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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色色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亮的空气。康瑟蕾塔醒了。她觉得她刚刚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她估摸着是帕拉斯下来喂睡在她身边的婴儿。她摸了摸尿布，看看要不要换一条。有情况。出事了。康瑟蕾塔一阵发冷。她打开门听到了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其沉重和杂乱不像是一个女人的。她想了想要不要惊动婴儿的睡眠。随后，她迅速穿上一件衣裙，就是那件带白领的蓝色衣裙，决定让孩子待在小床里。她爬上楼梯，当即看见了门厅处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把那女人搂在怀里，抹着她的脸颊和沾血的衣裙的左侧。颈部的脉搏还有，但很微弱；呼吸也很浅。康瑟蕾塔揉搓着那女人的头发，开始迈步进去，向深处、更深处，去找针眼似的光亮。隔壁响起了枪声。男人们隔着窗户向跑过三叶草和金雀花的三个女人射击，康瑟蕾塔走进去，大吼一声：“不要！”那几个男人转过身来。康瑟蕾塔眯起眼睛对着阳光，然后又抬起目光，仿佛是被那几个男人头顶高高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你回来了。”她笑了笑，说。迪肯·摩根需要墨镜了，可是墨镜还放在衬衣口袋里。他瞧着康瑟蕾塔，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从中流露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他举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兄弟，却发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个兄弟才是更强的男人。子弹射进了她的前额。多薇在尖叫。索恩瞪着眼。“这人要拖一阵才会死。”娄恩给这个白人妇女的伤口止血时急于想嚼口香糖。她和雷把她抬到游戏室的沙发上。娄恩听不到一声心跳，尽管颈部脉搏还有。这个手腕细得和孩子似的女人出血可是太多了。“有人去叫罗杰了吗？”她叫道。“去了。”有人高叫着回答。房间外面的喧嚣声让她头疼，特别渴望嘴里能嚼点东西。娄恩离开了那个女人，出去看看有什么措施能用来抢救一两条性命。多薇坐在楼梯上哭泣。“多薇，你现在别再哭了。我要的是个能动脑子的女人。进来，弄点水。想法让屋里那姑娘喝点水。”她拖着她到厨房去，索恩正待在厨房里。刚才，迪肯·摩根把康瑟蕾塔抱进了厨房，他抱着她等着女人们把桌子擦干净。他小心地放下她，仿佛任何生硬的动作都会伤害她。直到康瑟蕾塔躺舒服之后——索恩的雨衣叠好垫在了她头下——他的双手才颤抖起来。随后他便离开了，去帮助护理受伤的男人。米努斯肩头的刀一时拔不出来，他正在痛苦地低声哼哼。哈珀的头肿了起来，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看起来还昏迷不醒。杰夫被打破的下巴和开了口子的手腕需要看护。鲁比其余的人被第一拨人惊动之后，也已到来，把这地方的混乱和嘈杂增加了两倍。普立安牧师把刀子从米努斯的肩头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儿说服朱里家和弗利特伍德家的男人同意去丹比的医院。狄德·桑兹的儿子送来口信说，罗杰今天上午从米德尔顿回来，他一到，他女儿就会让他来这里。普立安最后总算劝说成功，开车把伤号送走了。男人还在吵吵闹闹。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就算是声音低沉吧——沉闷辩解，其中有不停的追问和不祥的预言，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有人想到问起其余的女人怎么样了。派阿斯问过之后，萨金特甩头示意“跑出去了”。“跑走了？到县执法官那儿去了？”“未必。”“什么，伙计？”“她们跑掉了。从草丛里。”“你们杀了那些女人？为什么？”“如今我们要受白人的法律整治了，还要被罚入地狱！”“我们没来这儿杀人。瞧瞧她们对米努斯和弗利特下的手。这是自卫！”阿伦·普尔看着K.D.，而K.D.则提出了质疑：“你们来到这宅子里，就没担心她们会打你们吗？”他眼睛里的轻蔑显而易见，但不像卢瑟的眼神那么冷酷。“谁有枪？”卢瑟问。“我们都有，不过是斯图亚特舅舅——”斯图亚特一巴掌打在他嘴上，要不是有西蒙·加里，就会再次发生屠杀。“冷静点！”加里牧师叫着，并且指着K.D.，“你惹麻烦了，孩子。”派阿斯一拳捶在墙上。“你已经骗了我们。现在你还要毁了我们吗？你中了什么邪了？”他之前一直盯着斯图亚特，但现在把严肃的目光移到威斯顿、萨金特和其他两个人身上了。“邪恶就在这栋房子里。”斯图亚特说，“到那个地下室去，亲眼看看吧。”“我兄弟在撒谎。这事是我们干的。没别人的事。我们承担责任。”在二十一年中，这对双胞胎第一次彼此怒目相对。与此同时，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合上了那双蒙着白翳的眼睛，但对其间的第三只眼，那只湿润又没有眼皮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了。“她说了‘神赐的’。”索恩低语。“什么？”娄恩正想弄一条床单盖上那尸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就在斯图亚特刚刚……我捧着她的头，她说了声‘神赐的’，随后又说了些‘他是神赐的，他是睡着了的神赐的’之类的话。（这番话实际说的是帕拉斯，因为康妮以帕拉斯母亲的名字“迪万”（神赐的）称呼她，而话中的他，则指的是帕拉斯的男婴。索恩不解实情，故理解为“神赐的”。）我猜是梦呓。”“唉，她的头上中了枪，索恩。”“你认为她看到什么了？”“我不知道，不过，哪怕这是她最后的话，也是很美好的想法。”多薇走进来说：“她走了。”“你肯定吗？”娄恩问。“你自己去看嘛。”“我这就去。”姐妹俩用被单盖上了康瑟蕾塔。“我不如你对她这么了解。”多薇说。“我爱她。上帝作证，我爱她，可惜没人真正了解她。”“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你指的是‘他’吧，对吗？斯图亚特杀了她。不是迪克。”“照你这么说，仿佛都怪他。”“我不是这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是什么？”索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只想找一片肥皂，尽力把任何微小的污渍洗掉。但正是这次交谈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她们的关系。迷惑、气恼、伤心、恐惧的人们挤进了汽车，取道返回他们的孩子、家畜、土地、家务和惴惴不安所在的地方。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曾经离刚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多么远啊。如此干净和得到祝福的使命怎么能吞没了自身并成了他们逃离的世界呢？娄恩说过她要守着尸体直到罗杰到来。米琳达问她：“你怎么回去呢？你的车还在我们家外边呢。”娄恩叹了口气。“唉，死者不会移动的。罗杰有很多事要做。”车开走的时候，娄恩回头看着这栋宅子，“很多事呢。”他却没有事情可做。当罗杰·贝斯特回到鲁比的时候，他甚至没换衣服。他加大那辆救护车兼灵柩车的油门，飞驰到女修道院。有人告诉他，三个女人藏在草里。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横在过道里。他到处都找了。每一英寸草地。每一片金雀花丛。鸡舍。菜园。外边玉米地里的每一垄土地。然后是每个房间：祈祷室、教室。游戏室是空的，厨房也是空的——桌子上的一条单子和一件叠着的雨衣是曾经躺过一具尸体的唯一迹象。他在楼上看了两个洗手间，全部的八个卧室，又看了厨房、食品间。随后他走到地下室，还看过地板上的绘画。他打开一道门，里面是煤箱。另一道门后，有一张小床，梳妆台上还有一双锃亮的鞋子。没有尸体。连那辆凯迪拉克都不见了。萨维－玛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

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

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

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www,色色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伙子们则塑造新的店主形象，并给其面具涂上新漆。妇女们做玩具娃娃，孩子们则绘制彩色的圣诞晚餐，主要是甜食——糕、饼、糖果条、水果——的图片，因为烤火鸡对小小的手指来说画着太难了。小家伙们把铃铛和松树涂成银色之后，帕特丽莎本人就要在图画顶上的环里穿线了。东方之星是归哈珀负责的。他每年都要检查和修正，确保星星的角都是尖尖的，而且要在深色幕布做成的天空中亮得恰到好处。帕特丽莎设想着老内森·杜波列斯会再次发表开场白。他是个和蔼亲切的人，可是讲话往往不得要领。教堂的节目要更正式些——布道，合唱和儿童唱诗，以及为那些没有结巴、没有哭泣、没有僵住地背诗的孩子发奖——但以耶稣诞生为主题的学校演出是全镇都要投入的，是早在教堂建成之前就有的保留节目。与近年来不同，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份温暖而多风。天空如同歌舞女郎般色彩缤纷：从单调的灰白色晨光变成绚丽的晚霞。空气中有一股矿石气味，是从天地初创时爆发的火山和不停地经受风吹而迅速冷却的熔岩上飘荡而来的。风吹刷着冰冷的石头，然后又刻蚀着，最后将其粉碎成猎犬钟爱的石块。同样的风曾吹起沙伊安和阿拉巴霍部落印第安人的绺绺头发，也把束束长毛从美洲野牛的肩上拂开，告诉每头牛另一个同类就在近旁。帕特丽莎注意到那种矿石气味整整一天了，这时她给纸花分完类，装饰好，便抬头观看歌舞女郎般的天空反复变化。后来变化停止了，只有晚霞后丁香花形的淡紫色余晖。她父亲早就上床了，他在晚餐桌上大谈了一通他计划中的加油站，最后说累了。鹰牌石油公司鼓励了他——和大型石油公司谈话是没用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提供贷款表现出兴趣，条件是他要说服别人把地卖给他。这样问题就在于选址了。在安娜店铺的对面吗？地点很好，可是圣救世主教堂也许不这么想。那就再往北？挨着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那里会有很多顾客——人们不用再为了加油跑上九十英里或者在住处存上几箱汽油。道路呢？从鲁比铺的街道向南北两边延伸与县级公路相接的两条土路，这方面是可以做些文章。不过，争取当地居民同意申请修路时可能会有问题——老年人会大动干戈的。他们喜欢远离县级公路，只让迷路的人和有见识的人接近。“不过，好好想想吧，帕特丽莎，要好好想想。我能修汽车、发动机，出售轮胎、电池、风扇皮带，还可以卖苏打汽水。安娜不经营的东西。没理由惹她生气的。”帕特丽莎点点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的点子一向都不错。他当兽医的经历（是非法的——他没有执照——可又有谁知道或者愿意跑上一百英里路程去帮威斯顿·普尔猛拽卡在母马腹中的驹子呢？），他的屠宰生意（带给他一套屠宰的本领——剥皮、宰割、剔骨并冷藏），当然还有急救和殡葬活动。因为他曾想过当一名医生，而且学习过，他从事的多数行当都与在病者或死者身上开刀有关。开加油站的主意还是她记忆中第一次与开刀无涉的提议（尽管他在谈到拆卸引擎时眼睛确实闪着光）。她本希望他是个医生，上过医学院。机遇在于她母亲要活到今天。也许不成。也许狄利亚去世时他会外出到麦哈里去而不是进殡葬学校。帕特爬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决定将晚上余下的时间用到她的历史项目上，或者确切地说，曾经是个历史项目，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起初这项目是赠给鲁比居民的一份礼物——家谱汇集，十五个家族的家谱。像是倒置的树，树干伸向半空，树枝向四下蔓延。当这些家谱树完成之后，她开始给支系加上附录，注明谁与谁的关系种种，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属什么教派。她还从她学生们的自传作文中搜集一些更细微的线索。（“托马斯·布莱克霍斯之妻密西·瑞沃斯出生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她的姓名似乎暗示了……”）再无其他了。家长们抱怨孩子们像长舌妇似的，净跟人泄露些可以视为隐私甚至秘密的情况。后来，她的大部分笔记来自和人们的谈话，以及查看《圣经》和阅读教堂记事。当她要求看看信件和婚书时，事情就有点失控了。妇女们眯起眼睛，还笑着提出给她再加些咖啡。看不见的门纷纷关闭，谈话转到了天气上。但她并不想也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了。家谱还需要在细处作些订正——生死、婚嫁——但她对附录的兴趣随着笔记的进展而增强了，随之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客观评述。这个项目除了她自己谁也看不懂。已经写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个带句点的小写m，即婚配，成了一个玩笑，一个变幻，一次违法，让她沮丧得直咬拇指指甲。那些像她母亲一样有名无姓的女人是什么人呢？塞列斯特，奥利夫，索柔，伊芙琳，潘西。那些姓氏很普通的女人呢？布朗，史密斯，瑞沃斯，斯通，琼斯。一些妇女的身份依托于她们所嫁的男人——如果婚姻有效，就会成为一个摩根，一个弗拉德，一个布莱克霍斯，一个普尔，一个弗利特伍德。多薇曾让她把摩根家的《圣经》拿去了几个星期，但她在翻阅了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二十分钟之后，便认定了需要进一步发展新支系，以精确记录这十五家鲁比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先祖来自黑文，再上溯则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本来是闲暇时间的自愿行为，变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对邻家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时，就会贯穿着一种极坏的感觉，就像花粉沾在皮肤上。在布道坛上、学校教室里和典礼讲话中详细阐述的镇子故事的官方版，具有强烈的公共生命力。要添加脚注、指出漏洞和疑问，都需要敏锐的想象力和不懈的思考，往往与口头流传的历史彼此相左。帕特本想在文献中找到可能的证据来与故事相互印证，或者在证据不足之处加上她个人的诠释——她认为虽然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有洞察力，因为只有她才具备所需要的情感距离。只有她才能揣摩出，为什么从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中通过伊坦·布莱克霍斯的名字会拉出一条线，在摩根家书中隐藏在撒迦利亚名字旁边的浓墨点又是什么含义。她父亲跟她讲过一些事情，但又拒绝讲另一些事情。像凯特和安娜这样的女性朋友倒是畅所欲言，不过年长些的妇女，像多薇、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却讲得极少，隐藏得极多。“噢，我想他们兄弟之间有某种不合。”这是索恩在提到她叔祖的名字被勾掉时所说的全部内容。此外再无一言。共有九个完整的大家族经历了最初的行程，他们都是从俄克拉荷马的菲尔立被驱逐和抛弃，出走之后在黑文创建镇子的。他们的姓氏都有传奇色彩：布莱克霍斯、摩根、普尔、弗利特伍德、比彻姆、卡托、弗拉德和两家杜波列斯。连同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总共是七十九或八十一个人（取决于那两个偷得的孩子算不算在内）。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其他家庭的零散人员：一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四个堂表兄弟姐妹；一串姑姑姨妈和姑奶奶姨姥姥，照看着她们死去的兄弟姐妹、侄甥女、侄子外甥的孩子。这些零散人员又共有五十多个，他们的故事在帕特学生们的作文中，在野餐、教堂正餐时的闲聊和往事回忆中，在妇女干杂活和准备做头发时的谈话中，浮现了出来。老奶奶坐在地板上让孙女搔着头皮的时候，喜欢出声地回忆往事。每逢这种时刻，一段段故事就会源源道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他们童年时代盘旋着的缺憾和他们成人后的阴影。奇闻轶事标出了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的空间。趣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一枚戒指，一块怀表，他们睡觉时曾攥在手里——还有对穿戴的描述：原本属于哥哥的太大的鞋子，姨奶奶的围巾，妹妹的缎檐女帽。他们谈论那些孤儿，有男有女，年龄在十二到十六岁之间。孩子们看到了这支跋涉的队伍，就要求参加进来。有两个蹒跚行走的孩子，他们干脆收养了，因为孩子被发现时的那种状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又多了八个人，所以总共大约有一百五十八个人走完那段路程。他们走到菲尔立的郊外时，商妥由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列克特及其两个兄弟普莱阿和谢波德宣布他们的到来，而其他人则和撒迦利亚一起等着，因为当时老爷爷已经瘸得不让人扶着就不能在生人面前挺直站着，而生人的尊重是他的要求，生人的怜悯会让他瘫垮。他的一只脚被射穿了——是谁和为什么开的枪，没人知晓或承认，因为故事的要点似乎是当子弹射到他的脚时，他既没叫出声也没有瘸着走开。正是那脚伤，迫使他留在后面，而由他的朋友和三个儿子替他去搭话。不过，事后证明，那倒是个福分，因为他没有目睹真正的回绝，也没听到和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不相像的人们口口相传的不可信的言辞。后来，人就不再是九家，而是更多了。他们成了由遭遇过的种种艰难困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伙步行者。他们对白人的恐惧虽然强烈，却是抽象的。他们牢记下对那些百般侮辱他们的人的清晰仇恨，那种侮辱难以形诸言语：先是驱逐他们，然后又在驱逐的过程中只给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差的食物。人们想知道的有关黑文或鲁比居民的任何事情，都存在于许许多多遭到冷落的事例的细节中。然而，那些细节中的细节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帕特走到窗前，抬起了窗子。她母亲的墓就在院子边上。风刮得飕飕的，似是要从黑暗的天穹上吹下亮晶晶的星星。百合花丛在屋宅旁窸窣作响。矿石的残味被空气中晚饭的气味盖住了。帕特关上窗户，回到桌边，为她的记录准备另一个条目。四月份结婚的阿涅特和K.D.期待着第二年三月能够有个小孩。或者是娄恩·杜波列斯这么说的，她是应该知道的。娄恩是偷来的婴儿之一。当年费尔里·杜波列斯发现她像块石头似的安静地坐在一间茅屋门外。这个穿得脏兮兮的默不作声的孩子坐着的景象，本可以作为他们沿途所见的又一个孤独的画面而保留，只是那地方的与世隔绝令人难忘。费尔里当年十五岁，有些死心眼。她和密西·瑞沃斯走过去想弄清情况。屋里是死去的母亲，看不见一块面包。密西叹息了一声就吐了口唾沫。费尔里说了句“遭天谴的。原谅我，主”，并把婴儿抱了起来。当她们告诉别人见到的情景时，七个男人便去取铁锨了：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及其两个儿子托马斯和彼得、列克特·摩根、阿奇尔·弗拉德、布鲁德·普尔和内森·杜波列斯的父亲贾弗纳尔。他们挖坟的时候，费尔里给那婴儿喂水泡的糕。普蕾斯·康普顿把她的衬裙扯开，裹起婴儿。福尔顿·贝斯特做了个结实的十字架。撒迦利亚由他的两个儿子谢波德和普莱阿一左一右搀扶着，让那只伤脚靠脚跟撑着，做了一次殡葬祷告。他女儿拉芙英、埃拉和塞拉妮为坟墓采集了一些粉色的欧蓍花。人们认真讨论了该如何安排那孩子——把她安置在哪里——因为男人们似乎坚决不肯在他们自己吃不饱的孩子中间再加上一个饿得要死的婴儿。费尔里与他们力争才把他们说服，而后又为起名字的事与比蒂·卡托争论起来，她再次获胜，命名婴儿为娄恩（原文为Lone，意为“孤独”。），因为他们发现她时她无依无靠。而娄恩至今依旧孑然一身，因为她从未结婚。当把她带大并教会她如何做接生婆的费尔里去世时，娄恩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她，给大家接生，只有眼下阿涅特坚持要到丹比的医院去临产。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娄恩（她仍然相信，正经女人都是在家中生产的，只有酒馆的女人才在医院生产），但她知道，弗利特伍德家的人依旧认定她对斯维蒂和杰夫的孩子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自从弗利特伍德家最后一个残疾婴儿出生以来，她已经为顺利分娩的母亲们接生了三十二个健康的婴儿。因此，除去阿涅特的预产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之外，她别的话一句也不说了。帕特翻阅着摩根家的资料，找到其支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内容：科菲·史密斯〔又名K.D.（如肯塔基·德比）〕娶阿涅特·弗利特伍德为妻她又一次猜想，鲁比·摩根嫁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呢？据说，是她哥哥们的一个战友。可是他是哪里人？他的名字“科菲”和撒迦利亚为竞选副州长而改名之前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他的姓又是随处可见再普通不过的了。他死在欧洲战场，所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连他妻子都对他了解不多。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儿子丝毫不像列兵史密斯。K.D.是布莱克霍斯和摩根血统的一个翻版。在K.D.和阿涅特的条目下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但帕特认为他们可能不需要更多的空白了。如果他们期待的孩子活了下来，肯定是个独生子。阿涅特的母亲只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父亲，他的孩子都有缺陷。何况，摩根家的这些后人也不像前辈那样人丁兴旺了。他们不像——撒迦利亚·摩根（又名老爷爷，即科菲）娶明迪·弗拉德（注：安娜·弗拉德的姑奶奶）为妻他们生了十四个孩子，九个长大成人。帕特的手指划过他们的姓名：普莱阿·摩根、列克特·摩根、谢波德·摩根、埃拉·摩根、拉芙英·摩根、塞拉妮·摩根、伽瓦纳·摩根、奎恩·摩根和斯考特·摩根。沿着用Skip黑色墨水画出的页边向上看去，她早期的一条注释写道：“经过七次生育，他们终于给一个女孩起了一个有掌管一切意义的响亮名字，我敢说他们叫她奎恩妮。”（奎恩一名原文为Queen，有“女王”之意。奎恩妮由奎恩转变而来。）从撒迦利亚的名字下引出并用箭头指出的另一条评论一直延续到那页纸的背面：“他给自己重新起了名。科菲是他的乳名——大概是柯菲的误写。而由于路易斯安那没有一家姓摩根的人或姓摩根的黑文人曾经为白人工作过，他为自己选择的姓大概和他的名字一样，源自他喜欢的某种东西或某处地方。撒迦利亚一名源自施洗者约翰的父亲吗？或者是有过幻象的撒迦利亚？就是那个看到过写满一卷书的诅咒和坐在篮子里的女人的人，那个看到过约书亚的脏衣变成华服的人，那个看到过不听话的后果的人？对不发慈悲或不懂同情的人的惩罚，是把他们分散到所有的民族中，而让乐土无人居住。这一切都极其符合撒迦利亚·摩根：诅咒，被塞进篮子盖上铅盖、藏到房子里的妇女，尤其是分散。分散可能使他备感恐惧。一群人、一个部族或者几个家庭形成的联合体的四分五裂，或者在科菲的实例中，早在居于邦克山之前就相互依存或近为邻居的几家人结成的伙伴关系的分裂。他不难想象他熟悉的人们一旦分裂、被抛到异国他乡的不同地方，彼此如同陌客的可怕后果。他一定是深怕认不出标志着这家人特征的下巴轮廓，那家人特有的眼神或步态。他唯恐在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中看不出自己的影子，唯恐不知道他的祖辈葬于何地或者如果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联系。这就是科菲为自己选了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原因。如果他曾听过某个了不起的教士讲过约书亚加冕的故事，这就是对他最具吸引力之处。他不会给自己起当了国王的约书亚的名字，但在上帝和天使们对那个见证者讲了一些合乎常理的事情之后，科菲明白了一些道理。”当帕特询问斯图亚特他祖父从哪儿得到的姓氏，他哼唧了半天才说，他觉得本来该是摩伊涅，不是摩根。或者是莱莫恩什么的，不过，“一些乡亲叫他黑科菲。我们叫他老爷爷，管我爹叫老爹”，说到这儿算完了。有点像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本人既不是爷爷也不是爹爹，不管加不加什么老字。因为摩根家族衰微了。撒迦利亚（老爷爷）的一个儿子，列克特，和他妻子贝克生了七个孩子，但只有四个成活了：埃尔德、双胞胎迪肯和斯图亚特，还有K.D.的母亲鲁比。埃尔德身后留给他妻子苏珊娜（史密斯）·摩根六个孩子——全都搬出黑文到北方的州去了。撒迦利亚不会满意这种做法的。搬走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分裂”。他的想法没错。十分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家族的人丁就不再兴旺了，尽管生育补助金成倍地增长。钱越多，孩子反倒越少；孩子越少，能分配到的钱就越多。假设你以此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钱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现在，她不曾再遗失时间，不过她真的非常疲倦。我想知道她的人格融合是否完全成功，于是，我们约好几天后见面。另外我也叮咛她，如果有需要，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再见面时，卡伦抬头挺胸，但步伐缓慢，眼神满是疲惫与宽慰。她拉长了脸，一屁股坐在老位子上。“今天我觉得好多了，”她虚弱地微笑。“我不懂自己以前为什么介意他们的存在。我不断想起有趣、好玩的往事，而非他们给我惹的麻烦。”卡伦眼眶红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孤岛上，一切又重新开始。下一步该往哪儿去？我觉得我好像昏迷了大半辈子。”“你会为他们哀悼吗？”“我不知道如何表示哀悼，”她淘气一笑。“也许我应该穿得一身黑，上墓园去，见见亲朋好友？”我们都笑了。“这好像迈尔斯说的话，”她说。“我也想念迈尔斯，”我说。“是啊。昨晚我买完东西回到家，我丈夫问我为何去这么久；我说，我在第21排货架跟人搞上了——我想都没想就蹦出这句话。”我再次与她一同大笑。接着，她略带哀伤地望着我。“我得用别种方式来了解他们，”她说。“我想多了解他们一点。除了融合前的短暂时光，我从来不曾真正见过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你’，”我说，“但我知道他们还在。”“嗯，我知道。现在我喝巧克力牛奶，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喜欢。我拥有许多新的记忆，但我还没全部想起来。”“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过去所有的经历跟完整的个体彻底融合。”“希望能有好结果。”卡伦摇摇头，“自从霍尔顿融入后，我想起更多属于每一个人格——特别是男性人格——的个人经历。你知道这些男性人格从来没去过洗手间吗？他们没有阴茎。所以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得换女生出来。迈尔斯最想变成男生。曾有好几年，他和另外几个男性人格把我的胸部缠起来，尽可能把胸部弄平。还有几个人格是过敏体质。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但霍尔顿一清二楚。”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纸，“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只是一直写，不停地写，无奈就是写得不够快。”我接过她的笔记，请她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卡伦才刚离开，我迫不及待读了起来。1998年4月29日与霍尔顿融合（最后一位）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晚上10：45，好精彩的一天。借着你的协助，我终于是完整的“一个人”了。我无法想象未来，只求我能乐观以对。我好害怕跨出下一步——不管该往哪去——我害怕极了。幸好往后一路上还有你陪着我，我真心诚意感激你。现在，我想写一下今天的生活。记忆已开始涌入，我可不想忘了与霍尔顿融合的感觉。今天早上醒来的不是我——是霍尔顿。我发现我已办好汉普顿旅馆的住宿手续了。再度遗失时间，我多少有些不高兴，但我知道把今天安排妥当对霍尔顿有多重要。我想霍尔顿一定非常非常关心我。驾车前往你的办公室的路上，我试着要自己别去想今天有多重要。但就在车上，我猝然感受到这念头的冲击，吓得要命，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我在你的办公室外坐了半个钟头，设法鼓起勇气走进去。我怕自己没有多重人格就活不下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走进你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没有人逼我融合，这是我的选择，而且也该是时候了。今日不做更待何时！霍尔顿准备好了。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与霍尔顿融合后，我驱车前往旅馆；在路上，我做了白日梦——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从来不曾在开车时分神，不自觉地抵达目的地。以前万一我在开车时不够专注，我会直接转换、遗失时间。晚上8点左右，记忆开始浮现；接收30分钟后，我沉沉睡去，睡了20分钟又再度醒来，接收更多记忆。这个过程反复持续了一整晚。与你通过电话后，我骤然想起这次融合的始末。我一度希望霍尔顿跳出来说：“咱们再等一天吧。”虽然我知道这次肯定不好受，但我还是接受霍尔顿融入我的事实；于是记忆如洪水般淹没我，我一整天都处于这种状态。我想起每一个人格的姓名、年龄，以及他们存在的目的。我得知霍尔顿对你，对治疗，对痊愈的所有感想，也拥有他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我忆起你和霍尔顿的多次谈话，感受到他的失落（因为他即将失去你们的友情）；这让我好悲伤、好难过。我能感觉霍尔顿的冷静与耐心，也和他一样爱上驾车兜风——特别是夜间兜风；在夜里，世界是如此宁静、如此美丽。许多新记忆填补了旧记忆的缺口。我开始想起哪个人格负责承受哪些虐待。他们瞬间转换的能力令我惊讶。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只需各自承担一小部分的痛苦。他们确确实实是在掩护我。我不懂自己为何如此难受。我不仅失去他们，似乎也无法理解他们“一天24小时都与我同在”这种说法；若真如此，为什么我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好希望他们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一一致谢。现在我不再遗失时间，而且说真的，我对自己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今天去店里买东西，我竟然认识每一个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再也不需要假装，硬撑，等待另一个分身跳出来救我。你觉得我曾好好表示过我的感谢吗？希望他们知道，我真的在乎。我想我确实不太清楚该如何传达我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自己的内在致谢？有这个可能吗？现在，我是完整的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完整。我就是我。※※※※到了5月13日，卡伦睡得比较好，记忆自发涌现的速度也日益趋缓，反倒是生活中的零星事件偶尔会勾起她的回忆。比方说，她母亲打电话来，问她记不记得那天是父亲的生日，请她载她去墓园。霍尔顿早已料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有人提起与某段记忆相关的人和事物，卡伦一定会想起来。现在的她似乎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此外，她偶尔也会以“阅读报导”的方式获取某些记忆。好比说，她会突然理解州际公路的标志如何编码；这些记忆与情绪无关，完全是霍尔顿个人获得的知识而已。卡伦也想起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还有霍尔顿在每晚聚会时与众人的谈话内容。许多记忆皆未附带情绪，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摸索，感受这些事件。莫非这些感觉被消除了？我告诉卡伦，或许这就是霍尔顿：极度实事求是，较少诉诸情绪和感情。过去卡伦不曾问过是谁帮她打扫房子、谁帮她准备孩子的午餐、谁帮她出门采购；现在她想起当时是如何办到的了。她觉得还有好多事想不起来，记忆仍有许多空白。治疗即将结束。卡伦突然默不作声，表情有些困窘；我问她哪儿不对劲，她说她觉得怪怪的，却又无法确切形容这种感觉。没多久，她笑了出来，说她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她不习惯“独自”跟我聊完这一整段时间。我想了想，猛然理解过去这几个月来，她在每次治疗时最多只跟我聊10到15分钟。如此说来，今天确实聊了很久。※※※※1998年5月底，卡伦再次拜访；看得出来，卡伦变了。我很难明确指出究竟哪里不一样，但她似乎更像个人了。她的身体语言变得更丰富，语调的转折也变多了。改变虽不明显，却令人震撼。“现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记忆，”她说。连她的笑容也变得复杂难解了。“有好多东西我都必须重新学习，真不可思议。我知道答案都在我心里，正等着我重新发现。”卡伦热切地对我微笑，“我错过好一大段人生，但我觉得自己好像重生了。”“卡伦，你才刚走过一段非常重要且震撼的人生经历，但接下来还有好些工作要做。你得经过一切完整融合，才能真正成为你。”卡伦神情哀伤。“我还记得，好久以前有个分身曾经说过：‘我的人生38岁才开始。’再过几天，我就要39了，我为自己定下一个新目标：等我40岁，我要感觉到完整的自己。所以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好体验这种‘完整’的感觉。”她停下来，凝视窗外。“但这真的好难，”她又继续，“无法分离，没有分身，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解决生活中的大小琐事。我永远都不想忘记他们。他们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还有未来的我。”她不说话，闭上双眼，然后慢慢转过来看着我，“我好想仔细描述我的感觉，可是我太累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我说。我看着她，突然感到敬畏：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对我微笑，“那就下次吧！我还有好多话想告诉你呢！”尾声1998年8月中旬，卡伦和我出门兜风。薄暮时分，夕阳逐渐西沉，夏日暑气渐渐散去。卡伦的老家离我办公室很近，只需穿过交通繁杂的市区，我们足足开了30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她带我去看她成长的环境，还有童年受虐的地点；我们聊起我对这些地方的看法。我必须亲自走一趟，亲眼看看这里。离开高速公路，我们向南驶去。现在，这里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聚居地，但是在1937年，卡伦的祖父刚搬来的时候，这儿以德国裔、波兰裔和爱尔兰裔人居多。转个弯，我们向东走，直直开往她家。这是栋3层楼的砖造房屋，外观毫无特别之处；虽然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间屋子，但整条街的房子都是这个味道。这一带是20世纪上半期建造的平价住宅区，居民主要是附近工厂或牧场畜舍的工人。卡伦一家子住在公寓底部，祖父母住一楼，二楼是阁楼。我们在门口并排停车，卡伦靠着窗户，往里头窥看；米白色的油漆层层脱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头。“窗子和门边的油漆都剥落了，”卡伦看着屋子说，“看起来好像受伤的脸。脸上有血，混着泪水。”卡伦为我指出对街的冰淇淋店，还有街尾转角的殡仪馆。我们继续往前开，然后左转。卡伦家旁边的街角就是新教教堂。以前她想逃离家时，常躲在通往教堂地下室的楼梯间。她父亲的咆哮总是清楚地传进神父耳里——尤其是在没开冷气的夏天，因为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敞开的。神父会打开上锁的栅门，走进小巷子，心里明白他待会儿就会在楼梯底下看见小卡伦。他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带点牛奶和饼干给她。再过3条街就是天主教学校和教堂。学校是一栋3层楼红色砖造建筑，建于20世纪初。穿过学校，教区神父的寓所就挤在学校与教堂之间。“我从学校走到神父寓所大门，在那儿，”卡伦指给我看，“然后可以从寓所走廊进入教堂地下室，”卡伦指指围绕在寓所外，通往教堂的走廊，“进入教堂后，里头有楼梯通往地下室。”我感觉得出来，这么做对卡伦而言并不容易。她说她已经有好些年没回来，这儿的一切似乎变小也变脏了。然而，旧地重游给卡伦带来相当大的刺激；当我们逐一拜访过去的事发现场，我仿佛看见往事也重新在卡伦心里轮番上演。转过弯，我们沿着公园前行。她带我去看湿地和她常坐的几张长凳；小时候，如果她弟弟吉姆逃出家去，她总会在这儿找到他。如果卡伦有办法躲开暴怒的父亲，她会躲在保护雕像的矮墙底下。雕像在公园另一角，离她家有段距离，但至少还是在公园的范围内。我们继续在她家附近开车绕行，迂回向北走。每个街角都有酒吧，每隔两条街就看得到一家殡仪馆，另外还有小杂货店、面包店和五金行。过去生意兴隆的各式小生意现在倒的倒、关的关。距卡伦家两条街外有家贩售色情照片和黄色电影的照相馆，照片和电影主角全是卡伦与附近的孩子；现在，那里变成一家美发沙龙。我们掉头回卡伦家，转进她家后面的小巷子。来到车库，她指给我看那间灰灰的、沿主屋搭建出来、以铁板和木材混合盖成的小屋——啤酒窖。她曾在那儿受过数不清的伤害。我们再次经过殡仪馆与车库入口，来到尸体防腐室。她父亲及父亲的朋友曾在这儿把虐待她当成娱乐。开车绕回她家正前方，住在这条街的几名年轻人不怀好意地瞪着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却在调查他们的住家环境；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于是便建议卡伦打道回府。我想她也看够了。上高速公路前，我们经过通往化学工厂的旧入口。这路钻过一条宽而低矮的陆桥底下，陆桥上是载客与载货铁道。桥下通道很暗，仅有出入口的灯光提供微弱照明；卡伦说，她小时候这里连灯也没有，总是很黑很黑，非常恐怖。我想象此处应该立个牌子：“入此门者，莫存幸念。”[1]我们开车钻过桥下，从通道另一端出来；工厂不见了，眼前只剩一大片被围起来的水泥地。卡伦望着空空如也的厂房旧址，告诉我停车场的位置，还有通往工厂后门的小径。那天晚上，卡伦做了噩梦。她的老家突然有了生命——窗子是眼睛，门是嘴，她被吸进房子里。她拼命挣扎，但那股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她只好屈服。我去找她，但她已嵌入墙壁，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我听不见她，也看不到她。后来，她在我的协助之下终于挣脱那栋房子。醒来后，卡伦觉得恶心又肮脏，立刻跑去冲澡，冲了许久才停下来。※※※※数个月转眼过去，卡伦努力抵抗，想摆脱母亲的钳制，粉碎她无止境的金钱与劳务需求。在卡伦经常遗失时间的岁月中，她时而妥协，时而拒绝母亲的要求；现在她是个完整的人了，但她对待母亲的方式完全没变。唯一的差别是，她在妥协时已不会转换人格了。卡伦身上仍有迈尔斯与桑迪的影子。偶尔，她会拿出迈尔斯的力量，抵挡母亲的要求；偶尔——尤其是她没自信的时候——她会扮演桑迪的角色，无法对母亲说不。这方面，卡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她仍得花上好几年时间摆脱不成熟的亲子模式：付钱买回母亲的爱。除了与母亲发生冲突，卡伦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与暴力相向的丈夫分手。卡伦深知，如果她想彻底告别各种形式的虐待，她必须切断与施虐者的关系。这趟漫长的独立之旅包括挂急诊、向警方报案、丈夫遭到逮捕并在库克郡监狱蹲了3天等大小事件。我请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律师——出面协助卡伦，而我的好友仅象征性索取一点费用。2001年万圣节，判决最终裁定，卡伦离婚了。离婚后，她丈夫仍持续骚扰她，找她要钱，请她帮忙；卡伦偶尔还是会心软，但她仍坚持与他保持距离，切断与他有关的一切人际关系。法院判她丈夫必须支付孩子的教养费，他也很少支付。卡伦原本在某非营利机构兼职担任接待员，现在已是正式员工。她不但能体会拜访者的心情，并且不可思议地了解他们的问题，这让许多人不得不提早到访，只为了跟她说话，上一堂“咨询前的咨询”。尽管卡伦工作能力强，值得信赖，经常主动多做事，她依然害怕犯错，也怕别人大声吼她。她仍隔三差五找我帮忙，我试着引导她把工作当成例行公事看待，而非每日的宗教审判。有趣的是，同时应付多项业务可是她在职场的拿手本领呢！然而，融合仍无法抹去虐待对身心造成的影响。虽然卡伦已于1998年4月完成人格融合，她和我仍继续并肩奋斗，度过另外8年时光。当卡伦遭遇日常生活的挑战与挫折，她依然容易丧失信心，感到绝望，因此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强化她面对挫折的复原能力。我很幸运，能守护这位女性自我成长，逐渐成为慈悲、有爱心、亲切又善良的人，并且看着她摆脱过去阴影，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迎向幸福未来。2006年4月底，我们约好在6月30日那天，为多年治疗划下休止符。日子一天天越来越近，我们细数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她内心的所有回忆。卡伦有点担心，但她也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治疗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早已心知肚明，她只是喜欢听我说而已。最后的诊疗日终于到来，卡伦提早两个小时抵达我的办公室。赴约之前，她先开车在旧市区（我住在这儿）绕一绕，结果迷路了。她发现自己停在赛奇威克街的小公园旁边——“没有荡秋千，没有小孩，没有干扰，”她是这样说的——然后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仔细思考“终止精神治疗”对她的意义。来到我的办公室，卡伦在老位子坐下来；尽管这个动作她已做过无数次，但今天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早已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

www,色色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现在，她不曾再遗失时间，不过她真的非常疲倦。我想知道她的人格融合是否完全成功，于是，我们约好几天后见面。另外我也叮咛她，如果有需要，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再见面时，卡伦抬头挺胸，但步伐缓慢，眼神满是疲惫与宽慰。她拉长了脸，一屁股坐在老位子上。“今天我觉得好多了，”她虚弱地微笑。“我不懂自己以前为什么介意他们的存在。我不断想起有趣、好玩的往事，而非他们给我惹的麻烦。”卡伦眼眶红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孤岛上，一切又重新开始。下一步该往哪儿去？我觉得我好像昏迷了大半辈子。”“你会为他们哀悼吗？”“我不知道如何表示哀悼，”她淘气一笑。“也许我应该穿得一身黑，上墓园去，见见亲朋好友？”我们都笑了。“这好像迈尔斯说的话，”她说。“我也想念迈尔斯，”我说。“是啊。昨晚我买完东西回到家，我丈夫问我为何去这么久；我说，我在第21排货架跟人搞上了——我想都没想就蹦出这句话。”我再次与她一同大笑。接着，她略带哀伤地望着我。“我得用别种方式来了解他们，”她说。“我想多了解他们一点。除了融合前的短暂时光，我从来不曾真正见过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你’，”我说，“但我知道他们还在。”“嗯，我知道。现在我喝巧克力牛奶，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喜欢。我拥有许多新的记忆，但我还没全部想起来。”“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过去所有的经历跟完整的个体彻底融合。”“希望能有好结果。”卡伦摇摇头，“自从霍尔顿融入后，我想起更多属于每一个人格——特别是男性人格——的个人经历。你知道这些男性人格从来没去过洗手间吗？他们没有阴茎。所以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得换女生出来。迈尔斯最想变成男生。曾有好几年，他和另外几个男性人格把我的胸部缠起来，尽可能把胸部弄平。还有几个人格是过敏体质。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但霍尔顿一清二楚。”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纸，“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只是一直写，不停地写，无奈就是写得不够快。”我接过她的笔记，请她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卡伦才刚离开，我迫不及待读了起来。1998年4月29日与霍尔顿融合（最后一位）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晚上10：45，好精彩的一天。借着你的协助，我终于是完整的“一个人”了。我无法想象未来，只求我能乐观以对。我好害怕跨出下一步——不管该往哪去——我害怕极了。幸好往后一路上还有你陪着我，我真心诚意感激你。现在，我想写一下今天的生活。记忆已开始涌入，我可不想忘了与霍尔顿融合的感觉。今天早上醒来的不是我——是霍尔顿。我发现我已办好汉普顿旅馆的住宿手续了。再度遗失时间，我多少有些不高兴，但我知道把今天安排妥当对霍尔顿有多重要。我想霍尔顿一定非常非常关心我。驾车前往你的办公室的路上，我试着要自己别去想今天有多重要。但就在车上，我猝然感受到这念头的冲击，吓得要命，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我在你的办公室外坐了半个钟头，设法鼓起勇气走进去。我怕自己没有多重人格就活不下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走进你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没有人逼我融合，这是我的选择，而且也该是时候了。今日不做更待何时！霍尔顿准备好了。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与霍尔顿融合后，我驱车前往旅馆；在路上，我做了白日梦——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从来不曾在开车时分神，不自觉地抵达目的地。以前万一我在开车时不够专注，我会直接转换、遗失时间。晚上8点左右，记忆开始浮现；接收30分钟后，我沉沉睡去，睡了20分钟又再度醒来，接收更多记忆。这个过程反复持续了一整晚。与你通过电话后，我骤然想起这次融合的始末。我一度希望霍尔顿跳出来说：“咱们再等一天吧。”虽然我知道这次肯定不好受，但我还是接受霍尔顿融入我的事实；于是记忆如洪水般淹没我，我一整天都处于这种状态。我想起每一个人格的姓名、年龄，以及他们存在的目的。我得知霍尔顿对你，对治疗，对痊愈的所有感想，也拥有他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我忆起你和霍尔顿的多次谈话，感受到他的失落（因为他即将失去你们的友情）；这让我好悲伤、好难过。我能感觉霍尔顿的冷静与耐心，也和他一样爱上驾车兜风——特别是夜间兜风；在夜里，世界是如此宁静、如此美丽。许多新记忆填补了旧记忆的缺口。我开始想起哪个人格负责承受哪些虐待。他们瞬间转换的能力令我惊讶。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只需各自承担一小部分的痛苦。他们确确实实是在掩护我。我不懂自己为何如此难受。我不仅失去他们，似乎也无法理解他们“一天24小时都与我同在”这种说法；若真如此，为什么我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好希望他们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一一致谢。现在我不再遗失时间，而且说真的，我对自己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今天去店里买东西，我竟然认识每一个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再也不需要假装，硬撑，等待另一个分身跳出来救我。你觉得我曾好好表示过我的感谢吗？希望他们知道，我真的在乎。我想我确实不太清楚该如何传达我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自己的内在致谢？有这个可能吗？现在，我是完整的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完整。我就是我。※※※※到了5月13日，卡伦睡得比较好，记忆自发涌现的速度也日益趋缓，反倒是生活中的零星事件偶尔会勾起她的回忆。比方说，她母亲打电话来，问她记不记得那天是父亲的生日，请她载她去墓园。霍尔顿早已料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有人提起与某段记忆相关的人和事物，卡伦一定会想起来。现在的她似乎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此外，她偶尔也会以“阅读报导”的方式获取某些记忆。好比说，她会突然理解州际公路的标志如何编码；这些记忆与情绪无关，完全是霍尔顿个人获得的知识而已。卡伦也想起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还有霍尔顿在每晚聚会时与众人的谈话内容。许多记忆皆未附带情绪，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摸索，感受这些事件。莫非这些感觉被消除了？我告诉卡伦，或许这就是霍尔顿：极度实事求是，较少诉诸情绪和感情。过去卡伦不曾问过是谁帮她打扫房子、谁帮她准备孩子的午餐、谁帮她出门采购；现在她想起当时是如何办到的了。她觉得还有好多事想不起来，记忆仍有许多空白。治疗即将结束。卡伦突然默不作声，表情有些困窘；我问她哪儿不对劲，她说她觉得怪怪的，却又无法确切形容这种感觉。没多久，她笑了出来，说她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她不习惯“独自”跟我聊完这一整段时间。我想了想，猛然理解过去这几个月来，她在每次治疗时最多只跟我聊10到15分钟。如此说来，今天确实聊了很久。※※※※1998年5月底，卡伦再次拜访；看得出来，卡伦变了。我很难明确指出究竟哪里不一样，但她似乎更像个人了。她的身体语言变得更丰富，语调的转折也变多了。改变虽不明显，却令人震撼。“现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记忆，”她说。连她的笑容也变得复杂难解了。“有好多东西我都必须重新学习，真不可思议。我知道答案都在我心里，正等着我重新发现。”卡伦热切地对我微笑，“我错过好一大段人生，但我觉得自己好像重生了。”“卡伦，你才刚走过一段非常重要且震撼的人生经历，但接下来还有好些工作要做。你得经过一切完整融合，才能真正成为你。”卡伦神情哀伤。“我还记得，好久以前有个分身曾经说过：‘我的人生38岁才开始。’再过几天，我就要39了，我为自己定下一个新目标：等我40岁，我要感觉到完整的自己。所以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好体验这种‘完整’的感觉。”她停下来，凝视窗外。“但这真的好难，”她又继续，“无法分离，没有分身，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解决生活中的大小琐事。我永远都不想忘记他们。他们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还有未来的我。”她不说话，闭上双眼，然后慢慢转过来看着我，“我好想仔细描述我的感觉，可是我太累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我说。我看着她，突然感到敬畏：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对我微笑，“那就下次吧！我还有好多话想告诉你呢！”尾声1998年8月中旬，卡伦和我出门兜风。薄暮时分，夕阳逐渐西沉，夏日暑气渐渐散去。卡伦的老家离我办公室很近，只需穿过交通繁杂的市区，我们足足开了30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她带我去看她成长的环境，还有童年受虐的地点；我们聊起我对这些地方的看法。我必须亲自走一趟，亲眼看看这里。离开高速公路，我们向南驶去。现在，这里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聚居地，但是在1937年，卡伦的祖父刚搬来的时候，这儿以德国裔、波兰裔和爱尔兰裔人居多。转个弯，我们向东走，直直开往她家。这是栋3层楼的砖造房屋，外观毫无特别之处；虽然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间屋子，但整条街的房子都是这个味道。这一带是20世纪上半期建造的平价住宅区，居民主要是附近工厂或牧场畜舍的工人。卡伦一家子住在公寓底部，祖父母住一楼，二楼是阁楼。我们在门口并排停车，卡伦靠着窗户，往里头窥看；米白色的油漆层层脱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头。“窗子和门边的油漆都剥落了，”卡伦看着屋子说，“看起来好像受伤的脸。脸上有血，混着泪水。”卡伦为我指出对街的冰淇淋店，还有街尾转角的殡仪馆。我们继续往前开，然后左转。卡伦家旁边的街角就是新教教堂。以前她想逃离家时，常躲在通往教堂地下室的楼梯间。她父亲的咆哮总是清楚地传进神父耳里——尤其是在没开冷气的夏天，因为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敞开的。神父会打开上锁的栅门，走进小巷子，心里明白他待会儿就会在楼梯底下看见小卡伦。他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带点牛奶和饼干给她。再过3条街就是天主教学校和教堂。学校是一栋3层楼红色砖造建筑，建于20世纪初。穿过学校，教区神父的寓所就挤在学校与教堂之间。“我从学校走到神父寓所大门，在那儿，”卡伦指给我看，“然后可以从寓所走廊进入教堂地下室，”卡伦指指围绕在寓所外，通往教堂的走廊，“进入教堂后，里头有楼梯通往地下室。”我感觉得出来，这么做对卡伦而言并不容易。她说她已经有好些年没回来，这儿的一切似乎变小也变脏了。然而，旧地重游给卡伦带来相当大的刺激；当我们逐一拜访过去的事发现场，我仿佛看见往事也重新在卡伦心里轮番上演。转过弯，我们沿着公园前行。她带我去看湿地和她常坐的几张长凳；小时候，如果她弟弟吉姆逃出家去，她总会在这儿找到他。如果卡伦有办法躲开暴怒的父亲，她会躲在保护雕像的矮墙底下。雕像在公园另一角，离她家有段距离，但至少还是在公园的范围内。我们继续在她家附近开车绕行，迂回向北走。每个街角都有酒吧，每隔两条街就看得到一家殡仪馆，另外还有小杂货店、面包店和五金行。过去生意兴隆的各式小生意现在倒的倒、关的关。距卡伦家两条街外有家贩售色情照片和黄色电影的照相馆，照片和电影主角全是卡伦与附近的孩子；现在，那里变成一家美发沙龙。我们掉头回卡伦家，转进她家后面的小巷子。来到车库，她指给我看那间灰灰的、沿主屋搭建出来、以铁板和木材混合盖成的小屋——啤酒窖。她曾在那儿受过数不清的伤害。我们再次经过殡仪馆与车库入口，来到尸体防腐室。她父亲及父亲的朋友曾在这儿把虐待她当成娱乐。开车绕回她家正前方，住在这条街的几名年轻人不怀好意地瞪着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却在调查他们的住家环境；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于是便建议卡伦打道回府。我想她也看够了。上高速公路前，我们经过通往化学工厂的旧入口。这路钻过一条宽而低矮的陆桥底下，陆桥上是载客与载货铁道。桥下通道很暗，仅有出入口的灯光提供微弱照明；卡伦说，她小时候这里连灯也没有，总是很黑很黑，非常恐怖。我想象此处应该立个牌子：“入此门者，莫存幸念。”[1]我们开车钻过桥下，从通道另一端出来；工厂不见了，眼前只剩一大片被围起来的水泥地。卡伦望着空空如也的厂房旧址，告诉我停车场的位置，还有通往工厂后门的小径。那天晚上，卡伦做了噩梦。她的老家突然有了生命——窗子是眼睛，门是嘴，她被吸进房子里。她拼命挣扎，但那股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她只好屈服。我去找她，但她已嵌入墙壁，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我听不见她，也看不到她。后来，她在我的协助之下终于挣脱那栋房子。醒来后，卡伦觉得恶心又肮脏，立刻跑去冲澡，冲了许久才停下来。※※※※数个月转眼过去，卡伦努力抵抗，想摆脱母亲的钳制，粉碎她无止境的金钱与劳务需求。在卡伦经常遗失时间的岁月中，她时而妥协，时而拒绝母亲的要求；现在她是个完整的人了，但她对待母亲的方式完全没变。唯一的差别是，她在妥协时已不会转换人格了。卡伦身上仍有迈尔斯与桑迪的影子。偶尔，她会拿出迈尔斯的力量，抵挡母亲的要求；偶尔——尤其是她没自信的时候——她会扮演桑迪的角色，无法对母亲说不。这方面，卡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她仍得花上好几年时间摆脱不成熟的亲子模式：付钱买回母亲的爱。除了与母亲发生冲突，卡伦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与暴力相向的丈夫分手。卡伦深知，如果她想彻底告别各种形式的虐待，她必须切断与施虐者的关系。这趟漫长的独立之旅包括挂急诊、向警方报案、丈夫遭到逮捕并在库克郡监狱蹲了3天等大小事件。我请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律师——出面协助卡伦，而我的好友仅象征性索取一点费用。2001年万圣节，判决最终裁定，卡伦离婚了。离婚后，她丈夫仍持续骚扰她，找她要钱，请她帮忙；卡伦偶尔还是会心软，但她仍坚持与他保持距离，切断与他有关的一切人际关系。法院判她丈夫必须支付孩子的教养费，他也很少支付。卡伦原本在某非营利机构兼职担任接待员，现在已是正式员工。她不但能体会拜访者的心情，并且不可思议地了解他们的问题，这让许多人不得不提早到访，只为了跟她说话，上一堂“咨询前的咨询”。尽管卡伦工作能力强，值得信赖，经常主动多做事，她依然害怕犯错，也怕别人大声吼她。她仍隔三差五找我帮忙，我试着引导她把工作当成例行公事看待，而非每日的宗教审判。有趣的是，同时应付多项业务可是她在职场的拿手本领呢！然而，融合仍无法抹去虐待对身心造成的影响。虽然卡伦已于1998年4月完成人格融合，她和我仍继续并肩奋斗，度过另外8年时光。当卡伦遭遇日常生活的挑战与挫折，她依然容易丧失信心，感到绝望，因此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强化她面对挫折的复原能力。我很幸运，能守护这位女性自我成长，逐渐成为慈悲、有爱心、亲切又善良的人，并且看着她摆脱过去阴影，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迎向幸福未来。2006年4月底，我们约好在6月30日那天，为多年治疗划下休止符。日子一天天越来越近，我们细数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她内心的所有回忆。卡伦有点担心，但她也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治疗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早已心知肚明，她只是喜欢听我说而已。最后的诊疗日终于到来，卡伦提早两个小时抵达我的办公室。赴约之前，她先开车在旧市区（我住在这儿）绕一绕，结果迷路了。她发现自己停在赛奇威克街的小公园旁边——“没有荡秋千，没有小孩，没有干扰，”她是这样说的——然后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仔细思考“终止精神治疗”对她的意义。来到我的办公室，卡伦在老位子坐下来；尽管这个动作她已做过无数次，但今天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早已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做主编，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穿过秘书室的时候，菲丽丝直盯着我看，然后跟了过来，问道，你没事吧？这种观察力，满分。我当然明白，她知道我在为乔伊丝要离开而心焦。但是当我一屁股在办公桌边坐下，菲丽丝给我端来黑咖啡，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负责召集摄影师的会议时，此刻我看出她已经都盘算好了。她从我的桌上抱走一沓文件，我看到她看了一眼乔伊丝的办公桌，乔伊丝的位子，长而冷静的一瞥，她心里在想，那将是我的了。为什么不呢？因为她不是乔伊丝。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她三十岁，强势、聪明、敏锐，但是她并不——成熟。我很清楚，我不喜欢她是因为她让我想起我以前的样子。但原因不止这个。我试图公平公正，问自己，不要管你需要什么，《莉莉丝》需要的，她有吗？我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乔伊丝和我的办公室，决定不去想菲丽丝，我现在还没心思烦这个。我在想乔伊丝：我到底忽略了她身上的哪一点，弄得仅仅一个月前我还认定她不会去美国！不过我是以我的婚姻来猜度她的。当然了，她有孩子；但不，这个不是原因。他是个还不错的男人。我不了解他。从来没和他好好聊过：我们也就只是能开开玩笑的关系。我希望乔伊丝能早点来，但是她进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她看起来真糟糕，一脸病色，仪容不整。她坐下来，又站起来去端她的咖啡，拿着杯子回来，伸开四肢瘫在椅子上，点了烟又放着不抽，胡乱做点事，给窗台上的植物浇点水，什么都做了，就是不抬头看我。然后她按了铃，菲丽丝走进来，乔伊丝说：“我对酒那部分不满意。问题我写下来了，请去找我们的品酒专家，那个叫什么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的——还有他的地址，在哪里？”“别担心，”菲丽丝说，“我知道在哪里。”她接过乔伊丝写的问题，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脸，然后出去了。现在，乔伊丝终于朝我飞快地笑了一下，其实是做了个鬼脸，终于正眼看我了。我们都笑出声来。我们一起透过门，打量档案室里的菲丽丝。我们在审视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的妆容，她的鞋子。这是习惯。然后乔伊丝对她没了兴趣，又出神想自己的事去了。菲丽丝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风格。不像乔伊丝和我，我们有。我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可以帮菲丽丝建立起个人风格，就像当初乔伊丝帮我那样。现在坐在这儿写这个，我才想到，我当时因为乔伊丝满心忧苦，难过得要发狂，非常想说，天哪，说话啊，就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有心思分析菲丽丝，考虑她可以有什么样的形象，这真是奇怪。我知道乔伊丝下定决心要离开了，而她因为我而心里难过：我需要两人好好谈一谈。乔伊丝是我这辈子唯一与之交心的人。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通过微笑、沉默、示意来交谈，无言的音乐，不用多说。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开口说：“乔伊丝，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你肯定也清楚。”她侧着身子对着我，手托着腮。她不耐烦地做了一个“别烦我”的手势。我坐在这儿，凌晨一点，把这些事都写下来。我的大脑清晰敏锐，思绪纷纷。我刚想到一件事，是这样的：写作就是我的职业，我时时刻刻都在写，给自己写的随笔记录，备忘录，文章，一切用来展示想法的诸如此类的文字，不是写给自己看，就是给别人看。我抓住每一个想法，不让它们飞了，我把它们记下来，我展示它们，我假定有外人在看它们。而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我意识到我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心里是想着有人在审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想要出版这个？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想法。这很滑稽，我这个需要把东西写下来的习惯，好像如果我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就会不存在。展示出来。我听莫迪说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赶紧，抓住它，不要让它消失了，记下来。就好像不白纸黑字写下来，它就不成立。哦，我的想法在脑中打转，抓住它们……我和乔伊丝坐在那里，两人都又冷又难受，凄惨悲苦，而我在打量我们，出于习惯，就像我打量菲丽丝一样。两个女编辑，一流的女性杂志（不少男性也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即将走进八十年代。当我读过去人们的日记的时候，让我着迷的是他们穿什么，吃什么，所有那些细节。要推断出那些人大概在想什么不难——我相信，和我们现在没太大不同——但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英国乡村小镇上，那时的妇女是怎么铺床叠被，怎么摆放餐具，或者怎么浆洗内衣，早饭吃什么，滑铁卢大战那天，在英格兰北部，某个农夫的妻子，她的这一天又是怎样的？当初乔伊丝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她让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寒酸、庸俗！六十年代中期——庸俗！但她的风格，按她所说，是上流吉卜赛，乍看上去显得凌乱随意。她个儿高，苗条，一头厚厚的黑卷发，刻意的凌乱感，一张瘦削苍白的脸。或者说，她的脸看起来瘦削苍白，是那一头头发的映衬。她的黑眼睛很小，但是上了妆，就变得大而有神。她的衣服价格不菲。今天她穿的是黑色和铁锈红条纹的裙子，同色的马甲，一件黑色的真丝针织衫，戴着又粗又重的银链，上面缀有琥珀块。她的珠宝总是上乘的，从来不戴那种花哨的准垃圾品，而我只戴得起这种，因为我的风格。她很美：但那是年轻女子的风格。她一直让头发保持乌黑。很快她就得改换她的风格，以适应渐长的年龄。乔伊丝接手我的时候，我还穿着迷你裙，挂着珠链和俗艳的廉价饰品。自那以后，我就一直走经典而昂贵的风格。我穿丝绸裙，丝袜，不是尼龙袜，穿的衣服粗看上去似乎没有经过刻意选择。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裁缝，此人对每个针脚都十分讲究。我还上市场找特别的纽扣，手工的蕾丝，定制针织套衫和外套。我的风格是这样的：人们第一眼不会注意，然后他们会转过头来再看，细细打量每个细节，领子上的绣工，一排珍珠纽扣。我不瘦，而是结实。我是直发，发型总是完美，泛银光的金色。灰色的眼睛，天生就大，化了妆更大。乔伊丝和我，我们要多不同有多不同，只有在衣着打扮上下了大功夫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过乔伊丝，因为有家庭的缘故，费的功夫没我多。菲丽丝纤小，强壮，有魅力。浅色头发，白皙皮肤。她总是追逐最新时尚，因此没什么引人注目的。我见过她仔细观察乔伊丝，然后并没有照抄她那种风格，做得对。我也见过她仔细观察我：她怎么做到的？如果她问我的话，我会向她展示的，带她去见裁缝和针织女工，给她挑发型师……我和乔伊丝两人坐在那儿，坐在那儿痛苦悲伤，而我脑子里就想这些：我在精神上已经放弃了，通过衣服啦、风格啦表现出来！但在我可没有明确放弃的打算。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咖啡，抽烟。然后她说：“我得回家了。”我叫道：“乔伊丝！”她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则说：“乔伊丝，你不能就这样回家去，我得有个答案。”她叹了口气，坐下来，振作起精神，居然肯正面看着我了。“答案？”“理解。我不理解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放弃……为了什么？”她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发现你以前根本就没弄懂自己？”“我还真有！”“我原以为自己会很爽快地答应离婚呢。”“他外头有了人吗？”“嗯，还是原来那个，这你知道。他预备带她而不带我走。”“那么，这一直以来，他实际上娶了你们两个人？”“可以算是吧。有一阵子，他总对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只好去找我的费莉西蒂。”我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想让她逃回家去，而我知道一不小心她就会那样。我在想我称之为女性解放的那些想法。他是有工作的，这理所当然，但当她也有工作时，他就要再找一个姑娘来支撑自己。不过这些想法我已经厌烦了，它们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不是，对于乔伊丝也不是。菲丽丝才真是参透了女性解放、女权意识提升，而她很明白地告诉我和乔伊丝，我俩没有解放。乔伊丝和我讨论过这个，不过不常讨论——因为它不是问题之所在！有一次乔伊丝，出于好奇而非挑衅，对菲丽丝说，我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好工作。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家归我管，家人也归我管。这样，你还会说我不是一个解放了的女性？这还不够吗？菲丽丝没有反驳，一脸“我就是懂得多一点”的笑容：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之后我和乔伊丝大笑了一通。就是那种突然爆发，止也止不住的大笑，无言的音乐，这是我们的友谊中最好的东西之一。“你不去美国的话，他就带费莉西蒂去？”“他会娶她。”“你介意的是这个？”她摇头。她又不看着我了。我困惑不已，不知她为什么害怕直视我。终于，她开口说：“你是那么的自信自立。”我再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个评价——我这长不大的妻子，长不大的女儿——我说：“我，自信自立？”她只是摇头。哦，这一切实在让我受不了。她弯着腰，双手撑着桌子，眼睛望着前方，嘴边叨着根香烟。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干瘪的丑老太婆，福勒太太：小脸轮廓分明，鼻子几乎碰到下巴。她看上去苍老不堪。她又叹了口气，回过神，转身面向我。“我无法面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她直截了当地说，“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现在我说我当时心乱如麻，当时我的确就是心乱如麻。我想说，但是，乔伊丝——我丈夫死了，现在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没了的——你在指望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对乔伊丝说，如果你抛弃这份工作和他走，你可能最后发现自己是竹篮打水。我可以说……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在哭，又惊又气，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不，比这还糟，因为我在想我原来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乔伊丝！在这以前我不可能认为她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想法。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没法对乔伊丝说，你对死亡的态度实在蠢，是错误的，你简直就像个小孩！根本不是这样的，你怕什么？独自一人——那算什么！因为我发现，就短短的一会儿，我已经和乔伊丝相距很远。我的丈夫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以为这些变故对我没有影响，以为我披了盔甲，刀枪不入。但其实我内心中某样东西发生了变化，相当深刻的变化。再说还有莫迪·福勒的事情。我坐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努力想止住眼泪，咬着我的（绣了姓名首字母的上品亚麻）手绢，心里觉得乔伊丝是个孩子。是的，说到底她还是个孩子，我不能和她说我学到了什么，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哭是因为这个。“别，”乔伊丝说，“我不是故意——揭开旧伤疤的。”“你没揭开旧伤疤。不是这个。”但是我也只说得出这么多了。“说”是指说出心中所想。因为后来我们的确是说话了，理智地，干巴巴地，谈了这也谈了那，我也不是不珍惜这样的谈话。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聊过了。女性之间的交流——招手、点头、暗示、微笑——这很好，令人愉快，是一种享受，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没法告诉乔伊丝我为什么要哭起来。她说：“你和我不一样。我一直在看着你，你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他去美国的话，我就孤身一人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结婚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嫁了一个男人，你就没法把他扔一边再另找一个——他们做得到……”“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是的，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了而不受惩罚。所以我没法想象我另找一个人结婚。孩子们，他们不想去美国，但是如果他去了，而我留在这儿，他们就得两边跑。而我知道，很快他们就会更乐意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那里有更多机会，或许更适合年轻人。我就会孤身一人了。我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人过，简。”而我没法对她说，乔伊丝，你的丈夫已经五十五了，还是个工作狂……“你准备好要当师母了？”她听了后愁眉苦脸。“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我是不可能找到的，当然找不到了。但是我想总能找到个活儿吧。”她离开的时候，说：“不，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知道我会多怀念这一切——还有你，简。但是我别无选择。”说着她就走了，不看我。到头来我就得到这么一句话，我别无选择。我不知道她那婚姻里都有什么，有什么——我从没想过会有什么——让她不得不说我别无选择。乔伊丝是这本杂志有过的最好的编辑。她从来都不把家和家人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想起来，是她来了以后才开始实行大家都欢迎的弹性工作制的，如有需要，工作可以在家做，通过电话做，留下加班，提前下班，都可以。我们那时都说，不理会办公时间，按需工作，这是女人做事的方式。而现在我在想，那个“需”其实是乔伊丝的婚姻需要她在家。她会很爽快地下班后和我一起吃晚餐，在办公室里吃，在餐馆吃，都是工作餐。但也有的时候她必须回家。实际上我们能这样全因为我，我从来没说过，不行，我不能像平常那样在办公室久留，我得回家。要有也仅仅只是我和弗雷迪要开晚餐派对。我从来、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弗雷迪下班早，下午我得早点儿走。但在我看来，乔伊丝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工作。她用一种非凡的灵活方式，把这一切整合到一起。“简，今天下午你坐镇办公室行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她婚姻的一部分，就像那个叫费莉西蒂的姑娘一样！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如何运转，这些都是整体，而我们都是这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可是这个想法，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乔伊丝婚姻的一部分，这想法是刚冒出来的。乔伊丝的确要去美国了。她将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的女性可没有几个。她将放弃子女，朋友，家。她的孩子差不多都已成人。她将住在一个她必须学着去喜欢的国家，独自陪着一个男人，一个原本乐意带上另外一个年轻一点姑娘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唉，女性解放，唉，菲丽丝，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你那些小宣言里，那些毫不客气地把男人拒之门外的举动里，你的雄辩言辞里，可有一丁点触及这种状况的说法？据我所知，压根儿没有。这大家大可相信我，因为菲丽丝总是确保让我拿到所有的宣传，把它们摊在我桌上。现在的姑娘三人扎堆、四人抱团、成群结队，完全排斥男人，或者最大限度地排斥男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害怕——男人的威力，不论那是一种什么威力，它就可以让乔伊丝说，我别无选择。我可以独自一人生活，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很难算结过婚。我回到家以后，电话铃响了：乔伊丝，喘息着，小声地。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哭哑了嗓子。她说：“简，人的决定总是在自己明白之前，好久之前，就做出了的！老天，这太可怕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嗯，”我说，“我懂你的意思。”我的确懂。它的确可怕。我已经做了些什么我还没意识到的决定呢？自从周五晚起，我就没去过莫迪·福勒家了。周二乔伊丝没来上班。我和菲丽丝坐镇。下班后我去看莫迪。她半天不来开门，开门以后又花好长时间站在那儿瞪着我，没有笑容，不开心；最后才往边上挪了一步，让我进去，在走道里走在我前面，一言不发。她在火炉边她那一头坐下来，火炉里火烧得正旺，她等着我开口。我已经生气了，心里在想，好嘛，她没有电话，这是我的错吗？我说：“周日晚上我很迟才回来，昨天晚上我很累。”“很累，是吧？”然后，“星期天晚上我等你的。我给我们准备了一点晚饭。”我注意到自己心中涌过一连串的情绪，和往常的顺序一样：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然后是逃跑的欲望，再然后——当然了——愧疚的心情。“对不起，莫迪。”我说。她转过脑袋，盯着火，嘴唇微微张开，喘着粗气。“你这两天身体还好吗？”“不坏。”我在想，喂，我从头到脚地给你擦洗，把你臭气哄哄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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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积聚了足够多的钱财，就可以理解最富有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K.D.的婚姻如此热衷的原因。反正帕特是这么看的。不过，这九个完整家庭的姓氏后面，她都记下了自己挑选的小记号：8-R。这是煤矿最深层八层石头的简略名称。这些黑人肤色蓝黑，身材高大而优雅，他们清澈的眼睛毫不流露对那些不像他们这些八层石头的人的真正看法。就是那些曾经住在路易斯安那的人的后裔，那块土地开始属法国，后来属西班牙，后来又属法国，后来被卖给杰斐逊，最后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他们始终住在那地方，说的是由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混在一起的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是那些在南北战争之后，尽管白人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留在路易斯安那充当佃农去干活，却蔑视和躲避白人的黑人的后裔。就是那些德高望重者的后裔，他们有三个孩子被选进州立法机构和县办公室：在未经法律程序也没有劣迹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无缘无故地被逐出政府时，拒不相信他们所猜测的是导致他们找不到别的脑力工作的真正原因。几乎所有被逐出或请出办公室（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佐治亚）的黑人在一八七五年的清洗之后，找到了虽然影响较小但还算白领工作的活计。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的黑人以街道清扫工的职业终其一生。可是他们（撒迦利亚·摩根和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在路易斯安那，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在密西西比）却沦为赤贫阶层，成为农工。在重建一个国家的五年辉煌岁月之后，是十五年祈求在棉田、伐木场或稻田干汗流浃背的辛苦活的生涯。他们大概猜疑过但没敢说出口，他们不幸之不幸就在于他们有别于同种黑人的唯一特征：八层石头。在一八九○年，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一百二十年了。于是他们便分别背负着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以及他们腐蚀不掉的价值，走上了“出逃”的道路。他们从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走到俄克拉荷马，来到了他们仔细地叠在鞋里或塞进帽檐里的广告上描述的地方，结果却是被轰走。这一次他们总算彻底清醒了：他们十代以来始终相信，他们力求弥合的分界线处于自由与奴隶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通常，但并非总是：白人与黑人。如今他们总算看到了一个新的区分：浅肤色和黑肤色。噢，他们原先就知道，在白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区分，但他们以前从未想到，这会在黑人中间产生后果，严重的后果。严重到他们的女儿在当新娘时会被别人回避，他们的儿子成了挑剩下的，有色人种被人看见与他们的姐妹交往会感到尴尬。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族纯净的标志反倒成了污点。那种分裂让撒迦利亚感到惊悸，是因为他相信那样会掏空他们，而如今已成为更加危险的邪恶，因为如果他们分裂，并被不是纯种的人轻视，那么，如同死亡一样确定无疑的是，前十代人定会搅扰他们子孙的安宁，永不停息。帕特确信，当八层石头的后代男性恰如撒迦利亚所担心的，确实分散了，进了军队，也就此一了百了了。应该一了百了嘛。他们称作“不承认”的拒绝，无异于一次灼伤，到一九四九年其疤痕该不痛不痒了吧？噢，不然。那些在那场大战中幸存的人一回到家乡，马上看到了黑文变成的样子，听到了其他黑人士兵被割掉睾丸的事件，以及勋章被红脖们（对美国南方农民的贬损称呼。）和南部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方政权。）的子孙们从胸前扯下的例子——认为这就是“不承认”的续篇。简直就像看到一支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厌战的士兵们！不欢迎你们回家！于是他们再次行动。恰如当年的跋涉者在第一次遭到冷拒之后绝不再找另一个黑人居住区一样，这一代人不参加组织，不进行城市战斗。他们巩固了八层石头的血统，并如以往一般高傲地进一步向西迁徙。新一代的父辈：迪肯·摩根、斯图亚特·摩根、威廉·卡托、爱斯·弗拉德、阿伦·普尔、内森·杜波列斯、摩斯·杜波列斯、阿诺德·弗利特伍德、奥西·比彻姆、哈珀·朱里、萨金特·波森、约翰·西赖特、爱德华·桑兹和帕特的父亲罗杰·贝斯特——他是第一个破坏了血统规矩的人。没人承认他的存在，是在密西西比那伙人注意并记住“不承认”来自浅色皮肤黑人之时被承认的人。蓝眼睛或灰眼睛的黄褐色皮肤的人，穿着优质西装。不过，如故事所说，他们心地善良。给过他们食物和毯子，为他们凑过钱，但在拒不让八层石头再多歇一夜这一点上却是毫不动摇。故事接着说，撒迦利亚·摩根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禁止妇女吃那些食物。朱普·卡托把毯子留在了帐篷里，上面整齐地堆着他们凑下的三美元九美分。但索恩说，她奶奶塞列斯特·布莱克霍斯偷偷溜回去，拿了吃的（但是没动那钱），又悄悄把吃的传给她妹妹萨莉·布莱克霍斯、比蒂·卡托和普蕾斯·康普顿，再分给孩子们。规矩就这么立下了，并且默默地历经悸动的生活，因为人们从不提起它，只在撒迦利亚铸在大炉灶上的词句中有所暗示。不仅仅是一个规矩，还是一个谜：“当心他皱起的眉毛。”句中的“你”（被视为）这个呼语，不是对信仰者的命令，而是对不承认他们的那些人的威胁。他一定是花费了数月的心思才想出了那句话——不过如此——有着多重含义：显示严厉，敦促遵从上帝，却狡黠地不明指不言自明的代词，也不特指皱眉可能会引起什么后果或者这后果发生在谁身上。因此米斯纳组织的那帮十几岁少年想把它改成“是他皱起的眉毛”，其实比他们更具洞察力。瞧瞧他们对米努斯都做了些什么吧：强迫他退回或送还他带回家来结婚的女人，那个从弗吉尼亚来的沙色头发的漂亮姑娘。米努斯失去了（或者被迫放弃了）他为她买下的房子，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尽管他们都把他周末酗酒归咎于他对越南战场的记忆，尽管在让他给他们理发时拿他取笑，但帕特知道绝望中的爱是什么样子，这是她亲眼看到的。她相信她曾经在米努斯的眼睛里，也在她父亲的眼睛里看见过，那被他生意上的冒险可怜地掩盖着。帕特在翻过K.D.的那些页之前，在页边空白处草草写下：“有人打了阿涅特。据乡亲们说，是女修道院的女人吧？要不，就像人们缄口不语所表明的，是K.D.打的？”随后，她拿起了记载罗杰·贝斯特情况的档案。内封上的标注是：罗杰·贝斯特娶狄利亚为妻她写道：“爸爸，他们不恨我们，因为妈妈是你的第一位顾客。他们恨我们，是因为她的模样像南方穷白人，而且注定会有像我这样白人长相的孩子。尽管我嫁给了比利·卡托，一个像你、像他们一样的八层石头，我却把肤色传给了我的女儿。你和大家都知道会是这样的。注意看看，许多与西赖特家的男孩结婚的桑兹家的女孩，多么在意要他们的孩子一定要与别的八层石头家庭成婚。我们是第一批看得出来的肤色突变的人，但还有与肤色无关的看不出来的东西。我知道所有相恋的男女都愿意有教士主持的婚姻，而且许多人办到了。但也另有许多人采用的是费尔里·杜波列斯所谓的“接收”办法。一个年轻的寡妇可能接收一个单身汉的住房。一个丧偶的光棍可能询问一个朋友或远亲，他能不能接收一个没什么指望的年轻姑娘。就像比利的家庭。他母亲弗恩生于布莱克霍斯家，被他外祖母的叔叔奥古斯特·卡托接收了。或者换句话说，比利的母亲成了她自己叔祖父的妻子。或者也可以说：我丈夫的父亲奥古斯特·卡托也是他外祖母（比蒂·卡托·布莱克霍斯）的叔叔，因此也就是比利的曾叔祖父。（比蒂·卡托的父亲斯特尔·卡托接收了一个叫奥尼斯蒂·琼斯的女人。应该是她坚持要给她女儿命名为弗伦德希普，听到那孩子后来一直叫比蒂大概很生气。）由于比蒂·卡托嫁给了彼得·布莱克霍斯，而她女儿弗恩·布莱克霍斯又成了比蒂叔叔的妻子，而且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比利·卡托的外祖父——唉，你能看出血缘规矩出的问题了。我知道，乱了辈分，何况，奥古斯特·卡托在接收小弗恩·布莱克霍斯时已经是老人了。要是没有布莱克霍斯家点头，他是绝对娶不成这门亲的。而如果他因为婚外配偶而名声不佳，或者接收这种方式不仅令人不满，还可能造成彻底驱逐，让私通双方打点行囊离开也是活该的话，他也是绝对得不到点头的。伊坦·布莱克霍斯——德拉姆最小的弟弟——和一个叫索拉丝的女人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可以通过他的姓氏来解释家族谱系），而米努斯的母亲玛莎·斯通的案例（尽管哈珀·朱里说不准他认为他妻子跟谁好而背叛了他）则被坚信是如此。所以奥古斯特·卡托不受诱惑或不想在两家之外去寻亲，便向托马斯和彼得·布莱克霍斯兄弟俩提亲，要娶彼得的女儿弗恩。很可能是由于他的高龄，她只有一个孩子，即我的丈夫比利。不过，布莱克霍斯的血统存在着，这就使我女儿比莉·狄利亚成了索恩和多薇的第五代表妹？因为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托马斯·布莱克霍斯和萨莉·布莱克霍斯的兄弟，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正是索恩和多薇的父亲。好了，萨莉·布莱克霍斯嫁给了阿伦·普尔，并有了十三个孩子。阿伦本准备给其中一个取名叫迪普，可是萨莉刚好犯了一阵病，于是阿伦就以别人想不到的更可怜的幽默，给他取了迪帕的名字。（“迪普”原文为Deep，意为“深的”，“迪帕”原文为Deeper，意为“更深的”。）十三个孩子中另有两个是比莉·狄利亚所爱恋的，其中的不对劲不仅在于数量和血统规矩，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帕特在最后几个字下面画了线，然后便写下了她母亲的名字，也在下面画了线，并用一个心形圈起来，继续写道：“妇女们真的尝试过了，妈妈。她们当真试过了。凯特的母亲凯瑟琳·朱里，你记得她的，还有费尔里·杜波列斯（她去世了），以及娄恩、多薇·摩根和查理蒂·弗拉德。但当年她们谁也不会开车。你大概相信，她们内心深处是恨你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说不定没有一个人呢，因为她们请求男人们到女修道院去求助。我听说过她们所做的。多薇·摩根边哭边出去找人，挨家挨户地找：凯瑟琳的丈夫哈珀·朱里，查理蒂的丈夫爱斯·弗拉德，萨金特·波森（那个无知的黑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姓是皮尔森呢）。所有的借口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哪怕他们的妻子请求他们，他们也会找到借口，因为他们看不起你，妈妈，我知道。而且他们也鄙视爸爸娶了个没有姓的妻子，没有亲人的妻子，长着阳光般肤色的妻子，有损种族的妻子。两个接生婆都遇到了麻烦（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孩子的腿朝下呢），而她们只想在女修道院找到一个修女。费尔里小姐说，她们当中有个人曾经在医院工作过。凯瑟琳·朱里到索恩家去看迪克在不在。他不在家，倒是多薇在。是多薇去了西赖特家，又到了弗利特伍德家。去了步行可到的每一家。摩斯·杜波列斯住得很远。内森（他会跨上“硬货”，飞驰到耶稣那儿去求救的）也是。斯图亚特、普尔、桑兹和别的人家也是。最后他们得到了普立安牧师的同意。但在他把鞋带系好时，已经太迟了。费尔里小姐从你的床边跑到普立安家，隔着门大声叫嚷——她累得敲不动门，气得不想进屋——并且说：‘你可以把鞋再脱掉，牧师！还可以把你的布道袍备好，这样你就来得及赴葬礼了！’说罢她就从那儿走了。“爸爸回来前，大家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尸体能存放多久，而不管有没有父亲、有没有丈夫，你们俩都得下葬。但爸爸第二天回来了。来不及像样地守灵了。于是你就成了他的第一件工作，而且也是他做得很出色的工作。你很漂亮。臂弯里抱着婴儿。你准是挺为他骄傲的。“他没有埋怨别人，只是责怪自己，为的是出席殡葬学习毕业典礼一事。我们曾经争论过，他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些八层石头不愿意带个白人进镇子，也不肯开车出镇到一个白人家里求援；可以说，他们对你的白皮肤恨之入骨，想出了各种不能去的理由。爸爸说了很多，说不只是一个妇女死于生产。我说，谁呢？那位母亲不是一个人死的，还有一个婴儿：要是女孩，你们打算给她取名弗斯汀；要是男孩，就按爸爸大哥的名字叫理查德。婴儿也死了。那是个女孩，妈妈。弗斯汀。我的小妹妹。我们本该一起长大的。帕特丽莎和弗斯汀。也许肤色太浅了，但我们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了。我们会结伴。我没有姑姑或叔叔，记得吧，因为爸爸的兄弟姐妹全都死于他们所说的支原体肺炎，但实际上那应该是一九一九年的流行性感冒。所以，我嫁给比利·卡托，一方面因为他长得漂亮，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使我开心，还（主要地？）因为他有卡托家和布莱克霍斯家黑夜一般的皮肤，以及布莱克霍斯家笔直的头发。就像索恩和多薇的头发一样，还像伊斯特和斯考特的一样。可惜他死了，比利死了，我便带上我的浅肤色但不是白肤色的婴儿，搬回到你的漂亮小房子，房后就是殡仪馆和你的墓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教着孩子，他们跟别人一样，用爸爸的姓氏称呼我为贝斯特小姐，我叫帕特·卡托的短短日子就此结束了。”她的这些话早已写满了那页纸的背面，于是就换了张新纸，继续写下去：“我还可以告诉你，除去你和K.D.的母亲，住在鲁比的人都还健在。请注意我说的是住在鲁比的人。他们当真骄傲地相信他们有福气，这全是因为在一九五三年以后，人全都死在欧洲、朝鲜或镇子以外的什么地方。连斯维蒂的孩子们也都还活着，而上帝知道，他们本来没理由活下来的。嘿，这事虽然听起来荒唐，我却相信这种永生的要求是这个镇子与爸爸的殡葬生意格格不入之处。因为他只能干等着人在战场上阵亡，或者死在女修道院那边或在别处发生的事故中，除此之外，他的汽车只能用做急救车而不会充当灵柩车。（比利死的时候，除去‘影响’没什么可埋葬的，那还包括一枚金戒指，扭曲得无法伸进一根手指。）他们认为爸爸理应遭到非难，因为他率先破坏了血统规矩，而他们若是为了阻止爸爸成功就拒绝死亡，对此我也认为不是不可能。事实上，阵亡事件和发生在其他镇子的死亡事故（费尔里小姐死于回黑文的路上；爱斯·弗拉德死于丹比的医院，但葬在黑文）就是爸爸接下的所有的活，可远远不够。急救车的活儿也不多，所以我就努力工作，让他相信，镇上为我教书付的钱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他不必以他的股份向迪克的银行借款，也应该忘了加油站这一切。”帕特把两手叠在脑后，靠到椅子上，心里琢磨着，当更多的人像内森或娄恩一样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那时，她父亲的手艺会不会派上用场？或者，他们会不会做他们走出路易斯安那后在路上做的事？一倒下便就地埋了。也许他们是对的？死神是不是被拒于鲁比之外呢？帕特丽莎此时已经累了，想要睡觉，但她一时还不能不去想狄利亚的事。“从天上到这里，妈妈，有很长一段路呢。你和我，妈妈，身处那些瘦得皮包骨、皮肤黑得发蓝的人当中，无论他们还是他们的妻子都不看你长长的棕发，你有蜜色亮斑的眼睛。爸爸和你说过没有，不必担心你的头，那没问题？记得他们怎样需要你吧，利用你到商店去买日用品或是一听奶，而他们却挤在店外墙角处躲着？那是你的肤色唯一可以利用的长处。别的场合都只能惹麻烦。提醒他们黑文何以存在，一座新镇子何以建起来取代它。白人制定的‘一滴血法’（1910年被列入田纳西州法律，规定任何人身上只要流有一滴黑人血液即被视为黑人。），如果没人告诉你它的存在，你根本不知道如何遵循。我们开车穿过一座镇子或者有警车在附近时，爸爸就让我们从座位上下来，趴到车子的地板上，因为对一个陌生人讲你是有色人种是没用的，说你是他太太只能更倒霉。索恩或多薇也是新娘子的时候，跟你有过女人间的谈话吗？你觉得你又怀孕了，她们也怀孕了，你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手套。”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看得出来。”“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好主意，真的。”“就这会儿，我在生气。”“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注释[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3]芭芭拉·皮姆(Barbara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David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6]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7]出自《马太福音》13:12。[8]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9]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Forsyte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1873—1954）。[16]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世事变化再多，也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1][1]原文为法语。第二章比亚乔·布纳科齐这一天十分忙碌。虽然疲惫，但作为一个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上床之前还是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内容很简洁：“城邦[1]派了一个人去伊莫拉见公爵。”也许他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使节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公爵是切萨雷·博尔贾。对比亚乔来说，这一天不仅忙碌，而且漫长。因为他黎明时分就出了家门。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甥皮埃罗·贾科米尼，小伙子骑在一匹壮实的马驹上。马基雅维里已经答应带皮埃罗一道出使伊莫拉。今天是一五〇二年十月六日，凑巧刚好是皮埃罗十八岁生日。在这一天初次离家去闯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才，有着与年龄相比高高的身量和一副令人愉快的好脾气。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他一直由舅父负责教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书法漂亮，写文章也很得体，无论是用意大利文还是拉丁文。由于热烈仰慕古罗马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劝导，小伙子对于古罗马的历史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马基雅维里一直坚信，古往今来，人们丝毫没有改变，有着相同的喜恶。所以如果环境相同，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通过牢记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某种情况的，后世的人也许能更有效、更谨慎地行事。当前比亚乔在政府里面做事，在马基雅维里手下担任着一个普通的职务。比亚乔和他姐姐都希望，皮埃罗日后也能够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使。马基雅维里这次出使伊莫拉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皮埃罗学习一些人情世故。比亚乔也知道，小伙子也不可能有比马基雅维里更好的导师了。事情就这样在匆忙之间定下了，那刚好是马基雅维里被授予国书和通行证的前一天。马基雅维里为人友善，对朋友十分讲义气，所以当比亚乔请求他带皮埃罗一起随行时，马基雅维里一口答应了。但是小伙子的母亲，虽然明白机会难得，却有一些不放心。小伙子从未远离过她，现在就出去闯世界，也好像太年轻了一些。此外，他还是一个好孩子，她担心马基雅维里会把他带坏了。因为马基雅维里出了名地喜欢寻欢作乐和放荡不羁。这还不算，他还丝毫不以为羞，他还会将他与那些城里女人和路边旅店的女仆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地讲述出来，叙述之露骨会使任何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脸红。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十分风趣地叙述这一切，令人恼怒之余，又忍俊不禁。比亚乔于是开始劝他的姐姐。“亲爱的弗兰切斯卡，尼科洛现今已经结了婚，他会改变他那些放浪的习惯的。他的妻子玛丽埃塔是个好女人，她也爱他。你以为他会在外面花钱去搞一些在家里他不费一分钱就能到手的东西吗？”她反驳道，“一个像尼科洛那样喜欢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他就更加不会了。”比亚乔觉得她说得有些道理，但是他并不想认可这一点。他耸了耸肩膀。“皮埃罗已经十八岁了。如果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纯洁的话，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外甥，你还是个处男吗？”“是的。”皮埃罗答道，其神态是如此安详诚实，任何一个相信这个回答的人都应该受到原谅。“我对我的儿子是再了解不过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我不赞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亚乔说道，“你就该放心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对他事业会有帮助的人，孩子如果有头脑的话，他可以从尼科洛那里学习不少日后对他极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切斯卡不满地看了她兄弟一眼。“那个家伙让你鬼迷心窍了。他想怎么摆布你都行。但是他对你又如何呢？他利用你，嘲弄你。他凭什么在衙门里比你高一头？你难道就甘心做他的手下？”比亚乔与马基雅维里同龄，都是三十三岁。但是比亚乔娶了知名学者马希利奥·费奇诺的女儿，而马希利奥又受到了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的保护。在那个年代，靠真才实学能谋个一官半职，而有关系也行。比亚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有着一张圆脸，气色红润，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一副绝好的脾气。他诚实勤勉，有自知之明而无妒忌之心，对他所处的平凡职位颇为知足。他喜欢过好日子，有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对力所不及的东西不抱奢望，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快乐的人。虽然他不是绝顶聪明，但他也不笨。如果不是这样，马基雅维里也不会和他做伙伴。“尼科洛是当今执政团里最有头脑的人了。”比亚乔说道。“废话。”弗兰切斯卡反驳他道。（执政团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委员会，自从八年前驱逐美第奇以来，一直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他对于人和事的了解就是那些年龄长他一倍的人都望尘莫及。姐姐，请相信我，他前途远大，而且他也不会抛弃朋友。”“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一旦你对他而言没有用了，他会将你弃之如敝履。”比亚乔大笑起来。“姐姐，你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你的主意才对他这么刻薄？尽管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还是对男人挺有吸引力的。”“谅他也不敢对一个体面的女人耍坏心眼，我清楚他的德性。执政团不顾众人的愤慨，让坏女人在城里大摇大摆出风头，简直是丢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乐，能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你得记住，就算是讲下流故事，也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就凭这点你就相信他聪明盖世？”比亚乔又大笑。“不，当然不止这些。他出使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外交公函篇篇堪称范文，就是执政团中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弗兰切斯卡执拗地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皮埃罗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年轻人那样，一言不发。他对于舅父和母亲为他预先设定好的，在政府里面谋个职位的前景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出外旅行倒是挺对他的胃口。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舅父那些经历过世面而得来的智慧，终于战胜了母亲那些焦虑性的担忧。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比亚乔就来叫他。比亚乔步行，皮埃罗骑着他的马驹，走了一段不长的路，来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家门口。[1]指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三章马匹已经到了门口。一匹是为马基雅维里预备的，另外两匹是为随行的仆人准备的。皮埃罗把他的马驹交给其中一个仆人看管，跟着他的舅舅进了房子。马基雅维里正在等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简单地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现在让我们出发吧，”他说道。玛丽埃塔流泪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并无出众的姿色。不过马基雅维里娶她也不是为了她的姿色。他就在眼下这一年娶了她，是因为他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而且她来自一个出名的家庭，并且给他带来了一笔嫁妆，这笔嫁妆对于像马基雅维里这样地位和收入的人来说是相当不错了。“亲爱的，别难过，”他说道，“你知道我只会离开很短的时间。”“但是你不应该走，”她抽泣着，然后她转向比亚乔，“他不适合长途跋涉，他正病着呢。”“尼科洛，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比亚乔问道。“老毛病。肠胃有些不太正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把玛丽埃塔搂在怀里。“再见，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常给我写信。”“我一定经常写。”他微笑着说。当他微笑的时候他脸上常有的那种嘲讽的神情不见了，他的表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使你能明白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相当爱他。他吻了吻她，并拍了拍她的脸颊。“别发愁，亲爱的。比亚乔会照顾你的。”皮埃罗进了屋之后就只是在门边上站着。没有人注意到他。虽说他舅舅是马基雅维里最亲密的朋友，皮埃罗很少见到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也就只和他说过几句话而已。皮埃罗抓住机会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从此将成为他主人的人。马基雅维里中等个子，但是因为他很瘦，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他脑袋不大，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他黑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子长，嘴唇薄，当他紧闭着嘴不说话时，他的嘴就变成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一条线。他面色病黄，安静之时流露出警觉、机智、严厉和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与之耍花招的人。也许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皮埃罗不太自然的注视，他迅速地，带有疑问地看了皮埃罗一眼。“这就是皮埃罗？”他问比亚乔。“他母亲希望你能好好管教他，确保他不会惹是生非。”马基雅维里微微地笑了一下。“通过观察我的错误所带来的那些不幸的结果，他毫无疑问将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勤勉的劳动是一条康庄大道，通向现世的成功和天堂的幸福。”他们出发了。他们骑着马匹走过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到了城门口。当他们上了大路后，就让马匹小跑起来。他们的路还长，所以得让马儿省着点劲。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在前面并排着走，两个仆人在后面跟着。四个人都带了武器。尽管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处于和平的状态，但是乡村并不太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劫掠的士兵，而到了那个时候，旅行者所携带的通行证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马基雅维里没怎么开口说话。皮埃罗虽然不是天性害羞，还是有些害怕马基雅维里那张冷峻阴沉的面孔和紧锁着的双眉，心想还是等马基雅维里先开口为宜。那天上午，虽然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还算不差。皮埃罗兴致也很高昂。对皮埃罗来说，能踏上这样一段探险的旅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浑身www,色色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拉着S进了书房，两人想从网上查询一些有关穷奇的资料，我和林岳相视摇头，高中时期我俩就喜欢翻看《山海经》、《搜神记》之类的古书典籍，历史上有关穷奇的资料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此刻却也不必打击她俩的积极性。“老凡，你怎么看？”林岳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事态的严重使得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家伙也一反常态地认真了起来，“或者说你心里有了什么样的初步计划？”“现在还没个头绪，《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有提到过穷奇，而且特别注明了是动不得的家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使大脑充满氧气，“凶兽穷奇，其形异而不入五行，魔神附之，天地不灵。”“没有办法用五行克制它，那你有没有想过风、雷的办法？”林岳继续追问道，“上次你收伏五行特例的彭候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考虑过风雷并施的办法，但看来行不通。”我将身体埋进沙发，将视线模糊成一片，“照书稿的记载，若要对付恶类凶品的虚灵，可以采用和它五行相克的天罡印，并配合长风和落雷印。不过，一定要把风雷发挥到极致才有胜算。”“发挥到极致？怎么说？”林岳一付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要十二级的风？多少分贝的雷声？”“去你的！古代记载和你这个单位怎么换算啊？”这小子再严肃口气却是从来也改不掉，我不由得被他逗乐了，“‘风可破壁，雷若万钟’，按你的逻辑应该就是风速可以突破普通的墙壁，而雷声近似一万口巨钟的声响。”“嗯，有确实可靠的数据就行，只要书稿上记载的没错，咱们想办法达到这个条件不就是了？”林岳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眼中竟然炯炯放光起来。“有那么容易倒好了，就算我们能达到这两个条件也未必能取胜。穷奇的特性你忘记了？它不但是恶类凶品，也属于神，天罡七印能对付所有虚灵，但对于神品是无效的！”我有些受不了他的理论了，对付穷奇怎么能一厢情愿，“更何况，少昊氏对伏羲太昊的八卦五行理论相当精通，所以才被称为少昊。”“呃～～”林岳一时语塞，想不出任何语言来驳斥这条苛刻的原则。两人又沉静了起来，客厅的挂钟嘀嗒地走动着，时间已是深夜了。林岳禁不住打起了呵气，在他的传染下我也感到一阵疲倦袭来。紧张的确容易使人疲劳，再加上连日来的奔波和频繁的思考，身体多少有些难以负荷。“我们有发现了！”S拉着晖儿从书房出来，一脸兴奋地扬着手中的白纸。“这些资料可能帮你分析出穷奇的弱点。”晖儿靠着我坐下，S则递过来一叠资料。“少昊氏解密？”这些是史学资料，记载的都是有关少昊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其中对少昊氏的那个不孝子也有着很大篇幅的讲解。“我们发现少昊氏是轩辕黄帝的一脉传人，也是太古五帝中的第一位。”晖儿说道，“在舜帝时代，少昊氏被驱逐到了当时的西部地区，那个不才子穷奇则被舜帝用铜锥钉死在土穴里。”“还有种说法，穷奇是共工死后的怨气所化，你们有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看完资料我询问道，“共工是古代的水神，而穷奇也被描写为北方天神。如果说穷奇被钉死在土穴中，那舜帝一定是用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才击杀了穷奇。”“《史记》中有记载‘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S走进书房，不一会拿出一张纸念道，“刚才觉得不是太有用就没有打印出来。”“五行原理中，土克水，用土穴抑制住水，使其不能动摇滋生。金生水，铜锥是尖锐集中之物，将金生水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爆发，那么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膨胀的力量而自爆。”我近于自语地分析道，“‘相克而锢，相生而亡。’，舜帝对五行与反五行方法的运用不得不让人佩服。看来穷奇和共工确实有关联，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把金属锥看作是注射器，将水快速注射到穷奇体内引发自爆。”林岳在一旁插嘴道，“那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舜帝，用金属器物集中一点攻击穷奇的重要部位？”“这样虽然说进了一步，但是对于穷奇的神品部分五行方法还是无效的。”我的脑中开始不断地循环起各种排列组合，“如果采用各种方法来逐一破解，那排列组合要平衡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晖儿起身沏了四杯浓茶，深夜疲倦的时刻这正是大家所需的良品，望着晖儿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一个提示：“晖儿，我把穷奇的弱点排列出来，再排列出相应的克制方法，你是否可以用程序组合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嗯，可以，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语句，而且也有现成的数据模型，我这就去修改一下。”我常常会自喜有晖儿这样的贤妻在身边，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我在纸上排列着各种方法和描述，林岳和S则负责仔细地对照资料数据，很快便将所需的输入的方案整理得差不多了。可就在整理舜帝击杀穷奇的这段时，一个熟悉的感觉在我脑中晃动了一下——铜锥！在青铜器具出现之前，五帝时期的铜制器具材料采用的都是黄铜，梦中那青年人手中所拿的不正是一根硕长的黄铜锥吗？！莫非是……“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那日的歌声恍惚间在耳畔再度响起。取过一张纸，将两句歌词一上一下地写了下来，看着句子首尾两字的组合，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少昊之子”！林岳和S奇怪地望着纸上的词句，很快便也发现了四字的组合，两人惊讶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发问。“程序改好了……”晖儿走出书房，见到我们三人那奇怪的表情不由愣了一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沉声间我将当日梦境中的经过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可以肯定，那天在梦境中的青年人便是“少昊不才子”——穷奇。“他怎么会找上你呢？而且照说他应该会对付你才是啊。”S疑惑道。“那家伙的原则是亲小人，食君子，老凡一句‘不耻做小人，不屑做君子’正好处在他的原则之外。”林岳摇头感叹道，“天意啊，要是承认自己是君子那就完蛋咯。”“亦凡，你所见到的是穷奇的人形，与之前描述的不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有着神、兽、人的三种形态呢？”晖儿恍然地说道，“如果有办法让它保持除了神形态以外的两种形态，是不是就可以对付它了？”“嗯，我也在思考这个可能，书稿中的那句‘其形异而不入五行’之前总是觉得理解不过来，现在想来古代典籍上描述之所以对它有着不同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确存在三个形态。”我思量着其中的玄妙慢声道，“神便是共工的形态，五行道法对它无效；兽便是它的怪兽形态，综合了五行属性，那个布阵的前辈一定是在它兽形的时候用天罡七印阵加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才将它困住的。”“老凡，如果说你是在梦中见到穷奇的人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的人形是魂魄之类的东西？”林岳推断道。“除了极其有限的几种虚灵之外，一般的兽形虚灵是无法直接与人类大脑进行意识沟通的。”我和林岳有着相同的感觉，“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它的人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鬼魂，按书稿上说是精魄。”意外的收获令原本复杂险峻的局面明朗了很多，我重新罗列了穷奇的强弱势和相对应的克制方法后，大家一起走进了书房，晖儿将所有的项目编号排列，一一输入了制做好的程序中。随着硬盘的一阵微响，程序开始了运算，只半支烟的功夫，便提示已算出结果。当所有人期待地望着弹出的处理窗口是，显示在屏幕上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无可用组合？！怎么会？”晖儿不禁讶异，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操作着，满屏的程序语言令人目不暇接。“老凡，你给的方法和条件有没有缺少什么？”林岳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照你刚才的分析，应该有点办法的吧？”“稍等一下，程序的条件判定输出上有些问题，我改一下看看。”晖儿将话语拦在了我的前面，没多久程序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算。终于排列出了一个可行的组合，但面前的这个组合似乎难度系数更高了。“按这样来看的话，灭掉人形，引出兽形，避开神形，用金属物结合风雷法灭除穷奇。”林岳一阵咂舌，“这下可真的要劳师动众咯，关键是时间需要多少，而我们又有多少时间？”“三形中必须避神形，灭人形，引兽形……金属物……风雷法……”这些关键字渐渐地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方案雏形，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刚才突然的提示和资料诱发了大脑中深层的某些东西，“我应该能找出解决的方案了，但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晖儿望了望我，起身端来浓茶放在电脑前，向林岳和S做了个手势，三人走出书房，留下了静心思考的我。从记载上来看，神形的穷奇几乎很少出现，按传说中穷奇是共工怨气所化的说法推断，出现神形的可能只有一个，它遇到了自己的死敌颛顼或与之相关的事情。目前来看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颛顼在现代几乎已被遗忘了，虽然他和少昊氏同为轩辕黄帝一脉，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早已把这个老祖宗丢在了九霄云外了。对付兽形穷奇，金属器物可以用我驭金的能力铸造成形，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是风雷法的加强，林岳先前的单位换算法未必不可行，如果取样钟声和风速，并进行测试换算，用计算机程序却也可以推算出所需要的条件，倘若实在不行，人力物力上也可找罗志云去打个商量。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灭除人形的穷奇，布下那五个天罡七印阵的前辈已经指点了我们，阵法所在的位置正是穷奇兽形本体的五个弱点。虽然阵法在机缘巧合之下相继被破除，但长期的困踬必定使得穷奇元气大伤，要恢复却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如果推断没错，作为精魄的人形穷奇应该就在城市南面的某个地方，也就是穷奇兽形本体的头部位置，但又该如何它并将它毁灭呢……十七、精魂“遁神聚魂”脑中忽地浮现书稿中的一个格局，这原本是指一种极易招惹所在位置虚灵的格局。人们平日所说“闹鬼”“灵异”相关的建筑或地点，大都是因为符合了这个风水局而导致的。如果在晖儿公司内部布下一个小型的遁神聚魂局，那就等于是排了一个招魂阵！欣喜间一跃而起，正想出去宣布计划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大响，惊得我心神一乱。走进客厅一看，原来是林岳想打开身后的窗户透下气，因偷懒不想走动，便跪在沙发上去移动窗子，结果失去重心连人带沙发翻倒在地。这小子总那么大大咧咧的，苦笑间窗外的夜风拂面而来，一阵凉意令我浑身不由一颤，加上刚才被声响惊吓，神志竟有些恍惚了起来。对啊！我突然惊醒，是这样！原来应该是这样！“风可破壁，雷若万钟，雷动其魂，风散其魄。”风雷并用而驱散恶类虚灵的真谛原来在于此，用巨雷将虚灵精魄震慑，配合疾风毁灭处于半游离状态的精魄，使之无法聚合，而失去精魄的虚灵便只是一个无用的躯壳，只需根据其五行特性用相对应的方法灭除即可。如此这般，那么剿灭人形穷奇的方法就跃然纸上了。S正打趣着自地上狼狈爬起的林岳，而晖儿则探视着有否惊扰邻居，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们，详尽地将整理好的想法陈述了一遍。“风雷并用的方法刚才不是被你否定了吗？”林岳一脸的不解，“没有办法界定量值的话，就无从下手，更别说辅助的办法了。”“呵呵，这个就又要麻烦我聪慧能干的老婆大人咯。”难题突解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我向晖儿眨了眨眼打趣地说道。“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可不会那些风雷法啊。”晖儿脸颊上略略有些绯红，似乎是受了我言语和表情的影响。“假设我们得到了一口巨钟在敲响时的分贝值，并由此推算出其一万倍的数值，把这个数值保留。”我放慢速度一字一顿地说道，“将已知电压电流的阴极和阳极触碰，测得电流所产生的爆响分贝值。根据先前存下的数据，是否可以推算需要多大的电流电压才能产生这个分贝的巨响呢？”“嗯，可以通过预设的运算模型来计算，你的意思是……”晖儿的问句被打断了，我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听我说完。“已知砖墙的厚度和砖体可承受的最大压力值，以现有大气压强值为标准。”我继续说道，“在指定受力面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算出气压摧毁砖墙所需的空气体积？”“可以，不过一定要精确计算承受压力部分的临界值。”晖儿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老凡，你悟出风雷破穷奇的方法了！”林岳大笑着在我身上擂了一拳。“你小子，下手轻点，很痛啊！”我笑着回敬了他一下，转头向S说道，“建筑材料的强度和材质你最权威，取样测试的事情就要麻烦你多辛苦一下了。”“哈哈，没问题，这下终于找到办法了。”S说着揉了揉肚子，苦着脸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温饱问题啊？肚子开始提抗议了～～”“我去给你们煮点宵夜。”晖儿笑着走向厨房，客厅里顿时洋溢着一片轻松的气氛。……城西，重工业区，不久前发生的山体塌陷滑坡事件使这里一时人迹罕至，原本冶金仓库里的库存早已在机械和人力的协作下大批挪走了。此刻，却有两个人影隐蔽地在冶金仓库所在的山坡上来回晃动着，最后没入了满山的树林中。那人影便是我和林岳，在经过一番的商议布置后，一切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地进行着，城西位置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自风水格局纵观来看，穷奇的致命弱点就是在城西的金位，这里不但富含着大量的金属矿藏，而且也是穷奇躯体的前胸部位。遵循舜帝当年灭除穷奇的做法，测算出冶金仓库天罡阵法的具体方位，我和林岳在山坡上探查了许久，终于确定了阵法的中心位置，这也是灭除兽形穷奇的突破点。“老凡，你说过，舜帝灭除穷奇是将它困在土穴之中，再用铜锥击毙的。”林岳斜靠在身旁的树干上问道，“在这个突破点上打入金属锥装物只是满足了其中的一个条件，那土穴的条件如何满足呢？”“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其实之前布阵的前辈已经揭示了答案。”我在阵法中心位置上来回踱着步，估算着大致的数据，“我们市属于冲积陆地，地下大多是沉积的泥沙，经过长期的陆地变化，再加上后来人类的建筑和整治，城市的地形渐渐变作了中心低洼而四周扬起。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土穴’，这也正是那位前辈此设下如此庞大阵局的原因。”“原来如此，估计这穷奇也是那位前辈故意给引到这里来的。”林岳点头道。笑着默许地点了点头，我示意林岳暂时不要说话。站定在中心位置上，全部意识顿时集中，脚下微微有些震动，大脑中清晰的显示出一个画面：地下深处那渐渐形成的巨大金属锥体在不断地拉伸，慢慢地延展向城市的中心，这便是为击杀兽形穷奇所准备的武器。当年舜帝杀死的是普通兽形的穷奇，但根据格局的判定来看，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则是巨型化的兽形穷奇。换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便是建造在这只巨大的穷奇身上。大量集中地运用驭金能力使得我很快便产生了疲惫脱力的状态，在聚合了一段锥体后，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林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倒了一杯盖水给我，入口苦涩味辛的感觉令我精神为之一振，身体的疲劳似乎缓解了许多。“嘿嘿，这老参精华的效果如何？”林岳得意道，“这可是我家乡带来上品，就那么点根根须须的都能让你龙精虎猛。”“谢了，感觉的确不错，有你这个医生在还真是方便。”我向他谢道。稍事休息，身体和精神恢复如初，在参汁的帮助下竟似比之前的状态还要良好。集中意念间，剩下的锥体部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许多完成。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锥体上印出了弱水和锐金两组印阵，我们在此的任务便告一段落了。……“丁巳，癸未，丁未……”车子在路上飞驰，S在车后座拿着一本《周易解析》兀自喃喃着。“喂～～喂～～”林岳转头冲S招呼着，后者则满脸茫然地抬起头，似乎还未脱离出书本的内容，“你在那里嘀咕啥呢？”“看八字的阴阳呢，有点不明白其中的含义。”S的语气有些呆呆的，看来她的大脑此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大兵站在山里呆呆地出神。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赤裸裸的争名夺利。他有什么好说的，哪怕他叫韩世忠，也无济于事。每一个白手起家的大人物，在刚起步时都有一本辛酸的血泪史。在这时，岳飞得去种田当保安，韩世忠被白白抢走了功劳。从这一刻起，他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太丑恶了，太卑鄙了！但可贵的是，韩世忠却没被现实击倒。他只是长了心眼，以后小心些，并没有随波逐流，变得跟这个世道一样的厚黑无耻。方腊起义失败了，他被押到开封砍头。关于这次起义，还有两点要说的。第一，一直存在一种论调，说方腊的起义是自私的，为了他个人的名利而已，并不是什么受苦受难没法活才反抗。理由是他家里有漆园，远没到吃穿无着被迫选择的程度。我想这实在是无稽之谈，谁规定的只有最低层、最受压迫的人才能代表正义？活见鬼！第二，宋史里说到方腊起义，最后一句是：“方腊作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中逃出，裸体吊死在树林里，百余里之内相望不绝。”太邪恶了，太卑劣了，太恶心了。注意，我说的不是方腊。方腊起义的确杀了很多人，这一点相信让方腊自己说，他也不会否认。但是关于妇女的事，就太无耻了一些。第一，他到底抢了多少女人，吊死之后能变成绵延一百多里，也就是五十多公里，多长的风景线？他就算把那六州五十二县的女人都抢光了带回来，能达到这个数字不？第二，那是一百多里长啊，相信那些受苦受难的妇女们是真的逃出来了。请问，受罪的时候不死，逃出来了反而上吊，这是啥心理呢？并且，最远的都逃出去一百多里路了，才想到死，她不会是恐龙吧，反射神经超长，一个念头星期一产生，到周末了才下达到肢体上！一百多里路，要走多少天才能走完？一百多里路……青溪县到底多大，青溪县的山到底多大？第十六章燕云梦魇童贯很荣耀地回到开封城，他想歇两天了，可是他突然发现，一个更大的战场等着他。在这个战场上，危险真正笼罩了他，就算再多一百万的军队，也没法替他挡灾。皇帝和首相一起恶搞他。仗打赢了，方腊就在开封城里被砍头，这让赵佶很舒爽，嗯，反抗我的都去死！可是生活呢，他的日子里不能少了奇异的石头、艳丽的花朵，它们必须每天换着花样地出现，不然他会无聊寂寞。这个想法和王黼不谋而合，王黼是花石纲的总纲头，花石纲是他比皇帝还要优越的生活的来源保证，他比谁都盼着让花石纲立即恢复。可是，童贯反对。说来童贯也算是六贼中的一个异类。他和所有的权二代、富二代都不一样，也和蔡京不一样。蔡京是看破世事惊破胆，宁愿毁却百年身。他从最厚黑的政治旋涡里爬出来，为了生存改了初衷，变成了一个宁负天下人、不负好前程的坏人。他的本质是胆小鬼，他怕凄凉落魄的日子。所以，他成功之后，总是缩在富贵的天地里，绝不再去见人间的疾苦。童贯不行，他要带兵，要去打仗，他的生命里无时无刻不出现着尸横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状，人间的地狱他见得太多了。他终究不是杀人魔王，没法做到毫不动心。比如这时，他长叹了一声，说：“东南人家的饭锅还没支稳，就又想干这种事了？”说这话时，他很是失望，赵佶和王黼更是难堪，他们都是聪明人，非常清楚童贯这是在骂他们——浅薄的小儿，伤疤才好就忘了疼，还搞花石纲，不怕再次激起江南起义吗？面对难堪，赵佶忍了，童贯劳苦功高，刚刚立了大功，不能驳他面子。但是王黼怒了，老东西，你晕头了吧，俺们是坏人耶，你见过坏人堆里也尊师重道吗？搞他，趁这机会踢开这块绊脚石，越过宋朝恶人榜的前两名。王黼拿了一张纸去见赵佶，上面写着童贯在江南发布的那道诏书。罪己诏，他相信只要赵佶看了这个，自己的目的就会达到。果然，赵佶大怒，既羞又愧更怒，他没忘记当初给童贯的承诺，童贯可以在江南以他的名义发布圣旨，可也不是让你发罪己诏。赵佶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是觉得自己美好到需要天地间最美最奇异的石竹花木来掩映的人，怎么能容忍自己犯了错，还向人认错呢？童贯的形象轰然坍塌，就算再有能力，再忠心也没用了，他让赵佶没法面对，只要见面就会觉得羞辱，这还怎么过日子？王黼满意了，他又成功地拆了一个人，搞倒童贯，他的势力会升得更高，甚至会渗透进军队里，成为集政、军于一体的大佬，这是蔡京都没法比的。可是没等他来得及得意，立即就浑身冷汗。童贯反击了，武装太监不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而且迅速做出了反应。具体的招数史书里没有记载，结果是王黼大惊失色，立即投降。投降？罪己诏的事怎么办，影响怎么消除，皇帝的印象怎么抹去？总得有个说法吧。童贯一概不管，谁挖的坑谁去填，王黼小儿，你去想办法。王黼欲哭无泪，这活儿的难度太高了，谁有记忆清除器借用一下，不然只要皇上记得罪己诏，这事儿总有再翻出来的一天。想来想去，王黼想到了一个利己利童贯也利赵佶的好办法。他先去见赵佶，这样说：“陛下，南方平定了，经济复苏了，花石纲恢复了，辽国快灭亡了，您还要燕云十六州吗？如果想，那么得尽快，别被女真人都抢光了。”赵佶既喜又急，“朕要，一定要燕云十六州。”“好，那么童太尉……”“让他出征。”赵佶搞定了。王黼再去见童贯，“太尉，您英明神武，天下无敌，眼前大好机会，您定下的联金灭辽的计划可以实施了，我作为帝国首相全力支持您！”童贯惊喜，“真的？”“当然，在我的建议下，皇帝已经同意了，由您率军出征。”“好！”童贯满意。王黼也满意，联金灭辽，这事办成了，普天同庆，谁也不会再记着罪己诏这块小阴影；要是办砸了，天塌地陷，更大的麻烦面前没人理会小错处。趁童贯高兴，他又加了一句，“太尉，自古打仗费钱粮，为了支持您顺利北伐，我决定亲自接手财政，希望您能同意。”童贯同意。之后，王黼把枢密院踢到一边，在三省设立经抚房，专门为北伐筹款，命令每一个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缴免夫钱，这一项他刮到六百二十万贯。想了想，他觉得意犹未尽，北伐的时候是要过黄河的，那么顺便把黄河也修一下吧。修黄河利在全国，像淮、浙、江、湖、岭、蜀等地的，和黄河不贴边的男丁们也有责任，太远出不着力是吧，那么出钱。每人至少二十贯，这样他又刮到了一千七百多万贯。综上所述，堪称一份罪己诏引发的血案，联金灭辽达到了王黼、童贯、赵佶共同受益的目的。事实上，宋朝也必须得出兵了，计算时间，这时距离上次金国使者离开开封城已经过去了近十个月，战场瞬息万变，辽、金之间的局势早就天翻地覆了。事情从耶律延禧说起。这位仁兄的心态非常好，上京都危在旦夕，他反而很悠闲。他公开对外界宣称，“我和宋朝是兄弟，和西夏是舅甥，就算辽国丢了，到哪里也还是一世富贵。”说完就干，他把大批的金银珠宝打了包，绑在了两千多匹马上，随时准备跑路。这是一个多么天才的皇帝啊，他想用这种方法显示自己很有底气吗？比他更天才的是他的大臣萧奉先。萧大臣再接再厉，在助金灭辽的工作上做出了决定性的壮举。他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把辽国的军政体系彻底搞垮。耶律延禧有六个儿子，分别是晋王耶律敖鲁斡、梁王耶律雅里、燕王耶律挞鲁、赵王耶律习泥烈、秦王耶律定、许王耶律宁。最杰出的是晋王耶律敖鲁斡。主要的妃子有两个，文妃、元妃。文妃生晋王耶律敖鲁斡，元妃生秦王耶律定。这位元妃还是萧奉先的妹妹。萧奉先在国家都将要保不住的情况下，突然间心血来潮决定搞一次宫廷政变，把外甥推上皇帝的宝座。那么晋王一系就必须去死。达到这个目的，政变的范围就太大了。除去晋王本身的实力外，光是他妈妈文妃的势力就超强。文妃有一姐一妹，姐姐的丈夫是宗室人员耶律挞葛里，妹妹的丈夫叫耶律余覩，是辽国当时数一数二的将军，当时正率军在前线和金国人交战。由此可见，晋王体系是多么完整，由内而外，从政到军，全套的家伙都齐全。相应地说，如果真的摧毁了这一切，辽国的军政实力立即降档。当此国难之时，这么搞纯粹是自杀行为。可萧奉先不管，他的眼里只有自己家里这一小撮人的幸福。为了小家毁大家，这是宋、辽两国的败类们共同的想法。萧奉先一个人干了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等所有人的活，他的业务水平之高，实在是那个时代里最炫目的存在。机会来了。某一天，文妃的姐姐亲情发作，不可遏制。她先是进宫看望了二妹、外甥，之后又想起了三妹，真是好久不见了啊，无论如何要见到。她带着自己的丈夫去前线，她的三妹、三妹夫都在军队里。这样一幕感人的亲情戏落在全辽国人的眼里，都感叹真是大姐比母，爱得深沉啊。落在了萧奉先的眼里，瞬间就变味了。他去向耶律延禧告发，说晋王系发动了政变，文妃的姐姐先去皇宫联络了文妃、晋王，现在去前线联络耶律余覩，只要军权到手，您只好去做太上皇。耶律延禧立即怒了，他不由分说杀了文妃、文妃大姐、姐夫，只留了晋王一条命，并派人去前线召回耶律余覩……耶律余覩蒙了，他招谁惹谁了，正给国家卖命呢，突然间国家要他的命，这都是为什么？当他清醒过来之后，留下的路只剩下了两条：等死，或跑路。跑到哪儿去？身负如此冤屈，还要躲藏一世吗？耶律余覩一怒之下决定投降金国，借金兵的力量来复仇。就这样，完颜阿骨打凭空捡到了宝贝。清朝是倾全国之力，打赢松山之战后才抓到的洪承畴，从此得到了明朝的活地图，进关后无往不胜。而金国人是毫不费力，由萧奉先倒贴一样地捡到了耶律余覩。耶律余覩满腔怨毒，积极工作，上岗没几天就拿下了辽上京，接着在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正月里攻破辽中京，速度之快，让完颜阿骨打都不敢置信。原来朕最好的将军居然是辽国人。耶律延禧慌了，辽中京刚被威胁时，他就彻底南逃，逃到了燕云十六州。接到辽中京陷落的消息之后，没等金军杀过来，他立即起身奔向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他觉得那儿是块野地，是他平时打猎的地方，一来熟，二来远，金国人应该不会再追了。他低估了耶律余覩的愤怒，耶律余覩脚前脚后就追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超猛的金将完颜娄室。完颜娄室的地位相当于辽国的耶律休哥，起兵以来号称“常胜”，是金国的军中之胆。他只是缺了一份完颜阿骨打直系亲属的血脉，不然粘罕、兀术之流都只是他的小跟班。如此杀星莅临，换谁都会想着怎样逃跑吧。萧奉先不，他的大脑结构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居然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解决办法。下面是他和耶律延禧的对话。萧奉先：“陛下，追兵又近了。”耶律延禧：“……※#！§÷＄难道我不知道？！”萧奉先：“您知道耶律余覩为什么穷追不舍吗？”耶律延禧：“……※#！§‰※这个不知道。”萧奉先：“这是因为我们中间还有晋王，他是耶律余覩内侄，耶律余覩叛乱之心不死，他是想夺回晋王，另立辽帝，只有这样他才会罢兵。”耶律延禧呆滞。萧奉先：“同理，只有杀了晋王，断了耶律余覩的希望，他才会罢兵！”耶律延禧暴怒，“真的这样吗？全天下人都知道，朕为了辽国什么都可以舍弃。为了救国，为了救民……杀晋王！”晋王就这样死了。以上，就是辽史里赫赫有名的“为国杀子”事件。这件事从构思到发展到结局，无一不是辽国灭亡的浓缩版，耶律延禧和萧奉先紧密配合，真正做到了只要你敢挖坑我就敢跳，只要你敢跳，我就敢再挖坑的良性循环。晋王死了，萧奉先的外甥秦王耶律能终于爬上了辽国皇储的第一顺位，可这有什么用呢，悲愤的耶律余覩有了更大的动力，他无视鸳鸯泊的复杂地形，率军杀了过来，发誓要为两位大姨子、一位连襟、一位外甥报仇。好玩的是，直到这时，耶律延禧仍然没回过味来，他带着萧奉先、耶律能、两千多匹骏马驮着的金银珠宝继续跑路，下一站是辽西京（今山西大同）。他跑，耶律余覩继续追，只要他追，耶律延禧就继续跑。这是上演了无数次的主旋律了，金国人简直是追着耶律延禧跑，跑过哪儿，哪片疆土就到手。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荒诞、愉快的。辽西京也不是终点站，耶律延禧跑到这儿仍然不放心，他想了想，又一次离开城市跑进了森林，这次够狠，选的地点是夹山（今内蒙古武川西南）。这是一片真正的原始森林了，以女真人的原始程度也不敢孤军深入。追击终于告一段落。这时，辽国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只剩下了南京析津府，也就是燕云十六州里的幽州，现在的北京城。在这里辽国有一部分军队，一整套政府领导班子，外加一个王子。该王子是燕王耶律淳，一个非常不得耶律延禧欢心的苦命孩子。在全民族都遭殃的情况下，他被爸爸抛弃了，扔在金国和宋朝的夹缝里，在理论上注定了必死无疑的命运。但就是这个孩子，给辽国留下了仅存的一点点尊严。在公元1122年前后，他的军队不多，只有六七万人。有两个宰相，都是汉人，分别是张琳、李处温。有一位妻子，封号是萧德妃。此外还有一个官场的新人，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合法的皇帝逃进原始森林之后，辽国最富庶最文明的燕云十六州没有想着向敌人投降，而是积极地抵抗。耶律淳被推举为新皇帝，他的就任很仓促，甚至不合法，他的任期也很短，前后不超过三个月，但他在历史里留下非常牛的印迹。为了纪念他，历史把他治理下的燕云十六州称为“北辽”。北辽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女真人，而是世代友好的兄弟之邦宋朝。他就任的时候，正是宋朝扑灭方腊起义，童贯腾出手来准备北上的时段。刚刚好，这两个人碰在了一起。在宋朝一方，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情况好得出乎意料，连之前的失误都能补回来。之前渡海结盟时，赵佶摆了大乌龙，把燕云十六州的地理区域都搞错了，导致金国人只答应了一小半的土地转让。现在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一路狂跑，把金军的主力都引到了蒙古草原的深处，现在燕云十六州附近除了辽军的残余兵力外，几乎是一片真空。只要出兵快，打得狠，管他什么金国不金国，趁机抢到手，以前谈的合同就是一张废纸！宋军带着这种欲望出征，为了必胜，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一说十万）出开封，这里面的成员有西北军、禁军，等到了东北方边界之后，还有原来驻守的边防军，这样最起码可以达到二十万以上的军力。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足以压倒燕云战区的辽军。何况这时辽国人魂不附体，早就被吓垮了。更何况燕云地区主要是汉人，自古以来汉人的向心力都是超强的，他们会主动帮助宋军收复故土。战前分析到这步，赵佶也来了兴致。他从每天忙碌到没有一分钟俗人事务的生活里抽出了几分钟，给童贯批了一个条子，给这次军事行动定性。——童爱卿，我有三点要求：第一，最好的结局是号召汉人恢复故土，我们自动得到燕云全境；第二，让辽国人保持自治也可以，但耶律淳必须纳款称藩，成为宋朝的属臣；第三，实在不行，你可以提军巡边，在边境上等待时机。所谓的时机，说的是等金军主力从草原深处杀回来，那时南北夹击，燕云必破。但是宋朝想得到好处就比较难了，毕竟是火中取栗。于是，童贯很纠结。局势要求速战速决，赵佶却提出了三点要求，每一点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仔细想一下都会变成温吞水。试想，第一，号召汉人。汉人是可以号召的，看赵光义当年远征燕云时，汉人真的举城归降。但那是有几十万强大军力做保证才行，而且年深日久了，一百六十多年以后怎样，是可以预料的吗？第二，让耶律淳纳款称藩。好主意！但这是政治协商好吧，一旦公文往来讨价还价，好几百公里的距离来回折腾，要搞到何年何月？只要搞到两个月以上，金军立即到位。那时啥都晚了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

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www,色色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