一派传人的田然以死相保，这才改为逐出门派。耿婆比田然大了六岁，两人之间却早已互生爱意。耿婆被逐出筑壤一派后，田然便断了和她的联系，无论耿婆如何想方设法地找他，田然总是避而不见。渐渐地，耿婆觉得田然对她已经变心，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他大婚的喜讯。耿婆不顾一切地赶了过去，在婚堂上要田然表态。田然淡淡地告诉她婚事已定不容更改，只当是这辈子欠她的。悲愤中对耿婆新娘下了重手，却不料田然用身体挡在了新娘和耿婆之间，几记毒辣的攻击全数打在了他的身上。“后来我才知道，是长辈们的安排，作为传人的他也不可能和我这个被驱逐的人结婚。”耿婆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感情中，“可我还是恨他，为什么他不直接和我说清楚？！”“也许是因为老田对您的感情太深了。”晖儿低声道。“也许……”耿婆望着方才的玉件，眼泪再次泉涌而出。那是老田年轻时佩戴的东西，他们的定情信物。……“常五根老婆的事我有所耳闻，是个外来的木匠下的厌胜术。”耿婆点头道。“您老没帮他们？”林岳奇怪道，“这对您来说可是小菜一碟了吧？”“天道轮回，我帮不过来。”耿婆回答的非常干脆，“那人也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木匠。”……“刘德柱和他老婆都会死。”耿婆断言道，“最近村里怪事很多，九宫八神都是凶格，应该有高手在附近。”“高手？会不会是害死老田的人？”我对村子里的事件早有怀疑，“难道说这一切是冲着我们来的吗？”“你说过，那个混蛋小子的徒弟让你去文成刘基墓。”耿婆眼中满是深意地说道，“知道刘基是谁吗？”“刘伯温，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之一。”我颔首道，“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水堪舆家。”“刘基最精通的是奇门遁甲。”耿婆望着手上的玉件道，“而且他也是我们派内的旁系。”“您是说，这些事情有联系？”我隐隐觉得事情的内幕开始复杂了起来。“他们要找的应该是刘基生前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耿婆头也不抬地说道，“你这个傻小子……”照耿婆的分析，韩笑他们是为了找寻这本记载着奇门遁甲精髓的古书。从时间上推测，村里发生怪事的时候，韩笑恰好在城里布局陷害我入狱。耿婆让晖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时间段内，城市附近的县市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他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耿婆道，“而是顺道带了一个研究队。”……“我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了！”“老凡，咋啦？想通了啥道道？”“浙江文成县，去拜访一下刘老前辈。”……耿婆带上门，领着我们抄小道走了五里路，一家农贸货运站出现在眼前。简朴的办公室内，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犷汉子笑脸相迎，耿婆跟他说了几句，那汉子立刻招呼来一辆双人座的厢式货车，爽快地把钥匙交给了我。“嘿，您老还真有路子。”林岳瞅着车子咂嘴道，“大几万的车就这么送您了？”耿婆没搭理林岳，自顾上了车，四平八稳地坐在了后排座上。“您这是……”我有些不解道。“我有二十多年没好好走动了。”招呼晖儿和S上车后，耿婆悠然地说道，“老婆子也出去见见世面。”……“您老帮过那个大胡子吧？”林岳一路不死心地八卦道，“要不咋这么爽快地给您车呢？”“他一家五口翻车在山沟里，碰巧我采药经过顺手救了他们。”耿婆闭着眼睛道。……文成县，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追赠太师，溢文成，为明开国元勋。无论之前在史书典籍上看到的记载有多么的神奇，刘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刘伯温”的名字或传说的范畴内。我也包含在了这大多数人之中，直到亲眼看到这座诚意伯墓。诚意伯墓大约有八百多平米的范围，墓前有石碑一方，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站在墓前环视四周，附近的九支小山脉延伸至此，宛如九条自各方而来的神龙，在墓葬风水中，这种山势被称为“九龙朝会”。墓前，离我站立处不远，有块形似墨砚的地块，正中隆起一个小小的土丘，乍一看去仿佛一颗半露在地面的龙珠。“龙珠”和九只“山龙”恰好结成了一处气脉汇集的穴，而诚意伯墓的位置正处于穴眼。不过很奇怪，以刘基的身份地位，在明朝应该算是位极人臣了，但这墓穴前既无石兽也无石像，更是没有那些王侯将相墓前常见的石条石板围砌。“这刘基也够惨的，帮着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算得上劳苦功高了。”林岳摇头道，“到头来被朱皇帝疑神疑鬼不说，死了也没个像样的排场。”“呵呵，傻小子，这话让刘基听到，非骂你个不学无术不可。”耿婆笑骂道。“刘基是风水大家，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用意吧？”晖儿思索道。“丫头说的对，当年刘基的两个儿子弄了个三进三圈坟墓图，就被他一把撕碎了。”耿婆娓娓道来，“他说，墓字上草下土，若用石铺，怎么生草？古人造字，大有讲究，人不能靠造坟墓立牌坊流芳百世。”石砌封土，事实上是对地气的一种封阻，这在很多王侯将相的墓葬里屡见不鲜。作为一个深谙风水奇门的堪舆大家，且不论刘基生前的是非功过，单就其墓葬格局的独到之处便可见一斑。不过，刘基的墓穴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便被无良盗墓的贼群光顾过了，虽然他下葬时并没有陪葬什么珠宝玉器，但名声在外的刘伯温毕竟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聪明的刘基很清楚自己死后容易成为这些盗墓恶徒的目标，所以他自然有他的办法。……“这里有三个墓穴？！”我难以相信，无论我的听风还是林岳的遁木入地，都确确实实地探明地下只有一个墓穴，更何况“九龙朝会”争“龙珠”的这个穴眼并不大，怎么可能再在别处开穴安葬呢？“听话听半边，凡事都这么曲解你俩怎么能有长进？！”耿婆板着脸道，“三奇掩衬，怎么就理解成三个墓穴呢？！”三奇，奇门遁甲中将乙，丙，丁称为三奇，代表着天空中的日、月、星。白天我们看不见月亮与星辰，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只因阳光的强烈遮掩了它们，加之地月转动的关系而已。夜间月圆明朗的时候，很多星辰也会不见，道理依然。之前被我认作“龙珠”的土丘事实上是个障眼法的骗局。夏山之麓海拔近一千一百四十米左右，山势地形的变化较大，那块墨砚形的地块恰好利用了一个视觉误差，使人误以为其中的土丘就是九条山龙争的“龙珠”，却不知道真正的“龙珠”是刘基的这个坟山。我绕过墓前，约步丈量，在北面的一处位置停了下来。“山龙汇集，七步结穴。”风水格局篇上曾如是记载，我忽地明白诚意伯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坐西向东，原来作为墓前龙珠案砂的假坟正好位于南面，两侧的笔架山峰恰好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案砂格局。“看来还算孺子可教。”耿婆看着我站立的位置，不住点头道，“三奇掩衬，真假难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清楚。”我沉思道，“为什么这里感觉不到刘基的墓室存在呢？”“三奇环衬是墓葬中的奇门假穴法，很容易被虚布的格局影响。”耿婆用手在地面上叩了两下，“所以就要用沉土实葬，让墓穴与地脉完整结合起来。”沉土实葬，便是将棺椁完全封埋，不建造中空的墓室，这种葬法多为民间一般百姓所用，而富贵王侯之流往往不会如此。“整了半天在这儿啊。”林岳蹲在地上望着我脚下的土地，一脸无奈道，“这个刘基还真会折腾。”“我们应该是来晚了。”S抹了抹地上的土说道，“这里有二次挖掘的痕迹。”耿婆一愣，附身捻起地上的浮土，放在鼻间闻了闻，又用舌尖尝了下味道，眉头立刻竖了起来。“这帮家伙还是老把式。”耿婆有些气恼，转而向S问道，“丫头，你怎么看出来的？”“这里是高山，土质中参杂了很多细小的碎石。”S捻起一把泥土道，“建筑挖掘中很容易将原本留在地下的这些细小碎石翻到表面上来。”泥土中果然夹杂着一些细小的碎石，而周围其他地域的浮土里却没有。“三天前有个摄制组来这里取过景。”晖儿在一边的电脑上飞速操作着，“从时间记录来看很可能是他们动的手脚。”晖儿在城市论坛中找到了一些网友发布的信息，有人还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群人不知在忙碌着什么，照片的边角处一个斜靠在在导演椅上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照片太小无法仔细分辨。“可以把这块放大处理一下吗？”我向晖儿问道。“位图放大失真比较厉害，我用图像动态补偿试试。”晖儿继续忙碌着。照片的局部被放大了，处理后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那人的面目却已经可以分辨。“陈子浩！”照片上的人正是陈子浩，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那书的样式很像古代的线装书籍……四、穿水煞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大脑还处于成就感带来的兴奋状态时，却突然发现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已变得毫无价值。这是一种挫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时间上陈子浩早已占据优势，而且他手下肯定不止一个奇门遁甲方面的高手，但却依旧有些不甘，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好胜心在作祟吧。作为明初风水堪舆大家，筑壤一派的旁系高手，一个奇门遁甲的资深学者，刘基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中记录了大量奇门遁甲与风水堪舆精妙见解。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刘基在征战沙场上将奇门遁甲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绝大多数的功劳要归属于这位神奇的辅佐者。可莫曹和他背后的神秘力量又想从刘基身上得到什么呢？……晖儿一直在电脑上忙碌着，通过她的“网络足迹”理论，一切信息都具有相关性和联动性，只要将其留存在网络中的“足迹”按适当的条件进行排列重组，一条清晰的信息脉络便可跃然纸上了。“附近的植物上没留下什么信息。”林岳从一棵树后晃了出来，“这帮家伙真有两把刷子。”不但是林岳，我找遍了附近的水流水源，拾水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耿婆一直在地上画着什么，一脸沉思的样子使我们不敢上前打搅，她应该正在用奇门遁甲中的某种数术推算着什么。林岳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S身边，嬉皮笑脸地冲着狴犴嘀咕着什么。狴犴不耐烦地看了看林岳，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最后索性原地趴下，呼呼地睡了起来。“靠，我见过嚣张的，可这么嚣张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岳恼火道。“你和它嘀咕啥呢？”我好奇地问道。“也没啥，就和它打个商量。”林岳叹气道，“让它帮着闻闻味儿，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切，你就会瞎来，你当狴犴是警犬啊？！”S在一旁不满道。“没办法，臭脸大哥又不在。”林岳一脸无奈道，“我只能拿它凑数咯。”莫炎，如果他在的话，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若论追踪，只怕没人能和他比。可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的邮件，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吗？……文成县，一家油站边。“没错，这帮家伙朝西南面的公路去了。”林岳钻入车内道。根据晖儿在网上找到的信息线索，林岳在四处打探了一下，由于陈子浩他们的张扬风格，很快便找到了下落。原来他们下山后在文成县内仅逗留了两天，之后便驱车离开。“应该感谢那些在当地网络论坛上发八卦帖的网友。”我不禁笑道，“不是他们的话，还真找不出这些人。”耿婆的确是在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推算，她断定那些人是沿公路向西南方向出城的。为了确保万一，林岳在出城的加油站打听了一下，果然吻合。“他们开的是两辆黑色路虎。”林岳一路摇头道，“咱们这辆小卡车可赶不上他们的速度。”……“他们早上十点左右在这里吃的早饭，朝着南边的小路走的。”S从饭店老板折了回来。“南边的小路？！哎哟喂，这下我的屁股要遭殃了……”林岳顿时怪叫道。……泥泞颠簸的小路蜿蜒曲形，厢式货车在行驶中不住弹动着，臀部在坚硬的座椅摩擦下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胃里的食物也开始不停地翻动。耿婆稳稳地坐在后排座椅上，显得若无

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欧美精欧美乱码一二三四区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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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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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以及俱乐部里的两三个妇女谈过。众说纷纭，纠缠不清，甚至支离破碎，因为情绪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还因为一些年轻人通过嘲笑埃斯特小姐手指的记忆，侮辱了所有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客气地暗示埃斯特可能弄错了，而是号叫着：字句看都看不见，甚至不能顺着那一个个没法发音的字母读出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她看见那些字句了吗？”小辈们问。“比那还强呢！”老一辈们叫道，“她感觉得到。把手指放到字上，摸得到！”“她要是瞎子，先生，我们可能会相信她。那可能是盲文。难道她是什么五岁的孩子，从坟墓里爬出来，站在墓碑前读不出自己的碑文？”双胞胎皱起了眉头。弗利特想到他岳母出了名的宽宏大量，从座位上跳起来又只好踌躇不前了。早些时候，那些卫理公会的人曾经笑话过浸礼会教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五旬节派的教徒们放声大笑。但时隔不久，所有教派中的年轻人就开始说出对那些词句的看法。每一派中都有人属于要离开黑文重建家园的十五户人家，或者与他们沾亲带故。大炉灶并不属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属于所有人，所以大家要在卡尔瓦里山露面。米斯纳牧师说，是要商讨一下。那天气温很低，园中香馥扑鼻，大家在七点半集合时，气氛融洽，人们只是一味好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米斯纳讲完开场白。也许是年轻人过于紧张，由卢瑟·比彻姆的儿子罗约尔和迪斯特里开始，他们说起话来声音刺耳，以致妇女们都尴尬地低头看着她们的小笔记簿，男人们则震惊得忘了眨眼。要是年轻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说话的声音轻一些，表现出教养，大家或许会感觉好得多。但他们不想讨论，只想发号施令。“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会告诉我们要始终胆战心惊。要‘小心’上帝。要永远逃避躲藏，随时探头探脑向外窥视，以防他准备好向我们抛出什么，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趴着。”“跟人说话时要说‘先生’。”萨金特·波森说。“对不起，先生。可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有勇气走自己的路，平地建起一座镇子，他们不可能那样想。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迪肯·摩根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那人是我祖父。别再说什么先前的奴隶了，那样好像他没有别的身份了。他还是前副州长，前银行家，前副执事，以及一整串别的‘前’。他没有走他自己的路，他是整整一伙走他们自己路的人中的一员。”那男孩看到米斯纳牧师的眼神，便坚定了。“他生在奴隶时代，先生，他曾经是个奴隶，对吧？”“不是每个生在奴隶时代的人都是奴隶。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种意思，先生。”迪斯特里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狗屁不懂！”哈珀·朱里叫嚷着。“喂，喂！”米斯纳牧师插话说，“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居所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找出——”“是他的居所之一。”萨金特咆哮着说。“好吧，他的居所之一。但无论是在哪个居所，他都要求进去的人懂得尊敬。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哈珀坐了下去。“我对我的用词表示抱歉。对他。”他说着，指了一下天。“这可能会让他高兴，”米斯纳说，“也可能不会。不要只对他尊敬，朱里兄弟。他对各种各样的不敬都是要告诫的。”“牧师。”普立安牧师站起了身。他肤色黝黑，身体瘦长而结实——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我们在这儿的人有个问题。你，我。每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我们一些人讲话的方式。成年人当然要用适当的语言，可是年轻人—他们说话更像是顶撞而不是谈话。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罗约尔·比彻姆实际上没让这位牧师说完。“如果没有回嘴，那还叫谈话吗？你们根本不想让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同意正在说的内容，任何谈话都是顶嘴……先生。”所有的人都被那男孩的厚颜无耻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简直没听清他的话。普立安对罗伊（“罗约尔”的昵称。）的父母——卢瑟·比彻姆和海伦·比彻姆视而不见，慢慢转过脸去对米斯纳说：“牧师，你能让这孩子老实点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米斯纳问道，“我们在这儿不只要说，也要听嘛。”人们与其说听到了不如说感到了喘气声。普立安眯起眼睛，正要作答，迪克·摩根已经走出那排座位，站到了通道里。“好啊，先生，我一直在听，而且我相信已经听到了需要听的内容。现在，你们都听我说几句吧。其实意见很接近。没有谁，我是说没有谁，打算改动大炉灶或者把它叫作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谁打算把我们祖辈修造的东西弄成一团糟。他们用双手这样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迪克直视着罗伊，“他们挖土——不是你。他们搬灰浆桶——不是你。”他转过头，面对着迪斯特里、赫斯顿·普尔、卡琳·普尔、罗卡斯·桑兹、琳达·桑兹，“他们调制灰浆——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为大炉灶制作结实的砖时，自己的住处却是棍棒和草皮搭的。你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吗？而且我们尊重他们为修造大炉灶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那些砖一块块地传递得再小心不过了，传递的人——是人，听见了吗，不是奴隶，不管先前的还是别的什么——自己做的砖。告诉他们，萨金特，拆卸时有多么谨慎，我们又都是多么仔细，我们是怎么一块块地包裹所有的砖。告诉他们，弗利特。你，西赖特，你，哈珀——你们跟他说，我是不是在撒谎。我和我兄弟举起了那块铁。我们两个人。要是有什么字母剥落了，赖不着我们，因为我们用草包着它，就像那是咩咩叫的小羊羔。所以要听明白我的话，谁也不会在时隔八十年之后冒出来宣称比那些当初经过吃苦受累才懂得道理的人知道得还清楚。你们对我可以不管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你们要是认为可以不尊重自己从没干过的事，你们就该麻烦了。”二十来个不同的“阿门”声为迪克的声明加重了分量。他的陈述本来可以结束进一步的争论，可是米斯纳竟然说：“在我看来，迪克，他们没有不尊重。他们正是因为确确实实知道大炉灶的价值，才想给它一个新生。”这第二次向年轻人立场的倾斜引起一阵窃窃私语，继而上升为乱哄哄的吼叫，只是为了听清对手如何应对才平息下去。“他们什么都不想给大炉灶。他们要毁弃它，把它变成他们打造的东西。”“大炉灶也是我们的历史，先生，不光是你们的。”罗伊说。“那就像它那样作为吧。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大炉灶已经有历史了。它不需要你们去打扮它。”“等一等，迪克，”理查德·米斯纳说，“想想刚才说过的话。忘掉命名——给大炉灶命名的事。眼下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上面的铭文。”“铭文？铭文？我们谈的是神谕！”普立安牧师伸出一根优雅的指头，指着天花板，“‘当心他皱起的眉毛。’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不是建议，这是命令！”“唉，不对。并不是那么清楚，”米斯纳说，“原文是‘……他皱起的眉毛’，里面没有‘当心’。”“你没在场！埃斯特在呢！开始的时候，你们也都不在！埃斯特在！”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晃着右手以示提醒。“她当时还是个婴儿，她完全可能弄错。”米斯纳说。这时弗利特站到了通道里迪克的身边。“埃斯特一辈子从来没在那种事情上弄错过。对于黑文和鲁比，该知道的她全知道。她来看望我们时还是在我们有马路之前呢。这个镇的名字还是她给起的，妈的。对不起，女士们。”迪斯特里神情紧张，几乎要落泪了，他伸出一只手问道：“请原谅，先生。‘是皱起的眉毛’怎么就错了呢？‘是他皱起的眉毛’？”“你可不是上帝，孩子。”内森·杜波列斯边摇头边和气地说。“不是要成为他，先生；是成为他的工具，他的公正。作为一个族群——”“上帝的公正是他独有的。要是你不照他的话去做，怎么会成为他的工具？”普立安牧师问道，“你得服从他。”“是的，先生，我们正在服从他。”迪斯特里说，“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谕示，我们就成了他的喉舌，为他惩恶扬善。作为一个族群——”哈珀·朱里制止了他。“原文是‘当心’，不是‘是’。当心的意思是‘留神，这权力是我的，习惯它吧’。”“‘是’意味着你把他撇在一边，你有了权力。”萨金特说。“我们就是权力，只要我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听听他说的！你听见了吧，牧师？这孩子该挨抽。这个渎神者！”不出所料，斯图亚特作了最后的发言——或者说，至少大家都记得他是最后说的，因为正是他的一番话使会议终止。“听我讲，”他说，因为嚼多了“蓝孩”而嗓音浊哑，“如果你们，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忽视、改变、去掉或增加大炉灶灶口处的词句，我就把你像半睁眼的蛇一样，把头打掉。”多薇·摩根被她丈夫的威胁话语吓得浑身发冷，只能看着地板，不知道他的损失现在会以什么可见的形式出现。几天之后，她依旧想不好哪个人或哪一方是正确的。在和包括斯图亚特在内的人讨论时，她趋向于对听到的话都同意。她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她的朋友——在他回到她身边时。斯图亚特和多薇驱车从会场回家的路上，对于到哪里去有些小小的分歧，其实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路向牧场驶去。牧场如今已被压缩成一个仅供参观的地方，因为天然气开采权已经卖掉了，不过在斯图亚特的心中，那里是家园——在那儿，假日里他的美国国旗会飘扬；在那儿，他的退伍荣誉证书嵌在镜框中；在那儿，只要他一露面，本和古德肯定会摇着尾巴缠住他。他们在圣马太街上的那栋小房子——被取消了赎回权的抵押品，这对双胞胎兄弟从未再出售过——对多薇来说越来越是家了。那儿离她姐姐近，离卡尔瓦里山、妇女俱乐部也近，还是她的朋友挑中来看望她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让我下车，斯图亚特。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你打算去找死啊。”“不会的。晚上这会儿凉快，感觉挺好的。”“丫头，你在找罪受。”他话虽然这么说，可还是在她下车前拍了拍她的大腿。多薇沿中央大街慢慢走着。她能看到远处大炉灶附近六月节（非洲裔美国人庆祝获得人身自由的节日。）野餐时悬挂的灯笼。四个月过去了，却没人把灯笼摘下来收好以备来年再用。如今，那些灯笼为昏暗中别的自由欢庆活动提供光亮——只有一点点，只是勉强够用。她的左侧是那家银行，虽然不如那几座教堂高大，却似霸占了整条街。双胞胎兄弟谁也不想再像黑文银行那样只占二层一个楼层，而联谊会总部占了一半。他们不想让车辆以任何理由进入楼区，除了来银行办事。他们祖父拥有的黑文银行之所以垮台，有一系列原因，斯图亚特坚持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联谊会要在那里开会。“分散了注意力。”他就是那么说的。在她右侧，再向外走三条街，紧靠帕特丽莎·贝斯特住宅的，就是多薇教过书的学校，当时牧场上的住宅正在修建但尚未竣工，不过索恩在那儿任教的时间更长，因为住得很近。帕特（“帕特丽莎”的昵称。）如今独自管理着学校，并由米斯纳牧师和安娜·弗拉德教授黑人历史和课余打字的课程。学校一侧种的花卉和蔬菜是帕特自家住宅门前花园的延续。多薇向左拐进圣马太街。月光照亮了白色栅栏，那些歪歪斜斜的围栏勉强拢着里面的菊花、毛地黄、向日葵、大波斯菊、玉簪花，而薄荷和银王亮丝草则从板条底部的缝隙中挤出栏外。夜空如同一只漂亮的壶盖，把芳香拢在下面，保存着，强化着，不让一点点微风将其带走。花园中的斗争——胜利，失败，依旧挣扎——大多已然结束。它们斗争了十年，是在一九六三年突然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有闲散的时间。一九五○年鲁比建成时，这群妇女都是二十多岁，在十三年之中，她们眼瞅着从未梦想过的补助金日益增加。她们买了柔软的手纸，用起毛巾而不再使用破布，以及专用的洗脸香皂和特制的婴儿尿布。在鲁比的每个家庭，各色家用电器抽啊、吸啊、流啊，种种声音响个不停。这一下就有了时间：因为不需要向灶膛里添柴而省出了十五分钟；因为不需要在搓板上搓洗床单和外衣而省出了整整一小时；因为不需要拍打地毯、晾晒窗帘又省出了十分钟；因为批量购买和保存食品可以省出两小时。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乐不可支，得意之情不亚于妇女。出售活畜或打包的肉食，在单位重量计价的基础上加价五倍，由此他们换来了家荣华牌电器、约翰·迪尔牌农用机械，换来了菲尔科牌电子产品和费希博德汽车。钢件上的白瓷、皮带、阀门和胶木零件使他们大为满意，而家用电器的种种响声则为妇女赢得了时间。黑文的那些肮脏院落，经过精心洒扫，成了鲁比的草坪，最终又全部成了花圃，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了时间去照看。种些不能入口的植物的乐趣和习惯蔓延开来，花圃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交换和分享一根剪枝、一块根、一两个球茎，简直像掠夺土地般狂热。做丈夫的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而且对小萝卜收获太少或甘蓝、甜菜的菜畦太短感到失望。妇女们仍在后园里种菜，但园中的作物却一点点地像是花卉了—就是说劳作靠的是愿望而不是需求来驱动了。蝴蝶花、福禄考、玫瑰和牡丹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广大的空间中默默地开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飞行几英里来到鲁比产卵。它们的蛹悬在洋槐下的隐秘之处，在那里加入了在荞麦和苜蓿果上啜食了数十年的蓝色和硫磺色蝴蝶的行列。从漆树中吮吸营养的红色群体与新来的喜爱宝石花和旱金莲的奶白色群体竞争。巨大的有黑色条纹的橙色翅膀在三色堇和紫罗兰中翻飞。蝴蝶如同园中争奇斗艳的岁月一样，在那个凉爽的十月夜晚消失了，但其活动踪迹却保留着——丰硕、负荷过重的庭院，层层串串的虫卵。隐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多薇摸着沿路的尖桩，迈步上了台阶。她在前廊迟疑了一阵，想回去看看索恩，姐姐比她离开会场要早。索恩让她惦记。一段时间她似是很脆弱，让人不敢提及五年前她儿子们的夭折。或许索恩和多薇有同感——有两个而不是一个丈夫的重负。多薇站住脚，随后改变了主意，去开门。或者确切地说是想要开门。门又锁上了。斯图亚特最近的一些做法让她气恼：把家门锁得仿佛是银行。多薇敢说，她家是鲁比唯一锁门的一家。他怕什么呢？她拍着朱蕉花盆下面的盘子，取出了万能钥匙。在第一次之前有一种迹象，后来就再没有了。当时她在楼上，整理那座小小的取消赎回权的抵押住宅，稍事停顿中向卧室的窗外一瞥。树下的浓荫如画般宁静。七月。干燥。气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不过，敞开窗户总会使空置了一年的房间有些新鲜空气。她着实费了点时间—这儿拍一下，那儿拉两下——但总算把窗页一路提到头，再俯身向外看园中还剩下什么。从她在窗内所处的位置看去，树木遮住了大部分后院，她只好向外探身越过树冠去看。这时，一只大手伸到一个硕大的口袋深处，再把一把花瓣撒向空中。大概是这么回事吧。蝴蝶。一溜柿色翅膀形成的颤动的高架通途横跨常绿的树冠——然后便消失了。后来，当她坐在树下的摇椅上时，他走了过来。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而且从他的面容看不出当地人的模样。起初她以为是哈珀的儿子米努斯，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曾经是这宅子的主人。但这人直挺挺地快步走着，似是赶着去赴什么迟到的约会，正穿过这个院子抄近路到一处地方。他大概听到了她的摇椅轻微的吱呀声。也许他不知道这么穿行是否安全。反正他一回头瞅见她，便微微一笑，还举起一只手致意。“下午好。”她打着招呼。他改变了路线，走到她的坐椅前。“你从这附近来吗？”“挺近的。”他说，可他的嘴唇并没有动。他该理发了。“我刚才看到一些蝴蝶。在那上面。”多薇指着说，“是橙红色的。挺亮丽。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就像我小时候大家常说的珊瑚色。有点像南瓜的颜色，不过更浓一些。”她当时真的不

手指插进双鬓和后脑勺稀稀落落的白发里，僵挺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要留住思绪，或者相反，阻止大脑继续思考。他听见女人们进来了，知道她们从哪里来，知道她们刚才在干什么，知道她们那时赤条条的，知道这一切并非由于他突然恢复了视力，像其他老人那样蹑手蹑脚地去偷看某个女人洗澡，而这回是三个女人，他早已失明，现在依然失明，只是走到厨房门口，听见了她们在阳台上说的话，听见了笑声雨声和水声，呼吸到了带肥皂味的空气，然后回到了他的沙发上，正在想世界上还存在生活，正在问这生活是否还有他的一份。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已经洗过了，现在轮到男人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还下雨吗；下，还在下，阳台上的盆里有水；这样的话，我想到洗手间去洗，在澡盆里洗，说这个词的时候好像在出示他的年龄证书，好像在说，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说澡盆而不说浴缸，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不想把洗手间弄脏，保证不把水溅到地上，我是说，尽量这样做；既然这样，我把盆端到洗手间里去；我帮你端；我自己端得动；我还没有残废，一定要做点事；好，来吧。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把几乎满满一桶水往屋里拖；抓住这里，她拉着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攥住桶的那一边；好，他们把桶提起来；幸亏你来帮助，我一个人还提不动呢；有一个谚语，你听说过吗；什么谚语；老人干活不多，但轻视他的人是疯子；那个谚语不是这样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把孩子两个字换成了老人，把讨厌两个字换成了轻视，不过，所有谚语都一样，要想继续流传下去，又保持原来的意思，必须随着时间加以修改；你是位哲学家；过奖了，我只不过是个老头子。他们把桶里的水倒进浴缸，后来医生的妻子想起来还有一块没用过的香皂，便打开抽屉，把香皂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手里，你会浑身散发香气，比我们还香，随便用吧，不用担心，我们会缺食物，但不会缺香皂，大概附近的超市里还多着呢；谢谢；必须小心，不要滑倒，如果需要，我去叫我丈夫来帮你；不用，我愿意自己洗；随便吧，注意，伸出手来，这是刮脸刀和须刷，要想刮胡子的话就用吧；谢谢。医生的妻子出去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脱下分配衣服时穿上的那件睡袍，小心谨慎地走进浴缸。水很凉，也很少，不到一拃深，三个女人笑着在水龙头似的雨水下冲洗和他这样用脚搅动这个可怜的小水洼有天壤之别。他跪在浴缸底，深深吸了一口气，两手捧起水，第一捧浇在前胸上，他几乎停止了呼吸，然后他很快把全身浇湿，为的是来不及打寒战，接着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香皂，用力搓肩膀，四肢，胸部，腹部，阴部和大腿根，我比畜生还脏，他想，后来又往大腿甚至有一层泥的脚上打上香皂。他没有马上冲洗，他要让香皂沫在身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完全发挥作用，去除泥污，这时他说，我应当洗洗头，他把手举到脑后，解开眼罩的扣，你也该洗个澡了，扣子解开了，眼罩掉进水里，现在他感到身子暖和了，先把头发浇湿，然后打上香皂，现在他浑身泡沫，成了白色眼疾患者眼里一片广袤的白色中的白色泡沫人，谁也看不见他，但是，如果他这样想，那就错了，这时候他感到有两只手摸了摸他的脊背，又从他的胳膊以及胸部收集起泡沫，慢慢抹到他的背上，仿佛此人看不见自己干的活，但干得非常认真。老人本想问一声，你是谁呀，但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老人打了个寒战，这次不是因为感到冷，那两只手还在轻轻地为他搓洗，那女人没有说，我是医生的妻子，或者，我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或者，我是戴墨镜的姑娘，洗完以后，两只手离开了，在寂静中老人只听见洗手间的门轻轻关上的声音，现在这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跪在浴缸里，浑身不停地颤抖，仿佛在乞求上苍的仁慈和怜悯。她是谁呢，老人心里暗想，理智告诉他，只能是医生的妻子，她看得见，她一直在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食物吃，现在又悄悄地关心我，毫不奇怪，这是理智告诉他的，但他不相信理智。他还在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由于寒冷。他从浴缸底部摸到眼罩，用力揉搓了一阵，拧干，套在头上，有了眼罩他觉得不像原来那样一丝不挂了。他擦干身子，带着一股香气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当中有个刮过脸干干净净的男子汉了，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遗憾地说，真可惜，你的背还没有洗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心里想，我刚才没有相信理智看来是对了。食物所剩无几，他们给了斜眼小男孩，其他人必须等待再找来食物后才能吃。家里只贮存着几个水果罐头，一些水果干，白糖，吃剩的饼干，烤面包片，把这些和其他能保存的食品凑到一起，以备不时之需，但食物必须每天去找，如果命运不济，出去的人空手而归，那么就每人分两块饼干，一小勺水果罐头。有草莓的和桃子的，不知道你们都爱吃什么，还可以要三瓣核桃和一杯水，但不知道这奢华生活还能维持多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她也想去找食物，三个人不算多，虽然其中两个是盲人，但可以拿东西，还有，她家离这里不太远，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去看看，是不是被占用了，占用者是不是熟人，比方说哪个楼里的邻居有亲戚从乡下来了，家里住不下，瘟疫袭击了村庄，逃到这里来躲避，人们都知道城里条件总会好一些。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走了，洗过的衣服要等天气好了才能晾干。天仍然阴沉沉的，但看样子不会再下雨。垃圾被雨水冲走了，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街道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宽阔的柏油路面一段段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但愿能继续下雨，不停地下，在这种状况中，最倒霉的莫过于出太阳，医生的妻子说，我们这里腐烂和恶臭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我们洗过澡，所以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气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丈夫虽然怀疑自己因为洗凉水澡患了感冒，但还是同意妻子刚才说的话。街上，一群群盲人利用雨停的间隙出来寻找食物和满足排泄的需要，虽然吃得少，喝得少，但排泄还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条狗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刨刨垃圾堆，其中一条嘴里叼着只淹死的大老鼠，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最近几场雨大得出奇，这个善于游泳的动物在很不利的地方被洪水堵住，无计可施。舔泪水的狗没有加入旧时的伙伴们的队伍，而是独自猎取食物，看来它决心已定，但又不肯等人们喂养，嘴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那些垃圾山里埋着难以想象的宝物，只要肯找，肯刨，就能找到。一旦机会出现，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也要在记忆中找，在记忆中刨，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四个转角，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那里的转角不只四个，而是指他们居住的街道，四个街角将成为他们的坐标，盲人们关心的不是哪边东哪边西，哪边南哪边北，他们只想让触觉灵敏的手告诉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从前，盲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往往拄一根白色手杖，不停地在地上和墙上敲打，这声音是一种密码，凭着它辨认路线，但现在不同，所有人都失明了，这种手杖淹没在一片嗒嗒声中，几乎毫无用处，还有，周围白茫茫一片，盲人甚至会怀疑手中是否拿着什么东西。而说到狗，尽人皆知，它们除了我们称之为本能的东西之外还有其他辨别方向的手段，当然，它们眼睛近视，不大相信视力，但鼻子长在眼睛前面，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以防万一，舔泪水的狗在主要地标都抬起一条后腿，如果某一天迷了路，微风会负责把它领回家里。他们一边走，医生的妻子一边往街道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设法补充少得可怜的食品贮备。那些老式食品店还没有被洗劫一空，只是因为库房里还有些菜豆或者鹰嘴豆，这些豆科食物煮起来颇费时间，而时间就是水，时间就是燃料，所以直至现在豆类声誉还如此不佳。医生的妻子对谚语并无特别的癖好，不过这古老学问中的某些东西大概早已刻在脑子里，她带来的塑料袋中有两个装满了菜豆和鹰嘴豆就是证明。保存无用的东西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祖母对她这样说过，并且，浸泡豆类的水也能用来煮，煮后就不再是水，而成了汤。有时候并非一切都消失净尽，总会留下一些可供利用，这种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既然现在离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原来居住的街道还很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带着装满菜豆鹰嘴豆和其他拣到的东西的塑料袋呢，这样的问题只能出自一生从未经历过匮乏日子的人之口。医生妻子的祖母说过，即使是块石头也要拿回家，老人只是没有想到补充一句，就是拿着它绕地球一周也在所不辞，这正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壮举，绕最远的路往家里走。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医生的妻子有眼睛，马上告诉了他；他说，我是在这里失明的，就在有红绿灯的路口；现在我们正好在那个路口；就是这里吗；对，正是这里；我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关在汽车里，什么也看不见，外边的人们大声吼叫，我歇斯底里地喊叫说，我失明了，后来那个人来了，才把我送回家里；可怜的人，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他再也不会偷汽车了；我们多么难以接受总有一天要死的想法呀，医生的妻子说，所以我们总是设法为死者开脱，仿佛是提前请求别人在轮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原谅我们；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梦，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好像梦见我失明了；我在家里等你回去的时候也这样想过，丈夫说。离开了遭遇那场祸事的十字路口，他们沿着几条迷宫似的窄小街道前行，医生的妻子不熟悉这些地方，但第一个失明者没有迷路，为大家指明方向，医生的妻子说出街道名称，他就说，往左拐，往右拐，最后他说，这就是我们那条街，我们的楼房在左侧，差不多在街的中间；门牌号多少，医生的妻子问；他想不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并非我想不起来，而是我头脑里的东西全被清除干净了，他说，这是个凶兆，连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知道，梦境取代了记忆，我们该在哪里停下来呢。事情并不严重，接着往前走吧，幸亏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她报出了门牌号，这样就免得使用第一个失明者建议的方法，他自以为是地说靠触觉也能认出自己所住楼房的门，仿佛他手里拿着根神奇的魔术师的小棍，点一下，出来金属，再点一下，出来木头，点三下或者四下，一个完整的画面出来了，毫无疑问，就是这里。医生的妻子领着他们走进去；第几层，她问；三层，第一个失明者回答，他的记忆力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衰弱，忘了一些事，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些事还记得，比如他想起了失明以后从这扇门进去的时候，后来偷了他汽车的那个人曾问他，您住第几层，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是乘电梯上去，而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楼梯既黑暗又光芒耀眼，只有没有失明的人才需要电，需要阳光或者一截蜡烛，现在医生的妻子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楼梯里的半明半暗，半路上，往上爬的人碰到了两个往下走的女人，她们是上层的盲人，也许就是第三层的，但谁也没有问一声，确实，邻居们都不像原来的邻居了。门关着。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我来，第一个失明者说。他们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里边没有人，第一个失明者说，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耽误这么长时间无须诧异，在屋子最里边的盲人听到有人敲门也不能跑过来应门；谁呀，需要什么东西吗，从屋里出来的男人问，他表情严肃，显得颇有教养，平易近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们原来住在这所房子里；啊，那人惊叹了一声，接着问道，有别人和您在一起吗；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一位女友；我怎么能知道这房子是您的呢；这很容易，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告诉您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对方沉默了几秒钟以后才说，进来吧。医生的妻子故意留在后面，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谁也不需要人带领。那盲人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出去寻找食物了，也许我应当用她们二字，不过我不相信这样说一定正确，他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尽管我本应当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医生的妻子问；她们是指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那么您还说本应当知道是否该用阴性的她们呢；我是作家，作家应当知道该用哪个词。第一个失明者感到受宠若惊，想想看，一位作家住在我家里，他随即产生了一个疑问，问对方的名字是否显得没有教养呢，他也许听说过这个作家，甚至可能曾读过他写的书呢，他还在好奇心和谨慎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妻子直截了当把问题提出来了，您叫什么名字；盲人们无须有姓名，我只是我说话的声音，其他都无关紧要；可是，您写过书，书上都有您的名字呀，医生的妻子说；现在谁也不能看那些书了，所以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第一个失明者觉得谈话的内容离他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远，便问道，您是怎样来我家住的呢；就像许多已经不住在原来地方的人一样，我回到家里，发现家被一些人占了，他们不肯听我讲理，可以说我们是被人家推下楼梯的；您的家离这里远吗；不远；后来您又去设法要过房子吗，医生的妻子问，现在人们常常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后来我又试过两次，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吗，对；那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之后打算怎么办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像他们对待您一样，把我们赶走吗；我年岁大了，没有力气那样干，即便年轻有力气，我也不相信能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一位作家到头来在生活中也养成了写作所需要的忍受力和耐心；这么说，您要把房子留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那么办了；我看您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医生的妻子已经猜到了作家怎样回答；您和您的妻子，还有与你们一起来的女友，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猜是这样，对吧；对，完全正确，就住在她家，离这里远吗；不能说很远；那么，如果您允许，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说吧；我们仍然像目前这样，现在我们两人都有家可住，我继续注意我的房子那边的变化，如果有一天发现房子腾空了，我立即搬过去，先生您也同样，定期到这里来看看，如果发现房子腾空了，就搬回来；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个主意；我也没有指望您会喜欢，但我怀疑您会更喜欢除此之外唯一的另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此时此刻你们收回属于你们的房子；可是，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们到外面去住；不行，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插嘴说，就像现在这样吧，以后再说；我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作家说；什么办法，第一个失明者问；我们作为客人住在这里，这所房子不小，住得下我们所有人；不，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仍然维持现状吧，我们住在这位女友家里，我无须问你是不是同意了，她对医生的妻子说；我也无须回答你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作家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一直等着你们来要这所房子；在众人都失明的情况下，最顺理成章的做法是满足现状，医生的妻子说；自从瘟疫开始以来，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三天前刚刚从监禁地出来；啊，你们是被关进隔离检疫区的吧；对；很苦吧；说得太轻了；令人毛骨悚然；先生是位作家，正如刚才所说，作家必须善用各种词汇，所以应当知道形容词对我们来说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作家应当相信，杀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无须再说什么毛骨悚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词汇太多了；我是说我们的感情太少了；或者是我们还有感情，但已经不再用词汇表达它；所以我们丧失了感情；我想请你们说说在隔离检疫区是怎样活过来的；为什么；我是作家；必须在那里边住过才能

父亲回家。凯瑟琳侍候用餐，清洗餐具。晚上6：00：凯瑟琳退场，霍尔顿现身读报、看新闻、更新信息。晚上6：55：霍尔顿完成更新，退场，桑迪现身。晚上7：00：桑迪与父亲一同看电视，忍受父亲一再转台。晚上8：00：父亲睡在客厅地板上。桑迪退场，卡伦现身，出门拜访邻居（亨利和艾迪），在前廊聊天。晚上8：15：卡伦退场，卡伦1现身，洗澡。迈尔斯曾短暂出现，用拖把卡住门，父亲无法任意开门。晚上9：30：卡伦1退场，卡伦入睡。卡伦给我的日记不只这些，但格式内容原则上都差不多。每天参与的人格约有6至10人。※※※※“卡伦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帮助她的内在人格了，”霍尔顿说，“她想留一个下来，以防万一……”“万一她想再次逃避、想躲起来？”我替他把话说完。“对，”霍尔顿继续，“卡伦3只有‘自怜’的态度。她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也是我们之中意志最消沉的一个。卡伦2越来越常跳出来，让大家多少开心一点。我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现在还剩詹森、卡伦2和3——噢，当然还有我——等待融合。”※※※※“你考虑过融合的事吗？”我问卡伦2。“嗯，其实我想得挺多的。我不太想加入这个无精打采的团体。我不想分担他们的痛苦……也不想失去我的人生乐趣。”“你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的乐趣呀，你应该是为了某个目的才存在的吧？能不能多告诉我一些你的事、你的角色？你是何时诞生的？”“我1969年诞生。那时我们念高中，一天到晚跟男生约会；没错，这就是我的角色，对我来说这很正常。我通常跟年纪比较大的人约会；等我回到里面，换卡伦3出来，这段关系大概就结束了。她呆板、性冷淡；而我呢，嗯，当然比她有经验啰。”※※※※“卡伦的丈夫真的很恶劣。”在催眠状态下，年轻的卡伦3如此说道。“昨天，卡伦2骂他，然后就进来换我出去。结果我出来的时候，他一拳打在我脸上。”“一定很恐怖。”“恐怖，没错；稀奇吗？不稀奇。”我可以感觉到，卡伦3让我的心情变差了；好像她身上会发出某种致死射线，能把好心情消灭。她第一次来找我时，我也有这种感觉。眼前这位卡伦3是分裂的儿童时期的卡伦，仍需与整体融合。“我找不到人说话，”她说。“以前我会跟凯瑟琳还有安聊天，但她们都不在了。我很气卡伦2。她吼我，叫我不要出来‘碍事’。可是乔希对她发脾气的时候，她就躲进来，我必须出去承受。我觉得我好像被钉在一面镜子上，镜子里的我伤心又丑陋。”“你听起来好像很不快乐。我只能想到一个办法：你必须让其他人分担你的烦恼，然后融合。”“可是我不想害大家跟我一样惨兮兮的。我的责任就是当受气筒。”“我了解，可是我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受的气原本就是属于大家的。”“哦，好吧，如果你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下一次就来进行你的融合吧。”※※※※“对啊，有时候我希望我的分身能回来，”卡伦沮丧地说。“他们总是在一旁支持我。我觉得我失去他们，忘记他们已经在我身上了。我想知道每一件事的每个部分，我知道答案就在我的脑袋里，可是我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根本没办法想起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照顾弟弟们好几年，但我不记得实际上做了哪些事。我没做过饭，没洗过碗，没洗过衣服，没擦过灰尘——全都是凯瑟琳做的。现在我得自己做。其实做事的感觉并不差，但我以前为何不做呢？我觉得好失落、好空虚。自从朱莉安融合后，我再也想不起他们每一个人的样子了。当然也有好玩的时候啦。比方说，我正在吃芦笋，这时我女儿会说：‘妈妈，你不是讨厌芦笋吗？’然后我会随便搪塞一句‘我忘了’或是‘我今天不觉得它难吃’之类的话，因为我不再讨厌芦笋了。”※※※※“真吓人，卡伦开始自己思考了，”霍尔顿说。“她渐渐了解每个人存在的目的。现在，已经融合的人格全部混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谁该负责哪一部分。我很难过卡伦得自己承担丈夫的羞辱；我甚至还动了想杀他的念头，真不像我。卡伦搞不懂她怎么有办法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谢谢霍尔顿的信息，换其他人出来。“如果你打算融合卡伦3，肯定一头陷进大灾难之中！”卡伦2说。“卡伦会变得很沮丧！万一她又想自杀怎么办？那我得常常出来找点乐子。”她对我眨眨眼。“卡伦3即将融入一个更大、更完整的个体，”我说，“也许会有一阵子不太好过，但我想最后不会有事的。”“等我融合好了，我希望能支配卡伦久一点。”※※※※卡伦3与其他人格融入的那个“卡伦”不太一样，这一点仍令我百思不解。也许我不该想得太具体。卡伦3——卡伦的童年部分——在内在系统中也有属于她的角色：接收并承受沮丧。这个人格需要释放，与整体融合。我试图想象卡伦脑中的情景，仿佛这些分裂人格被一个个倒进大桶子里，让过去从卡伦的意识分裂出来的信息片段或精神结构，确实回到未分离或重组的状态。当然，卡伦3可能压抑了不少情绪，需要缓解——她必须敞开心扉，让其他人一起承担。※※※※“以前，我不怎么介意遗失时间，”卡伦说，“但现在我觉得很不正常。昨天，我失去了一整天，前天则有半天不见了。我有好多事要做，万一失掉时间，我会赶不上进度。”“你准备好跟小时候的卡伦3融合吗？”我问。“大概吧。她是我沮丧的部分，对吧？”卡伦不是在提问。她早已知道答案，她只是希望我能分担她的疑虑。“你可能会有点沮丧，”我说，“但我认为最后应该也会跟前几次融合一样，感觉会慢慢变淡，成为你内在的一小部分。”“可惜我们不能让这部分继续独立留存。”“如果让卡伦3继续留着，我担心你没办法处理或缓解她的情绪。沮丧很可能突然发作，直接影响你。让她与你融合，我们才有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予治疗和协助。”卡伦似乎挺满意我的解释。“现在，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吧，”我说。我开始催眠她，着手融合卡伦3。“我担心我会把沮丧传染给大家，”卡伦3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压抑自己？”我问。“对，”她说，“所有痛苦的情绪和自卑都是我在承担。我也得承受她丈夫的羞辱。卡伦只负责忍受他说的话，但感觉全部由我接收。”“你是如何诞生的？”我问。“卡伦出生后没多久，凯瑟琳、霍尔顿和卡伦博就成形了。然后卡伦1出来扮演小女孩，卡伦2生来就不受负面影响。我生于卡伦两三岁的时候。我在里头待了很久，但莎拉诞生后，我又出来了。理论上，我们3个‘卡伦’几乎同时诞生，只是作用不同，所以我们拥有相同的名字。”“卡伦难过的时候，我会承受她的悲伤。父亲骂她娼妓，我会带走这种话给她的感觉。父亲也常羞辱她。比方说，卡伦13岁时，父亲带她去买长睡袍；他跟店员说她是他妹妹。我也替她承受羞辱感。”卡伦细数她的任务，语气疲倦又绝望。“卡伦几乎不会哭，我替她哭。有时候，卡伦一见到你就哭起来，那是因为我出来了。希望我没把你搞糊涂了。”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曾搞清楚过，我心想。“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好了。”“请你先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就请你进来。”卡伦和我展开熟悉的融合步骤。我先解释卡伦3的角色，以及她如何诞生。卡伦让卡伦3进来。卡伦说，卡伦3在发抖，泪眼婆娑；她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她能听见她的想法。她们彼此向对方保证，请对方安心。卡伦3并未移动，因此卡伦走向她。“她站在我旁边，快速移入我的身体。”卡伦停止描述，我看着卡伦努力进行。“我可以感觉到她。好亮，好刺耳……她完全融入。我看不见她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我说，“你会接收到一大堆她的记忆，不过我相信你已经有能力处理了。”我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你想起什么了？”我问。“我看见一名年轻黑人。我在车上。我听见父亲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1997年7月21日与卡伦3融合7月17日，礼拜四，卡伦3与我融合。直至与卡伦3融合前，我仍有疑虑。对于这部分的我，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大多时候都处于沮丧、难过的状态，所以我担心这次融合会伤害我。我从她那获得的第一份记忆是父亲开车经过林肯中学。他直接开进敞开的铁栅门、越过学校操场，朝一群正在打棒球的黑人青少年直直冲过去，想撞倒他们。父亲亮出他从伯特那儿偷来的警徽，威胁孩子们离开这里别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坐在汽车后座。他们落荒而逃，他哈哈大笑，然后转过来对我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这句话伤我伤得很重，因为他常喊我黑鬼，要不就说我的嘴唇像黑鬼，说我有黑鬼的鼻子。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了解卡伦3这个人。她30岁，在我出生后（大约2岁时）跟着诞生。她是开始接受你治疗的人。她常有自杀的念头，头痛的问题很严重。换她出来时，她几乎都在睡觉。我想，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卡伦3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渐渐想起她为我的付出之后，我慢慢觉得有她在身边，我真是太幸运了。过去这几天，我才知道几乎都是她在承受我丈夫的言语羞辱。我知道他会给我乱取绰号，取笑我，但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他这么过分，才开始体会被羞辱的感觉。我不确定该怎么对待我丈夫。有时候，我知道他的怒气是针对我而起的。但是，他怎么可能在完全不了解我为何改变——当然是因为融合——的状况下，容忍我的改变？我不可能为了他而继续留在过去的状态，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他喜欢哪一个我。说真的，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与之生活17年的陌生人。每当我看着他，我能立刻感受到他对我的憎恶。现在卡伦3融合了，我开始感觉到对这个人的愤怒。我恨他如此残酷地对待我。我发现我很希望他走，更悲哀的是，我甚至希望他死掉。卡伦3认为她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她想死。现在我感觉这次融合大概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我想短时间内我没办法接受另一个人。接下来这个月，我必须适应我的改变。对我来说，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个崭新的经验，我希望能多花点时间好好享受、欣赏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忘记大家。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5章卡伦2与詹森“怎么了？”我问道。卡伦摇头，仿佛想借着摇头避开问题。“我只是绝望。这么多年来，我不断被批评，被苛责，我无能为力。我只能靠时间慢慢沉淀，成为卡伦的一部分。一下子承受那么大的羞辱，感觉糟透了。”进入催眠状态后，詹森说他不敢把作品带过来，他不知道为什么。经我一步步诱导，他终于承认：其实他很清楚，把作品带来后他就要被融合了。我试着安抚他，表示我们会把看画和融合的时间分开，但我们俩都知道这是小小的谎言。我想，如果让他知道我能了解他的想法，也许他会感觉好些。“卡伦2说，不管我愿不愿意，下次都要换我融合，”詹森说。他有一种其他孩子欠缺的、温柔体贴的气质。“她想当老大来指挥我。我出来画画，但她把我推回去，她好看电视。”我说我会跟卡伦2聊一聊，设法确保他会得到应得的时间。“我听见那小兔崽子说的话了！”哈，卡伦2，我想。“听起来，你好像让他不太好过哦？”我耐心与她周旋，试着隐藏我的不耐烦。“他动作好慢！”她说，完全没注意我的态度和语气。“他一直在搞那些无聊的图画，没完没了的！”“希望你这礼拜能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完成他的画。他必须画完才能接受融合。”“噢……嗯，好吧。我自己也没在外面待很久啊……我很守本分，没去打扰卡伦3融合哦！但是要我管住舌头实在够难的。我好讨厌卡伦她妈，好想叫她闭嘴。霍尔顿总是得设法按捺住我的脾气。”“她不也是你的母亲吗？”我问。“我从来不把卡伦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爸妈。我挑了某些人的优点和特质，在我心中打造我自己的理想父母。”“你从哪儿挑人呢？”“电视节目啊，电影啊，诸如此类。我的父母很正常，不会虐待我，但他们也不是真的。我们这儿的其他人大多把霍尔顿和凯瑟琳当爸妈。桑迪假装自己是被领养的，而她慈爱的亲生父母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你出来之后都怎么打发时间？”我问。“我喜欢与人相处。我喜欢跟莎拉在一起，帮助她建立自信。我不想失去行事的能力。我希望大家当初融入的对象是我。”“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我问，“你融入他们，他们融入你，你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呀。在我看来，谁也没占到便宜。”卡伦2深思良久。我趁其不备，直接切中要害。我想她可能以为，作为各独立人格的接受者，自然拥有相当程度的支配与自治能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次卡伦都被迫改变，她根本无力控制。“假如我融合了，我怕我只会占整体极小的部分。”“没那么小吧！”我大笑。“也许没那么小，也许正好相反。”她笑了。“我非常强壮，意志坚强，假如我不愿意，即使是霍尔顿也没办法逼我回去。”说不定我能借着这个机会更了解“转换”的感觉。“你从‘外面’回到‘里面’时有什么感觉？”“当在外的人格开始退回内在，”卡伦2好像在解释给小孩子听，“声音好像被包住，视线也变得模糊；然后就被吸回去了。假如我没事干，或者并非在专心做事，霍尔顿就会把我拉回去；一回到里面，我的力量就变弱了，没办法挤开霍尔顿，取代他的位置。凯瑟琳偶尔也能把我弄进来，不过她会耍花招设计我，骗我说里头有人需要我。”“你好自信，”我恭维她，“你一定能带给她很多好处，让她受用不尽。”“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两个人，卡伦和我！”她开朗而热切，仿佛突然想到自己有钱买新衣服似的。“你可以先继续融合詹森和霍尔顿。我喜欢独立存在，我想当一个完整的人。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曾有过不好的经历。假如我融合了，我就会变成被虐待过的人。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你想你要多久才能准备好？”我听出她的恳求，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对卡伦来说，融合我才是最好的选择。”她的热情突然消失了。“但我认识的人、我的朋友怎么办？我常常在卡伦睡着后，溜出去跟他们碰面。”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望着她。“我知道我的时候到了，”她垂头丧气。“你想在什么时候进行？”我继续施压。“公元2000年？”她振奋了些，“我一定得说个详细日期吗？”“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讨论，”我说。“现在请你先回去，我好带卡伦回办公室。”“我一定要回去吗？我想继续待在外面做几件事。”※※※※过了一个星期，1997年9月9日，卡伦2在催眠后第一个现身，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从“推销家用塑料制品的聚会”上带了几幅画回来，全家到处挂；她还告诉我她给莎拉买了鞋，也描述她跟朋友出去玩的琐事。她滔滔不绝说着一堆不相关的事，直到我打断她的话。“你考虑过融合了吗？”我问。卡伦2突然停住，活泼开朗的情绪瞬间化为担忧与严肃。“嗯，考虑过了。我并非百分之百赞成这个主意，”她瞪了我一眼，“但我知道这样能帮助卡伦。最近我读了一些有关虐童的信息，让自己更加熟悉也更加了解了我们的处境。”“如果卡伦能把世界想得更美好，更安心过日子，那就太棒了，”我说，试图巩固她必定能对卡伦有所贡献的想法。“对你来说，我渐渐变成一个麻烦人物了吧？”她说。“你担心我会接管卡伦的内在系统，控制她。但现在，我却担心我会完完全全消失，不见了。”“你希望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下礼拜应该可以。”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神情有些凄凉。“我很享受每一次出来的机会，但我想也许我能用另一种方式享受它。我一直在观察卡伦，我看见她过去的每一部分仍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理）参与新政，后又调袁世凯进京，触动了顽固派敏感的神经。顽固派的领袖们在慈禧面前告了他一状，昨天他被慈禧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一顿。慈禧警告他：如果再跟着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如此激烈的改革，那么你的皇位就将不保！接下来，内心忐忑不安的光绪写了一道旨意，秘密交给了军机章京杨锐，让他把意思传达给康有为等人，希望能缓和事态，让改革继续进行。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密诏后来经过康有为精心篡改，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关于这个类似汉献帝衣带诏的密诏内容一直有多个版本，康有为的版本如下：……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看这意思，明摆着要老康这几个人起兵勤王嘛，可这是光绪的原话吗？其实，光绪密诏的原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十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才将原件交还给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密诏内容特别长，简化下来的大意就是——光绪皇帝把慈禧威胁他的事情大概讲了一讲，说如果再这样激烈改革的话，那么他的皇位就将不保，现在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康有为你先到上海去避一避。事实证明，康有为的版本是伪造。不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康有为如何为自己辩护，在最有力的证据面前，什么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在此提一句，为什么后来慈禧那么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多年的反复“炒作”，大大败坏了她的形象。变法第九十八天：1898年9月16日。天还没有亮，袁世凯就来到了皇宫门前等待皇帝的召见，为朝廷工作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本人。接见时间并不久，接见内容仅仅是皇帝给他升了官，从直隶按察使升到了候补工部侍郎，连升两级，地方官变成京官，官阶也从正三品升到了正二品。连升两级的荣耀在和平时期十分难得，光绪的这个动作又引起了顽固派的关注。顽固派意识到袁世凯的到来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猜想很有可能是皇帝想动手！顽固派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人未雨绸缪，开始进行有目的的军事安排。他们安排了聂士成、董福祥两员大将堵在了袁世凯可能带兵北上的路线上。升了官的袁世凯也嗅到了不好的味道，直觉告诉他京城的局势很危险，他在宾馆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9月17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了点实际内容。光绪皇帝说：袁世凯你可以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多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马上领悟了光绪的意思，光绪让袁世凯不要听顽固派荣禄的，独立出来跟着皇帝干。袁世凯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对光绪的言外之意是很犹豫的。但嘴上还是说：为臣遵旨。然后唯唯而退。变法第一百天：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密诏复制版，这是杨锐秘密通过人辗转带给他的。康有为失望了，这份密诏意味着他的“围园劫后计划”是谋反！但康有为不想就这么算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已不再年轻，他经不起失败，一定要让变法成功！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失控，他精心伪造了一份“密诏”，他要让“围园劫后计划”正大光明。他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结束了变法的历史。之后康有为找来谭嗣同，让他去说服袁世凯起兵。当然他也知道袁世凯不一定百分之百保险，所以还留了一手，早就找好了一个叫做毕永年的绿林好汉，要这位好汉在万不得已时带人进入颐和园捉拿慈禧。晚上七点左右，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劻的带领下来到了颐和园。他向慈禧上了一个大概五百字的奏折，代表顽固派请求撤销戊戌新政。他说：康有为这帮乱党现在把大清朝搞得乌烟瘴气，别看他们现在只顾着整我们这帮老臣，一旦他们修理完我们之后，就会对太后您不利，大家伙都觉得他们这是在威胁大清的根本……慈禧并不关心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死活，对她而言，权力才是关键，她要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她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谁影响她掌控权力，她就不让谁好过。可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而现在维新派的改革步伐又太大、太急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中央干部和地方重臣。对于这些执掌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正是靠驾驭这些人来统治天下，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权杖就失去了支撑。显然，非要从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前者更利于她的统治稳定，所以慈禧答允了杨崇伊，并下令明天从颐和园回宫。晚上九点左右，谭嗣同带着康有为给他的使命来到了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让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软禁慈禧。至于袁世凯给谭嗣同的回答则永远是一个谜了。变法第一百零一天：1898年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让维新派措手不及，毕永年入园的计划已不可行，康有为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慈禧通知光绪：你从明天起迁居瀛台。这实际上就是要软禁光绪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逃到了天津，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开始了十六年的逃亡生涯。光绪虽然知道这是自己亲政的最后一天了，但还是按照计划接见了两个人：袁世凯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是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很婉转地对光绪讲了一番话，大概就是说：您变法我支持，但是我觉得应该由老成持重的大臣出来主持。比如张之洞就很好，人家办洋务很成功啊，应该用这样的人来主持变法。现在新进的这帮人，资历太浅，太冒进，没什么真本事。袁世凯明摆着就是不看好老康他们这帮人。光绪听了这番话后更是彻底心灰意冷，因为他看重的袁世凯居然也不支持他。从皇宫出来后，袁世凯登上回天津的火车，傍晚回到天津。有人看见他走进了荣禄在天津的官邸。接下来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光绪原本想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的，可伊藤博文多么的精明，他跟袁世凯其实是同一天抵达北京，经过这么多天的摸底，他当然知道清朝说话管事的是谁。原本举国期待的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就在双方的草草客套话中轻轻地画上了最后一笔。光绪的政治使命在此刻彻底终结。变法第一百零三天：政变当日。早朝期间，很久不亲临朝政的慈禧来到了满朝文武面前，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三次政变。对着满朝文武，慈禧发布了两条重要命令：第一条，大意是说我老佛爷又回来了！光绪皇帝以后说话不算数了，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我掌管。第二条，逮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命令原话是这样的：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早朝结束后，慈禧又回到了颐和园。晚些时候，梁启超劝谭嗣同和自己一块儿躲入日本使馆，然后逃到日本继续战斗，但谭嗣同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至于中国，就从我开始吧！谭嗣同选择了另外的战斗方式——牺牲！他可以逃而选择不逃，他可以不死而选择死，这是怎样的血性和胆识！尤其难得的是，这谭嗣同可是一位真正的“官二代”，老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八天后，9月29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菜市口就义，罪名是“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谭嗣同死之前在狱中写了《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咱们熟悉的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去哪里了？原本就没有，是梁启超偷梁换柱的结果。“我自横刀向天笑”如此豪气冲天、充满大无畏革命气概的诗句，出自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人之手。此人就是本书中的超级反面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苗沛霖同志。现附上苗沛霖于三十年前所作的《秋宵独坐》一诗：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也就是说，梁启超属于借用，梁启超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至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可是到死也没有等到渴望的自由。袁世凯告密与否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在荣禄的官邸说了些什么？答案应该是告密。但他的告密并不是发动“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激烈程度，理由有三：理由一，逮捕康有为等人的罪名前后有变化，政变之初并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命令，所以谭嗣同他们没有跑，很轻易地被抓了。21日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意思。而29日的罪名就变成了“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必然是慈禧知道了他们“围颐和园、武装夺权”的结果。这可能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只不过慈禧知道这件事显然已经是21日之后的事情。理由二，荣禄来不及赶回北京告密，而且康有为的逃跑早就暴露出政变已然失败。慈禧发动政变的时间是21日凌晨，而袁世凯回到天津已是20日晚上。即使袁世凯20日晚真的向荣禄告密了，那个时候天津到北京的火车没有晚班车，技术和设备都不能支持夜间行车，所以荣禄到不了北京。退一步讲，即使荣禄骑马到了北京，他也见不到慈禧。北京实行宵禁，他即便夜里赶到，也根本进不了城。而且慈禧归政之后，只有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可以直接觐见，别人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因此荣禄要见慈禧还得巴巴地去找亲王引见。也就是说，荣禄如果夜闯深宫也要拉上亲王，这么麻烦地跑一圈，天早就亮了。所以这场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引发的，恰好相反，是康有为的急功近利致使同仁牺牲，也让光绪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理由三，有人记载了袁世凯的告密过程。一起来看一看袁世凯回到天津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20日晚，袁世凯走进了荣禄的府邸，至于他去找荣禄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譬如给领导汇报北京之行和中央最新指示，或者买了小礼品拍领导马屁，又或者是去告密。但有两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一、荣禄欢迎他的仪式有点过于隆重了——荣禄的卫兵夹道，明晃晃的军刀刺疼了袁世凯敏感的神经（卫兵夹道罗列——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不光张一麐这么记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是如此记录，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与袁世凯一直不和，他的日记真实度很高。接下来的引用皆出于这两本书。二、袁世凯见到荣禄时，发现杨崇伊也在场。原来杨崇伊在说服慈禧发动政变后，就受慈禧所托来到天津告知其心腹荣禄，她又出山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最高指示。总之，荣禄早就知道了慈禧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也知道了光绪给袁世凯升官的消息，但他都装作不知道，其目的不言自明，两个人根本不信光绪没给袁世凯安排什么任务。只可惜卫兵夹道还是暴露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对袁世凯很怀疑。接下来，杨崇伊与荣禄演起了双簧，杨崇伊阴恻恻地说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则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袁世凯这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了：毕竟光绪升他官的事情怎么解释？而且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劫后计划”的事情会不会败露？败露了不仅要掉脑袋，还要连累家人……袁世凯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若是告密，谭嗣同等人必死；若是不告密，他袁世凯也只有死。袁世凯经过短暂的激烈思想斗争，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坦白从宽，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牺牲大家。于是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跪求荣为做主）。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崇伊把袁世凯的密告带回了北京，慈禧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谭嗣同等人被捕。得失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关于“戊戌变法”：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极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变法一百天都不可能坚持。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那样坚定的维新派，在湖北，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也基本上支持变法，有这些人的表率，其他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还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也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之所以失败，就败在维新派自己手中。首先是光绪自己的问题。据史料反映，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光绪，他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都没有开会弄个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于是，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拿。不过光绪的政治手腕还是太嫩了点，又严重缺乏执政经验，操之过急，没有规划，没有步骤，不懂妥协，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旨意一天三变，恨不得几天之内就把几千年的积弊翻转。结果从中央到地方都阳奉阴违，包括那些真想变法求强的官员都无所适从。光绪有热血、有动力，很努力，可是缺乏历练，太没有经验，如果有几位稳重的能臣辅助的话，也许会好很多。然后是康有为等维新派自己的问题。先看看不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这位仁兄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时上奏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五十两银子，加起来十亿两白银，两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奏折》）。就冲这个奏折，谭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问题。康有为这几个人之中，官阶最高的也就是军机章京杨锐等四人（四品），康有为本人仅仅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掌握了帝国军队、政治话语权的顽固派。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啻螳臂当车！遥想当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领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彼时一对比，除了王安石名气更大、实力更强以外，康有为和王安石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这两位都是太固执且自负的人，太急于求成。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全体旗人算是被得罪了。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三、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贵族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欧美精欧美乱码一二三四区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学问，经、史、诗、文、词皆工。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立门庭与依旁门庭”。在艺术上，强调情与景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文兼擅骚、赋、骈、散，不染明代七子摹仿、公安浮滑、竟陵纤仄之习。词芳菲缠绵，风格遒劲，往往冲破音律限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批判了“万法唯心”、“有生于无”以及程朱“理在器先”、“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虚空皆器”、“理在器中”，肯定“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道”，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点评】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第五章康熙大帝开创盛世康熙曾经对自己怎样管理朝政概述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这是非常真实的，正是因为他一生勤勉，从而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了辉煌的业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被誉为清代最英明的君主，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卓越不凡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岁时，其父顺治帝福临去世，而后他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登基时，由于年幼，祖母太皇太后给他配备了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出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从异姓功臣中选拔了四位辅政大臣，以便相互制约，同时由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进行总裁。这样，康熙即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之初，尚不能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曾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把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以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的人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名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地扰民而疏请停止互换土地的举措。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谋杀。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然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康熙六年（1667），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授引顺治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在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开始亲政，而这时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族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更加飞扬跋扈。康熙同祖母密商后，决定铲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易动手。于是玄烨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嬉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玄烨突然命少年侍卫一拥而上，把鳌拜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行。但康熙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死罪，只把这个老奸巨猾的权臣终生监禁了起来。随后对遏必隆也革去太师之职，还保留了其公爵位。这样处理，康熙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十四岁，如此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已初步展示了其卓越不凡的政治家风范和谋略。此后，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统一山海，重农治河，提倡文教，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二、康熙对历史的八大贡献纵观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八点：1.削平三藩，巩固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岁的玄烨开始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坐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坐镇福建。这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的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尽全国财力，也不足一藩之需求，到康熙初年，这种财政困难仍未见好转。圈占土地，掠夺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由此，除去鳌拜后，三藩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在这一年，尚可喜上书想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他们也上书告老，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试探朝廷。康熙于是抓住时机，决定三藩倶撤。当时，朝廷上下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认为撤藩将促使三藩反叛，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果然，吴三桂见偷鸡不成，首先公开举起叛旗，耿精忠、尚之信等也纷纷啸众而起。随即，东南西北，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京师又发生地震，太和殿又失火，康熙爱后赫舍里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天灾与人祸，一齐击到青年天子的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了老家乡里。沉着冷静是杰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康熙帝在危急时刻，坚持镇定，心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臣索额图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地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首先下诏削去了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城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进而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镇压吴三桂；一方面又下令停止撤消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以便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便带兵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渐渐支撑不下去了，最后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后就断了气。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续领兵造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而死。这样，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统一了南方。2.澎湖海战，统一台湾早在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火拼的时候，清廷就派人招抚过郑经，但未成功。不过与此同时，清廷派兵相继收复了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五省主要据点。康熙六年和八年，清廷又派官员赴台招抚，均遭拒绝。郑经企图继续割据独立，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保持藩属关系，结果这些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康熙认为台湾皆闽人，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坚决不许台湾独立。这显示出康熙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三藩之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七府，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区别对待，命前线指挥官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用抚，并对招抚的条件作出重大让步。当招抚再次遭到拒绝后，清廷于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部属，正式提出“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实行厚礼款待，给予高官厚禄等优待政策，结果郑军中的投诚者接踵而来。康熙十九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一人，就率所部两万余人和三百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的水师奠定了基础。随后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郑经病逝，其内部又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害了郑经长子郑克牍，立次子克塽继位，台湾内部政局一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年六月发动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接着，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进军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在如何攻取台湾的方式上，姚启圣与施琅发生了争执，姚启圣主张等候北风，直取台湾，然后再取澎湖，施琅则主张乘南风先取澎湖，夺其门户，台湾不攻自破。双方争执不下，施琅密奏康熙帝，请示给予专征之权，康熙帝知道施琅有海上作战经验，为避免姚、施二人相互掣肘，决定令施琅一人独掌专征台湾的指挥权，令姚启圣负责粮饷。郑克塽得知施琅征台的消息，非常紧张。这时破获了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备情况的密信，知道了清攻台的重点。于是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步兵两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四角山、中心湾、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于中心湾，指挥作战。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各种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官兵两万多人，由铜山直扑澎湖，刘国轩原以为澎湖列岛防御坚固，六月份又是台风多发季节，施琅不会贸然出兵。因此，当十五日清兵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惊慌不已，急令各岛守军严加防御。次日，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郑军列船应战，激战中，双方开始不分胜负，后来落潮时，施琅座船搁浅，郑军乘机集中炮火向施琅座船猛轰，施琅右腿被击伤，清军旗舰遇险，余船合力进前打退围攻，救出施琅。傍晚，清军撤出战斗，退泊西屿头，第二天，施琅总结了昨日海战失败的教训，根据郑军船少、清军船多的特点，制订出五船结为一队、围攻敌一船的“五梅花”战术。十八日，清军攻取了虎井、盘桶屿，随后又以老弱骄兵之计，小船队佯攻澎湖内外堑，以分郑军兵势。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将部队分为三路，命陈蟒率五十艘战船组成左路船队，自己率战船一百三十六艘组成中路船队，直攻娘妈宫炮垒。清将林贤、朱天贵率先冲入敌阵，各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满族地区的霸主是哈达部首领，他控制着海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联盟，其中著名的部落有叶赫、乌拉、辉发和浑河。哈达首领的权威得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承认，并被其授予都指挥使的头衔。海西以东的鸭绿江沿岸有另一群部落，当时多称为建州女真，他们也受哈达统辖，但不大顺服。16世纪80年代初，建州女真联合当地的其他小部落，试图摆脱哈达，并将矛头指向已同多数大部落一样转入城堡生活的叶赫。李成梁注意到这一不安定迹象。1583年，他决定在一个名叫尼堪外兰（满语：意为“汉人外郎”）的明朝境外居民协助下，出兵干涉。

努尔哈赤的崛起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维持均势的手段，通常是对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给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作为临时领袖去维持和平。这一策略若能很好地贯彻，明军便只须每年冬季从开原等镇开进草原，以“烧荒”为名，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其首领，并赐给他们食物、酒、布匹和化妆品等等，而不必进行更多的干涉。但眼下，一个完整的部落联盟似乎就要崩溃了。李成梁感到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尼堪外兰的怂恿下，李成梁出兵镇压了一个以哈达为敌的部落，并且——也许是出于误会——杀死了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父和父亲。这个家族的长子努尔哈赤，虽然很快便获准去继承其父的都督头衔和一批战马，但1583年，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向境外居民尼堪外兰发动了复仇战争。1586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这使他成为这一联盟之主的合适的候选人。然而，他既不是哈达部也不是叶赫部之人，因而未必能最后登上霸主宝座。不管怎样，到1589年，那位明朝辽东总兵决定授他为都指挥使，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努尔哈赤本人则已作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建起了自己的城寨，并违心地同叶赫、哈达结为姻亲。他还将本部丁壮训练成一支凶猛的骑兵部队，用自己田庄的收入向他们提供粮草和兵器。由于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他同其他部落的关系随之恶化。1591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决定摊牌，遂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向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两年后，在浑河岸边的扎喀一带，双方展开了决战。结果，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消灭纳林布禄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不久，努尔哈赤又巩固了与西方蒙古的联盟，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导权。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原先，努尔哈赤指挥作战，是通过女真族传统的由10到12名丁壮组成的小型狩猎单位进行的，他们大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属于同一个哈拉（氏族）或穆昆（亲族）；否则就是同一个发尔嘎（falga，里）、嘎山（寨）或后屯（hoton，镇）的居民。在1599—1601年间，对哈达的征服，及对其所属部落的吞并，至少在原则上使努尔哈赤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与此同时，又在八旗之上设置了谙班（大臣）和贝勒（王）。谙班之职始设于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为对付图谋篡位的太子褚英，而求助于他的五个义子。1615年，努尔哈赤任命这五个最亲近的支持者为五谙班（五大臣），而将其在世的四个儿子封为和硕贝勒。不久，又增设了四小贝勒。于是，每固山都由一名贝勒总管。各贝勒都将其固山视为己有，但他们直接统辖的只有各固山中的巴牙喇（护军）。实际掌握各固山之军政大权的，仍是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因此，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努尔哈赤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他在1607年得到这一称号。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使臣在巴约特部贝勒恩格德尔率领下，前来拜谒努尔哈赤，向他叩头，并称他为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欧美精欧美乱码一二三四区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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