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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喝错春药让我高潮

                      来源:欧美性猛交XXXX免费看 发布时间:2023-12-13 1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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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喝错春药让我高潮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页。在这段时间里,范文程常说:“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7页。范文程此时专注于在扬州重建宋代著名哲学家范仲淹的祠堂。他称范仲淹为自己的祖先。姚文田编:《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6页。?凯斯勒:《康熙》,第123页。?谈迁:《北游录》,第349页。?同上书,第355页;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1页。?在明朝,百官从长安门到正午门都必须步行,年老体弱者则可乘轿。到清初,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可骑马入紫禁城,至景运门下马步行。昭梿:《啸亭续录》第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55页。?1644年,六部侍郎中满洲7人,汉军旗人9人,蒙古1人,汉官1人,出身不明者4人。两个职位空缺。所有这些人中有11个是从沈阳迁来的。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2页。?1644年后,多尔衮在京城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启视员。他们主要是满人。1649年这一系统扩展到各行省。多尔衮还派遣称作启心郎的满洲官员到各巡抚和总督衙门,他们有权将满文密奏直呈摄政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不能随意接近汉人,所以启视员和启心郎的调查活动是受到牵制的。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87页;《清初中国的腐败》,第5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8、899页。谭泰在多尔衮的亲信中居于首位,1652年4月顺治皇帝指出这群亲信是: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和冷僧机。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8—11页。?1598年,一个名叫索尔果的苏完部酋长率所部500户归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著名的费英东(1564—1620)。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杰出的将领,1618年他指挥攻打抚顺;跟从努尔哈赤夺金台石,破叶赫部。他的儿子图赖(1600—1646)从军多尔衮,战败李自成,后在南方多铎和博洛部下任职,以功超授三等公。但他死后,被指责密谋支持豪格,于1648年被追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7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刚林还任明天启朝实录总裁。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大顺军士卒破坏了大量明朝中央政府的档案,洗劫了诸王侯的藏书楼。据钱谦益说,尽管各大学士官衙及皇帝御书文件幸免于难,但内阁藏书全部被毁了。明朝实录中崇祯一朝事迹无可考求,1624年及1627年6月条亦缺。满清入京后,调吏员书手100人,分类整理幸免于难的文书档案。1651年3月26日,刚林力主下诏京师及行省诸官,寻访各朝实录、邸报。他还下令搜集野史。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斯特鲁弗:《康熙年间许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2—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多尔衮一次甚至谨慎地问过冯铨:“亦忆旧主否?”冯铨颇为老练地答道:如果多尔衮还记得崇祯皇帝的话,那么作为崇祯的一个旧臣也会想起他来的。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这些简要记载见于《多尔衮摄政日记》。此书收录了多尔衮与他的大学士们廷议的记录,起于1645年6月22日,迄于同年8月29日,极有史料价值。在廷议中,多尔衮总是先让大学士们向他大声朗读官员的奏文,接着询问详情,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话是以白话形式记录的,间注有文言的赞论。对话的内容从建造宫殿所用横梁的尺寸和费用,到明朝皇帝的婚姻习俗,无所不包。这份廷议记录在宣统时被发现,后由故宫博物院刊行。?《多尔衮摄政日记》,第4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同上。?黄毓琪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他于1648年5月18日在江苏通州一座寺院里被捕。在被捕时,发现他带有总督官印。钱谦益当时已致仕,有人认为他认识黄毓琪,一定是这次阴谋的同党。如前所述,钱谦益暗中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包括瞿式耜有接触。彭国栋:《清史文献志》,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0—105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9页;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页。?大约162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的时候,钱谦益正在北京。他是第一个研究唐朝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102页。钱谦益的文化成就也证明他与清廷的合作是有道理的。钱谦益认为文化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异族统治下是能够繁荣的,他甚至常常暗示异族入主之时,就是表达汉文化传统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在这些王朝统治下,政治相当松弛,“法网宽弛,人们不必身役为官”,因而,比如在元朝,我们可以发现有众多的诗社,而文化受到促进并发展了。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0页。?例如,顾炎武拒不与钱谦益有任何交往,从不与他交换名帖。当顾炎武因旧仆陆恩告发而入狱时,他的好友归庄去向钱谦益求情,而顾炎武并不知道此事。归庄请钱谦益开恩,告诉说顾炎武要来拜访他,认他为师。有鉴于此,钱谦益答应为顾炎武说情。在钱谦益插手之后,顾炎武被释放出狱了,但他立即在大街上写了一张揭帖,公然署名声明:“我不是钱谦益的门生。”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50页。当时,有人说钱谦益热衷于功名,颇多欲求,朝三暮四,没有原则。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1页。?钱谦益直到死时,才重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些许敬意。例如,1664年,黄宗羲及其兄弟黄宗炎前往钱谦益家。实际上,黄宗羲是前去料理他的丧事的。汤姆·费希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8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2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2—6页。?同上书,第7—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9页。?多尔衮的头衔是在1648年12月21日皇帝在天坛和社稷坛行冬至仪式的时候改动的。当时据宣布,多尔衮以及几位先祖将得到晋升。多尔衮这次晋级的表面理由如三天后所宣布的,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实际上,多尔衮做此变动是因为他想把自己与顺治皇帝真正的叔父区别开来,想更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高于其他像济尔哈朗那样的亲王。满文中Haniamawang(汗,伊,阿玛,昂)意为“汗(君)的父王”。在原始满文书籍中,Oiama(斡伊,阿玛)则为尊称。例如,当努尔哈赤与布占泰相遇时互称对方为“ama”(即汉文“父”)。郑天挺:《探微集》,第113—11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1页。?阿济格还反对破例由多铎次子多尼袭封王位。《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1645年7月26日,多尔衮问他的大学士们明朝皇帝的宫女选于何处。大学士等奏: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当多尔衮提议满洲皇亲现在也可以这么办时,大学士们坚决反对:“此时天下初定,民心惊恐,此事必不可行。”他们还警告说,清朝各王府应节俭,不要给予大量俸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众王侯成了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多尔衮同意了这个策略,他宣布他将等以后再渐次定制,颁赐宗禄。《多尔衮摄政日记》,第7页。后来,多尔衮还与其他满洲谋臣商量,告诉他们他在考虑向所有王侯授予封地,就像明太祖所做的那样。索尼和其他满洲贵族反对这个措施,也说明朝时王侯独占太多的土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1650年最后制订了授封田地条例。亲王授地1440亩,郡王900亩,贝勒720亩,贝子540亩。这一相对有限的封地制度,遂为一朝通制。比较起来,它远远少于明朝贵族的财产。郑天挺:《多尔衮》,第1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批评王大臣会议权势式微的人抱怨皇帝控制了议事日程,他们提议各部自己准备议事日程,有自己的代表讲话。他们还力主同僚更加大胆地发表意见。“近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世祖实录》第一三六卷,引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页。?陈名夏陈情请求终制,因而实际上被允许暂假归葬。?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八卷,第6页,列刘子壮为复社成员,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我们可以确知有150多名复社成员参加了科举考试,或已出仕满清。艾维四:《陈子龙》,第145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我们可以想象参与编史的汉人大学士是欢迎有机会来制造这种印象的,即满族人的王朝在亚洲东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样其本身就有了正统的地位。同时,它又与明王朝分享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王土。强调满人的王朝起源于从前的金朝,也可将它的正统地位上溯得更为久远,这样有助于证明他们自己臣事于征服者是正当的。这有点像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的情况。他是南哥特统治者西奥多的检察官,西奥多从488年至526年统治罗马。他写了一部哥特人历史,表明哥特人有过17代国王,其起源属于罗马历史。另一方面,满族人看来没有哥特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相反,他们像蒙古人入侵波斯时那样,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强大的优势。“如果合赞汗和合儿班答委托拉施都丁来为他们撰写历史,照理说他不应该在蒙古人和从前光荣的波斯人之间搭上什么联系,这就使蒙古人显得可敬。他们把自己的功绩看成自己的历史的恰当主题。”D.O.摩根:《蛮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波斯》,第309页。?1650年3月,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料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九卷,第11页。?同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122页。?喀喇城(黑城)即现在的滦平县,位于滦河边,靠近热河。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4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6—47页;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2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一卷,第11页。?吴伟业:《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第十二卷,第1页,见《太崑先哲遗书》。?第十三章顺治朝江风吹倒前朝树。吴敬梓:《儒林外史》一回多尔衮对于由谁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并未做出安排。他由于自己没有子嗣,就不顾阿济格的反对,收养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不过多尔博还太小,不能在皇父摄政王猝死后发生的阴谋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起多大的作用。对多尔衮所曾占据的统揽摄政大权并统帅三旗满洲军队的显赫权位,马上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就是阿济格,另一个是多尔衮的部将武拜。武拜声称他得到过多尔衮的口谕,充当多尔博的保护人,不过这不是他参与竞争的唯一根据。他真正的基础在于他实际上控制着正白、镶白两旗军队,这是多尔衮交给他统率的。所以,阿济格如果想要接替多尔衮的位置,就绝对有必要从武拜手中接管那两旗军队,于是他准备在1651年1月8日多尔衮灵柩还京后的几天之内行动。要是由武拜独自对付阿济格,动员两白旗军队,坚持由多尔博继承摄政王位,那么就可能会从这一继位危机中产生一种满洲人的幕府。但历史事实却是武拜及其支持者转而求助于其他满洲亲王,尤其是济尔哈朗,来反对阿济格。前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在湖南击溃桂王军队、捕获了何腾蛟后,于1650年班师回京的。这个53岁的亲王不愿意坐视阿济格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主要的亲王密谋策划,在1月26日多尔衮的葬礼上派人逮捕了阿济格,控告他密谋作乱。以当时14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把阿济格投入监狱。阿济格后来就在狱中被迫自尽了。济尔哈朗与武拜的共同敌人被击败了,这两个同盟者互相之间现在开始为控制政权而争斗。在武拜一方,他让顺治任命自己及好几位他的追随者为各部尚书。而在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则开始培植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和高级军官效忠自己。这前两旗本来直属皇帝,自然是被多尔衮强占去的。济尔哈朗显然力图争取这些将领,他们因多尔衮夺去了自己的军权而颇为怨恨。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暗中瓦解正白旗,正白旗是武拜兵力的支柱。而当他最终真的设法在阿济格被捕后把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争取过来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就从武拜转向了济尔哈朗一边。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被赋予一个新名称:上三旗。2月1日,宣布摄政期正式结束,皇帝亲政的新时期开始。

                      皇帝亲政

                      如果济尔哈朗指望从幕后操纵顺治皇帝,就像多尔衮(2月8日,清廷追封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一样,而在幕前支配朝廷的话,那么他是大大低估了福临利用亲政来统揽朝政的能力了。顺治皇帝虽然才14岁——按西方人讲实岁算法只有12岁——但在多尔

                      公喝错春药让我高潮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孩咳嗽了一声,于是,他心中大为惊骇,以为从一种失明症转到了另一种失明症,经历了光明型失明症之后现在要经历黑暗型失明症,在恐慌之中他呻吟了一声;你怎么了,妻子问;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就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我失明了,仿佛这是世界上的一条新闻;妻子亲切地搂住他说,算了,要说失明,我们早已都是盲人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眼前一片漆黑,以为睡着了,但又没有睡着,醒着呢;你本来就该睡觉,睡觉吧,不要想这些事了。妻子的劝告让他满心不快,一个男人正痛苦不堪,只有他自己知道多么难过,而妻子却没有任何话好说,只会劝他睡觉。他十分气恼,一句气愤的话就要脱口而出,就在这时候他睁开了眼睛,竟然看得见了。他看得见了,于是大喊起来,我看得见了。这第一声的口气里还有点将信将疑,但第二声,第三声,一连几声,口气越来越肯定,斩钉截铁,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疯了似的拥抱妻子,随后又跑过去拥抱医生的妻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但早已知道哪个人是她,接着又拥抱医生,戴墨镜的姑娘,还有戴黑眼罩的老人,他不会把老人与别人混淆,还有斜眼小男孩,妻子跟在后边,不肯离开他一步,他转过身来,重新拥抱妻子,现在又走到医生跟前,医生先生,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没有再以你称呼医生,在这个群体中,用你称呼几乎成了规矩,你们谁能解释解释,这突然的变化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医生问,你真的像以前一样看得清楚,一点白色的痕迹也没有了吗;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我甚至觉得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戴过眼镜。这时候,医生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没有胆量大声说出来的话,这场失明症可能到了尽头,我们大家可能开始恢复视力了;听到这句话,医生的妻子哭起来,喜极而泣,人们的反应太奇特了,她当然高兴,我的上帝,这不难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她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了尚无意识的第一声啼哭。舔泪水的狗走到她跟前,这条狗总是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它,所以医生的妻子把它搂住,这倒不是她不再爱丈夫,也不是她不再喜欢所有这些人,而是由于此时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如饥似渴地舔她的泪水的狗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大家的欢乐情绪已经被紧张和激动取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发生了这种事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谁也睡不着,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留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到这里停下来,仿佛还有所怀疑,过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完,等一等吧。他们等了一会儿。油灯上的三个喷嘴照耀着围成一圈的那一张张脸。开始时他们还谈得热火朝天,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眼睛发生了变化呢,还是头脑也感觉到了什么,渐渐地,话越来越少,这时候第一个失明者想起了一件事,对妻子说,我们明天回家去吧;可是,我还看不见呢,她回答说;没有关系,我领着你;如果他们旁边有谁亲耳听到了这些话,就能发现这几个简单的词语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保护,自豪和权威。第二个人恢复视力时已是深夜,油灯里的橄榄油将尽,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是戴墨镜的姑娘恢复视力了。她一直睁着眼睛,仿佛视力是从眼睛钻进去而不是从里面再生,她突然说,我好像看得见了,不过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并非所有人的病症完全一样,常言说,没有失明症,只有盲人,而近来的经验却又告诉我们,没有盲人,只有失明症。这里已经有三个看得见的人,再增加一个就构成多数,尽管重见光明的幸福还没有降临到其他人头上,但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而在今天之前他们只有痛苦,请看看那个女人到了什么地步吧,像一根绷断了的绳子,像一个长期承受压力之后再也支撑不住的弹簧,也许正因为如此,戴墨镜的姑娘第一个拥抱她,这时候舔泪水的狗就不知道该照顾谁好了,这个在哭,那个也在哭。她拥抱的第二个人是戴黑眼罩的老人,现在我们将知道说过的话是否真的算数,那次这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许诺使我们感动,但现在情况变了,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能看见眼前是个老头子,理想化的激情不复存在,荒岛上虚幻的和谐不复存在,皱纹就是皱纹,秃顶就是秃顶,黑眼罩与瞎了的眼睛之间没有区别,老人以另外的方式对她说出了这些话,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你说要一起生活的那个人;她回答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我愿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毕竟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算数的语言,这次拥抱和那些话一样。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第三个人恢复了视力,这一次是医生,现在已经无须怀疑,其他人恢复视力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可以预料的自然感情的流露,我们在前面这段欢快的记述中已经写明,即使涉及本故事的主角,现在也无须重复,此后医生才提出了早该提出的问题,外边的情况怎样。答案来自他们所在的这栋楼里,楼下有个人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楼道里,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太阳从这一层楼升起来了,要照亮这座沉浸在节日中的城市了。上午这顿饭是节日宴会。桌子上东西不仅少,而且会让任何正常人倒胃口,但像在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样,感情的力量战胜了饥饿,欢乐成了美味佳肴,没有一个人抱怨,仍然失明的人也在笑,仿佛已经看得见的人的眼睛就是他们的眼睛。吃过饭,戴墨镜的姑娘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在我家门口贴张纸条就好了,说我在这里,我父母如果回到家里就会到这里来找我;你带我去吧,我想看看外面怎么样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也走吧,当初第一个失明的人对妻子说,那位作家可能已经看得见了,正想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呢,路上我顺便找找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我也这样做,戴墨镜的姑娘说。几分钟以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医生走过去坐到妻子旁边,斜眼小男孩躺在沙发一角上睡觉,舔泪水的狗卧在地上,嘴放在前爪上,偶尔张开又合上眼睛,表示它仍然警惕,虽然这层楼在高处,但变了调的声音还是从窗户里钻进屋里,街上大概挤满了人,人群中只发出同一个喊声,我看得见了,已经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突然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实际上,这倒很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们说,我失明了。斜眼小男孩正嘟嘟嚷嚷地说话,大概在做梦,也许见到了母亲,他问母亲,你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医生的妻子问,他们会怎么样呢;医生说,这一个,很可能醒来以后就好了,其他人也一样,很可能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恢复视力,我们那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会大吃一惊,他太可怜了;为什么;由于白内障,从上次我给他检查以后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眼前大概像一片浑浊的云彩;他会失明吗;不会,一旦生活正常,一切都开始运转,我马上给他做手术,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失明了呢;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会查明原因;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说吧;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看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她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代译后记)1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知道老作家近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我当即发出唁电: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十几年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一九九八年四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给我发来贺信: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朋友在第一时间(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发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2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如何与葡萄牙文学结缘,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一九八七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之前,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亚马多应我国文化部之邀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他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当然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事。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住址、电话,信的最后还特别写明:“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在里斯本的头几个月,我读了些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请教了几位文学评论家。已七十岁高龄的阿尔瓦洛·萨莱马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了解之后,我到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那样热情奔放。他问我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会,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给“糟蹋”了。他送给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此后,我犹豫了五年多的时间,又将这部作品读了几遍,直到一九九四年才下定决心动手翻译。3译书难,对我来说,译萨拉马戈的书更难。就拿他的写作风格来说,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还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普也说:“读懂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有时一个自然段甚至长达几页,叙述当中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其实,何止不用引号,起码在《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这两本小说共四十多万字中,同样看不到问号、感叹号、分号、冒号、括号、省略号、书名号等等,总之,他只用两种标点,即逗号和句号。对此,萨拉马戈本人解释说,读者应当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抓住节奏,因为他的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就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故事那样”。而我在翻译这两本书时,除了原有的逗号和句号外,还增加了一种标点符号:分号。这是因为,人物的对话在葡萄牙文中可以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亦然),而在中文里难以办到,我也曾设想过把人物对话的头一个字改用大一号的汉字,但那样真的就会“东施效颦”了。于是,考虑再三,我决定增加一个分号。4萨拉马戈说:“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他正是从自己一次治疗眼疾的经历中梦想出了《失明症漫记》这个充满爱与恨、善良与邪恶、痛苦与欢乐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汽车、公寓、超市、手枪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个个没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呈现给我们一出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喜剧。正如瑞典文学院所说,《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思想之尖锐,在这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文学翻译仅仅是业余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修道院纪事》,我用了两年,加上翻译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共是七年多;而《失明症漫记》呢,从头一次阅读葡萄牙语原文到交出中文译稿,只用了八个月!这不仅是因为我通过翻译《修道院纪事》习惯了萨拉马戈的风格,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记》叙述的是现代生活,相对容易得多,并且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我还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时热泪盈眶,有时又笑出声来,有时还自言自语或拍案叫绝。如果当时有人在我的书房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一定会以为我这个译者精神出了什么毛病。二〇〇六年八月,香港话剧团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盲流感》,二〇〇七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香港的《盲流感》和北京的《失明的城市》均由冯大庆女士编剧,王晓鹰博士导演,我有幸观看了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后来听说巴西、日本和加拿大合作把《失明症漫记》拍成了电影,由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主要演员来自美国。我看了电影的DVD,中文字幕上的电影名是“盲目”。当然,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段不同,况且我不懂表演艺术,没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但我凭着门外汉的直觉认为,就震撼力而言,国产的话剧《失明的城市》绝不亚于巴、日、加、美合作的电影《盲目》——对两者而言,原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5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现在,这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离开了令他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远启迪后人。但愿有更多中文版的萨拉马戈作品问世,让中国读者得以分享大师留下的财富。范维信二〇一三年一月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这是一个交织着毁灭与梦幻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繁华、文明的宋朝像一朵盛夏的花,终于开到荼縻了。但此时,她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功绩之彪炳,完成了北宋所有宗祖的夙愿,达到顶峰。建延福、修艮岳、赏花石,翎毛丹青,徽宗的风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缔造出有史以来最艺术的时代。这些是各种族的帝王们都不曾达到的。梦幻空花。帝国骤然从顶峰跌落至万劫不复的谷底,最屈辱的时刻来到了。在这段历史中,充满着方方面面的极致。最奢靡的帝国,最荒唐的宰相,最庞大的官商,最憋屈的战事,最无耻的官员,以及最伟大的将军!在最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最明亮璀璨的星辰,希望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三国联军却创下了历史奇迹。依靠邯郸军民的殊死抵抗和魏、楚救赵之兵,邯郸之围得以解除,赵国暂时免掉了亡国之灾。但是,秦国会甘心这次失败吗?虞卿力辩拒割地秦军邯郸无所得秦兵当然不甘心邯郸之战的失败,所以在解邯郸之围时,要求赵国割六县议和。赵国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给不给秦国六个县。赵国正卿虞卿坚决主张不割六县。虞卿认为,秦国清楚地意识到邯郸之战是打不下去的,而不是因为喜欢赵王而罢兵(赵孝成王也认为秦国攻赵竭尽全力,是“倦而归”)。所以,秦国以强兵都得不到的六县我们却要拱手相送,这岂不是帮助秦国打自己吗?但是,赵国有一个深受赵孝成王宠爱的赵郝却力主割六县给秦国。理由是什么呢?一是若不割六县给秦,秦明年必来攻赵;二是秦不攻韩、魏而攻赵,说明赵国对秦国不如韩、魏对秦友好,所以,割六县给秦国可以表示赵国的好意。虞卿认为这是谬论!第一,毫无意义。割六县给秦并不能阻止秦国再次对赵国进攻,所以,割六县城给秦国毫无作用。第二,这是自杀!若秦兵凭武力都拿不到手的土地我们都得白送给秦国,秦兵再来,我们还得割让秦兵夺不到手的土地,这是壮大秦国而削弱赵国。赵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秦国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的割法早晚会有一天落到无地可割的境地,那赵国不就彻底完蛋了吗(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此时,原在赵国任职后到秦国任职的楼缓回国,赵孝成王向他征求意见。楼缓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自己不好表态,最终还是劝赵孝成王割地给秦。楼缓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一是虞卿不了解秦国,二是赵国被秦所困会给其他国家瓜分赵国提供机会。虞卿听说楼缓的言论后,立即拜见赵孝成王,据理反驳说:楼缓是为秦国当说客。赵国即使能拿出六座县城也不能给秦国,我们可给齐国,齐、秦之间水火不容,齐国如果得到了赵国白送的六县之地,一定会全力帮助赵国。这样,我们虽然给了齐国六个县的土地,却还可以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我们只要放出这个口风,秦国议和的使者就会主动到赵国来(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虞卿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总算说服了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派虞卿到齐国去,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议和的使者已经到达赵国了。楼缓知道后,立即逃出赵国。求救援同仇敌忾围邯郸秦军落败在邯郸之战中,刚刚受过重创的赵国最终打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秦军,为什么赵国最后竟能打败秦军呢?一是哀兵必胜。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但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连平原君都散家财以助国难。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二是秦军混乱。秦军这次攻打邯郸非常混乱、开始时打算用白起为主将伐赵,但是,白起有病,不能成行,只好派王陵担任将领,攻打邯郸。由于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王陵的攻打很不顺利。此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准备派白起代替王陵。可是白起死活不干,秦昭襄王只好另派他人率部攻赵,扛了两个月,还是没攻下来。三是合纵成功。邯郸之战赵国所以能够成功,与联合魏、楚共同抗秦密不可分。秦国攻打邯郸,是想一举灭赵。如果秦国灭赵得手,魏、楚两国将成为下一个羔羊,加上信陵君窃取兵符,毛遂逼迫楚王,最终形成草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态势。邯郸之战以秦军大败而告终。赵孝成王虽然靠合纵成功保住了邯郸,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赵国日渐衰弱的趋势,仅仅是延迟了赵国的亡国时间。这样,本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灭亡赵国的重任留给了秦王嬴政。嬴政将怎样灭亡赵国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呢?第22章赵国之亡赵国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多次不遗余力地对赵国进行军事打击,规模最大的就是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之战,赵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使赵国的都城邯郸得以保存。但是,两场大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秦灭赵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奉秦王嬴政之命又一次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俘虏了赵国最后一位国君赵迁。赵王迁的太子嘉逃到代地称王,七年之后(前222)也被秦军所俘,赵国彻底灭亡。赵王迁是导致赵国亡国的第四位国君,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导致赵国最终灭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掌实权嬴政伐赵斩李牧赵迁亡国公元前235年,赵王迁继位。赵王迁继位之时,已经是秦王政十二年,嬴政已经掌握秦国大权四年了。赵王迁二年(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处理完吕不韦事件的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大举攻赵,赵迁派兵迎战。结果,主将被杀,赵军士兵损失十万。这次赵军被杀的人数仅次于长平之战,而且距长平之战也仅仅二十七年,因此,赵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兵员再次遭到毁灭性的屠杀。赵王迁三年,嬴政再次派遣大军从上党郡翻越太行山,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在危急关头,赵王迁从北部边疆调回李牧为大将,抵抗秦军,李牧统领赵军大败秦军。秦将桓齮(yǐ,以)因为战败,畏罪逃到燕国(一说桓齮就是樊於期,嬴政非常恼恨樊於期,所以荆轲才拿他的人头做见面礼),李牧因功被封武安君。三年后,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再次击败秦军。秦国东扩灭赵的进程又一次受挫,这是因为赵国尚有一支精锐之师,尚有大将李牧。李牧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在赵国即将亡国的危难时刻屡屡重创秦军?李牧原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郡、雁门郡,防备匈奴。李牧守边有三招:一是稿赏士卒。李牧非常关心士卒生死,每天宰杀几头牛搞赏士兵,对将士们非常厚道。二是精心防守。平时让士兵学习骑射,派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守烽火台,还派了很多侦察员侦察敌情。三是死不出战,这是一条铁律。一旦遇到匈奴入侵,要赶快退入营垒防守,胆敢迎战者,斩首(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次入侵,李牧部队都谨慎地点燃烽火,立即退入营垒,绝不出战。一连好几年,他的防地、人员、物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匈奴人把李牧这种守边策略视为胆怯的表现,赵国官兵也认为主将胆怯。赵王因此多次斥责李牧,李牧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赵王发怒,把他召回,另派他人领兵,李牧什么也没说,回家休息。此后一年多,匈奴每次入侵,继任的主官都出兵迎战。但是,屡屡失手,损失极多,伤亡惨重,导致边境地区不能种田,也无法畜牧。赵王别无他法,只好请李牧再次出山。李牧闭门不出,坚决称病推脱。赵王一再强迫李牧任职,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老三招,请大王恩准。赵王立即答应了李牧的要求。李牧重返边境,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事。匈奴几年来又一无所获,但他们也一直认为李牧胆小怯战。虽然边地官兵每天都能得到李牧的赏赐,但就是无用武之地,都想和匈奴痛痛快快打一仗。李牧看到和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痛击匈奴。第一步,精选优质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神射手十万人。全军一律投入备战。第二步,示弱。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佯装战败,有意把几千人扔给匈奴。匈奴单于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利可图,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防区。第三步,打大仗。李牧正面迎战,同时,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一仗歼敌十多万人(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最后只有单于逃走了,几个小的部落也投降了。这一仗匈奴吃了个大亏,此后十多年,匈奴人不敢接近赵国边境。李牧不但能够防守边疆,而且也擅长攻坚。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李牧一举攻占燕国两个县。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军。因为李牧善战,秦军虽有名将王剪,灭赵之战相持达一年多仍无进展。秦国深知李牧善战,很难对付,如果不除掉李牧,灭赵非常困难:王翦便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让他施反间计。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便不断散布流言蜚语,在赵王面前说李牧的坏话,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迁听说之后,便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乘李牧不备,秘密逮捕了李牧,将他处死,还撤了司马尚的军职(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三个月之后,王翦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将,俘虏了赵王迁。最后只有赵王迁的太子赵嘉逃到代地,自称代王,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代地,俘虏了赵王嘉。昏庸信谗斩将败兵主次不明割地求和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28年灭亡,历经了一百七十余年,它曾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等交界之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赵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后世传诵颇广的故事,如“窃符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赵国为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赵国除了灿烂的文化,还有一点是后人最为称颂的,就是赵国军民的积极抗战,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唯独赵国是最能打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国家。但是历史没有选择赵国,这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存在哪些因素呢?赵国灭亡有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先说用人失误。赵国人才济济,远非他国可比。但是,赵国的国君从赵孝成王开始,重用的人多是公族贵戚。比如说长平之战,这是决定赵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然而,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之前,赵孝成王找谁谋划?一个是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的舅父),一个是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全是公族贵戚。廉颇等一批名将,蔺相如等一批名臣,全不在决策人之列。赵豹主张不要上党郡,赵胜主张接收上党郡。虽然两人主张不同,但是,他俩都没有意识到接受上党郡将引发秦、赵两国之间的一场生死大决战。这两位参与决策的人都没有把大决战这一点给赵孝成王讲清楚:赵孝成王既想要地,又无充分思想准备要打硬战、恶战,最终一败涂地,元气大伤。赵迁继位之时赵国已处于亡国前夜了,但是,赵迁还是听信谗言,杀了支撑赵国半壁江山的名将李牧。这是自毁长城啊!三个月之后,赵王迁被俘。虽然李牧就算不被杀,是否能支撑赵国这盘残局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杀了名将李牧,赵国一定灭亡。因为,李牧至少还能让赵国坚持下去,不至于三月亡国。赵王迁死到临头还冤杀名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最后也满怀愤慨地写道:“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第二,政治腐败。赵国政治腐败成风。我们看看郭开这个人即可知赵国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郭开是赵国大臣,囿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郭开曾担任的职务,但是,郭开对赵国最后的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国时期有“四大名将”之说,秦、赵两国各占两位。赵国的两位名将是廉颇和季牧。李牧死于郭开之口,原因是郭开受秦重金贿赂,诬陷李牧。廉颇也毁于郭开之口,但并非受秦反间之计一事。赵孝成主错误地撤廉颇而用赵括,使赵国损失了四十五万精兵。长卑之战以后,赵孝成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廉颇的重要,让廉颇再次领兵,廉颇不负王命,屡屡为赵立下战功。赵孝成王死后,继任的赵悼襄争王又不信任廉颇了,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气,一怒之下,打跑了乐乘,这样,廉颇在赵国就待不下去了、逃到魏都天梁(今河南开封)。廉颇到魏国后,魏王长期不信任他,廉颇自己也很想回赵国再次带兵。赵悼襄王此时也感到用乐乘代替廉颇做得有些过分,想重新起用廉颇,但又不知道廉颇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于是,赵悼襄王派使者丢魏国着望廉颇。郭开作为赵国重臣,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出一使魏国的赵使行贿,让他设法阻止廉颇回国。使者在魏国见到了廉颇,看到廉颇饭量很大,还能披甲上马,身体极好。但是,这位使者由于收了郭开的重礼,回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很大,不过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去了多次厕所。赵王听了使者的话,认为廉颇真的老了,使不再考虑起用廉颇(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郭开是赵国重臣,自然知道廉颇对赵国非常重要。但是,他嫉贤妒能,不容廉颇,不惜以重金贿赂赵国使者,毁掉了赵国一员虎将。后来,楚国听说廉颇闲居在魏国,便派人暗中将廉颇接到楚国。廉颇虽然在楚国当了将军,但是,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还总是念念叨叨地说,我喜欢用赵兵。最终廉颇客死楚国。廉颇是赵国名将,屡立战功。长平之战为秦反间计所害,长平之战后,廉颇又率兵对付趁火打劫的燕国,大败燕军。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屡立战功的名将,在赵国竟然待不下去。除了秦国反间之外,赵王身边的重臣也进谗言陷害他。郭开之口胜过秦人雄兵,三寸之舌胜过百万秦军,廉颇没有死在秦军刀下,却毁于郭开口中。赵国的政坛黑暗到了这种程度,除了亡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在赵国的历史上,不乏大将、名将,可惜的是,这些名将的结局都非常惨,李牧被杀,廉颇最后客死他乡,政治的腐败加快了赵国灭亡的脚步。唐朝末年的周昙曾有诗云:“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虽然,廉颇回国、李牧不死最终不一定会阻止赵国的灭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迟秦军东扩的速度。第三,主次不分。赵国不仅面临着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还不断遭受北面燕国的骚扰。燕国是一弱国,实力远远比不上赵国。但是,在赵国的亡国过程中,燕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燕、赵两国本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赵国为燕国阻挡了秦军的进攻,仅此而言,燕国应当帮助赵国,抵挡秦军,但事实并非如此。邯郸之战尚未结束,赵国的武垣令傅豹等人率领该地原燕国百姓叛逃到了燕国,为赵、燕两国关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赵孝成王十年(前256),秦派兵进攻赵国,攻占赵国二十多个县,杀死九万赵军。赵派乐乘等率兵进攻秦信梁军,打败秦军。此时的燕国非但不帮赵国抗秦,反而趁秦、赵大战之机,攻占了赵国昌城(今河北冀州),这进一步激化了燕、赵矛盾。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燕王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送了五百金的重礼给赵王。但是,这个栗腹一回到燕国,马上向燕王报告,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了,未成年人还没有长大,可以趁此机会讨伐赵国。燕王召见重臣乐间,询问他的看法。乐问回答,赵国是一个四面都需要应敌的国家,因此,这种国家的应战能力超强,不能打。燕王又问,以众伐寡,用二打一的办法攻打也不行吗?乐间肯定地回答,不行。燕王赌气地说,那我用五倍的兵力去伐赵,行不行?乐间还是坚定地回答,肯定不行。燕王一听,勃然大怒。大臣们一看燕王震怒,便齐声附和燕王(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面对失去理智的燕王,乐间不再说话。于是,燕王派出两路大军、两千辆战车。一路以栗腹为帅,进攻鄗(今河北高邑);一路由卿秦为将,攻打代(今河北蔚县)。赵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廉颇率领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的意思并不是她不懂他说的那番话,她是想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为朋友的经济窘况着急,不帮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米努斯为什么不能保住他买下的房子呢?但索恩并不想把问题解释清楚,她只是紧盯着他的脸。那张面孔光溜溜的,时隔二十六年依旧很英俊,眼下更因为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当天早晨射猎成功让他心平气和,事情恢复了常态。咖啡颜色正,不冷不热恰到好处。这天吃饭的时候,除去脑袋的鹌鹑肉将消失在他嘴里。只要天气允许,迪肯·摩根每天都要开着他那锃亮的黑色轿车跑上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他从位于圣约翰街的住宅出发,向右转上中央大街,经过圣路加、圣马可和圣马太几条街,然后利落地停在银行门前。这段路程不等吸完一支烟就可步行走完,他却偏要驾车,看起来是犯傻,但对他来说,这种姿态的分量足以抵消傻气。他的车很大,他在车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重要而值得评论的:他是如何亲自洗车和上蜡的——从来不让K.D.和公司里的年轻人碰一下;他是如何在车里嚼烟而不吸烟的;他如何从不靠在车上,而如果你和他谈话,站得离车很近,他就用手指甲摩挲着引擎盖,刮掉只有他才看得见的污渍,并用手帕掸掉看不见的脏点。他和朋友们嘲笑着自己的虚荣,因为他深知他们为他的弱点开心同时也对他心怀敬畏: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积聚财富的神奇手段,他的远见卓识,他毫无遗漏的记忆力。而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早期他办的一件事。四十二年前,他曾在老爹摩根的福特T型汽车靠近后窗处争得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向他母亲和小妹鲁比挥手告别。家里其余的人——老爹,波莱亚叔叔,他大哥埃尔德和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靠着两大筐食物紧紧挤坐在车里。那段路程他们得走好几天,也许两个星期。老爹说这是第二次长途旅行。波莱亚叔叔笑着说是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当时黑文还在挣扎着复苏。老爹开车带着他兄弟波莱亚和长子埃尔德,跑遍全州甚至越出州界,去考察、评判和鉴定别的黑人城镇。他们计划到俄克拉荷马州外去两处,州内去五处:波雷、朗斯顿城、兰蒂斯维尔、塔夫特、克利尔乌尤、蒙德·贝龙、尼克狄马斯。后来他们只去了四处。老爹、波莱亚叔叔和埃尔德大哥没完没了地说起那次出行,讲他们怎样和教士、药店主、干货店主、医生、报纸出版人、教师、银行家斗智和争论。他们讨论着疟疾,酒宴账单,白人移民的威胁,与克里克自由民相关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的辅助药剂的可信度,高中教育的可行性,技术培训的必要,建州的后果,住房和白人暴力,散漫性和组织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玉米地头,走在棉垄之间。他们参观印刷店、演讲班、宗教仪式、锯木场;他们观察灌溉方法和贮藏系统。他们主要看的是土地、住宅、道路。十一年以后,塔尔萨被炸毁,老爹、波莱亚和埃尔德参观过的好几座镇子都完蛋了。但最奇怪的是,一九三二年黑文居然繁荣起来了。衰败之势没有触及它:个人存款数额巨大,老爹摩根的银行没有风险(一来因为白人银行家将他拒之门外,二来因为股份认购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各家族共渡难关,确保没有谁缺钱。棉花歉收了吗?种高粱的便将其收益与种棉花的分享。粮仓烧了吗?伐木工就肯定会趁天黑让木材在某一特定地点“偶然”滚下车,让他们搬走。猪拱了邻家的庄稼地吗?邻家就会得到大家的资助且一定能拿到猪肉火腿。一个人在劈木柴时不小心伤了手,马上就会有新棉绳包扎伤口,然后才去作第二次洁净的包扎。一八九○年他们走向俄克拉荷马的途中是遭世人冷拒的,但黑文的居民彼此间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需要或短缺,一定随叫随到。摩根家的人不容许有谁对别的黑人城镇的失败兴灾乐祸——一八九○年的四处碰壁如同子弹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只是议论议论上帝审判的奇迹,并决定带上年轻的双胞胎作第二次巡游,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沿途所见有时是一无所有,有时是满目哀伤,而迪克对一切都牢记在心。一些城镇像是奴隶居住区,振兴过又迁徙了。一些城镇陶醉于财富之中。另一些城镇如同在冬眠——把金钱、证件、契约全都藏在没铺过的道路边没漆过的房子里。在其中一座繁华的镇子里,他和斯图亚特看到十九位黑人女士排列在镇政厅的台阶上。她们穿的夏季衣裙的质料,其轻飘和精致是他们哥俩从未见过的。大多数衣裙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件是柠檬黄,一件是橙红。她们都戴着浅色的斜纹呢小帽,粉红和灰蓝的:那样的帽子把人的目光吸引到戴帽人明亮的大眼睛上。她们的腰身比她们的颈项粗不了多少。她们笑啊逗啊,俏皮地引着一个摄影师从一块黑布下探出头来又钻回去。在成功地摆好姿势拍照之后,众女士分散成几小伙,伴随着轻柔的笑声弯下了她们的蜂腰,彼此挽着胳膊走着。一个给另一个调整着胸针,一个和另一个交换着手袋。穿着瘦小皮鞋的娇巧的脚转动着,踮扭着。她们如凝脂般的皮肤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让迪克透不过气来。有几个岁数小的横穿街道,走过栏杆,离他和斯图亚特坐的地方这么近,近极了。她们正在去不远的一家餐馆的路上。迪克听到了低沉的歌声,声音中充满了愉悦和神秘的信息,同时一阵马鞭草气味飘来。兄弟俩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一言未发便一致跳下了栏杆。当他们在地上扭斗,撕坏裤子和衬衫时,那些黑人女士转过身来看。迪克和斯图亚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笑容,随后老爹中断了谈话,走下门廊,揪住两个儿子的裤腰拽起他们,拖到门廊上用手杖打了他们的屁股。即使此刻,马鞭草的清香依然绕鼻可闻;即使此刻,那夏天的衣裙、阳光下闪亮的凝脂似的皮肤仍使他激动。当年他和斯图亚特若是不从栏杆上跳下来,就会失声痛哭。因此,在那次出行的种种生动细节——悲哀、固执、狡猾、财富——之中,迪克记忆里那十九位夏季女士的形象和摄影师镜头中的是不同的。他的记忆是柔和的,永恒的。在卡尔瓦里山开会之后的那个上午,迪克对他打鸟的数量和成绩非常满意,高兴得没有睡觉也不感到疲乏,便决定先去检查大炉灶,然后再去银行开门。因此他在中央大街上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驱车驶过西侧的学校、爱斯杂货店、弗利特家具及器械店,以及东侧的几栋住宅。到了之后,他转了一圈。除去几个没扔进垃圾桶的苏打水罐子和一些纸,那地方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拳头。没有闲散的人。他应该和现在爱斯杂货店的老板安娜·弗拉德说一下——让她清理人们在她那里购物后乱丢的罐子和废物。这是她父亲爱斯过去常做的。他就像在自家厨房似的清理店铺的里里外外,要是你听凭他去干,他会一直扫净整条马路,直到对面。迪克驶回中央大街,注意到米斯纳停在安娜店前的那辆破旧福特车。他能听到左边的远处学生们在集体朗诵一首诗,他也曾死记硬背过那首诗,只不过他只听一次邓巴(指保尔·邓巴(PaulDunbar,1872-1906),美国黑人小说家,诗人。)的诗就得完全和永远记住。他和斯图亚特入伍时,有许多东西要学——从如何系军队领带到如何打背包。正和他们在黑文的学校上学时一样,他们一直是理解力和记忆力最好的。但在军队里学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在家时学到的。家里,他们坐在火光照亮的地板上,听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故事——那些达成目标和没达成目标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他们所拥有的一本书(指《圣经》。)里。那本书是黑皮封面,上面有烫金字母,纸页比新树叶、比花瓣都薄。书脊顶部磨成了一条条的网纹,页角被手指摸得直破到封皮。那些有力的词句起初令人费解,继而变得亲切,他们越听就越觉得有分量、有宁静之美,最后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词句。迪克沿中央大街继续向北行驶,这条大街及各条侧街在他看来一如过去那样令人满意。静谧的白色和黄色住房里充满了勤快劳作的气息,里面是干着有意义活计的出色黑人妇女,不多不少整齐排列的橱柜,洗净熨平得尽美尽善的亚麻布衣物,调好味道随时可以烧烤的肉食。这样的情景如果遭到K.D.或懒散的年轻人干扰,他就要骂他们了。离黑文初创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他祖父会嘲笑现在这种安逸——用手头的现金购置产业,而不是靠多年劳作来换取。他会为他的孙子们感到难堪:他们一周只工作五天十二小时,而不像当初黑文人只是为了求生存就得一天干上十八到二十小时;他们为了欢愉而打鹌鹑,而不是为了在餐桌上毫无愧色地面对妻子和八个孩子。他那双冷漠浑浊的眼睛会面对大炉灶而眯起。那处会议地点再不会用来报告已做过或需要做的事情,报告疾病、生死,以及周遭所有的情况。曾经目睹受洗者步入神圣生活的大炉灶,如今只观望着懒惰的青年。萨金特家的两个男孩,普尔家的三个,西赖特家的两个,比彻姆家的两个,杜波列斯家的孩子——萨特和派阿斯的一对女孩。甚至阿涅特和帕特·贝斯特的独生女也都在那儿闲混。所有这些人本该在什么地方劈剁呀、装罐呀、修补呀、打杂呀。大炉灶的每一块砖都曾听过现场人们共同赞美他的名字时和声一般的美妙声音,如今却只能忍受电台音乐、录音音乐——从安娜的店铺通过蛇一样的黑色电线传到大炉灶的已经死去的音乐。不过,他的祖父也会高兴的。早年间大人孩子晚上聚集起来用石子在石板上划着字母和数字,向识字的人学读书的惯例,如今已被一座学校取代。虽然不如他们在黑文建的那所学校大,但一年中有八个月的上学时间,而且不向州政府要管理费。一分钱都不要。正像老爷爷预言的,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工作、祈祷和守卫,就绝不会像道恩斯、列克星敦、萨帕尔帕、甘兹的黑人一样,在一夜之间被赶出城。他们也不会像塔尔萨、诺曼、俄克拉荷马城的死伤者那样,更不消说成为鞭笞、谋杀和纵火大屠杀的牺牲品了。除去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道裂缝,鲁比的一切都未受损伤。没必要去思考迁移大炉灶是否是个错误,或它是否需要原来的土壤作为基础,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有益利用。不,不,老爷爷。不,老爹。我们做得对。迪克安下心来,更多的是在力量方面而非信心方面,因为他对索恩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他可以插手抓牢的东西,只有一种动摇不了的挫败感。他分担了她的伤心,相信他感到的失子之痛和她一样真切和彻骨,只不过他比她对此更了解。他像摩根家大多数人一样,是见过阵势的,那可以说是活生生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促使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他知道尸体并没有倒下,更经常的是飞成一块块的。在那些盒子里运给他们的,在米德尔顿拉下车站月台的,只不过是些拼凑起来的尸块,重量仅及一个十九岁小伙子体重的一半。伊斯塔和斯考特还算是全尸,如果索恩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应该庆幸,因为不管尸体缺了什么,终归全都是黑人身体的各部分——那是医务人员的好意和必须竭力遵守的规矩,他们生怕把白人的大腿及脚和黑人的头拼到一起。如果索恩有这类猜疑——噢,天啊。他悔不该在喝咖啡时说漏了嘴,提到罗杰的失败。他根本不想让她对他向罗杰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丝毫念头——先是与斯考特有关,后来与伊斯塔有关:尸体所有的部分都是黑人的吗?意思是,若不是,赶快丢掉那些白皮肤的尸块。罗杰保证说尸体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而那两副讲究的棺木是摩根感激之情的表征和索恩感到安慰的来源。不过,丧子的影响似乎在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积淀。他不相信她吃的药,当然也不相信药的来路。然而,她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像一个好女人那样尽善尽美;她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处处都做得很出色。事实上,她的宽容超过他素日喜爱的标准,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抱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索恩承受着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而他则承受着失去所有儿子的打击。由于他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孩子,摩根家已经到达绝嗣的边缘。是啊,还有埃尔德的孩子——那一大群散布在各地,就是不在家,其中一些孩子来鲁比探望一周,还要缩短停留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宁静他们觉得枯燥,这里的勤劳他们觉得乏味,这里的热情他们觉得无礼。因此,即使把他们想成摩根家族血脉的一支也毫无意义。他和斯图亚特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其证据就是鲁比本身。除去合法的继承人之外,谁还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撒迦利亚和列克特做过的事呢?但由于责任加重了,弄明白K.D.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后继者是个沉重的打击。K.D.是妹妹的儿子,而且是和他们的一个战友生的,那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他。迪克一想到她,胸中就会紧抽,这是一种亲切的感情。鲁比。那个可爱、守规矩又爱笑的女孩是他和斯图亚特终生加以保护的人。在那次行程中,她害了病,眼看要好了,可很快又犯了。当病情严重到非认真求医不可的地步时,真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带她去丹比,再赶到米德尔顿。没有病房肯接受有色人种。没有正规医生肯接待他们。她的病情失去了控制,待到他们到达第二家医院时她已经毫无知觉。当护士忙着找医生来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候诊室的板凳上躺着死去了。兄弟俩听说那护士在设法联系一名兽医,便抱起死去的妹妹,晃着膀子一路回家了。鲁比被埋葬了,没使用过太平间,直接埋进了斯图亚特牧场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当时,那笔生意成交了。一篇以交易为形式的祈祷,不亚于对上帝的祷告,他似乎施予了尊荣,直到一九六九年伊斯塔和斯考特的遗骸被运回来。在那之后,他们才醒悟,鲁比死后享受的待遇和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或许在一九七○年犯了个错误,阻拦了K.D.和弗利特家的女儿。她当时怀了孕,后来便在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算她生下了孩子,也没有要。做舅舅的担心弗利特伍德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何况周围还有别的候选姑娘。可是K.D.仍然与一个住在那儿的流浪女厮混,而在女修道院里,通往地狱的门是大开着的。是该告诉他了:妓院的窗上是没有红灯的,那里畅通无阻。迪克在银行门前刹住车,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坚定的身影。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不过只是仔细地盯着,首先因为她没穿外衣,其次因为他在六年中没见过她迈出家门一步。中央大街是条宽宽的沥青碎石路,从大炉灶起,止于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足有三英里长。其东侧的四条侧街是以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名命名的。当扩建了第五条街时,就称此街为圣彼得街。后来,随着鲁比的拓展,中央大街的西侧也修了马路,尽管这些新辟的马路是东侧各街的延长——位置正好与之相对——毕竟还需要另外的名称。于是东侧的圣约翰街延伸到西侧就成了约翰路口街。圣路加街延长成了路加路口街。这一明智之举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心,尤其是迪克,而且始终都有加盖住房的余地(如果需要资金,便由摩根兄弟银行筹措),因为在原有住房的背后和外围总有一些地段可用。迪克盯着看的那女人似乎正走出彼得路口街,朝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而去。但她并没有在那里止步,而是坚定地朝北走,迪克清楚在那个方向的十七英里内什么都没有。这个根据她本性命名的最可爱的姑娘(此处出现的姑娘名叫斯维蒂,原文为Sweetie,由sweet(甜美,可爱)一词转化而来。),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足不出户,现在在这冷飕飕的十月早晨不穿外衣走出这么远,要做什么呢?汽车后视镜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了那辆正从南边乡间驶来的红色小卡车。驾车的司机大概是阿伦·普

                      公喝错春药让我高潮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军队的科举制——不分贵贱,不问出身,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战士。入选武卒的基本条件堪称苛刻,据《荀子》记载,武卒必须能够披三属之甲(三层铁片编缀而成的铠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支,荷戈带剑,背三天的口粮,用半天时间奔跑百里,而且立即投入战斗。一旦入选武卒,待遇相当优厚——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可谓一人卖命,全家轻松。吴起以这种方式迅速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魏军士兵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将军除了敢作敢为,还有一点与其他将领截然不同。他从来不回家睡觉(估计没人敢做他老婆),吃住都在军营,下到最基层,和地位最低下的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席地而卧,他就绝不铺席子;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乘车骑马,而是和士兵一起步行,还背着自己的口粮和被子。有一次,吴起发现一名士兵背上生了脓疮。这种病可大可小,如果不治的话,很可能致命;但是治的话,以当时的医疗知识,只能请人用嘴把脓吸出来。可是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连随军的医士都不愿意。吴起二话没说,掀起那名士兵的衣服,亲自替他把脓吸了出来。数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次被吴起救治的士兵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家里听到消息,号啕大哭。邻居觉得很奇怪:“你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士兵,有幸得到将军亲自为他吮吸脓疮,你高兴还来不及,哭个啥?”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当年他父亲就是因为将军为其吮脓,打仗的时候奋不顾身,战死疆场。现在将军又为这个傻小子吮脓,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公元前409年,魏斯派吴起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经过吴起整训的魏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邰阳等五城,并于第二年将秦国的河西地区(今天的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全部占领。秦军赶紧退守洛水,沿洛水一带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修筑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以加强防守。长期以来让魏氏如鲠在喉的秦国威胁,被吴起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扫而空。魏斯于是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对于魏氏政权来说,这一战的意义重大,河西大片肥沃土地的并入,使得魏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具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原来那种四面进风、八方受雨的窘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秦国受到战败的刺激,深感变革的必要性,于公元前408年火速推行了“初租禾”制度,也就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粮食税。这一改革,相比于东方各国来说已经严重滞后(鲁国推行类似的“初税亩”是一百八十六年前),却悄然拉开了秦国变法运动的序幕。拿下河西之后,魏斯紧接着发动了对中山的大规模进攻。魏氏的领地和中山其实不搭界,中间还隔着赵氏的地盘。当时晋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魏斯以晋国亚卿的身份征讨中山,要求赵氏让魏军通过,也在情理之中。此时赵氏宗主名叫赵籍。前面提到,赵无恤攻取代地后,将长兄伯鲁的儿子赵周封为代君,以回报伯鲁让位之情。三家分晋后,赵氏政权得到巩固,无恤不肯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坚持要把家业传给赵周。但是赵周福薄,竟然先无恤而去。无恤真是厚道,又立了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赵浣即位,将赵氏居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公元前408年,赵浣去世,其子赵籍即位。当魏斯的使者来到中牟请求借道的时候,赵籍一开始不想答应。大臣赵利劝他:“让他们过去呗!他们要是攻而不克,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对我们赵氏有利;要是攻克了,中间也还隔着我们赵氏,肯定不能长久占领。无论如何,用兵的是他们,得利的是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赵籍听从了赵利的建议,允许魏军过境。乐羊的隐忍统率魏军进攻中山的乐羊,原本是翟璜的门客,受翟璜保荐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个安排在魏氏家臣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一直在中山为官,而且曾在战斗中杀死翟璜的儿子翟靖。于公于私,翟璜似乎都没有理由推荐乐羊来当此重任。魏斯也很不理解,当他问到翟璜的时候,翟璜轻轻地叹了一声,说道:“吴起能够杀妻求将,乐羊难道会公私不分?”魏斯听明白了,翟璜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翟璜难道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放弃人才吗?他没有再犹豫,马上宣乐羊进宫,将讨伐中山的任务交给了乐羊。魏军分兵三路:乐羊率主力借道赵氏,直奔中山的首都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太子魏击坐镇后方,随时准备增援乐羊;吴起则从河西发兵,协助乐羊进军。中山王被魏军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坚守灵寿不出。乐羊也不着急,指挥部队将灵寿围得水泄不通,一待就是两年。两年中,安邑城内议论纷纷,不少人给魏斯写举报信,说乐羊里通中山,根本就不想打仗,故意在那里耗费时间;还有人善意地提醒魏斯,要防备乐羊倒戈一击。魏斯总是微微一笑,不作任何答复。他的用人之道很简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把事情交给乐羊去办,就不能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另外还有一点,他对翟璜的眼光有信心。李悝、吴起不都是翟璜引荐的人才吗?时间一长,中山王也急了。他派人给乐羊送去一封信,警告乐羊:“如果再不退兵,就把你儿子杀了。”乐羊若无其事地对使者说:“我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听我的话,什么事情都跟我对着干,我早就不认他了,你们想杀就杀吧!”中山王咬咬牙,果然杀了乐舒,还将他剁成肉酱,做了一锅肉汤,让人送到乐羊那里。你不是不在乎吗?那好,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有多铁石心肠,多不在乎!乐羊见到那锅还冒着热气的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当着使者和众将的面一口喝下去,然后将勺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大声说:“是时候了,全军进攻!”这一天日落时分,灵寿城宣告陷落。捷报传到安邑,魏斯很有感慨地说:“乐羊为了我,吃了他儿子的肉啊!”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答了一句:“他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魏斯听了,打了一个冷战。后来乐羊班师回朝,受到盛大欢迎。酒宴之后,君臣二人单独谈心,魏斯交给乐羊一个大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两年来人家告他的检举信。乐羊将那些信一封一封看完,朝魏斯作了一个揖,说:“这次攻克中山,不是下臣的功劳,而是主上您的功劳。”这不是拍马屁,而是肺腑之言。如果不是魏斯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乐羊,攻克中山是不可能的事。清人蔡元放评价吴起和乐羊,曾经这样说:“乐羊食子,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起杀妻,却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言下之意,乐羊是隐忍,吴起是残忍,两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西门豹治邺就在吴起攻略河西、乐羊进击中山的同时,翟璜还给魏斯推荐了一个人——西门豹。关于这个人,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对他都很熟悉。魏斯派西门豹担任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令,邺城地处三河之中的河内。三河富庶,天下皆知,唯独邺城连年歉收,人民流离失所。魏斯数度替换邺令,都不见成效,他希望西门豹能够替他找到问题的所在,治理好邺城。西门豹到了邺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之困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深入民间,找当地的长者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长者对西门豹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原来当地的官员每年都额外收缴百姓一笔“河伯娶媳妇”的费用,总数高达数百万钱。老百姓一年到头种个百十亩地,除去上交各种税费,本来就所剩无几,仅够勉强维持温饱,再加上河伯娶媳妇的费用,便是大大地不够了。西门豹觉得很奇怪,魏氏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样一项税赋啊!他问长者:“河伯娶媳妇是怎么回事?”长者告诉他,因为漳水经常泛滥,当地的巫婆说是河伯发怒,每年都要给河伯送去一位妙龄女子给河伯做老婆,以平息他的怒气。那个时候,地方官带着巫婆到各家各户巡视,看到谁家的女儿漂亮,说是河伯看中,扔下一点聘钱就带走。然后给她沐浴更衣,让她坐着草船顺流漂下,行不过数十里,草船浸水,连同女子沉入河底,便算是给河伯娶了媳妇。邺城的百姓,但凡女儿生得漂亮的,都举家迁出,所以这个地方越来越萧条。西门豹心里暗叫一声“荒唐”,又问道:“就算是这样,也用不了几百万钱啊!”长者说:“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真正用于河伯娶媳妇的,不过二三十万,其余的都被地方官和巫婆私下瓜分掉了嘛!”西门豹沉默了半晌,说:“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到了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只见当地官员、巫婆、乡里父老都到了,围观的群众多达两三千人。那巫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带着十余个女弟子,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施法。西门豹看她们表演了一阵,突然说:“把河伯的媳妇请出来给我看看吧!”当地官员面面相觑,心想这还是第一遭,但是不敢违逆,从帷帐中领出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子,送到西门豹跟前。西门豹瞟了一眼,就大骂道:“你们就给河伯送这么丑的女人?太过分了,太丢咱们邺城人的脸了!这样吧,麻烦大巫亲自走一趟,跟河伯说说,咱们再仔细找找,找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老人家送去。”没等巫婆回过神来,几名武卒上前将她举起,合力一抛,扔到了水里面。那巫婆本来不会游泳,又穿得繁琐,在河水里冒了几下头,就沉了下去。过了一炷香工夫,西门豹说:“咦,大巫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难道是河伯留她吃饭了?再派个人去看看。”于是又将巫婆的一名弟子扔进河中。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弟子也去了那么久,再派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扔了一名官吏进去。西门豹拿着玉圭(guī,上尖下方的古玉),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又等了很久。当地官吏在一旁看着,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西门豹说:“这事不好办了,河伯架子大,还得再派人去。”那些人一听,马上跪倒一片,磕着头向西门豹求饶,直磕到血流满地。西门豹冷笑一声,也不理会他们。过了良久,才说:“都起来吧,看来河伯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散了,回家去吧!”从此以后,邺城再也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冲洗农田。原来邺城附近的土地,含盐碱量过高,不利于作物生长。经过西门豹引漳水灌溉数年后,土质得到改善,成为适合稻粱生长的良田。西门豹治邺,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改良的典范。据说,当时开凿水渠的工程十分巨大,百姓们开始还挺有积极性,渐渐便产生了厌倦。西门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手下说:“百姓总是乐于享受成就,却不愿意为此做艰苦的工作。今天邺城的父老兄弟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是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仍会记得我为他们做的事。”西门豹太谦虚了。《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官府为了兴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打算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改建。当地的父老坚决不同意,认为是西门豹兴修的工程,“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官府顺应民意,最终没有改建,而是花更大的成本让驰道拐弯绕过邺城。那时候,距西门豹所在的年代,至少也有两百年了。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魏斯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田子方、段干木为他出谋划策,有翟璜为他引荐人才,有李悝为他管理内政,有吴起、乐羊为他开拓疆土,有西门豹为他治理河渠,魏氏政权越来越强大,让天下诸侯莫不羡慕嫉妒恨。但是魏斯并不就此满足。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跟随父亲魏驹出征,亲历了水淹晋阳,目睹了这个时代的残酷,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魏氏的未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务之急,是利用晋国这一名存实亡的感情纽带,将赵、韩两家都团结起来,共同进退。当时赵氏宗主是赵籍,韩氏宗主是韩虔(韩虎之孙)。据《韩非子》记载,赵、韩两家曾经发生冲突,都派人向魏斯请求出兵相助。魏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他们请到一起,大谈两家的历史感情。晋灵公年代,赵盾大权独揽,提拔家臣韩厥为司马,韩氏由此发迹,逐渐进入众卿的行列,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实乃赵氏提携之功。晋景公年间,赵氏受到迫害,只剩下“赵氏孤儿”赵武一根独苗,韩厥挺身而出,为保全赵氏家业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知恩图报。此后不论时局如何变化,赵、韩两家一直唇齿相依,互相依存。公元前497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如果不是韩、魏两家出手相救,赵氏只怕难逃一劫。公元前453年水淹晋阳,还是韩、魏两家倒戈一击,挽救赵氏于危难。“赵、韩实为兄弟,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破坏两百年的情谊,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魏斯劝道,“何况现在战乱纷纷,强敌环伺,我们更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抵御外敌。赵、魏、韩三家,和则同兴,不和则同亡,请两位认真考虑。”魏斯这番话,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赵籍和韩虔大受感动。三家因此结盟,推选魏斯为盟主,而且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赵国向东,将齐、卫作为目标;魏国向西,以秦国为目标;韩国向南,把郑国当作目标。战国时期第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了,天下人将很快看到这个同盟的可怕力量。公元前405年,齐国权臣、田氏宗主田白(田恒的孙子)去世,其子田和继承家业。一直以来对田氏专权感到不满的公室子弟公孙孙在朝会上公开向田和叫板,被田氏家臣田布杀死。公孙孙的兄弟公孙会逃回自己的领地禀丘(今山东省郓城),派人向赵氏求援,表示愿意将禀丘献给赵氏。禀丘和赵氏领地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卫国和宋国。但是对于急于东扩的赵籍来说,禀丘是一个极好的桥头堡——一旦占领禀丘,卫国便被完全置于赵氏的控制之下,齐国也大门洞开,还能直接威慑当时天下的物流中心陶地,为赵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赵籍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马上派兵越境支援公孙会。齐、赵两军在禀丘城下展开大战。齐军守土有责,士气高涨,趁着赵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迫使赵军退回境内。赵籍急了,向魏斯发出求援信。作为同盟而言,赵籍的这一要求其实很不合理。因为齐军并没有入侵赵氏领地,也没有威胁到赵氏的安全,完全是赵氏想占人家的便宜而不得。如果这样的事都来找同盟帮忙,那么两年前韩国讨伐郑国失利,也可以找魏斯帮忙,魏斯成天满足两个同盟的贪欲都忙不过来了。然而魏斯很爽快地答应了赵籍的要求。他有他的考虑,第一,上次魏氏进攻中山,从赵氏借道,赵氏没有推托;第二,三晋利益相关,他身为盟主,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使赵、韩两家信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阳之战后,三晋实际上已经是三个国家,然而一直有实无名,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为三晋正名,给“三家分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以魏军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很快组成。魏将翟角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赵、韩两家各派兵相助,浩浩荡荡开向禀丘。当时围攻禀丘的齐军统帅就是田布。面对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田布并不觉得压力大,因为他有两千乘兵车和五万名步兵作为后盾。在中原大地上,战车一直是战争的主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参数,因此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纵观春秋历史,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基本上控制在千乘之内。春秋前期著名的城濮大战,晋国方面出动的兵力为战车七百乘。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晋国以霸主之尊,能够动员的极限也不过战车四千乘,但那也只是为了炫耀武力,没有真正投入实战。一次将两千乘战车投入战斗,这个规模肯定是空前的。田布将它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伙子们则塑造新的店主形象,并给其面具涂上新漆。妇女们做玩具娃娃,孩子们则绘制彩色的圣诞晚餐,主要是甜食——糕、饼、糖果条、水果——的图片,因为烤火鸡对小小的手指来说画着太难了。小家伙们把铃铛和松树涂成银色之后,帕特丽莎本人就要在图画顶上的环里穿线了。东方之星是归哈珀负责的。他每年都要检查和修正,确保星星的角都是尖尖的,而且要在深色幕布做成的天空中亮得恰到好处。帕特丽莎设想着老内森·杜波列斯会再次发表开场白。他是个和蔼亲切的人,可是讲话往往不得要领。教堂的节目要更正式些——布道,合唱和儿童唱诗,以及为那些没有结巴、没有哭泣、没有僵住地背诗的孩子发奖——但以耶稣诞生为主题的学校演出是全镇都要投入的,是早在教堂建成之前就有的保留节目。与近年来不同,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份温暖而多风。天空如同歌舞女郎般色彩缤纷:从单调的灰白色晨光变成绚丽的晚霞。空气中有一股矿石气味,是从天地初创时爆发的火山和不停地经受风吹而迅速冷却的熔岩上飘荡而来的。风吹刷着冰冷的石头,然后又刻蚀着,最后将其粉碎成猎犬钟爱的石块。同样的风曾吹起沙伊安和阿拉巴霍部落印第安人的绺绺头发,也把束束长毛从美洲野牛的肩上拂开,告诉每头牛另一个同类就在近旁。帕特丽莎注意到那种矿石气味整整一天了,这时她给纸花分完类,装饰好,便抬头观看歌舞女郎般的天空反复变化。后来变化停止了,只有晚霞后丁香花形的淡紫色余晖。她父亲早就上床了,他在晚餐桌上大谈了一通他计划中的加油站,最后说累了。鹰牌石油公司鼓励了他——和大型石油公司谈话是没用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提供贷款表现出兴趣,条件是他要说服别人把地卖给他。这样问题就在于选址了。在安娜店铺的对面吗?地点很好,可是圣救世主教堂也许不这么想。那就再往北?挨着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那里会有很多顾客——人们不用再为了加油跑上九十英里或者在住处存上几箱汽油。道路呢?从鲁比铺的街道向南北两边延伸与县级公路相接的两条土路,这方面是可以做些文章。不过,争取当地居民同意申请修路时可能会有问题——老年人会大动干戈的。他们喜欢远离县级公路,只让迷路的人和有见识的人接近。“不过,好好想想吧,帕特丽莎,要好好想想。我能修汽车、发动机,出售轮胎、电池、风扇皮带,还可以卖苏打汽水。安娜不经营的东西。没理由惹她生气的。”帕特丽莎点点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的点子一向都不错。他当兽医的经历(是非法的——他没有执照——可又有谁知道或者愿意跑上一百英里路程去帮威斯顿·普尔猛拽卡在母马腹中的驹子呢?),他的屠宰生意(带给他一套屠宰的本领——剥皮、宰割、剔骨并冷藏),当然还有急救和殡葬活动。因为他曾想过当一名医生,而且学习过,他从事的多数行当都与在病者或死者身上开刀有关。开加油站的主意还是她记忆中第一次与开刀无涉的提议(尽管他在谈到拆卸引擎时眼睛确实闪着光)。她本希望他是个医生,上过医学院。机遇在于她母亲要活到今天。也许不成。也许狄利亚去世时他会外出到麦哈里去而不是进殡葬学校。帕特爬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决定将晚上余下的时间用到她的历史项目上,或者确切地说,曾经是个历史项目,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起初这项目是赠给鲁比居民的一份礼物——家谱汇集,十五个家族的家谱。像是倒置的树,树干伸向半空,树枝向四下蔓延。当这些家谱树完成之后,她开始给支系加上附录,注明谁与谁的关系种种,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属什么教派。她还从她学生们的自传作文中搜集一些更细微的线索。(“托马斯·布莱克霍斯之妻密西·瑞沃斯出生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她的姓名似乎暗示了……”)再无其他了。家长们抱怨孩子们像长舌妇似的,净跟人泄露些可以视为隐私甚至秘密的情况。后来,她的大部分笔记来自和人们的谈话,以及查看《圣经》和阅读教堂记事。当她要求看看信件和婚书时,事情就有点失控了。妇女们眯起眼睛,还笑着提出给她再加些咖啡。看不见的门纷纷关闭,谈话转到了天气上。但她并不想也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了。家谱还需要在细处作些订正——生死、婚嫁——但她对附录的兴趣随着笔记的进展而增强了,随之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客观评述。这个项目除了她自己谁也看不懂。已经写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个带句点的小写m,即婚配,成了一个玩笑,一个变幻,一次违法,让她沮丧得直咬拇指指甲。那些像她母亲一样有名无姓的女人是什么人呢?塞列斯特,奥利夫,索柔,伊芙琳,潘西。那些姓氏很普通的女人呢?布朗,史密斯,瑞沃斯,斯通,琼斯。一些妇女的身份依托于她们所嫁的男人——如果婚姻有效,就会成为一个摩根,一个弗拉德,一个布莱克霍斯,一个普尔,一个弗利特伍德。多薇曾让她把摩根家的《圣经》拿去了几个星期,但她在翻阅了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二十分钟之后,便认定了需要进一步发展新支系,以精确记录这十五家鲁比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先祖来自黑文,再上溯则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本来是闲暇时间的自愿行为,变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对邻家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时,就会贯穿着一种极坏的感觉,就像花粉沾在皮肤上。在布道坛上、学校教室里和典礼讲话中详细阐述的镇子故事的官方版,具有强烈的公共生命力。要添加脚注、指出漏洞和疑问,都需要敏锐的想象力和不懈的思考,往往与口头流传的历史彼此相左。帕特本想在文献中找到可能的证据来与故事相互印证,或者在证据不足之处加上她个人的诠释——她认为虽然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有洞察力,因为只有她才具备所需要的情感距离。只有她才能揣摩出,为什么从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中通过伊坦·布莱克霍斯的名字会拉出一条线,在摩根家书中隐藏在撒迦利亚名字旁边的浓墨点又是什么含义。她父亲跟她讲过一些事情,但又拒绝讲另一些事情。像凯特和安娜这样的女性朋友倒是畅所欲言,不过年长些的妇女,像多薇、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却讲得极少,隐藏得极多。“噢,我想他们兄弟之间有某种不合。”这是索恩在提到她叔祖的名字被勾掉时所说的全部内容。此外再无一言。共有九个完整的大家族经历了最初的行程,他们都是从俄克拉荷马的菲尔立被驱逐和抛弃,出走之后在黑文创建镇子的。他们的姓氏都有传奇色彩:布莱克霍斯、摩根、普尔、弗利特伍德、比彻姆、卡托、弗拉德和两家杜波列斯。连同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总共是七十九或八十一个人(取决于那两个偷得的孩子算不算在内)。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其他家庭的零散人员:一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四个堂表兄弟姐妹;一串姑姑姨妈和姑奶奶姨姥姥,照看着她们死去的兄弟姐妹、侄甥女、侄子外甥的孩子。这些零散人员又共有五十多个,他们的故事在帕特学生们的作文中,在野餐、教堂正餐时的闲聊和往事回忆中,在妇女干杂活和准备做头发时的谈话中,浮现了出来。老奶奶坐在地板上让孙女搔着头皮的时候,喜欢出声地回忆往事。每逢这种时刻,一段段故事就会源源道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他们童年时代盘旋着的缺憾和他们成人后的阴影。奇闻轶事标出了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的空间。趣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一枚戒指,一块怀表,他们睡觉时曾攥在手里——还有对穿戴的描述:原本属于哥哥的太大的鞋子,姨奶奶的围巾,妹妹的缎檐女帽。他们谈论那些孤儿,有男有女,年龄在十二到十六岁之间。孩子们看到了这支跋涉的队伍,就要求参加进来。有两个蹒跚行走的孩子,他们干脆收养了,因为孩子被发现时的那种状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又多了八个人,所以总共大约有一百五十八个人走完那段路程。他们走到菲尔立的郊外时,商妥由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列克特及其两个兄弟普莱阿和谢波德宣布他们的到来,而其他人则和撒迦利亚一起等着,因为当时老爷爷已经瘸得不让人扶着就不能在生人面前挺直站着,而生人的尊重是他的要求,生人的怜悯会让他瘫垮。他的一只脚被射穿了——是谁和为什么开的枪,没人知晓或承认,因为故事的要点似乎是当子弹射到他的脚时,他既没叫出声也没有瘸着走开。正是那脚伤,迫使他留在后面,而由他的朋友和三个儿子替他去搭话。不过,事后证明,那倒是个福分,因为他没有目睹真正的回绝,也没听到和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不相像的人们口口相传的不可信的言辞。后来,人就不再是九家,而是更多了。他们成了由遭遇过的种种艰难困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伙步行者。他们对白人的恐惧虽然强烈,却是抽象的。他们牢记下对那些百般侮辱他们的人的清晰仇恨,那种侮辱难以形诸言语:先是驱逐他们,然后又在驱逐的过程中只给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差的食物。人们想知道的有关黑文或鲁比居民的任何事情,都存在于许许多多遭到冷落的事例的细节中。然而,那些细节中的细节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帕特走到窗前,抬起了窗子。她母亲的墓就在院子边上。风刮得飕飕的,似是要从黑暗的天穹上吹下亮晶晶的星星。百合花丛在屋宅旁窸窣作响。矿石的残味被空气中晚饭的气味盖住了。帕特关上窗户,回到桌边,为她的记录准备另一个条目。四月份结婚的阿涅特和K.D.期待着第二年三月能够有个小孩。或者是娄恩·杜波列斯这么说的,她是应该知道的。娄恩是偷来的婴儿之一。当年费尔里·杜波列斯发现她像块石头似的安静地坐在一间茅屋门外。这个穿得脏兮兮的默不作声的孩子坐着的景象,本可以作为他们沿途所见的又一个孤独的画面而保留,只是那地方的与世隔绝令人难忘。费尔里当年十五岁,有些死心眼。她和密西·瑞沃斯走过去想弄清情况。屋里是死去的母亲,看不见一块面包。密西叹息了一声就吐了口唾沫。费尔里说了句“遭天谴的。原谅我,主”,并把婴儿抱了起来。当她们告诉别人见到的情景时,七个男人便去取铁锨了: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及其两个儿子托马斯和彼得、列克特·摩根、阿奇尔·弗拉德、布鲁德·普尔和内森·杜波列斯的父亲贾弗纳尔。他们挖坟的时候,费尔里给那婴儿喂水泡的糕。普蕾斯·康普顿把她的衬裙扯开,裹起婴儿。福尔顿·贝斯特做了个结实的十字架。撒迦利亚由他的两个儿子谢波德和普莱阿一左一右搀扶着,让那只伤脚靠脚跟撑着,做了一次殡葬祷告。他女儿拉芙英、埃拉和塞拉妮为坟墓采集了一些粉色的欧蓍花。人们认真讨论了该如何安排那孩子——把她安置在哪里——因为男人们似乎坚决不肯在他们自己吃不饱的孩子中间再加上一个饿得要死的婴儿。费尔里与他们力争才把他们说服,而后又为起名字的事与比蒂·卡托争论起来,她再次获胜,命名婴儿为娄恩(原文为Lone,意为“孤独”。),因为他们发现她时她无依无靠。而娄恩至今依旧孑然一身,因为她从未结婚。当把她带大并教会她如何做接生婆的费尔里去世时,娄恩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她,给大家接生,只有眼下阿涅特坚持要到丹比的医院去临产。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娄恩(她仍然相信,正经女人都是在家中生产的,只有酒馆的女人才在医院生产),但她知道,弗利特伍德家的人依旧认定她对斯维蒂和杰夫的孩子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自从弗利特伍德家最后一个残疾婴儿出生以来,她已经为顺利分娩的母亲们接生了三十二个健康的婴儿。因此,除去阿涅特的预产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之外,她别的话一句也不说了。帕特翻阅着摩根家的资料,找到其支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内容:科菲·史密斯〔又名K.D.(如肯塔基·德比)〕娶阿涅特·弗利特伍德为妻她又一次猜想,鲁比·摩根嫁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呢?据说,是她哥哥们的一个战友。可是他是哪里人?他的名字“科菲”和撒迦利亚为竞选副州长而改名之前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他的姓又是随处可见再普通不过的了。他死在欧洲战场,所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连他妻子都对他了解不多。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儿子丝毫不像列兵史密斯。K.D.是布莱克霍斯和摩根血统的一个翻版。在K.D.和阿涅特的条目下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但帕特认为他们可能不需要更多的空白了。如果他们期待的孩子活了下来,肯定是个独生子。阿涅特的母亲只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父亲,他的孩子都有缺陷。何况,摩根家的这些后人也不像前辈那样人丁兴旺了。他们不像——撒迦利亚·摩根(又名老爷爷,即科菲)娶明迪·弗拉德(注:安娜·弗拉德的姑奶奶)为妻他们生了十四个孩子,九个长大成人。帕特的手指划过他们的姓名:普莱阿·摩根、列克特·摩根、谢波德·摩根、埃拉·摩根、拉芙英·摩根、塞拉妮·摩根、伽瓦纳·摩根、奎恩·摩根和斯考特·摩根。沿着用Skip黑色墨水画出的页边向上看去,她早期的一条注释写道:“经过七次生育,他们终于给一个女孩起了一个有掌管一切意义的响亮名字,我敢说他们叫她奎恩妮。”(奎恩一名原文为Queen,有“女王”之意。奎恩妮由奎恩转变而来。)从撒迦利亚的名字下引出并用箭头指出的另一条评论一直延续到那页纸的背面:“他给自己重新起了名。科菲是他的乳名——大概是柯菲的误写。而由于路易斯安那没有一家姓摩根的人或姓摩根的黑文人曾经为白人工作过,他为自己选择的姓大概和他的名字一样,源自他喜欢的某种东西或某处地方。撒迦利亚一名源自施洗者约翰的父亲吗?或者是有过幻象的撒迦利亚?就是那个看到过写满一卷书的诅咒和坐在篮子里的女人的人,那个看到过约书亚的脏衣变成华服的人,那个看到过不听话的后果的人?对不发慈悲或不懂同情的人的惩罚,是把他们分散到所有的民族中,而让乐土无人居住。这一切都极其符合撒迦利亚·摩根:诅咒,被塞进篮子盖上铅盖、藏到房子里的妇女,尤其是分散。分散可能使他备感恐惧。一群人、一个部族或者几个家庭形成的联合体的四分五裂,或者在科菲的实例中,早在居于邦克山之前就相互依存或近为邻居的几家人结成的伙伴关系的分裂。他不难想象他熟悉的人们一旦分裂、被抛到异国他乡的不同地方,彼此如同陌客的可怕后果。他一定是深怕认不出标志着这家人特征的下巴轮廓,那家人特有的眼神或步态。他唯恐在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中看不出自己的影子,唯恐不知道他的祖辈葬于何地或者如果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联系。这就是科菲为自己选了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原因。如果他曾听过某个了不起的教士讲过约书亚加冕的故事,这就是对他最具吸引力之处。他不会给自己起当了国王的约书亚的名字,但在上帝和天使们对那个见证者讲了一些合乎常理的事情之后,科菲明白了一些道理。”当帕特询问斯图亚特他祖父从哪儿得到的姓氏,他哼唧了半天才说,他觉得本来该是摩伊涅,不是摩根。或者是莱莫恩什么的,不过,“一些乡亲叫他黑科菲。我们叫他老爷爷,管我爹叫老爹”,说到这儿算完了。有点像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本人既不是爷爷也不是爹爹,不管加不加什么老字。因为摩根家族衰微了。撒迦利亚(老爷爷)的一个儿子,列克特,和他妻子贝克生了七个孩子,但只有四个成活了:埃尔德、双胞胎迪肯和斯图亚特,还有K.D.的母亲鲁比。埃尔德身后留给他妻子苏珊娜(史密斯)·摩根六个孩子——全都搬出黑文到北方的州去了。撒迦利亚不会满意这种做法的。搬走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分裂”。他的想法没错。十分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家族的人丁就不再兴旺了,尽管生育补助金成倍地增长。钱越多,孩子反倒越少;孩子越少,能分配到的钱就越多。假设你以此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

                      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有的尊重!”马丁愤怒地瞪着卡特里娜,然后看着走进厨房的卡伦。卡特里娜仍固执地说,“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找间新的公寓——”“你要去哪里?”马丁对卡伦大吼,突然伸手将她拖向他。卡特里娜扭过头。卡伦因疼痛而扭曲着脸,但她没发出半点声音。“去哪儿?你聋啦?”马丁用力掐她。“去唐娜家,”卡伦说。她父亲放开她。卡伦抬手捂胸,她父亲拍掉她的手。“看看这对姐妹!”马丁说,视线锁定卡伦的胸部。他的两只大手罩住卡伦小小的胸部。卡伦慢慢走在她家与隔壁之间的通道上,缓缓搓揉方才被父亲又抓又捏的地方。走过半条街,来到“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后门;她的朋友唐娜住在这里。唐娜9岁,比卡伦小3岁。车库门开着,唐娜在里头玩洋娃娃。车库很大,可以容纳3辆车,但此刻只停了一辆灵车。唐娜坐在通往尸体防腐室的楼梯上,卡伦走进车库,来到唐娜身边。唐娜有两个娃娃,一大一小。“嗨,”卡伦说,在唐娜身旁坐下。“嗨,”唐娜说,但注意力仍放在娃娃身上。唐娜调整两个娃娃的位置,让大娃娃撑着小娃娃。“贝蒂很难过,”唐娜说,指着小娃娃。卡伦坐在一旁,看唐娜拿大娃娃的手轻抚小娃娃的头。“我们假装她们在喝茶吃饼干好了,”卡伦说。唐娜左右张望,“我好像把茶具放在屋里了。”这时,一辆大型灰色灵车出现在车库门口、倒车,车身部分进入车库。卡伦和唐娜看着3名男子下了车。唐娜的父亲——潘克拉茨先生,他跟卡伦的父亲是朋友;另外两位是潘克拉茨先生的助手,帮他载运遗体。卡伦听见灵车车门砰地甩上,其中一个男人朝她们走来,两手捧着一只鞋盒。唐娜没抬头看,但卡伦谨慎地望着男人。他走过来、蹲下,把盒里的东西给她们看:一只白鸽蜷曲倒在盒子里,呼吸沉重。男人抓起鸽子,伸手递给唐娜,唐娜接过来,小心抱在怀里。鸽子呼吸逐渐平稳,但无法移动。“我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旁边发现这只鸽子,”他说,“它似乎不太想动,可能是受伤了。”他从唐娜手里取回鸽子,向前凑近卡伦,卡伦拍拍它,感觉它柔柔的羽毛和急促微弱的呼吸。“也许我们可以照顾它,”卡伦说,抬头望着男人的脸。她看见男人脸上夹杂快乐与恶毒的表情。男人站起来,看看唐娜的父亲,另一个男人坐在车头,依旧笑个不停,冷眼旁观他们和鸽子的互动。“当然,我们当然可以照顾它,”他笑着说,一边走回车库。“看好!说不定它还能飞哩!”男人将白鸽往空中一拋——拋向卡伦。卡伦一个踉跄。“不要!”卡伦大叫,扑向白鸽,但她来不及接住,它笔直摔落在水泥车道上。“对不起……对不起……”她哭着说,“对不起……我没能接住你。”听见这一幕——卡伦以为自己能接住鸽子却没接到,声音中的痛苦令我动容。我也很难相信这些大男人的幼稚与残酷成性,为了折磨小女孩,竟然对鸽子痛下毒手。我不明白这一点何以令我意外。我知道有人喜欢做这种事,但这种令人震惊的幼稚程度与虐待行为仍使我相当诧异。我再次按下播放键。凌晨1点30分,电话响了。马丁还未就寝,就等这电话打来。他简短应答,表示同意地点点头,然后挂断电话。卡特里娜已经上床睡了。马丁来到卡伦和两个弟弟同住的房间,叫她起床。“穿鞋,我们要出门,”他低语,帮她套上外套。卡伦并未完全清醒,但她任其摆布,毫不抗拒。以前她也经常像这样被叫醒。卡伦如机器人般行走,穿过厨房,穿鞋,穿睡衣和冬天大外套,走在父亲前方没几步,被他催促着向前走。冷风刺着双颊,她心不在焉走下屋后熟悉的阶梯。两人穿过巷子,走近潘克拉茨殡仪馆敞开的车库大门。卡伦来到屋子门口,听见车库门关上的声音。她不情愿地跨上两级台阶,进入屋内。父亲领她继续往前走,她尽可能不睁开眼睛。转过弯,两人开始下楼;越往下走,福尔马林的味道越浓,交谈声也越来越清晰。几支蜡烛微微照亮这个房间,房里已经有五六个男人了。空啤酒罐散落在不锈钢柜台上,在几个塑料瓶之间散落着刀子和软水管带。房间正中央摆了两张不锈钢工作台,用来清洗遗体、沥干、防腐、上妆。马丁带卡伦走向比较近的那张台子,脱掉她的外套。“卡伦,裤子脱掉,”他父亲说,“我们会让你很舒服的。”他冷酷而诡异地对她微笑,将她的外套扔向角落。卡伦很快脱下睡裤,踩在裤子上,腰部以下完全赤裸。她站在工作台旁边,几个男人朝她逼近,目不转睛盯着她瞧。她迅速看他们一眼,看不见仁慈怜悯,于是只好茫然直视前方。卡伦已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聚会。她的心似乎早已飘走,仿佛她根本不在这里。“上去,卡伦,”父亲吩咐她。卡伦爬上工作台,坐在中央。他父亲转向她,解开她睡衣上装的纽扣,从肩膀剥下,扔在外套上。他们开始凌辱卡伦。马丁将一根大头针刺入卡伦腹部又立刻抽出;她痛得喊出声,全身绷紧,但马上回到静止状态,试图掩饰害怕与疼痛。马丁继续拿针刺卡伦,第2下,第3下,卡伦尽可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但每一次针扎仍令她痛得瑟瑟发抖。“想被爱,得先承受痛苦,”马丁说,“你必须感觉疼痛,才能体验爱。不知道痛,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爱。”卡伦全身肌肉绷紧、尽可能维持不动,眼睛也闭得紧紧的。“也许我们该把两个弟弟也带到这儿来,让你看他们受苦,帮助你了解什么是爱?”卡伦瞪大双眼。她忆起上次弟弟们被父亲痛打的情景。他说两兄弟被揍都是她的错,为了她的罪而受罚。太恐怖了。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再让弟弟因为自己不好而受到伤害。她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如此就能保护他们了。她要做弟弟的盾牌,当他们的盔甲。“你该好好感激我们这么爱护你,”马丁说,再次拿起大头针移向她。录音带里的卡伦以踌躇、疲惫、勉强的语气描述这些事件。这些往事似乎令她颇为厌恶、反感(她的声音带着不可否认的悲哀与痛苦),但她还是想办法说出来了。我很惊讶,这种行为竟然会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地区。这些人是谁?卡伦应该不可能像小孩儿做白日梦一样,凭空想象这些画面。他们过于残酷、恶劣,不配当她的父母。录音带至少还有15分钟。现在,孩子们一定已经睡了,在父母慈爱眼神与温暖被褥的怀抱中做着美梦。我很幸运,我的孩子完全不知道世上有此等痛苦创伤。录音带描述的影像、反应、怀疑、恐惧与慌张不安充斥我的思绪。一想到该如何帮助这个深受伤害的女人,我就觉得烦恼又气馁。我们叫这种虐待为“灵魂谋杀”,形容人们如何用这种方式扼杀另一个人的生存意志。卡伦还有救吗?我再次挂上耳机,按下播放键。卡伦看着时钟。母亲已出门上班一小时了,父亲再过几分钟就会到家。她巡视客厅和厨房,确定每一件东西都已收好归位。她来到房间作最后一分钟的检查,确保两个弟弟没把房间搞得一团糟(她半小时前才整理好的)。两个弟弟坐在地板上,把玩他们的绿色塑料小兵;卡伦收拾几件他们拿出来又不玩的玩具,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写作业。她才落座即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她父亲沉重的脚步声,缓缓跨进走廊。“你在啊!”卡伦坐在餐桌边,桌上摆着课本。父亲严厉地瞪着她。“屋里他妈的乱七八糟!你有哪件事做得好?真不知道我们养你干吗,你只会花我们的钱。”卡伦紧靠在餐桌旁,尽可能缩成小小一团。马丁转向冰箱,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盒牛奶。“牛奶过期了!”他说,把牛奶扔进水槽,再回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和一片吃剩的比萨饼。他走向餐具柜,找盘子放比萨饼;先拿了一只盘子,又拿了第二只。“盘子怎么这么脏!”他咆哮着转向卡伦,“给我过来!把盘子洗干净!不准让我看到盘子上有任何一点脏污!”卡伦快步走到水槽边,马丁打开热水水龙头。她动手洗第一只盘子。她父亲站在旁边看她洗,水开始冒热气。他抓住她的手腕。“用热水才洗得干净!”他硬将她的双手按进沸水底下,“继续呀!快洗!”卡伦条件反射地缩回手,赶紧冲洗餐盘;水越来越烫,她拼了命尽可能小心洗,不敢摔破盘子。“什么都要我教!真是的!”卡伦试着控制眼泪、振作精神。她深知自己若胆敢抱怨,下场铁定更糟糕。洗完第二只盘子后,马丁关上水龙头。卡伦的手背红得发亮。马丁低头看看卡伦,卡伦把手藏在背后。“你为什么绑咖啡色腰带?我不是告诉过你,咖啡色是黑鬼的颜色?你是黑鬼的婊子吗?你想被黑鬼强暴吗?”马丁的脸逼近卡伦。卡伦站在父亲面前,不敢说话,不敢移动。“你很不乖。你得受处罚。现在回房上床去!赶快给我睡觉!”凌晨2点,卡伦的母亲下班回家。她上床入睡后,她父亲和祖父来到卡伦房间,叫她起床。父亲拿着她的外套。“走吧,卡伦,我们去吃冰淇淋。”她父亲一边说话,一边将她的手臂塞进外套。卡伦勉强坐起,全身软趴趴的不想醒来,却仍任由他们将外套穿过两只胳膊,盖在睡衣外头。两个男人带着卡伦走下屋后的楼梯,上了祖父的车。约莫10分钟车程,他们来到祖父白天负责督管的化学工厂。在这种夜半时分,不会有人还留在工厂工作。卡伦一路上几乎都闭着眼睛。这条路线她以前也走过好几次了。他们把车停在后门附近,那儿已停了好几辆车。卡伦的祖父用自己的备用钥匙打开后门。屋里光线昏暗,但足够指引他们通往运货电梯的路。他们踩着老木地板向前走,经过几座大染缸——有的开着,有的盖着——几道恶臭难闻的紫色脏污泼溅在缸壁上。3人来到一座通往电梯的大型金属门前:电梯门是上下开合式的,中央突出一条黑色帆布带,像极了吐出的黑舌头。卡伦的祖父按下呼叫键,她听见机械移动的声音——电梯缓缓自地下室升起。祖父抓起黑色帆布带,上下拉开电梯门。门咔啦咔啦发出巨响。金属门后是另一扇从下方开启的金属栅门。马丁弯下腰,捡起栅门的帆布带,用力拉起。3人鱼贯走进又大又黑的电梯。马丁握住卡伦的胳膊,她祖父关上内外两道电梯门,一连串砰砰声响彻整座工厂。电梯缓缓下降。马丁脱掉卡伦的外套,交给他父亲。卡伦被动地站着。他解开卡伦的睡衣上装,从肩上剥下,再扯下她的睡裤,轮流从两只脚底下抽出来。她祖父将外套披回她的肩上,拉拢前襟。3人来到最底层,马丁开门,祖父顺势按下紧急停止键,防止电梯被召回楼上。两个男人走进宽阔的地下空间,一左一右领着卡伦前进。十几支蜡烛照亮房间,房里有10来个人,其中三四个是女人。两个女人赤身裸体。有人大笑,有人大叫,一名男子捉住一名裸体女人,女人尖叫出声。当卡伦被安置在房间正中央,房里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转身面向她。微光中,他们的脸模糊难辨、忽隐忽现,但大多数卡伦都认得。祖父拉开卡伦的外套,扔向一旁,她未着寸缕站在两个男人中间,面对这群部分隐身在烛光中、部分被烛光照亮的人们。“就是她,邪恶的母狗,”祖父大声喝道,“处罚她,除去她灵魂黑暗面的时候到了!她得好好上一课,她必须受到处罚,就是现在!”祖父胁迫卡伦走向房间正中央,马上向后退开,独留她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我们因神的旨意聚集在这里!”他继续说道,“世界乱了。有人挨饿,有人终日鬼混、行尸走肉,到处充斥瘟疫、性病等等的疾病——全都是像她一样的邪恶孩童造成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为了感受人们所受的苦,你必须受罚。拿刀来!”人群中,一名男子上前,递上一把削皮刀。“把手伸出来!”祖父命令卡伦。卡伦半开半闭着双眼,伸出一只手。男人把刀放在她掌中,收拢其手指握住小刀,再用自己的大手包覆她的小手。接着,他开始缓缓施力,握紧她的手。卡伦全身一紧、哭了起来;血滴逐渐覆满刀柄,她顿时停止哭泣。“圣母马利亚也曾对耶稣施与今晚的仪式,”卡伦的祖父继续说道,“在智者降临之前——告诉她,他已为她受罚,为你们的罪而死——必须先完成这个仪式。”祖父对男子点头,后者松开对卡伦的钳制,移走她手中的削皮刀。卡伦垂下手,落在身侧,鲜血从指尖缓缓滴下。祖父继续说,“我们认为你必须受到处罚。只要你还活在世上,你一辈子都必须惩罚自己。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将神的旨意泄露给外人知道,你必须杀死知情者,然后自杀。你没有选择,否则邪恶会永远跟着你。你必须杀死任何胆敢帮助你的人。如果你背叛我们,无论现世或死后,你将注定堕入地狱,永劫不复。”卡伦的祖父瞧瞧马丁,然后看看靠在墙边的长桌。马丁走向那张长方形的大型折叠桌,将其拖往房间正中央。卡伦被带到桌旁,两个男人架住她的胳膊,提起她,让她坐在长桌上。她浑身赤裸地坐着,两眼紧闭。然而,她仍能感觉到一道亮光,听见家用录像机呼噜噜的转动的声音……“早,卡伦。”卡伦走进厨房准备上学,母亲向她打招呼。卡伦一边在餐桌旁坐下,一边梳头发。“你就不会说早安吗?”她母亲斥责道。卡伦呆坐,揉揉额头边。“怎么啦?”母亲问她。“我头痛,”卡伦说,看起来又难过又痛苦。“怎么又来了?”她母亲问道,“你又做了什么下流梦了吗?你怎么老是梦到邪恶的事?你可千万不能把这些坏念头告诉别人呀!”母亲掉头专心照顾炉子。卡伦静静吃她的早餐玉米片。这时她母亲注意到她手上的割伤。“你又把自己给怎么啦?”母亲不高兴地问。卡伦缩了一下,赶紧溜下椅子,抓起书本离开。她的手好痛。她的头好痛。这部分录音让我更深刻了解到,卡伦内心所受的伤害究竟有多深多重。卡伦一段一段、断断续续地描述这些往事,仿佛她正在召唤没有规则的记忆片段,然后用一种就事论事、疲惫的语气描述出来。我想,她在描述事件的当时已将自己的感觉与记忆隔开。然而,她所描述的情境实在极端骇人且充满伤害,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她所描述的是一小群关系紧密、至少稍有组织的成人,其中还有数名女性。他们定期聚会,以精神、肉体双重虐待孩童为乐,行径极其残忍、变态。还有,那些类似宗教语言的话语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我也想知道。每次听卡伦描述她的恐怖往事,“究竟有几分真实?”的问题总不免浮上心头。但卡伦每一次都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娓娓道来——言谈间充满痛苦、沮丧与深深的悲哀。她一点都不想把故事说出来,但她仍冒险说给我听——她认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她的过去,并且可能因为这些事件而放弃治疗她。我知道孩童受虐事件层出不穷,但他们总是与我的个人经验无关,意即,我不曾见过或认识任何经历如此童年并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难道她想欺骗我,试图操纵我,好从我这里得到她想要的?凭着过去四年的相处经验,这个说法不甚合理。至少,我无法想象世上有何种意图值得一个人以如此方式欺骗别人。我猜这也许是试探,好让她了解我的意志是否够坚强,是否能与她并肩熬过不堪、充满伤害、她自认过于病态而无法治疗的过去。然而,若真是如此,她又为何在持续治疗四年后才以如此突兀、震撼的欺骗手段表达她对我的信任?特别是“欺骗”不仅完全不符合她的个性,还可能威胁甚至摧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关系。这一回,时间是1993年11月,卡伦给我看一幅漫画;画中的精神科医生拉下操纵杆,病人立即滑下治疗躺椅,掉进底下的陷阱门。漫画标题写着:下一位请进!你也玩完啦!“这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漫画问她。卡伦不安地扭动,脸上闪过一丝懊悔。她实在够莽撞,竟敢拿这种漫画给我看;但她也早该想到,这次我一定会跟她好好讨论这件事。“我害怕你有一天会觉得受够了,然后对我说‘算了,放弃吧’,”卡伦说,“部分的我认为你不会这样做,但另一部分的我却怕得要命。这些记忆吓死我了,说出来也让我很害怕。家人告诉我,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听过以后也会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三国联军却创下了历史奇迹。依靠邯郸军民的殊死抵抗和魏、楚救赵之兵,邯郸之围得以解除,赵国暂时免掉了亡国之灾。但是,秦国会甘心这次失败吗?虞卿力辩拒割地秦军邯郸无所得秦兵当然不甘心邯郸之战的失败,所以在解邯郸之围时,要求赵国割六县议和。赵国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给不给秦国六个县。赵国正卿虞卿坚决主张不割六县。虞卿认为,秦国清楚地意识到邯郸之战是打不下去的,而不是因为喜欢赵王而罢兵(赵孝成王也认为秦国攻赵竭尽全力,是“倦而归”)。所以,秦国以强兵都得不到的六县我们却要拱手相送,这岂不是帮助秦国打自己吗?但是,赵国有一个深受赵孝成王宠爱的赵郝却力主割六县给秦国。理由是什么呢?一是若不割六县给秦,秦明年必来攻赵;二是秦不攻韩、魏而攻赵,说明赵国对秦国不如韩、魏对秦友好,所以,割六县给秦国可以表示赵国的好意。虞卿认为这是谬论!第一,毫无意义。割六县给秦并不能阻止秦国再次对赵国进攻,所以,割六县城给秦国毫无作用。第二,这是自杀!若秦兵凭武力都拿不到手的土地我们都得白送给秦国,秦兵再来,我们还得割让秦兵夺不到手的土地,这是壮大秦国而削弱赵国。赵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秦国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的割法早晚会有一天落到无地可割的境地,那赵国不就彻底完蛋了吗(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此时,原在赵国任职后到秦国任职的楼缓回国,赵孝成王向他征求意见。楼缓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自己不好表态,最终还是劝赵孝成王割地给秦。楼缓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一是虞卿不了解秦国,二是赵国被秦所困会给其他国家瓜分赵国提供机会。虞卿听说楼缓的言论后,立即拜见赵孝成王,据理反驳说:楼缓是为秦国当说客。赵国即使能拿出六座县城也不能给秦国,我们可给齐国,齐、秦之间水火不容,齐国如果得到了赵国白送的六县之地,一定会全力帮助赵国。这样,我们虽然给了齐国六个县的土地,却还可以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我们只要放出这个口风,秦国议和的使者就会主动到赵国来(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虞卿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总算说服了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派虞卿到齐国去,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议和的使者已经到达赵国了。楼缓知道后,立即逃出赵国。求救援同仇敌忾围邯郸秦军落败在邯郸之战中,刚刚受过重创的赵国最终打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秦军,为什么赵国最后竟能打败秦军呢?一是哀兵必胜。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但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连平原君都散家财以助国难。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二是秦军混乱。秦军这次攻打邯郸非常混乱、开始时打算用白起为主将伐赵,但是,白起有病,不能成行,只好派王陵担任将领,攻打邯郸。由于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王陵的攻打很不顺利。此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准备派白起代替王陵。可是白起死活不干,秦昭襄王只好另派他人率部攻赵,扛了两个月,还是没攻下来。三是合纵成功。邯郸之战赵国所以能够成功,与联合魏、楚共同抗秦密不可分。秦国攻打邯郸,是想一举灭赵。如果秦国灭赵得手,魏、楚两国将成为下一个羔羊,加上信陵君窃取兵符,毛遂逼迫楚王,最终形成草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态势。邯郸之战以秦军大败而告终。赵孝成王虽然靠合纵成功保住了邯郸,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赵国日渐衰弱的趋势,仅仅是延迟了赵国的亡国时间。这样,本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灭亡赵国的重任留给了秦王嬴政。嬴政将怎样灭亡赵国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呢?第22章赵国之亡赵国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多次不遗余力地对赵国进行军事打击,规模最大的就是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之战,赵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使赵国的都城邯郸得以保存。但是,两场大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秦灭赵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奉秦王嬴政之命又一次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俘虏了赵国最后一位国君赵迁。赵王迁的太子嘉逃到代地称王,七年之后(前222)也被秦军所俘,赵国彻底灭亡。赵王迁是导致赵国亡国的第四位国君,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导致赵国最终灭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掌实权嬴政伐赵斩李牧赵迁亡国公元前235年,赵王迁继位。赵王迁继位之时,已经是秦王政十二年,嬴政已经掌握秦国大权四年了。赵王迁二年(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处理完吕不韦事件的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大举攻赵,赵迁派兵迎战。结果,主将被杀,赵军士兵损失十万。这次赵军被杀的人数仅次于长平之战,而且距长平之战也仅仅二十七年,因此,赵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兵员再次遭到毁灭性的屠杀。赵王迁三年,嬴政再次派遣大军从上党郡翻越太行山,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在危急关头,赵王迁从北部边疆调回李牧为大将,抵抗秦军,李牧统领赵军大败秦军。秦将桓齮(yǐ,以)因为战败,畏罪逃到燕国(一说桓齮就是樊於期,嬴政非常恼恨樊於期,所以荆轲才拿他的人头做见面礼),李牧因功被封武安君。三年后,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再次击败秦军。秦国东扩灭赵的进程又一次受挫,这是因为赵国尚有一支精锐之师,尚有大将李牧。李牧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在赵国即将亡国的危难时刻屡屡重创秦军?李牧原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郡、雁门郡,防备匈奴。李牧守边有三招:一是稿赏士卒。李牧非常关心士卒生死,每天宰杀几头牛搞赏士兵,对将士们非常厚道。二是精心防守。平时让士兵学习骑射,派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守烽火台,还派了很多侦察员侦察敌情。三是死不出战,这是一条铁律。一旦遇到匈奴入侵,要赶快退入营垒防守,胆敢迎战者,斩首(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次入侵,李牧部队都谨慎地点燃烽火,立即退入营垒,绝不出战。一连好几年,他的防地、人员、物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匈奴人把李牧这种守边策略视为胆怯的表现,赵国官兵也认为主将胆怯。赵王因此多次斥责李牧,李牧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赵王发怒,把他召回,另派他人领兵,李牧什么也没说,回家休息。此后一年多,匈奴每次入侵,继任的主官都出兵迎战。但是,屡屡失手,损失极多,伤亡惨重,导致边境地区不能种田,也无法畜牧。赵王别无他法,只好请李牧再次出山。李牧闭门不出,坚决称病推脱。赵王一再强迫李牧任职,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老三招,请大王恩准。赵王立即答应了李牧的要求。李牧重返边境,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事。匈奴几年来又一无所获,但他们也一直认为李牧胆小怯战。虽然边地官兵每天都能得到李牧的赏赐,但就是无用武之地,都想和匈奴痛痛快快打一仗。李牧看到和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痛击匈奴。第一步,精选优质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神射手十万人。全军一律投入备战。第二步,示弱。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佯装战败,有意把几千人扔给匈奴。匈奴单于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利可图,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防区。第三步,打大仗。李牧正面迎战,同时,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一仗歼敌十多万人(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最后只有单于逃走了,几个小的部落也投降了。这一仗匈奴吃了个大亏,此后十多年,匈奴人不敢接近赵国边境。李牧不但能够防守边疆,而且也擅长攻坚。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李牧一举攻占燕国两个县。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军。因为李牧善战,秦军虽有名将王剪,灭赵之战相持达一年多仍无进展。秦国深知李牧善战,很难对付,如果不除掉李牧,灭赵非常困难:王翦便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让他施反间计。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便不断散布流言蜚语,在赵王面前说李牧的坏话,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迁听说之后,便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乘李牧不备,秘密逮捕了李牧,将他处死,还撤了司马尚的军职(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三个月之后,王翦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将,俘虏了赵王迁。最后只有赵王迁的太子赵嘉逃到代地,自称代王,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代地,俘虏了赵王嘉。昏庸信谗斩将败兵主次不明割地求和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28年灭亡,历经了一百七十余年,它曾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等交界之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赵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后世传诵颇广的故事,如“窃符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赵国为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赵国除了灿烂的文化,还有一点是后人最为称颂的,就是赵国军民的积极抗战,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唯独赵国是最能打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国家。但是历史没有选择赵国,这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存在哪些因素呢?赵国灭亡有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先说用人失误。赵国人才济济,远非他国可比。但是,赵国的国君从赵孝成王开始,重用的人多是公族贵戚。比如说长平之战,这是决定赵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然而,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之前,赵孝成王找谁谋划?一个是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的舅父),一个是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全是公族贵戚。廉颇等一批名将,蔺相如等一批名臣,全不在决策人之列。赵豹主张不要上党郡,赵胜主张接收上党郡。虽然两人主张不同,但是,他俩都没有意识到接受上党郡将引发秦、赵两国之间的一场生死大决战。这两位参与决策的人都没有把大决战这一点给赵孝成王讲清楚:赵孝成王既想要地,又无充分思想准备要打硬战、恶战,最终一败涂地,元气大伤。赵迁继位之时赵国已处于亡国前夜了,但是,赵迁还是听信谗言,杀了支撑赵国半壁江山的名将李牧。这是自毁长城啊!三个月之后,赵王迁被俘。虽然李牧就算不被杀,是否能支撑赵国这盘残局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杀了名将李牧,赵国一定灭亡。因为,李牧至少还能让赵国坚持下去,不至于三月亡国。赵王迁死到临头还冤杀名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最后也满怀愤慨地写道:“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第二,政治腐败。赵国政治腐败成风。我们看看郭开这个人即可知赵国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郭开是赵国大臣,囿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郭开曾担任的职务,但是,郭开对赵国最后的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国时期有“四大名将”之说,秦、赵两国各占两位。赵国的两位名将是廉颇和季牧。李牧死于郭开之口,原因是郭开受秦重金贿赂,诬陷李牧。廉颇也毁于郭开之口,但并非受秦反间之计一事。赵孝成主错误地撤廉颇而用赵括,使赵国损失了四十五万精兵。长卑之战以后,赵孝成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廉颇的重要,让廉颇再次领兵,廉颇不负王命,屡屡为赵立下战功。赵孝成王死后,继任的赵悼襄争王又不信任廉颇了,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气,一怒之下,打跑了乐乘,这样,廉颇在赵国就待不下去了、逃到魏都天梁(今河南开封)。廉颇到魏国后,魏王长期不信任他,廉颇自己也很想回赵国再次带兵。赵悼襄王此时也感到用乐乘代替廉颇做得有些过分,想重新起用廉颇,但又不知道廉颇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于是,赵悼襄王派使者丢魏国着望廉颇。郭开作为赵国重臣,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出一使魏国的赵使行贿,让他设法阻止廉颇回国。使者在魏国见到了廉颇,看到廉颇饭量很大,还能披甲上马,身体极好。但是,这位使者由于收了郭开的重礼,回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很大,不过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去了多次厕所。赵王听了使者的话,认为廉颇真的老了,使不再考虑起用廉颇(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郭开是赵国重臣,自然知道廉颇对赵国非常重要。但是,他嫉贤妒能,不容廉颇,不惜以重金贿赂赵国使者,毁掉了赵国一员虎将。后来,楚国听说廉颇闲居在魏国,便派人暗中将廉颇接到楚国。廉颇虽然在楚国当了将军,但是,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还总是念念叨叨地说,我喜欢用赵兵。最终廉颇客死楚国。廉颇是赵国名将,屡立战功。长平之战为秦反间计所害,长平之战后,廉颇又率兵对付趁火打劫的燕国,大败燕军。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屡立战功的名将,在赵国竟然待不下去。除了秦国反间之外,赵王身边的重臣也进谗言陷害他。郭开之口胜过秦人雄兵,三寸之舌胜过百万秦军,廉颇没有死在秦军刀下,却毁于郭开口中。赵国的政坛黑暗到了这种程度,除了亡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在赵国的历史上,不乏大将、名将,可惜的是,这些名将的结局都非常惨,李牧被杀,廉颇最后客死他乡,政治的腐败加快了赵国灭亡的脚步。唐朝末年的周昙曾有诗云:“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虽然,廉颇回国、李牧不死最终不一定会阻止赵国的灭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迟秦军东扩的速度。第三,主次不分。赵国不仅面临着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还不断遭受北面燕国的骚扰。燕国是一弱国,实力远远比不上赵国。但是,在赵国的亡国过程中,燕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燕、赵两国本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赵国为燕国阻挡了秦军的进攻,仅此而言,燕国应当帮助赵国,抵挡秦军,但事实并非如此。邯郸之战尚未结束,赵国的武垣令傅豹等人率领该地原燕国百姓叛逃到了燕国,为赵、燕两国关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赵孝成王十年(前256),秦派兵进攻赵国,攻占赵国二十多个县,杀死九万赵军。赵派乐乘等率兵进攻秦信梁军,打败秦军。此时的燕国非但不帮赵国抗秦,反而趁秦、赵大战之机,攻占了赵国昌城(今河北冀州),这进一步激化了燕、赵矛盾。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燕王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送了五百金的重礼给赵王。但是,这个栗腹一回到燕国,马上向燕王报告,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了,未成年人还没有长大,可以趁此机会讨伐赵国。燕王召见重臣乐间,询问他的看法。乐问回答,赵国是一个四面都需要应敌的国家,因此,这种国家的应战能力超强,不能打。燕王又问,以众伐寡,用二打一的办法攻打也不行吗?乐间肯定地回答,不行。燕王赌气地说,那我用五倍的兵力去伐赵,行不行?乐间还是坚定地回答,肯定不行。燕王一听,勃然大怒。大臣们一看燕王震怒,便齐声附和燕王(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面对失去理智的燕王,乐间不再说话。于是,燕王派出两路大军、两千辆战车。一路以栗腹为帅,进攻鄗(今河北高邑);一路由卿秦为将,攻打代(今河北蔚县)。赵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廉颇率领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公喝错春药让我高潮

                      少年淳一之烦恼渡边先生把他这部小说取名为“影绘”确实令人费解。日语的“影绘”有皮影之意。众所周知,皮影就是投影在幕布上表演的皮制傀儡戏,既是影子又受某种力量操纵行动。而作者在本书中也说到自己在白天和夜晚简直判若两人,这或许就是将此作命名为“影绘”的缘由。好在还有副标题——“某少年爱与性的物语”,表明这部自传式小说记述了作者从性意识萌动到告别处男的“烦恼史”。“德国剧作家魏德金以思春期少男少女的性意识为主题的成名作《春情萌发》之所以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就因为他强调——性欲正是本能的生命欲望,‘性即生命’。如同日本文豪森鸥外有部作品叫《性欲的生活》,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会把自己性意识萌动的历程写成自传或小说。”(引自《影绘》的《解说》,水口义朗。)渡边先生在本书中引述了某生理学家关于食欲和性欲属于人之第一本能的观点,基本原理与前述魏德金所说“性即生命”相同,也与中国古代先哲所说“食色性也”及“饮食男女”相同。通俗地讲,人和动物不吃不喝就会灭亡,而没有两性交合就无法繁衍后代、延续生命。这也是大自然的造化,因此必须“道法自然”。本能是人类各种行为的驱动力。现代实验研究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由15种基本的欲望和价值观控制。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具有生理、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这5个层次的本能需求,满足了一个层次后必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古代先哲所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但也有古语曰“饱暖思淫欲”,颇具讽刺性。人类虽然号称“高等动物”,但毕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还残留着不同程度的“兽性”,即动物性。而人类经过进化又具备了“神性”,即文明社会性。人类发展到多元文化的当今阶段,原始的动物性和高度的社会性这两种属性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和激烈,就是因为社会性制约动物性,而动物性随时都在挑战社会性,所以在两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作者的一生就是典型实例。作者倾其毕生精力身体力行地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本质,并以文学与科学结合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尖锐矛盾和棘手问题的办法。这位多产作家的创作原点和动力,正如他在《我永远的家》中所说,就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各种积累,当然也包括性烦恼。作者的母亲和父亲都是教师,母亲像“交际花”般活泼健谈,而父亲则是个自制沉稳的数学老师,作者无疑继承了双方的“DNA”。从“过百岁”(百日)被算出“命犯桃花”到被女老师罩在裙底,从厕所涂鸦的性启蒙到男女同校,从初恋对象纯子魂断阿寒湖到受寄宿女大学生引诱而告别处男,作者完成了性成长。另一方面,从童年玩“抢诗牌”到中学国语老师的文学启蒙,从学习创作“短歌”到试写球讯,从查词典到看“黄书”,从打工窥见“伴伴女郎”到观影《情妇玛侬》,从爱读卡缪和萨德到欣赏川端康成,从希望进入京大文学系学哲学到被迫改为学医,奠定了作者的知识结构。从少年时不满工头虐待朝鲜劳工到作为医师批评院方对患者的不当处置,表现出弃医从文的作者从青少年时期就极富正义感……应该说,专攻理科且获取医学博士的渡边先生是唯物主义者。同时,曾经有志于学习哲学的渡边先生也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两性关系,在描述性愉悦的同时总不忘提示其危险性。如果咬文嚼字地讲,自慰应该利于身心健康并可避免性能量失控转化为负能量,而手淫却有害健康。性放纵与性压抑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古训“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又怎么样”这句话因渡边先生的同名小说而流行一时,体现出勇于质疑的精神。那么冒昧试问: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性观念、性文化来教育东方人就能解决性关系中的痼疾新病吗?就算普及了性知识,那又怎么样?传统的异性婚恋生育问题尚未解决,又出现了同性恋带来的艾滋病问题,近来还有无性恋和无性婚姻的问题,直接给日本带来的后果就是“少子化”,甚至有预测说500年后日本人口会降至千人!还有报道说,在50年内,人以机器人为性伴侣将成常态!少年时期的烦恼能够激发雄心壮志创造无穷的智慧,可人类的智慧又消除了多少烦恼呢?侯为2015年夏天于古都西安少年一“性的感兴”是什么?高村伸夫忽然想起就翻阅辞典,可是里面却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根本就没查到“性的”这个词,所以辞典中当然不会编入附加这个形容词定语的词组。由于辞典原本就是以单一名词为中心编纂的,寻求解答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就在翻阅厚厚的辞典之间,伸夫心中那种应称之为“性的感兴”已开始萌芽。已经隔了几年?这种在翻阅辞典时产生的轻度兴奋……那应该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伸夫常常躲在自己房间里翻阅辞典,寻找“性交”和“生殖”这类词语。“性交”即男女交合、媾和、房事。“生殖”即出生增殖,生物繁殖与自己同种后代的现象。“生殖器”即生物进行有性繁殖的器官,高等动物的睾丸、卵巢及附带的接合器官等。在人类当中,男性生殖器由睾丸、附睾、输精管、精囊、前列腺等内生殖器以及阴茎、尿道、阴囊等外生殖器构成;女性生殖器由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等内生殖器以及小阴唇、大阴唇和阴蒂等外生殖器构成。在阅读这些解说时,伸夫手掌开始出汗,呼吸变急促,脑袋像全身血液涌上来似的发懵。虽然眼睛在扫描字里行间,耳朵却变得异常敏锐,准备万一有人接近房门立刻合上辞典。假如此时被母亲发现的话,伸夫肯定会立刻变得面红耳赤。但虽说如此,辞典简直就是淫猥词语的宝库。在“性交”这个词条下面,排列着“肉交”“接合”“媾和”“房事”等怪异的词语。其中“肉交”这个词显得很直白,而“媾和”则令人联想到野合的癫狂,“房事”则具有一种神秘的回响。至于“卵巢”“子宫”“阴道”“小阴唇”“大阴唇”“阴蒂”等词语,更是超越了神秘而隐含着引起眩晕的淫靡感。而且,解说中的每个词语还会唤起更深的性的感兴。例如在“阴道”这个项目中的解释:这是雌性外生殖器的一部分,兼具交合器官及分娩通道的功能,富于扩张性的、由黏膜和肌肉构成的管道,上部连接子宫,下部开口于外阴部,处女的阴道口有处女膜。读到这里自然会转到“处女”条目,接着便想去看关于“处女膜”的解释了。只要是用辞典查阅淫猥的词语,伸夫从来不知厌腻。而且,由于辞典上的解释乍看冷静而科学,可这样反倒暗中透出道貌岸然的淫靡感,煽起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欲望。在初中时代,确实只需一本辞典就足以沉浸在性兴奋状态之中。换句话说,性的感兴已经旺盛到只用辞典即可激起的程度。少年时期这种对性的好奇心,单纯用“兴趣”和“关注”这类词语很难概括,因此应该属于包括这一切的不断奔涌而出的“感兴”之类。虽说如此,仅仅看到辞典就唤醒了一个人的青春是不是有些滑稽呢?青春的回忆似乎需要再下些功夫并搭建精心设计的舞台装置,而这样却实在太简易轻松了。现在翻开辞典,高村伸夫有些惊讶和意外。换句话说,他对自己曾经有过只要受这类词语刺激就兴奋的时代感到惊讶,并对自己现在看到那类词语会有轻微的紧张而感到意外。难道这是因为年轻时代常习成性的东西难以消失呢,还是性的印象会相当浓重地留在心中呢?这本辞典出乎意料地唤醒了伸夫对过去的性回忆。二高村伸夫最初产生所谓“性的感兴”是在他五岁的时候。那时,他还没上小学,就待在位于坡顶的家中。离伸夫家二三百米处是牙科医生原井先生的家,可能是因为父亲或母亲去那里看过牙所以比较熟悉。那天,伸夫也跟着母亲走访了原井医生的家,不过他们没去门诊室而是进了客厅,所以母亲未必是去看牙,可能是去喝茶聊天了吧。进了客厅,只见拉开隔扇门的里屋铺着被褥,原井医生的女儿百合子正躺在里面。当时她有多大年龄呢?感觉像是十七八岁,不过或许更年轻些。百合子小姐皮肤白皙、睫毛长长、星眸清亮、秀发如瀑,有一种所谓良家女孩的气质。不过,伸夫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只是在童心中留下了漂亮而难以接近的印象。那位百合子小姐正在里屋休息,看样子像是患了感冒。她盖着花被,确如百合子本人一样花枝招展。不过,她可能是因为发烧而精神萎靡,原本细窄的脸庞显得更加无助孱弱。说不定母亲是去探望百合子小姐,可她只在病榻旁坐了片刻就跟百合子小姐的母亲回客厅聊天了。也许是考虑到百合子小姐独自休养不免冷清,所以才把隔扇门一直开着。伸夫就坐在母亲身旁,时不时地偷瞟一眼躺在里屋的百合子小姐。美丽女子是不是在卧榻休息时也很美丽动人?反正伸夫当时感到她躺着的地方就像炫彩夺目的花园。过了一阵,百合子小姐似乎有些烦闷,从花被旁伸出纤纤手臂拢起搭在枕边的头发,瞬间露出了白皙的耳根。伸夫慌忙伏下眼睛,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情景。过了片刻,当他再次提心吊胆地抬眼看时,只见花被下端左右波动,于是想象到百合子小姐的白腿在花被中扭动,伸夫突然感到有些气闷。当然,大人们和百合子都不会觉察到伸夫这种反应,后来没过多久他就跟母亲告辞回家了。虽然当时的情况仅此而已,可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用“街坊家的姐姐”这种单纯的眼光去看百合子了。以前只是在外边见过她,可现在连她睡觉的样子都看到了,而且当时她在花被中扭动下肢。对于百合子来说,那也许只是为消解烦闷的下意识动作,但伸夫却感到自己窥见了百合子的某种秘密。当时那瞬间的气闷反应,或许就是从那微妙的扭动中感到了女性的气息。虽说如此,伸夫对于男女性行为以及女性身体尚无具体认识。当然,他对于百合子的想法本身就与异性爱或性欲相距甚远,并未超越“街坊家漂亮姐姐”的印象。不过,一旦看到过百合子躺在花被中歇息的姿态,伸夫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每天早上见到她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说“姐姐,早上好”了。伸夫的“性的感兴”大概就是始自对百合子的认识。不过,除了对特定女性留意而产生的“性的感兴”之外,他此前应该还有几次个人的体验。例如早上憋尿醒来时,就会发现那东西膨胀坚硬起来。当然,这时只需排尿就会萎缩并很快忘掉,但也会在感到诧异和羞臊的同时沉浸在某种自豪感当中。虽说如此,倒还不会立刻引起性兴奋。“你看,都憋得这么大了,赶快去尿一泡!”在母亲患肋膜炎住院时来帮忙的远亲阿姨用指尖敲敲伸夫胀大的阴茎头催促道。“怎么把别人的东西不当回事儿……”伸夫觉得阿姨此举太粗暴就有些生气。不过,这也与性兴奋相去甚远。当然,他也不会意识到,在女性用手指敲击的举动中包含着异性的亲切感和轻微的好奇心。或不如说,他可能是对自己每次憋尿就胀大的那个东西感到了几分羞臊和蹊跷。而且,这与先前那种自豪感互为表里,也许二者合一就形成了所谓“麻烦的感觉”。男性对于性的这种“麻烦的感觉”也许会伴随终生,到头来还会产生“莫如无此一物才好”的感慨,甚至发出“为它付出几多辛劳”的叹息。当然,在幼年时代不可能产生那种感受,但也并非只需撒泡尿就可以解决。他心里总觉得还会有某种反应,却难以捕捉那种朦胧反应的实体。尽管如此,关注下体的前部重于后部或许就是情窦初开的第一步。奇妙的是,伸夫在幼年时期关注后面的屁股却重于前面的阴茎。这种感觉似乎与每天多次小便时触摸并注视阴茎的行为并非无缘。这是因为,与触摸阴茎的次数相比,意识到肛门并伸出手去的次数要少得多。一天一次,顶多两次。不可否认,频繁触摸前面的常态化,就是造成轻视阴茎而将肛门视为具有神秘感的重要部位的原因之一。这种前面与后面的区别在羞耻感方面也完全相同。比起在排尿时被人看到,在排便时被人看到所产生的羞耻感会更加强烈。在实际生活中常见男孩向伙伴显示自己排尿冲力强劲的情景,可即使是出于恶意,也不会有人炫耀自己拉便便如何如何。即使说到儿童时代常搞的“脱裤衩”恶作剧,当前面暴露时往往不会有多大反应,而当屁股被暴露时欢呼声却会更高。特别是男孩,比起前面暴露,后面暴露的姿势更丢人更屈辱。在洗澡之后赤身裸体地玩耍时,比起被母亲训斥“露着小鸡鸡会被笑话”,“露着屁股会被笑话”的训斥效果会更强烈。不过,据说这种“后面比前面更令人害臊”的心理只限于幼年时期。这种心理开始逐渐逆转,可能是在进入小学前的四五岁时。当然,此时幼童尚未清楚地意识到羞耻感,所以与其说是“害羞”,不如说仍旧停留在“前面似乎比后面更神秘”的模糊认识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在现实中看到和听到各种现象时,这种认识就会形成真情实感吸收在头脑和身体当中。例如在跟父母去澡堂和温泉浴场时,看到大人都遮挡前面却对屁股毫不设防。另外,在体罚时常见撅起屁股挨打的情景,这在西方童话书中出现较多。从这些现象都能感觉到人们对屁股并不重视。还有走在街上突遇疾风时,女性必定首先按住裙子前摆,而后摆则是次要。这些现象毫无疑问都是显示“前面比后面重要”的证据。不过,如果说到为什么前面重要这种具体的问题,四五岁的幼童并不清楚,只是从大人的行为方式中察觉到似乎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幼童来说,“前面比后面重要”的认识是个相当重大的意识转换。从切实感受到这一点开始,幼童的关注即转向前面,并以此为诱因产生了新的疑问,再过些时候就会导致对性的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奇心从后面转向前面或许应该说就是幼儿期“性的感兴”的出发点。在知道前面重要之后,伸夫的关注点即迅速向前转移。当然,自己那个东西随时可见可触,所以没什么不可思议,只要能接受也就如此而已。可是,女孩的前面又怎样呢?是像自己这样突出呢,还是凹陷呢,还是别的东西呢?想象的翅膀渐渐展开。不过,虽说是想象,却也只是从对前面感到神秘开始而已,其展开的空间有限,还联系不到性欲和生殖等具体的认识。即便如此仍能意识到有所不同,这既是切实感到这个世界上有男女存在,也是对与自己不同性别的存在予以接纳。伸夫跟母亲一起进浴室洗澡,会不经意地观望母亲的前面。正如所想,那里被黑黢黢的体毛遮盖,可再向下却似乎空无一物地向后连接到臀部。与其相比,父亲的那个东西则堂而皇之地悬在胯下。因为父亲几乎毫不遮掩,所以伸夫看得十分清楚。主要由竿和囊这两个物件构成,其硕大毕竟无法以自己的与之匹敌,但形状明显十分相似。于是可以预料,等自己长大之后,完全能够变成父亲那样。不过,母亲那里的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只是得到貌似平平的印象。但是,男人和女人的前面具有决定性的不同,这个事实已毋庸置疑。不可思议的是,伸夫仅仅因为领悟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傻瓜!男的有小鸡鸡,女的可没有哦!因为俺爸的鸡鸡这么大……”伸夫虽曾如此不无自豪地向同龄的街坊小伙伴讲述,但与其说是在夸耀大人那个东西,莫如说是在夸耀自己已提前一步窥见大人的世界。虽然小伙伴们似乎听得饶有兴趣,但还是有人满脸不知所云的神情,还有的则不肯服输地夸耀说“俺爸的也不小呢”。但是,说到女人的那里却无人了解,顶多不过是“貌似平平”的认识。玩“医生看病游戏”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这无疑源自想要了解女性前部的探究心理。虽然把想用手指触摸或用细棍捅女孩私处的行为说成探究心理难免招人批评,但这毕竟是男孩的本能冲动,也是男性特征的证明。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与追踪蚂蚁找到蚁穴或捉住蚂蚱揪掉翅膀探究内部的行为相似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

                      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到了一边,夫诸则悠然地望着众人,与我相视间眼神还是那样的温和。这就是当日那只夫诸,莫炎随即又是一挥手,夫诸便消失在眼前。我注意到他的手掌上闪过一团隐隐的火光,那种感觉不像是平日常见的火,想来应该是他饲虚一派的某种能力。“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少昊之子的意思应该是用火分散穷奇的水性,使它吸收的人类土性精气剧涨,以土克水的原理将之化解。”既然形势已定,我便直入主题地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从少昊之子让我观察的方位,穷奇聚集精气元胎的部位应该是在南面它的颈部位置。虽然南为火位,但应该用什么样的火去分散水性我还没有想到。”“莫先生,您是否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晖儿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着,我刚才话语正是想引出莫炎的见解。“你们直接叫我的名字,我不过才四十三,这么称呼显得年纪很大似的。”莫炎摇头道,“穷奇身上的地水是上古水神共工留下的,要想与它对抗的话,只有火神祝融的天火才能办到。”“火神祝融?!”莫炎的话引得我们四人齐声惊呼,这简直是登天之作!这个上古传说中的神袛已距今数千年之久,要想请他老人家出来帮忙只怕大师级的人物出马也未必可行。“莫炎老兄,我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林岳第一个按捺不住了,“您别玩玄的啊!火神祝融可不是咱们养家了的宠物,吹个口哨就蹦出来帮忙的。”“你先听清楚,我并没有说过要请神。”莫炎淡淡的答道,林岳的怪话并没有引起他任何的情绪。“莫炎,你的意思是布局?”以局克局,以局降物,莫炎的说法提示了我,“‘祝融焚天局’的布局方法我看过记载资料,但对局中的主柱还不是很能参悟,你是想用这个局吗?”“少昊之子就是坏在多话,给你这个一触即发的弹簧脑子太多的机会。”莫炎尖锐的言语间不无赞许,“说的没错,是‘祝融焚天局’,局中的主柱说透了并不玄妙,只要把他放进去就可以了。”随着话语,莫炎的手指向了一个人,一个正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人。二十、升解林岳指着自己的鼻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整个脸部表情凝成四个大字——“莫名其妙”。莫炎没有多说什么,双手上下对错地平合于胸前,做了一个拉拔的动作,一股淡淡的火焰凝在了手中。火光闪动中,一只灵巧的白色小猴出现在了他的掌上。莫炎口中嘀咕了几句奇怪的言语,手中的小猴听懂似地点了点头,跳到地下对着众人打量起来。不一会,它眨了眨眼,三蹿两蹦地上了一个人的肩头,抬起前爪指着着那人的脑袋吱哇地叫了几声。“这猴崽子干嘛呢?!”林岳极度不爽地摆下头,小猴则乖巧地立即逃回了莫炎的手中。“金睛白猿,天下异种,其性为风,通晓阴阳,知得古今。”莫炎抚着手中的小猴,悠然道,“王亦凡,你应该知道它的来历和作用,其余的就不必我多说了吧?”这只白色小猴正是上古神兽中的金睛白猿,它与白泽、角瑞同属善类神品中的智囊。白泽对天下虚灵最为熟悉,曾为黄帝作天下神鬼图;角瑞的消息最为灵通,懂得八方语言,一度为五帝纵观天下;而眼前的金睛白猿则最了解阴阳五行,所以曾有“莫笑白猿自修持,尽知藏风得水事。”的说法。“刚才白猿比划了一个上圆下方的木星手势,你们之所以选中林岳,是因为他属木命?”我反问道。“对,简单的说,‘祝融焚天局’需要木命人做主柱,当柴禾。”莫炎干脆地说道。“等等,等等,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没人跟我解释啥的,就这么拿我当干柴去烧那只穷奇了,救命啊~~”林岳在一边号着。“别急,莫炎只是打个比方。”我安慰道,“局中你为主柱,引发祝融真火,继而才能造成焚天的势头。”“引火的柴禾而已,以你那种格相的木命是不会有事的。”莫炎淡淡道,白猿则表情严肃地吱哇了两声表示赞同。晖儿与S在一旁被白猿的样子逗乐了,林岳苦瓜般的脸色转作了无奈,颇有深意地瞪了莫炎一眼,低头默许了这个决定。“先走了,后天午时,城南高尔夫球场会合。”莫炎起身做了个道别的手势走向门口。“呃,你不和我们一起准备布局吗?”我急忙挽留道。“我不懂布局排阵。”莫炎一脸诚恳道,“这个局我是听别人说的。”“不是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立即减轻了他之前话语的份量,似乎有点玩笑开过头的感觉了。“信不信由你,至少那老狐狸不敢骗我……”话音未落,莫炎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王亦凡,这怪人你怎么招惹来的?”S发作道,“神神秘秘的说了几句,变只猴子出来就把林岳当御用柴禾了,到最后还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亦凡,莫炎的话可信度大吗?”晖儿走到我身边,“让林岳到那个局里做主柱,会不会有危险?”“‘祝融焚天局’的主柱不会有危险,这点可以肯定。”我解释道。“得了,都别多说了,不摆平穷奇大伙都玩儿完。那索性就按莫炎那家伙说的办,反正老凡你布局,我这百十来斤就全交给你了。”林岳打断了问答式的对话,一付慷慨就义的架势。“你小子想死还没那么容易。”我笑着给了林岳一下,两人的眼中尽是会意。……城南高尔夫球场,本市最大的一个豪华娱乐场所,来这里练习的人大多是一些富商权贵,平日里并不很热闹,但眼前的样子似乎过于平静了。今天便是与莫炎约定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提前两小时到达了目的地。驶进球场停车区的时,没有工作人员前来招呼,偌大的球场一片死沉,隐隐间我发现四周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感觉。正疑虑间,莫炎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示意我直接将车开进球场,自己则毫不客气地挤进了后座。依照罗盘的指示,我将车停在球场中的一个位置,这里便是布局的正位。“这里怎么死气沉沉的?人都蒸发了?”S跳下车四周张望了一下。“不知道,大概是咱们的莫炎老兄把这里买下来了吧。”林岳帮着我搬出后尾箱里的材料,一边答道。“嘿嘿,是不是你用什么好玩的东西把人都弄没了?”S对着莫炎道,“你养的虚灵很多吧?”“我让魇狸去四处跑了一圈。”莫炎在空气中嗅了嗅,随口道。“身上气味能让人马上进入梦乡的一种虚灵,长得和狸猫差不多。”我看了看身边解释道。“那我们怎么还醒着?”S好奇道。“因为……”我皱着眉头,“它正在我们周围边跑边放屁。”“差不多开始布局吧。”莫炎望了望天上的太阳,打断了对话。飞动的金属圆盘在地上划出了一个偌大的圆圈,圆心正中霍然聚起了一座数米高的尖椎形土堆。莫炎按我的交待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四根粗大的树干,依照方位两根一排地埋在了圆圈的东南、西南两侧。自中心后退七步,我筑起了一个半人高的方形土墩,随着脚下有规律地移动,每相邻七步便出现一个与此相同的土墩,总共七个,排成了一个大大的勺子形状。每个土墩上面各放着一个瓷碗,碗体深深地嵌入土中。一阵翻动,尖椎土堆前沉出了十字排列的五个浅坑,我从一旁的纸箱中拿出五个包裹着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并让他们一人一坑地站好。“现在已经是午时,可以开始了。”扑扑的声响中,五只活杀的公鸡落在了坑里,强烈的阳光照射在鸡血上泛出一阵殷红。一小时后,土坑被掩埋成了五个尖头的小土堆,一切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祝融焚天局,木柱双龙为火神纵横座驾,前有浴血雄鸡呈朱雀拜火,后有土星北斗筑底以腾升火势,正中火星尖屯则固主柱冲发极阳。全局布置完毕后,需要在午时吸收正阳之气,激发浴血雄鸡的朱雀拜火的小局,之后便是等待下一个时刻的来临。“心宿,古人称之为‘大火’,东方青龙之心,木龙火心取之不祥。”莫炎突然冒出一句,一行人等正吃着带来的便当,听到他的言语不由得都愣了一下。“心宿是开局的三火之一,会有什么问题吗?”我咽下口中的食物道。“只是想起别人说的话而已。”莫炎望了望林岳,便不再说话。……沉寂中,时间缓缓地移动着,漫天的星斗终于取代了太阳,闪动着布满了整个天空。“等土墩上的七盏灯全亮,我就把手里的油灯点着,面向正前。”林岳第三次重复了这句话,我点点头无声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别搞气氛,我又不是去死。”他咧嘴一笑,转身站上土堆,做了个OK的手势。土墩上的瓷碗内盛满了煤油,在晖儿和S的移动中粗大的灯芯逐个被点亮了,当最后一个土墩上亮起火光时,林岳的手中的油灯也冒起了一簇火苗。“你去左翼,我管右翼,一会可能不太平,我们俩当回保镖。”莫炎低声对我说道,说话间我们分别在两侧站立,静静地等待着局势的变化。天空中传来某种异动,一颗红色的星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渐渐地在我眼中聚出一道夺目的细线直射林岳手中的油灯,那火苗猛然灼升半尺,嗤嗤有声地晃动起来。与此同时局前五个土堆的尖头上也耀出红色的光点,在不足一寸的高度上汇作一道红线连向油灯,那半尺高的火苗又是一蹿,足足涨出一尺的高度。整个圈内一片红光冲天而起,在七星土墩间回旋掠过,围绕一周后向着前方疾射去。不多时,耳畔传来一阵低低的嘶吼声,像闷雷似地在胸腹间轰爆开来,我不由一阵气血翻涌,顿时觉得五脏六腑像错了位一般。“天地人三火汇聚,祝融焚天局引起穷奇的反应了。”莫炎翻手燃起一团淡色火焰,甩手抛入空中,那火焰在半空爆裂成一片火花渐渐散开。深吸一口气,我定神望去,半空中隐隐出现一只巨大而狰狞的虎头,那就是穷奇!它摆动着脑袋不停嘶吼,脸上尽是痛苦和愤怒。“它现在很痛苦,也很愤怒。”我说道,“今天之后,它就可以真正解脱了。”“同情心还是放在完事之后再说,现在反击的力量……”莫炎冷冷的话语被一阵寒气打断了,穷奇头下的位置涌来一股黑蓝色的光芒,避开红光迂回地向着局内攻来。“晖儿,你和S守住局后的七星灯,不要让它们灭掉!”七星灯一灭,局内的祝融天火便会四泄,那时穷奇的地水之气直接攻入局中,水火相交之间我们连骨头都不会留下。喊声中,我迅速在圈外聚成一道半围的土墙,将地水之气堪堪抵挡在了外面。晖儿和S低伏着身子,在土墩间注视着七星灯的火苗,不断地拨弄着灯芯防止熄灭。莫炎也不敢怠慢,抬手转身在土墙上布下了一圈一人高的火焰。那淡色的火焰看似很弱,与墙外的地水之气交碰之间却发出了震耳的嗤喳声,大片的白色烟雾在空气中弥漫着,使人仿佛置身于火山蒸汽之间。穷奇又是一阵大吼,局中的红光在吼声中再度暴盛,但地水之气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反倒更为汹涌地漫延起来。土墙的高度节节攀升,几乎将整个局包围了起来,莫炎的火焰则攀附在土墙上防止溢入的地水之气。即便如此,冷热交加的感觉还是变本加历地向我们袭来,尤其是土堆上的林岳,此刻的脸色已是半边赤红半边青紫。“祝融天火的力量不该这么弱!”莫炎的喊声在一片嘈杂中传来。现在的局势完全不利于我们,难道是遗漏了什么?!环视间瞥见七星灯的火苗,那火势不断上窜,竟超过了林岳手中的主柱油灯。难怪祝融天火如此不敌,原来是土盛火败了!脑中一片通明,一转念四周的土墙顿然消失。“穷奇在和我们玩心理战!”我冲莫炎大吼,“撤掉火焰,别让你的灵火掺杂到祝融天火里!”莫炎毫不犹豫地摆手撤回了灵火,静立在那里注视着圈外咆哮扑来的地水之气。局内的红光猛地大闪数次,竟而暗淡了下来。一阵炙热的感觉蓬然而生,红光竟有种半粘稠的感觉,身周流动着的仿佛是火山中的岩浆。祝融天火!这便是成形了的祝融天火,它蠕动着聚成了一团,在局前渐渐形成了一个硕大的鸟形。隐隐的长鸣中,一只朱雀自局中飞起,在它暗红的双翼挥动下,汹涌而至的地水之气全然化作了飘渺的白雾随风飘散。朱雀在空中盘旋了数圈,长鸣一声,猛然挥翅直冲,化作一道暗红的箭镞飞射向庞大的穷奇。一阵嘶吼轰鸣,空中不断地弥漫起团团白雾,其间隐约夹杂着无数黄色光点自空中飘飞散落向城市的各处。“穷奇吸食的精气已经散落出来,它的本体支撑不了很久。”莫炎说话间有些气喘,刚才的水火互搏耗去他不少的气力。“也许我们高兴的太早了……”就在莫炎话语未落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足以打消胜利喜悦的景象——水牛般大小的穷奇正怨毒地在局前注视着我们!莫炎见状下意识地嗅了嗅,立即甩手打出一个火球,那火球奇妙地悬在半空,发出了淡淡的光芒。光芒下,穷奇的身形更为清晰,头部的虎纹已被灼烧出几处斑痕,一对肉翅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了两块残缺的根骨支在体外。它甩动了两下蛇尾,口中低低地发出了一阵喉音,眼中的怨毒愈加深了。“你比少昊之子预料的要聪明。”莫炎对着穷奇说道,“竟然可以散去土性精气,保住本魂元胎。”听到话语,穷奇张口怒吼了一声,虎扑一下窜入了局中,它的目标不是莫炎和我,竟然是站立在土堆上摇摇欲坠的林岳!未等我反应过来,莫炎已先一步拦住了穷奇,双手开合间身前多出了四只长着利爪的猪形虚兽,口中如狗一般地吠鸣着扑向穷奇。“土兽狸力!”这四只操土阻水的狸力并不是上前扑抓穷奇,而是环绕奔跑着将它逼住。跑动中,狸力那粗大有力的脚爪不住地刨起泥土,很快便潜入了地底,而穷奇的身周则围起了一道土圈。地面一阵波动,穷奇脚下的泥土突地崩溃出一个大坑,四只狸力自地下跃出,飞速地用脚爪将堆起的泥土填入坑中,它们是要活埋穷奇?!“灵火入地诀!”莫炎左手叠在右手背上,五指交相扣拢,大喝一声击向地面。坑中一阵火光闪动,填平的泥土猛然翻动,火光中泥土的颜色尽数化作金黄。看来莫炎是要用灵火造出的土来震杀水性的穷奇,趁着这个空档,我探视向局后,七星灯处的晖儿和S已躲在了土墩后面,两人所幸无恙。转身来到林岳面前,刚想去扶他,却被脚下的大震弄得险些摔倒。空中爆散下无数泥土,坑中的穷奇不知何时跃上了地面,身后的蛇尾暴长数尺,如铁鞭般扫向四只狸力。莫炎不及召回,只见穷奇几个起落瞬间便将周遭的狸力抽断作数块。我不及细想,迅速在穷奇身边筑起了四道土墙,意念狂催中一个方形的壁垒将穷奇死死地禁锢了起来。莫炎翻手一分,手背贴紧地面,掌心向天,双手食指中指收拢,猛地抬起:“灵火飞天诀!”顿时强光四起,我加力收紧黄土,只听砰地一声大响,壁垒如炸弹般爆裂开来。一阵灰土飞扬后,地面上现出了一个放射形的凹坑,那穷奇早已被炸得不知去向。“总算摆平这家伙了。”S拉着晖儿来到近前,兴高采烈地欢呼道。莫炎和我双双瘫坐在地上,疲惫地对视了一下,眼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欣赏和赞许。晖儿在一旁关切地探视着我身上的灼伤,S转身去扶林岳,后者则摇手示意自己没事。就在众人喜悦间,一股阴寒的气息慢慢地在凹坑内聚拢,等我觉察的时候,穷奇竟再度出现在了面前,它的身旁流动着比刚才更为黑蓝的光芒。这家伙是不死之身吗?!疑问中带着懊恼,我站起将晖儿拉向身后,莫炎也机警地翻身跃起,一付如临大敌的架势。“它在聚集地水之气。”莫炎低声道,“没有土性精气的克制,地水之气会更厉害。”“林岳,还得麻烦你撑一会。”我沉声说道,林岳的状况不容乐观,似乎方才的水火相搏中,他被力量的反噬伤了内脏。“死不了~~”身后传来他那玩世不恭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十分的坚定。与莫炎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摆手间在穷奇的身周布下了一道飞火印阵,凹陷的泥土上呈现出七道深深的飞火印。莫炎将双手合拢胸前,食指曲绕在中指之上,指端向前缓缓推出:“灵火烈风诀!”一股夹杂着火焰的疾风扑掠向飞火印阵,飞火印爆闪出七道刺眼的光芒,疾风突转着将光芒散布开去,形成了一蓬灼热的烈焰裹住了穷奇。黑蓝光芒仿佛有生命一般地围绕着穷奇的身侧,抵挡着烈焰的侵袭,张合吞吐的气势竟渐渐占了上风。呼地身后传来一阵灼热,回首望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
                      姓名明官职省籍
                      张凤翔兵部侍郎山东1,5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1,4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1,2
                      左懋第吏科给事中山东
                      成勇南京御史山东
                      叶廷秀兵部主事、尚书山东
                      高有闻尚宝司少卿山东1
                      左懋泰吏部员外郎山东1
                      李化熙总督山东1,4
                      沈迅兵科给事中山东
                      毛九华御史山东
                      黄宗昌御史山东
                      郝纲分守道丞山东1
                      任濬巡抚山东4
                      杨士聪谕德山东
                      耿章光兵部员外郎山东
                      孙昌龄吏部郎中北直隶
                      冯杰给事中北直隶
                      韩四维谕德北直隶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王家祯兵部侍郎北直隶
                      李春蓁御史北直隶
                      张三谟大理寺卿山西
                      王守履工部郎中山西
                      张煊御史山西4
                      张鹏云巡抚山西
                      阴润吏科给事中山西
                      张希夏礼科给事中山西
                      李化龙户科给事中山西
                      张第元太常寺少卿山西
                      陈奇瑜总督山西
                      练国事巡抚河南
                      郑二阳巡抚河南
                      李政修副使河南
                      丁启睿总督河南
                      丁魁楚总督河南
                      资料来源: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21页。1.这些人也出现在王鳌永所荐官员表中(见前表)。2.先降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3.在北京分别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4.在地方上投降,接受大赦,或在顺治帝进京后被推荐的明朝文官。5.北京陷落后,其领土被占时投降的明朝文官。多尔衮对大多数推荐都接受了。李化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来在1647年被擢为刑部尚书。孙之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谢启光为户部侍郎。任濬也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为刑部尚书。8月24日,谢升受诏陛见,被召入本内三院为宏文院大学士,由此又迁至吏部尚书。多尔衮还采纳了王鳌永“宽免”该省赋税的建议,以此作为对整个山东地主集团的奖励。在1645年,多尔衮又同意了孙之獬的在较长时间内减轻赋税负担的请求。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年和1645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629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因而,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164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了这年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365名,占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1646年各省进士统计
                      省份人数百分比
                      直隶9525%
                      山东9325%
                      河南8723%
                      山西8122%
                      陕西82%
                      浙江41%
                      江南21%
                      福建11%
                      湖广11%
                      辽东11%
                      总计373100%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181页。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海,去了浅草的某家饭馆喝酒。和尚喝般若汤[23]这事儿,大家在落语[24]跟小笑话里都常有耳闻。不过那说的都是酒肉和尚,他们连寺里的经书也不怎么了解。这位在人们眼中身为候补管长的高僧就截然不同了,他不会把自己喝成八先生、熊先生那样,给人拿来当落语里的笑柄。这位前辈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首先就是他那副慈颜,那是世上少有的慈颜中的慈颜。他总是面带浅浅的微笑,就像暖春的轻风,悠然自得。嗓音也是柔柔的,就算喝醉也很少大声嚷嚷。他潇洒地调笑女服务生,灌龙海和按吉喝酒,却不会主动去灌自己。于是这位候补管长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了茶馆[25]的大门。这位候补管长可怜这两个小沙弥——他们没醉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女人,醉了以后谈论得越发热烈了,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女人,开不了悟,真是极其可悲,因此也就萌生了恻隐之心。高僧打算教授他们具体该如何享受女色,如何把握享受女色的度。来了几名艺伎。大家都跟候补管长有着多年交情,众人聊演戏、聊旅行、聊恋人,除了佛经以外什么都聊了。到了深夜,一群人一起在一间茶室里睡得横七竖八。天亮了,大家洗了洗脸,换上和服,候补管长帮女人系好和服带子,动作之熟练让两位小沙弥目瞪口呆。龙海和按吉并不是不感谢候补管长的一番好意。这确实是一番纯粹的好意。他尽量把这两个愚昧的小沙弥引向开悟,而且还故意采用召伎这种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来引导后辈,真是一番苦心。然而两人却无法释然。不知怎的,两人心头总笼罩着一层吹不散的阴云。“我心里怎么就是过不去呢?”按吉问龙海。“何止过不去!简直臭不可闻!”龙海气得浑身直哆嗦。两个人彻底颓丧消沉,在街上失落地游荡了一阵子。两人首先能想到的是:既然都能做到那个份儿上,为什么不干脆堂堂正正跟女人一起睡觉呢?然而问题绝不在这里。按吉认为,和尚即便堂堂正正跟女人睡了觉,也绝不可能就因此朝气蓬勃。这种散不去的奇妙毒气不光是跟不跟女人睡觉的问题,而来源于更根本的东西。和尚们只把女人当成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会守身如玉,只是在守自己的性欲而已。然而,俗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为女人不惜付出生命,做尽一切愚蠢之事,舍弃名誉,舍弃情义,执迷不悟。在高僧所认知的女性里,并没有这种让人爱得发狂的女性。按吉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谁对谁错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他深刻体会到:只要还有沉迷之心,就只能沉迷到底,无可救药。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再看那些没有慈眉善目、没有散发阵阵毒气的人,就发觉这些人很脆弱——他们似乎下一秒就要为女人痴狂,抛弃情义丢掉性命。有那么一天,按吉在学校大门前捡到了一张传单。从那一天起,到报名截止日期为止,按吉都在认真地思考。他渐渐想去朝圣了。按吉想,干脆下定决心,成为横跨沙漠的一分子吧。他觉得只有到了那里,他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存在。他莫名感觉到一种近乎乡愁的、强烈的冲动。报名截止当天,他下定决心去了丸之内大厦。接着他来到了公开课的会场入口。他又犹豫了,在门前来回走了三趟。然而,他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他就转身下了楼梯。因为他在来丸之内大厦的路上,在电车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美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心强烈地悸动了。于是,他觉得想去阿拉伯的那些念头都假得不能再假了。他一边下着丸之内大厦的楼梯,一边为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做了件真实的事情而感到亢奋。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今后,我也得一直这么做下去。”自那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开悟。龙海在正要偷渡去巴黎之前迷上了个女人,于是从此行踪不明,生死不知。[1]指关东大地震,又称关东大震灾。是一场在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上午11时58分,发生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地震灾害,里氏规模高达7.9,又称东京大地震。——译者注[2]卡尔·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3]这里说的“主义人士”是“二战”前期和“二战”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分子。[4]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译者注[5]现在的东京大学,原称日本帝国大学,简称“帝大”。——译者注[6]旧地名,今北海道西南部和安平町北部。——译者注[7]越南语旧时的称呼。——译者注[8]日本传统表演剧目。——译者注[9]能乐剧目《翁》里开头的唱词,语意不详。——译者注[10]指平贺源内,江户中期的人物,多才多艺,身兼诗人、发明家、医生等多职。——译者注[11]今大阪府堺市。——译者注[12]原文写出来是“洒落臭い”,其日语发音和“社乐斋”一词相同。——译者注[13]佛教用语,本意是指慈悲的誓愿。现一般多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成的悲壮的心愿。——译者注[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犹太人。——译者注[15]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之职(首长)。——译者注[16]原本是佛教对高僧长老的敬称,在日本也引申为对天主教枢机的敬称,意义等同于殿下或阁下等对世俗人物的敬称。——译者注[17]原作为《DieWelsseSklauin》,德国作家ElisabethSch?yen著。描写了惨遭国际人口贩卖组织捕获的退役海军少佐之女春满子的故事。——译者注[18]为了打破有些人的执迷,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后用于形容高僧严厉教导和警示修行者。——译者注[19]是日本集体住宅的一种形式,一般为一层(也有两层),各个房间并排挨在一起,共享墙壁,走廊相通,共用厕所等设施。类似于我国当年的筒子楼。——译者注[20]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译者注[21]1钱等于十分之一日元。——译者注[22]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23]和尚称呼酒的隐语。——译者注[24]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25]这里的茶馆指“待合茶屋”,过去曾是召妓女和艺伎的地方。——译者注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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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村子出了一个陆军大佐和一个海军大佐。陆军大佐小野在南方战死,海军大佐佐田在战争结束后回了村子。我就是那个海军大佐。我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村长。碰巧上任村长病死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大家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了。大家说,只要去村公所,坐在村长位子上就行。然而在我印象中,我舅舅当村长的时候,如果有事村公所打杂的就会来接,若非如此,他就会成天在家里下围棋。我把这段回忆讲给了我的助理羽生,跟他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妨试试。他回答说:“您也知道,这仗打完了以后世道完全变样了,哪怕在咱这种小山村,也有像城里那样喜欢到处讲理的人,虽说挺麻烦的,还是烦请您做到每天按时上班。您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在村公所下一整天围棋。”“不,我对围棋什么的都没有兴趣。搞搞园艺,整整田地这点乐趣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一旦确定每天要来上班,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苦事儿了,况且这应该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就这么轻率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村里的小学因为去年起了一场怪火,全都烧没了。幸好新建没多久的初中还没烧干净,就暂时在初中和寺院实施轮流上课,目前好歹还搭了个木板房当校舍,之后就该动工盖真正的校舍了。然而,资金方面却搞不定,没人想当村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可是,没有村长这事儿也没法搞,所以助理和村公所的委员们找到我,说新建学校和资金的问题全都他们自己弄,不用我操心,所以麻烦我来当村长。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头衔也会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事务也都由助理代办。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村长。原来如此,世上这种村长应该不少吧。我也就大笑着当了村长。从我刚上任起,小学的事儿就很成问题。等我实地考察后,才渐渐发现这件事运作起来要比操纵军舰困难得多。在南方战死的陆军大佐小野的女儿原先一直在这所小学当老师,这位女士在村里风评相当差。不过她父亲是她父亲,她是她,尤其他父亲跟我都是军人,我也就没见外。想着谈一谈多半就能相互理解,私底下还很期待与她见面。有一天,她往村公所打了个电话,说有话想当面跟我谈,让我来学校一趟。羽生助理有事出去了,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商量这事的人,正好又该下班了,我就决定去学校看看。冬日傍晚,刮着凛冽的寒风。校工把我领到办公室,有位女性肩披外套,正蹲在火盆边取暖,这人就是她。她看到我,轻轻点头致意。“太无聊了,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值班。又没有别的事可干,烟也抽完了,就捡烟屁股抽,初中办公室的火盆我也翻了个遍,想敲竹杠也没有人可敲,正想着会不会来个笨蛋给我敲,突然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村长,您好吗?村公所有意思吗?”“你捡烟屁股抽?”“对,用旱烟袋抽。”“哈哈,你平常就把旱烟袋挂在腰间呗?”“怎么会,我是从男老师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有烟吗?”我并不讨厌她。原来如此,她跟大家说的一样,没什么礼貌,但是位很直率、很有意思的女性。我从怀里拿出了香烟递给她,她笑着接过去,非常高兴地说:“不出所料,真好骗。可能是我坑他们太多回了,只有其他村子里的人才会给我烟抽。”“你这么喜欢抽烟吗?”“废话。要不还能干些什么?”“看书吧,身为教育者也需要读书。”“小学老师有武力就够了,另外就是要有以物易物的概念吧。付出就该有回报,虽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不过我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东西我基本都可以拿吧。难道烟这玩意还要钱买吗?都跟不要钱似的。”“你拿钱买什么呢?”“我那点儿钱哪够买东西。来,你看看,这就是二十五岁未婚女性穿的衣服!胸口,胳膊,连裙子上都是补丁。胸口和胳膊还是小孩拿小刀割的。我也想穿尼龙袜子,你看,这袜子,比残兵败将的袜子还要寒碜。”“没那么惨,这袜子在这村子里算华丽的了。换条灯笼裤,不穿裙子就用不着袜子了。絣织的衣服开个线,打个补丁倒不显眼,不过你这身衣服穿起来,却跟蝾螈开膛破肚了似的。”“真会说话,这村子里的男人比东京报纸还会耍嘴皮子,尤其是在挑女人毛病的时候。好像这村子里的男人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打倒女人似的。”我跟小野真理子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没过多久,值班的男老师来学校了,我也就准备告辞,可那个男老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宿敌似的冲到我面前,逼问我说:“我们今年就要靠这临时盖的木板房过冬了吗?窗玻璃基本都碎了,您是没看见吗?教室地板也都没铺。等积了雪,教室里就该满是泥泞了。您是要让孩子们在这种地方学习吗?!”他打开门,给我看了看教室内部。我没回答他就走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在这村子里生活,所以跟他人的话题自然也很有限。但没有想到临时校舍连地板都没铺,也不知道窗玻璃大部分都碎了。那男老师对我这个长辈说这种话虽说是有些出格,不过这番质问也没什么错。我打算第二天跟羽生助理谈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应急处理一下。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助理早就在那等着我了。“您昨天去了小学是吧。您跟那女老师做了什么,跟那位堕胎老师?”他怒气冲冲地逼问我。我不知个中缘由,就回道:“这村子不准村长跟女老师说话是吧?”“您还给那人香烟了是吧,一根香烟?”“我看她没烟抽,就给了她一根。”“她一直都没烟抽呀。要不您就一直给她?身为村长,给那个堕胎老师香烟。”“堕胎老师是什么?”“就是堕过胎的老师啊。村里人都这么叫她,没人叫她的名字,连小孩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只要给她根烟抽,她可能就会陪你上床,是比妓女还不如的浪货。因为那人在这村子里当老师,所以小学就是伏魔殿[1]。”“伏魔殿?指的是宫殿吗?魔王是谁呢?”“区区一个原海军大佐的话,连魔王都当不上啊。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干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再没有比他这几句更能侮辱我的话了。没错,我是个连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我被编入了预备军。在这种缺人缺到随便拉个人就上的关键时刻被编入预备军,不就意味着上面认为我非常无能吗?!要是晋升到少将才当的预备军,心里还能好受一些,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我茫然自失,也因为这份奇耻大辱动过自杀的念头。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羽生说道:“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

                      们不听父母的话,这连想都不会想一下。”“别绕弯子,太太。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奥莱莉娅拒绝玩下去了,她不会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有将事情的后果向她展示吗?难道你没有告诉她,她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你的处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旦巴托罗缪收养了他姐姐康司坦扎女士的儿子,并且让康斯坦扎女士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什么都说了。”“但是理由是什么?即使对于一个女人,她每做一件事也都是有理由的。”“她现在相信,因为上帝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干预了事情的发展,她才没有犯下那个该死的罪孽。”“罪孽?”马基雅维里吼了起来。在激动之中,他忘记了他们现在谈话的场所是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个殿堂是要求人们持有基本礼节的。“不要对我发火,尼科洛大人。让一个母亲去说服自己的女儿做违背她良心的事,是不合适的。”“太太,别怪我粗鲁,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而她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你的职责是向她指出,当面临两件坏事,而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件的话,不仅理智,就连上天也会让我们选择一件危害性小一些的坏事,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会拒绝犯下一桩小小的罪过,一桩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快乐,并且最终带来一大善事的罪过?”“这没有用,大人。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倔得像一头骡子。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希望我转告你,为了纪念你对她表示的兴趣,她会保管和珍视你给她的精致的手套和围巾,但她以后不会再接受更多的礼物,也希望你不要再送了。她另外也希望,从今往后,你不要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恳求与她见面了。在我这方面,我将会永远充满感激地记住你的善意,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弥补你所经历的折磨。”她停顿了一会儿,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对你这样一位睿智和见过世面的人而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女人是善变和不确定的。如果男人抓住了时机,即使一个谨慎的人也会接受情人的拥抱,但是如果他错过了时机,即使是一个荡妇也会拒绝他。我要告辞了,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卡特琳娜朝马基雅维里施了一个屈膝礼。凭着自己的洞察力,一位旁观者也许能看出这其中的嘲讽、不满或在这种情形下尚未缺失的起码礼节。行过礼后,卡特琳娜就走了。马基雅维里实在是越发不明白了。第二十六章尽管他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当中又做了不少努力,等到他再次见到奥莱莉娅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快要离开伊莫拉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他的工作让他一直很忙,无暇去为这件令人失望的事而烦恼。据报,叛乱的首领们彼此间争执不休,不过到了最后,大家全部签署了那份阿加皮托给马基雅维里看过的文件,除了佩鲁贾的巴利昂尼。巴利昂尼告诉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全是一帮傻瓜和受了欺骗的人。当他发现余下的人决意不计代价和公爵讲和时,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座教堂。公爵指定帕格洛·渥西尼为厄比诺的总督,厄比诺根据协议的规定又归还给了公爵,为了奖励渥西尼说服其他首领签署协议,公爵又赏了他五千杜卡特金币。维泰洛佐写了一封谦卑的信,在信中他请求公爵原谅他过去的行为。“这个叛徒过去在我们的背后捅了刀子,”阿加皮托说,“现在他以为说一些好话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是公爵看上去挺受用。看上去他已经打算让不愉快的往事过去,重新赋予那些悔过的首领们以信任。他的可亲的态度在马基雅维里眼中显得颇为可疑。于是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信中说,要猜测公爵内心想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而要准确地去了解,那简直就不可能。现在他有大批部队在他的支配之下,很明显他也会使用他们。有谣言流传,他正在准备离开伊莫拉,然而他究竟是准备南下讨伐那不勒斯王国,还是北上攻打威尼斯,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让马基雅维里担心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比萨赶来,向公爵奉献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花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和士兵的生命去企图夺回这个城市,因为拥有这个城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有着重要的商业上的必要性,而一旦为公爵所占有,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上看,都是危险的。卢卡就在附近,公爵提起这个城市时,谈论的方式让马基雅维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卢卡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一个让贪婪之辈垂涎欲滴的地方。如果他先占有了比萨,之后再据有卢卡,佛罗伦萨就危如累卵了。在一次和马基雅维里的会面中,公爵又一次地提到了和佛罗伦萨签订军事雇佣协定的事,马基雅维里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使节,吃力地向公爵解释执政团方面不肯授予公爵指挥权的犹豫,总的目的是想将事情说明白,但又不想让公爵感到受了冒犯。总的来说,事情很简单明了,他们不想让自身处于这儿一个不受约束的,他们有理由不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公爵很平静地听着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很明显,不管他那颗英俊的脑袋中转的是什么念头,除了发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威胁之外,他还不准备对佛罗伦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在结束会见的时候,公爵告诉马基雅维里,他的部队要开拔到塞斯纳,一旦到了那里,他会做接下去他应该做的事。十二月十日公爵带着他的部队向福力开拔,两天后抵达了塞斯纳,马基雅维里作了必要的安排去跟随公爵进发。他派了皮埃罗和其中一个仆人先走一步,去目的地找到住处。然后他向几个在这段驻节伊莫拉的时间中给予帮助的人致谢和道别。这时的伊莫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因为公爵庞大的宫廷和其他那些攀龙附凤的人全跟着公爵走了。最后他去向巴托罗缪告辞。巴托罗缪正好在家中,见到马基雅维里之后把他带到了书房。胖子以他那常有的爽朗热情接待了马基雅维里,他已经听说了马基雅维里即将离开伊莫拉,于是他用最美好的辞令表达了他的遗憾之情。他表示说,他是多么地享受与马基雅维里这么一位杰出的使者交往,又是多么地遗憾于,从今往后,他再也不能和后者时不时地下上一盘棋,也不能伴着他所能提供的薄馔,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和他的家人了。马基雅维里,在他这一边也表达了一些适当的敬谢之意,然后,带着几分尴尬,马基雅维里提到了他心上的那些事。“我说,我的朋友,我来这里不仅是要感谢你所有的支持和善意,也是为了向你拜托一件事情。”“你只管说就行了。”马基雅维里苦笑了一下。“我欠你二十五个杜卡特金币。我现在没有现钱可以还你,我不得不请求你再等上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十五个杜卡特不是一个小数目。”“慢慢来,不着急。如果你不方便归还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归还呢?把它看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别把它看成是借款。”“你没有理由要送我这份礼物。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去接受来自于你的这件礼物。”巴托罗缪将身子靠在椅子里面,发出了一阵响彻厅堂的大笑。“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猜疑?这不是我的钱。我们可敬的公爵了解到,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你又有不少工作上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他估计你手头会有些拮据。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执政团很小气。我收到公爵司库的指示,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相应提供,如果你问我要了两百杜卡特,而不是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也会一样给你的。”马基雅维里脸色变白了,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如果知道钱是公爵给的,说什么我也不会收那些钱。”“公爵了解你的操守和谨慎,也钦佩你的公正无私,所以他让我来完成这件事,他很钦佩你的机敏和警惕。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将这件事就这样隐瞒下去,以至于你不知道公爵对你有这么一个慷慨和无私的姿态。”马基雅维里克制住了那些已经涌到他喉头的脏话。他一点也不相信公爵的慷慨,也根本不相信他会无私。他以为凭着二十五个杜卡特就可以买来他的善意吗?马基雅维里的薄嘴唇紧闭着,于是他的嘴看上去只是一条线而已。“你很惊讶吗?”巴托罗缪笑着问道。“公爵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他是一个伟人。我们这些有幸能为他效劳的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为后世所铭记。”“我亲爱的巴托罗缪,”马基雅维里说道,“伟人们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并不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因为那些文人们用来记述他们那些丰功伟业的美妙的文字。如果修昔底德没有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舌写下那些个著名的演讲,伯里克利在历史上也只会是一个名字而已。”说到这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你不能不见一下我们家的女人们就走。如果不能向你告别,她们会很难过的。”马基雅维里跟着他进了客厅。他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似的堵得厉害,他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加快了。妇人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客人来,所以只是穿着平常的服装而已。看到马基雅维里时,她们被吓了一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她们站起身来,行了一下屈膝礼。巴托罗缪告诉她们马基雅维里正准备启程前往塞斯纳。“你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卡特琳娜失声喊了一句。因为马基雅维里确信她们没有他一样能过得很好,所以他只是勉强地苦笑了一下。“尼科洛大人要离开伊莫拉这个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可供旅行者消遣的地方,心里一定是高兴的。”奥莱莉娅说道。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就听出了她说话口吻中的恶毒意味。她说完就继续去绣她手中的那件花色颇为精致的衬衫了。那件衬衫的料子还是他从佛罗伦萨给买的。“我不知道我应更钦佩你哪项品德,奥莱莉娅夫人,”他答复道,“你的耐心还是你的勤劳。”“人们说人如果闲下来,魔鬼就会给他们找活干。”她回答说。“有的时候,魔鬼给人找的活也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危险。”“那就更有魅力了。”“但是审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基雅维里不是很喜欢别人在辩论中占他的上风,所以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挖苦的口吻反驳。“人们说,谚语是大众的智慧结晶,但是大众往往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奥莱莉娅今天状态并不好,近来天气不好的时间长了一些,她有些日子没有染发了,头发的根部露出了黑色。旁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今天早上的梳妆打扮很草率,她施的脂粉并没有将她的橄榄色皮肤盖住。“这个女人到了四十的时候,她不会比她的老娘有更多的吸引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道。稍坐片刻之后,马基雅维里起身告辞。他很高兴他又见到了奥莱莉娅。他还是垂涎于她的,不过他的欲望不像以往那样时常涌动,令人躁动不安了。他不是那种在晚餐的时候,没能吃到他期待的肥鹌鹑,就不吃放在他前面的猪肘子的人,当他看到奥莱莉娅追不到手时,他就和一些通过巴伯里娜介绍认识的年轻又不太昂贵的女人苟且了几回,以此消消他的欲火。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奥莱莉娅这件事上,他遭罪的原因是,一方面他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的虚荣心受了挫折。他最后下结论,觉得奥莱莉娅是个愚蠢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的话,她不会因为马基雅维里让她等了三个小时就上床睡了;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也不会认为和他上床是一件罪孽,要这么认为至少也要到完事以后。如果她和他一样见多识广的话,她就会了解,不是那些令你投降缴械的诱惑会令你后悔,而是那些你成功地抵制了的诱惑会使你感到懊悔。“好吧,巴托罗缪一旦收养了自己的侄子们,就活该这个女人去消受了。”马基雅维里心里说道。“她想起自己是个傻瓜时,她就会后悔了。”第二十七章两天以后他来到了塞斯纳。公爵的炮兵正在接近这座城市。他的部队兵强马壮,另外他手上也有不少钱。很明显有什么事情正在计划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尽管坊间有着各种忙碌的活动,在空气中却有着那种地震来临前的死一般的静寂。因而人们都坐立不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人们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房子也震动起来,抖动的响声震撼着人们的耳膜。马基雅维里两次求见公爵。公爵谢了他所表示的礼节,但是捎口信说,如果他需要见马基雅维里的话,他会召见他的。马基雅维里也不能从公爵的幕僚那里获得任何消息。他们重复着说,在准备好行动之前,公爵是不会透露他的想法的,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则又是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很明显,他们对于公爵的计划就如同任何其他人一样蒙在鼓里。马基雅维里病了,浑身疼痛,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请求将他召回,派遣一位新的大使,并授予其更大的权限。新大使的权限要能够超过执政团所愿意赋予马基雅维里的授权。马基雅维里到了塞斯纳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他正在通向公爵所住的王宫的路上,他发现所有的法国将领都在那里。他们都十分地愤怒和激动。看来他们突然接到了命令,公爵要他们在两天之内撤军回法国。他们对于这项突然的解聘非常愤怒。马基雅维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公爵为什么要走这步棋。他在公爵内廷的朋友们向他透露,公爵无法再容忍这些法国人了。他们所带来的麻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价值。但是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打发走,而剩下来的部队将无法与那些雇佣军将领手下的部队相抗衡,又看上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渥西尼、维泰洛佐、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等人的部队,不久前刚刚叛离了公爵,只是最近才不情愿地归顺了公爵,所以公爵对他们肯定是不会太信任的。有没有可能公爵目前信心大涨,以至于要向法国国王显示,他可以不需要他的帮助呢?法国部队走后没几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于马基雅维里这样一位研究人性和政治的学者而言,是饶有兴味的。拉米洛·德·罗尔卡被召到了塞斯纳,此人一直对公爵忠心耿耿,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和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担任罗马尼阿的总督有一些时间了。但是他的残忍和奸诈招致了人们的仇恨和恐惧。最后,当人们无法再容忍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派了代表到公爵面前陈情告状。于是当拉米洛赶到的时候,他遭到逮捕,被投入了大牢。圣诞节那天早晨皮埃罗将马基雅维里早早地叫醒了。“快去广场,大人,你会见到一幅值得看的场景,”他说道。他年轻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告诉你。广场上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很震惊。”马基雅维里没用多久就穿好了衣服。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雪,清晨天气很是阴冷。在广场之上,雪地上铺了一条席子,上面放着拉米洛·德·罗尔卡那被砍了脑袋的尸体。尸体穿得很正式,挂满了各种勋章,绶带和其他装饰物。双手还戴着手套。不远处竖着一根柱子,上面插着他的脑袋。马基雅维里从这一幅骇人的场景中转过身去,慢慢走回他的住所。“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大人?”皮埃罗问道。“这人是公爵最勇猛的将领,别人都说公爵信任和依靠这人,远远超过其他人。”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公爵很高兴能这么做。这显示他能够根据他手下那些人的功过把他们抬上去,或者拉下来。我估计公爵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用了,所以就很高兴通过司法的手段来显示一下公正,表示他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坊间都相信拉米洛是卢克莱齐娅·博尔贾的情人,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你要是切萨雷·博尔贾妹妹的丈夫或情人,你可就危险了。他很爱她。她的第一个丈夫,焦万尼·斯福尔扎,差点惨遭毒手,只是在卢克莱齐娅警告他公爵下令要他的命之后,才仓皇跑掉,捡了一条命。他跨上一匹骏马,没命地飞奔,直到他到了皮萨罗境内,方才脱离险境。当甘地亚公爵的尸体从台伯河中被捞出来时,据报告说身上有九处伤口,而且被认为也是公爵下的命令。理由是这人也喜欢上了卢克莱齐娅。佩德罗·卡尔德龙,那个来自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公喝错春药让我高潮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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